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的入伍训练结束时，麦夫鲁特学会了使用G3步枪、（比所有人稍微好一点地）喊报告、敬礼、不引人注意、服从命令（跟所有人一样）、设法对付、需要时说谎当两面派（比所有人稍微少一点）。
他不去所有士兵都去的咖啡馆和电影院，直奔城际大巴客运站，找个角落的桌子坐下给拉伊哈写信，这对于麦夫鲁特来说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情，有时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诗人。
他无法确定，一些事情他做不好是因为笨拙，还是自己道德上的困扰。“听我说，我现在离开一下，半小时后回来，连队要不停地继续训练。”军官说，“明白了吗？”
每天早上，他随手翻开一本藏在柜子底部毛衣下面的书信指南，躲在柜门后面，花一两分钟看上一页，这一页内容足以让他动一天脑筋。在无聊的训练和没完没了的跑步时间里，他用记下的一些内容去构想将要写给拉伊哈的情书。就像狱中没有纸笔写诗的政治犯那样，他背下自己想出来的精彩句子，等到周末放假时，仔细地写下来寄去杜特泰佩。
“遵命我的长官！”整个连队齐声应到。
那天夜里，麦夫鲁特最先上了床，用被子蒙住头，悲哀地思考自己的人生。现在他当然想待在塔尔拉巴什的家里和费尔哈特还有马尔丁的孩子们在一起，可是那里其实也不是他的家。少尉说“这里是你的家吗”，似乎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家，他唯一想到的是库尔泰佩的一夜屋，他想象着爸爸现在独自一人看着电视打瞌睡，而那里至今连一张地契也没有。
但是，军官在黄色指挥大楼的角落一消失，连里的一半人，立刻就地躺下吞云吐雾地抽烟闲聊。剩下的四分之一，在确信军官不会突然回来之前继续训练，另外的四分之一则装模作样地继续着。（麦夫鲁特属于最后这一类。）老老实实继续训练的人遭到了嘲笑，甚至有人推搡阻止道：“你疯了吗？”于是最终谁都没有执行军官的命令。所有这些有什么必要呢？
在服兵役的二十个月里，尽管挨了很多耳光和拳头，而最让麦夫鲁特伤心的是这次，因为他认为少尉在理。是的，当时他正想着拉伊哈，因此既没注意军帽，也忘了敬礼，更忽略了步伐。
服兵役的第三个月里，晚上一起喝茶时，麦夫鲁特鼓足勇气向小店主们提出了这个关于哲学和道德的问题。
然而两天后，当他敞着领口，“无纪律”地一路沉思冥想往前走时，（不知道苏莱曼把信交给拉伊哈有多久了？）一个少尉叫住了他，用手心和手背甩了他两记耳光，还骂了一句“蠢货”。“这里是你的家吗，你是几连的？”没等麦夫鲁特回答，少尉就走开了。
“你真的很单纯，麦夫鲁特。”安塔利亚人说。
麦夫鲁特没加入关于挨耳光的争论。因为不是自己的过错，因此他让自己相信，挨耳光并不是件耻辱的事。
“或者是一个假装过分单纯的骗子。”安卡拉人说。
“先生们，东部的深肤色黑眼珠的人会挨更多的巴掌，你们就别骗自己了。”
“假如我也像他们那样有一家店铺，即便是小店，我就一定会念完高中和大学，作为一名军官来服兵役。”麦夫鲁特暗自思忖道。他也看到，假如自己离开这两个他已不再敬重的小店主，在他新找的朋友当中，自己的角色将依然还是那个“被派去端茶的面善的傻小子”，依然还要像所有人那样，用他的帽子来托住把手断掉的茶壶。
“漂亮、丑陋、帅气、寒碜，在军队里都没区别，所有人都被打得规规矩矩。”另外一人说。
抽签时，他抽到了卡尔斯省的坦克旅。也有抽到西部，甚至是伊斯坦布尔的幸运儿。据说这抽签也有作弊的，但麦夫鲁特既没感到嫉妒和愤怒，也没因为自己将在土耳其与苏联交界的最冷最穷的城市里度过十六个月而烦恼。
麦夫鲁特想，他也许是对的。
他甚至没有回一趟伊斯坦布尔，就直接在安卡拉换乘大巴，一天就到了卡尔斯。1980年7月，卡尔斯是一个拥有五万人口、极为贫困的城市。麦夫鲁特拿着行李箱，从客运站向市中心的卫戍区走去时，看见大街上贴满了左派的政治标语，他记得有些标语下面的署名在库尔泰佩的墙上见过。
“因为他打你没像打我那么用劲。”纳济利人生气地说，“因为你有一张娘儿们似的漂亮脸蛋。”
