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泰佩的上半部分变成了阵地，由水泥块、铁门、装满泥土的白口铁花盆、石块、砖头和煤渣砖构成的带射击孔的掩体墙，遇到房子后，从房子另一边分叉延伸下去。在库尔泰佩最先盖起的老房墙壁是不足以抵御子弹的。但麦夫鲁特看见竟然有人在那样的房子里向对面山头开枪。
他看见被烧毁的一处房屋门前有个女人在哭泣，她从屋里拿出一个类似他家里那样的草筐和一个湿漉漉的床垫。在一处陡坡上，他被一个瘦高个和一个滚圆的胖子拦住了，但另外一个人说他是库尔泰佩的人，于是他们给他放行了。
子弹很贵，所以不常开枪，经常会出现长时间的寂静。在这样停火的间隙，麦夫鲁特也像别人那样从山头的一个地方跑去另一个地方。快到中午时，他在电塔旁边一处新建的混凝土房子的房顶上找到了费尔哈特。
“学校放假！”孩子们开心地叫道。
“近期他们会和警察一起过来。”费尔哈特说，“我们没有获胜的可能。法西斯和警察不仅比我们的武装好，还比我们人多，媒体也站在他们一边。”
“你们没去上学吗？”麦夫鲁特问道。
这是费尔哈特的“个人”观点。可当着别人的面，他说，“我们决不会让这些杂种孩子过来的！”他的行为犹如尽管没枪，也要立刻开枪一般。
麦夫鲁特像逃避想象中的雨水那样，计算出子弹落下的空间，一个箭步蹿到了街的另一边。小孩们一边认真地看着他，一边笑了起来。
“明天的报纸上不会说库尔泰佩发生了针对阿拉维派的屠杀。”费尔哈特说，“他们会写，有组织的造反被镇压了。共产党人自焚了。”
“大哥，别过去，”一个小孩对若有所思的麦夫鲁特说，“他们从杜特泰佩开枪可以打到这里。”小孩的朋友说。
“既然结局那么糟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
街上人来人往，他看见一些人拿着棍棒，还看见年轻女孩从杂货店里买了面包、嚼着口香糖往家走，还有女人在院子里搓洗衣服，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从科尼亚、吉雷松和托卡特过来的信徒们既不跟阿拉维派站在一边，也不跟他们发生冲突。
“难道我们啥也不做就屈服投降吗？”
麦夫鲁特发誓不迈出家门一步。他本该留下来看家，但爸爸走后他一刻也没待住。他往口袋里装了南瓜子，随身带了一把厨房的小刀，像个跑去看电影的孩子一样，好奇地跑去了上面的街区。
麦夫鲁特的脑子混乱了。他看见杜特泰佩的山脊和库尔泰佩都已经被住房、街道和墙壁填满。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八年时间里，很多一夜屋都加盖了楼层，原先用泥土建造的一些房屋被拆除，盖起了煤渣砖房甚至混凝土房，房子和商店的外墙都粉刷过，院子变绿树木长高，两座山头的山脊上都覆盖着香烟、可口可乐和肥皂的巨幅广告。有些广告晚上还用灯光照亮。
“我的孩子，这些人的争斗是没完没了的，他们不会停止互相残杀的，政治只是一个借口……咱们去卖咱们的酸奶和钵扎。你别去掺和，你要远离阿拉维派、左派和库尔德人，还有那个费尔哈特。他们从这里被赶走时，咱们的家不要受到连累。”
“让左派和右派的首领去下面的广场，在乌拉尔的面包坊那里勇敢地决斗。”麦夫鲁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取胜的那一方，也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我要留在家里。”麦夫鲁特回答道。
遥遥相望的两个山头上，类似阵地工事的防御墙和勇士们的守卫，仿佛有出自古老神话的一面。
“快点，咱们进城去。”早上爸爸对麦夫鲁特说。
“如果有那样一场决斗，麦夫鲁特，你希望谁赢？”
