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我真的实在控制不住愤怒，真的控制不住，可是，周波提醒我，这不是个小事，要我好好思考一下，然后就离去了。于是，我就开始在办公室内打转。
这个事管不管？管，难度太大了，首先要得罪屠龙飞，更别说他哥哥，现任省委副书记了，当然还有庄为民，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可是难以估量啊。就算抛开这些，难度也相当大，最起码，要对申明君重新进行司法鉴定，要推翻六年前专家们已经做出的鉴定结论，这可不是件容易事。目前，我国精神鉴定的情况非常混乱而且弊病丛生，一方面，精神鉴定本身就有相当难度，它不像别的病，通过医生的诊断或者仪器的检验，可以明确地发现病灶所在，确认患者到底有没有病，是什么病。另一方面，精神病医生也是人，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也不是个顶个的能保证职业良心，所以，在权势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被收买而做出有违良知的鉴定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中，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只是还没有像申明君这样残忍的杀人犯，在这么明显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结论。我研究过外国这方面的情况，像在美国、英国等主流发达国家，他们也允许任何有资质的精神医生进行鉴定，但是，行为人、受害人双方都可以聘请自己的人鉴定，而且，双方鉴定的医生都要上法庭，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进行辩论，最后由陪审团作出裁定。哪像我们，专家做出鉴定就没事了，即便当事人一方不服，再找到更高层的精神专家做出相反的鉴定，原来鉴定的专家也不负任何责任，没有人也没有法律规定去追究他们，所以，他们可以有恃无恐。
无论从哪个环节上看，申明君都是一个正常的人，甚至精明的人，可是，就这样一个人，却被硬生生鉴定出有精神病，从而在杀人后不负任何法律责任，逍遥法外。
说远了，还是回到申明君这起案件吧。目前看，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殊的难处，那就是，事情已经过去六年了，即便我们找到更权威的、没有被他们收买的精神专家重新鉴定，可是，怎么能鉴定出，六年前申明君杀人是否有精神病呢？
我进一步了解了申明君杀人作案的过程。从动机上看，他是因为有了婚外情，勾搭上别的女人后，妻子又拒绝离婚，才生出杀害妻子之心的；从实施作案上看，他在事前精心进行了设计，把如何处理尸体都想好了，特意加深了自家地窖，留着埋尸用。在杀人过程中，先欺骗受害人，说要跟她和好，然后把她灌醉，最后用绳子勒颈致死；从审讯环节上看，他最初也曾顽抗过，可是，当受害人的尸体被挖出来后，才崩溃了，被迫交代了罪行，而供认的犯罪手段和法医解剖的结论完全一致。
何况，如果要管的话，我必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除了屠氏兄弟，甚至庄为民、贾氏兄弟都要捣乱，肯定会占用我大量精力和时间，那样，就会影响侦办贾氏兄弟的犯罪和其他工作。
我又暗骂了一句。用句通俗的话说：这种事，什么瞎子不气冒眼睛？难道，在我们的社会，只要有权有势的，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杀人犯就可以逍遥法外吗？我眼前浮现出那个老太太呆滞的眼神，完全明白袁雪带着她来找我的意义，她确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我可以不接，推出去，理由有很多，甚至很充分，譬如，时过境迁，已经很难查清当年的真相了。干扰太多，县公安局难以顶住压力，让她们向上级公安政法机关反映等等。可是这样做，无疑是把她们推向绝望。那个精神病母亲呆滞的眼神在我眼前晃动，难道，我还要把她的另一个女儿、为姐姐伸冤的妹妹也逼成这个样子吗？对她们来说，我已经成了最后的希望，我怎能忍心辜负她们？再说，如果我真的把她们推出去，恐怕一直到死，我的良心也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
妈的……
不行，我要管。
我再次在心里劝自己不要生气，可是，效果不大。我粗声问周波，现在这个申明君在哪里，在干什么？周波说在哪里不知道，反正早就不在华安了，听人风言风语说，他好像在外边办了个制衣厂，还发了财，日子挺滋润的。对了，他在出事当年就离开了华安，至今已经六年了。
怎么管？
不用说了，这里边肯定有事。凭他们的能量，收买几个专家是很容易的事，也正是有这样一种背景，受害人的亲人才上访无门，反而自己住进了精神病院。
