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玛目·阿德南街上的那家店铺以前卖报纸、香烟和三明治，老板是个精明的萨姆松人，但他不是有天赋的骗子。店主其实是一个被赶去雅典的希腊老人。占用被遗弃店铺的萨姆松人，尽管没有地契，也没有租赁合同，却从区政府找人装上了电表。随后，他在电表外私拉一根电线，接上烤面包机和两个能把店铺加热到像澡堂一样的大功率电取暖器。我逮到他的时候，如果按照新法律的规定，用高通胀率来计算偷电罚款和累积的欠费，他就该去卖掉卡瑟姆帕夏的单元房了。为了逃避惩罚，萨姆松人留下所有东西偷偷溜走了。
国家花了很多年给伊斯坦布尔的所有地方都拉上了电线，包括最贫穷最边缘的一夜屋街区，甚至是最无耻的流氓管控下的污秽场所。市民们用了很多年电，却为了逃费耍尽各种花招。国家没能从狡猾的市民那里收来电费，因此就把电力销售私有化了，还把欠费一并转让给了我任职的私有公司。另外，为了使那些对我这样的收费员毫无惧色，甚至嘲弄我们的厚颜无耻的市民谨慎行事、清还欠债，国家还针对欠费出台了每月课以高利贷似的罚款的法律。
空店铺不及宾博的一半大，里面只能容纳两个人坐在桌旁喝钵扎。拉伊哈把两个孩子送去上学后，像以前那样依然在家里给钵扎加糖、清洗钵扎罐、为她倾心的店铺采购。麦夫鲁特每天上午十一点去店里开门，上午那个时候没人喝钵扎，他就精心地归置店铺，模仿维法钵扎店的样子，兴致勃勃地把买来的杯子、玻璃水壶、肉桂粉瓶，一一摆放到面对街道的茶几上。
费尔哈特：一拿到文凭，我就在一个阿拉维派宾格尔人亲戚的帮助下，在电力局就了职。1991年电力配送和电力公司按照新颁布的法律私有化后，勤奋又善于交际的人就转运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立刻接受退休条件，拿钱走人了。另外一些人则像老式公务员那样留下了，但随即就被开除了。像我这样乐意做事的人则开始小心行事。
他们决定把店铺改成钵扎店的时候，正赶上钵扎季节结束，但寒冷的天气还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五天后他们急急忙忙开张的钵扎店引来很多关注。鉴于这第一次的商业成功，费尔哈特为店铺做了投资，更换了当橱窗使用的冰箱，让人油漆了外墙和大门（在麦夫鲁特的坚持下，漆成了钵扎的乳黄色），大门上方安装了一盏灯以便在夜晚吸引顾客，还从家里拿来了一面镜子。
麦夫鲁特不喜欢拉伊哈为丈夫安排工作的善于社交的样子。但在那一刻，他也无力去找碴儿让人不安，就没吱声。他觉得，拉伊哈、萨米哈和费尔哈特事先已经做出了某个决定。其实对此他是满意的，因为他将重新做经理。他明白，现在脑袋醉醺醺的也不该去问，费尔哈特是怎么挣到那么多钱可以在贝伊奥卢开一家店铺的。
他们想到还应该给钵扎店起个名字。照着麦夫鲁特的想法，就用大大的字母写上“钵扎店”就行了。然而为贝伊奥卢的现代店铺提供招牌服务的一个聪明人说，这样的一个名字从商业角度来说将是失败的。他询问了两个合伙人的经历，聊天时得知他们娶了两姐妹，于是他立刻为店铺取名为：
“麦夫鲁特可以胜任快餐店经理，”拉伊哈说，“他有经验。”
连襟钵扎店
“行，麦夫鲁特，咱们一辈子卖钵扎！”费尔哈特说，“伊玛目·阿德南街上有一家小店铺，我本打算卖转烤肉的，开钵扎店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店主还不起债，店就这么闲置着。”
