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林说：“可是，如果是参加会议的这五个人中间出了叛徒，他事先并不知道柳风同志这一天来参加会议会穿什么服装，他的手中也不可能有柳风同志的照片。因此要想出卖柳风同志，这个叛徒就必须向埋伏的特务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行动对象是谁。那么，他就一定会有一个特殊的动作。当时，队长不是在现场吗？您想一想，看看有什么问题。”
说到这儿，他顿了一顿，接着说：“如果出现叛徒的话，那叛徒就只能是出在参加会议的军事处成员之中。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参加军事处会议的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柳风同志以外，另外的五个人，赵梦君、林泉生、李学然、吴玉超、金玉堂，我都没有接触过，只是在这次会议之前，老刀才拿来了这几个人的照片，让我看了看，并让我记住这几个人的面貌特征，目的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能够迅速保护参会人员撤离，以免出错。在会议结束之后，除了金玉堂之外，其他五个人都先后离开了联络点。第一个走出来的是李学然，然后依次是林泉生、吴玉超、赵梦君，最后离开的是柳风同志。当时，我就在联络点附近，化装成了一个黄包车夫，装作在等待玉蟾戏院里的主顾，我是亲眼看着这几个人分散走出联络点的。当时并没有看出哪一个人有什么异常的举动。”李克明停下来，慢慢地抽了一口烟。
听了刘学林的话，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李克明在椅子上慢慢地坐下来，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睁开眼，说：“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详细地给你们说一遍，你们认真听一听，看能不能从中发现点什么。”
李克明很严肃地看了看王泽春，又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然后很自信地说：“对行动队队员，我是很相信的。因为每一个队员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并且我在行动队里安排了自己最亲信的人对所有队员进行监视。不论是谁，只要稍微有一点异动，都逃不过我李克明的眼睛。也正是因此，我曾经在特委会议上多次信誓旦旦地保证过，我的行动队绝对是铁板一块，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前天，我得到了通知以后，就事先来到了军事处秘密联络站所在的新闸路上，对地理地形都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查探。联络站就设在新闸路13弄12号临街的一座二层小楼上。这个联络点是咱们保卫处联络组负责给军事处设立的，这座房子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它就在13弄的弄口，在临街的一面，一楼是一个戏剧服装店，从一楼进去能够直接进到屋后再顺楼梯上二楼。这个院子的正门却是在13弄里。军事处的会议就在二楼召开，同时，二楼也是军事处主任柳风的办公地点，通过二楼的窗户，能够看见整个新闸路上的情况。如果有紧急情况，开会的人可以从二楼下来，不走一楼的戏剧服装店，而是直接从院子的正门出去，沿13弄跑到另一头迅速撤离。也就是说，这座小楼有两个出口，一个就是设在新闸路上的戏剧服装店，另一个则是在13弄里的院门。”
听了他的话，其他几个组长都觉得心里一震。
“先说说这所房子的情况。这座房子本来是一个商人开的服装店，由于斜对面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玉蟾戏院，所以这家服装店的买卖很是兴隆。咱们看中了以后，便以高价租了下来当作了军事处的秘密联络站，由刚从苏联学习秘密工作回来的金玉堂夫妇驻守。但是，由于原来的服装店买卖很好，人来人往，人员混杂，特委觉得这样不利于军事处人员的安全。于是，便把它改作了戏剧服装店。这样一来，与斜对面的玉蟾戏院相呼应，让人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一般人也不会来买戏剧服装，所以来往人员也就相对比较少。”
王泽春说：“自从张英同志因为携带传单上街被捕以后，中央已经再三强调，不允许各机关的负责同志携带违禁品外出，以免发生意外。即便是开会所需要的文件也都由联络员秘密传送。那么，柳风同志身上应该不会带有违禁品，以他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应该是能够应付巡捕房的这种突击检查的。可除了巡捕房抄靶子这种偶然事件以外，他的失踪就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身份暴露了，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以此推理下去，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结论：我们党内出现了叛徒。并且，这个叛徒就出在那天参加会议的军事处成员或者是参加保卫工作的我们行动队队员之中。”
“再接着说我前天的侦查活动。由于我不能在街道上来回徘徊，所以我就一边察看着，一边装作很闲适的样子慢慢地登上了悦来茶楼。由于天色还早，茶楼里茶客并不多，我就直接登上了二楼，找了临街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来，要了一壶铁观音，慢慢地品起茶来。此时，茶楼内的京剧票友即兴演唱会还没有开始，我也就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很随意地看着窗外。其实，街道上的每一个摊点、每一个行人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要把这些相对固定的做小买卖的摊贩牢牢记住。因为按照规定，特委机关召开秘密会议，最早是在开会前一天晚上才能告诉与会者。也就是说，现在，参加会议的人还不知道有这个会议，那么，敌人也就不会在这儿设下埋伏。这些摊点都是以前就在这儿的。那么到了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如果有新增加的摊点或小贩，那就需要格外注意。同时，我还要找出几个关键点，在这几个关键点上安排人手，以便于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局面。”
