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心里很奇怪，突然感到这一切不是真的，是不是在拍电影？我哥哥很可笑，讲着像三流电影里滥俗的台词。我是那个还没怎么入戏的差劲的小女儿的演员。
我怀疑人真的是有灵魂的，医生翻开他的眼皮，用一个手电照了一下，然后说瞳孔散开了，已经死了。过了不知道多久，哥哥拉我跪在床前说他保证会好好照顾家人，保证他和妹妹会有出息。这时候我爸眼角的鱼尾纹明显皱起来了，神情很愉快。我赶快跟妈妈说：你看！爸爸笑了。她说是，是笑了。
我想那大概是痛木了，木得很厉害，许多年后那种痛才慢慢反应过来。但还是痛得不太真切。我记得的最后一个笑容，是和他两个人在家里的小方桌前安安静静地吃饭，小桌子上方挂着的他的挂着白花的遗像。他忽然停下来，望向我很久，慢慢展开一个笑容，像放慢的电影一样慢，又像石子投入湖心的涟漪一样自然。慢慢伸出手，弯起食指在我下巴左边轻轻蹭了一下，那一点余温还很真切。这是时空错乱的记忆。真相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谈起他的时候眉飞色舞就像他从来都在我身边，还会在每次我回家的时候把我端起来看看轻了还是重了，端完以后自然要捏捏我胳膊说：“都是肉，都是肉。”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怕。当时他吐了血，我拿了一个杯子过来接他吐出的血。他费力地支撑起他的头，一点也没有吐到杯子外面。然后再躺下，手利索地一挥，沙哑地说：
就算妈妈哭的时候我也不敢动，我都是不动声色地坐在一边，抓着椅子的扶手，无情无义地说：别多想了。
不要怕。
我一直没有勇气写一写他，因为我一直没有好好哭过一场。就算跟妈妈谈论的时候也会一起笑着，猜猜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他会是什么反应。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坚强一些，有一天把失了伴、承担太多责任的孤独的妈妈搂在怀里，一起痛痛快快哭一场。把再也不提爸爸的哥哥也劝哭，让他像在被医生确定他已经死了的那个时候一样，仰头对着天空疯了一样号啕大哭。我那时没怎么哭，就是泪水迷了眼睛，我看不清他的样子。我只是不断把盖在他脸上的黄表纸拿开，把他的手扶在我脸上努力焐暖一点。
那时候他已经很多天没有说过话。
我希望我可以慢慢地定时地回忆起一些事情。在回忆里回到过去的时光。那种思念、遗憾、无法描述的痛楚如果没有出口，一直在我心里孤独地膨胀，就会像毒一样蔓延。他的死把我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他的，一部分是没有他的。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坐在他床边，妈妈熬了无数夜那一天正好回家休息片刻，叔叔趴在病房的另一张床边睡着了。
我怀着侥幸，希望他能睁开眼睛，朝我会心地无奈地笑笑。
我并不怕，我知道他和平时一样很难受，可能比平时更难受，但是我往下想不下去，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识过死亡。我认为我可以安慰他。我用一根沾湿的棉棒擦擦他的牙齿，润一下他的嘴唇，还摸了摸他的脸。就那么坐着。病房很安静，阳光不错，一切正常。
在玻璃棺里的爸爸我只看到一眼，他们就把我拖得远远的了，大概是怕我会扑上去。其实我不想再看，那里面的人瘦得可怕，穿着可笑的唐装显得脑袋格外小，颧骨上还涂了红色的胭脂。这一眼使得痛苦突然炸开了，实在太大太剧烈以至于奇怪地模糊成一团。于是我就呆在那里，远远望着他。
后来医生过来例行询查，看了他一眼，摇摇头说：“通知家属吧。”
追悼会要由成了年的儿子致辞，不知道22岁的哥哥怎么撑住的。他也许觉得家里最大的男人没有了，他要拿出坚强的样子。他穿着麻布的孝衣，僵直平静地念一份答谢亲友的东西，我只记得最后一句：“爸爸，你走好。”
我非常疑惑，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像飞来的，看了一眼，就冲进了卫生间拼命呜咽。我很怪她，这样哭是很不吉利的。然后哥哥来了，我在那以前以后都没有见过那种惊恐的表情，眼珠凸起得要掉出来，张着嘴像一条被扔在沙滩上的鱼。他眼珠乱转，完全听不出是他的嘶哑声音，说：爸爸要死了吗？
没有经历过至爱死去的人，不会知道生命有多脆弱。之前只觉得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那时上课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火葬场的大烟囱，每当冒烟的时候，我同桌的男生看见了就嬉笑说“又死了人啦”。我只想到在火焰里灰飞烟灭的人，还有在烟囱下的尘土中哭倒一地的亲人。
然后很多人都来了，乱哄哄的。叔叔们、亲戚们、同事们，我只是坐在角落的椅子里瞪着妈妈。
他很会唱歌，还会很多种乐器，毛笔硬笔字都写得好，经常有人来拜托写请帖春联，乒乓球也打得好。个子不高，篮球打不好，就去吹规，吹得像舞蹈，有他自成一套的优美风格，是球场上运动明星以外的风景。还有交谊舞，他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交谊舞老师。如果是我爸带，国标探戈我全都会跳，如果是别人带，三步四步我都跳不好。但是他的这些本领我一样也没学会。不知道过去的时间里我都干什么去了。很小的时候，他教过我扬琴，后来他说要把琴音校准再弹，于是就撂下了，直到他再也不可能教我。
如果不是他死了，我也会记得很多伤心的事情。不失去就不懂珍惜，这是常理。我隐约记得他也曾让我伤心，但他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呀，第一次做的事情哪能什么错误都不犯呢？
每次我听蒋大为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个“地”字的时候，心就空得像被贼洗了一样。只有这一个字像我爸唱得那么好，像根刺。
我听说有的人，磨了半辈子的刀想要对付自己的爸爸，父亲是他们这一辈子最大的阴影。我很少看到一个男人和他们的爸爸相处得很好。他们对自己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的童年、少年，乃至现在，无法彻底原谅，长大以后变得温柔谦卑的父亲突然间不是对手了。这个事实被接受很难，失去抗争的生活变得更难。
他眼角也有鱼尾纹，一定也是笑得多。男人长点鱼尾纹还蛮好看的。我一向觉得我爸是个英俊的男人，尽管他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我经常得意地向别人说：“你看见我妈以为我像我妈吧？你要是看见我爸了就知道我更像我爸啦！”继续得意地说，“你们以为我唱的这歌就叫好听了？那是因为你没听过我爸唱歌！”接着举出他年轻时候在校会上唱歌哭倒全场师生的表现。别人就要恍然大悟——遗传啊遗传！