费尔哈特：警察未作任何干预，如果干预就是助纣为虐。他们用围巾遮住脸，成群结队地过来对阿拉维派的住家和商店进行打砸抢。三个住家、四个商店、通杰利人的杂货店全被烧毁了。我们的人夜里爬到房顶开枪时，他们才撤退。但是我们认为，等天亮了，他们还会过来。
“我支持社会主义者。”麦夫鲁特说，“我反对资本主义。”
考尔库特：坦白地说，我也不相信阿拉维派的人会往清真寺里放炸弹，可是谣言很快传开了。然而，杜特泰佩那些容忍、静默和虔诚的教徒，由于“亲眼”目睹了张贴在清真寺墙壁和最偏远街区的共产党海报，他们满怀强烈的愤怒。你一边住在卡拉柯伊，甚至都不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在锡瓦斯和宾格尔，一边却要占有生活在杜特泰佩的人们的地皮！昨晚，谁是真正的房东，谁真正住在家里就一清二楚了。要阻止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他们的宗教被咒骂了。很多房子被烧毁了，可上面街区的一处火是他们自己放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事态，好让报纸写“民族主义分子残杀阿拉维派人”，好让POL-DER协会的左派警察来干预。他们把土耳其警察也分成了两派，就像对老师那样。这些人烧自己的房子，甚至像之前在监狱里那样自焚，以便找借口来指责我们的国家。
“可是，日后咱们不是也要开店变成资本家吗？”费尔哈特笑着说。
在街道回归平静、叫喊声消失的一个间隙，他们开门出去看了一眼，没有标记。麦夫鲁特还想去四周的墙壁看看确认一下。“进来！”爸爸嚷道。他们在其中度过了很多年的这座白色一夜屋，半夜里看似一座橙色的幽灵之屋。父子俩关上门，直到凌晨枪声停止才入睡。
“其实，我喜欢共产党对穷人的保护。”麦夫鲁特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信真主呢？”
“也可能他们会标错。”麦夫鲁特说。他想到，人们经常看见自己和费尔哈特还有其他左派在一起。但他对爸爸隐瞒了自己的担忧。
上午十点，当盘旋在库尔泰佩和杜特泰佩上空的黄色直升机再次出现时，两个山头上互为敌对的人群变得安静下来，部署在山头的所有人都能看见直升机透明机舱里戴着耳机的士兵。直升机一来，像两个山头上所有人一样，费尔哈特和麦夫鲁特也都感到了自豪。库尔泰佩的鸟瞰景象、山头上红黄色的镰刀铁锤旗帜、悬挂在房子之间的布质横幅、用围巾遮住脸冲着直升机喊口号的年轻人，完全就像报上那些反映恐怖和反抗的照片上的画面。
“咱们又不是阿拉维派！”
双方的枪战持续了一整天，没有人死，有几个人受伤，仅此而已。天黑之前，警察透过尖啸的扩音器宣布，两个山头实行宵禁。随后，又宣布要在库尔泰佩搜查枪支。手持武器的一些英雄留在了阵地，准备抵抗警察，但是手无寸铁的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回家了。
“爸爸，据说要被突袭的房子上做了标记，咱们出去看看吗？”麦夫鲁特问。
当爸爸卖了一整天酸奶，晚上平安回到家时，麦夫鲁特很是惊讶。父子俩坐在桌旁，聊着天喝小豆汤。
半夜，父子俩被街上奔跑的人发出的叫喊声和口号声惊醒了。他们不知道什么人在奔跑。爸爸检查了门闩，还把麦夫鲁特晚上复习功课用的瘸腿桌子抵在了门后。他们看见库尔泰佩的另一侧山腰上燃起一处火焰，火光直冲低矮、黑暗的云层，在夜空中形成一处奇怪的光亮；这边映照到街上的灯光，宛如风中摇曳的火焰，不时颤抖一下，与此同时，伴随着阴影，仿佛整个世界也在战栗。他们听到了枪声。麦夫鲁特又发现第二处起火的地方。“别靠窗户那么近。”爸爸说。
