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我的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是一致的。”费尔哈特说，“这个差事不仅可以让你和两个女儿，也可以让在另一边为你们担心的拉伊哈高兴。你会挣很多钱。”
“关于这差事你的个人观点是什么？”
其实，麦夫鲁特从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正式得到的钱并不多。但如果他以费尔哈特助手的身份去追讨欠费，那就要比在“新郎官”的停车场做管理员挣得多。但他感觉，费尔哈特所说的“很多钱”，除非把用户支付的一部分钱，作为小费装进自己腰包才可能得到。
费尔哈特说他要谈的话题很严肃。他把麦夫鲁特带去了一家面对塔克西姆广场的新咖啡馆。看着贝伊奥卢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谈了很久。麦夫鲁特听懂了，他的朋友在建议自己去做某种收费员学徒工的差事。
“开塞利人老板们也知道，采蜜的人会舔手指。”费尔哈特说，“你拿着初中文凭、居住证、身份证和六张证件照片过来，三天后开始工作。一开始，咱们一起出去收电费，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麦夫鲁特，我们特别需要你来干这份工作，因为你诚实、不会对不住任何人。”
“我们住在这里很满意。这里是拉伊哈的家。”
“真主保佑你。”麦夫鲁特走向停车场时说道，他想费尔哈特甚至没发现这句话里的嘲讽。三天后，他拨通了费尔哈特给的电话号码。
“现在不带枪，简直没法走进这些街区。”费尔哈特说，“吸毒的、妓女、变性人、各种团伙……咱们去别处给你和你女儿看看房子吧……”
“你第一次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费尔哈特说。
夜晚，他还是出去叫卖钵扎，剩下的时间就全都给了两个女儿。但他的关心只停留在一类肤浅的问题上，“你做作业了吗？”“你吃饱了吗？”“你好吗？”他很清楚，自从她们的妈妈去世后，两个女儿更多地去找她们的萨米哈姨妈，不过她们不愿意告诉自己去了那里。因此一天早上，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上学后，他听见敲门声，看到费尔哈特出现在面前时，还以为话题是两个女儿。
两天后，他们在库尔图鲁什公交站碰头。麦夫鲁特身着一件好西装，一条没有渍迹的裤子。费尔哈特拿着一个老书记员们年轻时用过的包。“我也去给你弄一个老收费员的包，”他说，“可以吓唬用户。”
1995年秋天，麦夫鲁特和两个女儿回到伊斯坦布尔，继续在“新郎官”的广告公司停车场做管理员。对于老同学因为妻子去世回村，“新郎官”没说什么，他把麦夫鲁特不在时让看门人代管的任务重新交还给了他。麦夫鲁特发现，在过去三个月里，宗古尔达克人凯末尔扩大了团伙的停车场地盘，他用两个花盆和几块人行道砖就改变了原来的分界线。更糟糕的是，凯末尔对自己采用了一种更粗鲁的说话方式，（不是跟你说了嘛，把那辆宝马车弄走！）但他没当回事。拉伊哈去世后，他会因为任何缘由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恼怒，现在却不知为什么，面对身着一件藏蓝色新西服的宗古尔达克人，他就是生不起气来。
他们走进库尔图鲁什后面的一条小巷。有时麦夫鲁特晚上卖钵扎也来这个街区，在霓虹灯和电视光线的映照下，夜晚的街道显得更加现代。但这个早上，街道就像二十五年前，麦夫鲁特在初中时那样，露出一副谦逊的模样。直到中午，他们在那个街区察看了记录在同一个笔记本上的近两百五十块电表。
“一些女人，完全为了不让娶她们的善良男人烦恼，除了市政府婚礼，还会去办宗教婚礼……我也可以这么做。但首先你的家人要去于斯屈达尔，在我家向我爸妈正式提亲。”
走进公寓楼，他们先下楼去看门人的单元，抄那里的电表。“7单元有积攒的很多欠费，最近五个月里发了两次警告，还是没付，但你看他们的电表在嗡嗡转。”费尔哈特带着一种老师的口吻说道。他从包里拿出带目录的笔记本，翻到白色目录页面，眯起眼睛念一些数字。“6单元也对去年这个时候留下的两笔大账单提出了异议，我们也就没有切断他们的用电。但你看电表一动也不动。咱们去看看。”
“我也是。”可怜的苏莱曼说，“你说你能做的。”
