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如果林彪不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干，在国民党队伍里顶多干个军长就了不得了，但是军长这个职务，在共产党队伍中，林彪在24岁就达到了。那么林彪在红军作战中最后之所以这么有特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郝伯村总结的这个理由也不是全部理由，是一些面上的理由。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出一点，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政大员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的指挥官是黄埔四期的。
江西苏区的红土地给了他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他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将领指挥作战的一些杰出战例。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给了林彪空前广阔的天地，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没有这一点他也做不到。
郝伯村在书中讲，一个大的弊病是蒋介石把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黄埔一期，而黄埔一期的这些人指挥训练的素质都不是很好，部队训练指挥放手交给下面人去干，下面人也不是很明白，就弄得满盘皆输。
所以我们在讲到林彪的功绩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努力，他是一个党的产物，一个事业的产物。林彪在红军时期指挥作战与抗日战争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指挥了两个战役，取得这么多突出的军事成就，我觉得就是因为个人融入中国革命这个轰轰烈烈的历史进程中去了，使他的个人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给他个人提供的巨大空间而形成的结果。
以林彪当年黄埔四期的资格，如果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后当个军长都很困难。一直到解放战争，黄埔四期担任军长的人都不是很多。像张灵甫这样算黄埔四期很好的了——七十四师整编师师长，相当于军长。国民党军队中大量执掌实权的人都是黄埔一期的。所以最近台湾地区前军事大员郝伯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总结蒋介石在大陆为什么失败，军事溃败为什么这么快。
55.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下）
林彪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物，他能够指挥作战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他。他指挥作战的成功是工农红军的一部分，是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他后来出了问题了，我们就把战史全部抹杀，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林彪因为打过很多胜仗，也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军校成绩优秀，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被同学们称为“军校之鹰”。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在其《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当然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要讲到这位卓越战将，不能简单地一丑遮百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林彪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杰出的指挥作战的战例。
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就写过，他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把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抬到了陕北。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一、三军团是你开路我殿后，或者你左位我右位，或者你右位我左位，担负着护卫中央纵队前进最关键的任务。
直到1930年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也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早发现林彪军事才能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54.战将林彪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产物（上）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那么他们的理论是怎么出来的？根据中国人实际采取的行动。首先当然是毛泽东的决心，谁来实施这个决心？彭德怀在实施。我觉得彭德怀超出了一个军人范围，他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典型的一个代表，给历史印下深深的烙印。
被抽出的，就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我们出兵朝鲜之后，西方有一个理论，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新中国政权再也不会退让。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讲，“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极其精彩的一笔，敢于在最困难的时候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取得胜利。
耒阳被一举攻克，我军损失很小，缴获却很大。
在1979年要为彭德怀平反的时候，小平同志坚持说彭德怀起码是国际、国内著名的军事指挥员，主要就是因为他指挥了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用行动给全世界做这样一个示范：中国人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也敢于出兵，展现中华民族的气魄和维护自己国家安全的决心。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给全世界做这样一个示范：中华民族彻底站起来了。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作战指挥能力。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彭德怀代表中华民族横刀立马！有人讲过，狮子带领着一群绵羊，也能战胜由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这里说的就是统帅的作用。毫无疑问彭德怀是中国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真正的统帅和猛士。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王尔琢牺牲后，朱德代了几个月团长，很快就推荐林彪接替。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哪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美国战史专家沃尔特·赫尔姆斯在其著作《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毛泽东发现林彪，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特对此评论说：“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
朱、毛红军会师后，一日军长朱德与党代表毛泽东相伴而行，见路边一个年轻指挥员正给部队讲话：“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彭德怀领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艰苦奋战，通过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第三次战役，把美“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压迫到北纬37°线以南，迫使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生生地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
毛泽东听了一怔，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回答：一营营长林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青年指挥员。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执政当局一直以为，新中国发出的一系列警告是虚声恫吓，根本不会也没有能力出兵的重要原因。
那个年代并不是一个凭借关系就能提升的年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战争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虽然没有人明确这么讲，却一切都是按照这个做的。
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空中防护的力量，所以美军能够随意空袭志愿军设在后方的指挥部，当时毛岸英就牺牲了。
非凡的战争年代，造就了林彪非凡的野战才华。
美国空军在朝鲜拥有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不要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十分缺乏。最初入朝的志愿军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旧式日制75毫米高炮，还留12门在鸭绿江保卫渡口，带入朝鲜的只有24门。
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张辉瓒的十八师，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林彪指挥的红四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三十八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第二十七军入朝时则只有汽车45辆。
第二次反“围剿”，横扫七百余里，红军五战五捷，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美军一个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几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枪2万余。
美军一个师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有432门，我军一个师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12门。
第四次反“围剿”，首创大兵团山地伏击的范例。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央红军最大规模的伏击战斗。
美军一个军有坦克430辆，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六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从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至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不到三年时间，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一军团战功卓著，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评价说：“一军团在决战方面作用很大。”林彪的声望迅速上升，达到与彭德怀并驾齐驱的程度。
彭德怀连家都未回就出征了。
前面讲过，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四分之一兵力伤亡，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彭德怀说：“我要骂，我知道我回去大不了杀头，我准备好了。”彭德怀非常硬气。
