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有这些努力为保守党的复兴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但仅靠市场竞争的理念是无法将工党推向深渊的。工党下台的最根本原因是二战后给全世界带来繁荣的经济模式的崩塌。贯穿整个五六十年代，工党的观点渗透到各项政策中，福利国家制度建立起来，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到了70年代，无论怎样的政策组合都无法继续带来英国人民预期的高速增长。正是梦想的幻灭将保守党送回了历史的舞台。1979年5月3日，保守党在议会取得了60个席位，玛格丽特·撒切尔成了英国首相。
关于撒切尔夫人崛起背后的智囊，已经有很多记载了：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宣扬自由市场的理念；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爵士，作为一名议会成员，在1974年对希斯的保守主义和解路线大加批判；伦敦政策研究中心，专为给未来的保守党政府提供咨询而建立。约瑟夫爵士支持用货币供给机制抑制通货膨胀，并将各种自由市场派的观点灌输给了撒切尔。毫无疑问，无论是实业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利益团体，本国的或是国外的，都在支持保守党的主张。1976年，约瑟夫爵士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的政府管理的范围太宽，支出太大，税收太高，借贷太重，人员也太过繁冗了。”这一观点已经被中部的企业家和城里的银行家鼓吹多年了。㉓
在大西洋的对岸，吉米·卡特犯下了和吉姆·卡拉汉同样的错误。在他四年的总统任期中，他遇到的倒霉事也与后者相似。
撒切尔行事果断，喜欢直言不讳。她认为英国面临着长期的经济衰退，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广受认同。但是和大多数同胞（当然包括卡拉汉本人，他曾在1974年跟工党领导人说过“我要是个年轻人，我就会移民”） 不同，她不认为衰退是不可逆转的。她把矛头指向了高税收和福利国家政策，指责其压抑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扼杀经济增长的活力。撒切尔对于抗拒变革的工会和靠地租过着安逸生活的乡绅同样不满。她宣扬刻苦工作和创业精神是重要的美德。“我们中没有人幼稚到会去相信，只要政府削减了税负，一切就会突然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一夜之间恢复繁荣，”她在大选前一周的广播节目中说道，“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建设一个奖励劳动的国家，还是建设一个勤奋工作得不到认可的国家，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实现经济上的复兴，英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内在关怀的社会。”㉒
卡特初入白宫之时，美国的经济形势比英国要好得多。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到了1979年夏天，失业率从1977年1月份的7.5%下降到了5.7%。但是没有人会误将这些数字当成经济体整体健康的表现。阿瑟·伯恩斯领导之下的美联储，为了帮助杰拉尔德·福特赢得连任大选，在1976年底大幅降息，留给卡特的则是通胀高升的恶果。尽管卡特得以在1978年1月将伯恩斯赶出美联储，但此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攀升到接近两位数。美联储开始激进地提高隔夜利率以遏制通胀，国债短期债券的利率已经快要高到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持平了。1978年8月18日，两条收益曲线终于相交了：投资者将资金借给政府2年，将获得比借给政府10年更高的收益。这一反常的情形，在金融市场理论中被称为反向收益率曲线。它为美国经济敲响了警钟，昭示着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极有可能在1979年的下半年出现。
这一次投票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英国主要政治势力的工党的下台，在很大程度上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关。撒切尔在1959年加入议会，坚决反对战后各国对于建设福利国家的共识，并且尖锐批判保守党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1975年2月，这位保守党的环境事务女发言人取代前首相爱德华·希斯成了保守党的议会领袖，撼动了整个英国的政治建构。此时，她开始向卡拉汉施压，要求组织大选，而此时英国的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全世界都在应对新的石油危机——这一次发生在1979年1月推翻伊朗国王的革命运动之后。
然而就在紧迫的关头，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了，起因是伊朗革命和沙特阿拉伯限制石油生产的决定。自从1974年起一直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仅在1979年这一年就翻了一倍。对于美国的选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汽油的价格，而这一数字从每加仑70美分涨到了1.11美元，而且购买时常常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排队等待。就在加油站主人们忙着往油泵上贴“售罄”标签的同时，卡特政府加急印制了汽油的供给券，以防止供应紧张的加剧。卡车司机和运输业主抱怨联邦法规禁止他们将上涨的油价转嫁给顾客，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演变成了暴力对抗。卡车司机宣布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动用了石块、砖头，甚至子弹。搬家中的家庭发现他们的家具滞留在了运输线上，因为搬家公司的货车司机不敢上路。㉔
1978年夏天，工党政府宣布，工人工资的增长率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能超过5%。这一比例很可能连通货膨胀率的一半都达不到。工会领袖们担心武装分子举行未经授权的罢工活动，拒绝接受政府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要求回归正常的工资谈判流程。“我们已经忍受限薪3年了，人们早都已经受够了。”一位住在约克郡赫尔城的卡车司机回忆道。卡拉汉拒绝让步，结果是汽车工人、货车司机、铁道工人、护士，甚至掘墓人，都开始了罢工。医院不再接收病人，肉鸡因为没人喂食而饿死。1978—1979年间那个黑暗而大雪连绵的冬天，将会以“不满之冬”的名字载入史册。伦敦人的垃圾堆满了莱斯特广场，因为清洁工拒绝打扫。争端最终得到了解决，罢工的工人们争取到的工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政府5%的指导数字。1979年3月，议会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卡拉汉政府的不信任案。㉑
