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我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我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我来主持大计了吗？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罗振玉呢？”郑垂问。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我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从沈阳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我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我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到奉天吗？”
这时我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因为在国际上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这些殖民地，意见也不统一，关东军自然还不便于立刻让我出场。不过我已经感觉日本人对我，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我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我搬到旅顺去。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为什么不去沈阳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我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郑孝胥问。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我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我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上角和甘粕对我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我到沈阳去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关东军目前是这里的主人，我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我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我这时才知道，对翠阁旅馆已经被封锁起来，不但外面的人不准进到旅馆范围来，住在楼下的人也休想上楼（楼上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住），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连楼上的人也不许下去呢？找罗振玉，已不知何往。他又怎么可以出去呢？郑孝胥父子都很生气，请我找日本人问问是怎么回事。陪我们住在这里的日本人，领头的就是上角利一和甘粕正彦。祁继忠把上角找来了，他笑眯眯地用日本腔的中国话说：“这是为了安全的，为了宣统帝安全的。”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我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我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我，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我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我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对我的封锁，使我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我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我和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我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我，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连楼也不让下啊！”
这些事实内幕，我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我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我和别人隔开（这种行为在郑孝胥父子身上越来越明显），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我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甚至连对婉容都不客气。
“怎么不行？”我诧异地问，“谁说的？到楼下去问问！”
我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我，命陈曾寿送婉容来。这三个人听说我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关东军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婉容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她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我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过了大概一个月，关东军把我迁到善耆（这时已死）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婉容和后来赶到的我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我住的地方来。
“不行啊，不让出去啦！”祁继忠愁眉苦脸地说。
我本来还想让胡嗣瑗、陈曾寿两人也到我身边来，但郑孝胥说关东军规定，除了他父子加上罗振玉和万绳栻这几个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许见我。我请求他去和甘粕、上角商量，结果只准许胡嗣瑗见一面，条件是当天就要回大连。胡嗣瑗在这种情形下，一看见我就咧开大嘴哭起来了，说他真想不到在我身旁多年，今日落得连见一面都受人限制，说得我心里很不自在。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压迫着我。因为，日本人是听郑、罗的话的，我担心如果弄僵了更要吃亏，也只有安慰胡嗣瑗一下，告诉他等我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候，一定“传谕”叫他和陈曾寿到身边来。胡嗣瑗听了我的话，止住了哭泣，趁着室里没人，一五一十向我叙说了郑、罗对他们的多方刁难，攻击郑、罗二人是“架空欺罔、挟上压下、排挤忠良”。
漱洗之后，我招呼随侍祁继忠，说我要出去溜达一下，看看左近的风景。
其实，胡嗣瑗和陈曾寿对郑、罗的攻击，也不完全是为了我。他们住在大连，一有机会就托人带“奏折”“条陈”给我，在痛骂郑、罗“虽秦桧、仇士良之所为，尚不敢公然无状、欺侮挟持一至于此”之外，总要酸劲十足和焦急万分地一再说些“当兹皇上广选才俊，登用贤良之时，如此掣肘，尚有何希望乎”这类的话。胡嗣瑗曾劝我向日本人要求条件，头两条就是先恢复天津的形势，身边应有亲信二三人，这意思就是他仍要当个代拆代行的胡大军机。陈曾寿对我大谈“建国之道，内治莫先于纪纲，外交莫重于主权”。所谓纪纲“最要者魁柄必操自上”，主权最要者是政令必出自我，总之一句话，我必须有权能用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做官。这些纸上谈兵的人自然斗不过郑、罗，在后来封官晋爵的时候，显贵角色根本没有他们的份，还是经我要求，给了陈曾寿一个秘书职，但他不干，请假走了，直到以后设立了内廷局叫他当局长，他才又回来。胡嗣瑗曾和陈曾寿表示决不做官，“愿以白衣追随左右”，我给他弄上个秘书长的位置，他也不提“白衣”了。由于他恨极了当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后来和被郑挤掉下来的罗振玉联合起来攻郑，结果没有攻倒，自己反倒连秘书长也没有做成，不过这是后话，这里暂不提了。
