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瓦莱里在去世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对一切事物都非常敏感的人的象征：一个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种能启发一连串思考的刺激的人；一个能传播自己区别于他人的特点的人，像威廉·哈兹里特[1]说莎士比亚那样，“他没有什么是自己的”；他是一个作品还没有写完，甚至还没有确定其包罗万象的能力的人；一个在崇拜鲜血、土地、激情等普遍的偶像的世纪中，总是偏爱清醒地思考之乐和追求秘密的秩序的冒险的人的象征。
叶芝、里尔克和艾略特写过比瓦莱里更值得记忆的诗歌；乔伊斯和格奥尔格对自己的写作手法作过更深刻的修改（也许法语不如英语和德语容易修改）。但是，在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后面，没有可以与瓦莱里的个性相比的特色。即使这种个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品的布局，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在一个卑劣的浪漫主义时代，在纳粹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弗洛伊德教团的占卜师和超现实主义的商贩的忧郁的时代，呼吁人们保持清醒，这是瓦莱里过去所做（现在继续在做）的功德。
一九四五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惠特曼的创作意图是想定义一个可能的人——沃尔特·惠特曼——一个粗心大意无比的乐天派，同样夸张，同样缺乏真实感的是瓦莱里的作品所描绘的人物，后者不像前者那样去赞美博爱、热情和乐观等人类的能力，而是颂扬思想的优点。瓦莱里塑造了埃德蒙·泰斯特。这个人物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如果大家内心里不认为这纯然是瓦莱里的活人的鬼魂的话。对我们来说，瓦莱里就是埃德蒙·泰斯特。就是说，瓦莱里是埃德加·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先生和神学家心中那难以想象的上帝的化身。这一点无疑不是真的。
黄锦炎 译
把惠特曼的名字与保尔·瓦莱里扯在一起，粗看起来，是一种随意的、（说难听些）愚蠢的做法。瓦莱里才高八斗又一丝不苟，而惠特曼则是一位前言不搭后语、狂放不羁的乐天派；瓦莱里以体现精神迷宫著称，而惠特曼却以身体的感叹而闻名；瓦莱里是欧洲的象征，是它体弱多病的黄昏的象征，惠特曼则是美国的早晨的象征。整个文坛似乎不能同意将诗人一词用在这两个最为对立的人物的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作为诗歌，都没有作为作品所创造的一个典范诗人的标志那样有价值。因此，英国诗人拉塞尔斯·艾伯克龙比会称赞惠特曼，“用他丰富而可贵的经验，创作了那个生动的、个体的形象，那是我们时代的诗歌中没有的、真正伟大的东西：他自己的形象。”这个评语既模糊又用了最高级，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的优点，就是没有把作为文学家和丁尼生的崇拜者的惠特曼，同《草叶集》中那个半神的主人公等同起来。这一区别是有意义的；惠特曼是根据一个想象中的“我”来写他的诗歌的，这个“我”一部分是他自己，一部分是他的每一位读者。所以会产生使批评界恼火的意见分歧，所以他会在记录诗歌的创作日期时习惯于写上连他都不认识的地名，所以他在某部作品中写了他出生于南方，而在另一部作品中说自己（实际上也是）出生在长岛。
[1]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