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话题转向他个人的喜好或者儿时的记忆，他就似乎很厌倦，不屑于谈论这些琐细的话题。若是我问他小时候害怕的事或者在学校里讨厌的事，他就几乎要生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回避这些。他只是偶尔有一次提到，说自己小时候很自闭，几乎交不到什么朋友，是通过阅读大师经典走出困境，成为自信的人。我非常敏感地听他说这番话，想从中猜想出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他的经历又是什么样的。我更敏感地观察他的自信。他毫无疑问相当自信，敢于对整个世界说不，但他的自信却是相当紧张的，带着一丝强迫的意味，像是将一件盔甲穿在身上，随时在说：“嘿，我有一件盔甲，我比你们都高明，因为我有一件盔甲。”我和平生都是内向的人，但不同之处在于，我清楚自己的内向，也关注着内心的事。而平生的内向更为彻底。他目光完全向外，不让任何人接触到他的心，甚至不让自己触碰。
现在想来，那一段寂静的孤独是我最纯粹的时光。平生讲话很多，但我渐渐发现，他回避讲自己。不是完全不讲自己，他会讲自己看到的东西、读的书，但是几乎不会讲他自己的心。当我试图与他沟通内心，他就显示出某种不易察觉的烦躁。他会批评我，说我太轻易发表观点，是浮躁的表现，没有把书读通就夸夸其谈。最初我听到了心里惭愧，拼命看书，但是后来慢慢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不只是对不屑的事物闭口不谈，他对几乎所有问题都只点评他人，不谈自己。他引述西方大师、推崇某些人、对某些人不屑，可是当我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他每次都能用其他引述把问题转开，若再问下去就会引起他的恼怒。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问题太复杂了”，似乎复杂的事物天然就具有不可言说性。有些问题可能确实是比较复杂，可另外一些问题不是。当我试图和他谈起我的老同学，他却让我去读叔本华，读叔本华对人愚蠢性的论述。我知道他的意思，可我想说的不是全人类的事，我想说的只是我，是我和我的同学。
有一次，他们的读书会请到了一位诗人。诗人的诗作题材敏感，写了不少被禁止出版的诗集，也办过刊物，都只能自行出钱找油印作坊自行印刷，在地下文学圈子里散发，在熟人里推广。那次讨论很快脱离了诗的领域，变成了政治讨论。我翻着诗人带来的油印小册子，问平生他喜不喜欢这个诗人的诗。那些诗很口语，句子切割得很短，像是打嗝的人断断续续蹦出的话。平生不愿意回答，告诉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他试图从社会结构的层面看待这些诗，说哈耶克与自由，说重要的不是这些诗写了什么，重要的是它们被禁止。
写书的时候我和平生分开，沉浸在我的孤独中，在孤独中获得久违的放松。大多数时候我被书的前景激励，处于自我期许的一极，期许自己深刻，期许自己与众不同。但有时候也陷入自我怀疑的另一极，滑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怀疑自己有没有才能，怀疑自己自大狂妄。这种时刻痛苦而焦灼，总会引到怀疑自己整个人。我不能想太久，于是只好更加投入去写。我需要做一些执着的、强烈的、意义重大的事情，以转移我对自身的怀疑。
“我知道禁书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想跟你讨论禁书的问题。”我说，“我只不过是想问你喜不喜欢而已，就这么简单。你难道看完电影或者书不想找人相互交流吗？”
那段时间我吃东西非常不规律，有时也不知道一天吃几餐。我可以二十四小时吃冷食，凉拌菜和冷面包。看书看累了随时从冰箱抓一些东西。我清晨起很早，趁第一丝天光下楼，郊区的路荒僻，天空静谧，卖早点的铺子升起第一缕炊烟。我踩着路上的水洼，在空无一人的小区里转。天是微蓝的，呼吸也是蓝色的，沁凉的气体进入身体，身体也变成蓝色。地上的水洼平静，映着天空的灰蓝色和楼顶的暗褐色，让砖石突兀的棱角也变得安静柔和。树叶是墨绿色，墙是棕色，自行车的骨架是带水渍的黑色。寂静的一切有启示的微光。