我哥哥再也不提爸爸，甚至不爱提这个词。刚知道爸爸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在江西一家电台做主持人，那天的节目他做不下去，放了一首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然后关掉话筒在直播间里痛哭。我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知道他不再听这首歌。他做电台主持前还做过电视主持。但是因为太瘦，大家都觉得哥哥不上镜。有一回我和爸爸一起看到了电视上的何炅。爸爸突然说：这个小伙子，不是比张飞还瘦吗？哥哥在江西的时候，我们家偶尔能收到那个台。爸爸常拿着收音机，把天线拉到最长，走到阳台上向各个方向对来对去，寻找那个波段。
我转头，到另一边趴着笑了笑，只是不能走过去扶他的肩膀了。在以前我也会转头不看，嫌弃他的。不过这次，是怕被人看到我流泪。
我身边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说不出口，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我不能忍受不理解死亡的人那种反应。
那个老头真好笑，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只手拿着鸡翅，另一只手端正地放在端正分开的腿上。他肯定是当过军人的，这个姿势我太熟悉了。以前我也笑过他。
他去世前还能说话那段时间，每天都叫我拿着本子，他口述一些文章叫我记下来。当时我竟然不耐烦。我怎么会蠢成那样呢？
妈最喜欢看我爸吃鱼，一块鱼头进去，一会儿干干净净的鱼骨头就从他很有型的嘴里抿出来，看得赏心悦目。这个老头吃鸡翅也很有这种明快的风格，不过嘴没我爸长得好看。
他刚开始检查出癌症，到上海做手术，他们瞒着我和哥哥。但是一直哄我去上海考试。我不想考上海的学校，死活不去。后来妈妈告诉我，有一天她回到病房，爸爸一见她就落下泪来，指指隔壁的病床说：他女儿来了。
他吃得很快，不停地在进行。虽然眼光也会向四周看，但是显然注意力是在食物上的。动作简洁肯定，不发呆，不犹豫，不会掏出手机发短信。他的头发很干净，两鬓的地方有些白了，梳得很好。不过我爸爸的头发要软一些，有光泽一些，而且他死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白发。
有一回他说，如果我还有60天能支配自己就好了，我有很多腹稿。
很久之后的某一年，去餐馆吃饭，看到有张桌子上有一个老头，坐得很端正挺拔，两腿分开，衣裳整洁。一定是当过军人的，像我爸爸一样。
他跟我说：知遇之恩不可忘。
爸爸去世很久了，至今我不知道这些信收在哪里。我不敢寻找，不敢回顾，藏在心底碰都不能碰。
他还说：我家有女初长成。
后来我出去念书，他给我写的信开头都是这样的：张春我的好孩子，好朋友……然后爸爸八页纸，妈妈八页纸。每次都超重要多一两倍的邮票才寄得出去。爸爸跟我讨论我的学习，说明一下他对我最近表现的看法和建议，最后都要重复一下他认为我是他的骄傲，安徽人民的骄傲；妈妈说一些家里的琐事，叮嘱我注意身体。我一向粗略看一遍就收起来，这种信是不能多看的。
他还说：老胡，这个女儿你没白给我生，就是我疼得太少了。
哥哥离家16岁，我离家14岁，再回家，发现爸爸和妈妈熟知了电视上所有明星的名字和各种电视剧的播出时间。他们一定有些寂寞。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爸爸。
爸爸以前很健壮，会把妈妈扛在肩头在屋子里打转转玩。他年轻的时候，人人都说他长得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小马，我长大了以后电视里放那部电影，已经微微老了的他，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地，叫我去看像不像。
曾经，当我取得一点点小得可笑的进步，就会立刻跟家人吹嘘一番。因为我可以想象我爸笑得鱼尾纹全都皱起来，指着我的信对我妈说：“小东西，小东西，还有点用是吧……”而我在遥远的地方心花怒放。
他管妈妈叫：胡同志，妈妈管他叫：大老张。
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还能不能收到这些消息。而我只能像这样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地谈论你。
上学后很害怕爸爸帮我削铅笔，因为他会把短短的铅笔芯削出四个角！他说这样一个角写钝了，还有三个可以用。他这样说的时候都很得意。我只好带着这写几个字，铅芯就会变得很圆很圆、写出来的字一团糊的铅笔去上学，怀着大难临头的预感，心里很痛苦。妈妈帮我削铅笔那就好多了，她会削成比较正常的模样。
∷哥哥和我
他很爱玩，会用二胡学人说话：张春，你吃饭了吗？我一直笑：我吃了！他又用二胡问：你吃什么啦？他还带整个大院儿的小孩上山野炊，一起挖灶，捡柴，烧火，煮饭。
哥哥和我，不算是非常亲密的兄妹。
小时候大便都是爸爸帮我擦屁股：屁股翘起来，抱着我的腿。那时候我特别爱尿床，有一次一晚上尿了七回。我打一枪换个地方，直到最后整张床都尿湿了，他就睡在尿的沼泽里，我睡在他暖和干燥的胸口上。
小时候他不喜欢我，常常揍我，寒暑假更是难过，因为大人都去上班了，只有我们俩在家。我还记得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我拿着一把杀猪刀走到他面前跟他说：我要杀了你。他机敏过人，瞬间就明白什么是我最害怕的反应：他突然活泼地摇头晃脑起来，嬉笑着说，你来呀，你来呀！我气得手脚发软，刀也拿不动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反抗，再次以失败告终。
记忆总是温暖的。
但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崇拜他，小3岁的妹妹，天生就崇拜哥哥。他是镇子里远近闻名的神童和小大人。4岁直接上二年级，二年级就当大队长，开校会要站上小板凳，他才能够得着桌子上的话筒。4岁就和爸爸一起上台说相声，6岁在陌生的大城市里迷路，他冷静沉着地问着路自己找到妈妈。
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看看我爸的相片，跟他会心一笑：妈不懂。
我非常希望他带我一起玩。他发明了一个游戏，叫“妈妈接旨”，就是举着一块搓衣板喊妈妈接旨，然后说一大段半文半白、表扬妈妈的话。我就是那个跟在传圣旨的大官后面的、笑得前仰后合的小太监。
“你爸害你一生。但你也是活该。”她愤愤地这样总结道。
爸爸和妈妈吵架，问我们说，他们要离婚我们要跟谁？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哥哥说：我们谁也不跟！我带着妹妹去流浪！我立刻应和：对！我跟哥哥去流浪！心里隐隐觉得，如果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们了，可以和哥哥一起流浪好像也不错。
某一天，妈妈慌慌张张地丢下手里的活计飞跑到门外：果然，我和爸爸出现在家门口。我见到她就搂着她，发了三天高烧不松手，不许她躺下不许坐下，那几天她抱着我，只能斜倚在床边打个瞌睡，哪怕搂得不够紧我也会没命地哭。
他还发明了制作粉笔的方法，把大院儿里一种紫色的黏土挖出来，砸碎，用一块破蚊帐筛出最细的粉末用水和匀，然后搓成粉笔形状的泥条，放在煤球炉子下面掏灰的洞里面烘干，就会变成可以写字的粉笔。他把这些麻烦的工作交给我，我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做了一大堆，去向他讨好，他却已经不玩了。