过了一宿，我才明白这次又是乐得太早了。
我到旅顺的两个月后，陈宝琛也来了。郑孝胥这时已成了关东军的红人，罗振玉眼看就要败在他手里，正当他接近全胜——和关东军的交易接近成熟的时候，看见威望超过他的“帝师”出现在大连，立刻引起了他的警惕。他生怕这位同乡会引起日本人更大的兴趣，急忙地想撵陈回去。陈宝琛在旅顺一共住了两宿，和我匆匆忙忙见了两面，就给郑孝胥借口日本人要在旅馆开会，不让闲人住，把他给撵走了。
对翠阁旅馆是日本“满铁”的企业，是一所日本风格的欧式洋楼，设备相当华丽，只有日本军官、满铁高级人员和中国的官僚才有资格住。我被带进了楼上一间非常讲究的客房，在这里我见着了罗振玉、商衍瀛和佟济煦。看见了他们，我立刻高兴起来。罗振玉告诉我，他正在和关东军商洽复辟建国的事，又说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我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之外别人也不宜出头露面。他这话的真正用意我没有领会，我却自以为弄清了一个疑团：怪不得没有热烈欢迎，原来人们还都不知我来。我相信和关东军的谈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这个大清皇帝在沈阳故宫里复位的消息，那时就不会是这样冷清的了。我想得很高兴，全然没有注意到郑氏父子听了罗振玉说话之后的异样神色。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别有风味的日本饭菜，在窗口眺望了一会儿这个风景区的夜色，然后心旷神怡地睡觉去了。
天津和北京的遗老为了找官做，借口服侍我跑来的还有不少人，全都给郑孝胥和甘粕正彦挡了驾。就连恭亲王溥伟想见我也遇过拦阻。只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再找不到借口，只好让一部分人见了我，给我祝寿。其中有：宝熙、商衍瀛、沈继贤、金卓、王季烈、陈曾寿、毓善等人，这些人后来在伪满成立时都成了大小新贵。
甘粕正彦没有讲什么话，就把我和郑氏父子让进预备好的马车，把我们载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坐了大约一个多钟头，又换马车。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就到了离营口约有百里的一个叫汤岗子的温泉疗养区。我怀着狐疑的心情走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
当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的不但有遗老，在日本浪人特务之间也不例外，得势的当然是板垣手下的上角和甘粕这一伙儿。当过我父亲家的家庭教师的远山猛雄，本想到我身边沾光，由于不是军部系统的，最后都给上角和甘粕挤走了。
经过上角利一的介绍，知道这都是板垣派来的人，为首的叫甘粕正彦。这个人当时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日本却大有名气。他原是个宪兵大尉。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军部趁着震灾造成的混乱，对于日本进步人士进行谋害，这次遭难者之中，大杉荣夫妇和七岁的孩子就是死在甘粕正彦手里的。震灾后，这个惨案被人揭发出来，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军部不得不让甘粕正彦充当替罪羊，交付军法会审，处以无期徒刑。但过了不久，甘粕获得假释，被送到法国去念书。甘粕正彦在法国学的是美术和音乐，几年之后，这位艺术家回到日本，随即被派到关东军特务机关。据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出版的一本书上说，作为“九一八”事变信号的柳条沟铁道的爆炸，就是甘粕正彦的一件“杰作”。在营口码头上，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彬彬有礼的戴细腿近视镜的人会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如果没有他，也许我还不会到东北来哩。
最重要而激烈的，还是发生在郑、罗之间的斗争，这是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因此都使用出了毕生的力气。罗振玉利用他和板垣、上角利一这些人的势力，对郑孝胥一到东北时的封锁，是他的头一“招”。他自恃有首倡“迎立”的功绩，相信只要能把我垄断在手，用我这张牌和日本人谈判，一定可达到位居首辅的目的。可是他在谈判中，提出了要大清复辟，至少也要我做满洲一隅的皇帝（在我还没有到旅顺以前，这个谈判刚刚开头），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意见不感兴趣。他和我一样地不明白，复辟的做法和日本人宣传的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的说法，是配不上套的。这时日本人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不是这场傀儡戏立刻搬上台去的时候。因此，关东军也不急于定案，暂时还是用什么自治指导部、维持会等名目支撑着。罗振玉认为郑孝胥被他封锁住，我身边原来的其他人更无法靠近我，也无从代表我和日本人去说话，他就可以居于独家经理的身份，不慌不忙地和日本人交涉。复辟大清和另立国家之争正悬而未决，我和郑孝胥到了旅顺，出乎罗振玉的意外，他对郑孝胥的封锁很快就失了效，郑孝胥到了旅顺，就被关东军方面请去会谈。罗振玉既不知道郑孝胥和东京军部的关系，也想不到郑孝胥经过康有为门徒徐良的介绍，在离津之前就认识了上角利一。就像我出宫那样，罗振玉的关系日本竹本大佐变成了郑孝胥的关系一样，这回罗振玉带来的上角也很快让郑孝胥交上朋友，变成了自己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因此，罗很快地丧失了优势。郑氏父子到了营口旅顺之后，又和甘粕正彦屡次有过“谈心”。于是关东军很快对他有了了解——不但了解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也了解到他父子远比罗振玉“灵活”，不像罗振玉那样非有蟒袍补褂、三跪九叩不过瘾——因此乐于以他为交易对手了。郑孝胥被看中了之后，第一次和板垣会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旅顺），听到板垣要叫我当“满蒙共和国大总统”，还是很惊讶的，并且劝我不可赞成，向日本人表示了“共和之制断不可行，假共和尤为不可”。可是后来他们明白了日本军方一定不肯给我一顶皇帝帽子，知道了“标底”，他马上改了“价钱”。据说这件事是他儿子给他办妥的。不知靠着什么机缘，郑垂勾搭上了军方选中的殖民地总管驹井德三。他代表他父亲向驹井表示，如果日本方面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新国家”的话，只要同意他父亲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父子可负责说服“宣统帝”接受元首称号。顺便说一句，这时抢这个首揆椅子的，却大有人在。不但有罗振玉，还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人，熙洽就几次派人送钱给我共有十几万元，求我授他“总理”之职。郑孝胥自然很着急，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忙不迭地叫郑垂从旁抢先递“价码”。驹井德三把这袖筒里来的“价码”告诉了本庄和板垣，于是郑孝胥又成了“奉天”关东军司令官的客人。就这样，关东军的第一交易对手由罗振玉变成了郑孝胥。
为什么去沈阳要从营口登陆，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曾考虑过，我想到的只是东北民众将如何在营口码头上来接我。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必定有一场民众欢呼的场面，就像我在天津日租界日侨小学里看到的那样，人们摇着小旗向我高呼万岁。但是船身越靠近码头，越不像那么回事。那里并没有人群，更没有什么旗帜。等到上了岸，这才明白，不但迎接的人很少，而且全是日本人。
自然，这些真相是我在封锁中所看不透的。我所见到的是另外一样……
在“淡路丸”上，郑孝胥讲了一整天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三日的早晨，我们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