时间一长，这个名字就变成了连襟店。就像他们在加齐街区喝酒的那顿午饭上谈好的那样，费尔哈特投入本金（一家在贝伊奥卢、无需交电费和租金的闲置店铺），麦夫鲁特投入运营资金（一周去买两次钵扎、糖、鹰嘴豆、肉桂粉），以及自己和拉伊哈的人力。两个老朋友平分利润。
“街上竟然有人抢劫卖钵扎的了。”麦夫鲁特说，“其实放弃了我并不乐意。”他猜想，拉伊哈跟他们说了一点自己的情况，来这里是为了给他找差事，为此他感到了羞愧。“我情愿能够一辈子卖钵扎。”
萨米哈：做了那么多年用人后，费尔哈特现在却不让我去麦夫鲁特的店里干活。“好了就这样，去钵扎店干活不行。”有时他这么说，而这也让我伤心。但头几个月，好些晚上他挂念店铺，跑去给麦夫鲁特帮忙，很晚才回家。我也挂念，就瞒着费尔哈特去店里。但是没人愿意从两个戴着头巾的女人那里买钵扎。于是，不久我们也成了类似伊斯坦布尔上千家快餐店中的一个，男人在前面柜台上招呼顾客、收钱，女人在后面负责看管炉灶和洗涮。但是我们卖钵扎。
“别管他，拉伊哈，随他喝。”费尔哈特说，“他终于放弃了卖钵扎，这不是在庆祝嘛……”
连襟店开张十天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加齐街区，搬进了费尔哈特在楚库尔主麻租下的一套带暖气的单元房。房子周围有旧货店、沙发修理店、医院和药房。站在窗口，我可以看见色拉塞尔维莱尔大街的一部分和来往于塔克西姆的人群。下午我在家里待烦了就去连襟店。一到五点，拉伊哈就回家，一是为了不让两个女儿天黑后单独待在家里，另外还要做晚饭，于是我也跟着离开，避免和麦夫鲁特独处。有几次，拉伊哈走后我留在了店里，但麦夫鲁特背对着我，只是不时地看一眼镜子。我也去看我们家的镜子，从不跟麦夫鲁特说话。随后知道我在店里的费尔哈特也会过来，不久他就习惯我去店里帮忙了。我很喜欢和费尔哈特单独待在店里，一起忙着招呼客人，因为那是第一次夫妻俩在一起干活。费尔哈特议论每个来喝钵扎的顾客：那个傻瓜以为钵扎是像色利普那样的热饮，喝之前还吹了一下；这个人是贝利基大街上的一家鞋店的首席销售员，他们的电是费尔哈特给通上的；对于第三个顾客，只因为他喝钵扎特别津津有味，费尔哈特就又白送了一杯，然后跟那人聊天，让他回忆服兵役时的经历。
拉伊哈说这种没必要的话，可能会引起萨米哈和费尔哈特的误解。
连襟店开张两个月后，他们全都发现了没有盈利，但谁也没说出来。连襟店一天卖出的钵扎最多也就是麦夫鲁特以前一夜卖出的三倍。它的利润只够一个没孩子的家庭半个月的开销。更何况，他们不用付房租，费尔哈特还动用他的关系，关上了类似区政府和财税局的勒索大门。而其实，和独立大街一街之隔的这么一个热闹地方，无论你往柜台上放什么都好卖。
“我没喝。”麦夫鲁特恼怒地嘟囔道。
麦夫鲁特一点也不气馁，因为看见招牌的很多路人会停下喝一杯，多数人还会当面跟麦夫鲁特说，开这么一家店真是太好了。从让孩子第一次品尝钵扎的母亲到醉鬼，从自以为是喜欢说教的人到怀疑一切的疯子，他喜欢和各类顾客交谈。
“够了，别再喝了。”拉伊哈悄悄地在麦夫鲁特的耳边说道。
