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爱情存活的正是它的不可能。
她朝我走了两步。我感觉一切都可能发生在我们之间。而事实上，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是一场毫无可能的爱情。
“公务员先生，您看这些人，”她指着窗外的城市说，“让这一千万人聚集在伊斯坦布尔的东西是生计、利益、账单和利息，这点您比我更清楚。但只有一样东西支撑着这茫茫人海中的人们，那就是爱。”
我径直朝大门走去，因为知道我爱上的女人决不会说“请您等一下”，我十分恼火。
不等我回答，她就转身走开了。在老旧的公寓楼里，禁止小贩和收费员乘坐古董电梯下楼。我一路沉思走下楼梯。
“但是夫人，”我说，“被你们嘲笑的公务员，也是有尊严的，你们明白这点很重要。”
我走到憋闷的地下室，来到走廊的尽头。我伸手到被我断了电的电表，准备封印。但我能干的手指却做了完全相反的动作，它们瞬间把切断的电线紧紧地接上了。于是，11单元的电表重新开始嗒嗒地转起来。
“公务员先生，”她执意说道，“很遗憾，我一生从没有行过贿，也从不宽容行贿的人。我活着要为我的女儿做榜样。”
“大哥，你给他们通了电太好了。”看门人·埃尔江说。
瞬时我们都沉默了。坐电梯上来时，我想到了一些以为会听到的话，可她一句也没说，我也想不起任何之前准备好的回答。我看了看表。“十天的长假，将在二十分钟后正式开始。”
“为什么？”
“怎么办呢，断都断了，公务员先生……”她说，就像土耳其电影里的女法官，一脸不妥协的严肃表情，“别为难，您做了该做的事情。”
“夫人的先生叙尔梅内人·萨米在贝伊奥卢是个很有影响的人，所有地方都有他的熟人……他们会难为你的。这些黑海人全都是黑社会的人。”
对这阴毒，然而千真万确的话，我哑口无言。因为我坠入了情网，同时想到自己坠入了情网。我鼓足勇气，“很遗憾，我封了下面的电表……”我说了谎，“如果知道您女儿病了，我决不会断您的电。”
“那她当然也没有什么生病的女儿，对吧？”
“真主保佑您。您别难过，这不是您的错。不管老板是国家，还是私企，你们都只是执行命令的仆人。”
“什么女儿，大哥……他们还没结婚呢……这个叙尔梅内人在村里还有一个老婆，还有比夫人年长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们也知道夫人，但都不吱声。”
“我们也不想这样的……”我艰难地说道，“但我断了您的电。您有没支付的账单。”
拉伊哈：一天晚上，两个女儿、我，还有她们的萨米哈姨妈吃完饭看电视时，费尔哈特回来了，看见我们大家他很高兴。“真了不起，你的女儿们每个月都在明显地快速长大。法特玛，你都长成大姑娘了。”他说。当我说：“啊呀，孩子们，太晚了，咱们回家吧。”“等等拉伊哈，再坐一会儿。”他说：“麦夫鲁特会在店里待到很晚，兴许会有一两个醉鬼去买钵扎。”
“我知道……”
我不喜欢他当着我女儿的面调侃麦夫鲁特。“你说得对，费尔哈特，”我说，“我们的生计成了别人的娱乐。快点孩子们，咱们回家。”
“夫人，电力公司早已私有化了……”
我们到家晚了，麦夫鲁特很生气。“严禁孩子们去独立大街。”他说，“晚上天一黑你也不要上街。”
“您不是电力公司的吗？”
“女儿们在她们的姨妈家吃肉丸、羊排、烤鸡，你知道吗？”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其实我害怕麦夫鲁特发火，本不会说这种话的，但真主让我一吐为快。
“我们已经不是公务员了。”我说。
麦夫鲁特生气了，三天没和我说话。晚上我也没和女儿们去她们的萨米哈姨妈家，待在家里。嫉妒的时候，我绣在布上的不是杂志上剪下的小鸟，而是我念信背出来的眼睛。它们是只需一眼就能俘获人心的无情的邪恶之眼，还有强盗般拦路抢劫的眼睛。眼睛就像悬挂在树上的一颗颗硕果，而嫉妒的小鸟在其间飞行。我在树枝上绣了水仙花那样向内旋转的黑眼睛。在一幅大被面上，我绣了一棵传说中的树，树上每片叶子的后面都开着上百朵花，每朵花都是一颗辟邪的眼睛。我在我的心灵绿叶之间开辟出无数道路。我设计了像太阳的眼睛：在一卷卷布匹上，我绣了像箭一样从每根睫毛射出的黑色光芒，它们摇曳着穿过无花果卷曲树枝的轨迹。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平息我的愤怒！
