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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今儿下午啊,我们在厂里怎么找都找不着小沈,我让好几个师傅帮着找也找不到。后来五点多钟下班以后,办公室小王突然跑回来说,他看见小沈了,跟人在外汇局大院说话呢。我就说那你倒是快给他拉回来啊。小王说他想进大院,人家不让他进,他还说,看见小沈和一个年轻女的说话,凑得特近,那女的挺漂亮的。我这一听就火了,跟着他就往那儿骑车,到了一看,好家伙,还真是!他们就在那院里说话,一会儿进楼,一会儿又出来,小沈旁边有个女的,又年轻又漂亮。我不管那套,管他让不让进呢,我就在院门口大喊,小沈你给我出来,你媳妇生孩子你在这儿干吗呢!边儿上就有人拦我。但这么喊着,喊了几嗓子,小沈就听见了,赶紧跑过来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这才把他拉过来。小赵啊,这事儿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你。”

“您就快说吧。”妈妈被大妈弄得哭笑不得。

“哦,啊,”妈妈听得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反应,“谢……谢谢您了。”

“这话呢,憋在我心里好半天了,我说了可能不大好……”邻居大妈还是攥着双手忸怩道,“但要是不说,一直不让你知道,那可能更不好……我也在这儿琢磨来琢磨去,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觉着还是应该说。”

“对了,我最后听小沈管那女的叫于欣荣,你认得这人吗?”

“您讲,”妈妈说。

于欣荣?妈妈的心像玻璃杯摔到地上,咔嚓一声碎成粉“……认得。”

“小赵啊,”邻居说,“我有句话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是个什么人?”大妈小声凑过来问。

妈妈当天最大的打击来自晚上。爸爸是我家邻居大妈帮忙找到的,从六点半到九点,在爷爷奶奶到来之前,邻居大妈还帮忙给妈妈喂粥,打扫卫生。然后在爸爸下楼吃饭的空当,小心翼翼跟妈妈说体己话。

“老……老同学,”妈妈看了看周围的病人和家属,“我们都是知青。”

那个时候,妈妈的眼泪已不是撒娇,而是真的伤感了。

“小赵啊,”大妈谆谆教诲道,“大妈是过来人,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男人啊,都是爱偷腥的主儿,你可得看紧了,要不然到时候后悔的是自己。”

这窘迫的一幕妈妈一辈子都记得,很久很久以后,每每跟我回忆当初的时节,还会说,别人的家属都早早拎来鸡汤,你爸爸整整一下午都不管我。说着眼眶就又红了。

妈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爸爸和于欣荣的关系她比谁都了解。“可能……可能没事吧,”她强忍着说,“都是老熟人了,大妈我知道了,谢谢您了,您放心吧。”

地狱般的下午,让妈妈积攒了许多委屈。六点半的时候,爸爸终于赶到了。他急急火火地冲进病房,跟在小护士身后,大步流星几次差点把小护士撞倒。爸爸跑到床前就想扶妈妈坐起来,看妈妈龇牙咧嘴地疼痛的表情,又失里慌张地把妈妈放下。妈妈碰到同床的脚踝,虽不重,但有点懵。妈妈本来就委屈,整整一天经受的痛苦都浮上心头,苦难的感觉攫住心,眼泪滴溜溜转,被爸爸这么一折腾,忍都忍不住了,哎哟一声,眼泪顺着声音就滑到鼻梁上,又顺着脸往枕头上流。妈妈最讨厌自己在别人面前哭,可是却总忍不住。越是忍不住,越是讨厌自己哭。别哭,可别哭,妈妈对自己说。这种思绪本身就加重了内心的委屈,仿佛越来越可怜了,眼泪便越发止不住了。爸爸站在床边,手足无措起来,他想给妈妈擦眼泪,没有手绢,就用粗糙没有洗过的手擦,抹得妈妈脸更刺痛了。最后妈妈呜呜地哭得止不住,爸爸蹲在旁边,擦也不是,不擦也不是。最后还是一旁的好心病友递过来一块手绢,妈妈呜咽着还说不要,但鼻涕已经流到嘴边上,只好接过来掩住了脸。爸爸一直拍妈妈的肩膀,但因为愧疚一直说不出话。

爸爸回来了,后面跟着爷爷奶奶。大妈告辞离开,妈妈心乱如麻。在老人面前,不能问也不能发作,白天晚上的委屈积累到一起,妈妈又哭了,哭得止不住。爸爸还不知道原委,只是赔着笑脸说没事了、没事了。他不知道事情才刚开始。

“离得远,还没来得及通知。”

这一天白天,爸爸也经历了相当折磨的一段过程。

“婆家人呢?”

