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妮·埃尔诺
父亲也讨厌华而不实的句子和那些"不表达任何意思"的新词，记得人们曾经一度动不动就说"肯定不"（Sûrement pas），父亲搞不懂人们把相互矛盾的词放在一起说。与父亲正相反，母亲总担心自己会落伍，跟不上形势，敢于大胆尝试她刚刚听到或读到的新词语，尽管还不能确定自己用得是否正确。父亲则绝对拒绝使用他不熟悉的词语。
父亲在咖啡馆里、在家里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一声不响，保持缄默，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是不是？"或者简单地说"不是"，然后用手势示意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唯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
小时候，当我尽量尝试着用精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时，我觉得像自己坠入空洞。
对于我的父亲来说，方言代表着陈旧和丑陋，意味着低人一等。他为自己能够摆脱部分土语而感到自豪，即使他讲的法语并不规范，那终究是法语。在Y市的主保瞻礼节日上，几个油嘴滑舌的人，穿着诺曼底人的服装用方言演出了一些短小的喜剧，令观众捧腹大笑。当地的报纸也开设一个诺曼底专栏来娱乐读者。当某位医生或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在交谈中偶尔蹦出一句科乔瓦（cauchoise）土话时，比如"她在羊肠小道穿梭自如"而不是"她很健康"，我父亲便会高高兴兴地把这句话学给我母亲听，认为这些衣着考究的大人物们还是与我们有相同点的，有小的缺陷。他坚信他们是不经意间说漏了嘴，因为对他来说，似乎不可能有人会天然地讲得"正确"。无论是医生还是牧师，他们都要努力注意自己的语言，认真倾听，而回到家里就会放任自己讲土话了。
我曾想象过的一个恐惧就是自己有一名当小学教师的父亲，他强迫我不断地、一字一顿地讲出规范的法语。应该用整张嘴来说话。
有些人还真就喜欢"风景如画的土语"和大众法语。比如：普鲁斯特就挑出弗朗索瓦兹所使用的土语和错误之处，并以此为乐。普鲁斯特在这里的关注点只是审美上的，当然也是因为弗朗索瓦兹只是他的女仆而不是他的母亲。这些措辞从不会自然地从他嘴里蹦出来。
因为在学校我的老师总是纠正我，后来我回到家里就去纠正我的父亲，告诉他"se paterrer"和"quart moins d'onze heures"这样的说法根本不存在，这时父亲会大发雷霆。记得还有一次，我哭着说："你总是说不对，我怎么能不纠正你呢"？我父亲很不高兴。在我的记忆里，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是怨恨和痛苦争吵的缘由，比钱引起的争吵更多。
方言是我祖父母唯一会说的语言。
他是一个开朗的人。
现在我常说"我们"，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这样思考事情的，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又停止这样做了。
他经常和那些喜欢说笑的顾客们开玩笑，说一些隐晦的隐语，开些粗俗的玩笑。讽刺不是他的强项。父亲特别爱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和问答节目。他一有空便带我去看马戏，看愚蠢的电影，看焰火。在游乐场，我们坐了幽灵小火车、喜马拉雅号，还去马戏帐篷里看了世界上最胖的女人和小侏儒。
原则：通过礼貌，不发表看法，时刻注意你的情绪，避免招致别人批评的目光。除非是别人向他微笑示意或是打招呼，否则父亲连主人菜园里种的蔬菜也不敢瞧上一眼。如果没有被邀请，他从不去拜访别人，甚至连去医院看病人也不例外。他从不出于好奇打听任何事情，以免让对方对我们产生戒心。"您买这东西花了多少钱？"这个问题是一个禁忌。
他从未迈进博物馆的大门。他会在一座美丽的公园、一片开花的树林、一个蜂巢前停下脚步，或是欣赏身材丰满的漂亮姑娘。他还喜欢看宏大的建筑物，一些巨大的现代化工程（比如汤加维尔桥）。他喜欢马戏团的音乐，喜欢开车去乡下兜风，换句话说，当环顾着田野，望着山毛榉树林，听着布格里奥纳管弦乐队的演奏，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顽念："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呢？"（邻居、顾客、所有人）
人们在听音乐、赏风景时所获得的情感，并不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主题。当我后来开始频繁出入Y市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时，人们会首先问我的品位，是喜欢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是喜欢雅克·塔蒂（Jacques Tati）还是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这个问题足以让我明白我已经踏入另一个世界。
父亲在他认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总是表现得很羞怯，从不提出任何问题。简而言之，他的举动很聪明。这意味着察觉到我们的劣势，并且尽可能地隐藏它，从而拒绝它。我们花了整个晚上思考女校长所说的"为了这个角色，你女儿要穿上城里人的衣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感到耻辱----如果我们没有成为现在的样子，即低人一等，我们就必然会知道一些东西。
有一年夏天，他带我到海边的老家住了三天。他每天赤脚穿着凉鞋不停地东转转，西看看。他停下来看一会儿德国人建的碉堡，一会儿又到人行道旁的咖啡馆喝点啤酒，给我喝苏打水。他给我的姑姑杀鸡，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将剪刀猛地一下刺进鸡的喉咙，浓稠、油腻的血滴在地窖的泥地上。他们在餐桌前一直待到下午，谈论战争，谈论父母，在空空的杯盘之间传递着照片。"离死还早着呢，前进！"
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喜剧影片里，常常表现些天真幼稚无知的农民主人公，进城时或是在一些社交场合出丑的场面用来取笑（布尔维尔式的角色）。影片中的这些人物的拙笨和愚蠢的举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提示人们自己不要出这样的丑。有一次，我在一本书里读到，作为学徒，贝卡辛学习在围嘴上绣一只鸟，老师要她在围嘴上也要绣"同样的东西"，于是她绣上了"同样的东西"字样。我不确定自己不会也这样做。
也许有一种不管怎样都要轻松一下的深层本性。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做一些事情远离我们的买卖。比如养鸡，养兔，盖车库和一些附属设施等。院子的布局总是被他随心所欲地拆改，只厕所和鸡窝就被挪动了三次位置。他总是想要拆除和重建。
父亲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耻。有一次，他手持一张二等车厢的车票却错上了一等车厢，检票员让他补交了车款。还有一个耻辱的记忆：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拼写，结果写下了"已阅并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尴尬，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耻辱的阴影。
我母亲说："能指望什么，他就是一个乡下人。"
他的座右铭是，要量入为出。
他听到鸟儿的叫声就知道是什么鸟，每天晚上观看天空就知道转天的天气如何，如果天空发红，则会寒冷和干燥，如果月亮"浸在水中"也就是说周围被云团包围着，那么就会下雨。他每天下午都会到花园忙活一番，那里很整洁。如果一个花园杂草丛生，蔬菜无人打理，那就无异于告诉人家它的主人外表很邋遢或是一个酒鬼。忘记了该种什么种子，那也证明这个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总是担心别人会这样看他。有时，一些远近皆知的醉汉在清醒的时候把一个花园修整得无可挑剔也能够挽回人们对他的印象。
只是为了欲望而欲望，因为内心深处不清楚什么是美，应该喜欢什么。我父亲总是听从画家和木匠的建议决定店里家具的样子和颜色，决定做什么。他们甚至不懂得身边的东西可以由自己一件一件地挑选。他们的卧室里没有任何装饰品，除了几张镶在相框里的老照片、为母亲节特制的桌布，以及壁炉上的一个陶瓷娃娃半身像，这还是在买沙发时商店给的赠品。
当父亲种大葱或是什么别的蔬菜没能收获时，就会失望至极。天亮的时候，父亲把尿桶倒进铲好的最后一排地，当他在桶底发现里面有破袜子或是废圆珠笔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因为我懒得下楼扔进垃圾桶里。
物质不可避免地被神圣化了。不管我说什么话都会被怀疑，以为我又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要和别人比什么。当我说："我们班有个女生参观了卢瓦河畔的城堡"，这便立即招致父母发火，"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去参观，你应该为你所拥有的东西知足了。"因此，有一种持续的缺失，从未得到满足。
吃饭的时候，他只使用自己的欧皮耐尔（Opinel）刀。他总是喜欢将面包切成小方块放到盘子边以方便配奶酪、火腿或是蘸沙司吃。看到我的盘子里有剩饭，他会很心疼。他的盘子很干净，可以不用刷洗直接收起来。吃完饭，他总是用工作服擦一下刀具。如果吃的是鲱鱼，他会把刀插在地上以散发掉刀上的腥味。直到五十年代末，他一直保持着早晨喝汤的习惯，后来有点不情愿地改喝咖啡，好像他牺牲了一种女性的精致。他一勺一勺地喝，边喝边吸气，像喝汤那样。下午五点，他会自己做一份点心----鸡蛋、小萝卜和煮熟的苹果，到了晚上，他只喝一份蔬菜汤就很满足。蛋黄酱、复杂的酱汁、各种蛋糕，让他感到厌恶。
怎样来描述那种觉得什么都很贵的世界观呢？十月的一个早晨，空气里有一种刚洗过衣服的味道，我脑海里播放的是电台里的那首新歌曲，突然，我裙子的衣兜挂到了车把上，结果被撕破了。回到家，理所当然地便是吵闹、哭喊，这一天算是毁掉了。"这个小姑娘什么也不算计！"
父亲睡觉时总是穿着他的衬衫和秋衣。他每周剃三次胡须，在厨房里照着水槽上面的镜子，他解开衣领，我看到他的脖子下面的皮肤很白。作为富裕家庭象征的浴室在战争后便开始普及了，母亲在二楼安装了卫生间，但他从来都不用，继续在厨房里洗漱。
生活好了，也就常会因为付出辛苦而争吵。"我没长四只胳膊"，"我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我连患感冒也不得休息"等等。这种抱怨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
冬天，在院子里，他会随处吐痰并毫无顾忌地打喷嚏。
父亲为了买土地和房产而借债，这在他的家族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假如在学校上学时，描述我所知道的事情没有被禁止的话，我早就可以把这些写出来了。有一天，一个女孩，在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嗖的一声把她手里的本子飞到了讲台上。正在黑板上写字的女老师，转过身来说："与众不同，真的！"
父母将房子又修缮和装修了一番，去掉了那些看上去过时的东西，比如：裸露的横梁、壁炉，木制桌子和藤椅。现在的咖啡屋装饰着花卉图案的壁纸，新漆过的吧台，以及仿大理石的桌面，显得明亮而干净。卧室的地面上铺着黄褐色大方格图案的巴塔拉地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不协调的地方是半木结构的外墙和它的黑白条纹，重新装修粉刷的费用令他们难以承受。有一次，我的一位小学老师路过这里时说这座房子很漂亮，是一座地道的诺曼底风格的别墅。我父亲认为她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还有些人欣赏我家的旧东西，比如院子里的压水泵、诺曼底式的木筋墙等，但那些人无疑是想阻止我们拥有他们所拥有的，即现代化的东西，如自来水、白色阁楼等。
