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正忙着写面前的字，但都表现出善意。他们扭头看了看麦夫鲁特，就像多数很久没见卖钵扎的人那样对他笑了笑。
到了楼上，他们请他进了单元房。脱鞋时，他感觉里面有一群人。房里亮着黄色的灯光，这很好。但又像国家机关：麦夫鲁特看见两张桌旁坐着六七个人。
“看见卖钵扎的兄弟，我们很高兴。”一个满头银发、面善的老者微笑着对麦夫鲁特说。
公寓楼三层的一扇窗打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男人。“卖钵扎的，卖钵扎的……你上来一下。”
其他那些人像是他的学生，他们有礼貌、认真，但都是乐呵呵的。银发老者也和他的学生们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七个人，”他说，“每人一杯。”
那夜，没人买钵扎，也没人招呼他。城市的这些地方仿佛只是一个记忆：木屋、弥漫着取暖炉烟雾的小巷、残垣断壁。麦夫鲁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自己到底在哪里。
一个学生带麦夫鲁特去了厨房。麦夫鲁特仔细地倒出七杯钵扎。“有人不要肉桂粉和鹰嘴豆吗？”他冲着里面问道。
白色三轮车的幻影经常浮现在麦夫鲁特的眼前。他的小车比他在街上看见的其他小贩车更有型，也更有个性。他无法相信那小车已经被斧头无情地拆解了。也许他们把他的小车送给了另外一个和他一样让他们可怜和有后门的小贩。这个揩油的人兴许是一个里泽人，里泽人总互相保护。
学生打开的冰箱里没有酒精饮料。麦夫鲁特也从中看出了这个家里没有女人和孩子。银发老者来到厨房，“我们该付你多少钱？”他问道，不等麦夫鲁特回答，他凝视着麦夫鲁特的眼睛说道，“卖钵扎的，你的声音很忧伤，触动了我们。”
尽管在这些旧街区里，人们会为钵扎的价钱讨价还价，问一些钵扎是否含酒精的无聊问题，还会用看一个可疑的怪物的眼神去看他，但麦夫鲁特明白，为了能够说服这里的人家更多地买钵扎，每周他应该匀出一两个夜晚专门去金角湾对岸的这些街区。
“我遭遇了不公，”麦夫鲁特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倾诉愿望说道，“他们没收了我的卖饭小车，也许拆解了，也许送给了另外一个人。希什利区政府的一个里泽人公务员很无礼。但大晚上的别让我的烦恼来打扰您。”
一天晚上，他想起儿时夜晚跟着爸爸一起卖钵扎惧怕野狗时，爸爸带他去过的教长家就在这些街区的某个地方，给他念经的教长家的地上铺着油毡布。爸爸像看医生那样带他去见了年迈的教长，这个老教长应该早已过世。麦夫鲁特听从了教长的忠告，尽管教长念经吹气时他害怕了，虽然现在也想不起来那个大胡子教长的家和街区在哪里，但在他的帮助下，儿时的自己摆脱了内心对野狗的恐惧。
“你说，你继续说。”银发老者说道。他用真诚的眼神告诉麦夫鲁特，“我为你感到伤心，我愿意倾听。”麦夫鲁特说，他那可怜的小车很悲哀，因为在城里落入了别人手中。他知道，即便不说没钱的烦恼，老者也会明白这一点。而其实他那比这更重要的烦恼则是，区府里的里泽人，那些重要人物（“讨喜的人。”银发老者嘲讽地说）对自己的鄙视和无礼。他们面对面坐在了厨房里的两把小椅子上。
可是麦夫鲁特不明白，在一些黑暗的小巷里，野狗为什么对他不友好，甚至怀有敌意。它们在一个角落打瞌睡或者翻垃圾，可一听到麦夫鲁特的叫卖声和脚步声，就立刻直起身，犹如进入战斗阵势的一支军队的军人那样，彼此挨近，观察着麦夫鲁特，有时还号叫着露出尖牙。麦夫鲁特认为它们的这种神经质，和从未有钵扎小贩经过这里有关。
“人是自然之树的最高果实。”认真听麦夫鲁特倾诉的银发老者说。他不像老教徒那样自言自语祈祷般地说话，而是既像一个老友那样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又像一个学者那样侃侃而谈。麦夫鲁特很受用。