卡特的总统任期毫无欢欣可言。尽管没有人指责他应该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负责，他和他的幕僚也没展现出多少力挽狂澜的魄力。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关键措施来减轻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包括在1979年4月取消油价管制，以及在强烈的反对意见压力之下于1980年结束了对货运和铁路行业的管制。但是以上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能够解决卡特自己在1979年6月15日面向全国百万观众的演讲中提到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这一点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之稳定造成了威胁，”他说，“国民中的大多数人确信未来五年将比过去五年过得更糟，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不到一年之后，1980年3月，卡特宣布了提高信用卡和其他家庭借款成本的新规。“高通货膨胀与过度的信用支出密切相关，”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对美国民众说，“消费者已经深陷债务泥沼。”他似乎在暗示，如果人们愿意减少支出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坏事。㉕
多亏有英镑的贬值刺激了出口，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英国经济在1976年下半年焕发出一丝活力。但这差强人意的表现也仅仅是针对本国最近的情况而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在经济增长率、资本投资量方面都稳居倒数第一，通货膨胀也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卡拉汉政府非但没有要求英格兰银行降息，反而寄希望于限制工资上涨的政策能够在短暂阵痛后解决问题。他们的希望落空了。1977年7月，在英国北部的达拉谟举行的煤炭工人节上，矿工领袖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呼吁工人“无视政府对于进一步限制工资的建议”，而此时卡拉汉本人就坐在领奖台上。当轮到卡拉汉演讲时，他号召矿工们接受限薪，理由是“这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矿工也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这完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说辞。⑳
正是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大环境中，罗纳德·里根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一样，不是横空出世的。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花了多年时间耐心建设智囊团和大学研究机构，用以瓦解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就培植了许多基层团体，将这些人团结起来的是对于各项社会和法律变革的不满——不得不让孩子到较远的街区上学以满足种族融合要求；堕胎变得更加容易；“反歧视政策”支持移民就业；性教育的推广——他们还不断利用共和党来反对这些变化。㉖
1976年9月，在布莱克浦滨海度假村举办的党代会上，卡拉汉向工党的左翼人士发出了明确警告。“我们之前身处其中并认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安逸世界，那个首相大笔一挥，减减税、超超支就能保证充分就业的安逸世界，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卡拉汉严肃地宣称，“我们过去认为，只要政府花钱就能摆脱萧条，减税和扩大开支能够提升就业。我现在坦诚地告诉你，这一选项已经不复存在。”他呼吁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但是对于一个在1974年10月提出支持制造业国有化并要求大企业“按国家需要和目标一致行动”的政党来说，他的态度并不受欢迎。在那些支付着工党的账单并且控制了多个工党地方委员会的大型工会眼中，提高生产效率和控制公共支出就意味着裁员和降低养老金。这不是他们支持的计划。⑲
但是这些担忧还不足以让整个美国的政治风向向右转。1976年，里根成了保守党的执矛者，杰拉尔德·福特，作为更加倾向于温和派的共和党总统，拒绝让里根获得总统竞选的党内提名。在当时，美国经济正在从1973—1975年的衰退中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而且对于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恐惧也还没有弥漫全国。等到1979年下半年，债券市场预期到的衰退如约而至，人们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房贷利率飙升到了11%，年轻人对于买房置业感到绝望，辞退的通知也不断发放到建筑工地和汽车工厂的工人手中。此时，保守党全面崛起的时机成熟了。
尽管并非所有的英国工会都激进好斗，但普通的民众普遍都反对政府的“收入政策”，因为该政策倾向于用限薪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等到卡拉汉入主唐宁街10号之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律：雇主会在政府限定的幅度内提出工资涨幅；工会将拒绝接受，并组织罢工；而雇主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屈从于工会的压力。⑱
里根用言辞和自信的力量反驳了当前所谓的世界已经无法治理的观点。他的形象强大而充满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如果由这样一个人来执掌政府，美国就能抵抗外敌、恢复繁荣。“你的生活比4年之前更好了吗？”在1980年10月与卡特的电视辩论中，里根这样问电视前的所有美国人。在几天之后的总统大选中，里根的声势席卷全国，赢得了44个州的选票。和几年前的英国大选一样，数千万的工薪阶层选民抛弃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党，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不认为经济衰退在所难免的候选人身上。当里根承诺新的理念和刻苦工作能够让经济重返繁荣的时候，美国人急切地想要相信他。㉗
然而，工会对于首相的敬意并没有让合作变得更容易。英国的工人运动历来有激进倾向，而很多工会都坚决反对雇主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工作机会减少的变革。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会组织理解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能够在长远上提高工人的收入，并且在经济的其他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是对于英国的工会领袖来说，这样的言论近乎异端邪说。以全国矿工总工会为例，他们反对国家煤炭局关闭任何一家煤矿，哪怕是那些历经近2个世纪的挖掘已经完全枯竭的煤矿。杰克·琼斯（Jack Jones），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工会的领导者，代表了建筑业、制造业工人，码头劳工和卡车司机的利益，在当时可谓手掌重权，以致1974年选举前的街头涂鸦都写着“投杰克·琼斯一票，把中间的代理人切掉”。
里根和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熟，但还远远谈不上是亲密的友人。1969年，在里根作为加州州长的第一届任期里，英国的保守党邀请他参加董事会“郊游”，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聚会。里根的演讲题目为“位高则任重”，他发出警告：“很多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利正在被政府势不可挡地侵犯和占有。”类似尖锐的语言在美国不会引发一丝波澜，但以英国上层社会的礼仪标准来看，就相当语出惊人了。里根自此频繁到访伦敦，在这里，他缩减加州政府人事规模的故事让在场的听众深深着迷。撒切尔与里根第一次相见应当是在1972年首相希斯举办的午餐会上，两人1975年4月在伦敦的下议院又有过一次长谈，此时里根的州长任期刚刚结束，撒切尔则当选了议会的保守党领袖。㉘