卫戍区让麦夫鲁特感到宁静。除了国家情报局里的人，城里的军人都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有时为了抓捕左派的武装分子，宪兵会突袭从事畜牧业的村庄、从事奶酪业的奶牛场，但那些宪兵连队驻扎在远处。
几天后，麦夫鲁特挨了第一记耳光。他随即断定，其实挨打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因为无事可做，他所在的班被派去打扫防区，他们清扫了周围所有的火柴棍、香烟头和枯树叶。正当所有人分散在各个角落抽烟时，“嘿，干吗呢！”一个巨人般的军官出现在他们面前。（麦夫鲁特还不会从领章的横杠上来识别军衔。）军官让他们排好队，抡起大手给了十个士兵每人一记耳光。尽管麦夫鲁特的脸被打得生疼，但因为如此惧怕的事情——第一记耳光——就这么无伤大雅地熬过来了，他颇为满意。站在排头的大个子纳济利人·纳兹米，差点被打飞，他恼羞成怒。麦夫鲁特想去安慰他，“算了，兄弟。”他说，“你看我在乎吗，都过去了。”
进城第一个月的早集合，回答军官的一个提问时，麦夫鲁特说自己之前做过餐馆服务员。于是他被派去军人之家的餐厅工作。这份工作，让他远离了严寒中的站岗，躲开了脾气暴躁的军官们那些随意和荒唐的指令。现在没人看见时，他有时间在宿舍的小桌上或军人之家餐厅厨房的桌子上，给拉伊哈写信了。他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安纳托利亚民歌，埃罗·萨扬谱曲、艾美尔·萨因演唱的“难忘那镌刻在心上的第一个眼神”，一边将一页页信纸写满。以“书记员”、“油漆工”、“修理工”一类差事留在指挥部和宿舍的士兵，他们看似在干活，可多数人的一个私密口袋里，都装着一个便携式小晶体管收音机。随着那年音乐品位的提升，麦夫鲁特得以从安纳托利亚民歌中得到启示，给心爱的人写了很多情书，比如“撒娇的眼神”、“羚羊般的眼睛”、“娇羞的目光”、“乌黑的眼睛”、“睡眼惺忪”、“挑逗的眼神”、“犀利的眼神”、“魔力的眼睛”。
转眼就忘记了耳光的安塔利亚人所表现出的政治灵活和老练，使麦夫鲁特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军队里没道理可讲”的观点不是他的，是军官们的口号。当他们发出的指令遭到质疑时，军官们会发怒地叫嚣道：“必要时，不需要任何理由和道理，我会在两个周末处罚你们，让你们所有人去泥里打滚，废了你们。”他们说到做到。
他越写越觉得，似乎自己从小就认识拉伊哈，在灵魂上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过去。仿佛在每封信里，字字句句都在构建他和拉伊哈之间的亲近，他还觉得日后他们将共同经历所有这些梦想。
“兄弟，我完全无所谓，军队里难道有道理可讲吗。”安塔利亚人·埃姆雷说。
夏末，一盘冷掉的茄子什锦蔬菜惹恼了一个上尉，他正在厨房为这盘菜和厨师争吵时，有个人拽了拽他的胳膊。这人像个巨人，麦夫鲁特吓了一跳。
“服完兵役后，我要找到那个同性恋的少校，把他赶回他妈生他的地方去。”晚上一起喝茶时安卡拉人·阿赫迈特说。
“我的妈啊，你是莫希尼。”随后他惊叹道。
“兄弟，这些人是因为太笨才挨了这么多耳光，还是因为挨了这么多耳光才变得这么笨，其实这才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安卡拉人·阿赫迈特武断地说道。他有一家服装店。麦夫鲁特明白了，至少必须是一个店主，才能给笨蛋以完整的判断。其实，他并不喜欢碰巧分在同一个班里的这些自命不凡的佼佼者。四连古怪的军官，不断折磨他讨厌的一个迪亚巴克尔士兵（军队里禁止使用“库尔德”和“阿拉维”这两个词），以至于这个可怜的士兵在被关禁闭时，用皮带上吊自杀了。小店主们对这起自杀事件没像自己那么伤心，甚至还维护军官，说自杀的士兵“愚蠢”，麦夫鲁特由此对他们怒不可遏。像多数士兵一样，他也不时想到自杀，而随后又像所有人那样，开个玩笑就能够忘记一切。就在那些日子里的一天中午，两个小店主埃姆雷和阿赫迈特说笑着走出食堂时，碰上一个正在发火的少校，因为没有正确地手托军帽，他们那光溜溜的脸上各挨了少校的两记耳光。麦夫鲁特在远处幸灾乐祸、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两个老朋友拥抱亲吻。
