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爷叔不是坏人。但是一碗水难端平啊，你懂吗？你还是有点年纪太小，但你比较懂事，你还不忘记你有爸爸。”他说啊说啊，都快要说哭了。
一旁的袁晓华点点头。
“你去给她送多少生活费啦？”我问。
“乔乔，你晓得吗？你来爸爸家吃饭啊，我看了就眼红。真的眼红。袁晓洁，她自从跟了她妈妈以后，从来都不知道来看我。我去看她，要给她生活费，她见都不见我。我带着袁晓华一起去的。晓华，是吗？”
“我么，按法律判决的，一个月三百块，半年一千八百块。一分不少。”
我还记得有一次，袁晓华一家来我父亲家做客。父亲照例是做饭，全程几乎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话。我小爷叔没轻重，除了乐善好施喜欢找各种师父开释之外，还好酒色财气。但不管喝多少酒，他都不谈女人，不谈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谈袁晓洁。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个名字，我已经有年头没听到过了。就连她的脸，我也想不清楚。只是，她也要二十岁了吧，是个大姑娘。
我在心里白了他一眼。替袁晓洁，其实也替我自己。我心想，换作我是袁晓洁，我也懒得出去见他。
璿彦刚毕业那会儿，和如今还不一样。他浑身上下都透着少年时代的遗风，像班级里那种物理学得很好的男生，不是在篮球场上，就是去实验室的路上。璿彦写得一手好字，恐怕也与“梅娘”的教化有关。“梅娘”总是带着爱的口吻说起璿彦从小就乖巧、听话，坐得住，从来就不出去捣乱，也不和女同学厮混。一路以来都让她放心。没给她丢脸。她原来希望璿彦考上医学院成为医生，结果他分数不够，调剂进入了药学。这也无妨，当医生会更累，他母亲觉得，世风日下，如今当医生也挺危险。“梅娘”只要说到璿彦，就显露出难得一见的万千柔肠。我忽然想到自己童年对习字的拒斥，事出有因，只是都不重要了，这样的时地，我也不便说出来与他们分享。人与人的命运真是大不同，可以说出来事是那么稀少，又那么哀愁。父亲还不解风情地对我说：“你不是也练毛笔字，你怎么写得还没有人家好。”我看着他，瞬间想说好多话，却说不出口。我只能笑笑，说：“我也有点后悔呀。”
“我们家里，”爷叔补充道，“从来没有人反对我给袁晓洁钱。但是，是她自己不要的。对吧。我让她妹妹送去，教她怎么做人，教她一定要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姐姐。我这个爸爸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看晓华，去一次淮海路，就刷两万块钱，谁出啊？我啊！我这个爸爸……上海滩……好算算了吧。”
么做。
因而在全上海滩，他不仅是个孝子，还是一个慈父。他居然让自己的小女儿，去受这样的冷脸，去为自己犯下的错承担责任，还好我没有这样的父亲。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妹妹。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梅娘”失态。我有些惊讶，不知道他们的这番争执是不是和我有关，因我而起，我只得下意识地退到了父亲身后。我把那瓶精华露静静地塞到包里，细细地打量这一对母子，究竟为何在我父亲家里这样争吵起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事，像是发生了，又像是没发生。我甚至不知道倘若真的发生了什么，我又该怎
我“梅娘”起身去给袁晓华榨苹果汁时，一旁的璿彦也站了起来。牛仔裤上的皮带扣子生生凸了出来，肚皮上没有丝毫赘肉，扁的，像个少年。他放心不下母亲，再小的事也是一样。饭桌上只要母亲离席，他就必然随去，不管自己嘴里咬的是鸡鸭还是鱼虾。母亲在哪儿，他就去哪儿。这似乎就显得，一旦母亲不在了，他就不在了。一旦他母亲不认识我们，他也就不认识我们。母亲是他的全部意志，也是他的全部情感。
“当不成领导你就一辈子住在花园路一室半里。你指望半天就晓得指望我，我却指望不到你一丁点！”“梅娘”竟脱口而出，有些失态。
