“是的，可那是在德莫普利斯呀！我的老天！”我当时想，“那些人认为我很聪明，他们觉得我有两下子。”
那个夏天，我去波士顿参加“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议。坐火车赶到纽黑文后，立刻去了耶鲁大学招生办——我想知道他们为何录取了我。我想通过问些问题，也许能得到我想要什么的答案以及明白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耶鲁大学招生办主任找出我的文件夹，问：“你啥意思？看，你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很多科目都是100分，你的平均成绩几乎是100分！”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要与东北院校的那些预科生竞争的情况下，来到了耶鲁大学，开始了比任何人都更为艰难的耶鲁学习生活。记得有一次临考前，有个同学说他打算花5小时备考。他说：“这次花5小时备考绰绰有余。”我发现他的理由非常奇特，我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地学习，直到我对这个科目完全了解；之后我会学得更多一点，以确保我对该科目的熟练掌握程度。这是我对所有事物的学习方法，也是我从父母那里习得的适用于我们所有兄弟的“金科玉律”，即学无止境。人只有不断学习，持续工作，努力钻研，才能不断进步，这与目标任务是否达到完全无关。
作为五兄弟中的长兄，在那样一个不到50人的高中班级里，我很快表现出因好运降临而向所有人夸大自己重要性的优越感。就像在很多故事里看到的那样，我立刻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大人物。但我那自我膨胀的虚荣心注定短命。慢慢地，我开始明白，我必须立刻就去耶鲁！我突然感到很害怕，觉得自己有点儿做过了头。我想知道，现在我该怎么办？
时至今日，我仍希望在自己孩子身上灌输这一品格。我真希望自己能拎起电话问父母：“你们到底给了我们怎样的良方？”问他们那些有关我们五兄弟所拥有的“金科玉律”、职业伦理等。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我希望自己能找到这些基因。
17岁的我除了知道耶鲁大学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外，其他则一无所知。不过，父母对我的申请入学经历并不陌生。他们俩都是大学生，彼此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相遇，且都是“兄弟会”“姐妹会”[8]的成员。我父亲学石油工程，母亲学文，对他们而言，我能入读耶鲁是件天大的喜事。记得父亲当时说：“我们就是有点担心你得自己去北方自由主义的堡垒了！”不过事实上，他和我母亲对此欣喜若狂。父亲的欣喜在试图要回希瓦尼南方大学50美元申请费受挫后有所降温。20世纪60年代，在德莫普利斯小县城里，50美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即便是在今天，50美元也不少。不过那时50美元相当于现在同样数目的7倍。
在耶鲁大学，一年的学费和食宿费总共是2 300美元。刨除2 000美元的奖学金，大概有300美元的资金缺口，这还不包括买书和其他日常开支。我在学校本科生食堂找了份小时工，每周工作几小时，同时还在学院里兼职。[9]
我惊呆了！
一个人年轻时的工作经验提供了量化的收益。在教授金钱的价值时，也有助于你开发新的身份；学习理财，你会掌握切实的自主管理经验。去耶鲁前，我已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挣钱。
除了耶鲁是我热切盼望入读的大学外，我还申请了另一所大学——田纳西州希瓦尼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 in Sewanee），它的文理学院隶属于圣公会教堂（Episcopal Church）。我在申请了希瓦尼南方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年的4～5月，当父亲寄了申请希瓦尼南方大学的50美元申请费后，我待在家里打发难得的闲暇时光。随后我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耶鲁的信，里面有我的入学通知书以及一份国际俱乐部获得的耶鲁大学每年2 000美元的奖学金通知。
6岁那年，父亲教导我“树上长不出钱来”，我一直坚持努力赚钱，最终用自己挣的钱买了副棒球手套。记得那会儿我去德莫普利斯的布拉斯韦尔五金店，自己挑了副手套，花了4美元。
加入“国际钥匙俱乐部”是件大事，当地的赞助商每年只有5个入会名额。在我任职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主席那年，德莫普利斯分部获得了一份来自“国际钥匙俱乐部”的大奖。作为“国际钥匙俱乐部”的最大赞助商之一，耶鲁大学每年会给“国际钥匙俱乐部”提供一份为期4年的丰厚奖学金。正是这份奖学金把我带到了耶鲁，如果没有“国际钥匙俱乐部”，也许我永远不会去申请耶鲁大学。
在学校，我主修历史，同时还是学校赛艇队的舵手，大一和大二时我还学过刻字。我甚至还参加过学校的一些表演活动，演过一些角色，尽管我非常喜欢表演，但仅此而已。有些事情你虽然喜欢，但千万不要走得太远，沉迷其中。基于同样的原因，大四时我没再做舵手。我将所有的精力花在学习上，遵循自己制定的原则，尽管我没有其他人那么聪明，但最终还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高中时，我曾是德莫普利斯“国际钥匙俱乐部”（Key Club International）[7]的重要铁杆会员，7作为国际同济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服务机构。直到1976年，“国际钥匙俱乐部”的会员仍然仅限于男生。
就像很多人刚毕业时茫然失措那样，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对市场的探险始于1964年春天，那时我即将从耶鲁大学毕业。就像当年前往常春藤联盟[6]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前往华尔街探险。