晚上一起喝茶时，“兄弟，要是听别人说，我是不会相信的，可这里怎么会有这么愚蠢和无知的人呢。”安塔利亚人埃姆雷·夏希马兹说。他有一家出售汽车零配件的店铺，麦夫鲁特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这么笨，挨打对他们也无济于事。”
“人家当兵都变瘦，变得骨瘦如柴，你反而长胖了。”
服兵役之前他幻想过无数次挨军官打的画面，进入驻地三天后，在麦夫鲁特的眼前，就变成了时常重现的家常便饭。在军士长的一再提醒下，一个傻瓜还是错误地手托军帽，挨了一耳光；另外一个没脑子的人敬礼时手指弯着，挨了一巴掌；还有一个在训练时，第一千次分不清左右，不仅遭到军官的辱骂，罚做一百个仰卧起坐，又被全班嘲笑。
“我在军人之家当服务员。”麦夫鲁特说，“像肉铺里的猫，我在厨房养肥了。”
然而，从结束入伍训练到宣誓，他都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另类和孤独。每天他和连队一起唱着民歌跑步两三个小时，跨越障碍，做类似瞎子·凯利姆在高中时让他们做的体操动作，对着真实的，或是假想中的士兵练习做上百次敬礼动作。
“我也在军人之家，在发廊里。”
在开往布尔杜尔的大巴上，半梦半醒之间，麦夫鲁特总想起医院里的那一幕。一些人一看见军官，就用衣服和鞋子挡住他们半裸的身体，其他一些人则做出真的非常惧怕的样子，可等军官一走他们就笑得更欢了。麦夫鲁特知道，自己和这两类人都可以友好相处，只是害怕，如果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在军队里他会感觉自己很另类很孤独。
莫希尼两周前就到了卡尔斯。他没能高中毕业，他爸爸就把他送去一家女士发廊当了学徒，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理发师。当然在军人之家把军官老婆们的头发染成金色是件轻松的工作。可等到周末放假和麦夫鲁特一起上街，当他们在亚洲酒店对面的茶馆里看足球比赛时，莫希尼就开始抱怨了。
于是，还在第一天，他就领悟到，不断地说自己有靠山，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士兵的侵犯和鄙视。他对队伍里一个和自己一样留着小胡子的人说（麦夫鲁特想到，幸亏我留了小胡子），所有人都认识哈吉·哈米特·乌拉尔，他是一个非常公正、乐善好施的人。正说着，一个军官对他们嚷道：“安静！”所有人都心惊肉跳地闭上了嘴。“别跟澡堂里的娘儿们似的说说笑笑。严肃点，这里是军队。别像小姑娘那样咯咯地傻笑。”
莫希尼：其实我在军人之家发廊里的工作并不难。我唯一的烦恼是，要根据每个顾客丈夫的军衔来给予她们不同的关注。比如，我们卫戍区司令图尔古特帕夏的矮个子老婆，要为她做最好的头发，说最甜的话；比这差一点的，给排在他后面的帕夏稍微有点瘦的老婆；对那些少校的老婆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和功夫，少校们也是论资排辈的，这点也要注意。所有这些快把我变成神经病了。有一天，我就随口夸了一下一个年轻军官漂亮老婆的褐色头发，随即遭到了包括图尔古特帕夏老婆在内所有人的不屑和鄙视。这些我都告诉了麦夫鲁特。
在阴冷的走廊里一动不动地等了两个小时后，麦夫鲁特才得知体检的房间里并没有医生，也不清楚要做什么检查。有人说查视力，精通模仿近视眼的人可以逃避兵役，有些人则带着威胁的口吻说：“待会儿医生不看咱们的眼睛，是看咱们的屁眼，同性恋者在服兵役之前就会被清理出来。”让别人注视甚至触摸身体上最隐私的地方，或者因为同性恋被撇到一边的可能，让麦夫鲁特毛骨悚然（这第二种恐惧在他整个服役期间时常反复出现），以至于他忘记了赤裸的羞怯，开始和队伍中其他赤裸的男人聊起天来。他得知，多数人和自己一样来自农村，居住在一夜屋街区。所有人，即便是最可怜最愚蠢的人，都有一个引以自豪的“靠山”。他也想起了哈吉·哈米特先生，尽管他对自己来当兵一无所知，但他依然炫耀地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可靠的靠山，可以保证自己在军队里轻松度日。