璿彦对母亲的这种无声的依赖，忽然令我也想起自己的母亲。我觉得璿彦身上的黏人、体贴，我是没有的。我对母亲的爱，全然表现在给予她足够的空间过她自己的生活，那仿佛是我欠她的、他们的……或者正如我父亲所言，我才比较像一个男人。
璿彦说：“妈，我就是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就是很喜欢写报告怎么了。我真的不想当领导，我也当不成领导。”
没有经历过遗弃的人，对于许多不幸的事，无法产生真正的怜悯。璿彦的这些举动，在我眼里看来，多少意味着他也曾走过与我相似的煎熬。他在我父亲家里并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很恐惧。就连独自面对我们这一家，都显得为难。至少从他的眼神中，我曾看得到一种信任，是我在面对母亲和继父时才有的祝福。我不知道我母亲喜欢我继父什么，但我却只得由着她篡改我的命运。我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便以为出于对母亲的爱已经完成。事实上我们的爱和母亲的爱相比，仅仅是沧海一粟。想来，我们这样的人和母亲，及我们和父亲，到底是不太一样的。可究竟不一样在哪里，我又说不清楚。
“梅娘”说：“喜欢有什么用，他才赚几个钱，你真应该劝劝他，让他上进点。不要总是做一些不正确的事。”
不想我爷叔那回真的喝多了，翻出我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的经过。说我父亲曾经为了我母亲第一次去家里，如何赶走家里所有的人，令大自鸣钟的老宅，看起来像他一个人拥有的。那时我大伯在部队尚未复员，二伯已经调去外地工作，三伯在安徽工矿，大姑在西安插队，家里还真的没剩下什么人，除了我爷叔。而据说为了被我父亲支开，他从我父亲碗里挖走了一个月的荤菜。他说完就哈哈大笑，我父亲也笑，并没有否认。
那会儿，我和璿彦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了，每次都是逢年过节。我从来没有叫他一声哥哥，他也没当我是妹妹。我们就像是同事，或者其他背负有相似使命的熟面孔一样，吃饭喝酒、说些最不重要的事情打发难熬的时间。每次临走，璿彦都会送我一瓶他们公司新开发的化妆品。我很感谢他，因我总是空手而去，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才会比较得体，不失分寸，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书。我只能生硬地恭维他说：“你这个工作可真讨女孩子喜欢。”
在我父亲和我小爷叔看来，我母亲愿意嫁给父亲，全然是因为看向他们大自鸣钟的房子。那似乎是袁家男人的共识，令我为母亲难堪。在那一间黑黢黢的、比两个我年纪还大的破宅子里，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引诱女人的传说。他们似有共识，好像女人都是为了房子才嫁人的。
璿彦到家时已接近晚上七点，他跑得气喘吁吁。我父亲毫不领情，又不便对他发火，就板着脸去厨房热菜。我也没有如他母亲一般挑衅，故意去说“我爸爸三点就把饭做好啦，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奇怪的是，这样刺耳的话，我“梅娘”也没有对他提哪怕一个字。她只觉得他辛苦，到底是母亲。
关于这件事，我母亲从未跟我提过只字片语，甚至也没有说父亲骗过她。虽然我一直好奇母亲年轻时为什么会愿意嫁给在她嘴里一文不值的父亲，但我心里知道，母亲若是听到这样的谈话，一定会哭的。在大自鸣钟的老宅里，父亲已经有意地骗过两个女人上当，不管她们是否承认这样的瞒骗。我为我母亲和“梅娘”感到难过，多少带有女性的基本立场，我为家里的男性感到羞耻。至少在面对眼前两位推心置腹着不要脸的男人时，我们之间私人的恩怨又算得了什么？继母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对女性的蔑视令人恼火，但奇怪的是，他们又爱她们。
“梅娘”几次拨电话给儿子，又按掉怕打扰他。我父亲显然对这样的尴尬司空见惯，他不觉得我火急火燎赶来干坐着有什么不对。也不觉得影响我工作。他享受这种霸道的等待。享受我们一家三口私密的相处，哪怕相对无言。至于我们俩是不是愿意，他是顾不到的。我们三人，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第四个人的到来，寒夜里显得越发郑重。
