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预见到不等到暴政制度消灭，社会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并将他的名字列入最早的流亡政治家的人物谱。
4.在文学的鼎盛时期展现了自己杰出的文学才能。
作为斯图尔特·密尔的老读者，我一向同意他的原因多元论；而帕尔科斯的提纲，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言过之处，只是不够全面与深刻。据文集的编者声称，他尊重萨缅托的创作意图，然而谁都清楚，就天才的作品而言——《法昆多》显然是天才之作——意图是次要的问题。典型的范例就是《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原来只想戏仿骑士书籍，但今天我们记取的却是它的辛辣有力的讽刺。当代伟大的承诺文学作家吉卜林，在他的文学生涯终结之际，领悟到一个作家可以虚构神奇的故事，但不必深入对其寓意的理解。他回忆起斯威夫特的一桩趣事：他原想撰写一本声讨人类恶行的文章，结果留下的是一本儿童读物。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古老的论点吧：诗人是圣灵与缪斯的听写记录员。逊了色的现代神话选择了潜意识或下意识。
3.向阿根廷人提示了一个用以在斗争中廓清问题与激励斗志的理论，并且献给他们一面战斗的大旗：争取文明反对野蛮的大旗。
跟所有的“创世记”作品一样，诗歌的创作带有神秘色彩。把诗歌降低为一系列的智力运转行为，根据爱伦·坡的判断，就不是真正的诗艺，甚至于如同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这会使它蒙受偶然性的条件之害。帕尔科斯的第一个论点是“抨击罗萨斯与军事独裁制度，并进而反对智利独裁制度的代表人物”，但是单独这一点不能孕育出斯芬克司式罗萨斯的生动形象（“一半像怯懦的女人，一半像嗜血的老虎”），也不会导致前文中的祈求：“法昆多那可怕的阴影！”
2.肯定阿根廷流亡人士所进行的事业，或者说为此而借用了“萨缅托”[6]的词义并加以神圣化。
图库曼大会已过去大约三十年之久，而当年的历史还没有提供一个历史博物馆的雏形。显要的人物也都是血肉之躯，而不是大理石或青铜制品或者画像。我们曾经通过一种巧妙的调和论，把他们与其仇敌合为一体。多雷戈[7]的雕像耸立在拉瓦列广场附近；在内省的一个城市我们还看到贝龙·德·阿斯特拉达街与乌尔基萨街的十字路口：如果传说无误，那么这个贝龙是被砍头丧命的。我的父亲（一位自由思想者）当年时常谈起“教义问答”已被课堂里的历史课文所代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常用一周年、一个世纪甚至一百五十周年来计算时光的流程，而这个“一百五十周年”原是贺拉斯笔下的幽默之词，意思是“一英尺半长度”，而如今则用以为生日或忌辰作纪念活动。
1.抨击罗萨斯与军事独裁制度，并进而反对智利独裁制度的代表人物，遂成为该作品的主题思想。
除了古埃梅斯和布斯托斯将军之外（前者曾英勇地与西班牙军队作战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而后者由于在阿雷基托村的叛乱而玷污了他的军旅生涯），地方强权者对美洲的独立事业都怀有敌意，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用以统治内地各省的借口。（阿蒂加斯就禁止东岸人加入安第斯联队。）萨缅托基于他在书中所持的论点，把这些东岸人过急地都归为高乔人。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指使手下人出击打斗的地主。基罗加的父亲还是一名西班牙军官。
很多人对该书构思时所处的环境感兴趣。大约在三十五年前，阿尔韦托·帕尔科斯对于这种无疑是正当的好奇，颇为嘉许。现录他的一段提纲式的文字如下：
萨缅托树立起来的法昆多，是我们的文学上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这一伟大的作品的浪漫主义风格，自然流露地、情不自禁地与惊心动魄的事件与人物浑然一体。至于后来的乌连、卡尔卡诺等人所作的改编或者改写，则趣味索然，如同霍林希德[8]编写的《麦克白》、萨克索·格拉马蒂库斯[9]的《哈姆雷特》一样。
萨缅托知道，他的作品的结构中只出现粗俗的无名之辈是不够的，因而捕捉一个鲜明突出的形象，并借以作为野蛮的人格化。他在法昆多的身上找到这个形象，一个忧郁的《圣经》的拜读者，又是曾经高擎过带有头盖骨、胫骨和“宗教或死亡”的标语的黑色海盗旗的旗手。罗萨斯对他来说没有用处。确切地说，他不是什么强权者，也从来没有摆弄过长矛，还公然表示憾其未死。萨缅托确定了悲剧性的结局，而任何人也写不尽基罗加注定的命运：他是在过道里被人用乱枪与乱刀打死的。然而命运对于这个拉里奥哈人还算仁慈，给予他一个令人刻骨铭心之死，而且又有萨缅托为之叙事。
萨缅托的许多不朽的创作形象，都鲜明地留在阿根廷人的记忆里：法昆多、其他同代人物群像、他本人及其母亲的形象等。对他不甚友善的保罗·格鲁萨克称他为“智力战斗中出色的游击骑士”，并赞扬他“对土生白人的愚昧无知所作的马队式的冲击”。
高乔文学——好几代城市作家的奇异才情之贡献——似乎夸大了高乔人的重要意义。与社会学的某些怪论相反，我们认为所涉的是一部个人的经历而不是群体的历史。被萨缅托称之为“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游吟诗人”的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曾经礼赞过“拉普拉塔河地区那些高歌猛进与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其帮凶战斗到底的高乔人”。不过我们还是要问：那些为争取独立而献出生命的古埃梅斯部下的高乔人与法昆多·基罗加统领下亵渎了独立的高乔人，是否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是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缺乏爱国热情——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当英国入侵者在基尔梅斯附近登陆时，当地的高乔人都好奇地围观这些衣着漂亮、制服闪光、操着陌生语言的高个子男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不是当局人士，他们已逃之夭夭），在利尼埃[5]的领导下，肩负起抵抗英国侵略军的重任。登陆事件早已臭名昭著，胡德桑对此也有过叙述。