夜深时，库尔泰佩停电了。亮着大灯的装甲车犹如不怀好意的螃蟹在黑暗中笨拙地爬进了街区。装甲车的后面跟着手持警棍的武装警察，他们就像跟着战车的土耳其新军，一路小跑爬上坡，散入街区。随后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便是一片恼人的静谧。更晚一些时候，麦夫鲁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朝窗外望去，他看见了几个戴着面具的告密者，正在向便衣警察和士兵指出要突袭的人家。
“今晚咱们出去，去城里卖钵扎，”麦夫鲁特的爸爸说，“没人会来骚扰一对可怜的卖钵扎的父子。咱们是中立的。”他们拿起扁担和钵扎罐，走出家门，可是街区被警察包围了，谁也出不去。看见远处闪着蓝灯的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麦夫鲁特的心跳加快了。像街区里所有人一样，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而油然自豪起来。要是在五年前，即便街区里的天塌了，也不会来一个记者、警察或消防员。回家后，他们徒劳地看电视，自然一条与他们有关的新闻也没有。电视里播放的是一场关于攻克伊斯坦布尔的研讨会。他们终于不惜代价地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他爸爸像以往那样，不分左派右派，咒骂惹是生非、“从可怜的小贩手上抢夺面包的”无政府主义分子。
早上响起了敲门声。两个长着土豆鼻子的士兵来搜查武器。麦夫鲁特的爸爸告诉他们说，这里是一个酸奶小贩的家，他们不关心政治，他满怀敬意地弯腰请他们进去，让他们坐在桌旁，给他们递上茶。尽管两个士兵都长着土豆样的鼻子，但并不是亲戚，一个是开塞利人，另一个是托卡特人。他们坐了半个小时，说到在这类悲哀的事件里，难免殃及无辜，开塞利体育足球俱乐部今年可能晋级甲级联赛。穆斯塔法还询问他们还有几个月退伍，他们的长官好不好，是不是有事没事就打他们。
周三，葬礼中，左派组织喊着口号，袭击了乌拉尔的面包坊。警察没作任何干预，因此面包坊里的里泽工人拿着柴火和面包铲稍微抵抗一阵后，就扔下香气扑鼻的新鲜面包从后门夺路而逃了。麦夫鲁特还听说，晚上阿拉维派的人袭击了清真寺，梅吉迪耶柯伊的理想协会被炸，还有人在清真寺里喝酒，但他觉得离谱并没信以为真。
他们喝茶时，库尔泰佩山头上的所有武器、左派书籍、海报、横幅全被收缴了。大多数大学生和参与事件的愤怒者被拘捕了。多数彻夜未眠的这群人，在大巴上就开始遭到殴打，随后又被更加认真地施以打脚板刑罚和电刑。等伤口长好，他们被剃光头发，和武器、海报、书籍摆在一起拍照，印在了报纸上。要求判处某些人死刑、某些人终身监禁的官司则持续了多年。某些人被监禁了十年，某些人五年，一两个人越狱，某些人被无罪释放。一些人则因为在监狱里参与造反和绝食，结果变成了瞎子或落下残疾。
第二天，他知道流言传开了。中学生们，甚至连莫希尼都知道周四将发生可怕的事情。前天晚上，库尔泰佩和阿拉维派聚居的山头上的咖啡馆再次遭到了袭击，两人被打死。多数咖啡馆和商店都歇业了，有一些则一直闭门谢客。麦夫鲁特还听说，行动中将遭突袭的阿拉维派人家的墙上，夜里将被标上X记号。他想远离是非，去看电影，或者独自待着手淫，却同时又想见证事件的发生。
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也关闭了。5月1日塔克西姆广场上三十五名左派的死亡使得政治气氛变得愈发紧张，在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有政治谋杀发生，所有这一切导致学校延迟开学，于是麦夫鲁特离课堂更远了。他在贴满政治标语的街上叫卖酸奶，晚上把大部分收入交给爸爸。学校开学后，他还是无心上学。他不仅是班级，也是后排年龄最大的学生了。
那夜，麦夫鲁特在枪声中艰难入睡。