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一种信任。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处理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以个人的名义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认为多次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出任志愿军司令，对任何一位高级将领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一、决心迟缓丧失取胜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率军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较量，需要何等的勇气！
二、对时间的计算极不精确，使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
这就是在1950年新中国严峻的时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三、对任务及执行手段的规定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
第二天，彭德怀走进会场表态，接受这个任务。
四、于战术原则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一套老办法到处照搬。
当天晚上，彭德怀在北京饭店睡不着。一是睡惯了硬板床，睡不惯席梦思；最重要的是因为事儿太大了，根本睡不着。最后他干脆就躺在了地毯上。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于是，毛泽东当场点将。
林彪以冷静的剖析对李德的批判，其力度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他一进会场，没想到讨论的是出兵朝鲜的问题，讨论主要指挥员的人选问题。
56.精谋善战枭将林彪经历过怎样的失败
彭德怀当时在西北，是负责西北区党政军的一把手。毛泽东通知彭德怀到北京开会，彭德怀是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到北京的，他带的是一摞汇报西北如何建设的图纸，准备汇报西北怎么开发农田搞建设的问题，根本没有作出征的准备。
林彪在早年指挥作战时，吃过两次很大的亏，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但彭德怀并没有意识到点将会点他。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这时林彪刚刚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下山初战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随后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江西大余。
彭德怀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但部队很快便在小胜后露出破绽。
两个人在解放战争中精神损耗都是非常大的。林彪在衡宝战役的后期，基本上就已经病倒了，都已经躺着在指挥了。粟裕也是因为长期的指挥作战，精神衰弱，在青岛疗养院治病。
在大余，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教堂召开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后，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林彪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最为致命的是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林彪在武汉养病，粟裕在青岛养病。
林彪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他所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
林彪优势很明显，四野就是他的部队，就是他带出来的。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林彪、粟裕都非常突出。所以毛泽东在考虑人选的时候，最初考虑了林彪，也考虑了粟裕。但林彪和粟裕两个人当时都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入朝担任司令一职。
这一次他一个也没有做到。
说实话，当时我军高级领导干部中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是不多的，最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实际上就三个人——林彪、彭德怀、粟裕。
所以出事了。
第二点，这个指挥官的个人资历必须能够震得住四野的力量。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迅速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是这样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无疑是幽默地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与教训。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第一点，指挥官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的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一阵，才勉强把撤退的人收拢了起来。
志愿军的对手是战斗力很强，装备世界一流，而且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斗中获得胜利的美国军队。而我们第一批准备入朝的部队，调了五个军，都是四野的部队，从这个部队的构成来看，要担任志愿军司令，起码得具备两个过硬的条件：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这使得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雪上加霜。
这个人选是不太好确定的。
摆脱追兵，部队日夜行军，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但又必须出兵，那么谁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触碰，造成损失。
抗美援朝这场仗，是一场我们并没有准备好的战争，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强加于我们的战争，其实也就是说，当时出兵朝鲜是我们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最危险的是圳下之战，红四军军部险遭覆灭。
毛泽东写的那句著名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对在长征后期红军只剩下六七千人的情况下，彭德怀在最困难的时候敢于连续作战的勇气的最佳赞誉。但这首诗同时也可用来赞誉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抗美援朝。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第二天早上林彪带领后卫率先开拔了，没有通知军部，当时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53.朝鲜作战“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800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2700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黑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师哲有一段精彩的回忆：在解放战争期间，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时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一批军官在村边树下休息，这时候从村西头走过来两个人。前面是位年轻人背着短枪，牵着马。跟在后面数十步之外有一位中年人，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而且是用麻绳绑在脚面上的，但是走起路来非常沉稳有力。一个挑水的农民在树下休息，脚下穿着草鞋的中年军人走到农民的面前笑呵呵地说：“你家挑水了，我喝你几口水行不行？”农民说你尽管喝吧，中年人弯下身去猛喝了几口水，谢过农民，继续赶路。坐在路边的俘虏认出他来了，指着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其他的国民党将校军官听了大惊失色，呆呆地看了半天，直到彭德怀的背影不见了，才感慨万分挤出一句话，说：“他们怎么能不胜利，我们怎么能不失败？”
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毛泽覃腿部中弹。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即使后来比自己小九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红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彭德怀一言九鼎。
林彪不是命运的幸运儿。
其实早在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红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
他卓越的指挥作战能力是从一个个失败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他在黄埔军校也不是学习成绩好的，当时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二团预备军官团，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人才编为预备军官团。当然，林彪这个人是个悟性很好的人，凡作战吃过亏的，他没有忘记，一笔一笔记下来，把吃亏作为他下次指挥作战的基础，这也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过人之处。
林彪此举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彭德怀却不计较这些事情，而且他对红四军的尊重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因为在他眼里，红四军尤其是其中的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的骨干，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对此充满敬佩。
57.林彪对自己的作战特点怎样总结
林彪却调给彭德怀一部分坏枪，好枪自己留下来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共有九条：
1929年，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到了1929年4月，部队从井冈山撤下来，与红四军会合，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第一条，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更不能当指挥员，凡是自己能亲手干的事，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他说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会带来失败。
无论是从年龄来看，还是从任职资历来看，跟彭德怀比，林彪都差得多。当林彪还是连长的时候，彭德怀已经是湘军的团长。从年龄来看，彭德怀长林彪九岁。所以按常理说彭德怀都应该压林彪一头。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第二条，要摸清上级意图。林彪说，这个摸清上级意图，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说叫你摸清上级的意图，你就只按照上级的意图办。他说你只有真正摸清上级的意图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打破框框，才能有大用，才能决心强，决心狠，敢于彻底胜利。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相互配合作战的历程。
第三条，要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部队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讲要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第四条，他说要有一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必须熟记地图，要经常地读地图，最好的办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形全貌到某一个地段、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最后用红、蓝铅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全部标下来，边标边画，边画边记。他说把战场的情景、地形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去，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
第五条，要把各方面的问题都想够想透，就是每一次战役战斗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方面来找答案。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
