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他，驻外工作站主管不由浮起有好感的笑容。自从他认真阅读了从总统办公室转来的布雷兹越级呈交总统的信件后，他对布雷兹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开始欣赏这位虽然桀骜不驯却始终保持年轻人劲头的理想主义者，尽管布雷兹离退休也没有几年了。此时，世界各大报刊都曾描述过的那个有名的空烟斗塞在主管嘴边，近视镜片后浓眉下的眼睛笑视着布雷兹，仿佛永远洞察着一切。上次在东京市郊那个豪华俱乐部中的争执和不快，他早没放在心上了。
电梯载着布雷兹进入大楼隐秘处，在讨论机密的会议室前停下。他整了整领带，大步走了进去。
出乎布雷兹意料的是，会议室里还坐着情报部主任，看到布雷兹，他友好地微笑和点头示意。布雷兹的长脸顿时更长了，不客气地瞪起眼睛，似乎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两名武装警卫倒背着双手，叉开双腿站在银光闪闪的不锈钢栏杆后，守卫着专供重要人物使用的局长电梯。布雷兹按照规定，将自己的密码卡插进栏杆立柱上不断闪动荧光的控制器中，按下专属自己的密码代号。栏杆缓缓升起来了，一位警卫迈前一步，向他用力敬了个礼，另一警卫转动起电梯间的钥匙。
主管不动声色地笑了笑，接着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行动者与思考者的斗争又拉开帷幕了，这在情报工作中无法避免。然后，他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说北京站工作卓有成效，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所以请布雷兹前来汇报。由于“烈火计划”过于重大，关系到一个大国的存亡，所以还要请情报部进行评估。简短的开场白后，他让布雷兹发言。
他稍停片刻，再拐入楼梯二层左边的电梯中。
布雷兹知道，为了“烈火计划”能够实施，自己必须讲明足够的理由。他详尽地讲出“烈火计划”成功的必然性，与上次他在东京向主管陈述的差不多。但他发现，情报部主任似乎不以为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情报部主任脸色被晒得黝黑，根本不像常年坐办公室的。布雷兹马上敏锐察觉到这个重要部门的头子会发表不同看法，不由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想让自己看上去信心十足。之后布雷兹凝视着众人，继续说服他们。
布雷兹不觉感到眼睛发热湿润了，再凝视铜像后面墙壁上那一片镌刻着的金星，每一颗代表着在执行任务中牺牲的一位情报局官员。在这大片金光的两侧，各斜着竖立着一面鲜艳的国旗，正中是情报局局徽。
“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存在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共产制度的基础——它的权力体系，即由各级机关构成的单位和部门。北京站详尽研究了中共各级机关的人员构成，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心理、性格以及能力，才提出的《烈火计划》。计划的要点是：为了搞垮中国，必须建立第五纵队。历史上，我们不乏这方面的成功先例：仅在中美洲，驻外工作站就通过第五纵队，推翻了十一个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而且，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对中国采取了类似第五纵队的行动：训练西藏叛乱分子，空投到西藏打游击和搞爆破暗杀，后又帮助达赖出逃成立流亡政府，还帮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至于第五纵队在苏联的成功例证，我想就不用赘述了。”
布雷兹站在双手被剪的内森·黑尔铜像前，让自己全身绷直，然后立正，微微低头。他熟知这位耶鲁大学前辈校友的经历。在独立战争中，黑尔上尉志愿到英军后方侦察，于1776年9月22日被英军作为间谍绞死。他二十一岁离开人世时留下的名言是：“我唯一遗憾的是，献给祖国的生命只有一次。”
布雷兹讲完，坐了下来，扫视了一下偌大会议室中的这寥寥几人。主管低头不看任何人，可布雷兹发现他依然微微点了点头。
布雷兹兴冲冲顺着大厅过道走着。过道墙壁雪白，悬挂着历任情报局局长的画像，第一幅是穿着简朴军装的情报局创始人多诺万将军——“疯子比尔”。布雷兹像第一次看到似的，尊敬地看着这一幅幅画像。他没上自动扶梯，而是健步登上乳白色的大理石阶梯，到阶梯转弯处慢慢站住。