“卖钵扎的，钵扎要到晚上才有人喝，白天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你们在家里做的吗？”“你们的价格高，杯子小，应该再多给一点鹰嘴豆。”（麦夫鲁特很快发现，人们不对街头小贩提出的批评，却对店主毫不避讳。）“干得好，你们在做一件光荣且爱国的事情。”“卖钵扎的，我刚喝下一小杯俱乐部拉克酒，我再喝钵扎会怎么样，不喝又会怎么样？”“请教一下，我是该在饭前喝钵扎，还是在饭后当甜点喝？”“卖钵扎的兄弟，你知道钵扎这个词来自英语的booze吗？”“你们送货上门吗？”“你是卖酸奶的穆斯塔法的儿子吧？那时你帮你爸爸打下手。真不错！”“以前有一个卖钵扎的小贩去我们街区，可后来就不见了。”“钵扎如果都在店里卖，那钵扎小贩做什么？”“卖钵扎的，你喊一声‘钵——扎’，让孩子们听听。”
麦夫鲁特带着现实主义态度、嫉妒和醉意，向自己承认，萨米哈不会跟自己私奔。
碰上高兴的时候，麦夫鲁特不会让好奇的顾客，特别是带孩子的家庭失望，他笑着喊道“钵——扎”。多数说“你们在干一件大事”、对传统和奥斯曼帝国高谈阔论的顾客，一般不会再次光顾。要亲眼看看杯子是否洗干净的狐疑顾客、询问食材是否健康的多事者的人数之多，让麦夫鲁特很是诧异。而对于说第一次喝钵扎、喝了第一口说“咦”的人；说“太酸了”或者“太甜了”，只喝半杯的人，麦夫鲁特却一点也不惊讶。有些人不屑一顾地说，“晚上我从小贩那里买来的钵扎更地道”。一些人则说，“我以为这是热饮”，没喝完就放下了杯子。
“如果我的信写给了萨米哈，而不是拉伊哈会怎么样？”麦夫鲁特暗自思忖。萨米哈会跟他私奔吗？
开业一个月后，费尔哈特隔一天在傍晚去店里一趟帮忙。东部军人和库尔德游击队打仗期间，他爸爸的村庄也撤空了，他那个不懂土耳其语的奶奶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费尔哈特告诉麦夫鲁特，自己是怎么用蹩脚的库尔德语和奶奶交谈的。村庄被烧毁后，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人，逐渐迁入了某些街道，他们开始拉帮结派。传言新当选的教徒市长，要关闭把桌子摆放在人行道上的酒馆和饮酒场所。夏天快到时，他们还卖起了冰激凌。
但是，幸亏苏莱曼欺骗了自己。于是，尽管他心里想着萨米哈，却在信的开头写上了拉伊哈。因为麦夫鲁特只有和拉伊哈在一起才能幸福，真主为他们创造了彼此。他很爱她，没有拉伊哈，麦夫鲁特就会死去。像萨米哈那样漂亮的姑娘，既难相处又很苛求，她们可能由于费解的原因让人不幸福。而像拉伊哈那样的一个好女孩，即便她的丈夫没钱，她也会爱他。萨米哈做了那么多年女佣，直到费尔哈特在电力公司当收费员赚了钱，这才舒坦。
拉伊哈：我们也像费尔哈特和萨米哈那样，从家里拿去了一面镜子。我发现有些下午，麦夫鲁特不看店外的街道，而看放在窗边的我们的镜子，我便起了疑心。趁麦夫鲁特不在，我走去他一直坐的地方，像他那样朝镜子里看了一眼，我看见了在我身后的萨米哈的脸和眼睛。幻想着他俩借助镜子，不让我发现，四目相对的样子，我吃醋了。
有一会儿，他想道：“是的，所有的信我都是写给萨米哈的，当然是她的眼睛打动了我！”他没朝萨米哈的那个方向看，然而，萨米哈的确很漂亮；她的眼睛也漂亮得足以证明麦夫鲁特写的所有信都无可非议。
兴许是我误会了，但这个猜疑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再者，下午我和麦夫鲁特在店里时，萨米哈也根本没必要过来。费尔哈特口袋里揣着从偷电的人那里收来的一沓沓钱到处溜达，难道他们还缺钱，需要萨米哈这么为店铺操心吗？傍晚，我赶回家去照看女儿时，萨米哈也会立刻跟着我离开，但有时她那么专心干活竟然忘记了要回家：有四次我走后她和麦夫鲁特单独留在了店里。