林彪比彭德怀资历浅。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塌了搭起来再干！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第六条，要及时下决心。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下决心打呢？林彪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一旦有70%左右的把握就是很不错的机会了，就要坚决地打，放手地打。以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第七条，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领导班子思想一致，行动才能协调合拍；如果领导班子不好，人多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烈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德怀，后半句可形容林彪。
第八条，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有好的战斗作风的部队才能打好仗、打胜仗。好的战斗作风首先是不叫苦，抢着担负最艰巨的任务，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猛打猛冲。
52.著名将领彭德怀如何展现英雄本色
第九条，他说要重视政治，要亲自做政治工作。他说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要靠平时坚强的党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连队的支部一定要建立好，建立好支部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觉悟。有了坚强的党支部的领导，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就会做到一呼百应，争先恐后，不怕牺牲。
彭德怀的气质在红军中非常突出，当时有这样的惯例，凡是硬战，凡是难啃的骨头，必有彭德怀的身影。彭德怀对敌人这样，对战友却不然。
我觉得要研究林彪作战指挥的人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林彪讲过的这九点。这些东西是林彪作战经验的典型经验，他这个总结是对他在红土地上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个人的真切体会。这些体会对于林彪指挥作战，对于提高红军作战效能具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形成了后来红一军团这种特殊的作战方略和他后来的辉煌战绩。
彭德怀有一种藐视敌人的气质，没有把任何一个国民党将领放在眼里。
现在大家知道，林彪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了问题。此后有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把他描绘成潜伏于革命队伍的坏人，甚至连平型关战役都加以否定。20世纪90年代初，一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一篇关于介绍平型关战役的报告文学，作者将平型关战役描绘成是林彪个人野心的产物，在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进行反复比较，说两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个头都不高，都秃顶，指挥的部队都带“五”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日军第五师团），都心怀鬼胎，“想借内长城隘口平型关创一个惊世之举”，“一心想震惊世界”，如此等等。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善于攻坚，善于打硬仗，善于在恶劣的条件下表现出坚强的战斗力。红三军团的战斗作风无一不打上了彭德怀的烙印。彭德怀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
这种描述竟然不顾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是侵略者，一个是反侵略者。像这种批判彭德怀就否定百团大战，批判林彪就否定平型关战役，不仅仅是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我党我军光荣的历史也会被糟蹋得所剩无几。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20世纪80年代陈云同志讲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便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杨尚昆同志说，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
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黄克诚同志说，林彪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核心一句话：要爱惜我们的历史，要爱惜我们的军队，要爱惜我们的事业。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三十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彭德怀被关押在卫戍区，仍然用笔写下了《彭德怀自述》一书，想起打长沙的时候，他写了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美国最著名的西点军校有四大偶像：罗伯特·李、格兰特、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罗伯特·李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总司令，格兰特是北军总司令。我曾经问过许多人：“罗伯特·李是分裂美国的南军总司令，他怎么也是西点军校的楷模？”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魄散。
一个老西点军校校史馆的解说员解释：罗伯特·李之所以成为西点军校的楷模，是因为他在指挥南军作战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军事造诣，我们以罗伯特·李的军事造诣为荣，无关政治上的立场。这就是美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何键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在革命战争时期，林彪以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后人不能否认。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在政治运动中批判了彭德怀，把百团大战否定了；批判了林彪，再把平型关战役否定了。
大革命中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向浏阳县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他还对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当时各省之中，唯何键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200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建军八十周年成就展上，林彪以“十大开国元帅”之一赫然在列，明确以“出色的作战指挥才能”描述他早年的军事贡献。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城市的唯一战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回忆这次战斗时说：“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58.青年红军将领寻淮洲的人生传奇
要总指挥亲自操炮的红军，也总算建立了自己的炮兵。有了炮兵的红军攻占长沙，不能不使中外震惊。
我们下面要讲几位红军的将领，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王开湘，这几位将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了，包括我们今天的军人，甚至包括在今天的各种军史的回忆录中都很少谈及他们了。但是这些人在当年指挥作战的时候，给红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是当时工农红军作战的骨干、脊梁。他们带着满身的伤痛过早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帷幕后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其实敌人并没有“水一样地向红军投降”。彭德怀后来说，每次消灭白军，都是红军硬打死拼。红军的军事技术也还非常落后。占领长沙前在岳阳缴获了几门野炮和山炮，全军上下除了彭德怀和一名朝鲜族干部武亭，竟然无人会用。结果只好由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武亭亲自操炮。
首先是寻淮洲。
“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键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键部队接触的时候，何键部队都水一样地向红军投降……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怎么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远远地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
寻淮洲是当时红军中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员，很多人都以为24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的时候还不满22岁。1955年授衔的时候，要求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团首长以上职务的才具有评元帅衔资格，这个要求寻淮洲在1933年不满22岁的时候就达到了。
彭德怀攻陷长沙，使当时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得到有力支撑，8月6日，他声如洪钟般地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
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后来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我们前面讲到了朱毛会师是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会合，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余部留下来的部队，秋收起义的余部留下来的部队整编后就是三十一团。寻淮洲当时就与陈伯钧、王良共同成为三十一团三个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极快。
彭德怀率兵8000，何键率兵30 000。30 000败于8000，被彭德怀俘去4000多人，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8挺，迫击炮20多门，山炮2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虽然一天军校都没有上过，但是这个年轻军人在战场上凭战功19岁就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当中，他率领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了蒋军五十二师的归路，为全歼五十二师创造了关键性的条件，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了中央军委的特别嘉奖。在当时那个年代，当军长，获得二等红星奖章，这样的指挥员是极其罕见的。
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他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
所以粟裕后来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粟裕就是寻淮洲带出来的，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粟裕尚年长寻淮洲5岁，粟裕是1907年出生的，寻淮洲是1912年出生的。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
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带出了粟裕。
1930年7月，当时是按照李立三所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发动全国总暴动，工农红军因为接受李立三的指挥，所以红三军团也必须行动。
这是一种传承。
彭德怀这种镇定自若，非一般人能比。
