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曼对阿克塔什一家多年来给麦夫鲁特的帮助只字未提，让麦夫鲁特深受感动。苏莱曼只提了费尔哈特死后审讯时挨的那记耳光。不知为什么，警察在那次审讯中打了苏莱曼，却没碰麦夫鲁特。每每想起此事，麦夫鲁特都会发笑。考尔库特的后门关系，也没能阻止苏莱曼挨打。
“麦夫鲁特，我在警察局，挨了这辈子第一记耳光。”我说，“那也是因为你。”别的我什么也没说。
他欠阿克塔什家多少人情？他还想到了过去的地皮——地契的事情。很长时间他都没跟法特玛提这件事。但他想了很久：他惊讶于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还惊讶于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竟然能够来求婚。他的爸爸和伯父娶了姐妹俩，他和堂兄又娶了两姐妹。现在如果第三代人继续通婚，那他们的孩子要么是对眼，要么是口吃，或是痴呆儿。
“法特玛还在上学呢。”麦夫鲁特说，“再说，还要看我女儿是否愿意。她会听我的话吗？”
更大的问题，是正在逼近的孤独。夏天的夜晚，麦夫鲁特和女儿们看好几个小时电视，等她们睡着后，他有时上街走很长时间。路灯下树叶的影子、无尽的墙壁、亮着霓虹灯的橱窗以及广告牌上的文字，全都会和麦夫鲁特说话。
苏莱曼：博兹库尔特到了十九岁才好不容易念完高中，而这还是考尔库特花钱让他上了一家私立高中才拿到的毕业文凭。他去年和今年都没考上大学，人也变得越来越浪荡。他撞了两次车，还因为参与醉酒斗殴进了一趟警察局。他爸爸决定让他在二十岁时去服兵役。对此，孩子一边开始反抗，一边心情沮丧地不吃不喝。博兹库尔特自己跑去跟他妈妈说，他爱上了法特玛，但他并没说“你们去为我提亲”一类的话。春天，法特玛和菲夫齐耶造访杜特泰佩时，跟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之间又发生了争吵。两个女孩一生气，就再也没去杜特泰佩。（麦夫鲁特对此一无所知。）见不到法特玛，博兹库尔特就只好苦恋了。考尔库特说：“我们让他订婚后去服兵役，否则他会在伊斯坦布尔消失的。”但考尔库特只说服了维蒂哈，没把这事告诉萨米哈。我和他爸爸都跟博兹库尔特谈了话。“我要跟她结婚。”博兹库尔特回避着我的目光说。于是，这个调解的任务就落我头上了。
一天傍晚，菲夫齐耶去了杂货店，麦夫鲁特和法特玛一起看电视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说到了杜特泰佩的阿克塔什家。“你们为什么不去姨妈家了？”麦夫鲁特问道。
6月初，法特玛读完了高二。一天晚上苏莱曼独自去了协会。他带麦夫鲁特去了在奥斯曼贝伊新开的一家餐馆，向他提了一件让我们的主人公很不安的事情。
“两个姨妈我们都在见啊。”法特玛说，“但我们很少去杜特泰佩。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不在家的时候去。我受不了他们。”
1999年的夏天，麦夫鲁特没卖冰激凌。推着三轮小车的一个老派冰激凌小贩，在市中心、希什利都无法转悠，更别说做生意了。那类冰激凌小贩，只能下午在老街区卖点冰激凌给街上踢球的孩子们。但麦夫鲁特在协会里的事情慢慢多起来，那个钟点是走不开的。
“他们对你说了什么？”
那年，法特玛和菲夫齐耶执意要爸爸给家里装电话。费用便宜了，大家都往家里拉了电话线，申请三个月后，电话就可接通。麦夫鲁特惧怕额外的费用，也害怕女儿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到处打电话，他没有同意。他最怕萨米哈从早到晚给家里打电话来管他的女儿。麦夫鲁特知道，虽然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嘴上说“我们去杜特泰佩”，但有些日子却只去希什利，和她们的萨米哈姨妈一起在影院、蛋糕店、购物中心消磨时间。有时，她们的维蒂哈姨妈也不告诉考尔库特加入其中。
“一些幼稚的话……愚蠢的博兹库尔特。”