不打无准备之仗，管之前，我先做了必要的调查，申明君当年是在本省做的精神鉴定，所以，我绕开他们，暗中联系了上海的一位权威精神鉴定专家，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了交流，我把大致案情向他做了介绍，然后问他的看法。权威听了气愤地说，根据我说的这个情况，他可以断言里边有问题，还说，现在在精神鉴定领域里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所谓的专家良心都让狗吃了。他说，为一个人做出精神异常的鉴定结论，既需要专家本身有丰富的经验，还需要必要的程序，像申明君这种情况，就需要结合他作案的过程进行分析，像他这种作案前精心设计，作案后又逃避打击的情况，怎么会是精神病患者的行为呢？对，还要对其进行社会调查，一是查他有没有精神病史，二是查他的家庭，也就是父母和近亲属中有没有精神病，这些对于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有精神病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权威还说，如果想对这个人重新进行鉴定，他愿意亲自参加。
怪不得……对，当年好像是听说过这回事，只是一时忘记了。
权威的这些话使我有了点信心。又找来周波，了解当年是否对申明君做过调查。周波说他当年没有参与这个案子，不过他看过案卷，好像是调查过，似乎有人证实，申明君上中学的时候曾经犯过精神病，他的原籍乡亲还证实，他死去的爷爷有精神病史。
什么？屠龙飞的外甥，那不就是屠副书记的外甥吗……
从程序上看，似乎没有问题，不过这种假谁都可以造，我决定对这个调查再进行一次反调查，如果能查明这个调查有问题，那么就打开了突破口。可是，怎么调查呢？只要我们一行动，就会打草惊蛇。我思考后，让燕子秘密地找出当年的案卷副卷，很快发现，证实申明君上中学时犯精神病的是他当年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证明他爷爷有精神病史的是他父母的两个老邻居。
我心里暗骂了一句，赶忙提醒自己不要动气，思考起来：按照规定，杀人后的精神病人即使好了，家人也要负责监护，公安机关也有相当责任，即便他搬家，原地公安机关也要通知他迁入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控制。我把这话对周波说了，周波苦笑着说，说是那么说，实际上谁执行啊？何况，申明君不是凡人。对了严局，你好像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吧，“他是屠龙飞的外甥，也就是屠龙飞姐姐的儿子”。
必须对这几个证人进行调查，可是，由于担心打草惊蛇，我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就在这时，上访人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回是袁雪一个人来的，问我是不是看了她们的信，有什么想法，我指出了症结所在。想不到她说了一个让我惊喜的情况，原来，她所以时隔六年之后重新为姐姐的事上访，还有另一个动因，那就是，当年的一个证人也就是申明君父母的老乡之一找过她，说当年公安机关对她进行调查之前，申明君的父母先找了她，让她证明申明君死去的爷爷得过精神病，而实际上，申明君的爷爷从来就没有什么精神病。
妈的……
我听了大为振奋，既然这个证人现在是这种态度，那么，获得真实的证据应该不是难事。于是我又请袁雪私下再调查一下别的证人，如果也能证明事前申明君家人找过他们，那么，此案就有昭雪的可能。袁雪答应后立刻离开了。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当事人自己进行调查，即使申明君受到了惊动，也不会怀疑到公安机关介入了。
我先找来周波询问，周波态度明确：上访人说的属实。这个案子发生时，他还是个中队长，私下里刑警们议论过，也认为申明君没有精神病，因为，这是一起精心预谋的杀人案，精神病人是做不出来的。可是，一方面无法推翻精神鉴定结论，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力也太小，没能力过问这事。周波还毫不隐讳地指出，杀人犯申明君家人肯定买通了精神病鉴定专家。他还说，鉴定后，申明君住了半个月精神病院就出来了，接着就人走家搬，谁也不知去了哪儿。
打定主意后，我又来到县委，向汉英汇报了一下。因为申明君不是一般人物，牵扯到屠龙飞甚至屠副省长，必须让他知道。汉英听了以后先是愤怒，又马上冷静下来，进而表示了担心，担心得罪到屠龙飞，更担心得罪了屠副书记，也担心分散我对贾氏兄弟的关注，同时也会带来很多压力和干扰。不过最后他说，既然是这种情况，不管真的说不过去，不过，你应该争取上级公安机关的支持。我听了深以为然，给省厅刑侦总队的施总打了电话，他听了以后先是很愤怒，可听到是屠副书记的亲属，马上吸了口冷气，说他支持我重新调查此案，不过难度太大了，一定要注意保密，要讲究策略，万一有什么问题，他尽量给我帮助，这给我很大的鼓舞。
现在看，这个案子并没有完结，受害人母亲得了精神病，没能力上告了，妹妹又接上来，而且找到了我的头上。怎么办？
袁雪又来了，她说，她已经暗中调查了申明君另外的几个中学同学，他们都证明，他们从没发现过申明君精神异常，也不知道他因精神病请过假，还表示需要的时候可以站出来证明。这就间接证明当年那个老师和同学的证明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采取行动了，问她是否知道申明君现在的住址和情况，袁雪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这我也打听到了，他在一个叫做新海的城市办了一个制衣厂……”
