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我听了，都感受到了心上莫名的重击。我母亲愣了半秒，却处变不惊。她很快咧开嘴笑道：“哦哟，二婚的人可不作兴包红包的哦。你还欠我一份媒人大礼呢。你到时不可以赖掉的哦！”
那天你要来哦。
我母亲脑袋里总有九曲十八弯的小心思，我猜不透。但正是在我不断长大的那些年中，继父的出现占据了我父亲的缺位。他形似而神不似地在我家中盘踞，自然而然也承袭了我父亲的衰运。我母亲极不旺夫，父亲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待业，我继父的文艺生涯驶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制高点后，也逐渐凋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转制，昔年旧厂里的工会显得太过多余。最先清空的是工厂的图书馆，有天继父特别兴奋，为我带回了。免费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还有翻译小说《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眼前若隐若现的灭顶之灾，正在以一个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降临。
记得有天我后来的继父对她说：“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如果我真的结婚，那天你要来哦。”
工会解散之后，继父去了检验科任闲职。厂内的三产方才开始建立，有人推荐他去，他不喜欢，就放弃了。我高三毕业时整理旧书，发现继父还留了几本出黑板报的字体书在我书柜，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要看。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丢掉袁晓华的名片一样，静悄悄地任凭它自生自灭，是一种弃绝的姿仪，心里料定很不是滋味，但也未必真的如此。自由经济又添了一把蛮力，将原本单调的工人阶级业余生活如爆米花般绽放开来。文化宫到了礼拜天，再也没有人头攒动的中青年学习国画书法，外滩也没有清晨朗读英文课文的大学生了。只有在公园的大树下，还有退休多年的老爷爷在比赛下棋。上海一点一滴地，恢复到了它被彻底改造前的面目。仅仅十多年间，一切欣欣向荣的正气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古的慵懒、奢靡，非道德意义上的败坏、无常，在新时代里突起逆袭的种种反劳动的营生，开始逐渐占据我们的日常视野。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茶，但他们做这些事时，我都在旁。所有的夜晚对他们都如此短暂，对我却漫长。他离婚后，我母亲又热切地帮他张罗着相亲。她翻着电话簿子打给或远或近的姐妹们帮着留意，我记得她说过：“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能没人照顾呢。太可怜了。”我母亲当时年纪不大，却佯装成个厚道的阿姐。她们那个年代的三十岁女人谙熟于此道，不像如今少女们拼命想成熟，四十岁女生却个个冻龄到咋舌。她就是在佯装自己，好像生过孩子的女人就可以没有禁忌。我想当时工厂里许多人都看我母亲不爽，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海员，这可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从我家到他们厂的那一段路途中，逐渐开起了一整排的美发店。我有次去那儿理发，每一家的店员都赶我走，她们还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妹妹啊你搞错啦，我们这里不理发。”而我常去的新华书店，也从闭架转为开架。最流行的书不再是汪国真和菜谱，而是关于股票、彩票的新经济神话。新时代的欣欣向荣落到我继父日益凋敝的文艺生命中，则多少有些罪与罚的韵味。各种转折时代的惶恐与不安，令他和我本无一技之长的母亲有了越来越多惺惺相惜的共同话题。他们对老厂有感情、对旧时代有感情，甚至对食堂里做的蝴蝶酥和鸡胗鸭胗都有感情。他们那么重情重义，又怎会对彼此没有感情？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却一直不算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只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而即使是在我家偶住的那些日子里，我母亲都在煞有其事为他解决婚姻的困扰。看起来真像是为人民服务，像是在做好事。
对于继父这个人，我好像从来不同情他，也不讨厌他。因为我目睹了他为了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亦步亦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场时代的变迁，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丧失了旧年华里太多的自负、骄傲，丧失了原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信心。在情感里，他勇敢而不退缩，似乎早就做好了长期的准备，来容忍我的排斥、冷淡。他坚忍而努力地讨我欢心，至少让我不受委屈。他也是了不起的人。时间久了，我在暗地里悄悄领了他的情。我不叫他“老师”，也不叫他“继父”，有时我叫他“叔叔”，有时索性不叫。他看到我比我看到他要热情，牵挂我比我牵挂他要上心。所以偶尔学校要开家长会，我母亲走不开，他去，也就去了。有时我们两个出去买东西，柜员不得体地说：“妹妹你长得真像你爸爸！”
