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有这么三件事儿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件事儿是从2005年开始，相声同行们每天都听郭德纲的节目，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话题，抄送有关部门，一趟一趟的。第二件事儿是2006年，北京相声界部分同行，发起了一个静坐的安排，后来他们出了点儿矛盾，此事未成功。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众所周知的“反三俗”，“反三俗”没有错，低俗、庸俗、媚俗，该反。关键是不该由一帮很三俗的人来“反三俗”。
其实，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只是当初人们成批破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这好比有一帮人开车在一条大路上走，这时候来了批人把司机打跑了，然后把车开到麦田里了，在里面开了三十年，我只不过又把车开回到大路上而已。
“反三俗”大会上我很感慨，看着好多同行激昂慷慨的样子，我特别想劝他们一句话，不要以勤工俭学的身份给我讲黑社会的故事。人与人之间要想诋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从道德方面进攻。
其实，从德云社创办至今，大部分同行都希望我们毁掉。北京相声界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在郭德纲之前，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安乐死，可以很舒服地混到死，但是他出现之后，打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在台上再说十分钟的相声，观众不认可，他让观众知道了什么是相声，我们怎么办？”我们在2005年刚火起来的时候，相声界甚至有人希望组织一次游行，建议有关方面封杀我们。这一切只是因为我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经过十年浩劫，我们很多老艺人都去世了，相声的传授断档了。我曾经统计过，我们百分之八十五的相声艺人在三十岁之前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转到这个行业来的。他们表演个节目、录个晚会没有问题，但和卖票演出是两回事，那个需要真东西。“演出不要超过十二分钟”本是相声界的共识，但我们的出现把这一切打破了。
一沾相声，寸土不让
2010年，德云社出了一点儿小小的状况，让同行们乐得都不行了。北京的同行借钱买韭菜包饺子，天津同行包苣荬菜饺子。
我这个人没脾气，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跟谁瞪眼、着急、发火，这些我都没有过。谁都不容易，包括助理，包括在我们这儿干活的孩子们。比如，人家这孩子打河北农村跑到这儿来，一个月挣八百块钱，苦熬苦奔的，本来就不容易，你再天天跟他大声喊，不合适。你跟他喊的目的，无非是张扬你的个性，表现你要如何如何，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胆战心惊上。我是读书人，虽然说外界有些人把我传得跟土匪似的，但实际上我愿意是个文人，我不齿于这样做。
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
我是个很随和的人。但是沾相声，我不许别人瞎动。绝对不行！你说吃饭，穿衣服，怎么都行，都无所谓，我可以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包括写电视剧。做编剧那几年，怎么写都行，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你掏钱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明知道不好，但是我会听从于你。你活该，你喜欢这个。可是，唯独到相声这儿——不可以。因为这是我心爱的东西。我在别处都让着你们，但是在这儿，我不让。寸土都不让。不对就是不对。为什么呢？这可能是我的脾气、秉性，也可能是我太爱相声了。所以，我不允许别人侮辱相声。
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
好多人说，电视相声没法看，相声算完了。观众说什么的都有，他们心里不是滋味。我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会儿，也不是滋味。我们自己都不爱看。偶然有机会到茶馆里说，发现观众很喜欢听啊。还有人说不能说传统节目！我们一试，发现不错啊。可为什么有人这么说呢？那不是我对就是他们对，不是我错就是他们错。我想了想，还是听观众的。只要观众认可，还瞪着眼睛评判什么啊？
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英雄至此，未必英雄。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一步一步地苦熬苦掖，终于我们也看见了花团锦簇，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
我从十年前就发现这个行业不学无术的人太多。那时候我们想把相声带回剧场。首先相声就应该在剧场演，相声不在剧场演，指望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电视是快餐，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我们一个节目四五十分钟，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而且电视要求快，我们为了适应电视，要剪裁一下，四十分钟的节目，要求三分半搞定，这本身就是违反相声艺术规律的。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不能做，最起码它对普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单指着它活下去就是你演员的不对了。电视是可以抬人的，但以后走的路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怨观众、不怨社会、不怨网络、不怨外来文化的入侵，都不怨，就怨你自己。