尽管空地被混凝土公寓楼占满，墓地无端地消失了。即便在最边远的街区，大垃圾桶也已经取代了街角堆积如山的垃圾小山头，但麦夫鲁特发现，野狗在夜晚依旧占据着这些街道。
“人是最高贵的生物。没有人能够毁灭你心里的珍宝。按照真主的旨意，你也会找到你的小车……但愿你会找到。”
“维法钵扎店离我们这么近，可从没去买过。但一听到你动人的声音，我们就忍不住了，卖钵扎的。一杯卖多少钱？你是哪里人？”
麦夫鲁特既感到自豪，因为一个这么睿智、重要的人物愿意把时间留给自己，而让里面的学生等着，同时他又感到不安，因为他感觉这种关心也可能出于同情。
穿过阿塔图尔克大桥，他爬上泽伊雷克，从后街快步走向法提赫、恰尔相姆巴、卡拉居姆里克。“钵——扎”，他越喊感觉越好。二十五年前的老旧木屋多数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像费里柯伊、卡瑟姆帕夏和道拉普代莱那里的四五层混凝土公寓楼。即便不总是那样，但这些公寓楼里的窗帘和窗户是开着的，这里的人们就像迎接一个来自过去的奇怪信使那样，欢迎麦夫鲁特。
“先生，您的学生在等您呢，”他说，“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这些是他来伊斯坦布尔头几年，上午和爸爸一起去维法钵扎店买钵扎时走过的街道。那时，他们不进小巷，夜晚也从不会路过这些街区。这些带飘窗没漆油的两层木质楼房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灯也早早就熄灭，更没人喝钵扎。十点刚过，街道就成了从奥斯曼时期就逍遥在这些街区的野狗的天下。
“让他们等着。”银发老者说。他又说了几句触动麦夫鲁特灵魂的话：打不开的心结，用真主的意愿就能解开。所有的困难用它的力量就能克服。也许他还要说更多至理名言，但看见麦夫鲁特扭动身子惴惴不安的样子（麦夫鲁特立刻后悔自己做出这样神经质的动作），他站起身，把手伸进裤兜里。
自从小车被没收后，不等晚间新闻开始，他就早早上街了。他从新开通的大街一路往下走到阿塔图尔克大桥。为了增加收入，他在金角湾对岸寻找新的街区。他疾步快走，时而带着忙乱，时而带着灵感，时而带着愤懑。
“先生，我不能要您的钱。”
他的灵魂在抽搐。他感到一个无法逃避的巨浪正在袭来，将把自己吞没。不等天黑，不等那个黑暗的浪头袭来，他就早早地拿起扁担和钵扎罐上街了。因为行走可以放松他的心灵，也因为疾步行走中冲着黑暗一声声叫响的“钵——扎”，可以让他感觉好些。
“不行，真主不会答应的，我也不会接受。”
他比往常晚回到家。不仅拉伊哈，两个女儿也从麦夫鲁特的脸上明白了，小车没能要回来，甚至已经不在了，死了。麦夫鲁特一声不吭，全家沉浸在哀悼的氛围中。拉伊哈原以为麦夫鲁特明天会出去卖饭，她煮了米饭炸了鸡块，他们默默地吃了晚饭。“要是我拿了那辆白给的车就好了！”麦夫鲁特暗自想到，那辆车的主人现在也一定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冥思苦想呢。
在门口时，“你先走，不，你先走。”他们像绅士那样坚持给对方让路。“卖钵扎的，这次请你收下这钱。”老者说，“你下次来，我答应就不给你钱了。我们每周四晚上都在这里交谈。”
就像高中年代那样，他在街上满腔愤怒、漫无目的地闲逛。走到库尔图鲁什一个陌生街区时，他感到了寒冷便走进一家咖啡馆，看着电视坐了三小时。他买了一包马耳泰佩香烟，不停地抽着，算起账来。他必须让拉伊哈多接手工活。
“愿真主保佑您！”麦夫鲁特边说边觉得这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回答。麦夫鲁特突发奇想地亲吻了一下容光焕发的老者那皱巴巴的大手。那只手上有很多大黑痣。