1999年初，他对女儿说了几次“我去你上补习课的地方接你吧”。法特玛在希什利上高考补习班，有时她下课的时间和麦夫鲁特离开协会回家的时间很接近，但法特玛不让他去接。不，她回家并不晚，麦夫鲁特也知道她上什么课、几点下课。每天晚上法特玛和菲夫齐耶，用妈妈使了多年的陶罐和锅子，为麦夫鲁特做晚饭。
“据说你们吵架了，博兹库尔特很伤心。不吃不喝的，他说……”
女儿杂乱的书包告诉他，相对于自己来说，女儿已经和城市、人们、机构建立起一种更加深刻和得体的关系；她能够和自己仅仅作为小贩所认识的很多人交流很多的东西。她的书包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身份证、纸张、发卡、小包、书籍、本子、进门卡、袋子、口香糖和巧克力。有时包里散发出一种麦夫鲁特之前从未闻到过的香味。麦夫鲁特当着女儿的面，半玩笑半认真地闻过她的书，这种香味并不来自书本，但和书籍有关。这种香味类似饼干或者爸爸不在时女儿嚼的口香糖，反正是一种他不知来源的人造香草的气味，在麦夫鲁特的心里，唤醒了一种女儿将轻易走进另外一种生活的感觉。麦夫鲁特非常希望法特玛读完高中去上大学，但有时他发现自己却在想日后她会嫁给谁。他不喜欢这个问题，他预感女儿即将远走高飞，她希望遗忘这里的生活。
“爸爸，他是疯子。”法特玛说，为了不让爸爸继续往下说，她认真地打断了爸爸的话。
妹妹不在的时候，他喜欢陪法特玛买书本，和她一起在希什利著名的宅邸牛奶布丁店吃鸡胸脯泥牛奶布丁，一起聊天。法特玛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对父亲无礼、暴躁或者没有责任心。麦夫鲁特不会轻易责骂她，她也不做任何该被责骂的事情。有时，他从法特玛的坚定和自信中，看到一种愤怒。麦夫鲁特和她开玩笑，戏谑她眯缝着眼睛看书，动不动就去洗手，把所有东西乱七八糟地扔进包里。但他从不过分干预，麦夫鲁特真诚地尊重女儿。
麦夫鲁特看见了女儿脸上的愤怒，“那你们就别去杜特泰佩。”他带着为女儿撑腰的幸福说道。
随后的两年，麦夫鲁特为大女儿高中毕业和考大学而烦恼。他既无力辅导法特玛，也无从检查她是否在好好学习。但他用心去关注女儿，他从法特玛的一举一动中，看见了自己高中时的状态和焦虑。她时而静默、无精打采地打开笔记本阴沉着脸做功课；时而表现出愤怒的状态、沉默地看着窗外。但女儿的脚更多地踩在城市里。麦夫鲁特觉得女儿又聪慧又漂亮。
这个话题没再提起。麦夫鲁特不知道如何才能不让任何人伤心地给出这个正式的否定答复，因此他一直没找苏莱曼。8月中旬一个非常炎热的傍晚，三个从伊姆然莱尔村来的人在协会讨论组织游海峡，麦夫鲁特去杂货店为他们买来冰激凌，正要给他们时，苏莱曼来了。
运气，伴随着对费尔哈特的记忆，被麦夫鲁特推进了记忆深处的某个角落。现在，运气陪伴着麦夫鲁特在夜晚行走。树叶摇曳中复述着这个词。运气，当然就是内心意愿和口头意愿之间的桥梁：人能够对一个事物产生意愿，却可能用语言表达出另外一个事物，他的运气则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连现在试图栖息在垃圾上的这只海燕，也是先对一个事物产生意愿，它嘎嘎叫着，将此意愿告诉自己，而它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却要凭借风、巧合和时间一类与运气有关的因素才能得以实现。和拉伊哈在一起的幸福，是麦夫鲁特此生最大的运气，他必须尊重它。尽管他对先生阁下有点生气，但幸好去了那里。
“法特玛一点心意也没有，她不愿意。”当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麦夫鲁特说。麦夫鲁特闪念想到要教训一下苏莱曼和考尔库特。“再说，她还在上学，难道我要让她退学吗？她可比博兹库尔特学得好。”
一天中午，一个曾经卖酸奶而如今已拥有财产的老者前来造访协会，他和麦夫鲁特一起看着窗外的栗子小贩，东扯西拉地聊天时说到了“运气”。于是这个词就像墙上的某句广告词那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久久地飘浮在麦夫鲁特的脑海里。
“我们不是说了嘛，本来博兹库尔特也还要去服兵役……”苏莱曼说，“不说这些了……你倒是早给答复啊。要不是我来问，你是不会说的。”
