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收到。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最终不得不确认这封“非常重要的信”上面写的是这样一句话：
……有什么办法，你又不能和一只猫较真。
挂上电话，我展开那张小纸条，上面果然写着一行笔画极细的字，是徐栖的笔迹。信的右下方摁了一只猫爪印作为签名。
我拿上钱下了楼。天气很冷，附近只有一家烟酒店还开着。
“行了，我继续睡了。”那家伙在电话那头打了个巨大的哈欠，“真是为你们人类操碎了心。”
“你好，我想买被子。”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傻。
……这么说，我并没有忘记关窗户啊！家里遭殃，都是托灰胖子的福。
“什么？你是说买杯子吧？”看店的小姑娘睡眼惺忪。
“我说嘛，信鸦说你家窗户生了锈，它好不容易才推开，肯定送到了的。”灰猫松了一口气。
“不是杯子，是被子，你没听错。”我沮丧地说。
“哈，真的收到了呢！”徐栖惊喜地说，“我们最近研究鸟类，灰猫说可以试试让信鸦给人类送信。”
小姑娘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好像瞌睡都跑光了。一位年长些的女性走了过来。
“这么点儿大，谁会注意到？”我抱怨道，“有什么事打电话就好了，干什么还送信？”
“你买被子？200块钱。”她说。
我揉揉太阳穴，趴到窗户附近的地上找了好一阵，终于在那堆被吹得七零八落的稿纸当中发现了一个铜管装着的小纸卷。
“厚吗？”我问。
“一封信，一封信！我让信鸦带给你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你好好找找。”话筒那边传来它用爪子刨地的不耐烦的声音，徐栖的声音也传了过来：“信鸦就是会送信的乌鸦，信是拴在它脚上的小纸卷，比较小。”
“比床还厚。”她说。
“没有收到？怎么可能！信鸦从不出错。”它的声音严肃起来。我不明所以，目光扫了一眼门缝附近，并没有发现什么快递信封。
我掏出两百块钱放在柜台上，她立刻搬过梯子，从最顶端的货柜上拖下来一床巨大的被子，塑料外罩上落满灰尘。那个小姑娘吃惊地看着这一切，看来她确实不知道店里还有一床被子可以卖。
“信？什么信？”和一只猫打电话的事实总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等我抱着被子回到家，在地板上收拾出一个铺位，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我爬进蓬松的新被子里，习惯性地扫一眼手机邮箱，发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邮件。
是那个家伙。我眼前浮现出它毛茸茸的圆脸蹭到手机话筒的情景。用摄像师的行话来说，它的脸型应该属于长宽比为16∶9的宽屏脸。
邮件写得十分工整。
“喂，三流编剧，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啊？”
康夫：
这时，话筒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摩擦声，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好！
“这么说，你手头只有两百了啊！”我不禁嚷了起来。
我在网站上偶尔看到你写的故事，十分惊讶。别人可能以为这是小说，但我知道并非如此。
“算上你刚告诉我的五百，正好七百。”他的声音愉快极了。
大约两年前，我有过一次神奇的经历，称为神迹也不算夸张。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也为我留下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心愿。
“这……”
因为事件的特殊性，我无法同别人说起，甚至也不能告诉我的妻子。我一度以为自己只能永远带着这个秘密和遗憾过下去，直到看到你的文章，才知道还有和我相同经历，不，比我了解得多得多的人。
“七百。”
我想，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帮助我完成愿望，那只可能是你了。因此，我冒昧地恳请你同我见面（如考虑安全问题，你可以选择人多、熟悉的地方），听我把整件事情告诉你。
“多少？”
如果你愿意帮忙，我将十分感激，并奉上礼金酬谢。
“我有。”他肯定地说。
请与我联络！
“你有？”这不可能。
邮件末尾，附上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他立刻接过话头：“要不要我借你一点？我有。”
这种恶作剧邮件本来应该直接送进垃圾箱，但“礼金酬谢”四个字让我犹豫起来。又从头读了两遍之后，我给对方回了一封邮件：
借钱这种事，确实很难开口。
你好！
我吸了口气，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我最近经济上比较困难……”
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以帮忙，但我愿意先听听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噢！搬过来的时候忘记拿了。”他高兴地说，“真是好消息，天降巨款。”
请在周一下午两点钟，华贸慢咖啡三楼与我见面。我坐在靠窗有绿色灯罩台灯的桌子。
“老样子。”我敷衍道，“我打过来是想告诉你，你留在猫窝里的五百块钱还在。”
康夫
“我正在研究加拿大鹅的迁徙路线，鸟类真是记忆力超群！”电话很快接通了，那边传来徐栖精神奕奕的声音，“你工作怎么样？”
