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给好处了，”侯峻峰更加无辜地说，“但是给点好处跟行贿是两码事。刚才您还给我一根烟，这能说是行贿吗？”
“你刚才不是承认每次都给劳天容好处了吗？”办案人员问。
几个办案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知道遇上刺头了。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不怕态度好的，也不怕态度不好的，就怕这种油的。侯峻峰就是这种油的，仿佛是拿办案人员开涮。
办案人员又互相看了一眼，但是这次相互看一眼的含义跟刚才那一次明显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
“行贿？”侯峻峰一脸无辜地说，“谁行贿了？向谁行贿了？行贿可是犯法的，我是生意人，只求财，绝不会做违法的事情。”
“是，”侯峻峰说，“我老实。”
“你先后总共向劳天容行贿多少？”办案人员趁热打铁。
“说，你到底给了劳天容多少好处？”
办案人员相互看了一看，好象还微微互相点了一下头，表示侯峻峰说的跟劳天容交代的基本上一样。
侯峻峰想了想，非常“老实”地说：“实在记不清了，好几年了，反正每次生意做成之后，我都要给她送一箱水果。总共到底多少，我实在记不清了。”
“她不要了，”侯峻峰说，“坚决不要了。她说如果我要是硬给，那么她就下令二级公司不要买我的煤，所以我就不给了。”
“就是水果？”
“为什么没有了？”办案人员问。
“就是水果。”侯峻峰说。态度非常诚恳。
侯峻峰想了一下，说：“差不多有半年了。”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的？”办案人员问。
“水果下面还有什么东西？”侯峻峰问，“不知道。反正我是从批发市场买的，买来之后就原封不动地送给她了。”
“真的没有了。”
此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内，侯峻峰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是送了水果，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此，案子就陷入了僵局。
“真的没有了？”
此时，樊泰章的案子已经判了。
“后来没有了。”侯峻峰说。
樊泰章的情况跟劳天容正好相反。劳天容是自己坦白的事情比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要多，因此，整个办案过程其实是办案人员为劳天容自己坦白的问题寻找犯罪证据的过程，或者是证实劳天容所坦白的问题属实的过程。而樊泰章不是这样，樊泰章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尽管他儿子在美国有别墅，但是儿子有别墅不能代表老子一定是贪污受贿了，况且，儿子在美国或新西兰有别墅的领导多呢。所以，樊泰章的案子也非常难办，整个办案过程事实上是动员樊泰章主动坦白交代的过程。但是樊泰章不是三岁的孩子，樊泰章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没看到我们党刊就叫《求是》杂志吗？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总不能瞎编吧？假如瞎编了，不但给你们办案制造被动，也等于是陷害别人呀。”
“后来没有了？”办案人员问。
尽管如此，但办案人员还是查出樊泰章的一些问题，比如接受外国代表团馈赠的金笔和其他贵重礼物而没有上缴这样的问题，情况和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差不多，既然陈希同能。因此定罪，那么樊泰章也能因此定罪，所以，办案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特区老百姓的传言：先抓起来，然后认再查，多少都会查出问题。最后，果然掌握樊泰章大约总共一百万的经济问题。
“不过，那是以前，”侯峻峰说，“后来没有了。”
“才一百万？”老百姓不信，“侮辱人吧。”
但是，侯峻峰没有让他们得意太长的时间。
不管是不是侮辱人，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查出一百万就是一百万，查出一千万就是一千万。樊泰章的问题是樊泰章的问题，樊斌的问题是樊斌的问题，不能因为樊泰章是副市长，而且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副市长，就认定他儿子赚钱肯定不合法，至于有些人看樊泰章的面子，在生意上关照樊斌，不能要樊泰章来承担责任，至少不能让樊泰章来承担法律责任。考虑到樊斌已经成年，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甚至不能谴责樊泰章教子无方。最后，当然只能以事实为根据，按照一百万来给樊泰章量刑。
办案人员终于把得意清楚地写在脸上。所谓写在脸上，就是这种得意不仅表现在嘴角，而且也表现在眼角，一个人的嘴角和眼角如果都表现为得意，那么就基本上可以说是整个脸上都写着得意了。
法院判樊泰章有期徒刑八年，正好相当于他父亲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间。樊泰章不服，已经提请上诉。
“给了，当然给，”侯峻峰说，“这还用问嘛。这年头，找谁帮忙是白帮的呀？肯定给好处。每次都给。”
53
“得到关照之后，你有没有给劳天容什么好处？”
樊泰章的案子已经判了，但是劳天容还没有。因为她主动交代的犯罪事实没有办法得到核实，比如侯峻峰的那一千万。一千万不是个小数目，必须要搞清楚。
办案人员嘴角露出一丝有节制的得意，为自己的顺利跳出，也为终于触及到实质性问题而得意。
侯峻峰的口供始终如一，无懈可击。如此，劳天容的案子实际上就拖了一年多。
“有，”侯峻峰说，“当然有。经常关照。说实话，这年头，如果没有人关照，怎么做生意？”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侯峻峰照样跟能源集团做生意，而且还是做煤炭的生意。可以这么说，劳天容的出事，不但没有影响侯峻峰的业务，相反，他的业务越做越大了。因为，自从劳天容出事之后，她儿子郑小彤和儿媳妇安小元就基本上终止跟能源集团做燃料生意了，但是，劳天容的出事丝毫没有影响能源集团的运转，特区的经济建设还在发展，用电量还在增长，能源集团还必须源源不断地生产电力，燃料还是天天需要，侯峻峰正好填补了安小元终止业务之后的空缺，也算是帮了能源集团的一个大忙吧。而且，侯峻峰还是坚持给关照他生意的人送礼，并且还是送水果。办案人员曾经巧妙地突击检查过，确实只是水果，就像侯峻峰交代的那样，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成箱的水果，因为从批发市场买成箱的水果便宜。
