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的障碍在于这些农民是缅因州的农民，他们非常谨小慎微。第一年他们只试种了1/4英亩，而不是一下子就种植数百英亩的甜菜，当看到这样做确实能赚钱时，他们才将种植面积扩大到半英亩，而当他们终于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英亩时，炼糖厂不得不因业务量不足而关门停业，甚至缅因州制糖公司也因此不得不宣告破产。它的股价跌到了每股6美分，即1股股票的价钱只能从雄狮俱乐部的自动售货机上买到6块口香糖。
缅因州制糖公司的员工四处奔走，游说缅因州所有种马铃薯的农民在淡季种植甜菜。这样将给缅因州制糖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对缅因州的农民好处更不必多说了，因为通过种植甜菜这种马铃薯的理想伴作物，农民既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让土地重新变得肥沃，而且缅因州制糖厂愿意为农民种植甜菜承担费用，农民所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将成熟的甜菜送到缅因州制糖公司新建的大型炼糖厂就可以了。
经过这次投资惨败之后，我发誓再也不购买像缅因州制糖公司这类公司的股票，想要让性子比老牛慢的缅因州农民快速行动起来实现业务增长简直是痴人说梦。
在难得的几次休假期间里，我都会努力弥补我在国外服役所丧失的投资机会，我风风火火地赶回美国，购买朋友和同事推荐的各种各样的热门股票。虽然他们自己购买的是股价一直在上涨的热门股票，但他们建议我购买那些股价一直在下跌的保守型股票。事实上，在荣格石油公司（Ranger Oil）的股票上我赚到了钱，但是缅因州制糖公司（Maine Sugar）的股票——我坚信会稳赚不赔的一只股票，让我损失惨重。
1969年，我从韩国回到美国，重新加盟富达基金公司，不过这次我成了正式员工，担任证券分析师，这时股票市场马上做出反应直线下跌（林奇进步股市下跌的定律再次应验）。1974年6月，我由研究部经理助理提升为研究部经理，结果随后的三个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250点。1977年5月，我开始掌管富达麦哲伦基金，当时股票指数为899点，但我掌管基金后股票指数就开始持续下跌了5个月之久，一直下跌到801点。
在沃顿商学院读完二年级，按照预备军官训练营制度的要求，我到军队进行报到开始服两年兵役。1967～1969年，我在炮兵部队任少尉，先是被派遣到得克萨斯州，后来又被派遣到韩国——这和到越南相比可以说是太舒服了，因为在越南战争中大多数炮兵少尉都受伤了。驻防在韩国唯一的缺点就是离股票交易所太远，据我所知，韩国首都首尔当时还没有股票市场，这段时间我一直由于远离华尔街而深感痛苦。
我接管时富达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为2000万美元，但整个投资组合只有40只股票。富达基金公司的总裁内德·约翰逊先生建议我把股票数量减少到25只，我毕恭毕敬地听完他的建议，走出他的办公室后，我把持股总数增加到了60只，6个月后又增加到了100只，不久之后又增加到了150只。我并不是故意在与内德先生作对，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只严重被低估的股票时就忍不住要买入，而那些日子里股价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可以说遍地都是。
不过沃顿商学院的有些课程还是有价值的，即使所有的课程都毫无价值，在这里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卡罗琳。（在服兵役时我和她结婚了，那是在1968年的5月11日，星期六，股票市场停盘。我们度了一周的蜜月，在此期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3.93点——当然那时我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是我事后核查数据才知道的）。
心胸开阔、思想开明的内德先生只是在一旁保持一定距离观察着我，却并不干涉我的投资，而且不断给我鼓励。我们两个人的投资策略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接受我的策略——只要我的投资业绩非常出色就行了。
很显然，在投资方面沃顿商学院那些信奉定量分析和随机漫步理论的教授在投资实践上远远没有我在富达基金公司的同事做得好，因此当我在理论和实践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我选择了与实务派站在一起。当你知道某一个人在肯德基快餐公司的股票上赚了20倍，并且他在事先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该股票会上涨的理由时，你就很难相信在学术界十分流行的声称股票市场是非理性的理论，直到现在，我仍然根本不相信那些理论家和预言家。
我的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目不断增加，我一度仅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就持有了150只之多。我并不满足于只购买一两只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而是把资金平均分配于一大批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上（当然是在我确定每一只股票本身的盈利前景之后才投资的）。只投资于一只连锁便利店公司的股票是远远不够的，购买了7-11便利连锁店（7-eleven）的母公司南方大地公司（Southland）的股票后，我又忍不住买了许多连锁便利店公司的股票，比如Circle K、National Convenience、Shop-Go、Hop-In Foods、Fairmont Foods和Sunshine Junior等，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购买几百只股票的投资策略当然并不符合内德·约翰逊先生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理念，但是由于我的这种投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投资业绩，所以我仍然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基金经理的位置上。
我还发现很难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股票市场的一切信息都是“已知”的，并且股票的定价也都是“理性”的）与随机漫步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即市场的涨跌是不理性的，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统一起来。我所看到的股票市场中许多奇奇怪怪的波动现象使我开始怀疑那些认为市场是理性的学术理论，而富达基金公司那些伟大的基金经理人所取得的投资成功也并不是事先完全无法预测的。
我很快就成了证券业的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他以从来没有碰到过一只他不喜欢的股票而闻名。在《巴伦周刊》杂志上他们总是拿我持有的股票种类很多这件事开玩笑：你能说出一只林奇没有持有过的股票吗？现在我的投资组合中就有1400只股票，所以我想他们说的也确实有些道理。当然我能够说出一大堆股票，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持有过这些股票。
在富达基金公司实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读研究生二年级，此时的我比以往更加怀疑学术界的股票市场理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在沃顿商学院所学的课程本来应该能帮助你投资成功，但在我看来只能导致你投资失败。我学习了统计学、高级微积分学和数量分析等课程，但是根据我在课堂上所学的数量分析理论，我在富达基金公司所亲眼看到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发生。
不管怎么说，如今富达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增长到了90亿美元，这相当于希腊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尽管在过去2500年希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在过去的11年里，从投资收益率来看，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希腊整个国家的增长。
像我这样的实习生，在公司财务会计方面没有任何经验，都会被安排研究上市公司并撰写公司研究报告的工作，和正式的分析师一模一样。以前让我心存敬畏的基金投资行业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原来我这样的文科生竟然也能够照样进行股票分析。我被指派研究报纸和出版业上市公司，要到全国各地调研相关上市公司，例如索格报业集团（Sorg Paper）和国际教科书公司（International Textbook）。由于航空公司正在罢工，所以我只好改乘汽车旅行。暑期结束，我发现被我研究得最深入的就是灰狗长途汽车公司（Grey-hound）了。
威尔·罗杰斯曾经说过一条最好的股票投资建议：“不要赌博。用你所有的积蓄买一些好股票，耐心长期持有，直到这些股票上涨然后才卖掉。如果一只股票不上涨，那就不要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