1977年6月发成绩单时，麦夫鲁特发现自己没能高中毕业。整个夏天他都是在忐忑和孤独的恐惧中度过的，因为费尔哈特和他家人要和一些阿拉维派家庭一起离开库尔泰佩。年初冬天的时候，政治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曾经幻想过从7月开始一起做点小贩生意。然而忙着做搬迁准备的费尔哈特，回到了阿拉维派的亲戚中，没了热情。7月中，麦夫鲁特回到村里。他和妈妈一起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对妈妈说的“我让你结婚吧”充耳不闻。他还没有服兵役，也没有钱；结婚就意味着回乡。
“向穆斯塔法叔叔问好。”考尔库特的口吻，就像发出总攻命令前检查地图的阿塔图尔克。“周四千万不要离开家。很遗憾，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的。”看见麦夫鲁特疑惑的眼神，苏莱曼带着先知先觉的自豪说道“要有行动”。
夏末开学前，麦夫鲁特去了学校。炎热的9月早上，老旧的校舍昏暗、阴凉。他对“骨骸”说要求保留一年学籍。
警察进驻学校一周后，住在阿克塔什家街上的一名高三学生，拦住麦夫鲁特说，今晚考尔库特在家等他。夜色里，麦夫鲁特向各类右派、左派政治团体的警戒人员和警察出示身份证，让他们搜了身。来到伯父家，他看见两个月前他吃烤鸡的那张桌旁坐着一个新来学校的“便衣”学生，正在吃着干扁豆烧肉。他的名字叫塔勒克。麦夫鲁特立刻明白，尽管萨菲耶姨妈不喜欢这个人，但考尔库特信任、重视他。考尔库特让麦夫鲁特远离费尔哈特和“其他的共产党人”。他还说，像往常一样，希望进入温暖海洋的苏联人，为了削弱阻止他们帝国主义野心的土耳其，意图制造逊尼派和什叶派、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为此，他们煽动甚至连家都没有的库尔德和阿拉维派同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让宾格尔和通杰利的库尔德人和阿拉维派人远离库尔泰佩和所有山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骨骸”对这个认识了八年的学生还是尊重的。“为什么要延后呢，咬紧牙关度过一年，你就可以毕业了。”他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慈爱说，“所有人都会帮你的，你是我们高中年龄最大的学生……”
然而，所有这些自由和反抗的氛围只持续了一周。两个月前，不受学生爱戴的物理老师·费赫米，在包括麦夫鲁特在内的同学们悲愤的目光注视下，模仿并嘲笑了一个迪亚巴克尔学生讲的奇怪的土耳其语。于是学生们突袭教室要求老师道歉，一些学生则像大学里那样宣布抵制上课。“骨骸”和校长叫来了警察，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和新来的便衣警察，守在学校上面和下面的大门边，就像大学里那样，在门口检查身份证。麦夫鲁特由此感到了灾难的氛围，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火或者地震之后的日子。他喜欢这样的氛围，对此他骗不了自己。他去参加班会，要是遇到争吵、动手的情形，他就躲在一边；宣布抵制上课后，他就卖酸奶去了。
“明年，我要去上大学预备班的补习课。”麦夫鲁特说，“今年我要打工凑学费，后年我再来把高中读完。”他在回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上逐字思忖了这个剧本。“这是可能的。”