Y市的中产阶层，无论是商人还是办公室职员，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从农村出来"的。保留着农民的形象就意味着自身还没有任何进步，在着装、语言表达和风度上都是过时的。记得有这样一件趣闻：有一个农民，进城去他的儿子家小住。他坐在洗衣机正前方，眉头紧锁看着玻璃孔里面的衣服在肥皂水中转动。最后，他站起身，摇摇头跟他的儿媳说："我们实话实说，这台电视机还是不怎么样。"
我们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意思也就是说能够吃饱饭了。（证据就是每周可以买四次肉。）而且我们居住的两个房间，就是厨房和咖啡厅，都有暖气。我们每人都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平时穿的，另一套是礼拜日穿的。（平时那套衣服穿坏了，再将礼拜日的这一套转成平时穿的。）我有两套上学穿的衣服。孩子什么也不缺。可以说，我与寄宿学校里的学生相比，真的是不能说我比他们缺少什么，农场主或是药剂师的女儿有的东西我都有，比如：橡皮、铅笔刀、冬天穿的毛绒鞋、念珠和罗马晚祷经等。
但是，在Y市，人们越来越瞧不上那些大农场主的行为举止，他们开着崭新的西姆卡维黛特（Simca Vedette）汽车出现在市集上，然后又换成雪铁龙DS，现在又换成雪铁龙CX。不是农民可又有着农民的举止和样子，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
与他的青年时代相比，与他在炼油厂时的三班倒的工作和老鼠成群的山谷地区相比，父亲无疑是幸福多了。
他和母亲之间经常用指责的口吻与对方说话，甚至在彼此关心对方的时候也是如此："把你的长围巾放在衣服外面！"或者"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歇一会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之间在辱骂对方。他们总是在争吵想弄清究竟是谁丢了饮料商的发货单，谁忘记关上地窖的灯。她比他的嗓门更大，因为让她发火的机会太多了：送货晚了，烫发的头盔过热，来月经或是因为顾客等，她时常这样喊道："你不适合当商人。"（要这样理解：你应该接着当你的工人去。）在侮辱之下，当然要从一贯的平静中爆发："乡巴佬！早知把你扔在你原来待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相互咒骂上几句：
照片上的父亲已经接近五十岁，尚属壮年。他昂着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好像是在担心照片会失败似的。他身着套装：一条深色的裤子，衬衣打着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浅色的夹克。这张照片是在星期日拍摄的，在平时，他应该是穿着蓝色工作服。总之，人们总喜欢在星期日照相，因为时间比较充裕，穿着也讲究些。照片上还有我，就在父亲的身旁，穿着一条带花边的连衣裙，两只手扶在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一只脚着地。父亲一只手垂在身旁，另一只手插在腰带上。照片的背景是咖啡馆敞开着的门，窗台上还摆着一束花，窗户上方挂着酒馆的招牌。人们总要把自己拥有的并且引以为豪的东西拍摄下来，如：商店、自行车，之后是雪铁龙4CV汽车，父亲把一只手放在车顶上，这个姿势可以使他的西装搭在肩上。父亲照相从不微笑。
"笨蛋"----"疯子"！
一边恢复着一种被认为是低级的生活方式，一边揭露着伴随其而来的奴役，我的写作就像在两者之间走钢丝。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即是属于我们的，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幸福，但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我们的生活条件的羞辱性的障碍。（我们意识到"家里的条件还不够好"。）我想说，幸福与奴役并存。总之，我总是在这种矛盾之间摇摆。
"老坏蛋"----"老婊子"！
来咖啡馆的都是些常客，经常在上班前或是下班后来，座位基本都固定了。有一帮建筑工人，也有几个顾客，按他们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选择更高级一点儿的咖啡馆----一位是退役的海军军官，另一位是保险公司监管员，总之，大部分是些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人。但礼拜日来的顾客就不同了，大部分都是全家而来，他们大约在十一点钟前喝开胃酒，孩子们则喝石榴汁。到了下午，养老院的老人们出来可以自由活动到六点。他们是一群欢乐、吵闹的人，喜欢唱流行歌曲。偶尔，这些老人喝了太多的涮杯酒，他们不得不在外屋的一条毯子上醒酒，然后体面地被送回修女那里。礼拜日的咖啡馆像一场家庭的聚会。我父亲意识到他肩负着一个必要的社会功能，为那些用他的话来说"并非一直如此"的人提供一个富有节日氛围的自由的场所，其实也说不清这些人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当然，对于那些从未踏进咖啡馆的人来说，这间咖啡馆只能算是一间下等的酒屋。咖啡馆旁边的内衣工厂的女工们，在下班后，有的来这里庆祝生日，有的甚至还在这里举办婚礼，或是为朋友饯行。她们从杂货店买来一包包拇指饼干，蘸着起泡酒，在桌子前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这些辱骂都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市中心一直处在废墟瓦砾中。战前的那些漂亮的杂货店就暂时搬到黄色的木板房里。没有人想跟他们过不去。（这句话像许多话一样，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后来我费了好大一番心思才去除掉它当时所具有的威胁含义。）这个街区的居民，并不像L市那样是清一色的工人，还有手工艺者、煤气公司的职员或者中型企业的职员，同时也有"经济弱势"的退休人员。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更大，拥有栅栏护围的石砌小楼与五六层高的单间公寓并排而立，共享一个庭院。这里到处都有种着蔬菜的园子。
除了以一种暴躁的方式，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与对方交流。礼貌的话和语气是留给外人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外人面前，父亲试图用客气的方式教育我。有一次他想阻止我爬上石堆，他朝我叫嚷时的语调是那么粗暴，他的口音和诺曼底人的脏话还是破坏了他竭力想营造的良好效果。他还没有学会以优雅的方式训斥我，并且如果他正确地说话，我也不会认真对待打耳光的威胁。
在他们的咖啡馆附近，还有好几家咖啡馆，但别家没有这么大的食品柜台。
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礼貌相待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理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他们的简单的问候中所表现出的极度的客气。和她们交谈，我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不配受到如此的礼貌待遇，有时我甚至产生错觉，想象这是对方对自己产生了特殊的同情。后来我意识到，这些貌似带着浓厚兴趣所提出的问题、这些微笑，与闭嘴吃饭或是悄悄地擤鼻涕没什么两样。
我父亲的工人生涯到此为止。
现在，我必须将这些细枝末节进行细致的剖析，更何况我曾一直压抑它们，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它们只是一些耻辱的记忆。我已经屈服于我所生活的世界的意志，它试图让你忘记对下层社会的记忆，好像它是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
他们在火车站和托老院之间的一个偏僻街区盘下了一个咖啡杂货店，还卖煤和柴火，这个小店就坐落在通往火车站和托老院的半路上。母亲还是少女时就总是去那里买东西。那是一幢农民的房子，在房子的一端用红砖加盖了一层，房前还有一个院子，还有五六间用来存放货物的小屋。在底层，食品店与咖啡屋之间，有一个小房间连着，这里有通向楼上卧室和阁楼的楼梯。尽管这个小房间已经改成了厨房，可顾客们依然习惯把它当成从杂货店到咖啡店的过道。在楼梯的台阶上、卧室的四周，存放着一些害怕潮湿的商品，如咖啡和白糖。底层没有卫生设施。厕所在院子里。我们总算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晚上，我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作业的时候，父亲走过来翻翻我的书，尤其是历史、地理和科学课本。他喜欢让我给他出测试题。一天，他要求我给他做听写，以便证明他的拼写很好。他从来不知道我在哪一个班级，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她在某某小姐那里读书。"我在母亲选择的一所教会学校上学，父亲认为那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就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拉普塔岛那样悬浮在我的头顶，控制着我的举止、所有的行为："好哇，要是让你的女老师看见了！"或者"我去找你的女老师，让她来管你！"
1945年，满怀着希望，憧憬着美好未来的父亲决定离开山谷。那时我经常生病，医生建议把我送到疗养所。父母卖掉全部资产带着我回到Y市。在他们看来，这里是多风的气候、没有河流和水沟，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十月中旬集市繁华热闹之际，我们坐在装满家当的卡车的驾驶室里，很快便搬到了Y市。小城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烧毁了。废墟中又重新矗立起几间木板屋和驯马场。父母在亲戚借给他们的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住了三个月，房子里面有家具，可没有电，地面也是泥土的。他们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的买卖。父亲受市政府雇用去填平被炸的沟洞。晚上，母亲站在围着炉灶拴着用来晾抹布的铁丝旁叹息着："多么低的位置啊！"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不吭声。母亲有时下午带着我出去到处转。市中心被炮弹炸毁了。商店被迫转移到一些私人住宅里去了。物品极度缺乏，有这样一个画面：一天，夜幕已经降临，一个狭小的橱窗是大街上唯一亮起的灯光，窗口里闪烁着各种糖果，有粉色的、有椭圆形粘上白色粉末的，都是用玻璃纸包装的。人们凭票才有权利购买。
父亲总是说"你的学校"，而且他在说寄宿学校、修女（女校长的名字）的时候，总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就好像这些词的正常发音，以及这些词所暗含的封闭地点，能唤起一种他无权要求的熟悉感。他拒绝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即使是有我参加的演出。我的母亲非常气愤："你没有理由不去。"他则说："可是你知道，我从来不参加所有这些。"
每到星期日，父母就关上店门，到郊外去野餐，吃的是不加鸡蛋的果酱饼。父亲把我扛在肩上，吹着口哨，唱着歌。平时，遇到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小狗一起躲藏到咖啡馆的台球桌下面。面对这样的战乱，人们的感觉就是"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解放时，父亲教我唱《马赛曲》，他在曲末总是加上一句新词"一群猪猡"（tas de cochons），为的是和歌词里的"田沟"（sillon）押韵。同他周围的人一样，父亲总是很快乐。当有飞机经过，他就拽着我的手跑到大街上，告诉我看天上的大鸟：战争已经结束了。
很多时候，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严肃、几乎庄严的语气："在你的学校里要认真听讲！"他担心命运给予的特殊的眷顾----我的好成绩，会突然终止。我的每一篇成功的作文，以及后来的每一次考试，他都把这些看成一种成就，希望我比他更出色。