“公务员先生，看门人·埃尔江说您要见我。”她说。
“萨米哈，麦夫鲁特不让我们去你们家……麦夫鲁特看店的时候，你来我们家吧。”一天晚上我说。
用人开了门。她说，夫人的女儿在发烧（这是最普遍的谎言），她过一会儿就出来。我坐到用人请我坐的椅子上，看着眼前的海峡风景。我以为在灵魂里突然感到的深切幸福来自这流动、伤感的景致，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犹如一道亮光，走进了房间：她身着一条黑色牛仔裤，一件白衬衫。
于是，我的妹妹晚上拿着一包包肉丸和肉末薄饼，开始来我们家了。一段时间后，这次我又开始想，萨米哈来不仅仅是要看我的两个女儿，还有麦夫鲁特。
费尔哈特：金鸟笼般带镜子的老旧电梯停了下来。一切就像在久远的过去，犹如梦境般久远，但爱情总让人感觉仿佛就发生在昨日。对于被我断电的人家，我不按门铃，更喜欢像老电影里那些夺人性命的枪手那样，咚咚地敲门。
费尔哈特：走上街，我感觉自信受到重创。二十分钟里，我不仅坠入了情网，还被人骗了。我后悔没切断夫人家的电。尽管看门人这么称呼她，但其实她并不使用账单上写着的塞尔维罕这个名字。
尽管明明知道不对，然而让我感觉最痛苦的，还是琢磨“萨米哈现在是不是和麦夫鲁特单独待在店里？”。这个错误的想法总是占据着我的脑海，因为熟知贝伊奥卢传言的苏莱曼告诉维蒂哈，费尔哈特夜里很晚回家，就像电影里饱受爱情之苦的男人那样还总喝得酩酊大醉。
我经常幻想塞尔维罕落入了黑社会背景的一个流氓地痞手里。我要保护她。像苏莱曼那样的人，若要坠入情网，首先要在《周日杂志》的淫秽专栏里看见那个女人的图片，然后动用财力和她睡上一两次。像麦夫鲁特那样的人，则无需认识女孩，但需要梦幻般地看上那么一眼。而像我这样的人，若要爱上一个女人，需要觉得在和她下一盘人生的象棋。开局我草率了。但我要给塞尔维罕设个局，我将猎取她。我认识一个在会计和登记部门上班、嗜好喝酒聊天的有经验的大哥，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去看最新的收据、银行缴费单和档案记录。
麦夫鲁特意识到了我的嫉妒，因此他也注意不和萨米哈单独待在店里，不对她表示任何关注。而这依然让我嫉妒，因为“他那么注意，也就是说他有什么事藏着掖着！”。有一天，萨米哈去玩具店，给女儿们买了水枪，好像她们是男孩。麦夫鲁特晚上回到家也开始和她们一起玩水枪。第二天早上，女儿们上学、麦夫鲁特去店里后，我想扔掉水枪（他们也往我身上射了很多水），但我没找到，肯定是法特玛把水枪装书包里带去了学校。夜里趁她睡着时，我拿了水枪把它藏进了一个角落。后来有一次，萨米哈拿来了一个会唱歌、睁眼闭眼的洋娃娃。我没说，法特玛都十三岁了，还会玩洋娃娃吗？孩子们不感兴趣，洋娃娃不久也消失了。
我记得，很多夜晚，我在家里看着玫瑰般漂亮的萨米哈想道：“有这样一个妻子的人，为什么还会满脑子想着一个被包养在海峡风景单元房里的女人。”一些夜晚，我俩在家喝酒时，我对萨米哈说，我俩都吃了很多苦，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市中心。
有时麦夫鲁特在店里像老板对伙计那样对我和萨米哈说话，“去收一下脏杯子。”如果他对我这么说，我就生气，因为他只让我干活，不让萨米哈干；如果他对萨米哈说，我也恼火，因为他首先想到她。
“现在咱们也有钱了。”我说，“咱们可以做想做的一切。咱们做什么呢？”
昨天离开店铺时，麦夫鲁特笑得那么甜，是冲着我，还是冲着我的妹妹？当这样一个阴险的疑问开始噬咬我的灵魂时，一回家我就立刻念一封麦夫鲁特写给我的信：“除了你的，没有我再想看的眼睛、对她微笑的脸庞、祈求打开的大门！”他这么写道。麦夫鲁特还给我写了，“你的眼神磁铁般吸引我，拉伊哈，你俘获了我，我的眼里只有你。”还有，“因为你的一个眼神，我瞬间变成你的不求解放的奴隶。”……
“咱们离开这里吧。”萨米哈说，“去一个谁也找不到咱们，谁也不认识咱们的地方。”