然而他们那么年轻就逝去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红军在1934年10月从江西苏区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中央苏区周围最大的部队，便是红十军团。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翻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当时萧克、王震带领的红六军团向湘西走，到湘西与贺龙会合。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两股力量，两支部队，都是分散中央红军所面临的战略压力。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寻淮洲的红七军团和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中央军委发来命令，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编为红十军团。红十军团编成之后方志敏是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黄埔一期生、原红十军军长刘畴西担任军团长。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1000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红十军团辖三个师，把原来红七军团的部队改编为十九师，师长是寻淮洲。
有些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而彭德怀是反过来的，大勇产生大智。
二十师就是原来红十军的部队，师长由刘畴西兼任。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二十一师也是原来红十军的部队，师长是胡天桃。
一直到1959年。
这是一股可观的力量，红十军团上下共1万多人，有三个作战师，按理说是一股很好的力量，但是这股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失败了，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
这句话开始了他们31年共同战斗的生涯。
当时的军委主席朱德后来非常心痛地把这一现象概括成了八个字，叫“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但很快失败了。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曾经写诗赞赏他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诗词对彭总的赞誉，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彭德怀的气势，就是关键时刻敢于横刀立马，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59.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因何牺牲
在红军中，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将领，一位是彭德怀，一位是林彪。
红十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之所以很快失败，军团长刘畴西的责任是很大的。
51.红军著名将领彭德怀：大勇之中有大智
红十军团编成以后准备打敌人一个伏击。
残酷的牺牲让我们知道，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一个失败连着一个失败，摔打和筛选出一批优秀的红军战将。
那么打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三位杰出的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补充第一旅。
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伍中豪英勇善战，善打胜仗。毛泽东多次在根据地干部会上，表扬伍中豪能打仗，会做群众工作，是文武全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全才，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其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这首诗作于1929年5月，是红军早期将领伍中豪生前的铮铮誓言，也是伍中豪壮烈一生的真实写照。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月，出院归队，途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5岁。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
在当时，对于林彪和伍中豪的军事才能，红军中都是公认的，可惜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我们从“补充第一旅”这个名字来看，好像是敌人不太正规的部队，杂牌部队。
伍中豪是性情中人，非常豪爽。后来，因为下棋，伍中豪受到了严厉批评，这是伍中豪参军以来第一次被批评。
其实不是。
伍中豪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下象棋，那个时候红军中没有一个人能下得赢他。福建长汀有位老人精于象棋，在那一带名声很大。当时，红军还没有攻占当地，相当于敌占区。伍中豪某个晚上偷偷摸进这个老人家里，专门与他下象棋。那天晚上，伍中豪在屋内与老人连走五盘棋，输了三盘，赢了两盘。伍中豪当然很不服气，最后一把推倒棋子，说3个月以后再战。
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萧克将军还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较好的旧学功底。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这点与林彪不太一样，林彪对文学有自己的看法，但兴趣不是很大，而且林彪平常话不多，所以萧克将军认为林彪有架子，好像不太易于交往。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伍中豪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他任三十一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明显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要强。
红十军团三个师打补充第一旅三个团，实际上兵力是相差不多的。敌人的补充第一旅兵力也有将近7000人。红十军团总共1万人，当然兵力的优势还是有一些。
据萧克将军回忆，林彪的指挥有个缺点，就是不大稳得住，利于进攻，固守就差一些。但是，伍中豪指挥的部队在固守这方面要比林彪强。两人各有优长，当时被称做红军中的两只鹰。
那么为什么还败了？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这两个人的经历非常相像，但两个人的作战风格却是各异。林彪指挥的部队，运动速度非常快，飘忽不定。运动战和伏击战是林彪的两大特长。
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刘畴西黄埔一期毕业，又去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两人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两人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坚守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被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相反，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儿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两人都是从叶挺的部队里走出来的。林彪一开始是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是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如果说以上是导致红十军团失利的原因之一，那也不致命，关键还有第二个原因。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黄埔军校从第四期开始，按成绩分别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第二个原因就是部队的使用。当时红十军团这三个师，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以寻淮洲原红七军团改编的十九师战斗力最强。但是在分配作战任务中，刘畴西把担任伏击的主要作战任务，分配给他指挥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这两个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可这是他自己原来的红十军的部队。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今天很多人很难记得伍中豪了。
担任伏击主攻任务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因为缺乏野战经验，在伏击地域过分紧张，提前开火，结果在敌人还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地域就被察觉了，敌人立即开始抢占路边的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最后这个伏击战基本上打成了一场遭遇战。
50.能守的伍中豪与能攻的林彪
如果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首先打掉敌团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对一位将领有这么高的评价，这么动情的评价，这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就是我们党早年损失掉的、牺牲掉的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黄公略。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第三次用自己的笔触写了一副挽联，高度评价了黄公略的一生，那副挽联写的是“广东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记君来”。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开展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也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四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翼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1931年9月，黄公略在率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飞机的袭击，身中三弹，重伤抢救不及牺牲了。这一年他33岁。
此时，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
第二次反“围剿”，黄公略又继续作出重大贡献，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特别是黄公略率军突然间几乎是从天而降将阻击战变为伏击战，并且以突然迅猛的行动打乱了敌军的指挥系统。黄公略的这种作战行动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毛泽东把他称为“飞将军”，就写了《渔家傲·第二次反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在里面飞将军没有点名，实际上指的就是黄公略。
寻淮洲带领十九师冲出山峡，领头奋勇冲锋，与敌血拼。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本来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但敌已占据主动，一切都为时已晚。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写了“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首词，名叫《渔家傲》。在这次战斗中，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起了重大作用。红三军正面出击、正面堵截、正面把张辉瓒的十八师全部吸引了，这时候红三军团的彭德怀，红四军的林彪指挥部队两翼夹击全面包围，最后把张辉瓒全部歼灭，活捉了张辉瓒，使蒋介石布置的第一次“围剿”彻底失败了，黄公略同志在此役中贡献巨大。
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毫无疑问，黄公略也是我们党早期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曾用诗词赞颂过党内一些领导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赞扬彭德怀的，最为有名。但还有一首诗歌写得更早。1930年7月毛泽东写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有一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众黄公略”，黄公略是毛泽东在诗词中赞赏的第一位红军将领。由此可以想见黄公略在红军中的位置。