我先后收到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然我还花了不少工夫申请了医学院，并在到底何去何从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与热忱。不过，我最想做的就是旅游。孩提时代，我非常喜欢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书中匹克威克俱乐部里的绅士们和他们的流浪冒险精神可能对日后我实现环球旅行产生了一些影响。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我很有自知之明，虽然只有21岁，但明白一切终将过去。从南部乡村亚拉巴马到离家千里之外高雅的康涅狄格常春藤学校，耶鲁大学已成为我教育背景中最卓越的一部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令我受益良多。
让我们铭记卡桑德拉，尽管这位特洛伊公主有关“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的预言并不受人待见，但最终这一预言仍不幸言中。
正如吉卜林在《英国国旗》中所写的：“他们对英国的了解只有英格兰知道？”在耶鲁时，我常常感觉和周围很多人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出国旅行过。我的激情在于能一直了解和更多地看世界。记得16岁那年，我曾向女友珍妮特·柯丽表示过这种热望，“我已经16岁了，”我哀叹道，“可我哪儿都没去过！”对此珍妮特也只能表示同情。她说：“我16岁了，但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去过伯明翰，去过莫比尔港，去过蒙哥马利、塔斯卡卢萨……”
研究历史变量时，套用一个简单的假设，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我很欣赏另一位伟大的人类文明的思想家爱因斯坦所言：“只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对于宇宙是否无限，我还不太确信。”
出于开阔视野的冲动，临毕业时我申请了很多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当一些大公司来耶鲁大学举行校园招聘会时，我已经收到了一份由耶鲁大学授予的学术奖学金——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这是我出国的好机会。它还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为期两年的附带福利，即我可以推迟决定最终的选择。我记得当时跟那些公司的招聘人员讲，我最需要的是一份暑期短工。
20世纪50～70年代，在大牛市前，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死气沉沉。如今，历史又将重演。全球金融格局将重新洗牌，那些如《圣经·约书亚记》[5]中所说的“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作劈柴挑水的人”现在将成为地球新的主人。
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Dominick＆Dominick Inc.）是美国一家老牌私营投资公司，该公司来耶鲁大学招收了大量的毕业生。像其他耶鲁常春藤的毕业生那样，穿着质地精良、名贵的名校风范行头的我参加了几家公司举行的校园招聘会。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外，其他一无所获。我和这家公司的招聘官乔·卡西奥蒂（Joe Cacciotti）一见如故。他从小在纽约北部的贫民区[10]长大，后来去了哈佛大学。我从小在亚拉巴马州的偏远小镇长大，然后去了耶鲁大学。除了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正在招募全职员工这一明显的例外，我们之间似乎有很多共同点。
纵观历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不断重复上演。一会儿是金融家们唱主角，一会儿又是那些农场主、矿主、能源供应商甚至伐木的实业家们说了算！
“我没法做全职工，”我告诉他，“不过这个夏天我很愿意为你工作！”
亚洲正迎来第二次历史性转折时代。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世界濒临退出金融业的绝境。金融机构此前的非理性繁荣最终引发了这一周期性转变。
成立于1870年的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是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的早期会员。多米尼克公司并没有每年春季到耶鲁大学招收暑期工的惯例。出于某种原因，我猜测是基于乔的推荐，这家公司破例给了我一次机会。于是，1964年夏天，我去了华尔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和政府管理不善最终令英国失去其领导地位，世界重心和影响力从英国转移至美国。直到二三十年后，大多数人依然对这一深层原因毫无察觉。基于同样的因素，如今美国正逐渐丧失其全球领导力，世界重心和影响力正向亚洲转移，但大多数人仍未注意到这一变化。
也正是从牛津大学毕业那年，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后努力的方向所在。
2007年，我搬到亚洲，更重要的是，我让孩子们也在亚洲定居。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亚洲的认知不可或缺，掌握普通话也意味着走向成功，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印证。正如今天，学好英语被认为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一步。
