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战中最令人难忘的参加者是伦敦犹太血统的股票经纪人，他通过这场辩论开始了经济思想中最为著名的生涯之一，这是他自己和任何其他人都始料不及的。有些人后来认为，他是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此人就是大卫·李嘉图。他坚决支持高价黄金特别调查委员会以及很快闻名世界的金本位。“在晚期对金条问题的讨论中，一种货币要变得完美，其价值就应绝对保持不变，这被认为最合理。”承认贵重金属不可能完全恒定完美(其本身比理想标准更易变化。但贵重金属是我们所熟悉的最好准则)。李嘉图接着认为，若没有这样一种标准，“货币就会遭受其发行者因无知或利益所在而使其受损的一切波动的影响”。他并不反对银行钞票。他认为银行钞票是合算的，是十分便利的。但是，要使其随时都可以依需求而完全兑换成金属。
战争年月是扩大商业活动的年月，如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也是物价上涨的年月。有一派包括英国央行本身的伟人们认为，商业状况(如受战争所影响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影响。央行及其贷款和钞票发行是一种反应。黄金价格在活跃贸易的压力下上涨。相反的一派认为，央行在抵御政府的压力中表现得慷慨和意志薄弱，因而发放了使金价上涨的钞票。金价未上涨，央行钞票绝对贬值了，这是无疑的。央行的职责就是要确保其钞票不贬值。这种观点加强了高价黄金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观点。
李嘉图的思想从经济学理事会的伟大传统来看，是选择目的高超，选择手段软弱。或如最近一位历史学家轻描淡写的那样，他是“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往往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情——例如，国家处于战争中这个事实”。对此详情，庇特(pitt)是不会看不到的；不管金块价格受何影响，他实际上也遇到了拿破仑曾遇到过的问题。他要不断去央行贷款。李嘉图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只是因为实际的需要而失败。
在论战中，模糊却完全可辨认的是一种一直持续至今的意见分歧。经济变化起源于何处？是从货币管理者那儿开始的，即从发放贷款且因此引起票据和存款供给增长的人那儿开始的吗？(从此又产生了对价格和生产的作用，包括正在上涨的价格对生产和贸易的刺激作用。)或者变化是从生产开始的？是起源于经商活动和价格，结果是对贷款的需求且由此是对钞票和储蓄供给——货币供给——的需求？简言之，是货币影响经济还是货币对经济做出反应？今天，人们仍在问这个问题。“货币学说对货币的估价随时间而波动，把货币当作经济状况的原因或结果。”
但最后，他在实践中获胜了。权威的观点继续坚决站在他这一边。1821年随着战争完全结束，钞票和黄金之间兑换完全恢复，兑换率与过去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其他问题一样，李嘉图征服了英国，“如同宗教法庭征服西班牙一样彻底”。
1811年出现了一场关于货币及其管理性质的著名论战，实际上是整个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论战，议员参加了论战，货币专家出面阐述他们的观点。当时及后来都是如此，无法确定究竟如何使一个人成为货币专家。但此后他们成了货币舞台上一个固定的特征。
然而，并非一切顺利。人们仍认为央行太温顺了。1824年，南海泡影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淡忘了，但又爆发了另一起著名的系列公司的发展和收益的问题。其中许多再度反映了南美那种致命性的吸引力，虽然对一个公司做出一种令人鼓舞的反应，“抽干红海的水以找到犹太人横渡后埃及人丢弃的财宝”。央行采取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政策，据认为这种政策促进了繁荣，只不过是紧步晚期崩溃的后尘。10年后又出现一次贷款扩大和一次繁荣，随后是对储备的严重挤兑。储备近乎枯竭，央行面临的新问题不是停业就是破产。这次一个法国银行财团将其拯救了。他们把依次从法国央行取出的黄金借贷给英国央行，这一行动除其他作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法国央行挽救了英国央行所受的屈辱。1844年，就货币管理中货币和银行业所分担的角色进行激烈讨论之后，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先生严格限制央行，此即霍特·白芝(Walter Bagehot)在30年后所称的“铸铁”制度。那一年的银行特许法令把英国央行钞票发行固定在1 400万英镑。这个数目得到政府债券的保证。此外，只有当库存里有黄金和白银(不超过后者的1/4)时才可以发行更多的钞票。“铸铁”制度杀气腾腾，扼制前面提到的央行现在所需的另一机能，即当令人头疼的数目众多的人到小银行来提取存款时供给资金的机能。这个缺陷得到了弥补，每当法令被证明带来极度不便，就将其终止。
