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北京情报站》出版，各方面反映良好。不光文学界前辈夸赞小说写得有真情、有生活实感；中央纪委一位前领导还给我打电话，他这样称赞《北京情报站》：“这是我多年来没有读到过的小说，除了《抉择》。”还有更高层的领导们读了这部长篇小说。不光新华网发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评论，网民们也给予了一致的好评。有些网民发博文：如果关注我们的国家，关注“体制内是什么样子，问题出在哪里的人，应当读这部作品”。还有些网民在博文中写道：读了民主国家的作品，再来读这部小说，可能不赞同它的基本立场，“但是，不论一个战士的价值观如何与你相抵，他对战场的景象比你熟悉。”还有女性网民写道：我“被书中的情节‘吓着了’”，“希望那些有作为的政府官员，或者希望自己大有作为的人，能读读此书”。
这部“治吏”小说，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主人公钟勇的原型牺牲了。领导讲到他牺牲时不禁哽咽了，灯光照在领导脸颊上，亮闪闪满是泪水，我身边的干部们也泪水涟涟。看到四五十岁的男人们流泪是惊心的，眼泪也在我眼眶里打转，却没流下来，当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写下来！钟勇的直接上级——纪工委书记秦钢的原型为党中央机关中的某位正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我垂头丧气时是他给我力量，就像开会时我们常听他教育一样；秦钢的上级，那位坚强的吴书记的原型，为中央纪委现退休的一位女性领导。同样，北京情报站高级情报官布雷兹和腐败分子田处长等人也有原型。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与贪腐力量、与西方敌对势力的较量，远比一部小说所能表现的要更为艰难曲折和更加惊心动魄。
作家出版社于当年再版之后，现又决定重新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为此，我根据一些专家和网民的意见，将之前可能产生歧义的书名改为：《纪委在行动：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忠实于十八大前反腐反西方敌对势力的工作情况，我只对书中的个别文字进行了修饰，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对于十八大后的反腐风云，我将在今后的长篇小说中予以表现。我想，将来后人在编写中国历史的时候会确认，中国人民应当感激习近平、王岐山及其战友们的是什么？当前大家衷心祝愿他们在这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为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建立非凡的功勋。尽管也有些好心人担心贪腐分子可能的、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鱼死网破之举。
于是，带着苦苦思索却得不出答案的“怎么办”，我参加了2009年中央党校秋季班。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里，我与同学们一起，聆听了习近平校长所作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的报告，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终于看到如何解决这千百年来都极为棘手问题的答案。尽管那时我与同学们一样，根本无法预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大后掀起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反腐风暴。但在聆听了习校长报告之后，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便在脑海中一个个扑面而来。秋季班一结束，我便在紧张工作之余，开始酝酿创作长篇小说《北京情报站》，努力表现与贪腐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怎么办”。
作家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们为本书的重新出版提供了许多具体指导和帮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更是集体的成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的历史一再警示我们，“治国就是治吏”。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中国“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可史料记载的官逼民反的“暴力革命”却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所以我老想：如果今日中国在治吏上没有获得成功，那么，有朝一日也照样难从“暴力革命”的周期律中走出来，大多数人更难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成果和政治话语权，国家必将陷入相同的动荡之中。可是，如何治吏呢？当前社会上各种议论很多，有些人甚至开出药方。不过我想，如果依照某些激进人士的设想，中国必然出现权力真空。清朝末年出现的权力真空，使中国发生了多年的军阀混战，更把全国各族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加上今日更为突出的地缘政治问题，这就使得“治吏”愈加复杂化。例如当年的苏联，面对包括治吏在内的种种国内问题，苏联人民一筹莫展，也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领导人，结果，他们都全心全意地拥抱西方。西方呢？却乘机肢解了他们的祖国。以至于今日的普京再不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并得到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坚决支持。
刘光
作为当年党中央机关的一名纪委书记，我看到听到和经历到的，自然比一般的“体制内”人员要多得多；作为一名作家，我思考与忧虑的也不能不比他们更多一些；加上又受过弥足珍贵的多年的工农“再教育”，还有家庭熏陶。这种种因素聚在一起，不能不使我思索“怎么办”。我父亲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白色恐怖”中入党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毛泽东书信选集》选有毛主席在延安致他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毛主席亲自提名他，经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选有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突出事迹的《共产党人风格集锦》也有他的事情；我母亲于南京中华女中高中毕业，她的同学都为国民党大员的女儿或妹妹，也包括她自己。尽管如此，她于1938年2月女扮男装投奔延安，同年5月入党，为延安抗大第四期的学员干部，并在革命战争中多次立功。他俩与许许多多革命先辈一样，不光是革命的“幸存者”，更始终决心为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不过，后来他们大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15年5月于北京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没像后来这样触目惊心，乃至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到了今天，研究中国如何反腐败和如何避免走前苏联亡党亡国道路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