看完信，我一下想起来了，当年是有这么个案子，市局刑侦支队也介入过，而当时我正在忙一起抢劫运钞车的大案，所以没有过问，但是大致情况听说过，也知道那个老太太到处上访。当时，刑侦支队的同志私下议论，也认为这里边有问题，可是有司法鉴定在那儿摆着，有想法也没有办法，我一起案子接一起案子地忙，也就没有过深地过问。其实，就是过问也没有办法。
我猛地一震：“你说什么？新海？”
这……
袁雪说是，申明君就在新海，他办的工厂叫志新制衣厂。
案子到这里本该结了，杀人凶手只等着执行死刑了，可就在这时突生变故，申明君的父母忽然提出儿子有精神病，请求为其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并且真的鉴定出其杀人时精神异常，所以不负刑事责任，很快从监狱里走出来，没事了。
他妈的，怎么会这样？
我似信非信地拿起信看下去：案发于六年前，当时，受害人也就是来找我的女人的姐姐、老太太的女儿袁春被丈夫申明君杀害，埋尸于地窖，而后，申明君声称妻子失踪了。但是，老太太到公安机关报案，声称女儿失踪前跟她说过，申明君有了外遇，要跟她离婚她不同意，如果她被杀害，就一定是申明君干的。在这种情况下，华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受理了案件，并很快在其家的地窖找出被肢解的尸体，经鉴定正是受害人袁春。证据确凿，申明君只好承认了杀妻罪行，事实也正像袁春生前向母亲说过的那样：外遇，急于甩掉原配妻子，是他的作案动机。
新海就是我家呀……不，是我家所在的那个海滨城市啊，原来这个杀人犯躲在那儿发财？是巧合，还是缘分，还是冥冥中预示着什么……
我让二人坐到沙发里，老女人依然眼神呆滞，眼睛看着地面，一言不发，样子很是可疑，我不由生出几分警惕。年轻女人做了自我介绍，说她叫袁雪，老女人是她的母亲，有精神病，不过不乱闹，让我放心。她家在外地，这次来华安，是特意带母亲来找我的。我听了既不解又不高兴：你有事来找我可以，为什么带个精神病母亲呢？她接着说，她母亲的精神病和案子有关，她是想让我看看她的惨样儿，希望以此打动我的同情心，然后才开始讲述案情。大意是，六年前，她姐姐袁春被人杀害了，案子也破了，凶手也抓起来了，可是很快又放了，她们知道后非常气愤，到处告状却没人理睬，她母亲因而精神崩溃，成了精神病人，现在，是在精神病院治了好长时间才稳定下来的。现在她们来找我，是希望我能为她们昭雪沉冤。说完还拿出一封信，说知道我忙，就不细说了，一切都写在信上，希望我看了有个态度。然后就走了。
这个巧合坚定了我的决心：这事我必须管，而且要一管到底。我问袁雪还掌握什么情况。她说，她还对申明君当年的情人进行过调查，申明君杀害袁春，就是因为跟这个情人勾搭成奸，可是，这个情人已经跟申明君走了。
不一会儿，两个人敲门后走进来，都是女人，长者六十多岁了，眼神呆滞，步履维艰，还拄着一个拐杖；少者三十二三岁年纪，搀扶着长者。
我开始行动。
所以说不太情愿，是因为自就任以来，经常有各色人士来公安局，强烈要求见我。这些人中，有的是真有事，但是，分管的科所队完全可以处理，有的则是小题大做，把事情说得十分吓人，等我一调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还有的把我当成了任长霞第二，说我是什么包青天，只要有案子，不管是不是公安机关分管的都来找我。有一对老夫妻就因为儿女不孝来找过我，让我把儿子抓起来。甚至还有精神病人闯进我的办公室，神乎其神地报什么大案，提供重要线索。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经历，渐渐地，我对接待群众有了几分头痛和畏难情绪。现在，又一个声称案子特殊的人要见我，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事情牵扯到屠龙飞，所以在出发前我做了周密部署，一是为了预防万一，多带了几个人；二是高度保密，出发前，我先派周波带几个弟兄以办别的案件名义，去了新海附近的一个城市，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也以办别的案件的名义前往，和周波会合，然后再奔新海。这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甚至对参与行动的刑警们也没有说明，只告诉他们，具体情况到地方后再告诉他们。
值班室的同志用内线电话报告说，有两个女的非要见我不可，说有大案子要跟我谈，问我接待不接待。我说，如果是报案，可以找刑警大队。可值班民警说，她们说案子特殊，必须跟我谈。我想了想，不太情愿地让她们上来了。
出发前，我在犹豫一番后，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先问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儿子怎么样。她抱怨说都不怎么样，儿子成天成夜地忙，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意思是心情不怎么爽快。我就向她透露说，我最近要外出开会，路过新海，能不能跟她见一面。她说见一面有啥意思？我肯定是办案，忙得要死，案子一办完就走了，还是把她一个人扔下。我一听没门儿，只好叹息一声放下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