他侧过头去不看我：“你怎么也跟俗人一样，陶醉于这种没营养的议论？”
我看书不耐心也不细致，总是从书架上抱下来一大摞，翻翻目录就直接蹦到有关章节，直接贪婪搜索与我写作有关的内容，将其他内容快速掠过。我把每一本书读成我假想的书。我像是要赶一趟已经启动的火车，被一种紧迫的躁动驱使，仿佛自己正在绕过迷宫最后一个弯道，或是处在即将破晓的黎明前的黑暗。我没有告诉平生，想象着书写好之后他的惊讶，想象他对我的刮目相看，这种想象让我激动。
这种时候，沟通就像是一道壁垒、一堵墙、一个透明的玻璃罩子，我在这边徒劳地想要挖一条通道，手指沾满泥巴，还被墙里的守卫泼得灰头土脸。我觉得他是在用他读过的东西做盾，掩盖他心里真正所想，有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把读过的东西当作他心里所想。
那是花朵初绽的季节，我抱着被书本撑得开裂的旧书包，穿梭在西北郊破烂的公路上。平生时常忙碌不见踪影，我独自一人去国家图书馆看书，十公里路程，骑上一小时，风吹出鼻涕和眼泪。我将长围巾绕在头上，远处看像一只没有包好的粽子。我在阅览室看书自习，带着面包和麦片。从窗户望出去，似乎时间倒流到本科自习的时光，恍如隔世。
我想问的其实没那么复杂，我只想知道，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接近迷茫与自我怀疑的谷底。我需要一件事情转移焦虑，写一本书恰好成为这样一件事。我将解决内心困扰推到写好的那一天。
现在想起来，我们之间最亲近的一个时刻是二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似乎很疲倦，为一个问题或是一件什么不顺利的事情发愁。在咖啡馆昏黄的日光中，他把书推到一边，身子斜靠椅子，一只胳膊搭在我的椅背上说：“以后咱们找个海边的小渔村住吧，找那种穷一点的，租房子应该不贵。早上起来可以去看看海上大雾。”他的面容倦怠安静，像弃掉一盘棋之后带悲伤的解脱。我轻轻侧过身子，去拉他的手，他顺势躺下来，躺在我的腿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凝视他的脸，夕阳在高楼背后留下最后一抹橙黄。
我有了一点动力。打开电脑，把之前放下很久的文稿又调了出来。那本书我写了很久。从统计局上班的日子就开始写，但始终没有清晰的轮廓。一开始只是沉思默想，后来随手写一些句子，写在白纸上，东一处西一处，收集了用夹子夹着。再后来用提纲的形式列出来，写在地摊上买来的硬皮本子上，反复修改后变成一团乱麻，过了很久也只留下数千字。此时重新将文档调出来，我不知道能写成什么样子，但似乎看到一种尚未彻底显形但已隐约可以感觉的光亮。
那样的记忆，过于稀有。
复习时，我发现自己对政治学有了些许热情。平生鼓励我来年考研，读研之后再读博。我想象自己做学术的可能性，觉得颇为踌躇。平生抱着强烈的信心，不仅对他自己，也对我抱有信心，讨论各自读研之后可以一起研究什么题目，就好像未来拣选了我们，必将降临到我们身上。慢慢我也开始假想未来。成为思想家，成为著书立说的学者。这种前景似乎很有吸引力，也贴近我模糊中寻找的自由。我的心开始怦怦跳。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参加一场送别宴。跟平生在一起，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平生不喜欢和人交往，除了读书会同伴，他只和同租的室友有浅淡的往来。他租的房子是三居，客厅打了两个隔断，平生住一个小间。我去过几次，和他的室友也就有了些许交情。
那一年冬天平生又一次参加考研，报了哲学。我没有报名，但陪他一同复习。
春天里的一个周末，平生的一个室友要搬走，请其他几个人吃饭聚餐。聚会是在通向香山的那条路上，靠近颐和园的地方。荒僻的路边没有路灯，小饭馆的招牌是仅有的光源。我们来晚了，进门的时候火锅已经冒起了泡，几双筷子正在下肉。很显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已经聊起来好一会儿，啤酒也已经喝光了两瓶。
平生，平生，我心里想，我们真的能彼此确认吗。