王耀武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判断共产党中某个人物对蒋介石重要不重要，或者说威胁大还是小，看开价就知道，完全不同。当然谁对他的威胁最大，谁的价钱就开得最高。所以他悬赏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这四个人开价5万元。而一年之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王明当时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开价仅五百大洋。他凭直觉就能判断出共产党中对他威胁最大的人是谁。
被抢救下来的，就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朱毛”红军是中央苏区与江西苏区结合发展起来的，“彭黄”红军是平江起义从湖南拉过来的部队。第一次反“围剿”开始，蒋介石就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这四个人。
寻淮洲在此前五次负伤，谭家桥这次伏击成为最后一次。因为伤势过重，在转移的路上牺牲。
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红军看做两股势力，一股称为“朱毛”，即朱德和毛泽东；另外一股称为“彭黄”，就是彭德怀和黄公略。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支，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
黄公略是红军中又一位英年早逝的杰出将领。
一颗优秀将星，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49.“飞将军”黄公略的传奇一生
前不久我的一个战友把《苦难辉煌》这本书给他的父亲看了。他父亲就是当年寻淮洲的部下，现在已经99岁了。他父亲眼睛看书已经不行了。我的战友给他念《苦难辉煌》中描写寻淮洲的这一段时，老人想起当年自己的这位杰出的指挥员老泪纵横。
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红军也就此升起了一颗新星。从林彪对王尔琢的提醒可以看出来，林彪早年的坚定性。林彪在当时条件下，能果断提出武力解决，也充分说明这位年轻的营长、未来红军中的卓越将领，行为的果敢和头脑的冷静。
这是红军中一位非常得力、非常优秀的指挥员。
王尔琢牺牲，陈毅说是红军的极大损失。
60.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团为何遭遇重挫
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在革命生涯早期被他最相信的袁崇全所淘汰掉。
刘畴西是原来红十军军长，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出任红十军团军团长。
王尔琢牺牲时25岁，非常可惜。以王尔琢的指挥才能，如果不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他肯定能评上元帅，当然这是一种假设，历史最遗憾之处，虽然可以允许假设，但是历史最终只进行选择，而选择的另一边是淘汰。
他1924年加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蒋介石对他印象非常深，因为东征棉湖作战，是奠定蒋介石地位的关键一仗。后来蒋介石担任过黄埔同学会的会长，刘畴西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同学会会长的时候担任黄埔同学会的总务科长。再后来刘畴西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但就是这样一个资历非常深的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却连续出现失误。谭家桥伏击战的失误，使寻淮洲牺牲了。谭家桥那场伏击战刘畴西确实显得刚愎自用。他没有听寻淮洲的意见，在部队的使用上也不太得当，最后指挥作战也有一些问题，导致谭家桥的战斗出现了大问题。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敌不当、指挥不当所致。后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的失败，基因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83岁时回忆那一幕，感慨万分：
谭家桥战斗失利，红军在皖南便无法立足。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南下返回闽浙赣边。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敌情已十分紧急。粟裕作为红十军团的参谋长，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但谭家桥伏击战之前那个坚决果断甚至带点儿刚愎自用的指挥员刘畴西，又突然变得优柔寡断。他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十分疲劳，当晚不能再走。
林彪早先已经感觉到二营营长袁崇全那种动摇，当即提出追上去要武力解决。王尔琢过分相信自己和袁崇全的私人情感，他没有采纳林彪的意见。
粟裕说，不能休息，我们必须得连夜突破。刘畴西不听，一定要休息。粟裕说，要留下来就可能出不去。他说没有关系，敌人还形不成合围。这场争论，后来只能由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出来调解。
当时王尔琢是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他率领一营追击，一营的营长就是林彪。
方志敏也担心刘畴西太犹豫迟疑，部队不能及时行动，便让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方志敏留下来，等待刘畴西休息一晚上再一起行动。结果这一留，方志敏、刘畴西与粟裕就成永诀。
我们经常讲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叛徒比比皆是，叛徒往往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容易产生动摇。在经历“八月失败”那样的困难后，二十八团二营的营长袁崇全动摇了，想把整个营拉走叛变。
粟裕率少数先头部队行动坚决，当晚就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行动拖沓犹豫，前面一打枪便改换前进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在怀玉山陷入赶上来的国民党军十四个团的包围。方志敏本可跟着粟裕突围，就为了等刘畴西，最后二人双双被俘，并肩走向了刑场。
当时二十八团参加了打郴州的作战，郴州没有打下来，此战事也称“八月失败”。战斗后一同作战的二十九团全团溃散，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起义的主力，使得二十八团立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浙赣边界的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后的战场。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红军战士拿枪向敌人射击，但冻僵的手扣不动扳机；挣扎着向围上来的敌人投弹，又投不了多远。
从指挥上看，王尔琢是二十八团的团长，袁崇全是二十八团二营营长，俩人是上下级关系，从感情上二人又是兄弟关系，而且还都是湖南老乡——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袁崇全是湖南桃源人。所以王尔琢天然就觉得不管是从指挥关系还是从情感关系来说，袁崇全都应该听自己的话，都应该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据王耀武后来回忆，他发现所俘虏的红军人员，都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很多人数日不得饮食，冻饿交加，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袁崇全的叛变是王尔琢完全没有想到的。他觉得他与袁崇全交往这么深，袁崇全是不至于叛变的。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手中，牺牲时25岁。
1935年1月底，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在程家湾被俘。
王尔琢在天心圩整顿的时候就讲过，革命不胜利我不剃须，后来就一直留着很长的胡子。王尔琢这种革命的坚定性还是很强的。但是王尔琢也有他个人的一些弱点，他过于相信感情，对革命复杂斗争警惕性不高。这成为王尔琢后来过早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畴西作为红十军团的军团长，在指挥谭家桥伏击和怀玉山突围上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导致部队损失很大。但是我们说到了最后的关头，刘畴西这种坚决、果断，涉及信仰时的顽强意志，又是别人难以企及的。
王尔琢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
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他命顾祝同对刘畴西要特别关照，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
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
顾祝同是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在黄埔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又借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时，刘畴西担任过总务科长，以此为由头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做工作。于是从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到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1900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硬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仅顾祝同本人就亲自来了三次。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的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找到的。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畴西的意志之坚忍不拔。
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实际上是由朱德、王尔琢和陈毅三个人共同维持下来的，最后上了井冈山，实现了伟大的朱毛会师。
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劝说和纷纷前来的黄埔同学，他丝毫不为之所动。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是八一南昌起义余部留守三河坝部队中，地位仅次于朱德的领导者之一。当时师以上的军事指挥官只剩朱德一人，王尔琢和陈毅都是团一级的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工作干部。
刘畴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一样刚强。
三人都牺牲太早。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用“田寿”这个名字，记述了刘畴西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杰出将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姓名了，这些人过早地消失在历史帷幕的后面。但是他们在红军初创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工农红军中非常杰出的将领，他们是王尔琢、黄公略和伍中豪。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48.骁勇善战美髯公王尔琢为何命丧叛徒枪下
今天，我们讲到这些将领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记起他们了。这些将领过早地消失在历史帷幕的后面，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来不及返回家乡光宗耀祖，也来不及接受党、国家和军队给他们授予的各种各样的军衔和各种各样的荣誉勋章，他们过早地牺牲了。然而，这些人的战斗精神，这些人的坚贞信仰，永远是支撑我们人民军队的魂。
我们在讲到那样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那样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那样一个烈火真金的时代时，看见中国革命中的这种淘汰、淬炼，这种筛选，是非常大的，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革命火种、生命，只能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61.令国民党将领闻风丧胆的“无名师长”胡天桃
要说是报复的话，这是历史的报复。
胡天桃就是那个最后在怀玉山全军覆没的红十军团红二十一师的师长。