他是我母亲所在工厂工会的宣传人员，在那个时代可以借到单位采买的各种电影、电视录像带为工人阶级枯燥的业余生活带来娱情娱乐。同时他写得一手好字，是出黑板报的能手、厂长面前的红人。厂庆表演时，他又会主持又会唱歌，活跃得很。在商品经济和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他的那份工作简直是文艺青年的肥差。而他本人，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标准的逍遥人，组织旅游、表演，爱看书看报，喜欢王朔。是无线电厂的王志文。
说了，也就说了。
而那位莫名其妙的老师，就是我嗅到的甲醛。
※ ※ ※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才小学。开始时他是突然来我家教我写毛笔字的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学习写字。母亲对我的逆反十分冷淡，说我没礼貌、没教养，让她丢脸。她还举出许多次我让她签名考砸的试卷，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我会找到时间跟你好好算账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据说带着年幼的孩子去看新房，可以检验屋内有无鬼气。有时大人觉得无碍的空间，很可能小孩会哭。他们能感受到承认看不到的眉眉角角。
其实他第一天在我家留宿我就没有睡好。
我继父正是在那个阶段走进我的生活里的。
我和母亲睡在床上，他窝在沙发，和我父亲在时一样。这种看起来十分合情合理的安排，乍一看还真能说服我一个天真的小孩对于各种不合理苗头的怀疑。在我母亲的观点里，什么都暴露在我眼前，就是坦荡清白、作风正派。她不和我父亲做什么，需要我当借口，我就当了。她留宿陌生男人，在万不得已时，我也可以做证，他们都是正常的朋友交往，毫无逾矩的实质。这无疑又是一种对我的巧妙而娴熟的利用。用了，也就用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也有了一次又一次背对一个人的瞬间，我才知道，要睡过那惊心动魄的三分钟，需要多么强大的、决绝的失意。那并不是人之常情，却昭示着常情中割情的万千苦楚。也许有一天，父亲老得会忘记那个夜晚，他永远不知道，我依然会因此难受，为此心痛。
即使什么都不做都要窝在一起的两个人，让我这个在情感上尚未完全发育的智障感到十分困惑，我始终没有联想到那才是强烈的爱与忍耐。在那些静谧空气底下压抑的缠绵中，我屈身为一个无能的侦探，面对直觉确凿的罪犯逍遥法外而感到焦躁。但仅仅是焦躁而已，我从来没有暴跳如雷地反对过什么，从来没有义正词严地指正过什么。我就像一个垃圾筒，藏污纳垢，收容着腐蚀我的种种潜在的强力。我从没有如他们一样深沉地理解过男女之情。这样的领悟有时也要靠一点运气，又要靠一点天真的决心。即使是一家人，也难以分享真正的理解与同情。我们只能互相接受，或者，苦苦地掩饰着不接受。
记得我父亲等了一会儿，差不多三分多钟里，我数了快两百只绵羊，也没法让自己真正睡着。我听见，父亲于是就站起身走了，声音很轻，不想要惊动任何人，也许是我。他又独自哀哀地蜷到沙发里去了。其实他不应该走，他应该再努力看看。他一直不知道，那晚一直我醒着，我母亲却睡着了。
那天晚上，其实我挺想念我在海上的父亲，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没有尽到阻止母亲犯错误的责任。我不是没有嗅到威胁，却怎么都找不到致癌的病因。父亲还在给我母亲的信里问她想不想他，我看到了，特别揪心。我母亲也不动声色地看了，静静地把信折好，什么话也没有说。
许多年后，这个黑暗中的场景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如绘。我们的家庭或许就是在那一天开始解体。即便我对父亲母亲的感情从未灰飞过一日。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的人生到底会因此而黑白到怎样的地步。
其实我可以代替母亲回答的，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十分需要他的归来。也许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母亲却一个字也没有回。
我也是。
回忆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平静如水，如水得令人心底发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又像是大事快要如狂风骤雨般袭来。我照常去学校上课，也和同学玩乐。我未来的继父并不是天天在我家留宿，而我母亲也没有其他逾矩的恶行。她如常一样上下班，洗衣做饭，看电视，听广播。她不会跟我说知心话，永远当我是孩子。她不知道我早就警醒地意识到了生活的质变就如微生物一样在我们身边无由头地逡巡着、游移着，我已经感到害怕。她洗碗时哼哼唧唧唱的《大雷雨》，“人盼成双月盼圆”，我当然知道那不是在唱我父亲。她看着电影里的安娜·卡列尼娜跳下火车时暗暗抹眼泪，就好像卡列宁真的不是个好丈夫。