外面，广场上依旧是平淡无奇的生活。麦夫鲁特看见轰鸣的公交车、购物的女人、给打火机灌气的人、兜售国家彩票的小贩、身着统一校服推搡说笑的学生、一个推着三轮小车叫卖热茶和三明治的小贩、警察以及系领带的先生们。他对这些人满怀愤懑，犹如一个人，在他深爱的女孩死后，他怎么也无法承受为了别人而继续平淡无奇的生活一般。那个里泽人对他也太无礼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很晚回到家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把这次偶遇告诉拉伊哈。随后的几天，他想告诉拉伊哈，老者的话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因为老者的出现他才能够承受失去爱车的痛苦。但他克制了自己，因为拉伊哈可能说些嘲讽的话让他伤心。
“既然你和哈吉·哈米特那么熟，走他的后门，你就不该做小贩，去找他要份差事。在他的建筑工地当个小头头，一个月就能挣到小贩一年都挣不到的钱。”
麦夫鲁特一直在想他在银发老者家里见到的黄色灯光。他还看见了什么？墙上挂着漂亮的古老文字。麦夫鲁特还喜欢严肃地围坐在桌旁的学生们的彬彬有礼。
“我们认识。”麦夫鲁特说道，试图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
第二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在夜晚卖钵扎时更多地看见了白色小车的幻影。有一次，在泰佩巴什的一条蜿蜒曲折的上坡路上，他发现一个里泽人正推着小车往坡上爬，他跟着跑了上去，还没到跟前，他就发现自己看错了：他的白色小车更加精巧，不像这辆那样粗糙和笨拙。
“你可真是个老古板……你是怎么认识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
周四晚上，在法提赫后面，他喊着“钵——扎”经过恰尔相姆巴的老者家门前时，又被叫了上去。在简短的拜访中他得知：学生称呼银发老者为“老师”，来这里的其他人称呼他为“先生阁下”；学生们用芦秆笔、墨水瓶、墨水，像绘画那样在桌上用大大的字母写字；这些字母是书写《古兰经》的阿拉伯字母。房子里还有麦夫鲁特喜欢的其他一些古老、神圣的东西：一个老式的咖啡壶；墙上、桌上的写有类似字母和单词的书法牌匾；一个镶嵌贝壳的帽架；一个嘀嗒声可以超越所有轻声细语的大柜钟；镜框里的阿塔图尔克以及一些像他那样极其严肃、皱着眉头，但蓄着大胡子的重要人物的画像。
“我确定。”往回走时麦夫鲁特说。
在厨房里同一张桌旁的简短交谈中，在先生阁下的询问下，麦夫鲁特告诉他，小车没能找到，还在仔细寻找，最近一段时间上午还是无事可做。（为了不让先生阁下觉得他在那里找差事、希望得到帮助，他只一提而过。）十五天来，麦夫鲁特想到很多话题和问题要问他，但只找到了说一个话题的时间。他告诉先生阁下，每夜在街上长久地行走，除了职业习惯，更多的是一种需求。如果夜晚他不上街走很久，他的脑子、幻想力、思维就会变弱。
“你确定不要吗？”里泽人问道。
先生阁下说，劳作也是一种做礼拜的形式。麦夫鲁特心里那个一直走到世界末日的愿望，是一种启示和结果，即人世间只有真主会帮他，他也只能去祈求真主的帮助。麦夫鲁特将把这解读为，行走时脑海里出现的怪异想法来自真主，他将为此而不安。
在玻璃柜的角落里，那辆好车的主人塞了一张土耳其国旗和阿塔图尔克的明信片，还有一张著名肚皮舞舞娘塞海尔·谢尼兹的照片。麦夫鲁特不喜欢最后那样东西。
先生阁下伸手到口袋里准备付钵扎钱时（这个周四他有九个学生），麦夫鲁特提醒说，就像之前他们说好的那样，钵扎由他请客。
“我不要。”麦夫鲁特说。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阁下带着一种赞赏的口吻问道。
“我的老乡，你在禁止的地方无照经营，你的车被没收了，很遗憾被拆解了。现在因为你走后门，我们才白给你另外一辆。拿去做个吃饭的家什，别让你的孩子家人挨饿。”
“麦夫鲁特。”
“我要我自己的车。”
“多好的一个名字！”他们正从厨房向房门走去，“您是麦夫利德罕吗？”先生阁下用他的学生也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麦夫鲁特用买主的眼光审视了一遍那些车。有一辆像他的车，有玻璃柜，木料好，还有厚实的轮胎，但没有煤气罐，大概是被偷走了。但这辆车比他那辆更新更好。一时间他感到了羞愧。