这二十天的时间，没有电话没有通讯，妈妈联系不到我们，人在哪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急得半疯了。
他还发明了“录音机”的游戏。妈妈给我们俩一人一筒圆饼干。我舍不得吃，一直在舔第一块。他则立刻就吃光了，然后跟我说我们来玩录音机吧！怎么玩呢？就是假装他是一个录音机，饼干就假装是磁带。只要把饼干塞在他弄得扁扁的嘴里，按一下假装是开关的鼻子，他就会哼哼唧唧地唱歌。如果再塞一块，表示磁带翻面儿，他还会倒着唱呢！等我把自己的饼干全部都塞完，还在遗憾没有更多的磁带可以玩了。
我当时的样子，用妈妈的话说，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那是一个夏天，到上海时天气热，爸爸在树荫下把衬衫垫着我放地上，用手给我扇风。许多人来围观，指指点点，啧啧叹息：这个瘦子男的，带着孩子来逃荒。
就算是他用烟盒里的锡纸包着自己的屁，然后用胳膊夹住我的头，逼我闻他的屁时，我一边哭着挣扎，一边还是觉得用锡纸包屁，真是好聪明。
总之，我爸爸从午觉中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了根麻绳把我拴在船舱上。船上的人们只有锅巴吃，我吃用锅巴泡的水，一共二十天。（所以养孩子也不难，系个绳子拴阳台上，撒点米就行了。）
他还用废灯泡里面的玻璃芯加上鞭炮拆出来的火药做了一些小炮弹，用铁夹子固定，轰一只大蚂蚱。引信一点，那个炮弹玻璃四溅，蚂蚱还没死，我们俩脸上手上全都是血口子。数了数他的比我的多，就想，他还是很爱我的，他的位置比我的更危险。他威胁我说不许告诉爸妈，不然打死。简直好笑，怎么可能跟爸妈讲，讲了，你以后就不跟我玩了。
苏州杭州上海，乘一艘很小的驳壳船。爸爸在舱里睡觉，我自己到处爬。爬到船舱外，船沿只有一尺来宽。大江上风浪阴沉，不知道渺小的我趴在船边，望着漆黑浩渺的江水在想些什么？
他对我的折磨罄竹难书。莫名其妙地挨打就不说了，叫我张狗，死狗，也不说了。我有一个橡胶的洋娃娃，是当成亲生孩子来照顾的。坐着怕她累，冬天怕她冷。为她梳头做衣服，还为她做了摇篮。上学的时候把她放在我的被窝里，被子掖得好好的，生怕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着凉感冒。但是他想折磨我的时候，就把她的头拧下来，哈哈大笑着一脚踢飞。我知道求他没有用，也哭不出来，那个情景对我来说，是无法言喻的惊悚和残酷。那个时候我真的恨透了他。
那是一个漆黑的夏夜，我们先上竹筏，渡到小船上，再经过一片更黑的护堤柳林，上到驳壳船。1983年长江发大水，江水荡漾，深不可测，几艘孤单的船停在柳林边。妈妈在后面喊：毛，毛，妈妈走了啊？毛，毛，漆黑啊。她已经后悔了，希望我稍作反抗，就把我抱回家。我却沉默着，沉默着，一言不发头也不回地任我爸带我踏上叵测的旅途。
长大以后才知道，因为我一出生，妈妈顾不上照看他，而爸爸又很贪玩，带小孩的事情做得很少。也不管他了。神童就是能很快明白，灾难的根源就是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臭烘烘的小孩。
一岁的时候刚断奶，爸爸要跟着跑船的四叔出去玩，妈妈不同意。就威胁他：去玩要把女儿带着。本想着带一个刚断奶的娃娃，爸爸肯定就放弃了。但我那夏天四点钟溜起床、穿棉袄偷学滑旱冰的贪玩爸爸，当场就答应了。
我小时候曾经到大院儿的墙上写粉笔字骂他：张飞大王八。因为实在太害怕被他知道是我写的，不惜又在旁边写上“张春大王八”。我真是太机智，他果然一直没有发现。
我妈说我本来应该生得更泼皮些。
我到底爱不爱他呢，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了答案。大概不到10岁时，我得知一个传说：吃耳屎会把人毒哑。我收集了一些耳屎，准备给他下毒，但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的、审慎的思考，并没有那样做。
∷爸爸
做这个决定的时刻，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尽管前几年我知道了那是扯淡，但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时候，拍拍小时候的自己，对她说：你做得对，为你骄傲，你在不到10岁时，就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正确选择。每当我为自己的冷漠而惊心时，我就想起自己可以这样爱那个用整个童年憎恨和畏惧的人，就有所放松。
千言万语变成两个字：幸会。
人们都说金色童年，但我的童年和少年大都笼罩于忧虑、恐惧和察言观色中。谁也不能说那是无忧无虑的。我初中他高中时，我们在同一个学校，我非常怕他，在学校里远远看到他就汗毛倒竖地躲起来，暗叫：完了完了！我哥来了！
她一直喜欢看我写的作文。要出一本书了，我想对她说的话，想了很久终于想好。
而整个过去的人生中，第一个最为灿烂，专注，像一个小孩的时间，是在我初中毕业去外地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他。出生于节俭家庭的小孩，第一次手上有了一些零花钱，课业又很轻松，独立地交了一些自己的朋友。我终于有了一些空间自己成长，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得以稍作思考了。虽然他也在那个地方读大学，但由于分离他似乎变得喜欢我多了一点。他听说宿舍的人欺负我了（我就是一直被同学欺负的那一类人），脸色阴沉地来找我，眼睛里面血红。我跟他讲，事情已经过去了。他点点头回去。一共只说了两三句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怀里揣着刀子去的。
她平静地望着前方，均匀地走着路，因为那样认真而仔细，显出协调而动人的姿态。我望着她，因为发觉自己突然涌出的热泪，不得不把头转向海的方向。
还有一天宿舍快锁门了他来找我，带我去学校后面吃小龙虾。违反校规我有点害怕，他说：没有逃过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就是那一回，他问我：妹妹你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都可以吧。他说：不管我是亿万富翁还是要饭的，你都是我妹妹对吧！
今年3月，她到厦门来看我，我们去海边散步。妈妈说，她以前不是很会走路，现在因为腿脚没有以前好，反而领悟到一些事情，变得很会走路了，她说：“要把手甩开，专心致志，不要突然的快，也不要突然的慢，好好的呼吸。要这样，一脚一脚地走，走多远也不会累。一脚一脚地走就可以了。”
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周围的人喝酒猜拳，BB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路上的霓虹灯闪个不停。那是多年来屈指可数的几个煽情的瞬间。