喝到微醺时他慌乱了，决定彻底闭嘴。他听着餐桌上的谈话（他们在谈论女儿们提起的电视上的竞赛节目），在心里自言自语来满足说话的需求。
其实萨米哈的心思不在店里，而是他们在吉汗吉尔新租的房子。一天傍晚，我带着两个女儿顺路去了一趟，可萨米哈不在家，我没能控制住自己，和女儿们一起去了店里。麦夫鲁特在那里，可萨米哈不在。麦夫鲁特说：“这个时候你来做什么？我没跟你说过别把孩子们带到这里来吗？”他说这话时不像我以前的那个天使般的麦夫鲁特，而像个坏人。我也很生气，连着三天没去店里。当然因为我不在，这下萨米哈也没能去店里，她立刻跑来家里看我。“怎么了姐姐，我担心了。”她非常真诚地说。我为自己的嫉妒感到羞愧，“我病了。”我说。“你没病，我知道。费尔哈特也不好好待我。”她说。她不是在试探我，而是因为我聪明的妹妹早就明白，像我们这样的人，烦恼全来自丈夫。要是没有这个钵扎店，像以前那样只有我和麦夫鲁特就好了。
萨米哈把贝伊谢希尔烤肉端上餐桌时，麦夫鲁特挑了个离她最远的角落坐下。他感到了一份让失业和窘迫得以缓解的欣喜。费尔哈特说笑着为他斟满拉克酒，他越喝越轻松，但他依然还是谨言慎行：他害怕说错话，所以很少说话。
10月中，他们重新开始卖钵扎。麦夫鲁特说，把三明治、松饼、巧克力一类杂七杂八的东西从柜台里撤走，只卖钵扎、肉桂粉和鹰嘴豆会更好。但像往常一样，他是他们中最乐观的一个，也没人听他的话。每周两个晚上，麦夫鲁特把店铺交给费尔哈特打理，自己去给老顾客送钵扎。东部打仗的后果是，伊斯坦布尔到处发生爆炸、游行示威不断、深夜报社被炸，但贝伊奥卢依然人头攒动。
他也知道，令他高兴的真正原因则是，在不伤自尊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和费尔哈特的友情，在不让拉伊哈扫兴的情况下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对自己气恼，因为夸大了信到底为谁写的事情，还白白伤心了那么多年。另外，他也注意不和萨米哈单独待在一起。
11月底，《告诫报》刊登了一篇有关连襟店的文章，这个消息最先是对面的教徒钥匙店主告诉麦夫鲁特的。麦夫鲁特立刻跑去了独立大街上的报亭。在店里他和拉伊哈把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城市尽头的森林、远处浓雾中伊斯坦布尔的幻影、母鸡咯咯叫小鸡和狗儿游逛的院子，让两个孩子欣喜不已，她们不停地来回奔跑。麦夫鲁特意识到，在塔尔拉巴什出生长大的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从未见过散发出肥料味的农田、农舍，甚至果园。他为女儿们对周围一切的好奇感到高兴。她们惊讶地看着树木、井辘轳、浇水管，乃至一头疲惫的老驴，或是从伊斯坦布尔的老房子上拆下来又被用在院墙上的白口铁，甚至花哨的铁栅栏。
标题为“三家新店铺”的一篇专栏文章里，首先赞扬了连襟钵扎店，随后介绍了开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卷饼店和一家位于卡拉柯伊的只卖玫瑰布丁和八宝粥的店铺。文章说，由于一味仿效西方，我们遗忘了很多过去的传统，记住这些传统，是一项犹如缅怀我们祖先的神圣使命。作为一种文明，如果我们想坚持民族个性、理想和信仰，那我们就必须先学会忠实于我们自己的饮食。