走上弥漫着霉味、洋葱和油烟味的楼梯，他们首先按响了三层7单元的门铃。紧接着，没等开门，费尔哈特就用解释性的声音，但就像一个自信的检察长，带着责备的语气对着里面叫道：“收电费！”
于是，我们也开始慢慢谈到了我戴头巾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尽力的。”我说，“但既然有我能够做的事情，也有我不能做的事情。”
门口站着收电费的人，会让屋里的人惊慌。另外说“收电费！”时，费尔哈特使用的现代和权威的语气里，还有超越和警告家庭隐私的一面。挨家挨户卖酸奶的日子里，麦夫鲁特也经历过很多需要细腻讲究的类似时刻，也学会了该怎么做。他想，和诚实一样，由于自己拥有这种关于居民隐私方面的经验，即不成为骚扰者又能得体地和女人交谈的经验，费尔哈特也希望得到自己的帮助。
“你哥把你压扁了，如果远离他，相信我，你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苏莱曼。咱们没必要怕任何人。”
欠费人家的门有时会打开，有时则不开。门不开的话，麦夫鲁特也学着费尔哈特的样子，侧耳倾听门里的动静。敲门后传来的脚步声，一旦听到“收电费！”就立刻停止的话，这自然意味着里面有人，但知道自己有欠费，因此不来开门。但多数时候门会打开，但出现在门口的往往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母亲或者一个戴着头巾的阿姨，或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一个幽灵般年迈的老人、一个愤怒的懒汉、一个戴着粉红色洗碗手套的女人，或者一个视力模糊的奶奶。
有时，苏莱曼很绝望，我可怜他。就像船只在黑海沉没的商人，他痛苦不堪，但静静地、绅士般坐在那里像喝水一样灌拉克酒，那时我就跟他说，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我看到了他内在的珍宝，我们之间的这种亲近和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收电费！”费尔哈特再次冲着门里喊道，带着一种国家公务员的语气，“你们有拖欠的账单！”
“打啊，苏莱曼，打啊，”我说，“也许像拉伊哈那样，你们也就可以轻松地摆脱我。”
“收电费的，你明天来吧，我没零钱。”“今天我们身边没钱！”一些人立刻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一些人则说：“我的孩子，什么账单啊，我们每个月都去银行缴费的。”或者，“我们昨天刚去缴过费。”还有很多人说：“每月月初，我们都把钱和账单一起交给看门人了。”
“那就再见苏莱曼。”我说道，流着眼泪关上门。现在他每天都来，我肚子里的宝宝也在慢慢长大。有几次，他竟然想打我。
“可这个本子上写着你们有没有缴付的账单。”费尔哈特说，“现在一切都是自动的，账单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来断电，因为你们欠费。”
苏莱曼羞愧地低下头。有时他临走时说，如果我还是老样子，那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费尔哈特带着诲人不倦和让人感觉事情有无限可能的乐趣，以及展示权力的骄傲，瞟了麦夫鲁特一眼。如果他啥也不说，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走开，门口的人就会转向跟在后面的麦夫鲁特，露出惊慌的眼神，好似在问，“现在怎么办？他要去切断我们的供电吗？”对于这种眼神，麦夫鲁特在头几个小时里就已经明白了。
“和一个女人这么做爱，然后扔下她不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我说。
多数时候，费尔哈特把一个正面的决定亲口告诉站在门口的用户：“这次就算了，但是你看，电力公司私有化了，不能有第三次啊！”或者，“如果我去断电，之后你还要支付重开的费用，好好想想吧。”或者回答道，“既然家里有孕妇，这次就算了，但这是最后一次！”抑或他说：“既然你付不起电费，那就仔细点用电！”听到这话就意味着他们的电不会被切断，用户马上便说：“真主保佑你！”有时他指着门口流着鼻涕的孩子说：“看在他的分上我不断你的电，但下次对孩子我也不会网开一面。”
那时他就会动情、服软。但即便他不服软，每次争吵后我们都会做爱。