直到195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领圣餐时，还是在圣诞节的聚餐时，大家都千篇一律地吟诵着这段史诗般的叙事，其主题永远是恐惧、饥饿与1942年的冬天的寒冷。不过，人总得要设法活着。那时，每个星期，父亲总要将小推车绑在自行车后到距离L市三十公里的一个货物集散地搬回一些货物来卖，因为批发商不再运送了。在1944年诺曼底地区连绵不断的炮火声中，父亲依然继续去购买新的货物，为那些老人、孩子多的家庭、所有无力在黑市上购买的人乞求一些额外的物资。此时的父亲被这个山谷地区的人们称颂为补给的英雄。其实，父亲并不是选择这样做，而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那些年代里活得很充实。
我不知道这个希望什么时候取代了他自己的梦想，他曾经袒露过，要在市中心开一家漂亮的咖啡馆，有露天的座位，有来来往往的顾客，吧台上有一台咖啡机。缺乏资金，害怕重新开始，屈从命运。不然又怎么办呢？
1939年，父亲由于年龄的关系没有被征召到前线。炼油厂被德国人烧毁了，于是他骑着自行车上路逃亡，母亲受到照顾坐在汽车里，因为那时她正在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在奥德美尔桥（Pont-Audemer）这个地方，父亲的面部被弹片击中，于是他来到当地唯一的尚在营业的药店进行治疗。轰炸连绵不断。在利雪大教堂外的台阶上，他与他的岳母重聚，她的女儿们和她们的孩子也在旁边。带来的袋子里塞满了物品。台阶上和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难民。他们认为在这里可以得到保护。当德国人侵入这里时，我的父亲又回到了L市。这时，小杂货铺早已经被那些没能逃走的人洗劫一空。后来，母亲也回来了，我就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出生的。在学校里，当有人弄不懂问题的时候，就称我们为"战争的孩子们"。
他永远不会摆脱小商业者的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一边是好人，也就是那些到他这里来消费的人；另一边是坏人，占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到战后市中心新建的商店去购物的人。被怀疑有意偏袒大商人而要置我们于死地的政府，也位列其中。即便在那些好顾客中，也有一条分界线，最好的是到店里购买他们所有的需要之物，而那些差一些的则是来羞辱我们，顺便买一点他们忘记在城里买的油。另外，对那些好顾客，也还要警惕，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认为自己被宰而背叛我们。整个世界都联合成一个阴谋。痛恨与卑微，他对自己的卑微感到痛恨。在他的内心深处，和所有生意人一样，希望整个城市仅有他一家商店。我们曾经到离家一公里远的地方买面包，就因为隔壁的面包师不来买我们的东西。
一张在河边的一小院子里拍的相片。父亲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挽着袖子，一条裤子很可能是法兰绒的，肩膀下垂，手臂略微变圆。父亲的样子像是不高兴，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摆好位置，就被镜头捕捉到了。那时他四十岁。相片里看不出任何有关他过去经历过的不幸，或是希望。只有岁月留下的明显的痕迹。有点肚腩，鬓角退去的黑发，以及更加隐秘的折射社会状况的痕迹：两只胳膊僵硬地下垂着，洗衣房和卫生间，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是绝不会选择这个作为照片背景的。
他把选票投给了普热德（Poujade），选举对他来说像是在玩场游戏，他没有信念，而是乱投。
有一天，小女孩放学回家，嗓子痛。她高烧不退，原来是得了白喉。和山谷里的其他孩子一样，她没有接种过疫苗。小女孩儿死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炼油厂上班。当他回来后，人们在外面大街上老远的地方就听得到他在屋里的号啕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父亲呆若木鸡，渐渐地变得神情沮丧，终日坐在桌旁望着窗外，沉默不语。他是个经不起一点小事的人。母亲从围裙口兜里掏出一块抹布拭着眼睛，对人们说："她死的时候只有七岁，像一个圣女。"
但不能说他是不幸的，咖啡厅里总是暖融融的，收音机播放着节目，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九点，常客们络绎不绝，像标准答案式的见面语"大家好！""您一人好！"还有关于下雨、疾病、死亡、招工、干旱等的交谈，对事物发表些评论，间或说个笑话。"是我的错，明天见，头儿，走好。"接下来就是老一套活儿：清理烟灰缸，擦桌子，抹椅子。
很显然，我并没有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快乐。同时，在此项工作中，我尽量地贴近我所听到的单词和句子，有时还要用斜体突出显示。这并不是说我想要向读者表明什么双重含义，从而赢得读者的喜爱，我拒绝所有形式的怀旧、哀婉或是嘲笑。而我之所以这样写，仅仅是因为这些词和句子说出了我父亲所生活过的、我也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限度和色彩。那是一个语言是现实的表达的世界。
在咖啡厅两个营业高峰时间的间隙，他要到杂货店替换母亲，毫无乐趣，他更喜欢在咖啡馆呆着，或者说两者他都不喜欢，而只愿意在花园里捣鼓或是随心所欲地敲敲打打。春末盛开的紫荆花，花香阵阵。十一月清脆的犬吠声，以及隐约传来的火车声，让人意识到寒冷的季节又快到了，毫无疑问，有权有势的人，也就是在报刊上写文章的那些人会说："啊，这些人毕竟是幸福的。"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缓慢，当我努力地想要从一系列的事实和选择中，揭示一个生命的意义结构时，我感觉到与此同时我似乎正在失去父亲的特别之处。小说的框架占据了所有的空间，观念自行运转。相反，假如我任凭那记忆中的图像闪过，我会重新见到父亲的样子，他的微笑、他的步态，他牵着我的手去游乐场，那些旋转木马让我害怕，所有与他人共享的生存境况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每一次面对这种两难，我都要把自己从个人的陷阱中抽离出来。
周日，清洗身体，做弥撒，玩一局多米诺牌，或是下午开车出去兜兜风。周一，清理垃圾；周三，酒水进货；周四，食品进货等等。到了夏天，他们有两次停业一整天去看望朋友，一名铁路工人，另一天去利雪朝圣。上午，他们去参观加尔默罗小教堂、透视画、大教堂，去餐厅吃饭；下午，又开车去布索奈（Les Buissonnets）和特鲁维尔-多维尔（Trouville-Deauville）。他挽着裤腿，浸湿了脚，而母亲则把裙子拉高。后来他们不再这样做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
父亲滴酒不沾。他在试图站好自己的位置。更像是一名商人，而不像一名工人。在炼油厂，他被任命为工头。
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改善伙食。
咖啡杂货店从不歇业，父亲休带薪假时也要在店里忙碌。家里的亲戚们总是要来这里大吃大喝的，而我的父母也乐意向他们当锅炉工或是铁路工人的兄弟们展示富足。而背地里，他们被称为富人，这真是莫大的侮辱。
从此之后，他的生活基本固定。可以肯定的是，你不可能比你现在更幸福。
1936年是梦一般的记忆。他从没怀疑过力量的奇迹，可同时他们又无可奈何地感到，这种力量是不会长久的。
那个星期日，他睡过午觉后，经过阁楼的窗户。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要放到一个海军军官存放在我家的箱子里。当他在院子里看见我，诡秘地笑了笑。那是一本淫秽的书。
"还有比我们更不幸的人。"
一张我的照片，独自一人，在屋外，右侧是一排工具棚，新旧相间。可以说那时候我没有任何审美观念。不过我也懂得展现自己的优点：用侧身四分之三的角度使得束在窄裙中的臀部不那么显眼，也更突出我的胸部，额头上还留着一缕刘海。我微笑着让自己看起来很甜蜜。那时我十六岁。在照片的下方，是父亲为我拍照时留下的上半身的影子。
山谷中，秋日的浓雾迟迟不肯散去，有时大雨滂沱，河水暴涨，泛滥的河水就会淹泡住房。为了抓住水老鼠，父亲养了一只短毛狗，它一口就会把它们的脊梁骨咬断。
那时，我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听唱片，阅读。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才下楼。吃饭时大家都沉默无语。在家里，我脸上从无一丝笑容。我在"讥讽"。正是在这段时间，所有与我亲近的东西于我显得那么陌生。我慢慢地朝小资产阶级的世界靠近，参加青年们举办的家庭舞会，加入的唯一条件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老套，但这是很难的。我喜欢的一切都让我显得土里土气的，比如：路易·马里亚诺（Luis Mariano）、玛丽-安妮·德马雷（Marie-Anne Desmarets）和达尼埃尔·格雷（Daniel Gray）的小说，口红，还有我在游乐场赢来的娃娃，它穿着亮片的衣服躺在我的床头。我甚至认为我周边环境的所有观念都是偏见，都让人觉得可笑，比如："警察是不可少的"或者"没有当过兵就不算真正的男人"。整个世界都颠倒了。
父亲在塞纳河口的标准石油（Standard）炼油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工作三班倒。有时由于白天顾客来来往往，他睡不好觉。父亲身体变得虚胖，浑身散发着一股永无休止的石油气味，石油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石油养活了他。他能挣许多的钱，但因为工作忙，有时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了，他大有前途。老板许诺在这里给工人们建造一片美丽的住宅区，住房内配有浴室和卫生间，外面有花园。
我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我摘抄句子、格言，我认为它们能表达我的"灵魂"，生命中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幸福是一个双手空空行走的神。"［亨利·德·雷尼埃（Henri de Régnier）］
母亲穿着白大褂，十足的一个老板娘的派头，而父亲则依然穿着工作服卖东西。母亲不像其他的妇女那样总是会说："如果我买这个，或者如果我去那里，我丈夫会和我吵架的。"她不但不会这样，反而为了让父亲去做弥撒要对父亲宣战。父亲自从进入部队后就不再去做弥撒了，母亲为了要父亲改掉那些不文明的习惯（也就是工人和农民的举止），有时要与他大吵大闹。像订货、算账等事情，父亲全交给母亲办了。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换句话说，她可以跨越社会障碍。父亲很欣赏她，但当她说："我办事利落"时，他又会嘲笑她。
我父亲成为了所谓的简单的人或者谦虚的人、善良的人。他不再敢给我讲他童年的故事。我不再和他谈学业的事情。除了拉丁文（因为他做弥撒曾使用过），我的课程对他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也拒绝假装感兴趣，不像我母亲。每当我跟他抱怨学习或是批评一些课程时，他便大为光火。他不喜欢"prof "（教师）、"dirlo"（校长），甚至"bouquin"（书）这些词。他总是害怕或者也许希望我学业失败。
他们在与贫困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地站稳了脚跟，但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才刚好超过贫困线。赊账把他们与那些子女多的最贫困的工人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父母知道他们自己是靠别人的需求才能生存，他们对别人充满了理解，所以他们很少拒绝别人的赊账。然而，有时也会对那些不遵守诺言的，或是在周末故意派孩子来替她买东西的人不客气，他们告诉孩子说："你回去告诉你妈，让她记着赶快来付钱，否则我们就不再卖给她东西了。"在这里，他们已经不再是最没有尊严的人了。
