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 vidrio a la mentira iluminada ...
por su ilusión; duda, y se va, piando,
（我的心闯进了虚无，
a lo infinito, que lo está engañando
就仿佛小鸟儿飞离了顽童。
De cuando en cuando, intenta una escapada
晕头转向，哆哆嗦嗦地撞进了
en la sombría sala abandonada.
那孤寂、被遗弃的阴暗地方。
de los niños, se entró, ciego y temblando,
这小鸟儿时不时地都想逃跑，
como aquel pajarillo que, volando
逃到无边无际，不想却上当受骗，幻想破灭，
Se entró mi corazón en esta nada,
它犹豫，它唧喳着离去，
三个世纪之后，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仍复如此：
从玻璃到天花乱坠的诺言……）
忽而你又傲慢地守住自己的光轮……）
人所共知，贡戈拉、克维多、托雷斯·比利亚罗埃尔[3]和卢贡内斯使用了他们之中最后一位称之为“多种多样的诗韵”的东西，但仅限于滑稽讽刺的诗作。但格伦贝格却与之相反，他勇敢而幸福地大量用于感人的诗作。例如：
忽而宁静，忽而泪水涔涔，
他砍了那非利士废料，
忽而显现，忽而高傲地隐藏不见，
为的是把他给你变成希伯来人。
你忽而信心百倍，忽而情绪低落，
他砍了那块废料，因为你是
“你感情多变，是谁常在你的心头？”
犹大·本·锡永，而不是胡安·佩雷斯[4]。
他问道，声调可怜，心里醋意酸酸：
再请看：
坐在阿特拉斯的脚下，
在一次遥远的排犹灾难，
（恩底弥翁爱上了美丽的月神，
他儿子给砍了脑袋。
ya tu epiciclo ocupas arrogante ...
一个夜晚他谈起此事，
ya te muestras serena, ya llorosa,
“他可是一个漂亮的押沙龙！”
ya sales, ya te escondes desdeñosa,
像一切重要的书籍一样，卡洛斯·M·格伦贝格的这本书也基于多种理由是一本重要的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在这个不幸的“野狼的时代、刀剑的时代”里一份值得一读、熠熠生辉的文件，而这个时代遍及本大陆（可能遍及全球）的野蛮阴影还广泛地威胁着我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准确和它的激情，它的数学性和它的火焰，是因为韵律运用熟练并能使之和谐并存以及满怀优美高雅的激情。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诗篇显示的嘲讽和洒脱的气魄。
Ya creces en mi fe, ya estás menguante,
也许，本书最为明显的错误在于，它炫耀了一些仅仅活跃在学院大词典条目里的词汇。
en tus mudanzas, ¿quién será constante？
在本世纪，除了奉承语无伦次之外，还不常恭维别的什么；在本世纪，诗歌愿意与咒语相似，诗人愿意与发烧病人或者巫师类同；然而格伦贝格却有勇气提倡一种没有神秘色彩的抒情诗。澄净清澈是以色列的习俗。让我们回忆一下海涅，让我们回忆一下在空话满天飞的十四世纪，“卡里翁的犹太人”堂塞姆·托布[5]拉比的歌谣吧……
dijo con triste voz y alma celosa:
我祝贺格伦贝格和他的读者。
enamorado de la luna hermosa,
卡洛斯·M·格伦贝格《犹太诗草》，豪·路·博尔赫斯作序，阿尔希罗波利斯出版社，一九四○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Sentado Endimión al pie de Atlante,
林一安 译
格伦贝格诗歌的韵律主张有着奇特的源头。西格马·梅林在他论诗韵的专著（《诗韵》，一八九一年）里指出，西班牙人写诗，常常滥用诸如ido，ado，oso，ente，ando等不表示什么意思的词尾。洛贝·德·维加就这样：
[1] 恐指阿根廷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其代表作《马丁·菲耶罗》的所有诗句均为八个音节。
格伦贝格，是诗人，无可混淆的是阿根廷诗人。上面这番话并不等于说他得走遍秃鹫的窝巢，或者在树商陆[2]间穿行，也不是说我们祖国愁眉不展的形象罗萨斯将军常常要读他的诗句。这番话的意思是：他用词准确，遵循句法和正音法的习惯，语气通晓明了，不像往昔和今日的西班牙诗人感叹的、大惊小怪的调调儿。
[2] 南美一种树木。
我有幸为之作序的这些诗篇向世人宣告：在一九四○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险恶世界上，当一个犹太人既光荣又痛苦。有的作家很讲究形式，但有的作家追求的是一个叫做底蕴的蹩脚然而必要的譬喻。形式主义者的典型便是贡戈拉，还有那位杂货店里的即兴诗人[1]，他接纳一切（或多或少）包含八个音节的诗句……本书无懈可击的诗篇绕开了这种惯常的做法。在这些诗里，形式就是底蕴，反之亦然。本书很多诗篇情况都是如此，如《犹太人》，如《安息日》，如《割礼》……
[3] Diego de Torres Villarroel（1694—1770），西班牙作家。其代表作《生平》（1743）用17世纪流浪汉小说的风格写成，引人入胜地描写了西班牙习俗的有趣细节。
格伦贝格在本书光彩照人的篇章里，慷慨激昂地驳斥了这个骗子和他的信徒向全世界宣扬的神话和鬼话。尽管有断头台和绞刑架，尽管有宗教裁判所式的篝火和纳粹的左轮手枪，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的勤奋滋生了这种种罪行，反犹活动总免不了成为笑柄。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比在柏林更为丢人。在德国（其文学语言是以路德遗传下来的希伯来文《圣经》的德译本为基础的），希特勒只是加剧了已有的憎恨，阿根廷的反犹活动不啻一个拙劣的翻版，而全然不知何为种族，何为历史。在拉莫斯·梅希亚令人赞赏的论著《罗萨斯和他的时代》中的一条注释里，他列举了他那个时代主要的姓氏。除了原籍巴斯克的姓氏之外，其余皆源自葡萄牙犹太人家族：佩雷拉、拉莫斯、奎多、萨恩斯·巴连特、阿塞韦多、比涅罗、弗拉格罗、比达尔、戈梅斯、平托斯、帕切科、佩雷达、罗查。
[4] 恐指Juan Pérez de Zurita（1516—1584），西班牙征服者、行政官，曾任阿根廷图库曼总督。
一八三一年前后，麦考莱，那位不偏不倚的麦考莱，即兴讲了一个幻想故事。这则故事（详细梗概可见其《散文集》第二卷）讲的是在欧洲各国对红发人施行的驱赶、行刑、监禁、流放以及凌辱等种种暴行。经过好几个血腥的世纪，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受到这种刻骨铭心虐待的受害者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有人不指责他们认为自己更亲近不管哪个外来的红发人，而不接近本区的黑人和白人。据狂热分子推论，红发人不是英国人，红发人也不会是英国人。本性禁止这么做，而经验又证实了这一点。早就预料到，迫害会改变受迫害者，制造相互之间的分裂……以后呢？麦考莱明澈如镜的寓言已经勾勒了这样一个现实：反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统治欧洲，而这里有他的仿效者。
[5] Don Sem Tob，西班牙希伯来人，生卒年不详。为14世纪有名的拉比，著有用西班牙文撰写的《道德谚语》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