他和王老西一早就到了外汇局,见到于欣荣,却不得不等到接近中午才等到领导散会。于欣荣将他们上一次见过的处长叫到屋里,将王老西的话转述了。说着说着,他们看到处长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不发一语,甚是吓人。都听完之后,主任把于欣荣叫出去,叫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私下说话。爸爸的心里的预感不祥,站在窗边,右眼一直跳。

妈妈的心咕咕咚咚往下坠。“不能啊,不会吧。”她说得怯生生的。

这件事的走向最终令他们大吃一惊。这件事有大事化小的解决方案,全国各地方的外汇占款挪去做进口买卖的实际不少,监管的人睁一眼闭一眼,多半只要还回就不会有太大事。然而于欣荣的上司或许过于谨慎,或许对王老西他们非常不满,以至于完全翻脸,坚持声称这件事他们完全不知情,进而指控爸爸和王老西属于诈骗。这样一来,这件事的后续就变得非常复杂,远远超出爸爸他们的控制范围,变成可能坐牢的大事。再后来,调查一直延续到爸爸厂里。

“那会不会听说是闺女,就不想要了?”大娘小声问。

那个下午,爸爸他们还不知道未来的事态走势,只是从反复交涉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事情在一点点变糟。他们被遗弃了。想要寻求的摆平寻不到,只寻到麻烦越来越多。

“闺女。”

爸爸在那个时候又一次看到自己的困惑:他每次被一阵激动人心的鼓动带往某一边,就突然发现自己被遗弃了。特权者的脸已转向另一边,自己被扔在旷野之处。

“你生的是小子还是闺女?”

有的时候,机会的出现不是因为它们降临,而是因为你在寻找。机会的出现看上去显得如此恰到好处,是因为你一直等待着它的出现。你只是找个借口,让自己能够逃离。

妈妈鼻子一酸,却还是说:“上午上厂里去了,兴许就是没找到人。”

与部门主任谈话的当天晚上,我上网看好友们的博客。林叶刚刚发表的一篇博客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她从研究生宿舍搬了出来,在学校附近租到一个两居室,想寻找合租室友。从照片上看,房子是一个小单元,一大一小两间屋子,一个小门厅,没什么装饰。我盯视着照片,盯了很久,直到目光将照片里简陋的家具全部穿透。

“咋这么狠心呢?生娃都不来看。”

“嗨,”我给林叶打电话,“嗨。”

“不知道,”妈妈说,“央人去找了。”

“轻云是你啊,”林叶显得开心,“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好久没回家了,一直想找你聚,一直都没空呢。”

“你家家属呢?”大娘问。

“我还行吧。”我说,“我看你写,你要找室友是吗?”

下午五点半,妈妈的嗓子冒出烟来。她咳嗽也咳不出唾液,饿得身体发抖。临床看护的大娘看妈妈实在可怜得紧,就好心从自家的保温罐里盛出一小碗玉米粥,扶妈妈斜靠着床,喂她吃了。妈妈仿佛第一次吃到人间甘露。

“是啊,你有认识的人想租?”