我不敢说《法昆多》是阿根廷的首屈一指的书。绝对的肯定，不会引向信服而是导致争议；我只能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奉为书中的范本，那么它堪称是我们的历史而配为佳品。
菲耶罗的长途跋涉，不是冒险者的行程，而是不幸的历程。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缅托《法昆多》，豪·路·博尔赫斯序并注，文苑出版社，一九七四，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些草原的居民驱向沙漠。
纪棠 译
而严峻的生活又把我们
[1] 原文为英文。
心灵充满痛楚，
[2] 原文为拉丁文。
而远走异地他乡。
[3] Volney（1757—1820），法国思想家，曾经提出过世界主义的设想。
丢掉活计
[4] 阿根廷诗人埃切维里亚所著的高乔史诗。
令人悲伤的是
[5] Jacques de Liniers（1753—1810），法国海军军人，在夺取为英军占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如同美洲其他一些地区——从俄勒冈、得克萨斯到大陆的另一端的一大片原野，活动着一支特殊的游牧骑士族，在这里，在巴西的南方和乌拉圭山区，他们叫高乔人。他们不是什么种族，在他们的血管里并不一定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他们的属性是由于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依据血统而决定的。他们把血缘看得很轻，而且一般都置之于脑后。“高乔”这个词的二十多条词源探索中，据萨缅托考证，与“瓦乔”最为接近。与北美的“牛仔”不同，高乔人并非冒险之徒；也与他们一度为仇的印第安人不同，高乔人一向不爱流动。他们的房屋是土堆泥砌的稳固的茅舍，而不是漂泊不定的帐篷。《马丁·菲耶罗》写道：
[6] 其词义是葡萄藤。据《圣经·旧约·列王纪上》中所载的“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等文字以及西方常用葡萄藤图案作衣锦的习惯来看，似乎带有神秘的和平与吉祥的寓意。
由于空间常用行程的时间计算，而当年拉着大车行进的军队要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跋涉广袤的沙漠，所以他当年眼中的沙疆比起今天来要更为辽阔。征服只是浅层次的；圣卡洛斯战役可能是一次决战，但是在一八七二年方才展开。确实有一整队一整队的印第安人部落，不顾白人的威胁径直向南方挺进。在被荒弃的草原上，自行繁殖着牛马。而那些甚嚣尘上、布局无序的城市——科尔多瓦位于谷地，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临近大河，这又与远方的西班牙何其相似。当年如此，至今亦然：单调的西班牙风格的围栏与零乱的中心广场。我们走访过城市南端的旧总督府辖区时，只见一派败落景象。后来又不时地传来一些过时的消息：英国殖民地的起事、法兰西国王在巴黎被处死、拿破仑战争、入侵西班牙等；还有一些几乎是秘密流传的书籍，内含异端邪说——可是竟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清晨结出了果实。人们常常忽视历史性的日子所包含的精神上的意义；我所指的那些书籍，正是当年伟大的马里亚诺·莫雷诺、埃切维里亚、巴雷拉、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拉菲努尔以及图库曼大会的代表爱不释手的读物。在荒漠之中，这些孤立的城市，就是当年的文明。
[7] Manuel Dorrego（1787—1828），阿根廷将领，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府总督，后死于拉瓦列发动的兵变。
大约在一八四五年期间，萨缅托从他的智利放逐之地正面地——也许仅仅是直觉地看清了历史。我们有理由这么推断，那就是他在这个国度巡视了一些地方之后——暂且不说他那股教育家兼军人的勇于冒险的双重精神，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天才的推断力更有所增强。由于他那通宵达旦的工作热情，通过他与菲尼莫尔·库柏、空想主义者沃尔内[3]以及为现代人所遗忘的《女俘》[4]的神交，凭借他那独特的记忆、深厚的爱与正义的仇恨，萨缅托又看到些什么呢？
[8] Raphael Holinshed（1529—1580），英国编年史家，所著《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又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莎士比亚多种剧本取材的主要来源。
在十九世纪独一无二而在本世纪又无其衣钵传人的叔本华曾经思考到，历史不是精确的演变，而其所涉及的事件则如同浮云一样偶然——我们可以从中想象出海湾与雄狮等形象。（有时，我们还可以瞥见一片状似天龙的云彩。[1]《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中写到。）詹姆斯·乔伊斯会说：历史是我想要摆脱的梦魇。不过，更多人则觉得或声称：历史或明或暗地内含一幅画面——对此只需稍稍回忆一下突尼斯人伊本·赫勒敦、维科、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就够了。《法昆多》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文明或野蛮——据判断，这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历史进程。在萨缅托看来，野蛮在当年就是当地部落与高乔人生活的原野，而文明则是城市。高乔人后来为垦殖者与劳工所取代，而野蛮不仅存在于村野，也存在于大城市的市井平民中间；蛊惑人心的政客履行了往昔的地方强权者的职能，尽管后者本身也是蛊惑人心之辈。上述抉择没有改变，而就永恒的角度看[2]，《法昆多》仍然是一部最好的阿根廷的历史书。
[9] Saxo Grammaticus（1150—1220），丹麦编年史家，著有《丹麦人的业绩》。莎剧《哈姆雷特》取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