麦夫鲁特不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脸上露出了一种无法回答的遗憾表情。桌旁的学生则对麦夫鲁特谦逊的诚实抱以了微笑。
“他们不是一个月前就收了你的车吗？收来的车第二天我们就拆解。你的车，对不起，已经被拆解了。这些车是城管昨天用卡车从街上收来的。如果每天都去收，城里就会有人造反；如果不去收，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人都会跑来塔克西姆卖土豆，那也就没有贝伊奥卢，没有一条干净的大街了。如果把车全还给他们，第二天他们还会推车去塔克西姆……趁着还没被拆，你就从这里挑一辆喜欢的车吧……”
先生阁下说，人尽皆知，麦夫利特，是为庆祝先知诞辰书写的长诗的统称。麦夫利德罕，则是对这些长诗的作曲者的称呼，这个美好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如果有一天，麦夫鲁特生了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麦夫利德罕，那孩子一定好运连连。另外，每周四晚上他们一定会等麦夫鲁特，他甚至不用在街上叫喊就可以直接上去。
“我的小车不在这里。”麦夫鲁特说。
苏莱曼：维蒂哈说，麦夫鲁特丢了小车又没利用乌拉尔的关系得到好处，他希望那个我帮着找来的、住在库尔泰佩单开间里的房客交更多的租金，至少给一部分现金。随后麦夫鲁特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你找到了吗？”来到他身边的里泽人问道。
“兄弟，”我说，“你的房客是乌拉尔他们的人，一个可怜的里泽人，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人。你也知道，如果我们让他搬出去，他会一声不吭就搬走，他很怕哈米特先生。可他交的房租也不低，每月都按时交到我手上，我们让维蒂哈转交给你们，既不用交税，也不会违约。你以为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房客吗？”
麦夫鲁特在楼房之间的一个阴暗的天井角落里，激动地看见了一堆小贩的手推车。朝那个方向走去时，他看见两个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用斧子拆解一辆小车，另外一人在堆放轮胎、木板、炉灶、玻璃柜。
“苏莱曼，这段时间我不信任里泽人，别介意，让他搬出去。”
在区政府大楼二层的里泽人，是个重要、忙碌的人物，他在训斥排队等候的市民。这人让麦夫鲁特在一边等了半小时后，做一手势招呼了他。里泽人在前，麦夫鲁特在后，他们一起走下了阴暗的楼梯。穿过散发着皂味的狭窄走廊、坐满看报的公职人员的憋闷大厅、一个让整个地下室淹没在劣质食用油和洗涤剂气味的食堂，他们来到了一个天井。
“嘿，你这个无情的房东，那人成了家，有了孩子，难道要把他们扔到大街上去吗？”
麦夫鲁特那夜高兴得彻夜未眠。一早他就起床，剃胡子，穿上节日才穿的干净衣服，走去了希什利。他暗自思忖，一旦和白车团聚，他要给它重新上漆，装饰一新，绝不再离开它、离弃它。
“有谁在伊斯坦布尔可怜我吗？”麦夫鲁特说，“别误会。行，就这样吧，你也别把人家扔到大街上去。”
“让麦夫鲁特去希什利区政府，”一天晚上考尔库特说，“那里二楼有一个乌拉尔他们的里泽人，会帮他。”
“就是啊。我们向来是同情你、爱你的。”我也认真地说道。
“你给维蒂哈打个电话啊，”麦夫鲁特低声说道，“兴许有什么新消息呢。”
维蒂哈从苏莱曼那里拿来的一个月房租，最多够麦夫鲁特一家开销一周。麦夫鲁特和苏莱曼通话后，维蒂哈拿来了3月和提前交付的4月、5月房租，钱数高出该有的数目。麦夫鲁特对房客轻易同意涨房租——也就是阿克塔什他们，苏莱曼和考尔库特的资助——没想太多。他用这笔钱为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冰激凌小车、冰桶、不锈钢桶、搅拌机。他决定靠卖冰激凌来度过1989年的夏天。