课堂上，举手发表演讲的学生以前总喜欢讲奥斯曼帝国的攻城略地和阿塔图尔克的革命史，现在则以“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枪杀了”作开场白，发表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演说。尽管“骨骸”要求所有老师让这些学生闭嘴、记下他们的学号，但老师们不想给自己惹事，也不过多干预。就连最泼辣的生物老师大块头·梅拉哈特，也不跟这些学生计较。学生们打断她的讲课，抱怨“剥削制度”，指责她讲着小蝌蚪，其实是在为隐瞒阶级事实服务。梅拉哈特老师说，她也很不容易，已经工作了三十二年，正在等着退休。麦夫鲁特伤心地听着，默默地希望那些造反的学生放过她。后排一些人高马大的年长学生把政治危机当作恃强凌弱的机会；前排那些自作聪明、彬彬有礼的马屁精书呆子老实了；右派和民族主义者学生变得沉默了，有些人则更少去学校了。有时，从学生所在的街区传来新的有关冲突、警察突袭和酷刑的消息，激进的学生就立刻喊着口号（“打倒法西斯”“独立的土耳其”“自由教育”），跑遍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每个楼层、每条走廊，然后从班长手上抢过签到纸用香烟点燃，他们或者去加入杜特泰佩与库尔泰佩之间的争斗；兜里有钱或认识检票人的，就去看电影。
“可能是有的，但那时你就二十二岁了。”没心没肺的官僚“骨骸”说，“这所高中的历史上还没有谁是二十二岁毕业的。”他看见了麦夫鲁特脸上的表情，“好吧……我给你保留一年学籍，只是你需要去区卫生局拿一份报告回来。”
带着一种愤怒和声援的情绪，他去上课了。短短三天里，学校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政治化。左派学生举手粗暴地打断上课，发表政治演讲。麦夫鲁特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但他自己一声不出。
麦夫鲁特甚至没问是什么报告。刚走到操场，他就彻底明白了，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来到这个八年前他第一次走进的高中楼。而他的理智则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学校的气息心存半点留恋。这其中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的奶粉气味；废弃的储煤仓库气味；初中时看见那扇门都害怕、高中时却和一帮人在里面讨烟抽的地下室厕所气味。他甚至没有转身朝老师办公室和图书馆的门瞅一眼就下了楼。“我本来就毕不了业，为什么还要来！”最后几次来学校时每次他都这么想过。最后一次经过阿塔图尔克塑像时，“如果真想，我是可以毕业的。”他自言自语道。
第一场激烈、血腥的冲突持续了三天以上，麦夫鲁特和好奇的人一起，远远地观望了这场冲突。他看见头戴钢盔的警察挥舞警棍，像土耳其新军那样，喊着“真主真主！”冲向人群。他还看见类似坦克的装甲车用高压水枪喷射人群。其间，他还进城到希什利、费里柯伊给一些友好的老顾客送酸奶，晚上还出去卖钵扎。一天晚上，他看见警察在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建起了安全墙，但他隐瞒了自己高中生的身份。警察从衣着上看出他是一个可怜的小贩，甚至都没盘问他。
他对爸爸隐瞒了没去上学的事，这点他对自己也隐瞒。为了能够相信继续学业的可能，他应该去卫生局拿一份报告，他却连这件事都没做，因此就连他那关于学校的个人观点，也正在转变成他对自己说的一种官方观点。有时，他还真能发自内心地相信，他已经在为明年的大学预备补习课攒钱了。