璿彦和“梅娘”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渐渐有些哀苦的愁绪开始在我们中间荡漾。许多没有说破的疑云充斥着这个屋子的角角落落，将新年新世的憧憬一扫而光。我们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深渊顾影自怜。有时是因为钱，有时是因为爱。虽然我父亲听起来是个骗子，但我却连遇到一个骗子的运气都没有了。他太糟糕了，可却没有糟糕到我想马上离开他。
璿彦在外企工作。三点钟煮晚餐的事，对他而言更加不可思议。在等待的那两个小时中，父亲和“梅娘”像两尊佛像一样坐在我对面，我们没什么要紧的话说，甚至也没什么动作可做。父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沏茶，我则一遍又一遍地跑厕所。在马桶圈的边际，我发现了很多父亲留下的尿渍。我仔仔细细将之擦去，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仿佛也不是嫌弃，但也不是珍惜。我只是对他的痕迹太陌生了，陌生得甚至有些好奇。推开厕所门后，我们的相处因我方才的出神而显得有些古怪滑稽。而后我再问起父亲，“那你最近好吗？身体怎么样呢？”也显得隔膜、凄伤。
桌上的菜，像化冻过度的鲑鱼，像淤着泥沙的冰冷的泥螺，都不及普通的残羹看起来实用。在宴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扒了好多冷菜吃下肚。父亲不声不响，只为我一个人热了汤，他嘴上说“怎么就你一个人还在吃”，却还是纵容我这样的怪行。终年生活在真相的丛林里是需要很多勇气的。在那时我已经越来越像个胆小鬼。父亲的菜，因为很少吃到，我是不想浪费的。那天我喝了很多酒，有一些难过。我想到很多事，能说的少，不能说的多。我知道这桌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幸福的，我们凑在一起吃了一场“团圆饭”，显得那么哀愁，又那么无奈。
他们两人一搭一档对我感叹了好久好久，像唱了一首歌一样为我难过。我很惊讶，不明白我穿什么鞋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大文章，但这样的话被说得多了，心下总不是滋味，何况牵扯进我的母亲。那会儿，我母亲早就从这些糟糕的往事中走了出来，她有了新的生活。我们之间，更像是女人与女人的相处，令我感受到成长与尊重。母亲从来不会过问我一件外衣，我也不会多触痛她的软肋。她心疼我，会为我在夜里留一碗桂圆红枣汤，她想念我，就给我发微信的链接。她下载了好多好多可爱的图，樱桃小丸子或者阿狸，只是为了跟我说话时能显得开心一点。正因如此，我与母亲的相处，总是比我与父亲之间要得体从容得多。这像是命运布置的谜语。始终说不破，又解不开。
午夜时分，“梅娘”已经在沙发上打瞌睡，璿彦在她身旁，刷一会儿手机，看看母亲，再刷一会儿手机。婶婶和袁晓华在茶几边看电视。父亲、爷叔和我三人依然在餐桌前把酒交谈。其实早就没什么好谈，我和这两个男人之间。一切都显而易见。我父亲最喜欢参与怀念我母亲的话题，就像我母亲已经死了一样。我爷叔则喜欢谈论袁晓洁，把自己说得像是被袁晓洁遗弃的儿子。他们真正拥有的女人们则在一旁失意地坐着，面面相觑，不发一语。
“那她妈妈也不帮她打扮一下，真是的，那么薄薄一双帆布鞋，怎么能在大冬天里走得啦。要生冻疮了诶。”“梅娘”也顺水推舟，乐呵呵地说。
离开父亲家时，我陪着表妹下楼。璿彦扶着“梅娘”走在最前头。夜已经深了。醉鬼们紧随其后。
他毫不顾忌，让母亲热热闹闹加入了我们三人的谈话中。
父亲家小区的环境逼仄恶劣，许多人都将垃圾直接从高层丢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怕踩到大便。父亲的房子，是二姑当年卖给他的。二姑将房子高价卖给我父亲之后，就大喇喇住进了大自鸣钟等拆迁。和我母亲及“梅娘”对于房子含蓄的美梦相比，我二姑大鸣大放的性情与追求则要浅显多了。她深一脚浅一脚在袁家走过的，倒是一条与男权、与爱恨忤逆的专横之路。在我心里，她和那些穿着一袭寿衣睡在市政府门口说“老子就要一个阳台”的刁民没有什么两样。我虽轻视她，但到底也有一点服帖。