发现了主管的态度，布雷兹不禁透出自豪的神色。
一进总部大楼，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在高高的用绿玻璃镶嵌拱顶的大厅里，情报官员们从周围十六扇不断转动的旋转门里进进出出，顺自动扶梯上上下下。在空旷的大厅里，摆着高大的盆栽棕榈树，树前还摆着著名艺术家詹姆斯·桑伯恩的一组四件艺术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卷轴似的雕塑，卷曲的铜板上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字母，代表着情报局破解密码的表格；紧靠这座密码表雕塑的是当年从柏林墙上拆下的几块石头，标志着一个由布雷兹的祖国主宰世界的新秩序的开始。
情报部主任开始评估。他先神色凝重地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的几人。布雷兹冷眼观察着这个主任，见他头发花白，淡红色的镜片遮蔽着眼神，似乎心中有愧不敢看众人一般。主任慢慢说道：
布雷兹不觉兴奋起来，有几年没进来过了，一直在中国作战。这次主管特地召他来到位于麦克莱恩市的总部，足见情报局对北京站工作的重视，也流露出他们对“烈火计划”其实很感兴趣，无论如何不愿它夭折。一判断出这些，布雷兹立即信心百倍。
“情报部的使命，是分析评估驻外工作站收集到的情报，判定所呈报的计划是否有可行性，并直言不讳地提供给情报局。我们的评估不受政治风向干扰，不听从情报局政策。所以，经过情报部反复研究后，我们认为“烈火计划”是空中楼阁，十分危险，甚至有可能把我国拖进一场可怕的政治赌博之中。”
他离开车道，拐入一条人很难发现的被枝叶繁茂的树藤严实遮掩的小道，向儿童中心驶去。在情报局的来客登记簿上，他是这中心的重要捐助者，儿童中心招收的都是情报局官员们的子弟。大家开玩笑说过，如果中国共产党研究卫星照片，准以为我们在训练一批侏儒。布雷兹进入儿童中心大楼，门口守卫室的警卫们检验了他的来客密码卡，客气地做了个手势，请他进入守卫室套间里的一个小房间，不一会儿，嵌在墙壁上的密室门缓缓升起。布雷兹沿阶梯走了下去，脚步在阴森森的隧道中回荡。不到一刻钟，他顺着密道走进了六层的总部办公楼。
布雷兹马上想开口，阻止这些不着边际的专家说三道四。他想：难怪驻外工作站的007们都怨恨情报部，他们不满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脱离实际的家伙曾经闹过情报局历史上的头号笑话。
他顺车道缓缓行驶。挡风玻璃前不时出现一队队戴着宽檐帽、穿着很像是公园守护员装束的警卫，他们牵着警犬，自动步枪横在黑色制服的胸前。布雷兹敏锐地发现，在路旁高大茂密的橡树枝叶丛中，不时闪过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他知道，尽管面前车道平坦开阔，可如果突然加速，路面上便会立即升起钢制挡板，马上叫你车翻人伤。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务院决定：不以任何方式卷入中共这场内乱，以免引起他们警觉而终止这场“革命”。当然，这是很高明的决策。可一年后北京站觉察“文革”势头即将减弱，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便协调东京站、汉城站、台北站用气球从金门、马祖往广东、福建乃至中国内地大量散发宣传材料，惟妙惟肖地模仿中共高层和各大造反组织的口气，发布消息发出号召，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重新煽起遍布中国的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间的争斗。由于当时中共各级组织和公检法陷于瘫痪，所以没什么人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不少逃到香港的中国难民还随身携带它们，作为交给情报机关的觐见礼。结果，情报部专家们便根据这些材料评估“文革”，写出了一堆南辕北辙的报告，从此成为驻外工作站指证他们纸上谈兵的凭据，并成为除情报部外几乎所有情报官员的笑柄。
布雷兹在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的门亭前停下，嘴巴冲着对讲机，报出了情报局为自己伪造的姓名和社会保险号码。他知道接下来警卫就该在电脑上查他的预约了。片刻后，门亭窗口里伸出一只手掌。他接过递来的来客证章，戴在左胸上，再将递来的来客密码卡和临时停车证插在挡风玻璃上。
