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痛快快的，到底遇上什么难事儿了，说出来，我跟迟大志不会不管你的。”
“我睡不着。”大发白老实的回答到。对毛主席保证，要不是因为桌子上的烟灰缸是我家里剩下的最后一个的话，我早就抄起来冲他脑门飞过去了。
大发白从小就这样，明明是他有什么事找你帮忙，但从来就不干脆地说出来，他就是来回的在你跟前晃悠，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我只得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都快四点了，你不跟家里睡觉跑我这来干嘛？”
大发白的真名叫纪峰，打从六岁开始，我跟迟大志无论任何时间、地点都这么叫他大发白，说起来还有段故事。
我发现我与大发白之间地交流永远显得比较吃力，不知道是不是他没上大学地缘故，比如刚才我说的那句“三点多了。”其实完整的意思应该是“三点多了，你这个王八蛋不在家里睡觉跑这里来干嘛！”如果换成是迟大志或者任何一个与我交往超过半年的朋友都会知道我的这个意思，但偏偏就是大发白，在我说完了这句话以后认认真真又盯着手表看了一遭，纠正我道：“三点五十二，快四点了。”
我们小的时候夏天从不睡午觉，三个人都是等待家里的大人睡熟了之后偷偷溜出来，先出来的就站在还没出来的人的家门口吆喝，刚开始我们都是吆喝彼此名字，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大人一听见有孩子在门口吆喝自己家孩子，就像警犬那样一骨碌爬起来，宁可自己不睡觉也在孩子的床前死守，后来，迟大志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给每个人一个编号，我叫一四七，纪峰二五八，迟大志三六九。那天中午，我跟迟大志先出来，大太阳底下站在纪峰家房子后面扯着嗓子喊了他两个钟头“二五八——二五八——”纪峰愣是没出来，快到上学的时间了，纪峰由他妈拎着从家里走出来，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妈一边走一边还跟旁边一个老师抱怨，“也不是谁家孩子，大中午不睡觉，一个劲二五八，二五八在我们家门口吆喝……”我跟迟大志一肚子气，把纪峰拽到我们小学的厕所后面结结实实的揍了一顿。纪峰十分委屈，一边哭一边说他把自己的编号给忘了，作为女生，我当时就心软了，一边给纪峰揉着头上被我们敲起的大包，一边看着他青一道白一道的脸，给他起了这个现在的名字，大发白。我记得我当时真的像个小姐姐似的，语重心长的对他说，“纪峰，以后你的代号就是大发白，记住了吗？就是你被我们揍得青一块白一块的这个大发白。”从此纪胖子对于他的编号刻骨铭心。
“三点多了。”我又看了墙上地挂钟一眼，抓起桌上地烟来点了一根，盯着大发白地脸说到。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年纪胖子只有六岁，我跟迟大志八岁。
反正我也睡不着，索性打开了客厅的灯。日光灯苍白的光芒照耀着大发白空洞的眼睛，让我突然有些悲伤，本来想骂他来着，竟也史无前例地忍住了。
这二十年以来，与我和迟大志相比，纪胖子过得比较沉重，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大约是初中二年级的一天下午，正在上生物课，年轻的女生物老师正在红着脸蛋给我们讲女性生殖器和男生睾丸的时候，听得津津有味的大发白被他舅舅带走了，原因是他妈突然去世了，享年四十多岁。大概从那时起，纪峰变得更加畏缩，总是担心自己随时会像他妈那样死去。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低着头走了进来，像被人打肿了脸那样嗫喏着说：“我以为你正睡着，还担心你骂我。”
长大成人之后，面对大发白的沮丧，我总是跟大发白说这样的话，我说纪峰，我们都是小人物，小人物就是生来就有许多许多烦恼和不如意，我们无力改变，只能自己变得更坚强，不能总是夹着尾巴做人……我的话遭到了大发白和迟大志的一致反对，大发白认为我不是一个跟他一样的小人物，因为实际上我活的很洒脱，而迟大志则根本不认为他与我和纪峰一样是悲惨的小人物，他把流氓作风充分发挥到他的记者工作当中，靠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他在各个阶层都混得如鱼得水那般滋润。实际上，靠着迟大志的这些关系我也捞了不少实惠，尽管如此，我毫不掩饰对他的鄙视。
我家的门外，大发白果然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