妈妈一躺下,就被同床的脚的味道熏得向后躲去,可又躲不远,稍微一动就要掉下去。她翻了个身,勉强昏睡过去。一整个下午,妈妈都在疲惫不堪的睡眠、干渴难忍的清醒和臭气扑鼻的刺激之间辗转反侧,睡也睡不深,醒也醒不来。她饿了,可是睁开眼睛看过去,没一个认识的身影。饥饿和干渴像是爬在身体里的两只躁动的虫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它们的挠痒。病房里炎热不堪,唯一的小电扇在远边墙上吱吱嘎嘎。

“不是,”我咽了咽唾沫,“是我自己……”

等推回到病房,爸爸还是没有到。护士在门口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就把妈妈和另一个病人安置在同一张病床上。医院病床紧张,床外完全满了,硕大的病房里病床一张挨一张,已经有好几张床上挤了两个人,都是头对着脚,脚对着头。护士漠然地推着小车,妈妈自己调动最后一分力气,从小车上爬到了床上,护士粗粗地掖了几下被子,就扭着屁股匆匆忙忙离开了。金属床架上只铺了一层薄垫子,胳膊肘磕在床边上生疼生疼。

就这样,四月底,在我工作九个半月之后,我没有跟妈妈商量,直接跟领导打了辞呈。我让自己在冲动中做出决定,以免冷静下来后又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但是她太累了,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迅速昏睡过去。

我打电话给爸爸,请求他把当初想要资助我出国上学的一笔钱寄回来,帮我还清贷款。我原本不希望欠爸爸的人情和债务,但内心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只能把一切偿还拖延到遥远的未来。收到爸爸的汇款,我自己去银行结清了房贷。又在单位办了手续。

妈妈只见到我一眼,我就被人抱到恒温室去了。我的第一声啼哭给妈妈极大安慰,但我红通通的小样子让妈妈心生厌弃。简直像个小猴子!妈妈想,这丑陋的小东西,以后就要跟她朝夕相处了吗,长大了是不是也是个丑丫头,可怎么办。

直到一切办好,临走前一天,我才和妈妈和盘托出。

“让我看看……”妈妈有气无力。

五月初,我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我靠着车窗,窗外是一片荒寂的树林。火车跨过农田,跨过废弃工厂,跨过干涸的小河,风景荒凉而空旷。时隔数月,我又回到毕业的地方。

“是个闺女!”大夫说。

我和林叶搬到一起,西北郊的一个小区,九几年的老式塔楼,磨损得很厉害。楼道里有很多房子出租,几乎像宿舍,每天进进出出很多人,如旧时筒子楼一般。因为租客多,嘈杂喧扰,住户大多搬走了,租户就更多。租户对楼道缺少保养,随处见得到灰土,电梯吱嘎,也没有人张罗着维修。房租相当便宜,都是薪水低微的年轻人。我和林叶租住一套五十平的小单元,我住小间,六百五一个月,她住大间,八百五。之前十个月攒下来的工资够我吃住大半年,但再多就没有了。

到医院没几分钟,妈妈就进了手术室。我如此好地控制了出生的时间,既没有提前出生在公车上,也没有让妈妈在人满为患的医院走廊里等待太久。妈妈刚站定,就觉得腹部一阵绞痛,刚刚在路上屏住的一口气正在失去控制,她哎哟哎哟地叫起来,起初没人注意,后来一个路过的小护士看到,连忙进诊室叫了医生出来。拉进里屋匆匆查了,迅速推上待产床。过了三个小时,我迫不及待地向整个世界露出头来。

林叶带我出去吃了一碗拉面,问我接下来的打算。我说没想好,先静一静,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吧。

妈妈没担心过自己,只是担心爸爸到了医院却找不到自己。

“你想继续念书呢,还是找个工作?”林叶问我。

妈妈捧着肚子坐在公车上,竟然出奇地镇定。她能感觉下身的羊水,但却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慌张。她尽量坐定了,双腿一动不动,不让情况进一步恶化,心里对自己说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她有一种壮士出发征战的感觉,风萧萧兮,独自上路,前方未知兮,空旷了然。她冷静地计算各种糟糕的可能性,例如在汽车上突然要生了,例如到医院里却没能挂上号,例如难产的时候联系不到家属,筹划着若是这些情形发生,该如何跟周围人求助,说什么才比较合适,应该不应该将身上的钱交给帮忙的人。她被夏日的日头照得脸颊发烫,汗珠不断渗出来,顺着额头往下流,流到脖子边上迟迟不落,惹得人痒痒。她连擦汗都很少擦,仿佛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让局面在到医院之前就不可控制。在车上的乘客看来,妈妈就像一尊菩萨一样安静祥和,富态的脸因汗而发出亮光,嘴紧紧地抿着,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如同打坐。妈妈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的征程。公车像是观览一样,走走停停,速度只比得上一旁行走的路人,仿佛要将街角的每一个细节看清楚,再缓缓前行。既慢又颠簸,破烂柏油路上的每一处石坑都会弹跳一下,妈妈却奇迹般地凭着本能,坐得稳如泰山。妈妈这一生都有这样一种气质,她虽然不会站在极高处考虑大问题,但她对生活的具体小事有着无理由的安详信念。