去华尔街工作前，我对华尔街的所有认知仅仅是其在纽约的方位以及1929年大股灾的传闻。我分不清股票和债券，更没法说清两者间的区别，也搞不清楚各种货币和大宗商品，我都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市场上铜价是涨了还是跌了。
如果你够聪明，19世纪初你会在伦敦淘得第一桶金。20世纪初你会搬到纽约，在那里继续赚钱。到了21世纪初，你会发现机会全在亚洲。自今伊始的一个世纪里，这一变革循环会在世界任何一地重复上演——就像公元10世纪时，聪明人都跑到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欧洲重镇、知识分子云集的西班牙花都科尔多瓦去淘金。
在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实习的第一个夏天，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研发部接听经纪人的电话，回答一些问题。比如，通用汽车公司是否派息？如果是，支付多少？为此我拼了命地挖掘各种信息。我还曾在交易柜台实习过，在那个被称为“市场”的地方，有大量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在交易，即在登陆纳斯达克前几天，在场外交易市场买卖股票。我因此对市场如何在交易的基础上准确运转有了更多了解。
现在，来自中国方向的变革之风正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迎面吹来，我们看到的是商务活动照旧，历史又翻到了熟悉的一页。纵观历史，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变革时刻所带来的无数机遇，我也因此对很多即将来临的事情超乎寻常地乐观。
记得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曾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答“耶鲁”。他说：“很好，我们这儿不需要太多哈佛或者普林斯顿的人。”我正好借此机会向他讨教要不要再去商学院深造，他告诉我：“他们不会教你任何有用的东西。你在这里卖空几手大豆对市场的了解远比你浪费两年时间去学习要多得多！”
一些人称我是现代版的卡桑德拉（Cassandra），[4]喜欢危言耸听。不过没必要为我没看到的未来而感到恐慌，哪怕是个惊喜也好。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夏天！我对世界的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突然间我对历史和当前事件的研究超越了对理论的练习——这些研究更有实用性。我对探寻世界的热情已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目标。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我发现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市场运转的推动如此令人着迷。但真正切中要害的是，生命中第一次可以预见的是，纵观历史，一些世界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受市场驱动所致。
以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为例，到2008年破产时，它已有80多年历史。和贝尔斯登同一年“沉没”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涉足金融服务业已有一个半世纪。那些历史悠久的跨国公司轰然坍塌，充分展示了美国很多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变迁困局。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许并不知道，有一天它们也会破产。还有那些博物馆、医院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机构，正深陷泥潭。我们会看到更多机构和公司将在金融或经济动荡中灰飞烟灭。
我了解到万事万物之间均有关联，如智利革命不仅会影响当地铜价、电价和房价，同时会波及所有物价，世界各地，每个人都会深受影响，包括在托莱多的房主。这让我深深明白，如果你能看清楚智利革命即将来临，你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写这本书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大多数国家的政客都试图让民众相信困境是暂时的，人们被告知情况会出现逆转。我并不想对此进行驳斥，只想告诉你，很简单，在你有生之年怕是没戏了。很多国家债台高筑，这将直接招致你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巨变。就像经济和政治动荡年代常常上演的那样，很多老公司、传统行业、政党、政府、文化，甚至国家都将会衰退、破产倒闭，或者干脆消失了。
那个夏天我发现了自己的未来。华尔街是个人们愿意付钱让我去印证自己探索方向的地方。如果我做对了，他们付的钱更多。在华尔街，做所有我喜欢的事情均有回报。连续两个夏天在多米尼克证券合伙人公司的工作很快让我明白，牛津大学毕业后，我不会去法学院，亦不会去商学院，我会尽快回到华尔街去工作。
如果历史真要肯定什么的话，那一定应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命题[3]，即“万物皆动，万物皆流”。他告诉我们：“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预知变化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尺，到新加坡后我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即伴随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的衰落，亚洲正逐步崛起，全球正戏剧性地重排领导坐席。
[1]1910年，一场特大象鼻虫灾害瞬间席卷了亚拉巴马州的大片棉田，象鼻虫喜食棉花幼芽和棉桃，黑压压的象鼻虫所到之处，棉花植株片甲不留，只留下光秃秃的棉秆。世代以种棉为生的亚拉巴马人瞬间失去了生活支柱。——译者注