看到我整天学习，他很恼火，把我闷闷不乐的表情和坏脾气都归咎于书。晚上我房门下方透出的灯光，让他认为我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学习，是一个人为了获得一个体面的工作，避免最终成为工人而必须经历的痛苦。但我喜欢拼命学习，在他看来是成问题的，在花季年龄，却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甚至有时认为我很不幸。
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工人，有时两者兼顾，因此，这就注定他总是处于十分谨慎和孤独的状态中。他没有加入工会，他害怕L市大街上戴红十字臂章的人游行，也害怕红军会把他的财产夺走。他有自己的观点。做买卖不需要这些。
在家人面前，在顾客面前，他会感到尴尬，几乎是耻辱，因为已经十七岁了我还不能独立谋生。我们周围所有这个年龄的女孩子都去了办公室、工厂或者在父母的柜台后帮忙。他担心旁人会认为我无所事事，也担心自己被认为是在炫耀。他经常辩解道："没有人强迫她，她自己就天生这样好学。"他总是说我学习得好，而从不说我工作得好，因为对他来说"工作"就等于用两只手做。
山谷里的这个咖啡杂货店赚的利润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不在塞纳河下游的工地上找一份活做。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这个工作倒是不必非得会游泳，白天，我母亲一个人经营着小店。
对他来说，学习与日常生活毫无关联。他认为生菜只需洗一遍，所以菜里经常还残留一些鼻涕虫。当依据在三年级学到的消毒原理，我建议多洗几遍时，这让他感到不能容忍。还有一次，他看到我同一个搭便车的人讲英语的时候，他非常惊讶。我居然能够学会一门外语，却没有到过这个国家，这让他难以相信。
记得在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冬天，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不点灯，他们俩都在厨房里，父亲坐在桌前，透过窗户朝外看着，母亲站在煤气灶旁，一层层的沉默笼罩着我。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是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这时我就想：我写不写作业都不重要了，人们要走了，到古普，到合作社，总之哪里都行。这时推门进来的无辜的顾客，就显得是一种至高的嘲讽。他会像狗一样被接待，并还要为那些从未来过的人付钱。这里的人们抛弃了我们。
那段时期，他开始陷入愤怒当中，次数不多，但满脸充满着仇恨。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却很默契，这主要是因为女人的那些事情：每月一次的肚子痛，选择什么样的胸罩和化妆品等。她带我去鲁昂的大钟街买这些东西，还带我去佩里埃（Périer）用小叉子吃蛋糕。她尝试使用我的词汇，如flirt（调情），être un crack（出类拔萃的人）等。我们不需要他。
要应付当前的困难，就不能对生活有奢侈的欲望。父亲从不喝开胃酒，也不抽高级烟，只有在星期天例外。他们也不得不冷落其兄弟姐妹，在一开始为了显示自己有本事而款待他们一番之后，现在他们总是忐忑不安，担心吃掉老本。
在餐桌上，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就会爆发。我认为自己总是有理，因为父亲不懂得争辩。我指出他吃饭或是说话方式的问题，我本不该指责他不带我去度假，但我坚信改变他的行为举止总是正确的。也许，他可能真的希望有一个不是我这样的女儿。
第一位妇女把所要的东西装到篮子里，然后不好意思地低声说："我现在有点困难，是否可以星期六再付你钱？"接二连三地，又有几个人提出这样的请求。问题来了，要么允许赊账，要么重新回到工厂上班。赊账似乎并不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法。
一天，他对我说："书籍、音乐，这些东西对你有用。而我，不需要它们来生活。"
起初，这里是一片福地。货架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和饮料，一罐罐肉酱、一包包蛋糕等。现在他们感到惊讶，挣钱能如此地容易，只需付出很少的体力，订货，上货，称量，算算简单的账目，高兴地说句谢谢。刚开始的那些日子，当门铃一响，他们俩争先恐后地跑进小店里，热情地问个不停："您还需要些什么吗？"他们乐此不疲，人们管他们叫老板、老板娘。
之后的时间，他平静地生活着。当我放学回家时，他坐在厨房里，就在通往咖啡厅的那扇门旁边，阅读《巴黎-诺曼底》，弓着腰，手臂摊在桌上的报纸两侧。他抬起头说："啊，我女儿回来啦。"
父母用银行贷款买下了这家店铺。
----"我太饿了。"
L城距勒阿弗尔市三十公里，在冬季终日被浓雾笼罩着，尤其是沿着河岸的峡谷地区。那里拥有直到20世纪50年代依然是当地最大的纺织厂，开始属于德热纳戴家族（Desgenetais），后被布萨克（Boussac）吞并，围绕着工厂有一片工人聚居区。姑娘们毕业后就进纺织厂当工人，后来，托儿所早晨六点半就开始接收她们的孩子入托。这里近四分之三的男子也都在这家工厂上班。山谷的底部是整个地区唯一的一家咖啡杂货店，这家店的天花板十分低矮，甚至人们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房里暗得很，大中午还要开着灯，窄小的院落里有一间小厕所，污物直接排放到一条河里。他们虽然对环境卫生也很在意，可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还是怎样生存。
----"这是个好病，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吧。"
有一天，人们把父亲送回家，他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他刚从维修的屋架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母亲打定了一个主意：开商店。于是他们又重新勒紧裤腰带省钱，每天只吃面包和猪肉制品。在众多商机中，他们只能选择一个不需要太多投资，也不需要太多经营技巧，只需简单买进和卖出就可以了。便宜的买卖带来的收入也低。星期日，他们骑上自行车去观察那些街区的小酒馆和乡村的商店。他们四处打听，询问附近是否有竞争者。他们担心一旦投资错了，就会前功尽弃，最终重新掉入工人队伍。
至少，有吃有喝我还很高兴。我们之间谈论的是我还是个小女孩时的那些事情，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
他们在Y市租了一套房子，坐落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的住宅区，另一面有一个与其他住户共用的后院。一层有两个房间，二层也有两个房间。对母亲来说，这实现了她多年来想拥有"楼上的房间"的梦想。他们用父亲的积蓄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个饭厅，一个带有穿衣镜和大衣柜的卧室。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她感觉闲得无聊。父亲已不在缆绳厂工作了，他又找到了一个挣钱更多一些的、盖屋顶的工作。
我想他不能再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了。他的话语和他的观念，与我在法语课或哲学课上所学到的，与我坐在同学家里的红丝绒沙发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格格不入了。夏天，透过房间敞开的窗户，我听到他的铁锨有规律地翻动泥土的声音。
父亲已经懂得，想要不重蹈父母贫穷的覆辙，基本的条件就是不能沉湎于女人。
也许我之所以需要写作，正是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她总是羞于谈爱情。他们之间没有爱抚或亲昵的举动。在我面前，他会用头突然地碰一下她的面颊，好像是出于义务而为之。他总是对她说些很普通的事，但说的时候目光紧盯着她，这时候她就会垂下眼帘，强忍着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了他是在对她进行性暗示。他喜欢哼唱："对我说说爱情"，而母亲，在家庭聚餐时也会唱"我的身体爱着你"。
我们刚搬到Y市时，市中心还是一片废墟，而现在一幢幢乳白色的大楼矗立起来，有现代的商业区，灯火彻夜通明。周六和周日，该地区所有的青年人都来逛街，或是在咖啡馆里看电视。附近街区的妇女们，到市中心的各大食品商店把手中的篮子装得满满当当。父亲的小店也如愿以偿地有了白色石膏的外墙，有了霓虹灯。这时嗅觉灵敏的老板将自己的咖啡店改造成富有诺曼底风格的木筋墙，假梁上配以古典风格的灯饰。每天晚上，关起门来计算当天的收入："人家在别的地方买到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了。"每当Y市有新的商店开张，父亲总要骑上自行车去那里转一转。
在母亲的结婚照上，我看到母亲露着双膝。她的目光透过紧绷在她头上的纱幔凝视着镜头。她看上去有些像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我的父亲站在母亲身旁，蓄着一撮小胡子，并且还戴着"吃饼领"（le col à manger de la tarte）。他俩谁都没有笑。
他们总算设法把生意维持下来了。但街区变得无产阶级化。那些中层干部们都搬到配备浴室的现代公寓，留下来的都是些低收入人群、年轻的工人夫妻以及等待住进低租金住房的多子女家庭。"您明天再付钱吧，都是老主顾了。"小老头们大多已经去世了，接下来的新顾客都不敢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而是来去匆匆，看起来不那么欢快，离开时付现金结账。现在，他们觉得自己开了一家像样的酒水零售店。
我父亲的姐妹们都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用人，她们瞧不起我的母亲。因为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孩被认为不会收拾屋子，只会在外面疯。在村子里，人们也认为母亲不是一个好典型，因为她总是想模仿杂志上介绍的时尚，总是第一个剪时髦的发式，穿短裙，描眼圈，染指甲。母亲还总爱放声大笑。事实上，母亲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每个星期天她都去做弥撒，自己熨床单，绣嫁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直言不讳的女孩。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她们那些人强多了。"
我在夏令营当教练，夏令营结束的时候，他来车站接我。我母亲老远看见我就挥手朝我打招呼，我看到了他们。父亲驼着背，因为阳光刺眼，他低着头走路。他的耳根还红着，也许是因为刚刚理过发。他们站在教堂前的人行道上大声嚷嚷着，争论选择哪一条路回家。他们看起来像那些不经常出门的人一样。坐在车里，我注意到他的眼角靠近太阳穴的地方长出了老年斑。我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两个月，完全生活在一个年轻和自由的世界里。我父亲老了，此刻我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再进大学继续读书了。
我的母亲很小就失去了她的父亲。我的外祖母为了抚养她的六个孩子中尚小的几个，在家里织布纺线，给人家洗衣服、熨衣服。我的母亲星期天到糕点店买一些点心碴子。他们没有马上就开始交往，因为我的外祖母不愿意让她的女儿这么早就嫁人，每一个女儿离开，她就会损失生活中经济来源的四分之三。
父亲在饭后总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不适。他害怕看医生，就自己吃些氧化镁，但不见效。最后，他做了X光检查，鲁昂的专家诊断为胃息肉，需要立即切除。我母亲不断地抱怨说，他总是对自己的健康大惊小怪。此外，他还感到内疚，因为花费不少。（在那个年代，小商人还没有享受到医院保险。）他说："这真是飞来横祸。"
母亲可能就是因为看中父亲的这些方面才爱上他的。母亲开始在人造奶油工厂工作，后来到了缆绳厂，在这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是高个子、褐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站姿挺拔，他有点自负。"我的丈夫从来不像一名工人。"