这是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和对比意味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是有意的安排，是无意的巧合。
我们今天对胡天桃的记忆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军史、战史。
李默庵、宋希濂率领的国民党两师占领红色首都瑞金，反过来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部队就是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又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在所有的将领名册里你能找到胡天桃这个人的名字是很不容易的。
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对这位无名师长的回忆来源于国民党将领王耀武，他的回忆中生动记载了对红军被俘将领胡天桃的审判。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打死了红十九师的师长寻淮洲，在怀玉山中又捕获了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宋希濂被俘之后关押的地点也很有意思，关在哪里了？关在白公馆了，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嘲弄呀。这个地方当然与渣滓洞齐名，我们在《红岩》里都知道，渣滓洞、白公馆是关共产党人的地方。
王耀武跟红军长期作战，但是红军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一直不了解。这些装备低下、供应几乎没有的红军将领，凭什么本事，把一个一个国民党的骄兵悍将弄得如此头疼？他一直想见识一下这些将领。
宋希濂的话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突然想起要用共产党的方法了，要建立根据地了，但是宋希濂所有的做法就四个字——倒行逆施。刚过了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被生俘了。
于是他亲自审讯了胡天桃。
1949年11月，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去了，宋希濂带着一些残部在四川坚持与共产党作战。他在四川的腹地对他的部下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在军事上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跨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第一次见面就把王耀武惊呆了。当时天寒地冻，胡天桃身上穿了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了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颜色不同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与普通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王耀武完全不相信面前站的这个人就是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王耀武压下震惊。他与胡天桃有过一段对话。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王耀武说：“我们也希望国家好，我们也反对帝国主义。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你们有什么根据？”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胡天桃讲：“国民党掌握军队不抗日却用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诚，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王耀武讲：“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们一定要在中国实行，必然会失败的。”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胡天桃讲：“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牺牲。”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
王耀武问：“方志敏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胡天桃说：“不知道。”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王耀武问：“你家里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家眷。”
宋希濂占领瑞金之后，还干了一件很大的事。
胡天桃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人，不要保护，你把我枪毙吧。”
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使驻守延平的十九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三十六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火炮支援也没有分配给他们，没有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王耀武后来自己也承认：“在这次谈话中我不是胜利者。”
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3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州。宋希濂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拼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亡。
胡天桃后来被枪杀了。那场谈话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决心与意志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蒋介石命令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
红十军团三个师10 000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圈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关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及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共400余人。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是一支残兵。
47.宋希濂倒行逆施的一生
对前仆后继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
晚年时，李默庵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又回来了。
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新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劫夫有一首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又移居美国。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个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一直到1949年，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以济南战役为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当时指挥15个纵队共32万大军发起济南战役的就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当年从怀玉山冲出来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而防守济南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在红军长征之后，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加入了李默庵的队伍，共同占领了红色首都瑞金。这是我们讲的嬗变，红色首都瑞金，是被两位前共产党员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占领的。
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1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和慷慨饮弹的胡天桃。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他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处，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了战斗，才保住师部。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县被民兵查获。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粟裕以他的这些战绩与战功完成了对方志敏、刘畴西、寻淮洲、胡天桃这些在天英灵的告慰。陈毅有句话说得好，叫“捷报飞来当纸钱”。
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今天，我们讲到红军中一批过早牺牲的将领，愿我们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他们是寻淮洲、刘畴西、胡天桃。
这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62.王开湘如何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
1926年爆发“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王开湘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
李默庵在黄埔一期自我感觉甚好，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当然，作为黄埔一期的高才生，李默庵的学习成绩、实践考核肯定都是不错的，蒋介石很欣赏他。他觉得在蒋校长的麾下，干一番大事，这是更有价值的；跟着共产党干，共产党动辄流血牺牲，有点儿受不了。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前身是北伐革命中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井冈山时期的二十八团，是各个时期作战中红军的头等主力。
这很显然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便许继慎继续通知他参加活动，他对共产党所组织的活动也没有兴趣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此时李默庵已从黄埔一期毕业了，从总的趋势来看，他感觉到了一种能够当官，能够发财，能够光宗耀祖的可能。作为第一期的高才生，他对在校长蒋介石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王开湘是遵义会议之后第三任红四团团长，红四团在抢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王开湘的战斗能力、指挥能力都非常强，夺占泸定桥、突破腊子口都是他军事指挥的杰作。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黄埔女生队的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当时他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说：“你就为了会女朋友不参加会议。”从此许继慎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了。就这样，李默庵在无形中脱离了党组织。
泸定桥如果没有被夺占，按照毛泽东当时已经作出的打算，红军就要被分割。红一师在大渡河的右岸，毛泽东带领的红军主力在大渡河的左岸，及时地夺下泸定桥使红军渡过了一个险境。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在抢占泸定桥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有一个创纪录的行军纪录。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我们前面讲林彪指挥的部队从来行踪飘忽不定，以行军能力见长。但是在大渡河面前，以过去一天一百六十里的速度已经不能完成任务了，现在需要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而且赶到后要立即发起战斗，夺取天险泸定桥。世间除了中国工农红军，谁人能靠两只脚板使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