从对方的ID来看，他是一名住在北京的男性，有十多年网龄，年龄至少有三十岁。能在星期一下午从公司请假出来的中年男性，大概不会只是为了恶作剧吧。
我拨通了徐栖的电话。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谁也没联系过谁。
约在华贸慢咖啡见面有两个原因：第一，这里提供免费的冷热水，即使不买咖啡也没有人管；第二，自从这两年影视风投大热，到这家店里高谈阔论的十有八九是影视公司的人，言必称“破十亿”，和他们邻桌，一会儿无论约我见面的人谈的内容多么匪夷所思，我也不会觉得别扭。
我从沙发下面的角落里拖出灰扑扑的猫窝，手伸进夹层摸索。果然，我的五百块分文未动，他的也还在。
不过，咖啡馆三楼并没有我信中所形容的桌子。三楼用的是吊灯，而有绿色灯罩台灯的桌子在二楼。从二楼这个座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楼梯上下三楼的客人。
我本想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但又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这一趟工作运气不好，发薪日的前两天制片人突然失踪，尾款也跟着没了下落。好在徐栖曾经未雨绸缪，提出各自放五百块钱在家里一个秘密的所在，不到紧急关头不能动用。
大约一点五十的时候，几个年轻姑娘上了三楼。又过了几分钟，一个中等个子、穿厚夹克衫的圆脸中年男人一面东张西望，一面上了楼梯。看得出他并不经常光顾咖啡馆，店里五光十色、造型夸张的几十种灯饰令他吃惊不小。他也不是有健身习惯的CBD新贵，还没爬到三楼就停下来喘了好几次。没有拿包，要么是放在了车里，要么是不得不把包留在工位上伪装，以免被同事和上司发现上班时间开溜。咖啡馆窗下清一色停着豪车，看来，他也不是开车来的。
火车抵达北京时是晚上，夜以继日的工作令我十分疲惫，决心到家后什么也不管，昏天黑地睡上二十个小时再说。不幸的是，因为离开时忘了关窗户，一场秋雨扫荡了房间，书本、纸张吹得满地都是，窗下的单人沙发床上，被褥全部湿透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没有人再往楼上走。两点零五分，我上到三楼，那个男人正拘谨地站在靠窗的位置，茫然四顾，试图寻找一张并不存在的桌子。
不久之后，我和徐栖的经济危机更加显著，好在房租已经付过，暂时不用担心被扫地出门。他搬去郊区观测动物，我接了一份临时的活计，跟剧组去了外地。等我再次回到北京，已经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
一个谨小慎微的工薪族，应该没什么危险。
荷包蛋黄澄澄、香喷喷，等在一旁的灰猫伸出舌头舔了舔上唇，又挠了挠耳朵：“写写无所谓，别太详细就行。如果你们靠写这些事赚到了稿费，我也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免得顿顿吃面条。”
“请问，是您发的邮件吗？”我问。
“这个嘛，很难说。人的性格各不相同，其实动物们也是一样。有的种类也许会不高兴，有的种类也许很乐意呢。我倒觉得，你不如多写一些这些事。如果人们知道自己身边生活着这么多动物，甚至每天和自己打交道的人也是动物变的，他们会开心不少。毕竟，大多数人整天不开心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徐栖用长筷子拨着开水锅里的面条，在灰猫的碗底扣了一只荷包蛋。
圆脸男人立刻回过头，两只圆溜溜的眼睛从镜片后面紧紧盯住我，语气中夹杂着紧张和高兴：“您是康夫？我以为您不会来了。”
“是不是不应该把它们的事写出来？”我这样问过徐栖。既然他是个博物学家，对动物的了解应该比我多。
“真抱歉，有台灯的座位在二楼，我刚等了一会儿没看到您，检查邮件才发现是我写错了。”我大言不惭地说着早就准备好的台词。
这让我当真苦恼了几天。如果谎称这些事只是我的异想天开，未免对动物不敬，也有违真相；如果照实回答，又担心给它们带来麻烦，它们一怒之下消失不见也大有可能。毕竟，动物隐身闹市的本领那么高超，想要藏身在足有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易如反掌。
“没关系，没关系。”他连忙说道。
那段时间我以灰猫讲的精怪故事为原型，写了一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动物们的事，收到了许多有趣的反馈。读者纷纷问我到底是胡诌的还是真的，有人提供了一些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动物的线索，还有人直接问起动物的具体营业地址来。
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为了避免他就我写的动物的事问来问去，我单刀直入地说：“您在邮件里提到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了吗？”
它吃惊地抖了抖耳朵：“人类的文字真是不值钱。”
大约没想到我连寒暄也没有，他尴尬了几秒钟，脸上浮现出腼腆的神色，然后又像下了决心似的说：“当然，我趁午休时间从单位溜出来，转了两趟地铁，就是为了和您说这件事。”