和妈妈分开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她。种的薄荷也想她，只要妈妈在，它们就都卖力地发着新叶，很快就长成绿绿的一丛，妈妈一走，它们就在很快的时间内枯萎下去。我为它们翻土、浇水、施肥，希望它们恢复生机。做这样的事情时，每一步都好像听见妈妈就在旁边，叮嘱这个，叮嘱那个。好像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种薄荷，只是为了想一会儿妈妈。
有那么几次，他骑车载我一起去学校，在后座他看不见我的地方，我神气活现地仰着头希望每个人都能看见。但，一跳下车，我立刻拉长脸，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怕被他知道我喜欢这样，就再也不让我坐他的自行车。
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像很多妈妈那样，说她怀我的时候吃了什么什么苦、落下什么什么病之类。她总说我是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要的宝贝孩子。她轻巧地说：生命是瓜熟蒂落的事。给了我很深切的安慰。我想也许我没有什么问题，也许我不是个麻烦，我只是太年轻了有些事情还没搞明白，也许我的孩子会快乐。
十多岁的某一年，我偷偷喜欢一个男孩，怀着“早恋”巨大的罪恶感，跟哥哥讲。可能是深夜两三点吧？他把我搂在怀里说：要是真喜欢就谈个恋爱嘛。我大哭，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吼着成长的委屈。但这个故事的后来，并没有电影里那么棒。过了几天，他打听了一番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是什么眼光，人人都说他名声很差！我想，你为什么要听别人说呢，为什么不听我说呢。但我不敢说出口，不能忍受让他更加失望的假设。
我想自言自语的人心里是不是很孤寂。对于她的忙碌，我不敢心酸，怕辜负她的聪明和心意。
他最后一次揍我，是在我16岁那年。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下，一言不合，仍然是劈头盖脸的一个大耳光。羞辱甚至退到了其次，被失望淹没了。已经处于青春期少女的我，对于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有了巨大的失望。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可以被轻易侮辱，却毫无反抗的能力。无从证明，为何仍然不放弃要他爱我，接受我的希望。
她有一回跟我的好朋友提到，我从来不当她的面为爸爸的去世哭，她很不放心。我有时会想，不知道她充实和快乐的样子，会不会是做给我看的。那一年我回家，破例起了个早，发现她在阳台上对她养的鸡说话：你看看你，吃你自己的那些啊，干吗要抢她的啊。
这无数次试探和无数次失望，对我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尤其在与异性相处中，在我感到不适时，很难做出有力的反抗，而是被害怕笼罩，让我在抗拒和争取之间，轻易地选择逃避。而在逃避的同时，将底线降得非常非常低：只要不引起注意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尊重。我有把握了解女孩，我知道女孩能感受到的，所有类型的失败，却感觉异性是一种极为叵测，并且本性残忍的物种。
我总觉得她是个很有智慧很大气的女人，爸爸去世后她并没有沉溺于悲伤，使我更加彷徨，却告诉我生命是自己的，不管遇见什么事情都要活得快快乐乐。她六十多了，还在忙来忙去，觉得自己还能做很多事情，还希望能为我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又过了几年，这个恐惧得到印证。我和一个混黑社会的男孩子谈恋爱（是的，我青春期有黑社会情结，喜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小混混），那个男孩傻逼兮兮的居然给我哥写了封狗屁不通的邮件，大意是我要跟你妹妹谈恋爱，要打要杀请随便。
妈渐渐老了，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
我哥没有回复他，而是直接给我发了几个字：
有这样的榜样在前，善待生命的决定也越来越清晰。我只能说，愿我不虚此行，所有的期待都有回音。更愿她承受的，疼痛的，爱着的我，让她的生活更有意义。
你不配做我的妹妹。
还能说什么呢，自责都是一种虚荣而已。
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哥的邮箱呢，肯定是我告诉他的。收到这个答案后，我为自己曾怀有希望感到厌恶。真的应当以我为耻，脱离关系吗？我再次决心要远离他。
我竟然让妈妈经受过那样的煎熬，忍了十年之后，终于在我面前红了一下眼睛。在那之前我没有写过小说，在那之后也不再写了。
我不知道他爱不爱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坐火车出门，车站临时宣布要改车。也就是说原来买的坐票都不算数，要座位就要抢了。他听完一言不发，抓起所有的行李拔腿就跑，仗着腿长，像跨栏一样跨过候车室的椅子。我想也没想立刻跟着跑，虽然跨不过椅子，却可以跨过椅子之间的缝隙。我们已经上了火车坐到了座位，所有候车的人都还沿着通道的长队往门口挤。他说他本来想自己先跑上去占座再来叫我，回头一看，我居然紧紧跟在他身后。他为此大感快慰，说再也不担心我在外面会有事。在那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会担心我。我想，原来自己也是有一些能力的！和他有着一样的敏捷沉着，都对危机保持着警惕。更让人振奋的是，原来他是担心我的。
她在觉得“这孩子大概活不成了”的心情中，说出那种话，是怎么做到的呢？她是怎样看着我吃饭，睡觉，坐在电脑前。我说话的时候她该怎么应对，沉默的时候她怎么和我相处？她是不是不眠不休地留意着我的一举一动，在忍受着即将失去我的巨大惊慌时，仍然在工作，煮饭，吃饭，保持健康和镇静。她是不是也做好了失去我的准备，在她的身躯里，心是不是已经碎成了渣。
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不向往恋爱的少女。甚至不太像个女孩。我和朋友路过篮球场，一只篮球从她所在的左边向我们飞来。我不假思索，左手将她一把搂到一边，并伸出右拳把篮球打飞。她被我帅得惊呆了。我也惊呆了。我剪着很短的头发，拖着比自己还重的行李到处跑，跟骗子流氓斗智斗勇，认真读书学习，交朋友变漂亮，努力去经历果断勇敢的人生，挥舞着双手赶走害怕的东西，假装头顶上只有一大片望不到边际的蓝天。
我还自以为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当时觉得她也没怎么当回事。
我渐渐长大，暗暗计划着做一个有力的人。一次，因为一个记不清的争执，我气得浑身发抖，尽管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仍然鼓起勇气，端起一锅粥走到他面前，泼到他身上，然后赶紧跑了。这时我已经快30岁。