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段岁月。想当初是真没辙啊，孤身一人流落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
意义大于内容
当年，相声界普遍认为，我应该在国庆节左右就灭亡了。他们没想到的是，我一路走来，越来越好。那年，我们搞了一个北京德云社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无论在电视台的收视率还是现场的卖票情况，都非常不错，我辜负了他们的期望。2006年春节，无数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郭德纲。我必须承认媒体的力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单凭媒体的力量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喜欢我的作品。因为在我的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四个字支撑着我一路走来。
2013年春节，我和于老师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如我所料，争议非常大。
从2006年春节开始，不断有专家出来表态，郭德纲即将过气。有人说我2月份就会下去了，后来又改口说4月份，接着又说是劳动节，没几天又表态说儿童节就差不多了。北大的一位教授咬牙切齿地说：“郭德纲就是一个泡沫，没几天就完了。”听说他算出来的日子是当年的8月份。
说到底相声还是为相声观众准备的。很多观众从来没听过相声，头一天听相声，就让人接受是不可能的。还是那句老话，您还茹毛饮血呢，我跟您探讨什么满汉全席啊。
北京，天桥，德云社剧场，系百年古戏楼，原名天乐。当年鸣华社常在此演出，京剧名家梁益鸣、张宝华常年于此。几经辗转，现为德云大本营，我称其为旗舰店。
我在相声行业里待了这么多年，鼓励和谩骂伴随着成长，如同一日三餐。夸和骂围绕着我每天的生活，一丁点儿影响都没有，相声是说给自己人听的，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你花三千万、花一个亿拍一个电影，我就不喜欢，你不能杀了我吧？你不爱吃猪下水，但并不影响小肠陈成为百年老店。但因为你不喜欢吃，就天天堵着人家门口骂街，这就没有道理了。
很多人替我起誓，郭德纲这辈子绝对不上春晚。但说句良心话，我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可以查我做过的任何专访。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心态。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
一个好的相声艺人，必须要懂得适应不同的演出场合，春晚、庙会、慰问、体育场商演、小剧场都有不同的技巧和表现手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有不同的表演形式和节目，比如说今天环卫局找我了，我去给人演一个宣传环卫工人的作品，我站那儿说，就不用考虑计生委的意见。我在这儿演完了，然后门口一帮看山东梆子的骂街，那是他们的事，我今天这场演出是为了满足环卫局的工人。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在我之前的节目可以抻时间，在我之后的节目也可以抻时间，唯独我的节目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既关系到后面的节目的生死问题，也关系到十二点撞钟的时间。我多说十秒，后面的节目就必须拿掉一个大腕儿。人家排练了仨月，因为你多说几句话就给人摘了，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必须可丁可卯，我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我的任务。现场第一排坐着一个人，他给我举着时间牌子，我必须赶在十七分钟内说完所有东西。这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但在这个舞台上，这是合乎规律的。之前我在大连演过最多十万人的体育场，大小各个场合我都试过了，知道怎么表演，唯独春晚的舞台我没演过，所以我要试一试。我那个节目开始十分钟后，就一分钟举一次牌子。我得一边瞧着表，一边说着相声，脑子里还得想哪些段子不能要了，随时删词。这个删词不是删几句话那么简单，比如说这个段落里这几句话不能要了，会占五秒钟，把这个删了之后，后面的话怎么能对到一块儿，还不能让观众听出来乱，这等于是随时创作。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我以前在一些节目里讽刺过一小部分冒充相声的电视相声，但并不代表我否认了所有的电视相声，比如马季、侯耀文等老先生就创作了很多好的电视相声作品。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这是错误的。电视为相声的广告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像一个广告的前沿阵地，告诉观众我们的相声如何好，你要真想看，就请到我们相声的剧场来买票。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电视就是快餐。下午四点钟饿了，到肯德基或麦当劳去买个汉堡吃，因为离晚上六七点钟吃饭还有段时间。这样，它的作用就达到了。你不能进了肯德基说要一个佛跳墙，给我炒十个菜，蒸点儿大闸蟹，那儿不会有的。你指着肯德基出佛跳墙，那是你的问题。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我希望能通过电视让更多观众了解相声。我那天看网上的评论都乐了。有人说现场都乱了，好多观众喊“吁”，这是往下轰郭德纲啊，春晚演砸了。其实这是一百多年来天津听戏的叫好方式，资深观众才有这个状态，可是有人听完说这就是起哄。
马季先生给德云社题的字
有资深观众说了，春晚的节目看得不过瘾，很多段子已经听过了，这可以理解，这也是正常的。只给我十几分钟，跟剧场里的四五十分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根本伸不开腰的，电视对相声的发挥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探讨相声的魅力，我们回到剧场、回到茶馆里面再探讨。