李默庵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他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便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9日清晨6时，红四团赶到泸定桥。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22名勇士突击泸定桥。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 9 2 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连长廖大珠带领的22名勇士最终冲过了泸定桥。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泸定桥的夺占，是长征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仗。否则，如果红军主力被分割，后果将不可想象。
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接下来是腊子口。
一位是国民党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另外一位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
夺占腊子口的时候，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红一、四方面军已经分裂了。当时张国焘率领红军主力南下，毛泽东带领7000名红军北上，这是当时非常严重的一个局面。1935年9月17日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红军北上门户，是王开湘革命战争生涯的顶点。
在著名的黄埔军校，有两个年轻人，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最后都脱了党。
腊子口是一个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则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段深不见底的急流，一座木桥将两座山峰连在一起。
46.首个入党的黄埔学生为何要首个退党
过腊子口必过此桥，再无别路。
那是一个对我们的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跌宕的激流，不像今天是宽阔的、平稳的缓流。当然在激流中我们讲也是泥沙俱下，有年纪轻轻干革命，也有年纪轻轻就反革命，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如果红军打不下腊子口，北进的队伍只有回头。
那是一个充满了热血的时代，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
而当时红军坚决不能回头。腊子口打下来之后的第二天，彭德怀经过这里，非常感叹，他说：“不知道昨天我们红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么爬上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因为腊子口前面一段50米的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了一地。
陈天华去世时是30岁。
谁爬上去的？就是四团的团长王开湘。
写《革命军》的邹容20岁就去世了。《革命军》什么时候写的？邹容18岁的时候写的。邹容的《革命军》打动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毛泽东看了邹容的《革命军》夜不能寐；另外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也是一样，看了邹容的《革命军》夜不能寐。
一军团主力二师王开湘的四团担任主攻。战斗最激烈时，林彪亲自到四团指挥，团长王开湘则亲自率两个连从腊子口右侧攀登悬崖陡壁，摸向敌后。黑夜中正面拼杀正酣，一颗白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王开湘迂回成功！三颗信号弹又腾空而起，林彪命令总攻！
今天的国歌作曲者聂耳，他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时候，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从孩子到白发苍苍的老者，当国歌响起的时候，都要站立倾听，感受当时一个年轻人对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的精神。
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唯王开湘在拂晓晨曦中的呼唤像洪钟一样回响：“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当时各种力量中都聚集着一批年轻人。
王开湘讲这句话的时候，离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月。
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诞生，我们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发源地。那么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地实际上也是在上海。1906年，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在上海，清水加米饭，炮制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这年他才23岁。到了1919年，他返回日本的时候，这套理论已经完全成熟，使日本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
长征到达吴起镇，王开湘突患伤寒，高烧不退，当时红军也没有特效药。11月上旬，在红军医院，不堪忍受伤寒病痛的这位长征先锋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但他仍是我们红军著名的战将，是一个典型的硬汉。
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然米夫后来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米夫在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观点，后来在中国革命中被广泛地加以应用。而且米夫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米夫后来虽然欣赏并支持了王明，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他最早认识到了这一点，贡献也是相当大的，而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他才25岁。
作为红四团的团长，长征中王开湘经常走在红军队伍的最前面，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而且逢战斗就战斗。他是一名典型意义上的摧枯拉朽、战功卓著的战将。我个人真觉得腊子口那儿应该立一座青铜雕像，把王开湘的像永远地竖立在那里，作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那时他还不到38岁。因为李大钊同志留着胡子，我们有些电视片把李大钊拍得老态龙钟，好像李大钊同志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实际上他还不到38岁。
王开湘同志那句“同志们，天险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也应该刻在雕像上。
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
列宁1924年去世，去世的时候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今天来讲就是年轻的。可蒋介石觉得不行，他觉得总理对他任用得太晚了。
王开湘就是这样的勇士。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时代，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是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
很多倒下来的先烈，他们没有赶上评功授奖，肩膀上没有佩戴军衔，胸前没有挂满勋章，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已经早早地牺牲了。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是他们播下来的种子。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45.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为何由年轻人创造
一场革命运动中，有这样一个领袖集团，有这样一个战将集团，有这样一个勇士集团，当这些力量结合在一起时，它就成为一支队伍真正的生命力，凤凰涅槃般的生命力，任何力量也压不倒，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当然，陈昌浩后面又犯有错误，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忠勇的将士，这个人一心一意为了中国革命，毫无怨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
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这就是陈昌浩，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果敢与勇猛——一线指挥员身先士卒，亲自上飞机，监视飞行员开飞机，再自已往下扔手榴弹，今天来看，都是难以想象的。
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名字逐渐被遗忘，他们披着硝烟创造的事业却长存。
飞机飞到了红安上空，通过表情看，飞行员还是很可靠的，坐在后舱的陈昌浩就往下扔传单，又从座舱里一枚一枚地朝敌人阵地上扔手榴弹。
所以我在《苦难辉煌》中就大写特写这一笔。今天的英雄，大家知道的我可以少写，大家不知道的那些人，我一定要多写，因为那些人同样是军队的脊梁，民族的脊梁。
27岁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亲自出马，飞行员在前舱，陈昌浩拿把手枪在后舱监视。
63.左权如何在短暂的生命中铸就不朽辉煌
其实当时大家都没有把握，飞机让龙文光开走，他开上天了谁能指挥他？他开跑了不回来了怎么办？必须得有人上飞机监视他。谁去监视？
左权黄埔一期毕业，毕业之后又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然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从苏联回来以后，他进入闽西苏区工作。
红四方面军攻打红安，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也会有飞机。当时红军缴获了飞机，而且把国民党的飞行员也俘虏了。这个国民党飞行员叫龙文光。龙文光是四川人，经过红四方面军的教育，他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开飞机轰炸敌人的阵地。
左权后来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他是中央红军中两位最主要的指挥官的主要辅佐者，一位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另外一位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兼八路军前方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左权先后成为了我军两员著名战将林彪和彭德怀的参谋长，而且在这两个人身边都得到了极大的信任。
1934年，红四方面军攻打红安前，缴获了国民党一架高级教练飞机，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这个“列宁号”也参加了战斗，这个战斗很有意思，也是工农红军进行的第一次空战。
左权是在红一军团最严峻的时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直接与军团长林彪配合。很多与林彪共过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与林彪配合不太容易。林彪这个人有很大的特点，眼光比较高，一般人他不愿意跟你说太多话，而左权与林彪那么长时间的合作中，没有听林彪说过左权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陈昌浩在军事指挥中表现出了很大的悟性，所以他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总政委这一角色。这个政委的角色跟今天不太一样，政委比总指挥还具有最后决定权。他迅速进入指挥者角色以后，在四方面军反“围剿”的作战中指挥了很多次战斗，而且打得都不错。所以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在四方面军工农出身的将领中具有了相当的威望。
左权牺牲在抗日前线。林彪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悼左权同志》：多少次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儿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旋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我们曾亲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拦阻溃乱的队伍向敌人反扑。子弹、炮弹、炸弹，在我们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
