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干活的时候，埃德都会待在书房里工作或是生闷气——对此她已经不去关心了。他们肯定以为他是个好欺负的人。住在杰克逊高地时，只要家里有工人在干活，他都会警惕地看着自己的工具，以至于她总是冤枉他得了妄想症。
他们在车库里停好了车子。走进地下室，她让他脱掉了衬衫和里面的汗衫，然后让他回到楼上，自己则走进了洗衣房。经过楼梯墙壁上悬挂的架子时，她意识到有人偷走了他的电动工具。
她的家里有两批不同的工人，一批负责铺设地板和装修厨房，另一批则负责粉刷墙壁，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干的。在一个人无法再使用那些工具时实施偷窃简直是最低劣的恶行——这个想法让她感觉很受伤。
她领着埃德走到了宽敞的座位区。他伸出一只手稳稳地把热狗举到了嘴边，朝着堆放着香肠、洋葱、小菜、黄芥末和番茄酱的那一头咬了一口。一股酱汁喷射了出来，溅到了他的衬衫上，他默默地把它擦掉了。曾几何时，但凡有一丁点番茄酱溅落在他的白衬衫上，他都会感觉痛不欲生，可如今的他却好似已然看破了平凡生活的挫折。
她并没有把工具失窃的事情告诉他，而是第二天一早便提早出门上班，买了一套全新的工具。她扔掉了包装，把它们藏进了工具架上。虽说没有划痕的表面和尖锐的棱角让它们看上去没有丝毫使用的痕迹，似乎不太可能逃过他的眼睛，但如今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力已经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了。结婚以来，这是她第一次渴望自己善意的小伎俩能被他识破。
他们开车驶向位于中央大道的内森餐厅。埃德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经常坐地铁到科尼岛上去，因此她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些许安慰。这间被陆地所包围的偏僻餐厅位于一条平凡的当地道路旁边，是建在海浪大道上的老店的翻版，却被年轻的主顾们营造出了一种充满了可能性的氛围。一群身上飘散着很重古龙水味道、留着刺头的阿尔巴尼亚人穿着带领的衬衫和高帮的运动鞋站在她所在的队伍前面，和柜台小姐们搭讪，时而叫嚣，时而拍手，时而满怀期待地谈论着即将到来的热闹夜晚。她透过窗户看到一辆装饰花哨的科迈罗车冲进了一个停车位，后面还尾随着一辆泛美牌汽车。
埃德坚持不愿把此事告诉儿子，而他们也不打算向埃德学校里的同事们坦白，以便想办法将他的工龄延长到30年，领取相应的退休金。加上大学时在园林局工作的那些年头，埃德已经在各个岗位上为纽约市工作了28年6个月。如果他们能够允许他工作到30年时再退休，每个月就能多领取1200美元的退休金。她打算尽可能地从福利系统中多申请一些补助，因为未来照料埃德的花销肯定会与日俱增。
“我们要带着尊严优雅地面对这件事情。”她回答，“这就是我们的应对方法。”看到他衣领的一角翘了起来，她伸手将它翻了下来，然后帮他系上了纽扣。
收到诊断书之后的日子里，埃德变得十分安静。一夜之间，他脸上那抹爱尔兰深肤色人种的橄榄色神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枯槁憔悴、缺乏活力的苍白颜色。他身上的体味也改变了，她几乎可以闻到从他的毛孔里飘散出来的恐惧的味道。他已经不那么频繁地洗澡了，如今更是完全不洗，只有她站在一旁强迫他洗漱的时候才会刷刷牙。两人还是依旧若无其事地去上班，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她不知道如此悲哀而又肃穆的气氛是否会一直延续下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念叨着，“管它呢。”她突然意识到，这话既像是一种悲叹又像是一种承诺——承诺要尽力做好一切。“我们该怎么办？”他又问了一遍。
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时，他问她自己是不是就要死了。
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埃德紧握她的那只手一直到医生宣布这个噩耗时都没有松开过，可现在却逐渐放开了手指。
“还没呢，你不会死的。”她说，“你还有好长一段日子要过呢。”
“他没错。”埃德充满权威意味的话语让她的心在胸膛里扑通扑通直跳。她感觉自己对他的爱就要溢出来了，于是不得不转开了视线。
“我害怕。”他回答，“我要死了。”
“他可能错了。”她争辩道。
“我们都会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不需要再找医生了，他已经是我看过的第二个医生了。”
“我的身上带着倒计时的钟表。”
“我们可以再找个医生看看。”她回答。
“我们还不是都一样？”
“我们该怎么办？”
“康奈尔不一样。”他说，“他还不至于。”
医生走后，他们两人呆坐在那里，斟酌着刚才的消息。事实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可如果这是真的，一切又都没有意义了。显然他的确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但不知为何，这个消息听上去并不新鲜。
她本想说，康奈尔也一样，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转眼就看到埃德脸上沮丧的表情。
“这种年纪患病确实很早，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哈里发医生说，“我很抱歉。”他看上去的确满怀歉意，但并不是针对她的事情，而是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宣布这个坏消息的责任而感到难过。“我也希望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她把目光转向了埃德，期待他能够给自己一个比医生的诊断更好的解释。“我还是让你们两个单独待一会儿吧。”医生“啪”的一声合上了大腿上放着的病历，站起身来，“我相信你们有很多话要说。我10分钟后再回来。到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们再商量一下治疗方案。”