“我不知道。”我说,“……其实我还正想问你呢,你当初那么想出国,现在不出国了,读书读得还开心吗?”

上午九点多钟,我突然在妈妈肚子里动起来,猛烈而突然,不容分说,妈妈在两阵不同寻常的剧烈绞痛之后,凭借着女人与生俱来的直觉判断,孩子要出生了。其实夜里就剧痛过两次,但一阵子就过去了,两次间隔又远。她站起身,腿有些发软,又坐下,想等中午爸爸回来。到了上午十点,她能感觉身下出了一股水,再也坐不住,央告邻居去厂里找找爸爸。邻居遍寻了一大圈,去车间说是已经请假回家了,在大院里没见着踪影,便自告奋勇扶妈妈去医院。妈妈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勇气,披上衣服,穿上鞋子,竟站得直直的,还冷静地拿上钱,一个人捧着硕大的肚子往外走。邻居上前帮忙,妈妈还怕给人家添麻烦,连连摆手说没事没事。到了公车站,妈妈仿佛没事一般,连说又不疼了,待公车来了便一个人上车,只是央邻居再去帮忙找爸爸。

“就那么回事吧。”她说,“我上课不怎么上心,倒是兼职的事情花的精力比较多。”

第二天一早,爸爸不想告诉妈妈,佯装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在开工之后跟主任告假,说家里头那位肚子疼,要回家照顾。然后,在谁都没看见的情况下蹬上自行车,消失在厂子大院的铁门背后。

“兼职做什么呢?”

这是事情变糟的开端。

“你先安顿下来,过几天我跟你慢慢说。我还正想拉你跟我们一起呢。”

爸爸有点不高兴了,更不想去了。他觉得这是王老西搞坏的事,恨不得早点退步抽身。拉扯半天,推脱半天,把时间定在了第二天早上。王老西说他先去外汇局,让爸爸请个假,随后过来,中午该请谁吃饭就请谁吃饭,该赔礼就赔礼,最后得找人把这事给摆平了才行。爸爸说不过他,不情愿地答应了。

“那你……”我把筷子放到碗上,“现在觉得很自由吗?”

“哎哟,不差这半天儿哟。”

她很轻松地笑了一下。印象中,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林叶笑得这么轻快了。“算是吧,”她说,“至少目前觉得自由度还挺大的。云云我跟你说,我现在才发现,市场真是个好东西。几乎没什么事不能市场解决的。”

“别别,”爸爸连忙挣脱,“我这走不开,上班还忙着呢。”

看着她的轻松愉快,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住下的那个下午,我用了大半天整理东西,将衣物放好,电脑插好,擦干净小床头柜,将仅有的几本书和日记本放进去。然后洗了脸,躺在床上看天花板。折腾良久,身体疲倦,心也很疲倦。我先掏出手机,发短信告诉妈妈我准备考研,接下来会报学习班,不用担心。然后将手机关上,陷入彻底的寂静。理论上讲,我应该找一些具体的事做,找个新工作,或像跟妈妈说的那样报个学习班。但我清楚我的心思不在这方面。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事,而是某一个方向,某一个让自己觉得是光亮的、不必犹豫、只要奔去就不会错的方向。我想要做些什么,做些能够安抚我的过去、拯救我的现在、让未来仍然显得值得认可的事。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还不成吗?”王老西拉着爸爸就要走。

我的沉郁像无边无际的大海,在深处酝酿,随时准备用海啸将我淹没。

“啥?我去?”爸爸惊道,“你快别逗了,我啥也不知道,我怎么能去呢?你最后留在海南呢,这什么调查不调查的,也就你知道。”