我又回忆了一下当时她看到的反应，她当时笑笑开了个玩笑：“你们小艺术家啊，还是少写这种东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
奇怪，小时候怎么从来没想到这么做呢？知道要挨打，怎么不赶紧跑呢？打不过总可以跑，就算跑不过，也总可以逃掉几次吧？是因为懦弱而愚蠢呢，还是因为愚蠢而懦弱？
有一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在一个挺糟糕的情况下，这些小说是个发泄，灰暗消极。十几年后，我妈妈突然提起那两篇小说。她说，“当时我想，这孩子应该活不成了。”就停住，然后眼睛红了。
在我还没有现在这样，开始尽可能诚实生活的时候，似乎一直在尽量远离他。童年时总想离家出走，幻想等他老了我才回来，接受他悔恨的泪。后来我果然走了，越走越远，千里迢迢。我所选择的生活、结交的朋友、恋爱的对象，都尽可能地和他的标准不同。我们一年只见一两次面，甚至连网上也几乎不联系。某年端午节他突然打电话祝我节日快乐。我吓得不轻，一直盘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最后挂电话时，我们俩都精疲力尽，狼狈不堪。
有些事后来我知道了，有些事，可能我永远也不知道。
在事业方面，我似乎在尽量地接近他的希望。中专毕业要面临就业和考学，我问他：如果考上美院会怎么样？当时我们那个市还没有上央美的人。他神情震撼，望着地面说：考上美院，那你就是画家了啊。于是我被那个让他震撼的目标激励着，就去考美院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
中间吃了很多苦头，终于收到美院通知书时，他攥着我的通知书，准备上街去裸奔。虽然后来被阻止了，但他还是在那天喝得酩酊大醉。醉到不带一丝烟火气地出溜到桌子底下躺着，桌子上面那些我宴请的老师们，还没怎么喝开。
半年后，我站了起来，回到北京去读书。
但这一幕我不曾感到动人。我不知道自己对他不带条件的感情，能否反过来想。如果我考不上，或考上了也没当上画家，没有成为有成就的人，他会收回给我的赞扬吗？
在北京治疗三个月后，连医生都不怎么搭理我了，说住院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一步路也不能走，她就背着我，从北京跋涉两千公里，的士、火车、小巴、大巴、三轮摩托车、板车，把我弄回家。她到处寻访奇怪的方子和疗法，又把我背去各种奇怪的地方治疗。最后，她自己研究医书，研究疗法，自己试药开药，在自己身上试针，给我打针。她甚至琢磨出了一套按摩的手法，能准确地摸出我任何地方的疼痛，并说出疼痛的程度。
又过了很多年，我算了算其间有六年的时间，我根本就没画过画，一直在和美术毫无关系的行当里工作。在最低落的时期我甚至告诉自己：你根本就不喜欢画画，你没有做过一件诚实的事，你只是在反抗着一些虚无的东西。
我的同学告诉我，遇见妈妈在空旷的操场上独自痛哭。那是爸爸刚去世一年，这个家庭还没从沉重的打击里恢复，就接踵而至灭顶之灾。这一切又落到了妈妈的身上。若换个人做我妈妈，也许我们就都活不下来了。
直到去年我患上抑郁症，回家休息并渐渐康复，又重新开始画画了，我意识到，自己是喜欢画画的。他端着我的画，由衷地说，画得真好。是的，我知道那是由衷的。因为我相信了自己，就相信了他。临走头一天晚上，他拍拍我说：张狗，保住狗命，无所畏惧。
那些日子，宿舍里有六个女生，我俩就睡在我们宿舍的小床上。上铺的女孩一米七六，上上下下晃得很厉害。我又很疼，只在凌晨能睡一小会儿。妈妈为了让我睡好一点，总是蜷在最小最小的角落里，而且很早就起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到底几点起床的。
有一个时期，我觉得他就像家里的阎王。特别是喊他起床。他以前可以一口气睡几十个小时，并且睡得六亲不认，如果强行喊他，就会像疯狗一样暴跳如雷。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因为起床这种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和亲人搏斗，并且不惜对着家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发狂嘶吼。等后来我患上抑郁症时才理解。当你抑郁时生无可恋，全世界都是敌人。不能躺在床上就只能去死了。只是他少年时我们都不知道抑郁症这个东西，一直在用散漫任性来责备他，让他的日子加倍难过。他的暴躁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保护了他，在他对自己无可奈何时，用彻底的自私抵抗所有不能接受的东西，无论对错。我猜想他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抑郁症。直到我亲自经历时，这些疑惑才慢慢解开。
病久久没有确诊，我除了不能走，连手指都没有力气了，喝水都握不住杯子。医生也没建议住院，现在想想，当时家里也没有钱可能也是个原因。爸爸才刚病逝一年，当时为了给爸爸看病已经卖掉了家里的一处房子。
我和妈妈还有哥哥说起这童年阴影，就要埋怨一会儿爸爸。生活里有这样的遗憾，总得怪点谁。我们互相责怪过以后，就一起怪爸爸。爸爸已经去世了，“谁不在就说谁坏话”，这就是八卦的真谛吧。
当时在北京看病太难了，中日友好医院80多岁的老专家，半个月出诊一次。每次排队要排四五个小时。我连躺着都没有力气，还要坐在人山人海的地方候诊。妈妈的心应该已经被烧焦了吧。她摸着我因为打了很多针而布满淤青的手轻轻说：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神仙，能把你的病摘下来放我身上。
爸爸去世那一年，他在另一个省份的某个电台做电台主持人。他在节目里放了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然后关掉麦克风在直播间痛哭。我正在考大学，猛然间觉得命运之轮朝我滚滚而来，碾轧着我全部的精神。除了立在原地茫然等待，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两个敏感的年轻人张口结舌，仿佛被捞上岸扔在沙堆里的鱼，眼珠乱转，空洞无物。他问我：爸爸死了吗？你才19岁，你真可怜。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好，也许会瘫痪或者死掉。她就背着我，一家一家医院去看。
该怎么谈论失去父亲的伤痛？这个世界真实的规律是怎么样的？那些神秘的发生，有答案吗？何时，何地，才能被我们找到。所幸我们有两个人，即使我们仍然无法互相陈述，仍然知道世上至少有一个人明白这一切。在被命运一次次碾轧时，才意识到我们的痛苦是交叉的。
她说莫哭莫哭，我说你先等一下，我还想再哭一会儿。
有一次我和哥哥说话，然后各自发呆。过了好几分钟，他突然自言自语说“寇珠”。而这个时刻，我竟然也正想到寇珠。我几乎正要开口说出这两个字，他就说出声被我听见。寇珠是电视剧《包青天——狸猫换太子》里的一个宫女。我们之前聊的事情跟这个电视剧没有半点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思绪乱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但是那一刻我们俩的速度、频率、思路完全一致，然后在同一时刻，想到了寇珠这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这件事让我很震惊，觉得血缘真的很神奇。