有几次开门的男孩说，家里没有大人。一些孩子说这话时显得异常紧张，一些则带着一种认为说谎也是一种智慧的大人语气。因为敲门前听了里面的动静，费尔哈特知道孩子在说谎，但他不去道破天机而伤孩子的心。
“苏莱曼，放弃音乐我不会死，但放弃我的宝宝我会死。”有时我说。
“好吧，孩子。”他用一个慈爱的叔叔的语气说道，“晚上告诉你的爸爸和妈妈，你们有欠费账单，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苏莱曼不会欢迎这个消息，对此我毫不怀疑。一开始，他以为我为了和他结婚，依然在用谎言威胁他。随后，在吉汗吉尔的家里，随着不断喝酒和相互提高嗓门，他慢慢明白我真的怀上了他的宝宝，他害怕了。他喝得酩酊大醉，伤了我的心。但我也看见他高兴了。每次他来，我们之间都会发生争吵，不过我不跟他计较，而他却加大威胁和酒量，还说要放弃赞助我唱土耳其流行歌曲。
“塔拉特！”
玛希努尔·玛丽亚：快四十了，我怀上了苏莱曼的孩子。我这年纪的一个单身女人，不得不自己规划人生和未来。我俩在一起十年了，尽管我单纯地被苏莱曼的谎言和敷衍欺骗着，但我的身体比我更清楚应该做什么。
“真棒，塔拉特！把门关上，别让狼来把你吃了。”
老书记员们认为，做最后这条笔记的收费员是一个勇敢敬业的英雄，因为在夜总会和地下赌场（我也听说叙尔梅内人·萨米有很多地下赌场）那样的地方，当发现一个很艺术的大鬼把戏时，多数收费员不会把这条信息记录下来，这样他们也不必和其他人分享为掩盖偷电行为而收受的贿赂。当我面对这样一条信息时，我就幻想自己将给奴役塞尔维罕的叙尔梅内人·萨米一个打击，重新找到我爱的人，并去搜查那些我已经得到号码的电表、快餐店、餐馆、夜总会。
但这是费尔哈特在第一天，为了向麦夫鲁特展示工作的容易和轻松才摆出的姿态。而对于一些蛮横无理的人，费尔哈特则从不反驳。比如，醉鬼说：“收电费的，除了真主，我们不欠任何人的！”愤怒的人嚷道：“国家成高利贷者了，我们都来不及给你们送钱了，无耻之徒！”当着他们的面摔门的老爷爷说：“因为受贿，你们在地狱里会被活活烧死。”无所事事、自以为是的人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电力公司的人？”一开始，费尔哈特也不去戳穿那些睁眼说瞎话的人。比如，“我妈妈在里面快要死了”、“我们的爸爸在服兵役”、“我们刚搬来，欠费的是老房客”。走出楼门时，费尔哈特认真地告诉麦夫鲁特这些信息的真实含义：那个说，“我们都来不及给你们送钱了”的人，每次都谎称，他贿赂了另外一个收电费团队；戴假牙的老爷爷其实不是什么教徒，费尔哈特在库尔图鲁什广场的酒馆里经常看见他，等等。
“他们买了冰箱”、“他们有第二个电暖炉”，类似这样的笔记，是为了帮助读电表的收费员想起并计算住家的预估用电量而写的。两个老书记员认为，档案可以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冰箱、熨斗、洗衣机、电暖炉以及其他很多电器，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哪个家庭的。“他们回村去了……”、“参加婚礼，家里两个月没人……”、“他们去了别墅……”、“老家来了两位客人……”，类似这样的笔记，则从用电的视角，确认了城市里的动态生活。有时，不期而遇的卡片目录来自叙尔梅内人·萨米经营的夜总会、烤肉店，以及唱民歌的酒吧，我就集中精力看它们，忘了那些“备注”。那时两个老书记员，就拿给我看更有趣也更有帮助的笔记：“收费通知挂在门把手的钉子上面。”“沿着街区饮水池旁边的墙壁走到无花果树下，电表就在树后面。”“戴眼镜的高个子是个疯子，别跟他说话。”“院子里有狗，名字叫伯爵，叫它名字，它就不会攻击你。”“夜总会楼上的电灯线，既来自里面也来自外面。”
“咱们的目的不是欺压这些人，而是收取他们的电费。”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后费尔哈特说，“如果他付不起电费，就切断他的用电，以此来惩罚一贫如洗的男女老少，那是没道理的。谁真的付不起，谁有点付不起，谁其实能付得起但说谎，谁是骗子，谁是真诚的，搞清楚这些，就是你的事了。老板授权是因为你说，‘让我像一个法官那样来做这些评判’，因此评判就是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明白吗？”