而且陈昌浩还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能迅速进入军事指挥。像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基本上终生没有太多涉及军事指挥，而陈昌浩不但能进入军事指挥，而且无师自通地迅速在军事指挥方面变成一个红四方面军的杰出指挥员。
落笔时，他眼前一定出现了湘江畔那场血战。林彪一生沉默寡言，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特性。在家乡林家大湾上学时，他曾给小学女同学林春芳写过一副对联：“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这两句话成为贯穿他一生的格言。只有在很少的场合，他才表露自己的真情与心迹，《悼左权同志》是其中之一。
陈昌浩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个知识分子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融入根据地特别快，能和根据地的很多农民出身的将领迅速打成一片，身上没有一点儿知识分子的架子。
左权与彭德怀的配合也是这样。在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和反“围剿”作战中，左权的配合把整个战役的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条，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连当时北平的日军报纸也评论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景，实有精密之组织。
陈昌浩这个人的经历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他是留苏的，曾经与王明关系很近。当时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陈昌浩是其中之一，他是苏联中山大学王明这一派的，回国以后就进入了鄂豫皖苏区。
所谓精密之组织与左权作为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分不开的。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等战役。在最关键的关头，左权命令指挥所所有同志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左权的这种魄力和极大的勇气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在关家垴战斗中的八路军将士，结果重创了日军。
44.陈昌浩如何从一名留苏学生成长为一代将领
左权后来在1942年的大规模反扫荡战斗中带领部队突围，身先士卒，壮烈牺牲。
我们从这些历史来看，比较起徐海东与毛泽东的素未谋面，坚决服从，陈赓和蒋介石则相互熟悉，陈对蒋有救命之恩，蒋对陈又是如此欣赏，如此想提拔，如此想重用，可是陈赓因心中之共产主义信仰仍弃蒋而去。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这么多的就为胸中主义和心中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的有志之士。这批人，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便可用一生去奋斗。
周恩来讲，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朱德还专门作了一首诗悼念左权同志，叫“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当然，一个原因是陈赓当年救过他的命，蒋还是念这个旧情的；第二就是陈赓不仅在共产党军队中影响很大，他在黄埔一期，包括二期、三期的学员中，也具有重大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是不得不顾忌的，如果他把陈赓杀了，他在整个黄埔系中的威望都要受影响。
1942年，辽县（就是左权牺牲的地点）改名为左权县，左权县今天还在。
陈赓最终能从上海脱逃，今天，我们比较公正地审视那段历史，可以看见，是蒋介石放了陈赓一马。如果蒋介石不放陈赓，陈赓是无法脱逃的。蒋介石杀共产党人无数，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如此腾腾杀气，对被捕的共产党人来说，他的电报就是斩立决，唯独放了陈赓，为什么？
左权就资格来说是很老的，他是黄埔一期的，他当林彪的参谋长，而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左权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赤诚与无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辅佐者，左权在配合首长的决心这方面，也表现了非常强的工作素质。
蒋明白了，陈赓不想见他。蒋只有离开，跟身边人说了一句，好好给他治伤。
64.智勇双全的红军将领彭雪枫
一天，蒋身边的人兴奋地跟陈赓说，校长要来看你。陈赓坚持不见。来人说，委员长已经走到门口了，你不见也得见。蒋介石进来后，陈赓在病房里抓起一张报纸挡住脸。蒋介石见陈赓有意挡住脸不想见他，便走到陈赓的右面，陈赓把报纸移到右边，蒋介石又走到陈赓的左边，陈赓又转过来把报纸移到左边。
彭雪枫和左权两人都牺牲在抗日战争期间，左权1942年牺牲，彭雪枫1944年牺牲，两个人牺牲的时候同样都是37岁，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
蒋介石一听说把陈赓抓了，大喜过望，下令给陈赓好好治伤，另外把他劝过来，不要跟着共产党干了，陈赓丝毫不为所动。
左权这个知识分子是留过洋的，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上过苏联的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彭雪枫完全是在国内成长的，他没有出去留学过，国内上私塾上中学，上北平的汇文中学等。
可是非常不巧，也非常倒霉，正好赶上了顾顺章叛变，顾顺章把陈赓给指认了，陈赓在上海被捕。
彭雪枫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进入军事领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进步非常快。在1930年2月之前，彭雪枫同志的主要经历是搞学运，搞过一段时间的工人运动，但是没有进入军事领域。
1931年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作战，身负重伤，鄂豫皖苏区没有办法治好他的伤，只好把他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一个跟我们党有关系的医院里治疗。
一直到1930年2月，他当时作为地下党员调到上海的中央军委工作，开始进入了军事工作领域。到了6月中旬，中央直接把彭雪枫同志派到了后来的红三军团，当时还叫红五军，也就是彭德怀的部队，从事军事工作，然后在红三军团内有一系列任职。在长征之前和长征开始的时候，彭雪枫已经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师长了。
据陈赓后来回忆，以蒋介石那么聪明的脑瓜子，我编这个理由，他是不相信的，是骗不住他的。
这种成长速度是飞快的，然而还不止。
陈赓离蒋而去时编了一个什么理由？就像我们惯常的理由一样，老母病重，需要照顾。蒋微微一笑，批准了陈赓离开。实际上蒋也知道陈赓要离开了，要走了，但是蒋没拦陈赓，知道拦也拦不住，陈赓就这样走了。
当时红三军团还有一个叫法。红一军团被称做是“林聂军团”，就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部队；红三军团则被称为“彭杨军团”，就是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部队。这样的称呼，在个别时候，特别是红三军团在后期又被称为“彭彭”，就是大彭小彭，大彭是彭德怀，小彭是彭雪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彭雪枫同志在三军团中的地位和他在三军团中的作用。
“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当年的陈赓是一门心思革命，进入黄埔军校。进入军校就是革命，就是解放，就是救亡。但当他看见蒋校长在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听上海的股市时，就知道蒋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他要跟的人，所以最后弃蒋而去。
这么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军事领域时间并不很长，但是进步很快，学习很快，成长也很快，迅速成长为我军一名著名的军事指挥员。在红军长征的时候，尤其在遵义战役，当时红五师缩编为红十三团了，彭雪枫作为红十三团的团长，在强攻遵义、夺取娄山关的几次战斗中，红十三团都是作为主力，特别是攻占娄山关的制高点点金山，对控制整个遵义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49年退到台湾的一位国民党军人——一位退役后的老将领——曾经给陈赓的家里来了一封信，他说，我的老班长当年就看不起蒋，就嫌蒋介石在作战指挥间隙打开收音机听上海的股市，认为蒋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一个非同寻常的地位就是，它是长征以来所打的最大的一个胜仗，歼灭了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一个师。在这次战役中，一、三军团的配合作战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其中三军团的强攻、一军团的猛追都是歼灭吴奇伟这个师的关键，而三军团的强攻很大一部分体现为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所带领的部队的强攻。
但陈赓从内心看不起蒋，为什么看不起蒋呢？
彭雪枫虽然是个书生，除了进步很快，打仗勇猛，还有一个更值得人尊重的特点，就是敢于坚持原则。
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
他曾和毛泽东发生过一次争执，双方互相拍了桌子，毛泽东同志不但没有记恨，还屡屡对彭雪枫委以重任，这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了河，方才脱险。
彭雪枫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提了一个意见，他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针对你的，我给你提一提，底下部队有反映问题。毛泽东同志就问是什么问题。彭雪枫就相当直率地说，是一个关于照相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些意见，为什么你和一军团的合影了，没有和三军团合影？
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有一次第三师和广东军阀林虎的队伍相遇，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介石命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压迫下已处于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
这个事情我们后来看，也不是毛泽东有意为之。毛泽东在和一军团合影的时候，可能在一些个别场合，相对于与三军团的合影有所忽略。毛泽东不是有意为之，当然也从没觉得这会有什么事，但听彭雪枫这么一讲，立即感觉这种苗头不对，把桌子猛地一拍，很生气地讲：“这是山头主义，完全的山头主义。”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当时有“黄埔三杰”之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陈赓在黄埔毕业后一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因为陈赓在东征作战中战绩卓著，担任连长的时候就攻无不克。当时蒋介石把陈赓这个连调为总司令部的警卫连，陈赓担任连长。
一说山头主义，彭雪枫有点儿火，也站起来了，把桌子拍了一下：“你说得不对，有山头，但是没有主义。”当时正在气头上的毛泽东同志说：“那好，我听听你有关‘有山头，没有主义’的高论。”彭雪枫就讲：“我们红军内部都有山头，来自不同的山头，对敌人来说，我们共产党是有主义的，但是我们对自己人没有主义。”
43.蒋介石的救命恩人陈赓为何弃蒋而去
这是一位非常直率的同志，毛泽东同志最后也都接受了彭雪枫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冷静下来后说：“你讲得有道理，也可能你是对的，但有些问题需要我再考虑。”
那是一个热血澎湃、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一批年轻人浴血奋斗，国民党的一批年轻人也是在拼命奋斗，共产国际的一批年轻人也在奋斗。这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列宁去世的时候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大钊就义时还不到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没有一个人老态龙钟，没有一个人德高望重，而且没有一个人研究长寿、切磋保养，都是主义、奋斗、牺牲、救亡。这样的现象应那个时代而生，也应那个时代而完成。
由此，我们看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红军著名将领，他的勇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