在卡拉汉搬入唐宁街10号的三个星期之后，工党就失去了议会的多数派地位，原因是一名议员将为诈死而接受审判，不得不退出工党。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卡拉汉不得不一再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党派谈判妥协。他的优势在于外向的性格和平静的外表。人们给他起了个“阳光吉姆”的外号。工会也一向对他十分尊重，因为17岁时他曾经担任过税务局的办事员，并成功地为税务公务员组织工会。“没有人比詹姆斯·卡拉汉更能代表英国的工人运动了。”记者彼得·詹金斯在1988年写道。⑰
和撒切尔一样，里根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一条简单的理念：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控制通货膨胀、降低税收并缩减政府规模。对于他们来说，技术上的细节都不是重点。撒切尔最为重视的经济顾问，基思·约瑟夫和艾伦·沃尔特斯（Alan Walters），都是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高收入和低失业率的政策工具就是货币供给。里根的顾问团队则更加多元，其中既有货币主义者，也有支持传统“小政府主义”的共和党人，他们提倡的是收支均衡和低利率，此外还有新兴的“供给学派”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降低边际所得税税率将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为卡拉汉说一句，他接手的确实是个烂摊子。卡拉汉由寡母在贫困中艰难养育成人，1944年进入议会，一路披荆斩棘，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内阁岗位都任过职。在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重新商定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条款时起到了关键作用，该项决议在1975年的全民公投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当年的3月，威尔逊突然辞去了首相一职，当时已经64岁的卡拉汉成了他的继任者。“首相！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据传，他在赢得了党内选举后说道。
货币主义者认为供给学派是在推销所谓包治百病的“万金油”。传统学派嘲笑货币学派对于货币供给量的执迷，同时又不信任供给学派不顾政府赤字的危险，急于降低边际税率的做法。对于供给学派，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完全无关紧要。然而，三者都坚信只要政府奉行自己的观点，美国梦就能复苏，美国人期待的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能实现。
工党政府在1974—1979年统治英国，最开始由威尔逊执政，1976年3月后由詹姆斯·卡拉汉担任首相。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可能是二战后所有发达国家选出过的最为无能的一届政府。通货膨胀已经完全失控：1974年的数据是19%，1975年达到了25%，1976年恢复到了15%。然而菲利普斯曲线显示的替代关系却完全没有反映出来；高通货膨胀并未达成遏制失业率的效果，反而驱逐了投资，导致情况更加恶化。随着经济总量的缩水和生活水平的下降，一英镑所能兑换的美金也从1975年3月的2.43元下降到了1976年9月的1.66元。就在同一个月，工党的年度代表大会召开，并收到了一则惊人消息：大不列颠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穷国的身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紧急贷款。
发达国家向右转的进程还远未结束。1982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的信任投票中失败。在没有输掉任何一次全国大选的情况下，赫尔穆特·施密特结束了长达8年的首相生涯。
愤怒的选民没有让任何党派拿到大多数支持，结果选出了1929年以来第一个无多数党议会。大不列颠整整三天没有组建政府。这三天中，希斯为争取自由党14个议会席位的支持而讨价还价。自由党尚在犹豫时，希斯就向工党的哈罗德·威尔逊低了头，此人在1964—1970年担任英国首相。威尔逊组建了少数派政府，依靠对几个小党派的忍耐勉强维持，直到10月举行重新选举。这次尝试让工党赢得了多数支持，但这个所谓多数十分脆弱，连正常的政治运转几乎都无法做到。而工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多数，是因为很多选民待在家里没有参加投票。
联邦德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经济表现几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要低，失业率虽然高出了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帮助了德国，使其在马克汇率相当坚挺的情况下，仍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保持竞争力。整个70年代，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增长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但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了施密特施政的大敌。原油的价格在1979年初只有每桶16美元，到1981年初已经疯涨到了每桶38美元，价格翻了一倍不止。央行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吸取了教训，拒绝用通货膨胀来缓解危机，他们严格控制货币政策，避免消费者价格指数失控。全世界范围的利率飙升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于联邦德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施密特因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而备受指责。随着总理声望的下降，原本就处于中间派的自由民主党和其他小党派联盟轻易地转换了阵营，政府迅速重组。
1974年2月，英国仍然笼罩在石油危机的紧张氛围之下，到处弥漫着一种不安感。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0%。面对矿工的罢工，制造商每周仅开工三天以节省煤炭和能源。北爱尔兰则处在内战之中。“谁在统治不列颠？”保守党质问，他们声称工党过于激进，甚至有可能废除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权。而工党，此时正在全力与已经在任4年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宣战，由偏向社会主义一方的势力主导，其中一个被称为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的团体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工党竞选的宣言是呼吁“一场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对权力和财富平衡的改变，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家庭”，并且坚持北海石油和大部分的制造业都应该收归国有。⑯
施密特的继任者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赫尔穆特·科尔。科尔本人并不是右翼的激进派，但是他从瑞典和英国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他强烈谴责官僚体制的臃冗，承诺裁撤政府的多余机构，尽管他所在的政党在联邦德国成立后的32年里有20年处于执政地位，政府大多数行政部门的建立都是他们的主意。科尔倡导减税和改良福利国家体制，以刺激人民对工作的热情。他承诺在不摧毁福利国家体制的前提下，改善这一社会制度。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缺少新的想法，他们在接下来的16年里始终没能再次上台。㉙