接下来三个月,我哪儿也没去,就住在租屋里,偶尔下楼吃饭或去便利店,余下的时间空对寂静。

“我较着这事儿还得你去。”

我慢慢了解了林叶的生活状态。林叶的生活早出晚归,除了到学校上研究生的课程,还和不少朋友出去见面。林叶没能一个人闯荡。她去了云南,但只一个月就回来了。她没找到打工机会,只在一个客栈跟一个忧郁的摄影师暧昧了一段时间,最后摄影师走了,她的旅费花光了,开学的日子也到了。她一边上学,一边给一个网站兼职写城市生活的专栏,也兼职做网站编辑。这个工作适合她,她的文艺爱好在这里如鱼得水,一点点精致小物,一丝偶发的伤感,十分讨人喜欢。她了解这个城市大大小小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早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有庞大的计划,想骑车遍历整个城市寻找所有美丽的店铺。她急于融入这个巨大的都市。虽然最后和所有计划一样没能实现,但她还是留下许多记忆。因为兼职,林叶认识了些文艺圈的朋友,有时候出去吃饭,有时候有几个女孩子到家里来。但来客的时候不多,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想一个人的问题。

“啥意思?”爸爸有点懵了。

这是我第一次居住在完全陌生人的环境中。有时候出来进去和隔壁人一起等吱嘎乱叫的破旧电梯,也会点头示意。这种环境里谁也不会说很多关于自己生活的东西,连名字也不会相互报,偶尔有人常规性地问问:你住多久了?你在附近工作吗?有一个女孩做房产中介,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总要十点多才回来,今年给她分到了一处偏远地段,到了山脚下,完全是新开发的区域,夜晚下班的时候只觉得黑黝黝的地方飘出魂灵。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网络设备公司,每天的任务是在全城跑,给客户安装维修网络线路,因为电动车骑得过多,他的脸上粗粗的都是干裂的皮。他在老家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一直想把老婆儿子接过来,只是房租降不下来,计划就一再推迟。有一个女孩的工作我一直不知道,只是偶尔打招呼。一次坐电梯,见她带着一个男人上楼,见到我脸色变了变,后来见过几次她带不同的男人来。一个夜晚,我听到隔壁不知道哪间房有打人的声音和哭声,我披上衣服到楼道,见到那女孩蹲在地上哭。我想给她披件衣服,她的妆还没卸,有些蹭到眼睛和嘴唇外面。

“这事儿吧,”王老西别别扭扭地说,“我去不大行。”

那段时间在那里住着,有一种异常简单直接的感觉。每个人都只是做着他要做的事情。要做的事那么明了,其他的一切都是不需要的。我知道他们辛苦,但仍有几分羡慕。如果我可以像他们一样明确地为了某种东西奋斗,那么我的内心会顺畅得多。

“那你快去外汇局啊。”

我要什么呢,我说不清。有时候我内心突然一阵紧张,几乎以为自己抓到了某种方向,但疏忽间,那吉光片羽的珍稀就又隐匿起来。我仍然在等待。

“当然没有了,”王老西说,“我这不刚下火车就来找你了吗,连家都没回。”

住了一些日子,林叶问我,要不要也到她兼职的网站去上班。那是一个在线文学网站,发小说和散文,偏女性化,侧重都市情感、校园爱情和古装奇幻。以前于舒在宿舍最喜欢读这类网站,虽然不是同一家,但我也看过一些类似的。林叶鼓动我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我没有特别反对,但也看不到强烈的意愿。

“那你……跟他们说了吗?”爸爸问。

我去参加了两次她们的活动。一次是作者笔会,一次是作者和读者的交流。林叶是组织者之一,我去给她帮忙。笔会上的作者都很年轻,男人大多穿着随意,宽大 T恤短裤之类,女人则打扮得各式各样,还有穿着漫画和游戏里的制服裙。作者笔会谈论创作和类型文学,读者交流谈论作品。两次活动,现场的玩笑气氛都超出我的想象,并不是某种谈论文学理念的严肃研讨会,而是某种新文化的彰显和自我宣言。参加会议的作者相互都很熟悉,私下里打趣着说家长里短。笔会上,话题从类型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区分说起,很快就变成类型文学对严肃文学的批评,进而演变为自诩的生机自由力量对老朽保守势力的讨伐。读者见面会则从一开始就像是小说人物 cosplay大会,穿着夸张而廉价。