“才这么点，一顿饭都不够。”我说。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我姓张，在望京那边一家担保公司上班，太太在清河附近一家民办幼儿园当老师。我太太的工作很辛苦，每天很早就要到园里打扫教室、接小孩子入园。为了她上班方便，我们把家安在幼儿园附近，我每天在清河、望京之间往返。奥森公园就在我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不过我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只想在家休息，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这么多字，能卖多少钱？”它问。
从清河到望京，往返得有二三十公里了，我在心里默默计算。
它拢拢两只紧挨着的前爪，后腿一歪就势卧倒，眯起一只眼睛，看着电脑屏幕上写了一半的小说。
“大约两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偶然提前下班，路过奥森公园的时候突然想要进去转转。天气非常好，树叶五颜六色，不少大人领着孩子在玩。我这才知道公园里面有好几个非常高级的儿童乐园，有树屋、城堡，还可以攀岩、爬树、走独木桥。乐园外面挂的广告都是中英文双语的，写着‘国际化教育理念的亲子活动基地’之类的词。说实话，在我们家乡根本没有这么高端的儿童乐园，我太太工作的幼儿园条件也很一般，我完全没想到现在小孩子已经有这么好的地方玩了。不仅如此，他们用的东西我也很陌生：可以折叠变形、升高降低的婴儿车，造型复杂的瓶子、杯子、罐子，和袜子连在一起的外套，放在嘴里咬的塑料香蕉，特制的零食……总之都很讲究。我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觉得每个小孩子都很快乐，由家人和保姆甚至菲佣陪着，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愁。”
“让开，我还没写完。”我想把它从键盘上推开，但十多斤的身体纹丝不动。
我一边不动声色地听他叙述，一边在心里推测他到底想说什么。奥森公园一带本就是城里著名的富人区，紧挨公园的几个楼盘都是豪宅别墅，这些家庭的孩子条件优越是自然而然的事。
尽管灰猫劣迹斑斑，但最让我深恶痛绝的还是它喜欢霸占电脑键盘这一点。只要我埋头打字，它就会踏着节拍缓缓路过，四条腿轮流在键盘上踩一遍。要是我抬起双手给它让路，它还会得寸进尺地原地转向，尾巴一卷，屁股一沉，稳坐如山。
“不过，只有一个小孩子例外。我说不上他从哪儿出现的，好像是树屋后面，又好像是小卖部旁边。那是个胖胖的圆脸小男孩，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橘黄色羽绒服，书包耷拉在胳膊上。他没有大人陪着，也没有和小伙伴一起，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垂头丧气地踢着石子儿往前走。尽管附近孩子很多，但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生活压力这么大，我得注意保养身体。”这是它的原话。
“我心想，要么是为考试没考好之类的事情发愁，要么就是因为挨了批评而逃学。他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我无意间看到一截橘红色的水枪枪管从没扣严实的书包里冒了出来。不仅如此，书包拉链随着他一摇一晃的步子越张越大。很快，一个海洋球从里面掉了出来，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一边走，一边往下掉海洋球。我忍不住叫住他说：‘小朋友，你的玩具掉了。’”
如果说中秋那晚灰猫为了蒙骗我们当靶子，刻意显出彬彬有礼、端庄大方的假象，那么住在一起之后这家伙简直原形毕露。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候它都无所事事地躺在窗前晒太阳，有时候消失两三个小时，问它去了哪儿，它说到楼下做了个按摩。
圆脸男人喝了一口水，看着我问道：“上学时间，背着一书包玩具，是不是挺奇怪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又不能问它要房租。
“有点儿。”我点点头。
“叫他还得敲门，叫你多方便。”它转转眼珠，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听到圆脸男人的提醒，小男孩连忙回头去捡海洋球。不过他刚一弯腰，更多的海洋球就从书包里倒了出来。哗的一声，地上全都是五颜六色的海洋球。这下，圆脸男人也不能坐视不管了，赶紧从椅子上起来帮忙。
我怒不可遏地把它推开，指着里屋：“你去叫他啊！”
两个人手忙脚乱地捡海洋球。圆脸男人注意到，小男孩的书包里除了一大堆海洋球和一支水枪，还有潜水镜、泳裤、一卷绳子、一只橡皮小鸭子、一套儿童餐具和一个大纸盒子。
要么是：“去，扫厕所。”
“我问他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说是充气滑梯。我忍不住说：‘这么冷的天，你还要去水上乐园？’没想到，被我这样一问，小男孩忽然撇了撇嘴，马上就要哭了。他忍着眼泪，鼻子红红的，又委屈又生气地说：‘本来要去的，现在去不成了。’说着，他把书包往肩上一背，头也不回地走了。”圆脸男人说。
要么是：“喂，放饭啦。”
听到这里，我大概盘算出了下文。大冷天还喜欢玩水，准备了一大堆海洋球的小胖子，应该是水獭吧？森林公园有湖，有河，还有湿地，芦苇荡里藏着几只水獭倒是不奇怪。于是，我胸有成竹地打断了坐在对面的圆脸男人。
自从徐栖养了猫——按灰猫的理解是“允许人类和它住在起”——之后，我就告别了随心所欲的舒服日子。只要哪天它得早而徐栖又没起床，这家伙就会跳上沙发踩着我的胸口，甩过来一个毛茸茸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