相比瑞典，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现实，英国的适应要勉强得多。事实上，英国几乎完全没能顺势而为。
科尔就职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日本的拐点也来了。自从1973年以来，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就在不断扩张，政府大幅提高了退休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并且降低了个体经营者的健康保险缴纳比例。政府支出当然也随之攀升——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税收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到了1980年，纳税人开始发声抗议。“虽说日本的税率要低于大部分西欧国家，但是对于广大日本纳税人来说，这可谈不上什么安慰。”美国政治学者埃利斯·克劳斯（Ellis Krauss）评论道。继任的领导者试图通过提高政府借贷来推进减税，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局限。1980年，日本政府发行的债券金额比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样大规模的借款却只能覆盖全部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㉚
1932年起，社会民主党就开始统治瑞典，期间从未间断，以致大部分瑞典人从未料想过会有其他的党派执政。但是1976年9月19日，随着瑞典经济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选民们将社会民主党赶下了权力的舞台。全世界都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冲击。“瑞典模式需要修复。”伦敦的《金融时报》评论道。至少部分离弃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是出于反对核能的原因，因为该党始终大力支持发展核能，但是总的来说，人们考虑的并不是这类细枝末节。不管是对是错，这次选举的结果被解读为一次削减政府权力的努力。尽管瑞典的非社会主义政党也远远谈不上是福利国家的尖锐批判者，他们的成功至少重启了一个疑问，那就是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安全，其代价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⑮
缩减社会福利在政治上并不可行。面对危机，日本政府选择了一条很有本国特色的道路。1980年秋天，行政管理厅成立，由中曾根康弘担任长官。中曾根康弘是战后日本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出生于日本中部一个叫作群马的穷困山区，父亲是伐木工人，从他的家乡乘火车去东京大概要两个小时。毕业于东京大学之后，他在二战期间服役于日本海军，职务是出纳员，并且曾经为了竞选国会议员而放弃了行政职务。1951年，中曾根康弘致信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批判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为他赢得了坚定的保守派的名声。自此以来，他的立场始终牢牢与自由民主党右翼保持一致。他领导了一个党派，并主管了几个部委，但始终没能获得足以成为首相的广泛支持。㉛
随着大选的临近，对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的感知毫无征兆地笼罩了全国。瑞典安然度过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其他邻国严重。帕尔梅政府全力刺激国民经济，削减增值税以鼓励消费，提高社会福利，补贴制造商以保持生产线正常运转并保护工人不至失业。得益于这些积极的刺激政策，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时，瑞典却能一枝独秀，不但失业率降低了，工资也大幅提高了。但是瑞典无法靠国库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全国都有大量的制成品在仓库中堆积如山：政府给生产企业提供了补贴，但是没有人想买这些东西。1976年初，世界范围内需求的下降和国内的高人力成本拖累了瑞典的出口贸易，整个经济开始转向收缩。
得益于中曾根康弘在宣传方面的努力，人人都知道所谓“行政管理”只是精简政府规模的委婉说法。1982年初，行政管理厅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国会立即按照其建议废止或者修订了共计355件法规，还减少了对于政府雇员的拟议加薪。在国会占大多数的自由民主党在当年的10月27日推举中曾根康弘为日本首相。他的竞选宣言是：“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进行财政重建。”翻译过来有些绕口，但是对于日本选民来说，听起来就和罗纳德·里根的话一样简洁有力。㉜
虽然慷慨的社会事业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开始抱怨，他们的领导人丧失了与普通群众的联系。逐渐地，人们提到社会民主党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高养老金和带薪探亲假，而是烦冗的官僚主义作风。“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和英格玛·伯格曼最先通过抗议开启了民怨的闸门，更多不满的情绪也随之宣泄。”独立媒体《每日新闻》报道。年轻的工人尤其厌烦福利国家的单调乏味和一成不变，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离心离德。从1976年开始，年满18岁即可在大选中投票的制度确立了下来，这无疑不利于社会民主党的事业。而林格伦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警告说瑞典正处于成为“官僚独裁”的边缘，对社会民主党又是一重打击。⑭
继瑞典选民抛弃社会民主党以来，保守党在一国接一国重掌大权。这些新上任的自信而果断的国家领袖们，一扫民众对于不可治理性的担忧。眼前的问题变成了：他们这些降低税收、提高市场自由度、强化个人责任和增加社会活力的政策，是否能让经济重现数年之前的繁荣景象。
对于官僚体制抬头的抱怨并非无据可依。1950—1975年瑞典新增的100万个工作岗位中，超过一半都属于公共部门。在同一时期，政府雇员的人数增长了151%——这一数字是劳动力增长率的5倍——因为扩张中的福利国家雇用了更多的社会工作者、就业咨询顾问，以及幼儿园教师。
①Michael J. Crozier,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Democracy: Report on the Governability of Democracies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6.
上述三起案件引发了瑞典的政治风暴。众所周知，伯格曼和林格伦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该党派坚决主张通过高税收向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以及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公。此时，这两位文化领军人物似乎都离弃了他们的政党。对9月19日议会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将该党的失势归咎于“反动宣传的洪流”。但事实上，接连传出的丑闻让很多远远谈不上反动的选民开始反省，一个要求工薪阶层交纳一半以上的收入，并且严厉惩罚小型企业和个体生意的税收体制，到底谈不谈得上公平正义。
②美国的犯罪数据来自：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Statistics, http://www.ucrdatatool.gov.