没有人接腔，李克明一点也不奇怪，他继续说下去：“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前不久咱们江南特委的副书记张英同志就在杨树浦韬明路的老怡和纱厂门口突然遭遇巡捕房抄靶子，被抓进了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后来被以共产党嫌疑犯名义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由于中央多方采取措施，使得敌人始终无法判别张英的真实身份，最后法庭只能抓住张英随身携带的那包传单，以‘参加反革命为目的的集会’为罪名，把他当作普通工运活动分子判处五年徒刑。上级要求咱们保卫处进一步采取措施，尽快营救张英同志出狱。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行动队的身上。至今我还在为这件事儿头疼。现在，杨如海同志又出事了，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说到这儿，李克明皱紧了眉头。
以前，李克明从来没有把自己在行动中的事情向部下讲得这么详细，这一次却将事情的原委以及自己当时的想法都详细地说出来，这让五个行动组组长感到意外，同时也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的确是很重要，李克明的压力很大。
这是李克明和陆岱峰最大的不同之处，陆岱峰总是喜欢先让部下说出想法然后自己再进行分析。可李克明总是先说出自己的想法。当然，他也有他的想法，他是怕听了别人的意见之后自己的思考会受影响。他的这种做法好像有点霸道，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这种做法往往也很有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行动队的行动从不拖泥带水，总是斩钉截铁。当然，李克明也并不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当真的遇到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时，他是很能听进别人的意见的。只是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他思考不出来的事情，也就很少有人能够想得出一个所以然来，在整个保卫处机关，恐怕也只有老刀能有这种本事，所以，李克明对老刀一直很尊敬。
李克明在给部下开会时，从来都是说得很少。他不喜欢多说话，而是喜欢思考。他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今天，他却说得这么详细，他的这次反常举动使大家都感到了一股沉重的压力。他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李克明说下去：
过了好长时间，李克明才把五个组长叫上二楼，开始开会。他首先发言说：“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参加会议的这四个科长都没有出事，并且也都没有被监视。难道柳风同志真的是巡捕房抄靶子给抓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巧合？”这五个组长并不认识杨如海，所以李克明在他们面前说的是杨如海的化名柳风。他这两个问题说出来，五个组长都没有接腔，因为他们都知道，队长肯定早就想好了，他们听着就是。
“昨天，在开会之前，我就把行动队队员安排在了那几个观察好的点上。我自己也化装成了黄包车夫，亲临现场指挥。在戏院门口两侧，有五个黄包车夫，我观察好了，他们都是前一天就在这儿等客的，也就是说这五个人是长期固定在这儿拉客的。”
李克明独自一人在屋子里，一边抽烟，一边来回踱着步，他陷入了沉思中。
“昨天早上六点我到车行租了一辆黄包车，当然是说自己刚失掉工作，先租一天试试，如果可以的话，再长期租。车行不愿意租给我，我便答应一天给人家一天半的租金，这才租下了一辆黄包车。我化装成黄包车夫也是早就想好了的，因为如果是化装成行人或其他的商贩，你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待上几个小时不动。只有黄包车夫，装作是被某个有钱的老板给包下来了，而老板呢现在正在戏院里看戏，自己便可以在外边等着。即便是有人来坐车，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他这车已经被人包下了。当然，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张戏票，让林一凡打扮成了一个阔老板的模样，到戏院里美美地看了一上午的戏。”
他们五个人都直接受李克明领导，不能横向发生联系。各小组组长虽然认识，但是不能说出各自的住处，更不能把自己手下的队员姓名告诉其他组长。这是李克明根据地下工作的危险性做出的决定。这样一来，如果某一个队员甚至是某一个组长被捕叛变，他只能供出自己本组的一点情况，对其他组却一无所知。这就确保了行动队万一遇到大的变故时不至于被一网打尽。因为有这些规定，所以这几个组长凑在一起是不能擅自谈论工作中的事情的。只有在李克明面前，他们才可以发言。
说到这儿，大家都向林一凡看了一眼，若在平时，大家肯定会跟他开个玩笑，说这小子“假公济私”，占了便宜了。可今天，谁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情。
四个组长都汇报完后，便都在一楼等着，五组组长林一凡也早就在那儿等着开会了。大家聊着一些与今天的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好像他们很有闲心似的。其实，他们的心里都很紧张，他们都知道出大事了。但是，他们之间不能自行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这是李克明的规定。