父亲手术一做完便尽可能早地出院了，并开始在家慢慢地恢复。他失去了原来的体力。由于害怕伤口裂开，他不能够再搬动大箱子，也不能再在花园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了。从此，在家里，只见母亲一个人从地窖到商店跑来跑去，搬着货箱和一袋袋土豆，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父亲在五十九岁就失去了他昔日的自豪。"我变成了一个废物。"他和母亲这样说。这句话里也许有多重意思吧。
父亲是一个很认真严肃的人，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工人，他既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乱花钱。他喜欢看电影，跳查尔斯顿舞，但从不去酒馆。他既不参加工会组织也不参与政治，所以受到老板的好评。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周他都会存一点钱。
但是他渴望重回正轨，重新适应。他开始想办法让自己舒适。他关注自己的健康，食物成了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是好是坏取决于是能顺利消化还是会折腾他。他把要做的牛排和鳕鱼放在鼻子前闻一会儿，然后才将它们放在锅里。我吃的酸奶让他倒胃口。在咖啡观，在家庭聚餐时，他会谈论他的食谱，与别人探讨家里做的汤好还是买的速食汤好，等等。到六十来岁时，周围的所有人都爱谈论这些话题。
理所当然地，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工厂了。战后的Y市刚刚开始工业化的进程。我父亲进了一家缆绳厂，那里招收13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他在这里工作不受风吹日晒，活还算干净。工人的卫生间和更衣室都是男女分开的，工作时间也是固定的。晚上，下班铃响过后，他就自由了，并且身上再也没有乳制品的味道了。他终于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了。他本来可以在鲁昂（Rouen）或是在勒阿弗尔（Le Havre）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但那需要他必须离开家，离开饱受折磨的母亲，面对城里的那些聪明人。八年的畜牧和平原乡村生活，使他丧失了那份勇气。
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常常预备些自己爱吃的粗短小香肠、几只褐虾。幸福的希望，往往再第一口之后就消失了。同时，他也装作没有任何欲望的样子。"我只吃半片火腿"或是"给我来半杯"。同时，他还有了一些怪癖，比如，将高卢牌香烟拆开，说烟纸的味道不好，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在Zig-Zag牌烟纸里。
退伍后，他再也不愿回家耕种（culture）。他总是称这为种田，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精神上的意义，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到了星期天，为了散散心，他们开车出去沿着塞纳河兜一圈，到迪耶普（Dieppe）或是费康（Fécamp）的码头，也就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父亲的两只手垂在下面，朝身体内侧握着拳，有时也放在背后。散步时，他从来不知道将手放在哪里最合适。晚上，他打着哈欠等着晚饭。"星期天比工作日更累。"
我的父亲通过入伍认识了世界。巴黎、地铁、洛林（Lorraine）的村庄、使人人都平等的军装、来自法国各地的战友们、比一座城堡还要大的军营。他们让他把因喝苹果酒而毁掉的牙齿换成假牙。他常常让人给他照相。
在政治方面，他总是说这什么时候到头呢？［阿尔及利亚战争、将军政变、秘密武装组织（OAS）的恐怖活动等。］他赞赏大个子夏尔·戴高乐。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村子里，人们开始玩"悠悠球"，在咖啡店，人们不再喝苹果酒而改喝葡萄酒。在舞会上，女孩子们不再喜欢在农场干活的小伙子，因为他们身上总带着那种抹不掉的味道。
我被鲁昂师范学校录取为勤工俭学生。在学校里我吃得特别好，甚至有些过度，洗衣服、修鞋子都是免费的。父亲对这种国家全包的制度充满了敬意。一下子，国家给予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在这一年离开了学校，这使他感到困惑。他不理解我离开这个自己被养肥的安全港，只是因为我想要自由。
1914年战争期间，农场里只剩下像我父亲那样的少年和一些老人，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父亲总是从挂在厨房里的地图上时刻注意着军队的进展，他开始读些黄色小报，去Y市看电影。所有人都大声地朗读图像下面的字幕，但是许多人来不及读完就变更字幕了。我父亲从他当兵回家的兄弟嘴里学会了一些俚语。村子里的妇女们每个月都到军人家属那里检查慰问一下，问她们是否缺什么衣物。
我在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远在他乡，父爱变成一种抽象的确定性。我开始为自己而活着。母亲给我写信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家乡今冬很冷，希望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星期天，我们到格兰维尔（Granville）看望了老朋友。某某老太太六十岁过世了，年纪并不很大。母亲写信不会幽默，她能够用好语言和表达方式已经是花费很大劲了。以说话的方式来写作来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些。父亲在信上签字。我同样以像做笔录式的文体给他们回信。任何关于风格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要与他们保持距离。
他每天早晚挤两次牛奶，在十月的细雨中还要采摘苹果倒入榨汁机，这期间还要用铁锹清理鸡圈里的粪便，干活时又热又渴。但是他们的生活里也有"国王饼"，《威尔莫年历》（almanach Vermot）上的笑话，烤栗子，《狂欢节你别走，我们做煎饼》，喝苹果酒，用稻草烤青蛙等。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轻松。永恒的季节在无声地更替，简单的乐趣和田野的宁静。我的父亲在别人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他看不到大地之美，地球母亲的壮丽以及相关的神话对他来说都不存在。
我回来了，然后又离开。我在鲁昂读文学学士学位。他们之间的相互责骂少了，只是说话时口气里略微带些火气罢了。"法奇那（Orangina）汽水又断货了，这都是你的错。""你整天在教堂转悠，能跟牧师讲什么？"父亲依然计划着装修店面，但现在很少再考虑如何吸引新的顾客的问题了。他满足于跟自己的顾客打交道，那些被市中心出售的无营养食品吓跑的顾客和被以貌取人的女售货员给气回来的顾客。他不再有野心。他的生意只是他的一种生存方式，会随同他一起消失。
就这样在被征召入伍之前，他一直在农村干活。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很长。农民们节衣缩食。一天，一位老牛倌看到他盘子里的肉在微微地颤动，仔细一看，原来肉里已经生了许多虫子。这已经让人无法忍受。老人愤怒地站起来大声抗议，要求农场主不能再把他们当猪狗一样对待。肉被更换了。没有发生《战舰波将金号》的故事。
现在他决定要稍微享受一下生活。他很晚才起床，在母亲起来之后，然后再咖啡馆里或是花园里慢慢地干活，从头到尾地翻看报纸，长时间地与每个人聊天。死亡，以格言形式在暗示着人们，我们都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每当我回到家，母亲总是说："瞧你父亲，像一直弱鸡。"
父亲性格开朗，爱玩，爱讲故事，爱搞恶作剧。农场里没有与他同龄的人。礼拜天，他和他的一个也当放牛娃的哥哥一起去教堂做弥撒。他们经常去参加各种"集会"，跳舞，找昔日同学玩。照他的话说，"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我们必须如此。"
夏末，也就是在九月份，父亲用手帕在厨房的窗户上抓住了几只胡蜂，然后顺手扔到了正在炉子上烧热的平底锅上，它们痉挛着慢慢地死了。
父亲开始每天早晨五点便起床挤牛奶，清扫牛棚，梳理马匹，从早一直干到晚。作为交换，他可以免费住宿，吃饭，洗衣服，另外再挣一点零花钱。他睡在马厩的上面一个没有褥子的草垫上。牲畜们夜里做梦，不停地踢着地面。他总想回家，但对他来说回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的一个姐姐、一名全职的女佣人，有时提着个小包袱出现在栅栏门前，一句话也不说。我的祖父会骂她，她说不出为什么又从自己的地方跑出来。当天晚上，祖父又会把她送回雇主家，一路上还羞辱她。
我二十多岁了，依然坐在学校里读书，他既不担心，也不高兴，只是容忍地看着我过着这种难以理解的、不真实的生活。他常对客人解释："她读书是为了成为一名教师。"至于具体读了什么，顾客们也没多问，知道名称就行了，而且他从来也记不住。"现代文学"对他来说并不比数学或是西班牙语多么容易记住。他担心别人会认为我有特权，担心别人会以为我们家特别富有才会让我上这么多年学。但是也不敢透露我是奖学金的获得者，怕人家会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幸运，国家白白给我钱就是为了让我什么都不干。他经常被羡慕和嫉妒所包围，这也许是他的社会状况最明显的标志。有时，我在学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一觉睡到天黑。他没有一句责怪的话，甚至表示赞同，一个女孩就应该玩得愉快，这也意味着我是一个正常人。或者，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人理所当然的表现。如果一个工人家的女孩结婚时怀了孕，整个街区都会知道。
这是父亲记得的唯一一本书。他说："它对我们来说似乎很真实。"
暑假，我邀请一两名大学好友来Y市玩，她们都是些没有偏见，认为"心地好才是最重要"的女孩子。因为，为了防止居高临下地看待家人，我事先声明："你知道吗，我家很简单。"父亲总是很高兴地接待这些有教养的年轻姑娘。他显示出对我朋友们的一切都特别感兴趣，显然，他是怕停下来不说话会让客人觉得不够礼貌。接下来吃什么饭便成了他非常伤脑筋的事情了。"热内夫里埃小姐喜欢吃番茄吗？"他忙作一团。而当我去其中一个同学家做客时，主人很自然地与我分享，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步入了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惧怕外来的目光，而且向我敞开，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自己所处阶层的举止、观念和品位。这个圈子里的一个稀松平常的拜访，他却把它当作盛大的节日，以显示出对我的朋友们的敬意，这样就会被别人视作懂得人情世故的人。这正让她们不自觉地感到了父亲的低微，特别是当她们这样向我父亲问好："bonjour monsieur，comme ça va-ti ？（先生，你好）"
"积极的人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发现每一个小时都有所收获。相反，一个漫不经心的人总是找借口推脱工作，他整日贪吃贪睡，闲聊，一天下来什么也没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碌碌无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仍然待在原点。"
有一天，父亲骄傲地瞧着我说："我从来没让你感到羞耻。"
关于贫穷孩子的崇高品质是这样建议的：
有一年夏末，我把一位与我产生关系的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带回家。他们安排了一个庄严的仪式，献给一个人拥有进入另一个家庭的权利，而这在现代中产圈子里早已被丢弃，男女朋友可以自由出入。为了接待这位小伙子，他还特意系上了领带，将工作服脱下，换上了礼拜天才穿的长裤。他坚信可以把我未来的丈夫当成他的儿子，坚信男人之间的默契可以超越教育程度的差异。他向他展示他打理的花园，还有他亲手搭建的车库。将他所做的展示出来，希望他的价值得到这位爱他女儿的男孩的认可。而对于后者，他只需表现得有教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父母最欣赏的品质，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难达到的。他们没有像对待一名工人那样试图知道他是否勇敢，是否酗酒。他们坚信，知识和良好的修养是内在卓越的标准，是与生俱来的。