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让麦夫鲁特苦思冥想。两者的区别跟费尔哈特说的个人观点和官方观点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只是“意愿”这个词更加人性化。麦夫鲁特觉得内心和口头的二元比个人与官方的二元更有意义，也可能是更加严肃。
“也许法特玛会改变主意，所以我耐心地等。”
在以后的日子里，麦夫鲁特经常伤心地想起这句话：先生阁下说心里没有礼拜的人，指的是谁？是没有做够礼拜还说谎的麦夫鲁特吗？半夜按喇叭制造噪音的富人是谁？还是一般而言，指那些人生中违心行事的懦弱坏人吗？房间里的那些人笑谁呢？
麦夫鲁特看出，苏莱曼并没有对这个否定的答复生气，甚至还觉得有道理。苏莱曼烦恼的是，不知道考尔库特会说什么。麦夫鲁特自己也为这事烦恼了一阵，但他不希望法特玛没读完大学就结婚。父女俩至少还有五六年的美好时光可以在家里做伴。麦夫鲁特和法特玛聊天时，就像他和拉伊哈做伴时那样，感到一种和聪明人交谈才有的信赖。
或者伊卜尼·泽尔哈尼阁下说的是“必须是一致的”？麦夫鲁特没搞懂的正是这一点。可就在同时，街上一辆车执着地响起喇叭，先生阁下也停止了谈话。随后他看了麦夫鲁特一眼，洞察了他灵魂深处的一切：麦夫鲁特很尊重他，害羞了想尽早离开这里。先生阁下说，心里没有礼拜，就听不到宣礼。这话他是对大家说的，说话时也没皱眉头，但还是有几个人笑了。
五天后的夜里，麦夫鲁特在床铺、房间、所有东西的摇晃中惊醒过来。他听到地底下传来的可怕轰鸣，杯子、烟灰缸掉落摔碎的声音，邻居家窗户玻璃的震落声和尖叫声，两个女儿也瞬间跑到他的床边。地震持续的时间比麦夫鲁特估计的还要长。摇晃停止时电断了，菲夫齐耶在哭泣。
先生阁下也许看到了麦夫鲁特的难堪，他转换话题，提到了一个更高层次。“有两种意愿。”他说。这句话麦夫鲁特听得很真切，马上铭记在心：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内心的意愿是根本，这也是整个伊斯兰教的基础。先生阁下也总这么说。（也就是说，如果内心的意愿是根本，那么麦夫鲁特的信本意是写给萨米哈的，这也是根本吗？）但口头的意愿也是一种实践。也就是说，我们的先知也用语言表达了意愿。哈乃斐学派认为，内心有意愿就足够了；但在城市生活中，就像伊卜尼·泽尔哈尼阁下（这个名字麦夫鲁特有可能记错了）也说过的那样，内心和口头的意愿是一致的。
“拿上衣服，咱们出去。”麦夫鲁特说。
麦夫鲁特说，这周他每天都去做晌礼。但这不是实话，他感到大家都明白了这一点。
大家全都惊醒了，跑到黑暗的街道上。所有塔尔拉巴什人都在黑暗中异口同声地说话，醉鬼们自言自语地嘟囔，一些人在哭泣，愤怒的人在叫嚷。麦夫鲁特和女儿们穿好了衣服，但地动山摇时很多人只穿着内裤、衬衫，光着脚、穿着拖鞋就跑上街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去穿衣服、拿钱、锁门，跑回楼里，余震开始时，又都尖叫着重新飞奔出来。
麦夫鲁特一动不动地低下了头。心是根本，不是形式，先生阁下说。他是在嘲讽麦夫鲁特一动不动地站着吗？有一两个人笑了。
嘈杂拥挤的人群聚集在人行道和街上，麦夫鲁特和两个女儿发现，原来在塔尔拉巴什的两三层楼的一些家里，竟然住着那么多人。他们在街区里，在身着睡衣的爷爷、套着长裙的阿姨、穿着内裤拖鞋的孩子中间，转悠了一个小时，感受了震后的紧张。直到凌晨，确信一波弱似一波的余震不会震垮他们的房子，他们便回家睡觉了。一周后，所有的电视频道和小道消息都在说，一轮新的地震将摧毁整座城市，于是又有很多人在塔克西姆广场、街道、公园里过夜了。麦夫鲁特和女儿们上街去看了这些犹如惊弓之鸟却又热衷冒险的人，但夜深后他们就回家呼呼大睡了。
“当然，判断一件事的好坏，依据的是做这件事的动机。”先生阁下接着说道。契约的根本是动机和诚意。
苏莱曼：地震时，我们在希什利，在我们居住的新公寓楼的七层单元房里。我们感到了剧烈的摇晃，厨房里的橱柜整个从墙上摔了下来。我立刻领着梅拉哈特、两个孩子，在黑暗中划着火柴跑下楼。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抱着孩子，走了一个小时，走到了我们在杜特泰佩的家。