政府的需求在不断吃紧，贷款和钞票发行总数在不断增长，现在物价和金价也在上涨。小麦在1797年米迦勒节和下一年为6先令9便士一蒲士耳，而到1799年涨到11先令以上，翌年涨到16先令以上。面包价格也相应上涨。未铸成币的金块价格在同一时期也有很大增长，在随后几年中价格又有一定的回落，但最后还是再度猛涨。所有这一切事关重大，反映了当时英国政体中权力的分布，问题并不聚集在食品价格上，而是聚集在黄金价格上。结果在1810年，下议院选出一个委员会来对问题进行调查——高价黄金特别调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许多人认为涉及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是确定，是英国央行钞票，即基本货币，贬值了，还是黄金价格上涨了。委员会经过认真思考，及时做出了反对钞票的结论。黄金价格增长是由于仍不能兑换的英国央行钞票发行过多。委员会提议，两年后央行要使钞票再度完全兑换硬币。由于可以兑换，金银价格就没有上涨。
这些年当中，英国央行努力使下属银行或商业银行处于自己控制之下，这样就使中央银行政策的两个历史工具——公开市场业务和银行利率——发挥了作用。
便把一个傻瓜的脑袋印在驴脖子上。
如我们所知，商业银行贷款和总体储蓄的迅速扩大以及对储蓄的花费会引起物价上涨。在英国产生的作用在于鼓励从海外购买商品，这是因为要面对外国的全力竞争，这使英国成了一个更为昂贵的购买市场。因此，银行借贷增长过快表明，黄金外流为购买海外商品或为提供海外商品而投资。现在，英国央行料到了这一点，并提高银行利率，它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法借贷给其他银行时的利率，或从寻求资金来资助商业交易的人手中接受商业证券所使用的利率。(这一行动在1833年得到立法的支持，实际上使英国央行可以不受高利贷法的限制。)现在，银行利率这样的增长给银行一个信号，告诫限制借贷。如果未发现有这个信号，英国央行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允许其他投资，包括商业证券，期满时收回。因此，英国银行现在不是有一种投资，而是现金。这种现金在其他银行不存在，这些银行的储备额少于存款额，在发放新贷款中就不得不更加受限制。可以从英国央行借贷来填充其现金。但是，这里介入了银行利率。利率上涨阻止这样的贷款——到头来也阻止终极客户的借贷。因此，英国央行通过整个银行系统终于能调节借贷——且因而调节储蓄和货币供给。
央行为让西班牙元流通四方，
类似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利率、再贴现利率这样带有神秘色彩的术语寥寥无几。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对自己掌握的知识非常自豪，甚至洞悉一切的其他市民都认为，掌握这种知识超出了他们的智力范畴。公开市场业务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央银行出售证券，中央银行把可贷款的现金或储备从商业银行或普通银行取走。银行利率和再贴现利率是一码事，它们可以防止下属银行通过向中央银行借贷轻而易举地收回现金，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从19世纪的发展情况来看，很难把这些神秘的事物只当作一种对外部环境的简单而明显的顺应。
在18世纪末，英国交替在两个阵线作战——先与美洲殖民地(顺便提一句，发放货币的认识分歧是与其产生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又与拿破仑作战，之后是与新的共和国作战。战争有其共同的后果，需要用钱支撑野战部队和舰队，为盟友发津贴，这反映了英国用充实财力做贡献的人道政策，如同盟友用丰厚的人力资源做贡献一样。庇特是无情无义的，许多人认为他向央行要贷款是非常残酷的。虽然税务在增长，所得税(也称财产税)面对强大阻力也在征收，但是仍然满足不了需要。在18世纪末，央行储备紧缩，时而出现挤兑。最后，在1797年，在强大压力下，包括担心法军很快会登陆，央行暂时停止了用金银兑换其票据和存款的权力。所产生的主要直接后果是金银硬币迅速消失，做小笔交易用的硬币也短缺。人们转让票据，保存金属，这又被格雷欣(Gresham)说对了。央行匆忙赶印1镑和2镑的钞票，还利用库存兑换了大量的遭掠夺的面值为8比塞塔的西班牙钞票，乔治三世的头像印在西班牙国王的头上，一位匿名的、对现实特为不满的诗人产生了灵感：