还有人拿我跟赵本山老师比较，我特别不愿意。赵老师几十年来在这个舞台上给观众带来的欢乐，功不可没，我不能比。而且艺术种类也不一样，人家是小品，我们是相声。要拿我跟说相声的去比，我倒很愿意，但不能说是语言类的，就得一起比。四个主持人也是语言类的呢，这个东西不能比，更不必去比。人家很辉煌，我在这个舞台是个新人，我以后如果被替代，也是很正常的事，春晚舞台日后会发生什么故事都难以预知。我可能一辈子上一次，也可能上好几十年，这都是没准儿的事，不是我能左右的。
马季先生正在给德云社题字，接到同行电话，挑拨离间。马季先生说，你们不要这样，人家郭德纲是在做对相声好的事。在场的人拍了一张马季先生接电话的照片。
很多人问我明年还上不上春晚，这我说了也不算啊。上春晚这件事情就是人家觉得你合适，你也觉得你有合适的节目，那就上呗。没合适的就别上了，人生也不是就这么一种方式，还有很多其他的平台能让观众开心。我知道我是干吗的就得了。
我承认，在春晚上的相声对我来说，意义大于内容。只有去普及才能有更多人去喜欢，只有观众喜欢听才会有艺人喜欢说，这门艺术才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令人心酸的事情。
我每年演出的场次很多，但唯独春晚这一场，是为我自己演的，我满意就行。而且，我非常满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儿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
从小茶馆到德云社
德云社的十几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高能高到顶峰，低能低到谷底，但好就好在，它一直在运动着，没有停下来。2005年，很多人开始知道郭德纲，也有很多人开始骂郭德纲，官司、诽谤、污蔑，谣言满天飞，打开报纸都是骂郭德纲的。那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在铺天盖地的诽谤面前是多么软弱，无法还嘴。后来，我慢慢想通了。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我养了一只蝈蝈，蝈蝈装在葫芦里，叫得很开心。有人指责我，这么狭小的空间，把它放到广阔天地多好。但是放出去它又会被冻死，到底冻死还是关在葫芦里？人活一世很难，我不做这些事有人骂我，做这些事也有人骂我。这些都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我一张嘴劝解不了所有的人，小人也要活着，所以我释然了。而且现在岁数也大了，也不像二十来岁三十出头的时候火气那么旺，老去解释，大可不必。人生在世就是让人笑笑，偶尔也笑话笑话别人。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世上没有一个人和一种艺术形式被所有人都认可。你演完了大伙都夸你，那就离死不远了。有夸有骂才正常，夸和骂那是人家的事，你知道你该干什么就得了。人家一捧你，你就天下第一了？就疯了？不是。人家一骂你祖宗十八代，你就真往心里去，那还不得别扭死。骂不骂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有人从来没听过相声，没看过你的戏，骂你是因为刻板偏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作为公众人物，站的位置越高越容易招致骂名，关注你的人越多越容易招来闲话。人往往是骂人骂着玩儿，纯属发泄，不骂你也要骂别人，他不是恨你。往往在微博上骂你的这些人，都是在见到你之后第一个上来合影要签名的。谁人人前不被骂，谁人背后不骂人呢？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每次点开贴吧，我都兴奋异常，哇！终于又看到骂我的美文了，我觉得，我人生的一大公益事业就是解决了一大批流氓的再就业问题。因为我，让许多人爱上了电脑；因为我，让许多人提高了文学修养；因为我，让许多人大量买心脏类药物；因为我，让许多人大量购买镜子，好对着骂街。幸福啊！人生得一知己尚不容易，何况你与这许多高人共论智商，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
郭德纲在接受媒体采访。
我说过很多书，唱过很多戏，唱过很多大鼓，写过很多电视剧……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各种故事我说了很多。帝王将相、风流才子也好，家私万贯也好，清官也罢赃官也罢，千百年来这些故事到头来几乎都是不停地反复，宋朝的故事跟明朝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不敢说把世事看多透，毕竟岁数还小，但经历的事很多。人是不会变化的，无非就是朝代不一样，年代不一样。都看开了，也就这点儿事。别跟自个儿较真儿。
我拿相声当命，至今心态平和
有时，迷茫中觉得自己曾经是个生活在民国的人。着长衫戴礼帽，丢一大洋走下黄包车。在伙计招呼声中步入酒馆，一壶莲花白配四凉四热，对虾切片炒韭菜宽汁儿拌面。饭罢，走在十字街头斜观霓虹璀璨，一把洋钱扔出，众多乞儿拥上，他们笑我也笑。拐过弯儿进戏楼后台……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郭德纲，你记住了
2011年5月8日，德云社十五周年大典开幕。百余艺员通力合作，五世同堂全梁上坝。虽倾盆雨注，依然座无虚席。场外观众，冒雨等票，此情此景，令人感动。更有大批娱乐圈同人捧场助威，铭记五内，没齿难忘。七点半开演，次日凌晨一点半谢幕。艺虽不精，唯心诚耳，感衣食父母厚爱。江山父老能容我，免使人间造孽钱。很感慨，也很欣慰。一个普通艺人带领一个社团，风雨中蹒跚至此，个中滋味唯有自知。花团锦簇的前夜，我要自诫。成名每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志时。胸有方心，身无媚骨。不因说话而杀身，勿为积财而丧命。心正则神明鉴，耐苦则安乐多。人世沧桑，在天，但更在人。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又云：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你看郭德纲在台上又说又唱又闹，但是台下我是一个特别无趣的人，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家的二楼是书房，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在书房待着，写字、看书、听戏。