麦夫鲁特俊美的脸涨得通红。
考尔库特：房子像橡胶那样扭曲了。地震过后，博兹库尔特摸黑进入房子，把所有人的床和床垫拖了出来。大家各自在院子里找地方放好床，正要睡觉时……苏莱曼带着老婆孩子跑来了。“希什利的新混凝土公寓楼，比我们这个三十年前一夜屋地基的老房子结实得多，你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问道。“我也不知道。”苏莱曼说。早上我们一看，房子歪斜了，三层和四层扭向街道，就像老式木房子的飘窗那样，倾斜了出去。
“重要的是，做礼拜本身，而不是心里想要做礼拜。”先生阁下说。尽管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温和，但了解他的人马上就明白这是一种斥责。
维蒂哈：地震过后两天，正当我要叫他们吃晚饭时，桌子又开始摇晃起来，孩子们尖叫：“地震了！”我踉跄着下了楼梯，好不容易跑到院子里。随后我一看，不是什么地震，而是博兹库尔特和图兰的恶作剧，是他们在摇晃桌子。他们站在窗前笑我，我也忍不住笑起来，回到楼上。“听我说，如果你们再开这样的玩笑，我不管你们多大，就像你们的爸爸那样揍你们。”我说。三天后，博兹库尔特又搞了同样的恶作剧，我还是被骗了，但随后我打了他耳光。现在他不和他妈妈说话。我的孩子失恋了，还要去服兵役，我为他苦恼。
麦夫鲁特多次见证了人们如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来此的客人，必须诚实地说明自己那些日子里做了多少礼拜，做了多少义捐；必须愧疚地承认，很遗憾，在做礼拜的问题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先生阁下不会小题大做，说“只要您的意愿真诚就好”，来安慰面前的人。或许是魔鬼作祟，或是担心完全真诚的一个回答会不受欢迎，麦夫鲁特支吾起来。随后，他说在真主的眼里，重要的是内心的意愿。这是先生阁下常说的一句话。麦夫鲁特瞬间发现，现在自己这么说出来很鲁莽。
萨米哈：地震那夜凌晨，苏莱曼带着老婆孩子跑回家时，我明白自己恨死他了。我去了歪斜的三层，我自己的房间，直到苏莱曼和他吵吵闹闹的一家人回到希什利他们自己家，我才下楼。苏莱曼一家人制造了很多噪音，在院子里睡了两夜后，回希什利去了。随后，9月的几天夜里，他们说“今晚还会有地震！”，又全家跑来睡在院子里，我也没下楼。
先生阁下通常向那些爱炫耀的粗俗、喋喋不休、不谙世事的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从未问过麦夫鲁特，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麦夫鲁特是个贫穷的钵扎小贩。
我对苏莱曼最后一次生气，是因为我得知他被考尔库特蒙骗，为了博兹库尔特去向法特玛求婚。他们怕我阻止，所以没告诉我。愚蠢不能成为作恶的借口。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只在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不在家时才来杜特泰佩，从中我明白他们做了这么一件蠢事。过了一段时间，维蒂哈也不隐瞒了。法特玛说不，当然让我感到骄傲。每周六和周日，我先送两个女孩去补习班，傍晚和维蒂哈一起带她们去看电影。
“您做礼拜吗？”
那年冬天，为了让法特玛考上大学，我竭尽全力了。因为法特玛拒绝了去服兵役的儿子，维蒂哈不可避免地对她恼怒。维蒂哈越试图不被察觉，却越明显地被察觉了。于是我就和两个女孩在布丁店、蛋糕店、麦当劳见面。我带她们去购物中心：一段时间，我们什么也不买，静静地观赏一家家橱窗，漫步在灯光下，感觉似乎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人生中。走累了，我们说，“再逛一层，然后去楼下吃转烤肉。”
然而交谈一下子就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不等麦夫鲁特开口，先生阁下就问了他第二个问题。