"拥有财富最幸福之处，就是它能帮助他人减轻痛苦。"
这可能是他们多年来所期待的事情，他们卸下了一份担忧。现在他们肯相信我不会跟随便什么人来往，或是变成精神失常的人。他想用他的积蓄来帮助这个年轻的家庭，希望以无尽的慷慨来弥补他与女婿之间文化和权力上的差距。"我们现在不需要太多东西了。"
"一个团结友爱的家庭胜过任何财富。"
婚礼的宴席在一家面朝塞纳河的饭店举行。他的头微微向后仰着，两只手放在膝盖间摊开的餐巾上。他微微笑着，目光茫然，像所有等待菜肴时感到无聊的人一样。这个微笑也表明他觉得今天这里的一切都很好。他穿了一套蓝色条纹西装，这是他让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里面还套了一件带袖口的衬衣，生平第一次。这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在谈笑间朝他瞥了一眼，我相信他并不感到快乐。
"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对穷人的施舍。"
此后，他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要懂得永远满足于自己的命运。"
那时，我们住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座旅游城市，我的丈夫在那里的政府部门任职。我们家的墙壁上铺着麻布，喝威士忌作为开胃酒，收音机里放的是古典音乐。对看门人简单地问声早安。我悄悄进入了这一半世界，而另一半世界与之相比则只是一种陪衬。我母亲写信说："你们可以回家里来休息休息。"她不敢说让我们回去看看他们。我一个人回去了，而他们的女婿对他们冷漠的原因我却不愿说，这些原因在我和他之间难以描述，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总是去讥讽，怎么会在一群"老实巴交的人"中间找到共同语言呢？尽管他也承认这些人的热情和好客，但在他眼里，这并不能弥补他所感到的缺憾：精神交流。而在他的家庭里，比如说，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某个人马上就会说道："请不要去碰它，它已经碎了。"（苏利·普吕多姆的诗句。）
父亲喜欢读的那本书叫《两个孩子的法兰西之旅》。书里的某些句子让人看了感到很奇怪，如：
当从巴黎来的火车到站时，总是母亲在出口的栏杆后等着我。她使劲从我手里抢过行李箱："它太沉了，你不习惯"。在杂货店，有一两名顾客，父亲让他们等几秒钟，过来用力地拥抱我。我坐在厨房里，他们两个站着，她站在楼梯旁，他站在通往咖啡厅的门旁，这时，阳光洒在桌子上，洒在吧台的杯子上；有时，一位客人在阳光下听着我们的谈话。远离家的时候，我脑中曾清除掉父母的姿态和语言，以及荣耀的身躯。我重新听到他们说话的方式，以高高的嗓门把"elle"说成"a"。我发现他们还是老样子，没有我现在已经习惯的那种"节制"的举止和正确的语言。我感觉到自我的分裂。
父亲每天要步行两公里去上学。每周一，小学老师都要检查学生们的手指甲、毛衣领子、头发，因为害怕有虱子。老师非常严厉，他手里经常握着把铁尺子，具有绝对的威严。他教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在全镇名列前茅，其中还有一两位考入师范学校。我的父亲经常缺课，因为要帮家里干农活，摘苹果，收割草料和捆扎麦秸。当他和他的兄弟回到学校上课时，老师总是愤怒地朝他们嚷道："你们的父母想让你们像他们一样悲惨！"他学会了阅读和正确地拼写。他喜欢学习。（过去人们常说，学习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他还喜欢绘画，画一些头像、一些动物。十二岁那年，他读小学毕业班。我的祖父就让他辍学了，让他到自己所在的那家农场干活。家里不能再白白供养他。"我们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大家都一样！"
我从包里掏出给他带来的礼物。他很高兴地拆开。一瓶须后水。尴尬地一笑，"这做什么用？"接着他又说："我会像个轻佻的女人。"但他答应一定会用的。可笑的场面，错误的礼物。我真想像从前那样大哭一场，"他永远也不会改变"。
孩子们的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一个装满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我父亲童年的那个时代，父亲的生活背景属于中世纪。
接下来我们便开始谈到街区的人，有结婚的，有故去的，有离开Y市，等等。我描述我们的公寓，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的写字台、红丝绒扶手椅，以及高保真音响。很快，他没有兴趣再听这些。他把我养大，为了让我享受到他一无所知的奢华，他很高兴，但是邓禄普（Dunlopillo）床垫或古董五斗橱对他来说，除了证明我的成功之外，没有任何兴趣。我所讲的这一切对他来说只能证明我的成功。他经常打断我说："你的享受是理所应当的。"
在面包上刻十字，做弥撒，过复活节。就像清洁一样，宗教给了他们尊严。礼拜日，他们身着盛装，与大农场主一起吟诵经文，并在募捐盘中放几枚硬币。我父亲是唱诗班的男孩，他喜欢领圣体时跟随着神父。当他们经过时，所有人都要向他们脱帽致意。
每次我都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回去。他交给我一瓶干邑白兰地送给我丈夫。"好，但是下次再说吧。"他自豪地没有露出来，藏在口袋里用手帕遮住。
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菜园里种的菜，自己养的家禽和农场主让给我祖父的黄油和奶油。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想会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夏天的礼拜日，人们参加"聚会"，他们唱歌、跳舞。有一天，我父亲爬上彩杆去抢夺食物篮，结果没有抓住就滑下来了。祖父大发雷霆，一连几小时气都不消，他说："你这个大皮奥特（piot）"（诺曼底人对火鸡的称呼）。
Y市的第一家超市开张了，吸引了来自各处的工人阶层顾客，人们终于可以不用询问任何人自由地购物。但是人们也总会来小杂货店买一包忘记在超市买的咖啡，孩子上学前要喝的牛奶和马拉巴尔（malabar）口香糖。他开始打算出售他们的生意。他们可以就住在旁边那套带厨房、外加一个储藏室的两居室房子里，这是他们从前买杂货铺时就一起盘下的。他可以留着几瓶好的葡萄酒和罐头。他可以养几只母鸡以便吃上新鲜的鸡蛋。他还可以到上萨瓦（Haute-Savoie）省来看我们。这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他得到了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他很满意。每次从药店回来，他坐在书桌前，满怀幸福地贴着药费的报销单据。
我的祖母穿衣很讲究，她在节日时总是穿上用纸板做的撑裙架，她不像大部分乡村妇女那样为了方便就站着撒尿。到了四十多岁，生育过五个孩子的她开始有点郁郁寡欢，有时好多天也不说一句话。后来她的手和腿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为了治好病，她常去参拜圣里基耶（Saint Riquier）和圣纪尧姆（Saint Guillaume），用一块布去擦拭圣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他们租用了一辆马车，拉着她去朝拜圣徒。
他越来越热爱生活了。
每当人们跟我讲起我的祖父，总是先要强调一下"他大字不识"，好像如果不知道这个首要的事实，就无法理解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性格。我的祖母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和村庄的其他妇女一样，她居家为鲁昂的一家工厂加工布料，小房间不透气，微弱的日光从几乎不比枪眼宽的狭窄的开口处照射进来。因为布料必须避免受到阳光的损害。祖母很爱干净，个人方面和家务方面都是如此，这一点在村庄里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在这个村庄，邻居们通过留意绳子上晾晒的衣服的洁白程度，就能知道谁家每天都清倒夜壶。虽然村民们的房子并不挨着，中间隔着篱笆或是斜坡，但还是什么也逃不过邻居们的眼睛，几点钟男人从小酒馆里出来，哪个星期女人应该洗晒卫生垫了。
我从十一月份开始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我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让已经被遗忘的事实重见天日并不比编造它们容易。记忆是有抵抗力的。我不能信任个人的回忆：老杂货店的吱吱响的门铃声和熟透了的甜瓜的香气，只会让我想到我自己和我在Y市度过的夏日假期。天空的颜色和附近瓦兹（Oise）河畔的白杨树的倒影也无法让我回忆起什么。相反，人们坐在候车室时无聊的神态，对自己孩子的召唤，站台上与亲人的告别，正是在这些场景中，我追寻着父亲的身影。随处遇到的无名之辈，他们无意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或卑微，使我重新找回了曾被遗忘的他的生存境况。
我只见过祖父一次，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月的托老院里。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两排床之间，来到一个有一头漂亮的白色卷发、个子矮小的老头面前。他一直微笑地看着我，充满了慈祥。父亲偷偷地递给他四分之一瓶的白兰地，他接过来赶忙把它藏在床单下。
春天没有来临，在我印象中自己从十一月开始就一直被封闭在不变的气候里，凉爽多雨，即使在冬天也几乎不冷。我没想过这本书的终结，现在我知道它正在接近尾声了。六月初，天气就热起来了。从清晨的味道中，便知道今天是个好天气。很快就没什么可写的了，我想放缓最后几页的进度，让这些书稿一直停留在我面前。但是再回忆更久远的事，再修改和添加事实，都是不可能的了，甚至问自己幸福在何处也是不可能的。像往常一样，我将乘坐清晨的火车，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这次我带来了他们两岁半的外孙。
故事开始于20世纪初的几个月，在距大海二十五公里的库沃地区（Pays de Caux）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时，没有土地的人就给当地的大农场主当雇工。我祖父当时在一家农场当搬运工，在夏季，他也做打干草和收割工作。他从八岁起就开始了这样的劳动，一直干到老得不能再干了。星期六的晚上，他把一周所挣的钱原数交给他的妻子，妻子让他星期日休息，这样他可以去玩多米诺骨牌，喝几杯小酒。祖父每次喝酒都喝得烂醉，酒后他的脾气更加不好。为一点小事，他就会拿孩子们出气。他是个粗暴的男人，没人敢惹他。对他的妻子来说，生活并不总是充满阳光。这种凶恶是他生活的动力，是他与贫穷抗争、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的力量的来源。最让他恼火的是，在家里看到某个人看书或是读报。他自己没有时间学习读写。他只认识几个数。
母亲已在出口栏杆处等着了。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外面套着束腰套装，头上戴着方巾，自从我结婚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染过头发。由于陌生和长途旅行的疲劳，孩子一言不发，任由大人拥抱并牵着他的手。天气不再那么炎热了。母亲走路依然那么急，那么快。突然，她慢下来喊道："噢，瞧，我们有了小不点儿跟着一起了。"父亲在厨房里等着我们。我觉得他看上去并没显老。我母亲告诉说他昨天去理发为了欢迎外孙的到来。家里顿时就热闹起来，吵吵嚷嚷，一会儿向孩子问这问那，可又不等孩子回答，又相互埋怨对方小孩子疲惫不堪，总之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争抢着要哄孩子玩，最后只得看孩子站在谁一边。我母亲要带孩子去拿糖果。我父亲带孩子去花园摘草莓，然后去看兔子和鸭子。他们完全掌控了他们的外孙，决定了他的一切，就好像我仍然只是一个不会照顾孩子的小女孩。他们对我认为必要的教育原则持怀疑态度，如：睡午觉，不吃甜食。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靠窗户的饭桌旁进餐，孩子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夜晚，好像一种救赎的时刻。