拉伊哈：冬天的傍晚，店铺生意忙的时候，费尔哈特也过来帮忙。我和萨米哈就带着两个女儿去他们家。女儿们狂热地喜欢她们姨妈的一切：她说的那些疯话；认识电视里的所有明星，知道谁跟谁私奔的八卦；她对衣着和电影的见解；有时对一个孩子说头发该这么梳，对另一个说发卡该那么戴；“啊，我在这人家里干过活，他的老婆总是哭。”她们在家里竟然也模仿她的语气讲话，有一次我很生气，差点儿说“别学你们姨妈的样子”。但为了不更深陷嫉妒，我克制了自己。我想问，“萨米哈和麦夫鲁特单独在店里时，他们总是四目相对，还是做出一副无意中在镜子里看见彼此的样子？”可是我怎么也问不出口。于是，什么时候嫉妒开始毒害我的灵魂，我就去念麦夫鲁特当兵时写给我的信。
从她的这句话里我明白，我们在加齐街区度过的头几个月，尽管孤苦伶仃，但萨米哈是幸福的。我有一些像我们这样在城里疲于奔命的左派朋友，他们中有毛派，也有莫斯科派。如果经受长期磨难，找到一条出路也挣了三五小钱，他们就会说，“稍微再多攒点，我们就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南方。”像我一样，他们也幻想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地中海小县城里，拥有一个满是橄榄树、葡萄树和花园的农场。我们也幻想，如果在南方拥有一个农场，萨米哈最终会怀孕，我们也将拥有自己的孩子。
萨菲耶姨妈：我和维蒂哈都没能给苏莱曼找到一个合适的姑娘，他就自己找了一个。他基本不回家。我们感到很难堪，而且还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咱们一再忍耐，终于挣钱了，再咬咬牙，把装钱的桶装满。到时候，咱们去南方买一块大农庄地皮。”早上我这么说。
这次冒险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突厥人的敌人，但突厥人最大的敌人却是他们自己。其实巴库的女孩们从她们憎恨的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所有落拓不羁，但她们最终还是选择阿塞拜疆男人。那样的话，夫人，我为你身陷险境便毫无意义。因为一个承诺就立刻自愿出行阿塞拜疆，已经为我在政府和政党里赢得了政治资本。苏莱曼也在恣意地利用这些资本。
“晚上我在家里待着很烦，”萨米哈说，“你找一个晚上带我去看电影。”
是的，有时我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但不是为了工地上的事，我们去了阿塞拜疆。以前搞运动的塔勒克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突厥主义者朋友说，“国家把这么神圣的任务交给我们，可一分钱也没有。”安卡拉说，你们去问私企要赞助。突厥主义者希望我帮忙，难道我会说不吗。尽管共产主义在苏联终结了，但阿利耶夫总统本人是克格勃出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所谓的突厥人，依然试图把突厥人拴在俄罗斯人的尾巴上。在巴库，我们和军阀们举行了秘密会议。埃利奇别伊赢得了多数高贵的阿塞拜疆人民（其实全都是突厥人，但混进了俄罗斯人和波斯人）的选票，当选为阿塞拜疆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却被一次克格勃方式的军事政变赶下了台，一生气回了农村老家。对于在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中出卖国家的叛徒、无能的人，以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己的俄罗斯间谍，埃利奇别伊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以为我们是俄罗斯间谍，因此不愿意见我们，我们和塔勒克就在巴库的酒店和酒吧里打发时间。还没等我们去埃利奇别伊的村庄，亲吻他神圣的手，告诉他“美国也在支持我们，阿塞拜疆的未来在西方”，就传来了我们土耳其式政变计划泡汤的消息。据说安卡拉的一些人害怕了，告诉阿利耶夫我们为了发动政变去了阿塞拜疆。我们还得知，埃利奇别伊不要说来参加我们的政变，他连院门都出不去。于是我们直奔机场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一天晚上，我厌倦了在店里和麦夫鲁特的闲聊，喝得烂醉，去了居米什苏尤的公寓楼。像突袭的警察一样，我首先按了看门人的门铃。