2000年的新年除夕，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在家里看电视，等待爸爸卖完钵扎回来。麦夫鲁特十一点回到家，和她们一起看电视，吃烤鸡和土豆。尽管她们从不跟我说起她们的爸爸，但法特玛告诉了我那夜的事情。
麦夫鲁特马上想到萨米哈，可话到嘴边，他对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脑袋搅乱的魔鬼恼怒不已。其实麦夫鲁特想过很多次要用一种恰当的语言告诉先生阁下，自己其实是想着萨米哈却给拉伊哈写了信。就在那时，他想起了多年来细细揣摩的所有逻辑细节，他发现这个问题自己已经想了很久。麦夫鲁特首先要问先生阁下，意愿在我们宗教里的概念是什么。随后要问，个人意愿和官方意愿之间的微妙差异是什么。这样，他也就可以通过这个圣人的眼睛，看清自己人生中的基本怪异。说不定，听了先生阁下的话，他将摆脱内心的烦恼。
6月初，法特玛在塔什克什拉参加高考，我在学校门口等她。老楼的入口处有高高的石柱，对面向两边延伸的矮墙上坐满了等待考生的妈妈、爸爸和兄长们。看着多尔玛巴赫切宫时，我还抽了支烟。法特玛和所有考生一起疲惫地走出考场，但她比所有人都乐观。
先生阁下恭维着麦夫鲁特，把他叫到身边。麦夫鲁特亲吻先生阁下布满黑痣的手时，坐他身旁的人起身让了座，麦夫鲁特每次亲手时都发现，他手上的黑痣越来越多、个头也越变越大。先生阁下出乎意料地挨近他，盯着他的眼睛，用老词询问了他的近况。他的话语也像墙上的书法牌匾一样美好。
女儿无需任何补考念完了高中，又在高考中考取了旅游学院，为此麦夫鲁特很自豪。一些父亲，把他们孩子的毕业照挂在协会的公告板上，麦夫鲁特也这么幻想过。然而没有一个父亲把女子高中的毕业照放到公告板上。但麦夫鲁特还是把女儿的成功告诉了来协会的同乡和老一代卖酸奶人。苏莱曼特意跑来向麦夫鲁特表示祝贺。他说，在城里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孩子。
“啊，我们那位取了个神圣名字的卖钵扎的人来了！”
9月末，开学第一天，麦夫鲁特把女儿一直送到了大学门口。这里是国家在伊斯坦布尔开办的第一所高级旅游学校。除了服务员职业，学校还教授旅游管理和经济。这座位于拉雷利的旧客栈楼，被改造成隶属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一所院校。麦夫鲁特想象了一下今后来这些可爱的老旧街区卖钵扎的情景。一天夜里，他离开先生阁下住所之后，走了一个小时，从恰尔相姆巴一直走到了女儿的学校。那里依旧很安静。
正当他觉得那夜的拜访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时，不断轻声和周围人说话的先生阁下突然转向等候在宽敞房间里的人群，像老师在教室里提问那样，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谁戴的手表链是皮的，谁的是塑料的？”先生阁下喜欢向大家提问、问一些宗教问题和谜语。所有人遵守纪律地依次回答时，最后他发现了麦夫鲁特：
开学四个月后，2001年1月，法特玛和爸爸谈起了一个跟她谈恋爱的年轻人。他们是校友，比法特玛高两届。他很认真，是伊兹密尔人。（听到此话，麦夫鲁特的心哆嗦了一下。）他俩的人生目标都是读完大学，从事旅游业。
最终一天晚上，麦夫鲁特成功地引起了先生阁下的注意，得到了能够和他交谈十分钟的幸福。其实一走出先生阁下家，麦夫鲁特就明白了，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交谈。然而和先生阁下交谈时，他强烈地感到了大家对他的羡慕和嫉妒，因此内心充满了幸福。那夜的谈话，是麦夫鲁特和先生阁下之间最深刻的一次“交谈”，也是最让他伤心的一次。
麦夫鲁特对女儿这么快就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吃一惊。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法特玛将是这个家里最晚结婚的女孩。“你的妈妈和姨妈在你这个年龄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你太落后了！”麦夫鲁特痛苦地和女儿开玩笑说。