告别的室友叫赵志高，考研已经考了两年，如果再考就是第三年，女朋友开始受不了，因为他即便考上，距离工作挣钱也还有好几年，对女朋友来说，想成家是等不了这么久的。赵志高报的是电影与文化研究，目标是做电影评论家，短时间内看不到收入的前景。女朋友让他在研究生和自己之间二选一，赵志高纠结许久，终于做了选择，放弃考试，接受了女友托人找的职位，去一家广告公司做销售。老金十年前就来北京漂着，做过一段时间酒吧歌手，打过些零工，后来不唱了，找了工作。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剪了长头发，梳着板寸，脖子后面积累出肉。老金现在卖保险，他妈妈在老家，糖尿病变得严重，花销变大，他需要寄钱回家。他说他永远都不能期望自己家能出钱给他买房子。女孩子刘妍处于纠结的两难。她只希望能留在北京，有一天组个小家，能装修自己的屋子，能带孩子去旅行。她最喜欢的是陈列着欧式室内装饰的家居用品店，但一样也不舍得买。
我们在一起经过一整个冬天，靠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柔情给彼此温暖。我们偶尔出去逛，去过一次北海，去过一次北大红楼。冬季的街巷呵气成冰，游人很少，我们冻僵的手指轻轻触碰。他站在北大红楼前方，批评民国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歧途，又透过冬日迷雾看着我，似乎在说未来属于我们。冬季出行是我们离得最近的时刻。在一月里一个下过雪的清晨，穿过圆明园之后，我们站在结冰的湖面边上，他吻了我。非常快速的一下，我的心跳得很快，只顾着羞涩，没来得及分辨细节。现在想起来，那更像是礼节。很多事情现在都已经不可分辨了，当时发生得模棱两可，又过去得太快。
在黑沉沉的夜和渺茫的希望中，在酒精的刺激中，人的情绪总会有点悲观亢奋。老金骂房价太高，骂给他办暂住证的公务人员没素质，说他们狗眼看人低、办事没效率，进而说各种公共部门的人浮于事、臃肿腐败，颇有国将不国、痛心疾首、有识之士无所作为、除了一醉方休又能何为的劲头。他说的都是真的，但也有情绪的自我投射。
他没有明白，我想问的不是仙人道士或启蒙万民，而是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山里。他愿不愿意不重要，重要的是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只是他不懂，或者故意不懂。我始终不确定他对我的感觉，也不确定我对他的。一切都好像是一种陪伴，而不是爱。这种感觉就像寒夜里一杯热水，平淡，可有可无，但是袅袅热气让人觉得依赖。
我们那天晚上都喝了酒，喝了很不少。最便宜的燕京啤酒，至少有一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告别，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点离愁别绪，或者是一点生活不会改进的灰心，或者是心底深处还抱着某些放不下的希望。走出小饭馆，打不到车，我们就沿着黑灯瞎火的马路走了很久，一次次看着身后出现的货运卡车车灯将我们的影子映出、拉长、再吞噬。
他嗤笑了一声，仿佛在说我妇人之见。“你去读读欧洲启蒙哲学家再说吧。国民千百年还这么愚钝，一场像样的启蒙都还没有。中国那种仙人道士梦最误国。”
在黑暗的公路上，平生开始痛陈时代弊端。他说物质主义把人压榨成碎片，又说时代的不公正太强以至于个体无能为力，必须要某种集体行动。我们由此开始某种逻辑混乱的争执。我始终在说迷茫：依靠个体不断寻找才能摆脱的迷茫。他一直在说压制：作为不公正根源的压制。说来说去，他甚至有点生气了，说中国的事就是无解，最好将现有统治推翻重建。
“非要做什么事吗？每天就看看书不行吗？”
“书生总想推倒重建，”我说，“过去一百年，不是都推倒重建好多次了吗？”
“别傻了，”他说，“现在不管在哪儿，没有网络几乎什么事也做不成，信息也查不到。一旦连上了网，住哪儿也算不上隐居。 ”
“那叫重建吗？”他哼了一声，“连现代性是什么都不懂，叫什么重建？”
“你说以后我们能住在山里隐居吗？”有一次我问他。
“为什么非要重建呢？打碎那么多东西……重建的东西就一定好吗？”