维蒂哈不时也会抱怨我总是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她像希什利办公室里那个染了金发的斗鸡眼女人那样，没完没了地絮叨。
“怎么了大哥，我以为是卖钵扎的，有什么麻烦吗？”看门人·埃尔江见我在看电表问道，“啊，大哥，11单元的人走掉了。”
六年前，感谢真主，我们的生意一帆风顺，就像这些山头上所有人一样，我们也依仗地契（我们也有地契了），在所有房间上面又加盖了一层。为了不让我妈从早到晚牵挂维蒂哈去了哪里，孩子们回家没有，我们把楼梯建在了外面。一开始，爸妈和苏莱曼兴致勃勃地搬去了楼上，因为楼上的房间更新、视野也更好。但后来，爸妈说爬楼梯太麻烦，本来这里就太大、太空、太冷、我们太孤单，重又搬回楼下。我就在楼上，按照维蒂哈的意思，装了最新最贵的浴缸，贴了蓝色瓷砖，可还是没能摆脱维蒂哈的絮叨，她总说“咱们搬去城里吧”。无论我怎么说，“这里也是城里，这里也是伊斯坦布尔。”维蒂哈就是听不进去。在希什利的高中里，一些富人野种取笑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住在一夜屋里。“我爸妈不会去希什利，他们不可能舍得放下微风习习的院子、杂货店、母鸡和树木。”我说，“难道咱们要把他们孤零零地留在这里吗？”
11单元的电表纹丝不动，瞬间我感觉仿佛世界也停止了转动。
考尔库特：早在1965年和我爸爸一起在库尔泰佩圈下的那块地皮上，去世的穆斯塔法叔叔只盖起了一个单开间。即使麦夫鲁特来城里帮助他爸爸，他们也没能多做些什么，却早已筋疲力尽了。而我们在杜特泰佩的地皮上，一开始就盖起了两间房。我爸爸像在村里那样，在院子里种上了白杨树，如果你现在从希什利望去，兴许就能看见。我妈妈也搬来杜特泰佩后，1969年我们在一夜间又盖起了一间漂亮的屋子，随后又加盖了一间我住在里面听赛马消息的房间。1978年我和维蒂哈结婚时，我们又加盖了带浴室的一大间、外加客房。我们的家就这样一点一点扩大，跟皇宫一样。在我们的皇宫院子里，自己长出了两棵桑树和一棵无花果树。我们还加高了院墙，装上了铁门。
我去塔克西姆找了那个爱喝酒有经验的会计。他介绍我认识了两个年老的书记员，这两人看管给伊斯坦布尔配送了八十年电的电力公司档案，都是些手写的老记录。他们拿着养老金退休了，一个七十二岁，另一个六十五岁。这两个饱富经验的职员签了特别合同，重又回到他们待了四十年的办公室。他们熟知过去八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人为了欺骗电力公司和收费员而发明的各种鬼把戏，他们采纳了将这些伎俩告诉年轻一代收费员的建议。见我是一个勤奋的年轻收费员，他们兴致勃勃地跟我讲了很多事情。他们还记得每个鬼把戏背后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街区、女人，乃至爱情传言。当然不仅是档案，我还必须去看看最新的记录。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房子里，在某扇门的背后找到塞尔维罕。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外加一个电表。
咱们离开这里吧
拉伊哈：我又怀孕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都这个年纪了，在女儿们面前我很害臊。
费尔哈特的电力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