不过尽管如此，情报局高层却并不轻视他们的工作，知道这些专家虽然不是神出鬼没的间谍，还往往有些怪癖，但都是一些饱学之士，还非常敬业。他们甚至在周末或休假也心神不定，生怕错过关键线索，常跑到办公室查阅新到的资料，寻找新的情报迹象。“文革”笑话后，这些专家便对到手的每份原始材料都反复考察、验证，力争使每份分析报告都准确无误。这些年，情报部编撰的情报摘要，不光分发给国内两百三十多位最高级的政府官员，还传送给遍布全球的几百位高级情报官，特别是那份《总统每日简报》，还要呈报总统和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阅读时，情报部专家还要在一旁解释，记下总统提出的问题，如有需要便当场答复。
布雷兹把轿车开到了栅栏尽头的大门口，缓缓驶入进口通道中的专门车道，通道上方横着标牌，“所有不佩戴本局证章的来客必须靠右行驶”，标牌下方还有警告车速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五英里的刺目的白色文字。
发现了布雷兹的反感神情，情报部主任耐心解释道：
布雷兹凝神把着方向盘，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那些仿佛被无边无际的栅栏包围的高矮不一的建筑群，栅栏顶上的带倒刺的铁丝网连绵不断地从他身旁掠过，悬挂在栅栏上的醒目的橙色警告牌不时跃入眼帘，“政府产业不得擅入。”在栅栏上，每隔一段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塑料盒，远远望去，形成了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黑点，越来越密，最后似乎聚到了一起。布雷兹记得，早在几年前，几个酩酊大醉的情报官员用翻越栅栏向总部安全系统挑战来打赌，好证实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塑料盒立即报警，值班室顿然警铃大作，电脑屏幕上迅速显现出入侵者的位置。结果，还没等这几位违纪官员逃回自己的汽车，武装警卫们就团团围住了他们。
“中国与中美洲不同，有着特殊的国情。举一个例子：中共从建国到现在，很多研究尖端科技的科学家不去领取国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年薪，却领着国内微薄的报酬，每天骑自行车到实验室上班。当年，中国原子弹设计负责人邓稼先，跟着建筑工人砍高粱、挖土、推车，一起建造核武器设计研究所；氢弹设计负责人于敏，领着技术人员昼夜奋战完成任务，最后却是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到小饭馆每人吃碗肉丝面。多么可怕的精神啊，一项震动全世界的发明，庆功宴会却是一碗两角钱人民币的‘大肉面’！中国的志士仁人和他们的精神，能不让这个国家强大吗？所以情报部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搞什么异想天开的计划，而是坚持不懈地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让中国人民在不知不觉之中消解这种可怕的精神，绝对不能让志士仁人们成为全体中国人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民族英雄！”
布雷兹觉得自己很幸运，这块标志还没被游客们当纪念品偷走。当年，首任局长曾评价这个招牌，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傻的事情”，下令摘除。结果，每当驻外工作站的情报官们回总部接受指示时，便常常在这附近兜圈子。可是，就连每一个飞机驾驶员都知道情报局所在的位置，并将它作为降落国家机场的定位点。于是，到下一任局长上任时，这道真正犯傻的命令才被取消。
布雷兹看见，主管扣紧双手往前靠了靠，不觉间透出聚精会神的神情。布雷兹觉得自己不能不说话了，他凝视着情报部主任的眼睛，友好地说道：“北京站不否认和平演变政策。北京站积极配合情报局的电台电视台，每日每时从周边国家向中国传送着强大电波，宣传自由民主和人权人道观，并使中共根本堵不住。从目前中国每年有几百万人次写信给美国之音的情况看，我们的思想已经深深打入一些中国人的头脑。实施‘烈火计划’，不过是进一步加快改造中国的步伐。如果中国人一旦苏醒过来，必然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不惜流血牺牲地阻止我们，使西方文明难以在中国实现。当然，我代表北京站，非常感谢情报部的研究和评估。”