麦夫鲁特十年来一直回避与萨米哈和费尔哈特重逢的时刻，因为法特玛和菲夫齐耶的存在，没有任何尴尬就过去了。两个老朋友拥抱后，费尔哈特抱起菲夫齐耶，他们一起去看了他十五年前用白石块圈下的地皮，仿佛这次拜访是专门去看一块即将动工盖房子的地皮。
傍晚，费尔哈特一到店铺，麦夫鲁特就兴高采烈地把报纸放到他面前。他还宣称，文章登出后，来了许多新顾客。
阳光明媚的周日早上，他们从塔克西姆坐上空荡荡的区府公交车，车上只有三五个像他们那样去城市另一头看望老乡的乘客。拉伊哈听到麦夫鲁特在跟法特玛和菲夫齐耶说，他儿时的伙伴、她们的费尔哈特叔叔是个多么滑稽的人，她放心了。
“行了吧你，”费尔哈特说，“不会有人看了报纸来店里的，又没写我们的地址。咱们成了讨厌的教徒报纸的宣传工具。”
麦夫鲁特还在闲逛：被抢劫后，他变得愤懑不平，也更加敏感了。晚上他不出去卖钵扎，上午去塔尔拉巴什和贝伊奥卢的餐馆和快餐店为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差事，但都满怀愤怒懒散地干着。
麦夫鲁特既没发现《告诫报》是教徒的报纸，也不知道他们在文章里做了宣传。
“你最后一次见费尔哈特还是在十年前呢！”拉伊哈说。
费尔哈特发现麦夫鲁特并没有理解自己，他恼火地一把夺过报纸，“兄弟，你看看这些标题：先知哈姆扎和伍候德战役……伊斯兰教中的意愿、运气和意志……朝觐为什么是宗教义务……”
“你说的那个贝伊谢希尔烤肉，其实就是带核桃仁的肉末大饼。”麦夫鲁特说，“我最后一次吃是在二十年前。现在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这些都是有害的话题吗？先生阁下总是很好地说起这些话题，麦夫鲁特很喜欢他说的那些话。幸亏麦夫鲁特对费尔哈特隐瞒了见先生阁下的事情。说不定，费尔哈特也会说麦夫鲁特是“讨厌的教徒”。
一周后，拉伊哈对丈夫说，他们受到邀请，周日要带女儿一起去萨米哈和费尔哈特的家，萨米哈为他们做贝伊谢希尔烤肉。
费尔哈特继续满腔愤怒地念报上的标题，“法赫雷廷帕夏，对性变态间谍劳伦斯做了什么？……共济会、中央情报局和共产党……英国的人权主义者是犹太人！……”
“他们不说自负，说尊严。”维蒂哈说，“而且他们还会立刻变坏。”
幸亏麦夫鲁特没告诉先生阁下，他的生意合伙人是阿拉维派人。先生阁下以为麦夫鲁特的合伙人是一个逊尼派的土耳其人。但凡他一说起类似阿拉维派人、伊朗的什叶派、先知阿里的话题，麦夫鲁特就会立刻转换话题，为的是不让先生阁下说出关于他们的坏话。
“我和萨米哈之间没有矛盾，”我说，“问题是男人们太自负。”
“五色封皮《古兰经》注解，仅需三十张《告诫报》赠券。”费尔哈特念道，“兄弟，如果他们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像在伊朗那样禁止街头小贩，再绞死一两个像你这样的人。”
“以前萨米哈和你合伙对付我，”维蒂哈说，“现在却要我去为你们撮合。”
“不会的。”麦夫鲁特固执地说，“钵扎里有酒精，但你看他们也不否认啊？”
“哎呀，维蒂哈，不管是萨米哈，还是费尔哈特，最好你去跟他们打个招呼。”我说，“费尔哈特和麦夫鲁特以前是好哥们儿。既然费尔哈特那么想显摆他挣了很多钱，就让他帮帮老朋友吧。”
“那是因为钵扎的酒精并不重要。”费尔哈特说。
维蒂哈瞥了一眼，像是听明白了。
“是的，跟你的俱乐部拉克酒相比，钵扎没有任何价值。”麦夫鲁特说。
“你知道为什么……”
“怎么了，酒精刺痛你了吗？如果喝酒算罪孽，就不分度数高低，那咱们就该关掉这个店铺。”
“那是为什么？”