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中性的写作对我来说很自然，这正是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所使用的风格。
我原来住的房间保留了一些白天的热气。他们在我的床边放置为孩子一张儿童床。夜里我想看书，两点以前我一般不睡觉。可我刚接通台灯的电源，电线在冒了几下火星之后就烧黑了，灯泡随之熄灭了。那是一盏球型灯，大理石的灯座，上面有一只黄铜制的屈腿的兔子。我以前觉得它很漂亮。它肯定已经坏了很长时间。在家里从没有人修理过什么，对东西漠不关心。
最近，我意识到这部小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叙述一个受生活所迫的一生，我没有权利采用艺术的形式，也没有权利试图呈现某种"激动人心"或"令人感动"的东西。我只是要记录下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他生命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及我也曾共同分享过的所有客观的存在的迹象。
现在，又到了另一个时代了。
一段时间后，我便开始创作以父亲为主角的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
我醒来得很晚。在隔壁房间里，母亲在轻轻地同父亲说话。母亲跟我解释说父亲凌晨时呕吐了，甚至都没来得及吐到马桶里。母亲猜想他是因为吃了昨天午餐剩下的鸡肉而引起了消化不良。他特别关心她是否已经将地板打扫干净了，并抱怨说他胸部还有不适。我觉得他说话时的声音变了。当小孩子走到他跟前时，他没有任何反应，一动不动，平躺着。
接下来的夏天，在等待我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日子里，我想，"有一天我必须解释清楚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说：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医生直接来到他的房间。母亲在外面张罗着招待顾客。随后她也赶忙过来了，她和医生一起下楼进了厨房。在楼梯下，我听到小声建议说必须要把他送到鲁昂市立医院，母亲崩溃了。她一直对我絮叨着："他总是想要吃那些他消化不了的东西"，接着她递给父亲一杯矿泉水并说："你自己知道你的胃很虚弱。"她把检查用的干净的餐巾纸揉成一团，似乎不理解发生的这一切，拒绝接受我们一开始没有看到的严重性。医生也改了口，我们可以等到今天晚上再做决定，也许只是中暑了。
星期天，在回家的火车上，我想方设法逗我的儿子开心，为的是让他安静不要吵闹，因为乘头等车厢的旅客不喜欢噪音，不喜欢小孩子走动。突然，我惊奇地意识到，"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布尔乔亚"，而且"为时已晚"。
我出去买药。这是闷热的一天。药剂师认出了我。和我上次来的时候相比，街上的车辆并没有增多。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与我的童年时代太过相同，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到我父亲真的病重了。我买了一些蔬菜回来做炖菜。一些顾客没有看到老板，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天气这么好谁还会不起床？他们自己为他的不适找到了一些简单的解释，以自己的同感作为证据。"昨天花园里至少有40摄氏度，要是我像他一样待在那里也会晕倒"，或者"天这么热人就是不舒服，我昨天也没吃东西"。像我母亲一样，他们似乎认为我父亲生病是因为他违背自然规律，像年轻人那样行事，他受到了惩罚但是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母亲又重新变得平静。她一如既往地为顾客服务。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脸上便露出了淡淡的忧伤。每天清晨，在开门营业之前，她都先去墓地，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小孩子在去睡午觉的时候，经过他的床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位先生还在睡觉啊？"
我们把父亲的衣服整理好，分发给那些需要的穷人。我在挂在地窖里的他平时穿的衣服里发现了他的钱包。里面有不多的钱，有驾驶证，在折叠的部分还有一张照片，用一张剪下的报纸包着。那是一张发黄的、带锯齿边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工人们都戴着鸭舌帽，排成三排，目光投向镜头。这种相片"展现"了历史书中所描写的工人罢工或是人民战线的那种典型的情景。我认出了父亲，他站在最后一排，样子很严肃，几乎有些担忧。很多人在笑。剪报的内容是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名单，名单是按名次顺序排列的。第二个名字，是我。
母亲总是在两位顾客之间的空当上楼看一眼父亲。每当门铃响起，我就在楼下像小时候那样喊："有客人来啦！"以便她下楼去招呼。他只喝些水，但身体状况没有加重。晚上，医生来了，没有再提医院的事了。
我又在母亲家里待了几天，办理了有人故去后的那些常规手续。到市政厅注销户口，支付殡葬费，回复吊唁信函。新抬头的名片，孀妇A...D...。我度过了一段时间，脑子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思想。有几次，在大街上走着，我会突然想到："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母亲从前常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因为我已经来了月经。）
转天，每次我母亲或我问他感觉是否好些了，他就会生气地哼一声，并且抱怨说自己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这次医生没有像他往常那样会开个玩笑说："别担心，他只是放了一个屁。"看到医生下楼时，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在期待这个或其他的玩笑。晚上，母亲双眼低垂，小声嘟哝说："我真不知结果会怎么样。"她还没有提到父亲的可能的死亡。从昨天开始，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照看孩子，两个人谁也没再提起父亲病情的事。我说："顺其自然吧。"在我快18岁时，我常听她对我说这样的话："要是你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你知道还能做什么。"没有必要说明这个不幸是什么，因为我们心照不宣，只不过谁都没把那个词说出来：怀孕。
葬礼后的餐会就选在咖啡馆，我们把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拼在一起。人们在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大家随意交谈着，午睡过后的小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在花园里嬉闹着，互相交换着在园子里拣到的花、石子什么的。我父亲的弟弟，坐得离我很远，侧着身子朝我喊道："还记得小时候，你父亲骑自行车送你上学的事吗？"他说话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一样。将近下午五点钟，客人们都走了。我们默默地收拾好桌椅，我丈夫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去了。
星期五的夜里，父亲的呼吸突然变得很深而且困难。接着是咕噜咕噜的翻腾的声音，伴着呼吸声，持续不断。这很可怕，因为我们分不清这声音是来自肺部还是来自肠道，好像他的整个内脏都在动。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他平静下来了。下午，我把熨好的衣服放到柜子里时，出于好奇，我拿出了一块玫瑰色的人字斜纹布，铺在床边，他起身看着我，用新的声音说："这是给你做床垫用的，你母亲已经重新做过了。"他拉开毯子给我看他自己的床垫。这是他被击倒以来第一次对周围的东西关心。当时那一刻，我认为这意味着还有希望，但他说出的这些话不是表明他的病不重，而只是意味着努力抓住这个世界，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接下来是与死者家属握手表示慰问的仪式。要么是神职人员在安排上有误，要么是他想用这种方式能够使参加吊唁的人数显得多一些，总之我们经过了两轮的握手。不过第二轮，人们不再表示慰问，所以队伍转得很快。到了墓地，当棺材在绳索间摇摇晃晃地下降到墓穴时，母亲突然号啕大哭，就像我出嫁那天做弥撒时一样。
在那之后，父亲就不再和我说话了。他意识清醒，护士来打针他就翻过身来；母亲问他是否难受或是渴了，他就会回答是或不是。他时不时地提出抗议，好像痊愈的钥匙就在那里，不知道被谁拒绝拿出来，他常说："至少我可以吃点东西吧。"他不再计算自己有多长时间没进食了。母亲总是说："饿着点没坏处。"孩子花园里玩耍，我一边看着他，一边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其实我根本没读进去这本厚厚的书，我知道当读到其中某一页，父亲将不在人世。顾客们天天都在打听父亲的病情，是脑梗还是中暑？母亲模棱两可的回答让他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我们想隐瞒什么。对我们来说，病的名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教堂里挤满附近街区的人，他们都是一些家庭妇女和午休一小时的工人。当然，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打交道的那些有地位的"大人物"们一个都没有来，其他的店主也没有来。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除了每月向商业联合会交一些会费外，什么组织活动他都不参加。牧师在致悼词时，他用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人"。
星期天早上，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悠扬的低吟声吵醒。在施行临终涂油礼。那是最不堪入目的场面，我赶忙把脸埋在枕头里。母亲大概是一大清早就起床了，以便在神父做完第一次弥撒后就把他叫过来。
在下葬的前一天，我们为葬礼仪式的用餐烹制了一大块小牛肉。如果让那些前来参加葬礼、给你增光的人饿着肚子离开，那是不合适的。傍晚，我丈夫来了，他晒得黝黑，因这场与他无关的葬礼而感到有些拘谨。他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格格不入。晚上，我们就睡在家里唯一的一张双人床上，就是我父亲去世时躺的那张。
过后，在母亲接待顾客的时候，我上楼守在父亲的床前。我看到他坐到床边，歪着头，目光绝望地盯着床边的椅子。他伸出的手上拿着一个空杯子，手在剧烈地颤抖，开始我没明白他是想把杯子放到椅子上。在无尽的几秒钟里，我看着他的手，看着他那绝望的神情。最后，我接过他手里的水杯，放回原处，把他的腿收回床上。我心想："我可以做这个"或"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敢于真正地仔细看看他。他的脸与我过去一直认识的那张脸只有细微的相似之处了。在假牙周围----他拒绝摘下假牙----，嘴唇圈着，露出了牙龈。他已经成为在养老院里卧床的老人们其中之一，在他们的床前，教会学校的校长曾让我们高唱圣诞歌。然而，即使是这种状态，在我看来，他还会活很久很久。