她一进来站在门口，我说，妈。就哭了。
还有一次他问我，如果他处于一个受胁迫的情况，不能对我说话，做手势，任何事，我只看他神情眼神，能不能观察出那种状况。我想了想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尽管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非常少，但是那种默契似乎是存在于血里，距离和时间无法阻隔。
命运是猜想不透的。爸爸去世一年后，我刚考上大学，突然也卧床不起。我生病已经一个月了，但我不知道有多么严重，一直跟她说没事没事。妈妈还是来了，等她推门走进我宿舍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
他为我做的事很少，但想为我做的事情很多。他在我婚礼的前一天拍着新郎的肩膀说：你对我妹好一点……这个妹妹……我很看重……然后嚎啕大哭，再也说不下去了。
爸爸终究还是因为癌症去世了。她规定自己每天痛哭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要振作起来。因为她的两个孩子都还小，她不能倒。
我从没想过，如果妈妈只生了我一个会怎么样，如果我是个独生女会是什么模样。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件事无法列一个清单，上面写上好处和坏处，对比着去考虑。有一个这样的哥哥，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剥离他去假设什么事情，就相当于去编造另一个人的故事。理性能说明的事情非常有限，这是我对这种命运的看法。
疯狂辗转在全国各地考美院的那些年，她曾经来到北京看我。后来爸爸病倒了，妈妈去陪护，我却并不知道这些事。在我最后考试前后、爸爸大手术的时候，不眠不休地陪护四十天回来，她竟然还胖了些。她说虽然没怎么睡觉，但是爸爸吃剩下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她都搅一搅全部吃掉。受不了的时候，就自己跑到厕所里去哭一场。她说：要疯掉还不容易吗？我要是撒手疯了，还有谁能像这样照顾他，我两个孩子又怎么办？
我从未用年龄，容貌，事业，家庭这些标尺去衡量我的哥哥。他在我眼中永远会是那个挣扎着成长的少年。或许在别人看来，我们很不一样。但实际上深藏于内心的温柔、脆弱、冷漠，是非常接近的。我们远隔千里，各自独立，但是命运交织着从来没有疏远过。有时候在我的里面看见他，有时候在他的里面看见我。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那我和哥哥的血，就是这两条河里流着的，相同的水。各自奔流，去向难测，但河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永远可以轻易辨认出来。甚至连相互失望的时刻，都是这样：那条河，也是我的河；对彼此的厌恶，就是对自己的厌恶；对彼此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
她也曾经很粗心，小时候上学，爸妈很少接送我，下雨也一样不接。但是家里的伞都是长柄的大黑伞，我个子很矮，不喜欢带那种大伞，所以经常淋雨。过了十几年，我随便抱怨了一下这件事，她后来几次跟我说：“那时候我怎么就那么蠢，不知道给你买把小伞呢？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你也要原谅我们啊。”又一次回家，她给我买了把最轻便的小花伞，叠起来像个小棍子。这时我已经30岁了。
我不肯告诉他，我希望他向我道个歉。我也知道他非常悔恨。悔恨到了无法跟我说一个“对不起”的程度。
当时十几岁的我，拼尽全力准备跟妈妈大干一场，她却在盛怒之时，告诉我她的软弱，她需要我。那个不懂事的少年，终于意识到了一点自己该为成长负起的责任。
可是，命运的河，流淌到了现在。
她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我们大人有时候也心情不好，你看看还珠格格里的小燕子，她总是逗皇阿玛高兴，你就不能也哄哄我吗？”
他刚刚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小名叫张小好。张小好有一半的特征像哥哥，也就有点像我。她好奇地看着我，这个还很陌生的姑姑。我却像早已交谈过似的，将她抱个喜欢的满怀。我突然觉得我和哥哥一下就讲和了，我个人的所有困难都突然隐退，内心深处存放着“永远不会原谅他”的那个空洞，突然被那个粉红色的小宝宝填满。
我们之间，也不都是美好时光。青春期叛逆时，我跟她争吵，说出操蛋的话：“等我长大了，还了你们的钱，我就再也不欠你们了！”
有一回好好生病，嫂子着急地打电话给哥哥。哥哥在日记里写：“好好，我接到你妈妈的电话时，正得意洋洋地骑着电动车去上班。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爸爸我，不是从来都不管别人，别人也管不了我吗？这样浑身是刺的一个小子，怎么突然就成了你们娘儿俩的依靠呢？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了要一个小孩。现在我知道，就是当我怕死的时候，就准备好了。”我在千里之外读到这一段，跌在椅子里久久说不出话。这种温柔是那样陌生，但又好像我早就知道它会在那里，一直都在。我明白了一点事情：无论走多少弯路，怎样回旋倒退，有多少深藏在心里的挣扎，但天性始终引领着我们前行。
我14岁第一次出家门，要去外地念书，惶惶不安。自己收拾行李也不知道收拾得好不好，请她来看，她随便看了一眼说：很好！我都收不了这么好！这是我的成长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她和3岁的小表弟一起看《天堂电影院》，少年在少女窗下苦等而窗户不开。弟弟问我妈：她为什么不开窗户啊？我妈懒得解释，说：她怕他用弹弓打她！到最后那个许多拥吻串起来的镜头时，她也和我一样热泪盈眶。
上次回家，我给张小好唱《摇篮曲》。很奇怪，张小好特别喜欢听那首歌，一边听，一边手乱划，脚乱蹬，咯咯笑个不停。那些婴儿的笑声就像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轻易荡平世间的芥蒂，你会突然鼓起勇气，不去担心要承受多少挫折和深情。
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收到情书，非常忧心。试探地拿给妈妈看。妈妈仔细看完，然后喜滋滋地叠起来还给我说：青春真好，还有人写情书哪。我后来听说很多女孩子不再对妈妈说心事，就是从第一封情书开始。而我却松了一口气，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和她说的了。
我哥拿手机在一边录像。我唱着唱着，就不敢再抬头。因为我知道他在呜咽，不出声地哭得浑身哆嗦。他看着我长大，我也看着他长大。