布满污渍的破损卡片目录中，白色的属于居民类用户，紫色的属于店铺类用户，红色的则属于工业类用户。他们说，真正耍大鬼把戏的是紫色和红色用户，但是“年轻的收费员费尔哈特先生”，如果认真阅读“备注”部分，关注收费员们的英勇努力，就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那些一夜屋街区，宰廷布尔努、塔什勒塔尔拉、杜特泰佩和周围地区也都成了非法用电的天堂。在随后制作的卡片目录上，电力公司的职员们在名为“点评”的“备注”部分，使用圆珠笔和用口水蘸湿才能书写的紫色笔，用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手写体，写下了他们关于用户、电表和偷电鬼把戏的看法。我觉得，所有这些信息都在让我一步一步靠近塞尔维罕。
“明白。”麦夫鲁特说。
于是，我们首先从最老的笔记本开始工作，笔记本的白色厚纸散发出一种好闻的纸香，里面的内容是共和国建立和文字改革之前，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或法语手写的。就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它们向我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哪些街区通了电，哪些地方用电消费最多，以及那时的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满是非穆斯林的城市。书记员说，由于50年代实行的一个收费系统，每个收费员就像奥斯曼时期的收税员那样，被派去负责一个明确划定的区域，包含一系列街区。于是收费员就像片区警察一样，认识那里的所有居民，详细记录下居民的偷电把戏，并制作了相关的卡片目录。书记员把笔记本上做有一百个、五百个和九百个卡片目录的泛黄页面一一翻给我看。
“亲爱的麦夫鲁特，干这事有两大忌讳：没有查看的电表，你决不能凭想象写出一个读数，如果他们知道了，你就完了；另外一个，其实没必要跟你说，但还是告诉你，那就是不要去挑逗或者多看女人，我不希望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投诉。这是公司的荣誉，他们不会可怜你的……为了咱们今天开工，晚上我带你去春天夜总会怎么样？”
夏季过半，我们得知，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耶迪泰佩电力公司的新老板们，可能与我们意见相左。他们要论公斤按纸张的价钱把档案卖给收废品的，甚至还要烧毁它们。对于这样的传言，年长的一个书记员说“那样的话，把我们也一起烧了吧！”以此表示抗议；另一个则在一个愤怒的瞬间说，最恐怖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那些离开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发了财的农民暴发户。随后他们改变了方式：如果我告诉开塞利老板，档案对于收缴电费是何等重要和必不可少，兴许这份巨大的人性和技术财富就有救了。
“今晚我要去卖钵扎。”
费尔哈特：1995年的夏天，我一直忙于从街道和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档案里搜寻我的电表情人塞尔维罕的踪迹。码放在架子上的文件，被金属丝装订在硬纸板封面里，还都上了铁锁。另外还有塞满一沓沓纸张的黄色信封以及笔记本，全都布满了七八十年的灰尘。面对这些档案，我和公司的两个退休档案书记员，抽了无数烟，喝了无数茶。尽管更换过几次名字，但耶迪泰佩电力公司那湮没在灰尘里的档案，是伊斯坦布尔自1914年开始的电力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记忆，当年还是从武器制造厂转型电力生产的。两个年老的书记员认为，在没有掌握这份记忆、没有弄清楚伊斯坦布尔人为了欺骗国家在过去八十年里发明的偷电伎俩、没有明白公民的用电消费和支付电费的逻辑之前，试图在城里收缴电费，完全就是一种徒劳。
“今晚也要去吗？你马上就挣大钱了。”
苏莱曼遇到麻烦事
“每天晚上我都去卖钵扎。”麦夫鲁特说。
用电消费的记忆
费尔哈特笑着向前弯了一下身子，做了一个表示我理解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