我不确定他对我的感受，而又忍不住想要确定。这是我第一次对自己在另一个人心里的印象如此挂怀。
“那得看是谁建。”他说，“要觉醒的人来主导才行。”
闲暇时我会帮他处理俱乐部的事、陪他看书学习、听他评论古代当代人物和当前时局。在他不间断的话语中，我多少能找到一些共鸣。他的兴趣、他的遥远的理想、他对日常生活的疏离和不屑一顾，都让我觉得有共鸣，仿佛有一种世界之外的眼光。我有时会将我们想象成两个隐居的修行者。他能感觉到我的认同。也许他也正是需要我的这种认同。
我不说话了。我们能看到共同的不理想，我看到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而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世界。又谈了几句，这种差异的来源越发明晰起来。他心里有一整套完整流程的模式：启蒙、革命、重建、天下大同，这似乎来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人很多书。这个过程虽然失败过好几次，但若不按照这个路径走，那是无论如何不成的。我虽然说不出我理想中的模式是什么，但我总觉得这种路径没有触碰问题所在。问题不在于一切推倒如何重建，而在于找到人心里的某种东西。
我和他的关系于是起了变化。我们开始共同度过每一天。他从来没说过“做我女朋友”这样的话，我们只是每天约着一起看书、一起吃东西、一起听讲座、一起讨论问题。他带我去见他的朋友。他有时候会拉我的手，但多半是过马路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会看着他的脸，希望从中读到更多东西。
他也不说话了，自从我说了几句对革命的微词，他就冷冰冰显得有点恼怒，故意沉默。人少车少的夜路上，一旦沉默，黑沉沉的压抑就席卷而来。我又尝试让对话继续，尝试改变话题，可是他一直沉默不语。之后只说了几句冷漠的场面话就不欢而散了。在我家楼下，我望着他的背影转身离去，忽然有种模糊的痛感，觉得望见了他就此一去不返。
“是啊。”他说，语气没有什么波澜，但有一丝不确定，“……可以吗？”
那个晚上之后，他有几天没有联系我。
“你规划的未来里面，也有我吗？”我问他。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之间蛛网般的裂隙。原本就不稳固，裂隙之后更脆弱。和平生在一起并不能减少我的惶惑，正相反，却加重了它。通常情况下，当一个人不愿意表达他的内心，很可能是他自己回避去想，除了时间的历练，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原本不该一直探问，那时我不知道，平生之所以包裹自己，是因为他对自己也不确定，而且不愿意面对这种不确定。
我们见面的次数多了，我的孤独有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裂口。他偶尔会说些含义模糊的话，似乎把我纳入了他的个人空间。有一次他说以后希望也能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看书为主，最好是一片山里弄个图书馆，就是给愿意整天看书的人待着，也可以搞点文化活动。在我们讨论了一会儿细节问题之后，他忽然说了句：“我们以后可以这样分工……”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看到我的表情，也似乎察觉到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我和平生在一种忽远忽近的距离中维持着感情。像是共乘一艘小船渡过寒冰覆盖的水面，寒冷可以共度，但天暖冰融，水流汩汩，却在急流和漩涡中摇摇欲坠了。
我也说不清我和平生是怎么走近的。起初只是讨论问题，渐渐忽然变为两个人之间的事。十一月，他几次晚上送我回家，到了十二月，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买书，或是一起到咖啡馆看书学习。
我一直期待等我们都读研，状态就都能稳定下来。可结果那年平生又没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