中央银行的根本作用也是如此——确保提供完全可以接受的货币供给，当人们不管出于何因来到商业银行用存折提取现金，但从存款的创造性来讲，那里却没有。在1825年和1833年的危机中，就有这样一股兑换黄金的风潮。在该世纪的其他年间，这种风潮又出现过好几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挤兑发生在1890年，当时巴林兄弟公司的巨大银行机构突然发现自己手头上拖欠2 100万英镑的阿根廷证券，面临即将倒闭的危险(又与南美有关)。处理这种紧急情况也有一种惯例。英国央行提高了利率，足以阻止一切不必要的借贷，吸引海外去向未定的投资资金，随之就满足了一切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借贷需求，这些银行的储户因此而得以放心。这又与阿姆斯特丹的情况相类似。“能够取到钱的保障使取钱的欲望完全消失了。”大约从1825年起，英国央行认识到了自己作为“最终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责任。这个术语常为鉴赏家所使用。历史从中揭开了秘密，留下了对外部环境的一个十分简单的调节。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到18世纪末，英国央行销毁了伦敦较弱小的对手的票据。因此，至少在伦敦，过度滥发银行票据的现象被消除了。但是，中央银行的其他主要任务尚有待掌握。在乐观或侥幸安乐时期，小银行可以无限制扩大贷款和储蓄，随后就会招致储蓄货币供给的崩溃和萎缩。仍没有措施来防止存款人不顾一切地兑现实际并不存在的硬通货，还存在进一步的需求——对银行和货币也决非特殊。那就是主张规范调节者的机制。因为央行本身在乐观主义或公共需求的压力下会做出让步，无限量扩大自己的贷款、票据和储蓄。这是首先突出的问题。
1800年，法国人对这种机构仍存在的疑虑让位给了对拿破仑的财政需求。法国央行(Banque de France)诞生了，该行在随后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大体与英国银行相似。1875年，先前的普鲁士央行变成了德国国家银行。其他国家也有了类似的机构，或不久就有了。1867年，在巴黎召开的一次相当不起眼的会议上，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的代表们决定，今后用硬币支付仅仅意味着用黄金支付。对于这一改革情况，以后还要谈到。
现在，英国央行的声望很高。1780年，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勋爵领导民众穿过伦敦，抗议天主教救济法案，此时央行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可见央行已成为重矢之地。只要伦敦天主教区遭受劫掠，当局就不愿做出反应，而当央行开始被包围时，人们以为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军队出面干涉，自那时以来一直派士兵在夜晚把守央行。
在每个国家，银行钞票和存款可以按固定汇率自由兑换成黄金。任何这样取走黄金的人都可以按固定汇率将其兑换成任何其他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货币。随后，主要货币之间就存在有一种固定的汇率。因此，除了要进行简单计算外，用哪一种货币来标示物价、签合同、发放贷款协议是无关紧要的。中央银行——特别是人们共同认为的英国央行——控制和保护货币对黄金的可兑换力，这样做所用的工具库现在是完备无缺的，似乎是一个十分坚固的结构，但在美国却没有像在欧洲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在随后章节中将要谈到。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和认识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来说注定是困难的，就货币而言，农民表现得特别迟钝。美国的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正轨。
在1720~1780年间，英国央行逐渐以货币供给和英国政府财经问题的卫士身份出现。英国银行票据随时可以兑换硬钞，结果无人来兑。其较小个体竞争对手的票据无法激发这样的信心，但可以定期兑现，即偶尔不能兑现。大约在1770年，英国央行在伦敦几乎成为唯一的纸币来源，尽管农业银行对票据的发行到下一个世纪乃旷日持久。从而私人银行成了储蓄之所在。当私人银行发放贷款时，是储蓄而不是票据流通扩大了，现在开始把支票作为一种稍稍便利的手段来使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道德意识在增强。拥护坚挺货币和金本位者是好人，不支持者不是好人。如果他们了解自己，他们只不过比贼好一点儿；如果不了解自己，就是疯子。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加入荣誉公民的行列。这不仅仅是保守分子的道德意识，也是左派中精明老练人士的美德。社会主义者虽然想当革命派，但也不愿当无赖。