游行队伍在清真寺对面遭到警察阻拦，发生了一些推搡。人群中的一些年轻人向一家张贴着理想主义海报的商店扔石块砸了橱窗。转眼间，哈吉·哈米特家族掌管的法提赫房产中介所、旁边的一个建筑承包商小办公室被打砸了。掌控杜特泰佩的理想主义年轻人看电视、抽烟、打发时间的这些地方，除了桌子、打字机和电视机，并没有其他值钱的物件。然而，袭击引发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或者右派——左派之间，抑或是科尼亚人——宾格尔人之间的冲突，激烈地在整个街区民众的眼前上演了。
有时，他给日益减少的老顾客送去酸奶后，把扁担、秤、酸奶罐存放在一个熟人那里，在城市的街道里任凭双腿将自己带去任何地方。
这次麦夫鲁特没有加入他们。他和哈桑伯父、考尔库特、苏莱曼，还有乌拉尔他们的年轻人一起，站在面向清真寺广场的窗前，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下面的人群。尽管麦夫鲁特不避讳他们，也不怕被他们惩罚或排斥，但是当他们这么远远地看着时，他觉得握拳喊口号不仅怪异而且做作。政治上的过激，总带有一种做作的成分。
他喜爱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让很多有趣事物在同一时间上演的地方，而且一个比一个值得观看。希什利、哈尔比耶、塔克西姆和贝伊奥卢周围，则是这些事物出现最多的地方。早上，他跳上一辆公交车，在逃票却不被抓到的情况下，随车进入这些街区，能走多远走多远。随后，他毫无负重、自由自在地走进挑着扁担则无法进入的街道。他十分喜欢自己消失在城市的喧嚣里，一路看着橱窗。他喜欢看橱窗里的模特，喜欢欣赏展示套装的布置，模特是身着长裙的母亲和幸福孩子。遇到袜子店的橱窗，他就细细地端详那一截截脚模。就在那时，他会陷入脑子里那个时刻杜撰的一个虚构情节，跟着对面人行道上的棕发女人走上十分钟，然后突然决定走进面前的一家餐馆，随便想起一个高中同学的名字，问道：“他在这里吗？”有时，还没等麦夫鲁特开口，他们就以粗暴的声音打断他说，“我们不招洗碗工！”重新回到街上时，他唰地想起了奈丽曼，但却按照脑海里闪现的一个新幻想，朝她走来的相反方向走去，比如杜乃尔的后街，或者想着费尔哈特的远房亲戚可能会在门口检票，他走去如梦电影院，在影院狭窄的大厅里看海报和剧照打发时间。
第三天，从蓝色大巴上走下来一支手持黑棍的小胡子警察部队。摄影记者也越来越多，孩子们一边冲他们喊着“给我也拍一张！”，一边做出各种搞怪的动作。棺木被抬到杜特泰佩之后，一部分人群就像预料中的那样，连同年轻人和愤怒的人们一起开始了游行。
生活所给予的安宁和美好，只有在幻想远离生活的其他世界时才会出现。买了票看电影时，就像幻想时那样，他感到了灵魂深处的内疚在隐隐作痛。因为白白浪费了时间、没看清字幕、只注意和电影无关的奇怪细节和迷人的女人，他感到自责。看电影时，有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有时则没任何原因，他的阴茎翘起，那时他就在座椅上弓起背，做起晚上回家手淫的打算，他想如果晚上比爸爸早回去两小时，那么就可以踏实舒服地做这件事。
库尔泰佩和奥克泰佩的左派和阿拉维派人常去的两家咖啡馆，均遭到了机枪扫射。库尔泰佩有两人死亡，奥克泰佩的咖啡馆里一人死亡、近二十人受伤。第二天，自诩为武装先锋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和阿拉维派的死者家属奋起反抗。麦夫鲁特也和费尔哈特一起在人群中，不时喊一声口号，即便没有走在最前排，他们也加入了街区里的游行示威。他没能像众人那样激愤地挥舞拳头，也没能唱出不知道完整歌词的进行曲，但他是愤怒的……四周既没有便衣警察，也没有哈吉·哈米特·乌拉尔的人。于是，不仅是库尔泰佩，连同杜特泰佩的街道和所有墙壁，都在两天里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标语覆盖了。群情激愤下，城里也出现了很多新印制的海报和表达抵抗的新口号。