公诉人没有找到上述三人偷税漏税的任何证据，但是丑闻这种东西，一旦缠身就很难摆脱。住院2个月之后，伯格曼回到了波罗的海上的法罗岛，这个海风呼啸的小岛是他的故乡。4月，在法罗岛上，他在《快讯》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正式声明由于税务机关的骚扰，他已经决定离开瑞典。伯格曼说，这场调查让他认清：“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被某种特殊的官僚主义攻击和中伤。”“这种官僚主义，”他接着说，“像恶性肿瘤一样肆意蔓延。”他说他将关闭电影制片厂，取消在瑞典发布新电影的计划。他将他的财产交给国家税务局处置，以防“正直的瑞典纳税人们”以为他要逃避义务。就在当天下午，伯格曼登上了一台飞往巴黎的客机，从此背井离乡。五天之后，税务审计人员对伯格曼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声称税务人员做法正确，伯格曼无理狡辩。但是审计人员向媒体公开的数字显示，政府主张伯格曼应缴的税款，高达这位导演收入的140%。⑬
③James Sterngold, “Kakuei Tanaka, 75, Ex-Premier and Political Force in Japan, D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7, 1993.
就在伯格曼事件抢占各大报纸的头条后未久，警察突击搜查了女明星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的家。在十几部伯格曼的电影中担任过角色，并且是一名5岁女孩的母亲，安德森被拘禁了36个小时，不允许打电话或者联系律师，理由是她欠下了2.3万美元的税金。接下来，3月3日，68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袜子皮皮》系列故事的作者，同样是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在瑞典流通最广的报纸《快讯》上发表了一篇短小的寓言故事，题为《住在偏执国里的波米贝瑞朴莎》。在故事中的某个虚构王国里，一名作家因为作品成功而不得不面对高达收入102%的税金，其中的讽刺谈不上含蓄。“这些人真的是我曾经如此尊敬、如此仰慕的智者吗？”可怜的波米贝瑞朴莎问道，对象是制定这些税收的政治领袖。“他们想要实现的是什么目标——一个狭隘、不可思议到极致的社会吗？”她的故事是有事实基础的，随后林格伦就公开了她和勤勉的税务人员之间的一些小争执。⑫
④Suzanne Berger, “Politics and Anti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Seventies,” Daedalus 108 (1979): 27–50.
一个风雪交加的星期五，瑞典警察打断了斯德哥尔摩皇家大剧场内正在进行的戏剧彩排，剧目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的舞蹈》。舞台上的演员眼看着身着便衣的警察走向他们的导演，时年57岁的英格玛·伯格曼，说他因为偷税漏税而被警察厅传讯。伯格曼，这位蜚声国际的电影导演，同时也是瑞典当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公开受到了侮辱。他的护照已被扣押，公寓遭到搜查，本人被警告不得离开城区。面对刑期可达2年的司法指控，伯格曼因为“情绪紧张”入住了卡罗林斯卡医院。
⑤Samuel Brittan,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 5 (1975): 156–158.
世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高税率，以及人们眼中高税率的罪魁祸首——政治党派，将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1976年1月30日，预言成了现实。
⑥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47, 74, 181–237.
况且上述数据还只是税前收入。为了达成政治目标，政府需要向退休和失业工人发放津贴，并补贴依靠政府资助发放工资的企业。尽管社会上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政府仍然坚持上述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在此种情况下政府别无选择。而为了给这些补贴提供经济支持，他们不得不继续从工人的收入和消费者的支出中抽取税收。吉斯卡尔担任法国总理期间，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74年的34%上升到了1979年的38%；在日本，这一数字从22%提高到了24%。纵观23个发达国家，国民收入中税收的比重在这些年中增长了3%。然而尽管税收一直在涨，到了1979年，各国的失业率还是创了6年以来的新高，通货膨胀率再次飙高。
⑦Sir Keith Joseph,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Mealy-mouthed: Intervention IsDestroying Us,” speech at Upminster, June 22, 1974, at www.margaretthatcher.org/archive/displaydocument.asp?docid=110604. See also Hugo Young, The Iron La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9), 85; Armin Schafer, “Krisentheorien der Demokratie: Unregierbarkeit, Spatkapitalismus und Postdemokratie,” Der ModerneStaat 2, no. 1 (2009): 159–183. On Brandt’s purported prediction, see Crozier et al.,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2.
然而，尽管这些领导人做了各种努力，彼此间经常沟通会商，仍然仅仅能够给经济提供一点微弱的反弹。在三木及其继任者的治下，日本经济在1974—1979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几乎不到之前6年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德国和法国的增长速度也与之相近。唯有美国，增长率比前者低了接近整整1%。在这6年中，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有1.9%——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个数据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⑧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horizontal-file_02-2010.xls, viewed May 8, 2016.
这些领导者都是极为严肃的人。他们看到通货膨胀正在腐蚀本国的经济，导致国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他们意识到了福利国家政策的局限性，也了解人们对高税收的反感。他们清楚地知道，唯一能够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和招募工人的就是利润。他们清楚，高油价已经导致本国大部分的制造业不再具备经济效率。而且，不论他们对公众说了什么，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大部分暂停营业的工厂再也迎不来重新开张的那一天了。他们准确地认识到，为了实现重现经济繁荣，眼前最大的挑战和难题就是恢复生产率增长的速度。
⑨Judd Stitziel, Fashioning Socialism (Oxford: Berg, 2005); Eichengreen, European Economy Since 1945, 131–162.
