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毕业没有多久，第一份设计师的工作被老板辞退，我反省要的工资太高，又没有多少本事撑得住；第二份工作据说是隶属新华社的杂志的实习记者，活很少，可是钱也少得可怜，诚惶诚恐地写了两个稿子，也不知道发没发。想去买那个杂志来查看，突然想起那是个不公开发行的内刊。微薄的工资迟迟不发，也不说不要我，就这么气若游丝地悬着。
电话机旁边的墙上贴满了一串串电话号码，他在房间时总打着电话。这个房子没有隔音可言，我听出他大概是一名业务员或推销员。因为他总是在打给各种“先生”“小姐”，有时候聊得比较久大概是谈得不错，然而大部分时间很快就会挂断打下一个。打得最久的是打给他老婆的。我很多次听到他在说：“北京这边很好，机会也多。等我下个月的业绩如何如何，就把你和儿子接来。”电话那边的宝宝可能还不太会说话，他在电话里教他：“叫爸爸！叫爸爸！爸——爸——”
我待在家的时间太多，整天挂在网上，到处翻哪里有兼职可以做。有个十五块钱修八十张图的工作，对方还是嫌我手脚不够快，最后也没有给我活干。男朋友有一天下班回来跟我说，听说开彩票站一个月有三四千的收入，问我要不要做。我听得心里冰凉，绝望中甚至去打听了附近公园清洁工的招聘。感觉清洁工还好点，像是个临时的工作，彩票站就是一辈子了。
我的另一个室友是一个男人。他应该也不到30岁。我在走道里晾衣服时可以看见他住的那间最小的卧室。只能放一张一米的单人床，那张床看起来像是张能折叠的钢丝床，可能是因为门太小，木床搬不进去的原因。床前一条大概半米宽的通道，通道尽头有个小架子，上面有部电话机。那个是房主提供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电话以前在我的房间。
这房子是一个南方来的朋友租下的，他是名音乐人，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回南方的家乡后又想到北京来闯一闯，他还住在这房子里的时候，夜里打电话给我说：“我站在窗户旁边往楼下撒尿呢！楼下有好多的傻逼！”
她比我年轻许多，1986年生，黑龙江人。签约了某个模特公司，做一些商演和车模的工作。她的活儿好像不多，因为我很少看见她出门。她说这一行不好做，因为她们公司有很多更年轻的女孩子来了。她非常非常瘦，照我看来，她的胳膊腿都像棉花秆一样细。我进过一次她的房间，她有个宝蓝色的笔记本电脑，当时笔记本还比较贵，彩色的似乎比黑乎乎的更贵。那台笔记本里面只有一个软件，是个有很多动画用来学打字的软件。她说她的理想是进个什么公司，当一个文员。
这些牢骚我并不觉得有趣，而且让我心中焦虑。他也不爱多打给我。待了三个月，好像也有几个机会可以去做事，但他说北京不好，便回南方了。走的时候说还有三个月的房租，让我们搬去住。我们当时正想换个便宜点的房子，还可以省三个月的房租，就赶紧搬进去了。
这不到两平方的小厨房，应该就算是我们这所房子的公共空间。它是有个小窗户的，又因为变干净了，看起来也有点可爱。
即使是这所房子里第二好的房间，也是很小。我们两个人的几大包行李，搬进去后就没有摆出来过，塞在床边的过道上。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还有一张电脑桌、一把椅子，就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两台电脑，一台在桌子上，一台在地上。我把地上铺了个小毯子，坐在那上面用电脑，背就靠着床。鞋子要脱在房间门口，因为仅剩的地面铺着那张毯子。不知道那几大包没打开的行李里有些什么，为什么没打开也一样可以过日子呢。
我有天买了几块豆干和一点肉想放到冰箱里，却发现塞不下。只好马上炒来吃掉了。厨房升起油烟时，她就去自己的卧室关上门。后来我也就懒得做饭了。锅碗瓢盆每次都要收起来就够麻烦的，又没地方放菜。