枕头被压出来一个凹陷，自星期日以来父亲一直躺在上面。只要遗体放在那里时，我们就一直没有收拾房间。父亲穿过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我从他的工作服带拉链的衣兜里掏出一沓钞票，那是咖啡店上周三的收入。我扔掉药片，把工作服和脏衣服放在一起。
中午十二点半，我让孩子躺下，他不困，就在弹簧床上使劲地上蹿下跳。父亲呼吸困难，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每个星期天一样，母亲在一点钟左右把咖啡店和杂货店的门全关上。她上楼守在父亲的身旁。在我洗碗的时候，我的叔叔和婶婶也都来了，他们看过父亲就到厨房坐下。我给他们倒了咖啡，我听到母亲慢慢地走着，从楼上慢慢地下来，尽管她的步伐缓慢，不同寻常，我还是以为她要下来喝咖啡。在楼梯拐弯的地方，她轻轻地说："结束了。"
周一，殡仪馆的人员到了。厨房通向卧室的楼梯太狭窄了，棺材无法通过。于是，只得把棺材停放在楼下咖啡馆的中央，尸体被包裹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与其说是被抬着，还不如说是被拖下楼，咖啡厅因此关闭了一个小时。殡葬员们不停地对下楼的最佳方式、转弯时的支点等发表着意见，整个过程简直太长了。
买卖已经关闭。现在它是一栋私人住宅，老式的门面上挂着涤格尔（tergal）窗帘。地产随着母亲的搬走也不复存在了，她住在市中心附近的一间单人公寓里。母亲在墓地立了一块漂亮的大理石墓碑。A ... D ...，1899--1967。朴实无华，并且不需要专门维护。
母亲只在葬礼当天才让咖啡店歇业一天。否则她会失去顾客，而她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就这样，我死去的父亲躺在楼上，母亲仍在楼下继续卖她的茴香酒和红葡萄酒。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眼泪、沉默和尊严是当亲人去世时人们应有的表现。而母亲像邻居们那样遵守丧事礼节，但与尊严的考虑丝毫无关。父亲是星期日去世的，星期三下葬，这期间，咖啡店的常客们进来，刚坐下便会小声地、简单地说上两句："他走得太快了。"也有的人半开玩笑地说："好啦，这下老板真的让自己解脱了！"他们表达了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情绪："我真是心里难过！""我悲痛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他们想以此宽慰我的母亲，让她知道对于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的不只她一个人，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礼貌的形式而已。许多人在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努力追忆着他们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如见面的确切地点、时间、当时的天气以及交流的话语。在一个生命自然逝去的时候，如此这般地详尽回忆他的往事，有助于表达他们对我父亲的死感到震惊。他们出于礼貌提出要见一见父亲的遗容，母亲没有答应所有人的要求，她只接受了那些真正出于同情的人，拒绝了那些出于好奇的非善之人。几乎咖啡店所有的老顾客们都得到允许向父亲告别。但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工厂主的太太被拒绝了，因为父亲在世时就对这位善于甜言蜜语的太太没有任何好感。
现在，我也完成了向世人揭示遗产的工作，当我迈入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我不得不把它们留在门口。
星期一那天，尸体开始散发气味。这是我从未闻到过的。开始时气味淡淡的，但越来越重，有点像被遗忘在花瓶里已经腐臭的水里的花所散发出的味道。
十二岁那年，一个星期日，做完弥撒后，我和父亲登上了市政大楼的楼梯。我们寻找着市立图书馆的大门。我们以前从未去过那里。我非常兴奋。我们听不到门里边有任何动静。父亲还是推开了门。里面静悄悄的，甚至比教堂里还要安静。地板咯吱作响，散发着老房子里常有的那种奇怪的气味。两个男人站在高高的桌子后面，看着我们向书架走去。我父亲让我自己开口："我们想借几本书。"其中一个人马上问："你们想借什么书？"在家时，我们没有想到应该提前知道想看什么，应该能像说出饼干的牌子一样轻松地说出书名。对方替我们选择了两本书，给我的是《高龙芭》（Colomba），给我父亲的是莫泊桑的一本很薄的小说。我们再也没来过图书馆，还书的是我母亲，或许还迟了些。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发讣告，做弥撒，准备葬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父亲丝毫无关。这只是一场他因某种原因而缺席的仪式。母亲的状态很激动，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拥吻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还说："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他曾经用自行车把我从家里带到学校，从河岸的一边带到另一边，无论雨天还是晴天。
我已经不记得前来签署死亡证明的那位医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无法辨认。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塑料地板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西装，活像一只躺着的大鸟。他死后的那张睁大眼睛、凝视的脸已经渐渐消逝。即使是那样一张脸，我也再无法看到了。
或许，他最大的自豪，甚至他存在的证明，就是我已经属于曾经蔑视他的那个世界。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他曾经常唱："是船桨带着我们绕圆圈。"
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尸体拉起来，举着，以便我们把他身上穿着的脏衬衫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父亲的头向前耷拉着，布满老年斑的胸膛赤裸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衬衫的衣角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我可怜的人儿。"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缠上一串念珠。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姨妈说："他这样看上去更好"，意思是说更整洁、更体面。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唤醒正在午睡的儿子，轻轻地说："姥爷睡着了。"
我记得有一本书叫作《边界的体验》（L'Expérience des limites）。可刚开始几页便没有了读下去的勇气，书里全是关于形而上学和文学的问题。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口，她用餐巾擦拭着眼睛，那可能是她吃完午饭回卧室时带到楼上去的。母亲淡淡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记得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记得父亲那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身后远处的什么东西，还有从那蜷缩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龈。我记得我请求母亲合上父亲的双眼。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身体变僵硬之前做好。母亲建议给父亲穿上三年前我结婚时他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只有母亲红肿的眼睛和时不时的苦笑。我们的动作安静柔和，有条不紊，伴随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姨妈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或是"他变化太大了"。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好像他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像新生的婴儿那样。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呼唤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我总是一边写作，一边批改作业，提供论文的范本，因为这是付给我报酬的工作。这种思想的游戏让我有一种近似奢侈的印象、不真实的感觉，我真想哭一场。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过了中午。
去年十月，我推着购物车在收银台排队结账时，认出了以前的一名学生。也就是说，我记起来了，五六年前女收银员曾是我的学生。
父亲去世了，就在我当上教师正好两个月的那天。当时他六十七岁，和我母亲在Y市车站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打算一年后退休。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也记不得她在哪个班。当轮到我时，只是为了想说点什么，我问她："您好吗？您喜欢这里的工作吗？"她回答说是的，是的。接着，在清点完罐头和饮料之后，她不好意思地说："技术教育学校（C.E.T）没改变什么。"她似乎以为我还记得她的就业方向。可我早已经忘记了她为什么被送进职校，又被安排在哪个班级。我对她说了"再见"。她已经开始左手一样样地拿着东西，右手熟练地敲击着收银机。
直到走到公交车站，我一直思考着这套礼节，感到生气和某种羞耻。当天晚上，我立即写信告诉父母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了。母亲回信说他们非常为我高兴。
1982年11月--1983年6月
我在里昂市（Lyon）红十字（Croix-Rousse）区的一所高中参加了中等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考试（CAPES）的试讲。那是一所崭新的学校，行政办公楼、教学楼前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图书馆内的地面铺着淡茶色的地毯。我就在那里等候着来人通知我试讲，这是本次考试的一项内容。参加评分的有一名主考官、两名副考官，还有几位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一位女教师正在傲慢地批改试卷，从容不迫。只要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我能够顺利通过，我也可以终身像她这样做了。我是在一个理科毕业班试讲，所讲解的内容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一个片段，一共有二十五行，每行都已标号。试讲完毕后我们一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主考官批评道："您太拖沓了。"他坐在男、女两位副考官中间。那位女考官是近视眼，脚上穿着一双玫瑰色的皮鞋。我坐在他们对面。主考官就我的课整整唠叨了一刻钟，有褒有贬，还不时地提出一些建议。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思忖着他这样讲话可能意味着我被录取了。突然，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来，脸上一副庄严的表情。我赶忙也站了起来。主考官朝我伸出了手，面对面地盯着我说："女士，祝贺您！"其他考官也都和我握手，并重复着"祝贺您"，但那位女考官是带着微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