然后就是吉米·卡特了。曾任核潜艇指挥官、佐治亚州乡村家族花生仓库经理的卡特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干而且清廉的领导人。作为浸信会主日学校的兼职教师，卡特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信徒，他承诺要在美国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因为当时国家因越南战争和对拉美独裁政府的支持而民心分裂。1977年1月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卡特在天寒地冻中步行走过宾夕法尼亚大道，而不是按照惯例乘车，这一举动巩固了他作为平民总统的形象。
⑩“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Washington, August 13, 1974,” FRUS 1969–1976, vol. E-15, #note11">⑪施密特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不明。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这句话我只说过一次，就被引用了一千次。一次就够了。”See “Verstehen Sie das, Herr Schmidt?” Die Zeit, March 4, 2010.
与他们的前任相比，新一代的领导人主要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不带有个人色彩，二是能力超群。赫尔穆特·施密特，曾在汉堡大学师从卡尔·席勒学习经济，并在维利·勃兰特于1974年5月辞职后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而且一贯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的执政哲学总结起来就是一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那些眼中总是未来愿景的人应该去看医生。”瓦莱里·玛利·勒内·乔治·吉斯卡尔·德斯坦，人们口中的吉斯卡尔，在德国的施密特下野后两周当选法国总统。吉斯卡尔是声名卓著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国际经济领域的专家。三木武夫，在田中角荣丑闻产生下台后，于1974年12月成为日本首相。他在历届日本首相中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不肯利用政府工程合同讨取政党捐助人和地方官员的欢心。在日本，他不仅以言语耿直著称，还以没有废话、讲求实干的作风享有盛誉。⑪
⑫I have used the translation of Lennart Bilen. Roger Choate, “Ingmar BergmanTax Ordeal Swings Swedes Against Government,” The Times (London), May 10, 1976; William Dullforce, “Strong Sw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n Sweden,” Financial Times, May 11, 1976; William Dullforce, “Have Swedish Taxes Reached SaturationPoint?” Financial Times, May 21, 1976.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新闻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然而，尽管到处充斥着关于不可治理性的危险信号，选民仍未放弃对民主政府自我革新的信念。被选民们无情抛弃的是那些只会承诺牛奶和蜂蜜的魅力型政客。70年代不属于夏尔·戴高乐和林登·约翰逊这种传奇式的领袖。人们需要的是务实的领导人，现实可靠，有实干能力而不是只会夸夸其谈，面对经济危机能够保障稳定。
⑬“Bergman says farewell to Sweden,” The Times (London), April 23, 1976; William Dullforce, “Ingmar Bergman Goes into Tax Exil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1976; Birgitta Steen, Ingmar Bergman: A Reference Guide (Amsterdam: AmsterdamUniversity Press, 2005), 956.
早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前，苏联内部就已经广泛出现了动乱的迹象。新的人权运动开始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政治压迫。国家无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波兰爆发大规模内乱，从1970年开始，当地政府就在用冻结物价的方式安抚民众。1968年遭受了苏联入侵并终止了一切政治与经济革新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了滋生暴动的温床。1974年3月，匈牙利多项具有自由化倾向的政策在苏联的反对下被叫停，理由之一是“向资本主义变质”。飙升的油价打乱了苏联的计划。提高一种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需要进口的重要原材料的价格，并降低其西方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速度，石油危机也因此使社会主义诸国难以实现经济增长，进一步滑向了不可治理性的深渊。⑩
⑭Sven Olson, “Sweden,” in Flora, ed., Growth to Limits, vol. 1, 15.
共产主义经济体十分擅长生产产品，却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武器和重工业制品始终占据首要地位；至于公寓和汽车这些普通家庭需要的商品，则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产品的质量往往十分低劣，样式也过时老旧，因为针对品质和创新几乎没有任何奖励。虽然规划者关注人们购买连衣裙的数量，但他们毫不在意这些连衣裙的颜色、款式和图案是否符合那些看过西方时尚杂志的女性的心意。这些对于产品多样性的潜在需求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在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家工厂都被提前指定了配额，以便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而这种流程是无法满足消费者按个人品味购物的需求的。而仅在对化解政治危机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公众的情绪才会被视为一项考量因素。⑨
⑮Olof Petersson, “The 1976 Election: New Trends in the Swedish Electorat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 (New series, 1978): 109–121; “Modell in Gefahr,” DerSpiegel, September 13, 1976; Gerard Caprio, “The Swedish Economy in the 1970’s:The Lessons of Accommodative Policies,”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ternational financed iscussion paper 205, April 1982.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效能的信奉贯彻其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规划者决定该生产多少吨钢铁和多少平方米的布料，工厂管理者的业绩就根据能否完成这些指标来评价。其他的国有工厂则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进口钢铁和布料，并生产指定数量的拖拉机和连衣裙。接下来，这些规划者就要指导国营农场购买拖拉机，以及决定国营商场应该卖掉多少件连衣裙。国际贸易往往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而不是现金交易。如果一串串的香蕉忽然出现在布拉格的杂货店货架上，这很有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官员安排的：该国向某个香蕉生产国出口机械，并接受对方用水果作为部分货款。
⑯Labour Party Manifesto, February 1974; Sandbrook, State of Emergency, 611–645.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归根结底与市场经济国家繁荣的原因并无不同。战争导致国家满目疮痍，亟须大规模的重建。数百万的劳动力离开了田间地头，流入新工厂操作重型机械。这些工厂跟二战之前比较典型的小型企业相比规模要大得多，资本密集程度也高出很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规模经济的真正信仰者。从卡尔·马克思开始，他们就坚信工业化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经之路。那些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的经济学家尤其强调生产总量的意义，根据他们的观点，计划经济的领导者认识到，实现工业化最高效的方式就是建造大型的综合工业体，能够快速炼造钢铁、生产化学制品和纺织棉料。
⑰David McKie, “Lord Callaghan,”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05; “Lord Callaghanof Cardiff,” The Telegraph, March 28, 2005; 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
苏联在人们的记忆中通常与经济瘫痪相等同，但这是对于历史过分简单的解读。事实上，东欧和苏联的国营经济体制战后也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尽管很难做到逐一对比——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等统计概念都应以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国家制定的价格计量——大多数的评估认为，铁幕之后，经济增长相当迅速。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测算，1948—1973年，在剔除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的影响之后，苏联和东欧的人均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要高于比利时和丹麦，而且远远高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按照麦迪森的结论，1948年，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尽管在接下来的25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匈牙利的增长速度要远超美国。⑧
⑱Graffiti cited in Andy Beckett,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70s Britain,” The Guardian, April 22, 2009.