有时，他也不去电影院，去找在塔尔拉巴什的一家理发店做学徒的莫希尼；或者去一家阿拉维派和左派司机常去的咖啡馆，在那里和费尔哈特介绍认识的一个小伙计聊会儿天，看看旁边桌上的人玩麻将，同时用余光瞄几眼电视。他知道自己在虚度光阴，因为没能继续念高中，他的人生也不在一条正道上，这个事实让他感到万分痛心，于是他用别的幻想来慰藉自己。比如，他可以和费尔哈特一起合作开始一个新的营生，他首先幻想的是一种不同风格的街头小贩（一辆可以把酸奶罐放在上面推着走、铃铛随着运动响起的带轮子的小车）；或者，像他刚才看见的那家空店铺一样，他们可以在某个地方开一家小烟草店；抑或是，在那家毫无生意的衬衫——衬衫上浆店的地方，开一家杂货店……日后，他将挣到很多钱足以让所有人为之惊讶。
“你看见了吧？”爸爸带着一种见多识广的口吻说，好似验证了他说过的某句话。
事实上，他也亲眼看见，在街头叫卖酸奶挣钱变得日益艰难，人们很快就习惯了从杂货店里买来玻璃罐装的酸奶放到自己的餐桌上。
4月底的一个夜晚，一辆出租车驶近库尔泰佩入口处的家园咖啡馆，车上的人用机枪扫射了里面玩纸牌、看电视的人。五百米之外，山头的另一面，麦夫鲁特正在家里和爸爸一起，在一种难得的友好气氛里喝着小豆汤。他们面面相觑，等待决绝的机关枪声停息。麦夫鲁特走向窗前，只听到爸爸大喊一声“退后！”。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铿锵的机关枪声从更远处传来，父子俩继续喝汤。
一个好心的奶奶说：“麦夫鲁特，我的孩子，我发誓，只是为了看见你，我才买你的乡村酸奶。”没人再问麦夫鲁特何时能把高中读完。
我们是中立的
穆斯塔法：如果只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玻璃碗就好了。类似窑土罐的那些最先出现的酸奶碗又厚又重，押金也很贵，一不小心碗边就会被磕破或者裂开，那样杂货店是不会退还押金的。家庭主妇们还会把空碗用在各种地方：猫食盆、烟灰缸、存放用过的油、浴室的舀水碗或是肥皂盒。不知道哪一天，人们拿着这些曾被当作肮脏厨卫用具的酸奶碗，去杂货店赎还押金。于是，这些曾经的垃圾盒、留有口水的狗食盆，在卡厄特哈内的一家作坊里，用水管里的水随便冲洗一下，便成为最干净、卫生的新酸奶碗，被摆到伊斯坦布尔另外一个人家的美好、幸福的餐桌上。有时，看见顾客不像往常那样拿出一个干净的空盘子，而是这样一个酸奶碗放到我的秤上时，我就会忍不住说：“大姐，如果为自己这么说我就不是男人，但是在恰帕的诊所里有人用这些碗当尿壶，在海逸白利岛的疗养院里有人用它们给结核病人当痰盂……”
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的战争
之后，他们又弄出了更轻更便宜的玻璃罐。他们说这些无需押金的罐子洗干净后可以当杯子用，是送给家庭主妇的礼物。当然，他们把玻璃罐的钱加进了酸奶里。凭借着我的肩膀，还有真正的锡利夫里酸奶，我们也还可以和它竞争。可这次，公司在玻璃罐上贴了一张印有一头奶牛的花哨标签，还用大大的字母写上酸奶的牌子，开始在电视上做广告。再后来，车身上印有同样奶牛的福特酸奶卡车，驶入蜿蜒、狭窄的街道，穿梭在杂货店之间，开始从我们的手里抢夺面包。幸亏我们晚上还卖钵扎，才得以维持生计。如果麦夫鲁特不游手好闲多干一些，把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他爸爸，我们就可以带些钱回村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