“她这个人啊，真是作孽，从来都像个男孩子一样。也不舍得给自己穿得像样一点，”父亲答，“难怪也没有人要娶她。以前她妈妈要会打扮多啦，全上海最早穿超短裙的一群人，里面就有她妈妈。那条裙子，还是我特地从香港买的。在香港也是最时髦的。”
直到退休之前，我父亲才奋力还清了房子的欠款。他有天大叹一声：“操你妈的。”我瞬间想到了我奶奶。我觉得父亲也挺可怜。他没有继承到这个家族恶魔性的那部分坏，却继承了一种难以逃遁的衰运。
“啊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都穿一双单鞋啊。你不冷吗？”“梅娘”问我。
我有时因为身上流着袁家的血液而感到羞耻。但比羞耻更为强烈的，是凄凄的无奈。我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坚强。极度消沉所产生的动机并非来自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情感，而是我不满与自己相关的一切。这些“相关”却萦绕着我的父亲母亲，萦绕着我的血统，难以彻底割舍。更因为长期的不割舍、不作为，甚至产生了一些额外的责任。如果我早在少年时的某一天、某一个两难的境遇中选择彻底的抽身，如今的结果很可能就不同了。我可以像一个外国人一样祝福养育我成人的父母，任他们和这个世界作对，都充满祝福。现在我却沉溺在一种无可依傍的情绪中难以自拔。即使我知道要担纲起自己的新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璿彦、袁晓洁，还有我家长长短短的那些孩子们都要面对的。谁都没有更特别。谁都没有做得更好一点。
我父亲听了，并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也许对他来说，牵挂就是爱，做饭也是爱，等待就是他对我全部的爱。这种爱无所谓往昔，也无所谓未来。说有就有，不计前嫌。
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当我走出小区门口想要打车时，我看到璿彦正站在黑黢黢的巷子口，定怏怏在做些什么。他没有招手打车，也没有行路的意思。我“梅娘”在一边拍着他的肩，叫他路上小心些。借着灯光，我看到，璿彦在哭。
这样的话本不用她来说。但她说了也就说了。
我问“梅娘”：他怎么了？
“你爸爸三点多就开始烧菜了。”她说道，“你看看你爸爸对你多好。”她尖利的笑声令我十分不舒服。
“梅娘”笑笑说：没事，他有点累了。
“梅娘”那天穿了一件大红袄子，还戴着一个粉灰色的绒线帽。她手里捧着个热水袋幽幽飘到门口，堆着笑。
“你也累了吧。”“梅娘”补充道，令我不禁心头一暖。
“你不回来菜都凉了。我老早就做好了。”父亲见到我，虎着脸说，“你这种单位能有什么事，早点出来不行吗？”
其实我不应被她说暖的，我以为自己是铁石心肠的人呢。
那年元旦，上海已经北风吹过，寒意逼人。上海在那样的季节里，人无论裹上多少件衣服，都会显得不够暖，又都显得尤其笨重。我从出版社下班赶去父亲家吃饭，不想父亲三点半就已将一半的菜烧好，一小时一个电话地催我下班。退休以后，他一扫过往看淡亲人离散的样貌，显得更像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他从前可不敢这样催我大伯，也不敢这样催我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一贯对姗姗来迟这件事不那么介意，如今却对我尤为严苛。这种迫切，像他早已忘记在我漫长的青春期中，他永不在场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这样虚空一般地等过他。时而是日常，时而是年节。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话的日子里，他只给我母亲写信，而不是给我，但我母亲却从不等他。这种立竿见影的对比，我居然还没有忘记，还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