南海公司成功之后带来了极度的热情。同年，劳的经营在整个英吉利海峡达到高潮，南海股票生意酿成狂妄的投机生意，同时还为创立许多其他公司进行疯狂的投机活动，其中包括一家永动轮公司、一家牧师区住宅维修与重建公司、一家“从事巨优产业却无人知晓其为何物的”永生公司。一切最终均化为乌有或近乎乌有。由于其回避大体上亦属偶然，央行精明强干的声誉增加了。如同法国人怀疑银行一样，英国人就怀疑合股公司。《泡影法案》[Babble Acts，以“南海泡影”(South Sea Bubble)命名]付诸实施，在一个多世纪中使这样的企业处于最严密的限制之下。
实际上，19世纪的货币成就是一个脆弱的事物。思想周到或焦虑过重的人们布下一个陷阱——黄金可能会充足得到处都有，由此产生的物价上涨也许是可怕的。可能当时会由于一种体积更小但价值更大的东西而不得不将其抛弃，这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思想，但仅在一年之后，即1850年，随着世界的冒险家、想发财的人和乐观主义者匆匆来到主矿脉(mother lode)之后，年轻的加州的黄金相当于整个世界在前10年中平均一年的产量。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的淘金中，幸运的人们拾起他们能拾得起的巨块—— 一两百磅一块的就沉睡在地面几英寸以下。随后，在19世纪末就有了在加拿大克朗代克(Klondike)河流域和南非兰特(Rand)河边高地的发现。地球上仍有许多遥远的未开采的地带。谁知道会产多少黄金呢？
在授予原来特许执照之后的15年中，政府继续处于贫困状态，银行捐助较多的资本。反过来，银行在国王允许下被授予合股，即合作银行业的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起初，央行只不过把自己看作是另一个享有特权的银行家。同样，金匠在工作中就不享有这么多特权，到那时他们是以储蓄接受者和贷款来源者身份出现的，他们的作业更多地依赖于他们保险柜的实力而不是交易中的正直。他们强烈反对恢复央行特许证，但均被压了下去，特许证得到了恢复。但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对手，对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家的地位提出挑战。这个对手就是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1720年，在度过一段平淡的岁月之后，该公司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接管政府的债务以换取各种特许，包括其所希望得到的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需要与西班牙签署一项完全不大可能的条约。英国央行为公债与南海公司展开激烈的投票竞争，南海公司慷慨大度，利用行贿吸引了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导致竞争对手彻底失败。两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并没有阻止央行成为在南海投资的慷慨的贷款之源。总之是属九死一生。
研究过剩将会产生什么是很有趣的事情。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对黄金的依恋深藏在潜意识中。因此，人们对黄金的崇拜或部分崇拜即使在黄金像煤一样多的情况下也会存在下去。这个假说未得到验证，因为没有出现过黄金多到遍地皆是的情况。但是，人们发现，当黄金多到一定程度时，会对物价产生影响。1848年，在约翰·奥古斯塔斯·萨特(John Augustus Sutter)的研磨机水道上首次发现金粒，在此前的25年中，黄金或其等同物的价格一直在跌落，在随后的25年中却上涨了，虽然按现代标准来说，上涨幅度不算很大，大约为20%。继南非之后，从整体来看，黄金的发现地不断减少，黄金一直十分稀少。凯恩斯在1930年估算，一条海洋商轮可以把以前7 000年中开采、推销或挖掘的黄金全部运过大西洋。一辆现代超级邮轮仍是绰绰有余。
1694年，共识达成，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诞生了。财政经需求必须抑制一切反对，包括保守党人的反对，他们带着一种激情认为，银行具有共和的性质。与双重利息报酬相比，开支一定很小；最初人事组织包括董事会、总裁、副总裁、17个办事员和2个看门人，后者年薪为25英镑。很快，董事会就没有帕特森了，起初留用他要花2 000英镑。几个月后，他就与同事发生口角——最近有文章认为是由于利益发生冲突。他自己在筹划创立一家与之对立的孤儿基金会银行。他无论如何也得返回苏格兰，此时在那里他发现人们对他的达利安计划有浓厚的兴趣。节俭的苏格兰人如同法国人后来冲向皇家银行的场面一样，他们匆匆赶来为要开发帕特森的被狂热席卷的海岸的公司投资。所有对公司忠实的投资者都赔了钱。乘5条船起航的1 200名殖民者，包括帕特森的妻儿，几乎全部丧生。帕特森也险些丧命。到了晚年，他对金融史所做的重大贡献才被承认，他的名誉也部分得以恢复。他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联盟的有力的倡导者。