而后我母亲转过身背对他。
卡列宁到底有什么不好呢，其实我看了好几遍书，还是搞不太清楚。
我也没有。
出于心理上神秘的抵斥，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顽疾。只要继父在我家沙发上睡觉，我就失眠。他一走，我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睡得十分踏实。他来的次数不多，我的失眠也好好坏坏，自此催生了一系列缠绵的免疫疾病，口腔溃疡、单纯疱疹……常年将疼痛与哀愁与我的生命捆绑在一起。我待在犯罪现场时间太久了，甚至快要被那种平淡的流逝战胜了，唯有不尽安康的身体始终在提醒着我，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这个世界感觉到不适应。这种感觉，就像处女膜历经无声的撞击之后，终于展现了羸弱的那一面。甫一松懈，一切就都回不了头了。
但我母亲没有回答。
待我冷静下来发现，已经不短的日子以来，我母亲不再伏在案头给父亲写回信。她曾经是认真写过的，即使她对生活有万般不如意，但我知道她曾经写过，关于上海的柴米，关于对贫穷的埋怨。但在一些神秘的日子以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收到父亲的来信，害怕他说哪天回来，害怕他说要待几个月。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里，母亲的不作为对父亲来说几乎与消失人间没有什么差别。我不知道在茫茫海洋上等待回信的父亲是怎么度过那些枯燥的时日，他做过什么猜想、发过什么脾气。后来我父亲常常提及他们结婚前的往事，说起我母亲做女孩时的矫揉造作和故作清高头头是道。倒是对那段最为残酷的日子，丧失了记忆。
我听成了：“你行行好吗……”
我们三个人，至此再也谈不到一起去了。各自一个星球，向着各自广袤的宇宙。即使凑在一起话家常，也充满了种种需要吞下肚的批注。
父亲有一夜推醒母亲说：“你醒醒好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们以后可以永远不睡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离婚好吗？”
“爸爸懂的呀。侬当爸爸戆啊。不知道那些吵着要嫁给我的女人图我什么啊？她们不就是图我跟她们困觉，再花掉点我的钞票……”我父亲在说到那些追他的女人们时总是显得格外恬不知耻。
我觉得父亲后来不喜欢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难说我真的没有从中获利。虽然我有相当长的时间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但于情理之上，我也不是一个多体贴的女儿。长大后有了男友，我才略微领悟到父亲在这一层面上的伤痛。我回想到他还抱着我去大床上的那个表情，又别转头蒙着被子的身形，虽然大部分都是我所追认的轮廓，出于臆想。但我觉得自己真的对不起父亲，虽然那不全是我的错。虽然那都是废墟里的尘埃，难以尽述。
睡觉对你很重要吧。钞票也是。我在心里想想而已。
在我青春期的时光深处某一段密集的日子里，每逢父亲下船回家，母亲都会对我特别热情。即使我做错一些小事，她也不如以往那样严肃计较。她总在晚饭之后就开始讨好我，清晨来临时又恢复一个严母的尊容。她哄骗我缠着和她一起睡觉，我竟自作聪明在那样的时候拿出不怎么理想的考卷来给她签字。她虽知道我的伎俩，看我的眼神里充满恼怒，却也无暇修正，遂了我的意。因为在夜里，她最重要的使命显然不是要当个负责的好妈妈，而是要支开我父亲，佯装无奈地说一声：“孩子还小，要我陪，我也没办法，你要不去睡沙发吧。”
“其实……我从来没当你戆过。”我难过地回答。
父亲对许多事都搞不清楚状况，对于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也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准备。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色盲。他即便使出浑身解数，对人生的色、香、味，也只能体会到三分之二。而我出于一种本能的两难，难以向他尽述我少女时代天赋的警觉与不安。他毫不关心，我又没勇气。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许多糟糕的事自然延展，结果都不可逆，宛若多米诺骨牌般轰然倒塌的，又岂止是他们的婚姻。
我猜想，这么多年，父亲并不是完全感受不到我的难过。相反，他和我一样，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复杂场面。我们对于这段婚姻，无不感到无奈、可惜，又束手无策。我相信他曾与许多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过自己的苦楚、自己的委屈。在热闹的酒桌上，在夜深人静的沙发里，他所有的委屈，每一个字我恐怕都能同意。他始终没能真正从这段婚姻中找到自己的过失，也没能看出门道。他一定找了好多理由自责，仿佛每一条都是致命伤，都直接导致了我母亲破釜沉舟般的弃绝心。有时他又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显得特别高傲，俯视所有的女性。然而他看到我，往往又难以启齿。所有有关“谁的错”的问题，他不想讲，我也不想听。我母亲更是抛诸脑后。于是，这个陈年的谜团被我们三人连续地抛向天际，隔一阵又落下来，我们无论谁见到它，又狠狠地抛向天际，我们没有人希望它昭然。