1998年秋天，麦夫鲁特顺路去了先生阁下家很多次。他家里来了一群新的渴求、执着的人。他不喜欢这些人，感觉他们也不喜欢自己，视他为多余的人。由于大胡子教徒、边远街区不戴领带的人、崇拜者和门徒越来越多，总也轮不上麦夫鲁特和先生阁下交谈。由于先生阁下久病不愈和疲惫，书法课也不上了，那些嚼舌但至少活泼快乐的学生也不来了。先生阁下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多数等待者总像对某件事感到悲伤那样（对先生阁下的疾病？对最新的政治动态？还是对麦夫鲁特不知道的一件事？），苦恼地摇头。麦夫鲁特每次去也都带着同样忧郁的表情，像大家那样轻声细语。而他刚开始来这里时，大家会说“啊，卖钵扎的孩子脸来了。”或者叫道“麦夫鲁特经理！”和他开玩笑，至少有人会说，他的叫卖声很感人。而现在，甚至有人喝了麦夫鲁特赠送的钵扎，却没发现他是一个卖钵扎的人。
“所以我要马上结婚。”法特玛说。麦夫鲁特从她的机敏应答里，读到了一种女儿希望能够尽早离开这个家的决心。
麦夫鲁特在轻松的协会管理员和钵扎小贩之间找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平衡。多数时候，晚上六点以前，他把“会所”交给那夜要举办活动的人。另外七八个人也有协会的钥匙。有时，类似戈屈克、努乎特村的所有人把协会包下一夜，麦夫鲁特就索性回家去（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房子和厨房里一片狼藉），在家早早地和女儿们吃完晚饭，看到上高二的法特玛为考大学确实十分用功地学习（是的，她绝没在做样子），他就满意地上街去卖钵扎。
2月，他们从伊兹密尔过来提亲。麦夫鲁特安排了一个空闲的夜晚在协会举办订婚仪式，从对面的咖啡馆借来了椅子。除了考尔库特和他的两个儿子，杜特泰佩的熟人全都参加了订婚仪式。麦夫鲁特知道，包括萨米哈在内，谁也不会在夏初去伊兹密尔参加婚礼。这是麦夫鲁特第一次在协会里见到萨米哈：她的头巾和风衣不像其他女人的那样显得褪色或灰蒙蒙的，而是崭新的，藏蓝色的，宽松的。麦夫鲁特想，也许她不想再戴头巾了。法特玛有时戴、有时不戴头巾，进入大学校门时是一定要摘掉的。麦夫鲁特无法知道，女儿对此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这更多的是法特玛和她的大学同学面对的一个问题。
法特玛还在上学
新郎家没人戴头巾。订婚的那些日子里，麦夫鲁特看出女儿十分迫切希望进入那个家庭。法特玛有时在家里拥抱爸爸，亲吻他，因为要离开家而流泪。但没过五分钟，麦夫鲁特发现她在兴奋地幻想不久的未来将和丈夫一起共享的人生细节，麦夫鲁特于是获悉了女儿和女婿正在申请转学去伊兹密尔的事情。两个月后，传来了他们被伊兹密尔的大学录取的消息。于是在三个月里就确定了法特玛将和布尔罕（这就是他那个直挺挺高个子、面无表情的女婿的难听的名字），夏初举办婚礼后将留在伊兹密尔，住进新郎家的一套房子，成为伊兹密尔人。
内心的意愿和口头的意愿
只有麦夫鲁特和菲夫齐耶去伊兹密尔参加了法特玛的婚礼。麦夫鲁特喜爱伊兹密尔，把它看成是一个缩小的、更炎热、长着棕榈树的伊斯坦布尔。一夜屋也都在两岸之间和城市的正当中。婚礼上，法特玛搂着丈夫，像电影里那样跳舞时，麦夫鲁特既感到害羞，又满含热泪。返回伊斯坦布尔的路上，麦夫鲁特和菲夫齐耶在大巴上一句话也没说。夜晚，小女儿在大巴的座椅上睡着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从她散落的头发里飘散出来的芬芳，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他疼爱了那么多年、恨不能终生陪伴在她身边的大女儿，就这么，在六个月里完全地离开了她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