对黄金具有更大危险的是战争。19世纪的金本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英国央行的英明管理——在这一短暂时间内，中央银行业成了一门艺术，这更多应归于英国的和平环境。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从事战争的政府如同庇特政府一样，伸手向中央银行要其从税收中不能得到的钱。任何银行不管装作多么独立，都甚至不会想到要抵抗。
英国央行的起源并非令人敬畏。其创始人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是苏格兰低地人，与约翰·劳同代又同乡，他对于信托发明有着同样的也许是种族的天赋。17世纪末期在美洲，帕特森惦记着位于巴拿马地峡战略要地上的一大块殖民地，当时称之为达利安。回到欧洲，在宣传达利安计划方面，最初颇为不顺，与劳宣传土地银行时相似。但是，如同劳后来发现在路易十四之后摄政王需要资金一样，帕特森发现奥林奇的威廉由于与同一王国的战争而困难重重。同样，帕特森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以国王特许的名义组建一家拥有120万英镑资本的银行业公司。当资金到位后全都借给了威廉，政府会支付的许诺是对发行同样数额票据的保证。如此权威的票据以贷款形式发放给了有地位的私人借贷者。利息是出自这种贷款以及政府的贷款，这又出现了银行业的奇迹。
所有这一切中，最危险的是民主。英国央行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央行从统治阶级那里所获得的权力之一就是实施苦难。它可以降低物价和工资，增加失业人数。这些是黄金丧失时的纠正方法，产生一种过分的安乐感。很少有人或没有人预见到农民和工人有一天会得到权力，使政府甚至在为了保卫货币这样的正义事业中也不愿强行实施这些痛苦。
改革的先行工具是英国央行。在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机构中，没有哪一家能如此持久地享有这样的特权。从各方面来看，该行对货币如同圣·彼得教士对信仰一样，如此名不虚传，因为与货币管理相关的大多方法和许多秘密都来源于此，其他中央银行引以为豪的不是在于对英国央行的忠实效仿，就是在于追随其中所做的小小修改，这些改动被认为是表现了思想或文化的创造性。我们将会看到，近来中央银行业已成为一个陈腐得令人伤心的行业。政府将其中央银行系在最短的皮带上。同对所有其他银行一样，这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来说是真实的，该体系享有的是拜会仪式，而不是独立的现实。长期以来，多数工作都变成了例行公事，根据传统，甚至对中央银行的研究也必须得没有非议，也就是说，必须得回避重要的问题，因为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才可能产生争议。最好的结论是那些经过悉心肯定的明确结论：“石油产品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普遍作用表明，燃料价格的增长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使已料到的严重通货膨胀压力更大。”认识到联邦储备委员会这相对无关痛痒的问题，来自两党的主席时而将其作为储备地，这不仅仅是为了筹措公共资金，也是为了那些被认为存折上可能无钱可取的人。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小姐在对她父亲的十分快慰的回忆中，怀疑曾一度担任海军副官、被她父亲提名任命之一的杰克·瓦达曼(Jake Vardaman)会加法计算。在现代英国央行，如果认为一项决策重要，那么在采纳之前是不会通告给外在董事的，据认为这不会增加他们的权力。但他们的光辉仍然存在，部分光辉来自与货币的交往；虽然是常规的交往，引导着在其他方面具有非凡才能的年轻人，成为大通曼哈顿公司副总裁或加入咨询委员会。更多的光辉就是英国央行的遗产。闻名遐迩的中央银行行长在进行关于并非他所做决策的一轮令人郁郁寡欢的讨论时，都想不到他的腾达之日就要到来。如同当时英国央行行长曾一度辉煌那样，整个金融界都将依赖于他的指令或手势。人们面对其影响将不寒而栗，尽管根本不知道其含义如何。
但是，早期就可以看到在这些问题上富人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1810年，李嘉图观察到：