“我寻思着吧,”王老西也犹犹豫豫地说,“这事儿还得去找外汇局。海南那边的事儿咱现在也管不了,也催不了,但咱钱交了,欠条也有,最后不能欠着咱的,大不了退款。外汇这事有点麻烦,还是得找管事的人拿主意。”

活动之后,我跟着他们去吃烧烤。饭桌上的内容围绕字数产量和销量,每个月几万字,一本书卖了多少本。有谁出了畅销书;谁一下子红了;谁写得不行,但是团队推手做得好;怎样增加粉丝,怎样包装才有效果。有一个男人话非常多,一直在讲自己原先做过的公司,又在讲他们酝酿的大方案:他做网站,野心勃勃要做文学大生意,让网络文学市值翻十倍,将来搞一个盛大的颁奖典礼,作家走红地毯,像奥斯卡。我身边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有点秃。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他一本一本向我介绍,推荐我去看,然后又为我介绍餐桌上的人。他说这个圈子里有很多人令人感动,为了码字把其他一切都放弃掉,每天在网上呕心沥血写上万字,为了理想奋不顾身。林叶和他们都聊得很好,相互拍着肩膀,像哥们。餐桌上的氛围火热,烤肉冒出烟熏火燎,啤酒杯相撞后,碰洒的酒滴得到处都是。我在烟火中有一点头晕。这是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群体,充分享受着这个群体内部的一切追求与关联。席上人来来去去,但几乎所有来的人都迅速学会群体内的语言。

爸爸完全没想到,呆住了,也没了主意,连声问:“那这咋办?”

第三次活动我不想去了。我并不能融入那个群体,也不想花很多力气融入。可是林叶说很多东西要熟悉了才觉得好。我就又去了两次。她们花力气做了一个巡回演讲,进入各高校办活动,又做签名售书。有几个作者的学生粉丝团群体蛮大的,阶梯教室挤得人满为患。我在门口帮忙维持秩序,有奖问答的时候,我在座位之间递送奖品。

国庆刚过去两天,王老西回来了。他一脸丢魂儿的丧气样,头顶冒汗,脚下打滑,焦急得直磕巴,好说歹说把爸爸拉到没人的巷子里,然后原原本本将事情说了出来,从他在海南提车的迟滞,到外汇来源被人调查,老老实实,讲得危机四伏。

“新时代到了。”一个年轻作家说,“新的方式将会冲击所有文学。”

爸爸自己也没想到,事情就是这样不巧。

他是著名的快手,在网上每天能写万字,也是传说中收入最高的网络作者之一。他擅长写都市言情,段落短而干净,除了情节没有其他。他面庞瘦弱,留寸头,正面相貌平庸,但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阳刚,在网上贴了大量同一角度的照片。活动结束的时候,我经常承担他的女粉丝要求与他合影的要求。林叶和其他活动组织者对此乐此不疲,她们喜欢给作者和粉丝牵线搭桥互动。在活动现场,她们会笑盈盈地招呼作者,说一些小圈子里的笑话,尤其是当着粉丝们的面,给人一种我是文化圈中人的印象,能引起粉丝的艳羡。

九月中,爸爸回家后,在家里老老实实干了两个星期活儿,妈妈的怨意渐渐消了,重新记起爸爸的各种好。妈妈的身子越来越重,越来越不方便。她告诉爸爸,她听人说,男孩会提前,女孩会推迟,所以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随时做好准备,若是男孩也许就快要分娩了。她觉得爸爸千走万走,这关键的几天总不会再走了吧。

“新时代文学,标准就是大众。连文学方式都是大众互动的,一个长篇连载,根据读者每天千百条留言中表达的意见,调整情节,连走向都会发生变化。我们看到那些老牌杂志还在发那些过时的思想和自娱自乐,我们就知道必须打造新时代文学的阵地。什么是好文学,不是权威能说了算的事。”男作家说。