麦夫鲁特感到了一种威胁。这家店铺是靠费尔哈特的钱开张的。
“麦夫鲁特也对他们生气。”我说，“原本我想到的也不是你们家的人，而是费尔哈特。据说，费尔哈特在电力公司挣很多钱，他可以给麦夫鲁特找份差事。但如果他不迁就一下叫麦夫鲁特去，麦夫鲁特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
“你大概把选票投给这些教徒了吧？”
维蒂哈说：“我们家那几个人因为快餐店的事对麦夫鲁特生气了，他们不会再为他找差事，不会好好对他了。”
“不，我没给他们。”麦夫鲁特说了谎。
拉伊哈：麦夫鲁特因为怕狗而决定放弃卖钵扎后，我马上去杜特泰佩找了维蒂哈。
“兄弟，你爱给谁就给谁。”费尔哈特带着蔑视和老板一般的口吻说道。
另外，他问自己，同一个夜晚既被打劫又遭野狗攻击是一个巧合吗。如果先被劫后遇袭，他还能够找到一个逻辑，即“被劫时我害怕了，随后野狗嗅到了我的恐惧便来攻击我”。可事实上，是野狗先攻击了他，过了两小时他又被劫了。麦夫鲁特越是试图为这两件事建立一种关联，就越想起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看过的一篇文章，那篇关于狗能够读懂人类思想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旧的《灵魂和物质》杂志上。但麦夫鲁特随即意识到，想起那篇文章再要摆脱这个问题就太难了。
他俩互相生气了。费尔哈特有一阵子晚上没去店里，麦夫鲁特也就没能去给老顾客送钵扎。
现在故事讲到了同一点，因此我建议读者回顾一下第二章。1994年3月30日，一个周三的夜晚，麦夫鲁特遭到了野狗的攻击，随即又被打劫，失去了十二年前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婚礼上送给他的手表，让他惊魂不已。第二天早上，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上学后，麦夫鲁特和拉伊哈聊天时再次觉得，放弃卖钵扎的决定是正确的。怀着对野狗的恐惧，他已经无法在黑暗的街上走夜路了。
夜晚，没人的时候，他在店里心烦意乱。而他上街卖钵扎的夜晚，即便在没有一扇窗打开、没有一个人买钵扎的最空寂的街道上，麦夫鲁特也不会心烦。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幻想，清真寺的墙壁、正被拆毁的木制楼房、墓地，这些都在提醒麦夫鲁特，这个世界的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
一件光荣的爱国之举
《告诫报》刊登了麦夫鲁特脑海里的那个世界的一幅画。当然，这幅画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为了修饰一篇题为“另外的世界”的连载文章而印制的。麦夫鲁特夜晚独自一人待在店里时，会打开刊有连襟店文章的报纸，去看印在另一页上的这幅画。
连襟钵扎店
墓碑为什么倾斜着？为什么每块墓碑都各不相同，某些则忧伤地倾斜着？像灵光一样从上面倾泻而下的那个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柏树、老旧的东西为什么总能在麦夫鲁特的心里唤起美好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