在劳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所有这些解决方案连同另一个方案一起付诸实施，另一个方案是禁止银行让借贷者以票据形式取出贷款，以此区别于银行禁止接受的存款。人们正确认识到，发行票据的权力是极易被滥用的，因为所希望的是票据不停地转手，永远都不返回兑现硬币。这些解决办法很少是推论所得，而都是对一种痛苦经历的反应，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即刻的回报、沉重的代价和克制能带来的终极报偿之间遭受折磨。只有在第一个被体验时，第二个才能为法律所承认。
流通媒介的贬值已对有钱人造成更多的危害……每个人都因流通媒介价值的变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受损或受益，因为他的财产是由货币构成的，或因为他对钱的固定需求超出了他可能对其他方面的需求，可以把这看作是一个可以普遍运用的原理。
有三种解决的办法，回顾一下也是相当明了的。实际上其中两种或所有这三种办法可以结合起来。要有计划有系统地使用票据(或存储单据)来对付银行家，要求他们支付现金。明明知道有这种压力，他们在借贷时会采取谨慎的态度，确保手头上有数目相当充足的金属储备。或者手头上保存的硬币储备可以用法律规定清楚，这个处理办法后来在美国颇受青睐。或者制订特别条款，防止有一天人人都来提取那数量欠缺的金属。如果有更高一级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提供硬通货，那么，如同路易斯的军队接近阿姆斯特丹时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想要占有的欲望也就消失殆尽。
相反，农民得到益处：
与这些严厉观点相对立的是已经提到的有专制权力的环境：金银一旦存入银行便可以成为有息贷款，借贷者可以从所有的贷款中赢利来支付利息。如前一章所述，如果贷款额超过储蓄额——如果不是所有的储蓄者一下子都来兑现硬币——那么，就有更多的借贷者得到贷款，也就有更多的利息可赚。这对约翰·亚当来说是一种不幸。这种报偿固有的诱惑力和社区福利总体改善产生一种强大无比的压力，发放贷款，使发放出去的超库存金银量的票据和存款增加。因此，更确切地说，银行业的问题是：应该怎样限制借贷和采取其他措施，以防止有一天储蓄者和票据所有者都来提取银行里根本就不存在的贵重金属。
他(农民)比社会中任何其他阶级都更能从货币贬值中受益，从货币升值中受损。
有些人确实得出结论，认为有其一必有其二。在劳以后的长时期内，法国人仍然很怀疑银行和银行票据以及任何非金属货币。这种怀疑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对纸币的体会而根深蒂固，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法国农民比较喜欢以硬币形式来拥有财富，这种嗜好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无独有偶，在中国和印度，金银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印度，把以金银形式的储蓄戴在妻子手腕、脖颈或耳朵上，至今仍被认为是明智之举。作为女人，她可以温文得体而不受暴力攻击。因此，她身上就具有家庭财富。所有的珠宝商都有秤，以确保投资者知道他们出售的饰品中贵重金属的重量。但最初表露出对银行及其货币怀疑的决不仅仅限于单纯的人们，而是具有相当广的范围。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愿意拥有银行以达到储蓄的目的，但他强烈反对银行发行票据。1826年，他在给约翰·泰勒(John Taylor)的信中写道，他也认为银行机构比常规军更能引起恐慌。约翰·亚当认为，每张以超库存金银量发行的支票都“代表一无所有，因此就是对某人的一种欺骗”。
在英国，李嘉图的有钱阶级的胜利是彻底的，或近乎彻底的，但在美国却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这种挑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共和国的头一个半世纪里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与金钱政治相比，只有奴隶政治对等级的划分才更加令人怒不可遏。
银行创造钱的奇迹，如同约翰·劳在1719年所指出的，可以刺激工业和贸易，几乎使每个人都有一种富足温暖之感。巴黎人从未感到像在那个奇迹之年中所有的繁荣。也如同劳所说的那样，进一步的结果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报复之日。这里用最简捷的形式表述的问题，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占据着金融天才或贪婪者的头脑：怎样创造奇迹而又不受到报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