所有这些过往,到零八年奥运会时妈妈才再度想起。那时她仍是孤身一人,织着毛衣,看着电视,起初笑着,后来突然掉了眼泪。

他一边说一边观察台下的反应,不时留下气口等台下鼓掌。由于涉及什么是好文学,我很感兴趣,很想听他多说一说,可是他到最后也没有说。也许他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标准,听众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

电视里采访运动员家属,家属面对镜头的时候有的侃侃而谈,有的痛哭得不知如何是好。妈妈忍不住联想,如果自己作为家属被采访,应该说些什么。她对我的光荣过分期待,这种想象维持了几年,伴随着我童年的绝大部分时光。

后来我问过林叶:“什么是好文学?就是畅销吗?”

最令她激动的是运动员落地的一瞬。当运动员身体在单杠上倒立,镜头从下至上照出亮闪闪的体育馆屋顶,让人的双腿显得像向上的两柄剑,然后突然,这种紧张的静止被打破了,运动员借助身体重力,向下的一瞬间加速环绕、环绕、环绕,然后像投石机抛出的石头一样迅捷地划破空气,静止,落地,站住,纹丝不动,仿佛一枚火箭弹在落地的一刹那突然变成一座石碑,然后是充满笑容地张开双手,向全场致意。妈妈总是在这一刻像运动员一样激动万分,感受到面对全场观众时的那种光辉灿烂。

“你不要小看畅销,”林叶说,“咱们说的那些名著,当年也都是畅销书。不是畅销书你今天也看不见。总以为自己搞纯文学就得小众的,说话都酸朽气。”她见我迟疑,又加了句“书不就是写给别人看的吗?除了别人爱不爱看,还有什么标准?”

七月底的那几天妈妈十分寂寞,除了奥运会就没有任何别的娱乐。这是第一次奥运会,一切都看上去新奇有趣。那年天气特别炎热,窗外除了偶尔自行车铃声,只有单调一声一声的嘶哑蝉鸣,蝉鸣不绝,更让炎热显得躁动逼人。妈妈只有看电视解闷。电视里的热度似乎转移并消解了现实的热度。妈妈看到紧张的地方,手心会出汗,但身体上的汗却似乎消失了。妈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体操和跳水,这一次看得十分着迷。当一个运动员轻盈地飞到天上,抱着膝盖转了三四个圈再落到地上,妈妈的心会悬起来,紧张得不敢眨眼睛,如果有人没有顺利完成动作,跌倒在地,妈妈总会发出一声惊呼,仿佛疼痛的是自己。妈妈极为容易激动,看着李宁站在领奖台上向观众挥手,或者镜头讲述他的训练过程多么艰辛,妈妈的眼睛里就涌出泪水。

我后来常想起她的话。别人。看。

七月里,爸爸不在家,妈妈没事做,一个人看奥运会。妈妈后来有时候会逗我说,当初是许海峰的一声枪响把我吓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踢了她。此后的几天,每当她看比赛时,我就会踢几下她的肚子。她很激动,自作主张地认为我有运动细胞。过了很久很久她才承认这是一个误会。

林叶在他人的眼中寻找自己。我看着她,看到她一点一点地变化。她也开始在网络上写小说了,有两个晚上,她因为读者轻蔑的点评难过得睡不着觉。有一次,她问我要不要参加一个写手团队,给一本卖得火热的畅销书写续,挂名虽然是原作者,但续集团队也都能获得不菲的分成。还有一次,她初次作为嘉宾作者参加一个读者见面会,活动前一天,她拉着我从三里屯逛到秀水街,逛了五个小时买一条合适的小礼服。

妈妈的感情始终存在着不稳定的感觉。爸爸的出现和消失一直带着某种随意性,她无法预料,只能不断去问,问不到就在心里猜。妈妈不清楚爸爸为什么不掏心掏肺地跟她讲,她也不清楚爸爸偶尔提到的不满意是指什么。在妈妈看来,现在的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可不满的,偶尔有个别不如意,但是已经好得超出妈妈年少时的期待。她那时候设想过自己在街上早点铺卖早点,设想过自己终老乡下无法回城,也设想过回城之后成待业青年,找不到工作。现在不仅稳定,而且快要分房子了,未来完全是充满光明的。妈妈觉得,整个大势都在变好,只要不掉队,只要能跟得上大伙,日子一天天变好是没的说的,睡觉时也不用担心有人上门抓去批斗了。这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