并非只有富裕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出了不可治理性。铁幕之后，共产党控制下的苏联附属国也陷入了统治危机，而且事实表明，这场危机远比西欧、北美和日本的民主政权所面临的更为严峻。
⑲Prime Minister James Callaghan speech to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Blackpool, September 1976, http://www.britishpoliticalspeech.org/speech-archive.htm? speech=174; October 1974 Labour Party Manifesto, http://www.labourmanifesto.com/1974/oct/.
奥尔森在政治上是一名保守派，而且和很多右翼人士一样，他认为工会组织尤其要为富裕民主国家中明显的僵化倾向负责。在关于不可治理性的辩论中，一件怪事就是不同党派之间居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塞缪尔·布里坦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多项经济政策表示过支持，预测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主导地位“将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有生之年成为过去”。但是维利·勃兰特，民主派中的左派人士，据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中，不可治理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一个表现，在此阶段政治秩序将会失去其合法性，接下来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社会结构的最终崩塌。然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不可治理性不过是政府无法兑现其对公民的所有承诺的又一例证。⑦
⑳Joel Krieger,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Dec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伴随着狭隘利益集团的得势，受到冲击的首先就是国际贸易。大型组织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知道，自由贸易能够刺激经济的整体增长，即便某些产业和部分工人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小型团体的视角就狭隘得多了。一项降低鞋子进口关税的贸易协定，全国劳工联合很可能会支持，但是鞋业工会几乎肯定要反对。类似地，狭隘利益集团往往会阻碍新技术的推广，以保护相关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工作机会。奥尔森警告道，经济将越来越僵化，也会越来越抗拒改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总的来说，”奥尔森写道，“狭隘利益集团及其联合将导致政治生活更加分裂，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和总体收入水平。”⑥
㉑Andy Beckett, When the Lights Went Out: Britain in the Seventies (London: Faber, 2009), 486.
就奥尔森看来，真正的危险就是，这些小型团体会把目标简单定义为保护成员的眼前利益。代表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大型组织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为了公众的福祉，愿意接受短期的挫折。但是大型组织正在节节败退。奥尔森预计，权力将向小型团体转移，而后者只会坚持不懈地在政治斗争中争取短期胜利，以保持成员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随着这些小型团体影响力的增加，以及彼此间结成同盟，他们终将绑架政府，使其无法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决策。
㉒Margaret Thatcher, “Party Election Broadcast,” April 30, 1979,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Archives (MTFA), document 104055.关于民众对英国经济长期下行的恐惧，参见：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30–49。卡拉汉的引文在有几个版本，都没有权威确证。
一种观点是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对这一理论最著名的支持者要数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尽管本人和蔼可亲、言语温和，奥尔森对富裕民主国家未来命运的预测却远远谈不上乐观。在他的眼中，随着有广泛群众基础、表达群众普遍关切的大型组织逐步失势，有着狭隘目的的小型团体愈加得志，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已经在渐渐瓦解。这种转变的原因使用简单的算术就能解释。如果某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此改变政策所能带来的利益平均下来就很少。而加入某个小型团体，专门为特定目标奔走，如果该团体在相应事项上成功地左右了政策制定，每个人能得到的好处都会大大提升。按照这一逻辑，对于一名心脏外科的医生来说，加入心脏病联合会进行游说所能带来的利益，远远要高于加入泛泛的大型医生联合组织，因为后者还要同时关注过敏科医生和肾病专家的利益。
㉓For example, see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福利国家政策对公众许诺的不仅仅是稳定提高的生活水平，更包括社会公平的改善。而这一承诺，也成了经济萧条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掌握的流动性不足以补偿所有自认为处于弱势的群体。英国记者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指出，一项政府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宁愿每周和其他人一样拿到4英镑的补贴，而不是在其他人每周拿到6英镑的情况下，自己拿到5英镑。“政策越倾向于消除阶层分化和收入差异，人们就越容易因为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群情激奋，”布里坦得出结论，并警示道，“自由民主制度存在某种倾向，那就是催生人们不切实际的期望。”政策变化的潜在受损者已经动员起来要保护已经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民选政府在对自身的改革中缚手缚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代议制政府的不可治理性。⑤
㉔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Monthly Energy Review, February 2015, Tables 9.1 and 9.4.
对于不可治理性的关注，与经济发展的停滞有直接关系。在繁荣增长的黄金时期，政府有能力改善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他们有充裕的资金提高儿童津贴，兴建免费或者低学费的大学，同时又不影响无孩家庭的税后收入。然而此时面对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政府就只能玩一场零和游戏。任何为某一群体配置资源的措施，无论是学龄前的幼儿还是耄耋的老人，都意味着要切走别人的蛋糕。甚至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比如抑制通货膨胀，公众也很抵触，因为人们不愿为了长远的收益而承受短期的阵痛。
㉕Stacy L. Schreft, “Credit Controls: 1980,” i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conomic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0): 25–55.