“你就带她们去卡瑟姆帕夏公园透透气吧。”
买冰激凌小车时，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也跟着麦夫鲁特去了下面的街区。他们推着小车蹦蹦跳跳地回了家。被他们的快乐误导的邻居雷伊罕大姐，从窗口探出身子，做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就像他们找回了卖饭的三轮车，他们谁也没点破她。麦夫鲁特在后院和女儿们一起给小车刷上油漆并修整了一番。晚上电视里出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抗议者的画面。麦夫鲁特对那个广场上的小贩的勇气钦佩不已。那个小贩是卖什么东西的？麦夫鲁特想，很可能跟我一样是卖饭的。但是中国人的米饭，不像拉伊哈做的那样，而是像麦夫鲁特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不放鹰嘴豆和鸡块，而是用另外一种方法，长时间煮出来的。麦夫鲁特对抗议者们喊道“做得好！”但随后他又补充道，不该过多地和国家作对，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国家，谁也不会保护穷人和小贩。在中国，穷人和小贩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不承认真主。
拉伊哈：过了两周，我们还是没得到三轮车的任何消息。麦夫鲁特卖钵扎直到后半夜才回家，上午他基本都在睡觉，中午起来穿着睡衣在家里和法特玛、菲夫齐耶玩捉迷藏、捉人游戏。家里不再煮鹰嘴豆饭，不再炸鸡，每晚也不再看见她们喜爱的白色三轮车锁在杏树上，六岁的法特玛和五岁的菲夫齐耶意识到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她们也仿佛为了假装不知道爸爸的失业而全心投入游戏中。家里的大呼小叫声越来越响时，我对麦夫鲁特喊道：
从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私奔结婚的那年夏天至今的七年时间里，生产牛奶、巧克力、糖果的大公司为了彼此竞争，首先向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杂货店、蛋糕店、三明治快餐店免费赠送了冰柜。从5月开始，这些冰柜的主人就把它们摆到店铺门前，便没人再从街头小贩那里买冰激凌了。如果麦夫鲁特在一个角落停留五分钟，城管们就会以他占据人行道为由来没收拆毁小车，但他们却对大公司的那些摆在人行道上影响行人走路的冰柜视若无睹。电视不断播放这些公司的被冠以奇怪名字的冰激凌广告。麦夫鲁特推着小车经过后街时，孩子们问他：“卖冰激凌的，有明火枪吗？有火箭吗？”
我遭遇了不公
碰上高兴的时候，麦夫鲁特回答道：“这个冰激凌比你们的所有火箭都飞得高。”因为这个回答，他也能够稍微多卖一点。但多数晚上他都闷闷不乐、早早地就回家。他对七年里都跑下楼来帮忙的拉伊哈埋怨道：“都这个时候了，女儿们为什么还在街上疯玩？”拉伊哈去找她们时，他就撂下冰激凌小车，走上楼，沮丧地看着电视直到睡觉。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沮丧时刻，他在电视里看见，出自自己黑暗幻想中的那个巨浪正在慢慢地翻滚过来。到了秋天，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好营生，就将没钱给孩子买书本、衣服，给家里买食物，给取暖炉买液化气了。想到这些，他就焦虑不安。
先生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