“‘你给图尔古特帕夏的夫人染了什么颜色，我的别更浅。’我们少校谨慎的夫人说。谁在哪里玩拉米纸牌，谁在哪天请客，她们在哪里一起看哪部连续剧，将在哪家面包坊买哪种甜饼，我全都知道。一些军官孩子过生日，我给他们唱歌、变戏法，帮那些不愿意走出卫戍区大院的夫人们去商店买东西，还帮一个军官的女儿做数学作业。”
麦夫鲁特相信了这个说话温和的医生，脱掉衣服，以为马上就体检，但他们被要求排成一队，队伍里其他那些懒散的穷男人跟他一样，也都只穿了一条内裤。据说会被偷，因此也不允许任何人把背心、裤子放到一边。排队等候的人，就像进入清真寺的穆斯林一样，捧着鞋底相对的鞋子，鞋子上面放着一件件叠好的衣裤，最上面是医生将要盖章签字的体检报告。
“莫希尼，数学你懂什么啊！”麦夫鲁特粗暴地打断我说，“难道你睡了帕夏的女儿？”
以前，也就是没成人之前，麦夫鲁特无以区分身体、灵魂和思想，对它们统称为“我”。然而在军队里，还在第一次体检时他就知道了，他将无法完全拥有自己的身体，甚至假如把身体交给军官，至少他将能够解救自己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上拥有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的可怜之人（患有肺结核的小贩、近视眼的工人、耳聋的做棉被的人），以及其实没病却贿赂医生逃避兵役的富家子弟，都会在著名的首次体检时被免除兵役。体检开始前，一个老医生看到麦夫鲁特害羞的样子，便说：“把衣服脱了，我的孩子，这里是军队，咱们都是男人。”
“你太无耻了麦夫鲁特……在军队里你的嘴巴和灵魂都变脏了。出了指挥部在军人之家找到一份轻松工作、在帕夏家做用人时遭到辱骂的所有士兵，为了挽回面子，晚上回到连队都会说，‘我睡了帕夏的女儿。’你相信这些鬼话吗？……何况，图尔古特帕夏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他不该被这样的脏话辱骂。对于他老婆的恶毒和无礼，也都是他在维护我。明白了吗？”
在服兵役的近两年时间里，麦夫鲁特受益匪浅。他学会了在边陲城市、军队、男人和人群里不引人注意地求得生存，以至于他赞同了不当兵不成“人”的说法，甚至开始用自创的另外一种形式来说这句话，“不去当兵成不了男人”。因为，其实在军队里他发现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体和男子汉气概的存在和脆弱。
这是服役期间他从一个士兵嘴里听到的最诚恳的话，麦夫鲁特羞愧难当。“帕夏其实也是个好人。”他说，“别介意。来，让我亲你一下，别生气了。”
这里是你的家吗？
这句话一说出口，麦夫鲁特立刻明白了一件甚至对自己都隐瞒的事情：高中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莫希尼沾上了脂粉气，隐约显现出一种同性恋的迹象。对此，莫希尼有所察觉吗？麦夫鲁特是否该表现出觉察了这一点呢？瞬间，他们一动不动、静静地看了彼此一眼。
麦夫鲁特服兵役的日子
图尔古特帕夏很快得知，他妻子的理发师和餐厅的服务员在伊斯坦布尔是同窗好友。于是，麦夫鲁特也开始为一些私事去帕夏家里。有时他去漆橱柜，有时和孩子们玩马车和车夫游戏。（在卡尔斯出租车就是马车。）连队军官和军人之家的负责人被告知，为了准备帕夏的家宴，麦夫鲁特有些日子要去他家里干活。而这，让麦夫鲁特在短时间里蹿升成为众人眼中级别最高的“开帕夏后门的人”。麦夫鲁特发现，有关自己荣耀新地位的闲话迅速在连队乃至整个卫戍区传开，他暗自窃喜。看见他就说“你好吗，娃娃脸”的人，动不动就调戏他、让他陷入同性恋者窘境的人，首先停止了他们的揶揄。少尉们开始善待他，就像对待一个被误派到卡尔斯的富家子弟。一些人还请求他去帕夏夫人那里打听，将在苏联边境举行的军演的秘密日期。他们甚至没再动麦夫鲁特一根手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