李克明接着说：“在戏开场之前，我便拉着林一凡早早地来到了戏院门口，林一凡进了戏院，我则拉着车子离开了戏院门口。我感觉到了戏院门口那几个黄包车夫不友好的目光。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黄包车夫也都是各自有固定的地盘。我把车子停在戏院门口的对面，就在戏剧服装店门口西侧几十米外。”
刘学林带人去了解军事处参谋科科长林泉生的情况，他调查的结果和张耀明的一样。李克明听了以后，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摆了摆手就让刘学林走了。很快，二组组长王泽春、四组组长夏少杰也都汇报了情况。
“军事处会议的散会时间故意与玉蟾戏院的散场时间相同，当看戏的人们纷纷走出玉蟾戏院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李学然从服装店里走出来，他下意识地向玉蟾戏院门口扫了一眼，抬手按了一下头上的礼帽，然后便扭头向东走去，很快便混入了人群中。相隔不过两分钟，林泉生从弄堂里走出来，在弄堂口他迅速地向左右扫视了一下，抻了抻衣角，然后便向西走去。几乎与此同时，吴玉超从服装店走出来，他站在服装店门口，向大街上看了看，然后也向西走去。当走到我身边时，他扭过头看了我一眼，当我也注视着他时，他的目光很快地跳开了，加快脚步走了。我看了看他的背影，然后回头，便看到赵梦君从弄堂里走出来，他哪儿也没看，直接向东走去。可是，就在他刚走出几步的时候，从戏院里出来的一个人快步赶上他，说了一句什么，然后那人便独自走开了。我正有点诧异地注视着这一切时，柳风同志从戏剧服装店里走了出来，我立刻收回目光。”
张耀明刚走下楼梯，正遇见三组组长刘学林，两人互相点了一下头，就算打了招呼，然后，刘学林就上了楼。
“我看到柳风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戴一副眼镜，他出了门，回身向往外送他的金玉堂拱了一下手，像是一个谈生意的老板模样。然后便转身向东走去。我一直观察着柳风周边的人，并没有发现有人跟踪。等到看着柳风在前边拐了弯儿，拐进了9弄，我便摘下了帽子，拿在手中看了看，然后又戴上。这是一切顺利，安全撤退的信号。”
赵梦君是江南特委军事处组织科科长，也是昨天参加会议的其他五名军事处成员之一。李克明听了张耀明的汇报，什么话也没有说，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递给张耀明，然后又抽出了一支烟叼在自己的嘴上。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火柴，先给李克明点着了烟，然后又划了一根火柴，自己点上烟。李克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身子往后一仰，倚靠在罗汉椅的椅背上，并且闭上了眼。过了一会儿，从他的鼻孔里冒出了两股淡淡的烟。他又慢慢地坐直了身子，微微睁了睁眼，冲张耀明轻轻地摆了摆手。张耀明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我刚把帽子戴在头上，林一凡便过来了，林一凡是故意走在后面，以便于给行动队足够的掩护时间。他来到我身边，我便赶紧弯下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林一凡大模大样地坐进车里，我拉起车就走。见近处无人，林一凡这小子还笑着说：‘怎么样，一切顺利吗？’我头也不回，一边拉车，一边说：‘你小子别装糊涂，不顺利你还能坐在车上啊？老子早把你给掀下来了。’林一凡还笑着说：‘唉，你如果觉得拉我委屈，改天我再拉你一回。’这就是昨天的全部经过。给你们十分钟考虑时间，十分钟后，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全部告诉我。还是老规矩，在没有说给我听之前，任何人不得与别人沟通。”
此时，李克明在二楼一边喝着茶，一边听一组组长张耀明的汇报：“我们去的时候，赵梦君还在家里，在他家的门口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情况。我已经将他转移到我们找好的旅馆里了。安排陈小轩和冯玉军负责保护并监视他。”
说完话，李克明便站起身来，走到窗口，向外凝望着。正在这时，胡万成急匆匆地走上楼来，将一张纸条交给了李克明。李克明打开一看，是一张抓药的单子，他立刻拿着这张纸进了里屋，用一支毛笔从一个墨水瓶子里蘸了一下，然后在那张纸上一涂，在药单子的行间便出现了另一行字迹：
李克明之所以用药店做掩护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开一家药店，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问医取药，这样一来，行动队的组长和骨干队员来接头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尖刀：事情有新发现，速到16号。老刀。
这家小药店是行动队的秘密据点。那位五十多岁的二掌柜叫胡万成，负责驻守机关。两名小伙计，一个叫张全，一个叫苏小伟。在保卫处下设的三个机构中，行动队人数最多。情报科有十几个人，联络组只有七个人。而行动队则有四十多人，分成五个小组，平时他们都分散开来，五个组长定期到据点来汇报工作和领取新任务。
尖刀是李克明的代号，特委的几个主要领导都有代号，并且都带着一个“刀”字。情报科长凌飞的代号是飞刀，联络组长钱如林的代号则是小刀。
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年长的医生就是老板，其实不是，他只是这家药店的二掌柜。新新药店还有一位大老板，他一般不在药店里露面，即使偶尔来药店，也很少过问药店的生意，而是在二楼喝茶或者是会客。这个神秘的大老板就是江南特委委员、保卫处副主任兼行动队队长李克明。
李克明来不及听各小组长的分析了，他立刻散了会，赶往16号秘密联络站。
麦特赫斯脱路郑家巷91号，一个并不显眼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门口挂了一块“新新药店”的牌子。平常，这个店里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五十多岁、脸上写满了沧桑的男医生，其他两个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负责卖药和干杂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