当时进北京的时候很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想一场挣好多钱，想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
我老说我自己内向，好多人不相信。其实我很愿意踏踏实实地待着，看书、写字、画画、听戏什么的，不愿意跟别人去怎么样。我没有饭局也不愿跟朋友去聚会，这么多年了也没去过夜店，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我其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伶牙俐齿只是表现在舞台上。就好比一个男的唱青衣，你不能说他台上扮演妇女，台下他也跟妇女似的。台上台下是两回事。
第三次到北京大概是1995年，一直熬到今天。
有人说我变了，其实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只不过原来在井里一身泥，有人在井边看我，觉得挺好玩。后来我上来了，洗干净换身衣服开车走了，井边这人说我膨胀了。其实不是我膨胀，是他失落了。
1994年，第二次进北京，漫无目的，到处瞎撞，也没有什么头绪，待了十几天就回去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宫大戏院看演出，之后从戏院出来，晚上十一点多顺着长安街由西往东走，一直走到了前门大栅栏。当时我还穿着双很新的鞋，不适合步行，脚后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干脆把鞋跟都踩塌了接着走。终于走到一个小旅馆，在那儿住下来，一晚上十八块钱。那旅馆的屋很破，屋里面还有树，就跟贫嘴张大民家的树似的。里面住着的几个人都是小商贩，有很刺鼻的一股脚臭味儿。我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就买了张票回天津了。第二次进北京，也以失败告终。
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多少人，开心就笑，不开心待会儿再笑。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今年我四十岁，我很希望一路走下去，到八九十岁我还能跟于老师站在舞台上说相声，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都老了，我这头发估计也都掉没了，于谦老师也是一脑袋白头发，白头发烫成卷儿，跟喜羊羊似的。大幕拉开，两个老人相扶着走到台上来，那心情得多好啊。
第一次进北京是在1988年，当时我是在全国总工会文工团，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混。当时脑子里也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当上相声大腕儿？这是那时的真实想法。那一年，我十六岁，待了两三年，因为种种原因就回去了。有一年的春节，我碰到了当年全总文工团的老团长。跟老团长吃饭的时候，他一脸愧疚，再三敬酒。我跟老团长说，您不用这样，我当年确实一文不值。这不是谦虚，回想当初，我只是比不会说相声的好那么一点点，离开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进北京。
有人夸我说得好，我不承认，最多算是“朱砂没有，红土为贵”。我拿相声当命，所以至今心态很平和。艺术圈名利心挺重，但真成角儿极难！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正所谓时也、运也、命也！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相声，因此，从小就跟同龄人玩不到一块儿去。直到今天，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打扑克、不会跳舞，也没有应酬。台上说相声，台下琢磨相声。对相声的感情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天津的氛围很好。我为了这行抛家舍业，受了这么多年的罪，相声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人拿相声当个手艺，养家糊口，跟剃头、修脚、卖包子一样；有人当是玩具，玩会儿就搁下，可玩可不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命。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郭德纲与孟非在《非常了得》舞台上。
我父亲是警察，我母亲是老师。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老城区，附近有很多剧场、茶馆什么的。我父亲有时候要执勤，就把我放在剧场里，时间长了就对相声产生了兴趣。第一次说相声是九岁左右，就是说着玩。那时候还喜欢挂着胡子扮包公，被小朋友叫作“老头秧子”。
我是天津人。天津是相声窝子，我是在天津学艺长大的，后来来到北京发展。我离开天津移居北京大概是在1995年。
郭德纲与于谦在2013年“笑傲神州相声专场”舞台上。
我天生对舞台就没有恐惧感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我没有那么伟大崇高，没想过用一己之力拯救整个颓废的相声行业。我不是艺术家，我振兴不了相声，那是全世界说相声者共同的事业，我充其量就是震动，还是手机搁桌子上那种。
不惑但从今日始，韬光氍毹正当年。忍忍忍，难难难。身处池畔，自浊自清自安然。若不登高看，怎知海天蓝。人到用时仁义少，事无经过不知烦。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三十九岁生日所作，虚岁四十，年届不惑，几句残言，聊以自勉。）
当然，我也没有那么低级下流，无非是凭良心做事、吃饭。我不欺负别人，只想努力谋求一个生存空间，说好相声。我憎恨空话大话，比如前些天听到一些人探讨谁是相声大师，觉得很厌烦。我劝他们要是闲得慌赶紧找工作去，要是家里不开心就赶紧离婚去。多干正经事，别有空净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