厨房不好用，我总是去楼下的成都小吃吃饭。盖浇饭实在太实惠，六块八块，满满的饭，热的菜，盛在橘红色的塑料大盘子里。我总是想以后不吃盖浇饭了，不好吃。我的那位男室友却不怕麻烦，一定会回去煮。
我很想谢谢她，但是也不知送点什么好。除了买点菜做来一起吃，这种合租室友的关系也不合适送别的。大家都是中介找来的而已，原先并不认识。但她除了黄瓜几乎什么都不吃，厨房的小冰箱里塞满了她放的黄瓜。她吃完了又会去厕所抠嗓子，把刚吃进去的黄瓜都吐掉。常常看她叉着腰，自言自语“又胖了”。
他有个电磁炉，平时用报纸盖着。他还有一个汤锅，一个炒锅，三四个碗，几支筷子。锅子都褪色了，碗底也有许多划痕，都摞在一起，也用报纸盖着。我有一次站在厨房里背着男朋友偷偷抽烟，无所事事地掀开那些报纸，看了一会儿。
她在厨房并不做饭，就是打扫。她会先戴上一双白色的棉布手套，再套一双红色的塑胶手套，用小刀把那些台子和墙上的漆黑油泥一点点刮下来，然后用钢丝球擦，然后用洗洁精和菜瓜布擦，然后用抹布擦。原来那些油泥底下是贴了瓷砖的墙。最后，她用报纸和胶带，一片片把那些容易脏的地方都贴上。厨房慢慢地亮堂起来。
有一次见到他们俩都在厨房里，那个男人在炒着什么东西，那个女孩站在他身边，比他还高许多。两个人都很瘦。锅子里在炒的东西，可能因为电磁炉火力不够大，只发出很小的锅铲划锅的声音，却听不到油在热锅里刺啦刺啦地响。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没有闻出在做什么。如果他们能端到小走廊，我或许还能看一眼。但他俩后来就站在厨房里吃了起来，面对着水磨石搭的小台子和墙，我感到有些失望。
住在主卧的是一个模特儿。我和她交谈其实很少，但因为她几乎不出门，大多数时间都在厨房忙活，所以我很容易遇到她。
过了些时候我病倒了，强脊炎复发，几天之内髋关节疼得走不动路。那个没着没落的工作也费不了多少踌躇，我就回妈妈家去养病。
厨房也是大家公用。其实只有几块隔板，架在走道的尽头。还有一台原来是白色的黄色冰箱。锅碗瓢盆都是各自准备。
养到又能正常活动时已经过了一个月，男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得紧急搬家。之前给我们这个房子的朋友，用房间里的电话打了无数长途，其中包括一些打到日本的国际长途。中介过来勒令交那笔980块的电话费。那个朋友当然不管，男朋友也不愿意凭空交这个钱，那就搬走吧，原来那个朋友交的押金，留让中介抵电话费。我接到电话很着急，因为以前搬家找房子都是我收拾，家里人想让我再养养，但还是赶紧买了票赶回北京。
第三间可能是厕所隔出来的。它和厕所共用一面纸墙，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非常小而高的窗户。墙边就是那间屋子里的床。那面墙总是湿的，因为厕所和洗澡间大家公用。
回北京的那天一路周折，我汽车火车地折腾了一天，最后一站是地铁。我拉着行李，地下通道的风持续地吹在我脸上，好像过了很久很久，电话突然响起甚至吓了我一跳。掏出来接，男朋友说中介提前来收房子了，本来说好了还有3天，却跑来给房间门钉了一套加挂锁的合页。昨晚他自己已经搬完了家。
第二好的是我和前男友住的那间次卧，有窗户，有一台窗式空调。如果打开那个空调，整个窗户都会嗡嗡地抖起来。
这时地铁已经来了，我接着电话又要拿行李，没能上去车。他接着说，那些中介，再坏也没有他坏。因为他最后走的时候，把没吃完的盒饭连菜带汤泼在了墙上。
第一好的那间是主卧，坐北朝南，有晾衣服的阳台，比较大，有一台挂式空调。
我说那中介怎么办，要重刷房子了。他嘿嘿地发笑，说我才不管他怎么办，真他妈的爽。
2005年我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我住木樨园一套三室中的一室，是三个房间里第二好的房间。
我含笑带泪说，你也挺混账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