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了想，对着我伸出了五个手指，表示五百。之后试探性的问我，“行吗？”
“呃……”我想了一下，“就是去年的……多少钱？”
我连连摇头，“当然不行了，哪有这么贵？一百五。”我做出一副死不让步的架势，坚决的还了价。
“你要以前的还是现在的？”看来这帮做假证的还钻研了不少业务知识。
她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想了很久，最后终于答应下来，她拿了照片，要我三天以后来取。
“带了……多少钱？”
“不行，我急着用，你能不能现在就做？”
“带照片了吗？”
见我着急，她的脸上泛起不易察觉的笑容，“加急也可以，要多交一百块钱。”
“结婚证。”
“五十！你往边儿上看看，”我指着广告牌上她的同行们张贴的小广告叫她看，“你瞧瞧这满大街的广告，我又不是非得在你这做……”
她舒了口气，笑着问我“什么证件？”
“你知道我们干这行多危险，一不留神逮住，罚的就不是一点半点，再多加点……”
“不要。”我刚说了不要发票，她立即警觉的看着我，生怕我是警察，于是我又赶紧补充到：“发票我不要，我想办个证件。”
我坚决的摇了摇头。
“要发票？”
“好吧。”她做咬牙状，“以后你再办什么证件可得想着找我啊……你给我留个电话，就在这等着吧，一会我给你打电话。”
我捏着相片的手已经微微的渗出汗来，跟着她走到一处僻静的广告牌的背后。
她走了以后，我进了商场去逛荡，看看衣服，看看皮鞋，还看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想给自己买点什么，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商场里跟我同龄的女孩都比我显得年轻多了，她们流连在化妆品和时装的柜台前，穿着时髦，眼神当中充满着骄傲，还有那些由中老年男性陪伴见什么买什么，时不时向中老年朋友撒娇称他们做“亲爱的”的年轻女子，她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趾高气扬，就好像她们拥有了全世界，而我只是个要饭的。我必须承认，我在商场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我四下张望，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但仍不敢放松警惕，我看了她看她，没有立刻走开，她立刻就明白了，低声对我说：“跟我来。”
从六楼转到了一楼，用去了三个多小时，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多了，那个妇女同志还是没有给我打来电话，我有些不快，在商场对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刚刚坐下不久，我远远的看见了阿秀。她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牛仔裤，跟大卫从商场里面走了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着，尽管阿秀看上去还是有些腼腆，但她的幸福和喜悦让人一目了然。他们就在距离我五米远的另外一张长椅上坐下，大卫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将长椅擦了又擦，才让阿秀坐下，然后，他颠颠的跑到对面去买水……
“发票，发票要吗？”一个黑瘦的妇女压低了声音问我。
我的心情难以名状，矛盾，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被他们看到。
中午，我拿了在照相馆里合成出来的阿秀与大发白的结婚照直奔了中关村，那里，数不清的小贩在天桥底下兜售廉价的婚姻证明。
我把头转向一边，假装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寻找什么人的样子，但还是被大卫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