我曾两次环游世界，一次是骑摩托车，另一次是开车。我花了5年时间深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实地考察。对我而言，了解历史和其必然性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亲身实践去探险！这也令我获得绝妙的个人和物质回报，让我远离偏远的亚拉巴马，引领我来到这里——中国的前哨马来半岛南端。[2]
[2]此处指新加坡。——译者注
尽管“挖掘”不再那么艰难，但我依然精力充沛。这是我不懈努力探寻世界的内部运作，获得第一手经验的结果。只有走出去，才能“挖掘”出真实的故事，而探索这一切全都是为了我自己。
[3]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0—前479年）主张万物皆在不断运动变化中，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尺度和规律来进行的。他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后被多位名人引用。——译者注
时光飞逝，现在的我采取了一种更为迂回的路线。就在与中国咫尺之遥的新加坡，身为两个金发碧眼、说中文如英文般流利的乖女儿的父亲，我发现，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只是我“挖洞”故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4]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公主，因遭受诅咒，虽然预测准确却不为人所信，反而受到嘲讽，被认为是个疯子。卡桑德拉很早就预见到了特洛伊的灭亡、城外木马是希腊人的圈套、哥哥的战死和自己的死亡，但无人相信她的预言。最终特洛伊木马终结了特洛伊城的命运，她作为战利品成为胜者阿伽门农的妃子，后被阿伽门农的王妃杀害。——译者注
那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直到后来我从环球旅行中找到答案。作为一个满怀激情的探寻者，我才开始认识到在亚拉巴马州对面——地球的另一端，横卧着广袤的中国，如果当年精力充沛的我继续挥汗如雨不停地挖洞，没准儿我真会抵达中国。
[5]《约书亚记》是《圣经·旧约》其中一卷。《约书亚记》是《圣经》全书的第六本，记录了以色列人由耶和华任命为摩西继承者的约书亚带领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全过程。——译者注
“如果我们一直挖下去，”他说，“最后就能到中国。”
[6]常春藤联盟是指美国东北部8所院校组成的体育赛事联盟。这8所院校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译者注
那时我8岁，比大我10个月的表哥魏德和我一起在家里后院玩挖洞探险的游戏。尽管那时我们对何谓冒险一无所知，但那天的情景依然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7]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高中生的服务项目，旨在通过开展不同服务对象为目标的项目来培养会员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使会员成为具有人文关怀、包容力强、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国际钥匙俱乐部”是“国际同济会”（Kiwanis International）的一部分，会为会员提供很多塑造良好个性的机会，同时有很严格的规定，如到1976年该组织只招收男生会员。美国历史上不少名人少年时代都曾是“国际钥匙俱乐部”会员，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美国著名乡村音乐歌手艾伦·杰克逊，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克鲁斯、布拉德·皮特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瑞琦·雷克，美国著名橄榄球运动员、模特、演员和体育新闻主持人乔·纳马什等。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51页。——译者注
正是在那片黑土地上，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在地里挖鱼饵，然后一整天在河边钓鱼。我们经常会钓到鲶鱼，这种杂食动物会咬住任何它闻到的东西，比如蚯蚓、大热天里很容易就能逮到的蟋蟀等。
[8]“兄弟会”和“姐妹会”类似精英俱乐部。一般大学里会有多达数十个兄弟会和姐妹会，超过三成的大学生都曾是兄弟会或姐妹会会员。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32页。——译者注
我的家乡德莫普利斯位于亚拉巴马州坎布拉克棉区中心——黑武士河与汤比格比河交汇处。作为马伦哥县最大的城市，德莫普利斯正处佐治亚区中心。在历史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河一带享有“黑带”美誉。大约200年前，这一带肥沃、深厚的黑色湿草地原土滋养了当地众多的棉花种植园主。他们有些在奴隶制中熬出了头，但却在象鼻虫灾中无一幸免。[1]
[9]在耶鲁大学的后3年，罗杰斯一直在迪波特学院担任院长助理。参见《水晶球：吉姆·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第63页。——译者注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如何照亮我们前进的路以及一个人该如何为未来进行自我教育？在书中，我将与你分享我在金融、投资领域追求冒险的过程中，教会我成长的经验与见解。追寻那条引领我从“黑带”走向地球另一端的东南亚花园城市，这场始于儿时家乡后院的人生旅程。
[10]布朗克斯区是纽约的贫民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