布雷兹驾车在一个岔道口停了下来，他将头探出车窗，仔细看了看那根竖立着的灰白色的混凝土六棱柱，在柱顶竖立的深蓝色搪瓷指示牌上写着：“下一个右转弯为情报局。”
然而，性情温和的情报部主任反而被激怒了，他一直希望布雷兹作为北京站的代表和“烈火计划”的制定者，能够接受情报部的评估，避免情报局作出错误的决定，使国家不再重蹈越战的悲剧。他认为：如果实施“烈火计划”，将有可能使国家被拖进一场更大的悲剧之中。于是情报部主任反击了。
这次布雷兹借回国休假，顺便向局里汇报北京站的情况，今天还要参加局高层会议。他对这次行动的失败百思不得其解：整整两千万苏共党员，加上苏共各级组织，面对自己政党的崩溃，没一个挺身而出。可在中国，仅仅是面对自己单位的腐败问题，一个小小的中共党员却这般死硬，宁折不弯。按驻外工作站主管的话说：这是我们在苏联从未遇到过的，要是这样的话，中共也就太可怕了，七千万党员的队伍中会有多少这样的疯子！或许“烈火计划”刚开头，他们就有可能挫败整个计划。果真如此的话，情报局的整个对华政策也许都得改变。
“我们敬佩北京站的精神，不过，我还是要郑重告诉大家：“烈火计划”根本行不通，就因为中国拥有志士仁人的传统。所以，对付中国唯一可行的是：我国长期奉行的和平演变政策，由此最终打碎由志士仁人们带领的十三亿人的众志成城。拿破仑早就叮嘱，让中国人睡吧，这条龙一旦苏醒，西方就麻烦了。现在，情报部欣喜地发现，和平演变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成功。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专家学者，已经接受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在知觉或者不知不觉之中为西方终极利益服务。只要我们这样坚持做下去，中国拥有的最可怕的力量——志士仁人，就必然成为孤臣逆子，成为悲剧式的人物，不再对这个民族发生任何作用。否则的话，除非山崩地裂，中国一定会走向复兴之路！”
完全出乎他意料，迟瑞成稳操胜券的行动竟惨遭失败。两个黑社会打手，一个中度脑震荡，至今昏迷不醒；另一个脊椎压缩性骨折，将在轮椅中度过大半生。幸亏迟瑞成人脉广，及时遮盖，田处长和手下也溜得及时，警界中的自己人又密切配合，这事才无声无息地过去。当然，对中国两个刑事罪犯的下场，布雷兹根本没在意。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北站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那么多武装特工，结果全部被中共歼灭，情报局官员们听到后也不过耸耸肩而已。
主管陷入沉思，沉默不语。
如他预料，没任何情报局的人来迎接他。他打电话向局里报到后，便驾驶着租来的轿车，顺着12号高速公路拐入这城市的纪念公园大道。
情报部主任倚靠在厚重的皮椅里，面带微笑继续道：
布雷兹下了飞机。
“当然，我们深刻理解‘烈火计划’的制定者们的良苦用心。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冒险计划不能实施，和平演变才是最奏效的办法。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记者采访天安门广场大学生，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势必把国家搞乱。那些大学生回答：我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好让美国出兵！那时候，全世界都赞叹我们情报局工作的成功，为中国培育出了一批多么可贵的接班人。所以，在西方强势文化年复一年的进攻下，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青年自然会将志士仁人变成他们心中的异类。这是情报局最大的成功！总之，我们只能采取和平演变的成功方法，从而使全体中国人懂得：中国的福祉，只能由中国的精神贵族们加以引导，而这些贵族又是由我们情报局来培育的。这样，中国固有的意识形态就会成为大众的取笑对象，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在亿万中国人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就会丧失抵抗能力，最终在短得惊人的时间内融入西方。同时，我们还能得到美名：把极权统治下的人民从万恶的社会制度和罪恶的生活方式中无私拯救出来。如果我们忽视了和平演变政策，任由中国志士仁人们的精神传播四方，不光我国，整个西方世界都会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