我父亲的确如她们所愿，是一个不打人、不嫖赌、会做饭的老实人。但这也并不意味他是个多好的人。或者男人要过了四十才会真正迎来人生的高峰，往后才是更为华丽的下坡路。父亲大抵是不会理解，我虽然不会如那些女人一样在短信中发誓照顾他一生一世，但我却是唯一可能关心他一生一世的可怜虫。在他翻开手机向我展示各种各样蜜语甜言的时候，我的心尖上掠过一丝似有若无的刺痛，像被崭新的书页悄然割开手指尖的肉，又佯装缝合。我的父母似乎都比我要浪漫多情，这真令人嫉妒。我几次发狠想对父亲说，往后他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我也要节约一点使用纸尿裤，任凭他湿疹尿臊烂屁股。但很快我又说服自己不要那么冲动刻薄，像我讨厌的“袁家”人一样冷漠尖酸。我显然难以真的去恨他、厌恶他。何况那会儿，我已经替母亲保守了很久的秘密，那项承诺令我始终觉得自己有愧于父亲。他再木知木觉，都与我有害的静默互为因果。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究竟是在哪方面对不起，我又不愿意多想。
从某个层面来说，我欺瞒了父亲一些真相，一些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威胁。我欺瞒他，是害怕看到他难过。时间累加，我更怕他长期的自责会在那一刻崩溃开来。我只能什么也不说，只能任他瞎说，任他误解我，误解我的母亲。任他一会儿体谅过我们，一会儿又选择不宽恕。他也反反复复，最后不过是在某个下午，一口气为我冲泡了五杯速溶咖啡，让我喝个够。记忆中我们沉默的时间，远远多于说话。我们说过的话，又大多词不达意。我有时注视他，他会刻意回避我的眼神。有时他认真看着我，我也感到害怕。只是，每一次只要想到这些，心又不禁柔软下来。我这才知道，要去爱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
她们都有病吧，我心想。二次婚姻太容易被自己失败的旧生活蒙蔽双眼。一个长期被家暴的妇女觉得找一个不打人的老公就是幸福。一个被父权压迫的女人也会觉得男人做饭就是温柔。殊不知爱上某些人，或要牺牲一部分自己去和无能的男人相处是可怕的自毁。也许爱本来就是自毁的一种。我爱过，我也能知道。
我还记得，有一个年代，有情人看邮差时的眼神。我想那里面一定有过我的父亲。我也记得，在相近的年代，我母亲站在五楼家里的阳台上，花了两倍的时间晾晒衣服，只是为了等人喊她去听电话。那当然不是我父亲打来的。有一次突然等来了我外公的死讯。再后来，家里花了笔大钱安上了电话。父亲有时从国外打来，只能说一分钟的话，但我母亲仍然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她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的电话，有些我知道是谁，有些我不知道。有时我继父来家里做客，会说要借用电话。但电话那么短，打电话后要吃饭，吃完饭要喝茶，喝完茶天色就晚了，公车只有夜班车。在家里将就住一晚，睡在地上也无妨，明天上早班比较近。
在遇到“梅娘”之前，离开家的那几年中，我父亲不断相亲，也不断转换着择偶标准，我二姑为此出了不少力，袁家所有添乱的事她都有份，我讨厌她。但父亲说，那段日子，每当他下船，二姑夫常常到码头帮他搬重物回家。他做小手术，切除鼻子里的息肉，姑父他看病。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控制的附加福利。毕竟那些年，父亲因为他们的存在，鲜少在意我的感受。对父亲来说，姐姐和姐夫已然是他的亲人，他不再需要我。父亲从三十八岁时号称一定要找一个比我妈好看的女人，到四十八岁认识我继母，他说追他的人实在太多，选不过来。在船上的时候，他就拜托我二姑来面试他的女友们，而不是我。他最终决定一定要选一个“拖油瓶”已经成年的，是因为他发誓决不再帮别的男人养孩子。这不奇怪，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太愿意养。我始终难以习惯他身上那种隶属于细民的愚蠢精怪，但我又坚信他的人心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以后，到底还是有良善的一面。出乎我意料的是，还真是有很多女人排着队愿意嫁给他，父亲毫不忌讳当作炫耀给我看她们的短信。那些肉麻的话语，仿佛也曾出现在我的想法中，却早早被我清扫干净。她们却能对他说得毫不费力。譬如想为他做事，想和他一起生活。或者爱啊。盼啊。蚯蚓啊。鸳鸯啊。海鸥啊。上个年代的人才会喜欢用的比喻。
生活的魔力，会令这一切的演进都看起来合情合理。我无处指摘，更无处陈情。我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日常里丧失，是以这样具体、理性的面目一点一点铺展开它的破坏之力。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工地，看上海各个新村怎么拆房子。“怪手”一点点地凿着楼房外墙，倏忽就落下一个电风扇，不经意又掉了一面墙，一个阳台倒塌了，一只马桶噗噗地坠入废墟之上。每一寸土地上曾有过多少爱恨都显得极其轻盈，也极其虚无，我们从高空抛一袋垃圾都要比它落地响亮。这就是时间的噬人之处，我们无以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