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
坚定不移，
始终不渝，
信心
“一身腱子肉”的男子汉呵，
无往而不胜。
在草原上
他风尘仆仆，迎风振衣，
快马驰骋、信步遨游；
这传奇的人物，
而生命，掌握在
高乔汉子——更确切的称呼，
勇猛的双手之中。[2]
桀骜不驯！
高乔人的贫穷却拥有一份奢华：勇气。他们信奉并且继承了（塞萨尔早已明白此事）短兵器的战术；他们左肩披着斗篷——形同一面盾牌，右手直握一柄短刀，或者与人决斗，或者——如果是北方的猎虎者——与美洲虎拼搏。他们所施展的是一股义无反顾的勇气。在奇维科伊县，我就听人谈起一个高乔人为了与另一个人作一次体面的决斗而跑遍了半个省份。在时间的长河中，这类事例屡见不鲜，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夸大高乔人的凶猛——这是由于周末那刺激人的酒精在某些人身上引起的后果。埃尔南德斯那本受人推崇的《马丁·菲耶罗》以及爱德华多·古铁雷斯笔下的刀客传记，都借书中的主人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草原人的风范。实际上，那些已被萨缅托定了型的不驯的高乔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类型而已。马特雷罗——在圣尼古拉斯的庄园里人称“黑蚂蚁”、在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则号称“肯克河之虎”，还有率先袭击庄园的克利努多·门查卡，幸好都是分散活动的，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分别见诸传奇了。奥斯卡·王尔德在一则短文中向我们指出：大自然在仿效艺术。波德斯塔兄弟可能影响了豪爽的河岸人的性格的形成，或者说在土生白人的影响下，最终为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同化。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第一位歌颂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景色的作家，于一九○八年写了一首长诗《硬汉》，“无限虔诚地献给圣胡安·莫雷拉”。上个世纪末或者本世纪初，在警察局的档案中，还对那些扰乱社会秩序者的材料上注有“妄图成为莫雷拉”的指控。其实毋庸赘言的是，在所有逃亡的高乔人中间，胡安·莫雷拉声望最高，而如今则为马丁·菲耶罗所取代。
爱情、勇气、
艰苦的生活，迫使高乔人成长为骁勇之士。不过，他们的首领人物倒并不尽然如此：罗萨斯就是出了名的懦夫，在骑兵冲杀的年代，他竟热衷于不流血的骑术训练而臭名昭著。此外，高乔人中间也没有产生什么地方首领。阿蒂加斯、奥里维、古埃梅斯、洛佩斯、布斯托斯、基罗加、阿尔道、乌尔基萨，还有上面提到过的罗萨斯，他们都是庄园主，而不是雇工。在无政府状态的战争中，高乔人都各随其主。
豪放的斗士，
这也许不是出于什么迷信。我的一位温文尔雅的朋友，向一名恩特雷里奥斯的士兵询问起狼人的情况——他们常常变作狗的模样出没于周末的夜间。被问的士兵莞尔一笑地回答道：“老爷，您可别信——那是胡编的。”
潘帕斯大草原的象征，真正的男子汉，
阿斯卡苏比在他的一本书中称高乔人是为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士兵；该书还标有一个史诗式的书名：《保利诺·卢塞罗或拉普拉塔河沿岸的高乔人一边吟唱一边战斗到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其帮凶垮台》。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则在他的一本愉悦人的书中把高乔人描述为阿根廷最持重而坚忍的热情的化身；那是男子汉的情义。尔后，还可以读到善于铺陈与改编埃尔南德斯作品的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的气势恢弘的《游吟诗人》。吉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勃拉》（一九二六年）则是一派哀歌体的风韵。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感受到它们所陈述的事件，都是在最后才得以一一呈现真貌。我们历史上的田园牧歌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
半个世纪之后，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用抒情的语调，再次歌唱这一游牧者的形象：
高乔人已经逝去，然而他们仍然活在人们的血液中，活在某些或隐或现的怀旧意绪里；而在文学上，则激发着城市人的灵感。我曾在这篇序言里列举了几本书卷，我还不想忽略胡德桑[3]的著作。这位出生与成长在潘帕斯草原的作家，为了更好地感受已经流失的东西，而去寻访流放者的偏远之地。
我瞥见他们在潘帕斯大草原上追逐不驯的牛群。
《高乔人》，豪·路·博尔赫斯作序；雷内·布里摄影，何塞·路易斯·拉努萨文字说明；穆奇尼克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瞥见举世无双的高乔骑手在马上挥扔套索；
纪棠 译
我瞥见高乔汉子横越草原，
[1] 指19世纪美国开发西部，强迫印第安人往西迁徙。高乔人是南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混合血统，故有下文“远房兄弟”之说。
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水手与士兵的职业具有危险的尊严，我们的高乔人也具有这种尊严，他们跋涉于潘帕斯大草原和陡峭的山峰，苦斗于露天、蛮荒与畜群之间。已经无法判断他们的种族。作为被人忘却的当年的征服者或者移居者偶成的子孙，他们或者是印第安混血儿，有时是黑人混血儿，或者是白人。他们成为高乔人——那是命运。他们学会战胜荒漠与艰苦的艺术。他们的敌人是窥伺于不祥的地平线后面的突然袭击，还有饥渴、野兽、干旱、野火等。接踵而至的是自由运动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没有像他们的远西地区[1]的远房兄弟那样成为冒险者或者成为处女地与黄金矿脉的探索者，而是让战争卷得很远，并在大陆的陌生之地，为了也许始终未能领会的抽象的“自由”、“祖国”的概念，为了某一个口号或者一位首领，而献出了坚忍而淡泊的生命。在那些艰险跋涉的间歇期间，倒也过得逍遥自在：他们在心爱的吉他上，慢悠悠地调弦定音，吟多于唱，他们作掷骨游戏、马术比赛，在篝火旁围着轮转桌子啜饮马黛茶，为了打发时间而不是出于贪心玩“摸三张”。他们在这些方面无疑是颇有名气的。一八五六年，惠特曼写道：
[2] 《堂塞贡多·松勃拉》余音袅袅，别具风韵。一方面，有些国际性的人物前来拜访（克舍林、雷耶斯），另一方面，阿雷科地方的著名的刀客要与之评理，而他的儿子“公牛”和安德烈斯·索托则为他在文学上的荣誉而感到不安。老堂塞贡多是一个安分守法的人，他在荣誉与忧虑之中死去。——原注
一个骑手，一个跨坐在驯服的马背上傲视地面的男子汉，竟一代又一代地触动人们本能的关注——它最为显著的象征则是作骑马姿势的人物雕像。罗马早就在军事与社会领域使用过这一象征语言。谁都知道在词源学上，caballero（骑士）这个词与德文Ritter（骑士爵士）和法文chevalier（骑士）的词义相近。大不列颠诸岛文学评论界强调叶芝的诗文中的rider（骑手）一词的分量与价值。这样的骑手，在我们往昔的这一片土地就叫高乔人。但一切都已消失。只留下一派旧日的粗犷而孤独的威仪。
[3] Guillermo Enrique Hudson（1841—1922），阿根廷作家、博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