不可治理性，这个词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含义更多是与政府瘫痪而不是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据说，这是两项根本性社会变革的结果。其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让普通人也有机会和勇气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教会、工会或者行业协会的指导；与之相反，他们会自行判断什么样的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另一项转变是，政府已经增重成了庞然大物，其提供的服务和补贴直接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人们也因此更加关注它的一举一动。这两项转变综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政客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大众利益之名做出决定，然后就要求选民们无条件地支持。福利国家的福祉已经被当作了公民的天赋之权。人们曾对政客许诺的各式新鲜福利心怀感激，而此时，他们拒绝任何可能减损他们既得利益的改变，无论是在绝对收入上还是相对收入上。这些越来越善于表达诉求的选民有着明确的经济利益需要保护，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受到重视。④
㉖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Hugh Heclo and Rudolph Penner,“Fiscal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Fred I. Greenstein, ed., The Reagan Presidency: An Early Assess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然而就是这些在权力场中手握重拳呼风唤雨数十年的大人物，即便人脉根深蒂固，仍然无法安然度过危机。如果是在几年之前，人们面对类似的事件很可能只会耸耸肩膀，毫不在意。而此时，政治环境已然发生了改变。
㉗1980年10月28日里根与卡特辩论的文字记录，参见：http://www.debates.org/index.php?page=october-28-1980-debate-transcript.
尽管上述三起事件在细节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有一名成就杰出也备受欢迎的政治明星陨落了。勃兰特在1933年曾逃往挪威以躲避纳粹，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的根基中拽了出来，将其重塑成了群众基础远比产业工会及其成员更为广泛的政党。在1972年的连任竞选中，联邦德国民众热烈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即与民主德国和波兰关系正常化，以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也能使分散在两国的家庭重新团聚。尼克松早在1946年就登上了美国政治舞台，而且在两年前的连任竞选中还刷新了美国大选的记录：在50个州中赢得了49个州，投票支持率高达61%。他利用中产阶级和白人工薪阶层对犯罪的恐惧和对种族融合的反感，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而田中首相，随后在一场收受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贿赂的丑闻中被定罪，但是此前他通过政治分肥的手段，打造了一台强大的选举机器。他最擅长的就是将政府资金转化成钢筋和混凝土，很多崇拜者都将他称为“智能推土机”。③
㉘John Antcliffe, “40 Years Ago Today: Governor Reagan at the Royal Albert Hall,”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5, 2009. 撒切尔夫人没有参加董事学会的演讲，但她的丈夫告诉了她。她的丈夫当时在场，并获得了一份打印件。See January 8, 1990, interview of Thatcher byGeoffrey Smith, MTFA, document 109324.
不可治理性在很多领域都有所体现。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秩序。在欧洲，报纸标题中充斥着黑帮的绑架和谋杀犯罪，比如联邦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意大利的红色旅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在美国，犯罪率直线飙升：1975年，每20个居民中就有一起财产犯罪立案。统一的主权国家自身也受到了攻击，从魁北克到苏格兰再到南斯拉夫，政党都想让中央政府下放权力，甚至是实现地区自治。接下来还有丑闻带来的不确定性，1974年三个主要经济体的核心领导层因此发生权力更迭。5月，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辞职，原因是他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揭发是民主德国间谍。8月，水门事件事发，理查德·尼克松试图掩饰他曾在1972年总统大选期间指派特工闯入民主党办公室，结果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职总统辞职。12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被指控利用职务之便从地产交易中牟利，并因此辞职。②
㉙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Perspektiven des Wirtschaftswachstum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is zum Jahre 1995,” December 6, 1979, appendix Table 12, BA, B102/306599.
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很多基础性的事实发生了改变。“1974年中的某些时间点，在英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尼德兰、挪威、瑞典和丹麦，立法机关中没有一个党派占据了多数席位。”三极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的一项研究中指出。该委员会当时刚刚成立，成员多为国际商界和外交界的领袖级人物，很快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此时，专家们开始谈到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不可治理性”。①
㉚Yasuo Takao,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The Case of Japan,”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 (1999): 265–266; Ellis S. Krauss, “Japan in 1983: Altering the Status Quo?”Asian Survey 24 (1984): 89; James Elliott, “The 1981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Japan,” Asian Survey 23 (1983): 765.
早些年，选民无条件地接受他们所支持政党的政治路线，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在欧洲，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农民政党均能得到某些地区选民的稳定支持。工会成员是加拿大新民主党的核心支柱，而美国南方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坚强堡垒。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一度忠诚的选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也能轻易地移居外地，不再坚信他们有义务支持原政党的路线。在意大利，本地主教的意见开始变得无关紧要，而美国工厂工人越来越不在乎工会领袖的呼吁。随着区域投票一致性的丧失，战后的稳定政府逐渐让位于不再牢固的联盟，少数议员的死亡或入狱就能打破其中脆弱的平衡。
㉛Martin Fackler, “Japan’s Elder Statesman Is Silent No Long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0.
19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选民都感到不安和疏离。他们期望政府能够保障就业、改善工作环境，并且提高生活水平，正像政府在之前的近30年里所做的那样。然而此时，他们眼前只有紧缩的经济、停滞的工资和濒临倒闭的工厂。面对新的经济现实，旧政党似乎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的计划只适合在繁荣期间分配胜利果实，而无法刺激生产率的增长，适应一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㉜Toshiaki Tachibanaki, “Japan Was Not a Welfare State, But...” in Griffiths and Tachibanaki, From Austerity to Affluence, 205; Kumon Shumpei, “Japan Faces Its Future: The Political-Economic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10 (1984): 14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