林叶开始有商业上的野心。她们工作的网站组织各种情调的专题活动,她是策划之一。有时候是寻找城市隐居地,有时候是流浪的梦想,有时候是孤单的日子对自己好一点。她和同事想把网上的这些内容做成实体书,最好是时髦的杂志书。这需要一笔初期投资。如果能做成畅销书,一期就能把投资收回来,但是没有这笔投资肯定是运作不起来的。于是她做了商业计划,开始找不同老板拉钱。她把她的忧伤打包,寻找一个好价钱。有两个小有名气的女作者承诺用新作加入杂志,还有四十几个大学生从网上参加了她们城市巡游者活动。

妈妈不知道爸爸去干什么了。爸爸走以前她问过,但爸爸没说,回来之后再问,还是有一搭没一搭,语焉不详。妈妈只知道爸爸回来之后,带来几个外国人的电话,有英国人的,有法国人的,随后就听说王厂长表扬了爸爸。虽然还没有确定的消息,但生产线引进的事情总算有了点眉目。妈妈不了解事情的始末细节,但也觉得内心里有点骄傲。这种骄傲冲淡了她对爸爸离去的不满。

林叶晚上会站在窗边,双手支着掉了漆的暖气片看着窗外,谈计划,谈未来。她的眼睛亮亮的,在月亮的光线里,反射两道银色的圆弧。

“你看这是什么!”爸爸用他从深圳买的小玩意转移妈妈的注意。

“等杂志将来办大了,我就用赚来的钱走一回沙漠。无人区那边。”林叶说,“我要拍好多照片,再在网上搞个直播……我将来要用挣来的钱去开驿站,就像古代那种孤零零的木头驿站,开在人少的那些徒步线路上,每隔一天路程开一家,只收孤独上路的人……”

“你还知道回来?”妈妈嗔怪着说。

我想起她小学时候的样子。瘦瘦的,肤色有点黑,马尾辫梳得高高的,头发绷得很紧。她是单眼皮,但是眼睛是杏仁形,形状很好看。五年级的时候,她给我听张信哲,六年级,给我 Amei的磁带。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一个老大爷的三轮车上买到《机器猫》,林叶比我们都超前,早接触流行音乐,每个月拿午饭钱买《当代歌坛》。我们一起坐在学校对面拥挤促狭的饺子店里,我们吃锅贴,林叶吃精神食粮。她指着杂志上的每个头像给我们普及,能说出 Beyond每首歌的背景,把温兆伦当作情人。何笑不喜欢 Amei,林叶说 Amei早晚成巨星。那时候,在那灰头土脸的小街道上,音像店等于外面的世界。音像店门口摆着张学友和刘德华的海报,店里飘出林忆莲的声音。林叶每次去音像店买盒带的时候,总是将一张十块钱在手心里攥得湿湿热热的,上身俯到玻璃柜台上问:“老板,这周有新歌吗?”那个时候她就想去做杂志,想写歌词,想给磁带写文案,想去电台里做音乐节目主持人。在我们朴素的校服里,她藏起她的白色腈纶毛衣,一根手指都不让别人碰。

从海南回来,爸爸没少哄妈妈。从六月到九月,妈妈的肚子变得最明显的三个月,爸爸完全不在家,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妈妈一个人。别人家媳妇怀孕,丈夫把做饭洗衣扫地打水的事都包了,妈妈却委屈,不但什么都要自己干,有个头疼脑热的去医院还得自己挂号排队。爸爸回来的时候,妈妈的忍耐刚好快要到极限了。

她一直那么努力,想在别人眼中活出一个好看的样子。那是我和她最大的差别。

九月底,爸爸在家里照顾妈妈,距离预产期已经不远了,爸爸分外小心。

我真的能像她这样吗?我躺在床上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