在阳台上种东西，她觉得需要比较肥的土，就用铁钉、肉皮、鸡蛋壳、烂菜叶，各种各样的东西沤烂，来分别制作她要的土。一尺高的一株茉莉，开出几百朵花数都数不清。一株茄子秧结八个大茄子，阳台上种的菜而已，长的菜居然全家人吃不完。后来去大院里开荒种菜，她觉得挑水麻烦，一个人敲敲看看，竟然自己在菜地里挖出了一口井。
那个时刻，我隐隐理解了为什么妈妈会生两个孩子，或许比妈妈本人的理解还要多。甚至觉得理解了人类繁衍的意义。也许就是这些存在于普通人之间的，细密的悲欣交集。这个世界，似乎正是因为构成得并不完美，才这样值得一活。而所有的救赎，就是无条件地爱自己，爱别人。爱一个粉红色的婴儿，爱自己曾不断反抗的哥哥，并且无惧地生活下去。
她缝袜子，发明了天衣无缝针法，从里面缝，用针把线横横竖竖，顺着袜子的纹路，硬是把线织成一块布，线头藏到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地方。不管多大的洞，补过以后不仅穿着不会硌脚，连看都不太看得出来。
∷在杯盖里喝茶
可能还只有不到10岁的时候，妈妈就和我说，不要让男人和你太亲密，更不要让男人碰你。洗澡上厕所，就算是爸爸和哥哥也不能看。读到小学四年级，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小女孩看天上的飞机，追着它一直跑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山头。一个20多岁的男人来和我们说话，然后挨个儿抱我们，说要看看有多重。我看到他抱起一个女孩，撩起了她的衣服，突然觉得不对，灵光一闪，大喊一声：我们快跑！我们就这样跑掉了。很难想象如果妈妈没有早早地告诉我那些重要的东西，当时会发生什么事。
过年去了爷爷家荒废的老屋，外公帮爷爷家打的门窗也都被贼卸下来偷光了。
还有一次，在家里看《哪吒闹海》，看到哪吒自杀的时候时间到了，我只好一边伤心地大哭，一边去上学。然后远远传来我妈妈的声音，她在后面边跑边喊：“哪吒没有死——被他师傅救活了——不要哭了！”她追了起码二百米。
小时候觉得爷爷家太大了，他们惹我生气，能在各屋之间躲一整天。我缩在某个地方能听见爸爸拉开一个个抽屉和火柴盒，问：在不在这儿？在不在这儿？等我笑出声来他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上了小学还会尿床尿裤子。妈妈怕我自卑，往床上泼了点水，说，你看，大人有时候也会尿床。
爷爷的卧室在一楼，他总是靠在藤椅上，端着一杯茶叫我：唱个茅厕里的姑娘给我听听？我就急得要哭，说：是阿里山的姑娘呀！
我们小孩子吃手指，把手指甲都啃坏了。她就给我和哥哥在胸前吊了一粒甘草片。因为甘草比手指头好吃，所以我们就不吃手指头了。我4岁的时候，看到我和其他小孩子在高楼外的屋檐上追跑嬉闹，极度危险。她也没有打我骂我，去买了个大西瓜，带我们站到那个楼顶，然后把西瓜扔下去。叫我看：你看，摔下去就是那个样子。
想起他总是想起喝茶。
她本职的业务也顶呱呱，到现在已经60多岁，对数字依然非常敏感，家里每月每年的收支，都能心算精确到个位数。
爷爷喜欢喝浓茶，他总是用一个玻璃大杯子泡茶，里面有大半杯都是茶叶。他杯子里的水非常苦。所以我爬上他的大藤椅，坐在他腿上要水喝的时候，他总是用杯子盖给我倒一点，吹一吹。因为水少，就没那么苦了。吹一吹，也不烫了。我就摇着脑袋挤眉弄眼地说“好苦好苦”，然后说：还要喝一点茶……他就给我再倒一杯盖。想起来总是觉得：啊，心满意足。
她常哀叹为什么我长得这样弱不禁风。“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一只手能拎半边猪。”她总是这样说。既杀猪，也去屠凳上卖肉。后来念书读到北京某某百货有个全国模范售货员，卖糖果不用称，一掂就知道多重。我还想，这很稀奇吗？我妈下刀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刀要割下多重的肉了。
爷爷膝下全是儿子，儿子们又都是生儿子，只有我一个孙女。听过他唱歌的大概只有我一个，那还是首情歌，他教我唱来着，歌词是这样的：对面山上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乡，回家乡……
她年轻的时候成为一名会计，在食品站工作。那个年代的屠夫看不起坐办公室的臭老九，男人看不起女人，双重歧视。我妈妈一个不服，就学会了杀猪。一个20来岁的女孩，穿着黑色的皮围裙，按倒一头猪，干脆利落地手起刀落，想想真是很酷。后来我妈走到哪儿，那帮屠夫叔叔们就跟到哪，拜她是老大。后来我妈妈结婚生孩子，叔叔们也都很疼我。
他是一个小镇的镇长，也并不爱吟诗作赋，舞文弄墨，总是穿着白色的老头背心或蓝色的中山装坐在藤椅上，想必从来不会给人什么浪漫的印象。可是他曾领着我到后院，从十几棵光秃秃的橘子树上，找到唯一的一个小小的青橘子指给我看，说：张春，你看，今年结了一个橘子。
我妈妈小时候就迷上看小说，整天闷在书里，剥玉米这样的活计都不会。但妈妈会给她的朋友们讲书，哄一大帮人到家里来，听她讲书，不知不觉地帮她剥完所有的玉米。
爷爷家的后院其实有快一亩。以前种着橘子树、毛桃树、泡桐树、竹子，还有一片菜地。现在全部长满了细竹子走不进去。
说佩珍阿姨年轻的时候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跳皮筋上下翻飞。佩珍阿姨最会玩那些女孩的玩意儿，抓子，踢毽子，跳橡皮筋。
他家院子里还有许多松树，到了夏天就有油脂沿着树干流下来，慢慢凝结成一块。那些是不是就是松香了？或者琥珀？总之，我就把那些黄莹莹香喷喷的东西当成松香了。
说她们去做清明，要经过挡路的小溪，一人扛起一块石头，扔进河滩涉水而过。说她们带着锄头，有说有笑地路过爷爷家门口的土路。我后来再去爷爷家，还是会看到那样的景象：一些“青年妇女”背着锄头或骑着自行车，大声说笑着路过中学对面的那个池塘。
淌松香的时候，满院的知了都在叫。泡桐只要两年就长很高，开紫色的花，很香。细竹子是很秀气的，我那时候就知道细竹子生成一丛的样子像烟一样，很好看。
我妈说起她年轻时候的女友，都说：我们那些青年妇女。伴随着这个称呼后面的故事，是愉快的团体劳动，青年时代的往事、红润的脸，还有朗朗大笑。
在那些树上除了可以摘到松香，还能摘到整个脱下来的蝉的衣服。有许多个暑假的宁静的中午，大人们都睡了，而我在那些大树的树荫之间，听着蝉鸣寻找宝藏。松香摘了许多，要送给爸爸擦二胡的弓弦，蝉壳也拣了一大堆，在地上摆成各种姿势。玩一中午太累了，就打开吊扇，躺在竹床上睡觉。醒来的时候口水总是流满堆，脸上被竹床压出许多印子，摸上去一楞一楞的。
从那以后，小表侄一吃饭，就问：“这个菜里有辣椒没有？少放一点辣椒啊！”也从那一次以后，再也没得过扁桃体炎。但我不禁又冒了一头汗。我妈可真是个暴君。
那时候爷爷也已经睡醒，坐在藤椅上用大蒲扇扇凉风，外面的蝉还在叫个不停。我就爬到他腿上说：爷爷我要喝茶。然后伸手去够他的杯盖。
我妈得意地说：“我现在太会带小孩了。”
好像我一生下来他就那么老了，我想不出他年轻时的样子。他有6个儿子，听说生到我五叔的时候，我爷爷一听说又是个儿子，扭头就出去哭。我爸爸是老大，所有的弟弟他都带过。有一回他给五叔摇摇篮，哄他睡觉，摇着摇着突然生气，就把摇篮掀翻在地上，走了。（为什么又是五叔呢。）
“那他们可真是太信任你了。”
等我哥哥出生时，叔叔们都来瞧热闹。“又是个男孩！”据说我六叔这么嗤之以鼻。