办案人员问：“你在跟能源集团开展业务关系的过程中，有没有得到劳天容的关照。”
案子一直拖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奉行亲民政策，开始司法整顿，重新建立老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其中一条就是查处超期羁押，而劳天容的案子从“双规”开始，已经一年多了，即便从正式逮捕算起，也早已超期羁押了，如果再不结案，按规定就要释放。
办案人员显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即便真的被装进去，也没有关系，还能及时跳出来。他们不跟侯峻峰纠缠，继续直本主题。
释放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天容自己已经主动交出了四千万，尽管侯峻峰他们不承认曾经向劳天容行贿，所以公诉人没有他们行贿的证据，但是，劳天容交出的这四千万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即便没有行贿的证据，就凭“不能证明合法来源”这一条，也能够给劳天容定罪。问题是，定多大的罪。
本来就能说会道的侯峻峰，经过研修班的学习，更加能说，要不是嘴下留情，肯定把办案人员的问题装在袋子里面了。
关于劳天容将定多大的罪，已经成为特区老百姓的一个热点话题。
“有，”侯峻峰说，“跟能源集团当然有，但是跟劳天容没有。”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是劳天容主动交代的，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应当从轻发落，比如像樊泰章一样，判个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一点是，然后再来一个减刑缓刑，或者是保外就医，也就是那个意思了。
“你少跟我们装糊涂，”办案人员说，“我们是问你跟能源集团有没有业务关系。”
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既然涉案四千万，肯定是判死刑，因为安徽省副省长王怀中，因为受贿和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资金一千万，不是被判处死刑立刻执行了吗？
“我卖煤给劳天容？”侯峻峰反问，“她家没有装煤气？还用烧煤？不会吧。这是是特区啊，哪里还有烧煤的。”
当然，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议论，最后到底情况怎么样，还得听法官的。
“你敢说你没有卖煤卖油卖液化气给她？”办案人员问。问的口气有点胸有成竹，甚至有点嘲笑侯峻峰说谎都不会。
特区电视台正在播放劳天容案子审判实况，劳天容因受贿和巨额资产不能说明起合法来源，共计四千万人民币，一审判决死刑缓期执行。
“真的没有，”侯峻峰说，“我跟她能有什么业务关系？”
宣判之后，法官问被告要不要上诉。被告劳天容摇摇头，说不上诉。
“没有？”办案人员问。
尽管她说了不上诉，法官还是把她可以上诉的权利读了一遍。就像美国警察在动手的时候对嫌疑人宣布他的权利一样。读完之后，宣布闭庭。正在这个时候，劳天容突然举手，说有话要说。就在法官迟疑之际，劳天容已经说话了。劳天容说：“感谢！感谢党，感谢政府给了我一条出路，给了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法官听了一愣，判死缓还要感谢？还说是给了她一条出路？还说是给了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见，劳天容对自己的罪行确实是有深刻认识的。但是，言多必失，劳天容这样的表白大可不必，这样的表白可能会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别人会误解她无知，根据司法独立的原则，量刑是司法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更不是当的行为，她感谢政府做什么？感谢党做什么？难道是党给她量的刑？或者说是政府干预司法公证了？这不是给政府脸上抹黑吗？第二，她这样在法庭上当庭表示感谢，很容易让一些人以为她判轻了。比如相对于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中是判轻了。不是判轻了，你“感谢”什么？或者还有一些人怀疑劳天容其实是抱怨判重了，比如相对于樊泰章和程万里来说她被判重了，不好说，故意说反话，是讽刺法官。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她都不该说。说了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侯峻峰说。
果然，劳天容的这段表白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甚至引发了网友之间的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其中一方的观点认为，劳天容判重了，劳天容态度这么好还判死刑缓期执行，樊泰章态度那么差才判了八年，太不公平了，不是说坦白从宽吗？怎么主动坦白的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抗拒交代的人却只判了八年，坦白到底是从宽还是从严？是不是名义上是从宽，实质上是从严？持这种观点的网友甚至还引用了当今社会上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从地域上看，认为劳天容被重判了的网友主要是特区本地人，因为他们相信，劳天容捞的钱远远没有樊泰章多。
“你跟劳天容有没有什么业务关系？”