她说：“是啊，他们都看着呢，不做声！”
儿子又生的都是儿子。我是好不容易超生来的。可是作为家里唯一的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很会撒娇，我甚至没有乳名。家里人也大都是连名带姓地喊我。爷爷带我去找那个橘子时，说的也是：“张春，你看，今年结了一个橘子。”
我说：“那姐和姐夫随你整他？”
我奶奶是远近闻名的泼辣妇女，也许就是因为没有生过女儿，她真是个一点也不温柔的奶奶。她会在夏天光着膀子喝啤酒，然后打个很长的嗝，说，我就是喜欢嗝这个气，舒服。我总是觉得很惊悚。爷爷也管不了她，视而不见。奶奶打麻将，打到不耐烦就把牌一推嘴里喊着和了和了！然后把麻将牌揉成一团，伸手要钱。这么说来我奶奶堪称赌王，因为她根本就不会输啊。我看到都是叔叔们和她打麻将，和外人打又不知道是如何。
我于是又听说一件让我满头汗的事：小表侄的嗓子天生就不好，扁桃体特别容易发炎，偏偏特别喜欢吃辣椒，一吃就病，也拦不住。终于有一回家里买了些特别辣的辣椒，大人吃一个就得喝冰水才受得了的辣椒，他一定要吃！我妈说，那你吃。他一口气吃了五个，然后辣得伸着自己的舌头，两只手轮流捋。这一回病得厉害了，扁桃体发炎，又引起发烧，一共病了半个月。
奶奶她不疼爷爷，也不疼儿子，也不疼孙子。算起来对我算好的了，至少从来没打过我。剩下所有的人都被她打过。我就亲眼见过她把爷爷从堂屋掀到院子里，然后把他的藤椅扔出去。
我妈又说：“又不是没整病过！”
我爷爷大概都不知道温柔的滋味，幸好他天性大方，从不和我奶奶计较，他并不阴郁，但也不和人亲热。他不是个含饴弄孙的爷爷，不主动伸手抱他的孙子们，也不会向儿子们示弱。只有爬到他腿上说“爷爷，我要喝茶”的时候，就是我和爷爷最亲近的时候。他小心地倒出来，我专心地看着那个杯盖变满，叮嘱说“快要满了”。然后喝一点杯盖里的茶，装模作样地说：呀，好苦的茶啊。他则握住他的杯子，询问地望着我。
我又冒了一头汗，说：“那么倔，哭坏了怎么办？”
妈妈在睡觉前会用保温杯倒一整杯热水，那个杯子保温性能不是特别好，到了第二天早上估计还剩四五十度，有一点点烫口，醒来时全喝下去。她总是说早上喝一杯这样的热水非常舒服，而那个杯子，也不怎么漂亮，但是她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有快十年了吧。
“坏了就算了！”
我很小就离开家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少。睡觉前我跑去妈妈的床边赖一会儿，就会喝一点那个杯子里的水。倒在杯盖里，喝一点。
我冒了一头汗：“那扔坏了可怎么办！”
为什么觉得就那么好喝呢。不烫也不凉，又很干净，杯子的外壁，因为用得太久变得异常光滑，握着觉得特别趁手。她装作生气，叫我再去添上，不要喝光就不管。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非常讨厌喝水的人，似乎会多喝很多水。
我妈说：“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扔出去就行了！”
有一次去学游泳，加菲教练叮嘱我，天气冷了，要带个保温的杯子喝热水。整个夏天我都没有学游泳，这样一直怨叹到冬天。加菲觉得我有她这样一位游泳教练朋友，却不会游泳，老是瞎扑腾，觉得非常不爽。我都没有交给她学费，她硬是在自己的休息日大清早，开着车到家门口来，接我去游泳馆。我说怕水太冷，她就借给我教练才能用的、能在水里保暖的鲨鱼服。回来的路上，我说正是紫荆花、羊蹄甲盛开的时候，有几条街都开满了呢，她就调转车头送我去可以看花的街。
我想讨论一下技术细节，问：“要背朝下扔吗？怎么扔才能不受伤呢？”
这样一来，我要是不好好学，太对不起她了。这个压力好可怕。虽然加菲高大美丽长发飘飘像仙女一样漂亮，到了泳池戴上泳镜，她就不笑了，眉头皱得紧紧的，语气也很严肃，显得有些严厉。刚开始我有点儿怕她。主要是怕我自己不争气，怎么也学不会，对不住人家的心意，也许以后她就讨厌我了。可是昨天她问我：你带杯子了吗？我嬉皮笑脸地说，没有，我没有保温杯呀。她就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了我。热腾腾的水里还泡了两个红枣。
我妈说：“奇怪，他自己居然都记得，他还很来劲地说——还剩一只鞋子在屋里，也给我扔出来啦！”
我冻得浑身哆嗦，赶紧收拾起来去温水里泡汤。她又将杯子添满，把全身浸没在温水里，开始对我啰嗦运动员保养的那一套。她每次都要给我讲点运动的知识，怎样观察自己新陈代谢啊、什么动作改善什么疼痛啊、吃东西注意什么之类的。昨天讲的其中一项，就是叫我喝些红枣泡的水。其实加菲是个很内向的姑娘，她说这些的时候，只是说：“我是很不耐烦专门去喝什么东西的，不过这个我自己试了，真是有用的。”
后来，他落入了我妈妈的魔掌。在他还只和桌子一样高的时候。有一回他又大哭大闹，我妈妈抓住他的手脚就把他扔到屋外去了，关上门，一次就治好了任性的毛病。
那是一个白色的秀气的保温杯，为了保温有一个中空的透明夹层。因为水热，红枣泡得有一点点烂了。红枣在里面泡过的热水，并没有甜味，但是有点儿香。不烫也不凉，喝下去终于出了一点汗。又觉得：呀！好好喝啊。我又美滋滋地将她的水喝光，突然不怕她了——就是爱我呀，我一定是值得的吧！我应该感到安全才是，又为什么要惶恐呢。
小表侄的成长经历也可以印证我妈的非凡。他一到两岁在乡下长大，被当成心尖上的肉一样疼着，他半夜哭闹，他外婆就开电视给他看，一个一岁的小孩，居然养成了半夜一点看电视的习惯，谁都拦不了。别人看他长得可爱，就来摸他头捏他脸，他就仰着头骂：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孬逼。大人们都丢人丢崩溃了。
我说，我也要买一个这样可以保温的杯子！泡红枣喝！
隔壁的蓉蓉吃饭很不乖，到处跑，她妈妈总是拿着碗和勺子跟着她，趁她不注意就塞一口，有时候也会气得打她。我家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小时候，我有一次赌气不吃饭，我妈劝说无果，就收了碗筷，并把家里吃的全部藏了起来，从此我就不赌气了。我妈说这招她是跟我外婆学的，我外婆曾经饿过她两天。眼都绿了。
回去的路上，洋紫荆的花因为下大雨掉了一地，车和行人都很少，路面虽然湿却异常干净。我捡了两朵，深紫的漂亮花瓣上沾满晶莹剔透的雨水。我们看了一会儿，加菲说：不然你画一张这个花给我，我可以夹在杯子外面那层。我嘴上雀跃地说：好呀，就画这个。心里雀跃地想着：我也爱你！
我妈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
后来我买了一个蛮好的保温杯，杯盖也可以用来喝水，保温效果也很好，大小也适合我的手，颜色也喜欢。暗自确认道：我是一个有杯子的人了。去吃早饭时，还买了红枣。
∷妈妈
我还要确认许多东西：是一个有合适棉衣的人，是一个有合适电脑的人，是一个有合适拖鞋的人。那些东西都必须与自己息息相关，难以替代。总有一天，周围的物品变得正正好，不多也不少。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这样确认，生活会变得渐渐安全，那时一切都将正好。而即使是原先已经破碎的自己，也将被一点点搭建。这时的搭建，不再是大兴土木，而是水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