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劳天容判轻了，理由是，几乎就在前不久，安徽省副省长王怀中因为受贿和来路不明九百万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劳天容相同的罪名涉案四千万竟然只判死缓，太轻了。持这种观点的网友主要分布在内地，他们甚至质问：特区到底是经济特区还是司法特区，如果只是经济特区，那么为什么在特区四千万只判死缓，而在内地几百万就判死刑立即执行？难道在特区腐败都可以享受政策上的“优惠”？这些网友还认为，量刑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与个人认罪态度不应当有太大的关系，与是不是特区更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侯峻峰说的非常坦然，坦然到甚至有点得意的地步，因为毕竟，侯峻峰现在真的已经拿到了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结业证书，可以堂而皇之地称自己是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的校友了，当然得意。
现在，劳天容的案子已经结了，并且是彻底地了结了。法庭宣判之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之内，劳天容并没有提出上诉，而且公诉人也没有提出抗诉，所以劳天容的案子就算是彻底地结了。劳天容本人也已经从特区第三看守所正式移交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开始服刑。但是本案留给网友的争论与思考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这也不是坏事，关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或许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思考，来争论，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完善与成熟。
“校友关系，”侯峻峰说，“长江水利电力大学的校友。”
劳天容宣判的那天正好是她孙子满周岁之际，劳天容被带离法庭的时候，还特意向旁听席上观望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能看见她的孙子，如果是，那么她肯定是失望了，因为那天郑小彤和安小元并没有把他们的儿子郑安带来，他们不希望儿子面对坐在被告席上的奶奶。不但现在不希望，而且还不知道将来怎样向孩子描述他的奶奶。
“你跟劳天容是什么关系？”
劳天容虽然没有看到孙子，但她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久违而熟悉的面孔，这个面孔居然是姚中诚。
尽管如此，有关方面还是更加相信劳天容，决定程序照走，传讯了侯峻峰。
由于时间非常短，所以劳天容不敢肯定那天她看到的那个面孔到底是不是姚中诚，并且在那种情况下，她既不能停留也不能问。但她宁愿相信那就是姚中诚，因为只有姚中诚才有那样复杂的表情。惋惜，叹息，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
侯峻峰坚决不承认，而劳天容又一口咬定他就是行贿了，却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搞的有关方面非常为难，总不能凭劳天容的一面之词就对侯峻峰采取措施吧。如果这样，那么假如劳天容咬住的不是侯峻峰，而是中央某个领导怎么办？是不是也能凭她的一面之词对中央领导动手段？显然不行。
程万里那天没有到庭。可能是为了避嫌，毕竟，他对这个案子干扰过。但是，他后来还是专门到省女子监狱来看望劳天容。
侯峻峰不承认，根本不承认，一分钱都不承认。
劳天容说：还是你好，只要不往自己腰包里面装就好。
这个不能提供证据的交代是：侯峻峰等人先后向她行贿总共差不多一千万。
程万里说：难说。
程万里的干扰排除之后，劳天容的案子本以为可以顺利地往下进行了，没想到又遇上了新的问题，由于劳天容的态度太好了，好到把不该交代的问题也交代了。比如前面说的她儿子和儿媳妇的问题，就属于不该交代的，她一交代，办案人员就不能不过问，而一旦过问，又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款，这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吗？不是给专案组找麻烦了吗？这还是小问题，大问题在后面。后面是劳天容把有证据的问题交代清楚了之后，把没有证据的问题也交代了，这下麻烦大了。问题交代了，但是又提供不了证据，并且她现在已经被“双规”了，连儿媳妇生孩子都不能回去看一眼，哪里能完成艰巨的重新取证工作？如此，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就落到办案人员身上，这不等于给办案人员找天大的麻烦吗？
果然，此后不久，特区投资管理公司发布正式文件，指名道姓地通报批评了程万里。劳天容在狱中获悉后，很是为程万里担心。但程万里本人却很开心，因为既然已经通报批评了，那么也就是处理了，既然已经处理了，那就没有事了。好比海关截获一船走私品，然后做罚款处理，既然已经罚款了，走私品就合法了一样，难怪，现在冒出一个新型行业，专门搞掂海关，主动让走私品接受处罚，让走私品合法流入市场。据说此项生意利润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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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程万里的心情就跟从事海关罚没品生意的老板一样，给国家造成几十亿损失居然就这么没有事了，当然开心。
程万里、劳天容都曾经非常有理想、非常优秀，不然，也不会走上国企一把手的岗位，他们的结局，拷问着我们制度本身。其实，经济特区的行政体制改革未必要向国外学习，一河之隔的中国行政特区香港，廉政建设成就卓著，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向其学习呢？
丁力（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深圳市作协副主席，吉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