“是啊。”她附和道，“他还不至于。”
“这怎么可能呢？他还不到51岁啊。”
“我不想让他也得上这种病。”他说，“我想让他平静地生活下去。”
“我就知道。”埃德冷冷地说。她一下子意识到，他有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件事情，甚至有可能早在几年前就意识了些许征兆。
她忍不住了。“他也许不会得上这病，但也并不一定就能平静地生活下去。谁也不能保证。”
“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医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那种超脱而又决绝的语气就像老电影中那些会通过穿孔卡片吐出答案的巨型电脑一样。
“他是不会得上这种病的。告诉我。”
“你确定吗？”她追问。
“他是不会得上这种病的。”
“如果他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也许能活到95岁，心脏、肺部、双肾、血液循环……情况都极佳，但他已经患病了。”
她的答案已经足以让他安稳地睡去了。她醒着躺了很长时间，思考着死亡之钟什么时候会敲响那最后一声。
“我不明白。”
也许康奈尔也躲不开这种病，也许她也躲不开。
埃德死死地攥住了她的手，力道大得让她忍不住抽搐起来。
谁知道呢。
“我并不想这么说，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最好把每一天都当作你余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来度过。如果我是你，就会试着充分利用每一天。”
眼下这就是真相。
她猛吸了一口气，埃德的手也攥成了一个拳头。
以她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医院对于某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来说也不是万全之地。在走廊里迷路或者光着身子走出病房都还只是问题的开始。曾经还有一个男子摔下楼梯，伤到了自己的后背。那些因意外而入院的患者更是惨不忍睹，有人的身上带着很深的伤口或烧伤的痕迹；一次，还有人切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她想要尽可能地推迟真正的病状开始发作的时间，而答案就是用药。市面上很少有获批的药物，不过倒是有几种也许会起作用的临床试验药物。她得让他加入一项试验研究，让他为自己曾经拒绝加入的产业做些贡献，并从中赚些收入。她也曾想象过从制药产业中牟利，为自己购置一辆豪车，报名几次海外旅行，再添置几件古董家具；可如今她只想让埃德被围困的脑力能够慢点退化，希望某些头脑清晰、不拒绝世俗酬报的实用主义者能够熟练地进行埃德拒绝亲自参与的研究。
他转向了她：“坏消息就是，你的丈夫可能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她给自己认识的人打了一圈电话，得知奥兰治堡的内森·克莱恩研究所——跨过塔潘泽桥后继续行驶40分钟——还有一项精神研究方面的开放试验，试验的目的是评估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门诊病人在服用ASDZENA713药物时的长期安全性、耐受性和疗效。而且，这项试验能够为埃德提供足够的药物，直到药物上市或在美国遭到禁用。
她感觉有些兴奋，随即却又担忧起来。“那坏消息呢？”
参与初步评估时，她拿到了一大沓的正式表格，其中一份名为“参与试验研究的能力测评”。表格内容显示，检测医师认为埃德缺乏理解研究项目目标、风险和益处的能力，因此不能独立决定是否要参与其中。虽然她知道这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东西，他们这么说是为了让她在授权书上签字——她也照做了——但心里还是倍感愤恨，因为埃德显然完全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有可能比他们知道的还要多。
“是这样的，我这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哈里发医生说，“好消息就是，体检结果显示你壮得像匹马，是个不错的样本。”
她心痛地在“选择代理决策人能力的评估”表格上签了字。评估的过程中，当医生询问埃德她是谁时，他回答了一句“我的妻子”，好像没有什么比这更平常的事情了。
哈里发医生抱着一个文件夹走了进来，身上隐约散发着一丝金属的味道。埃德的汗毛立了起来。医生的脚步很快，而且一点也不沉重。她心想，就连萝卜能够传递的感情都比这家伙丰富。
“你想让你的妻子代表你行使决定权吗？”医生用夸张的语气故意问道，仿佛是想要强调让埃德将签字权转让给她似的。
他们坐在诊室里等待医生的到来。她牵起了埃德的手，不料却被埃德轻拍了两下，仿佛她才是那个等待结果的人。
埃德笑了笑，询问那位医生是否已婚。医生点了点头。
自从婚礼那一天以来，她就从没有比今天更紧张过。埃德看上去倒是一身轻松，浑身散发着诡异的平静气场，像是个即将接受死刑注射的人。
“那你若是听说我妻子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就一直独揽大权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听罢，那位医生带着人夫之间同情的笑声在“病人此刻此种能力”旁边的小格子里勾选了一下。让她感到分外惊奇的是，埃德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能如此可爱迷人。
他们赴了几次诊。哈里发医生重复进行着一些测试，同时还加入了一些新的测试。第一次赴诊后的第六周——那一天恰逢圣帕特里克节——他们到诊所去取诊断结果。
她坚忍地在一份同意代表他参与这一项目的表格上签了字，但那张“代理决策人选择记录”的表格又差点让她失去了冷静，因为这是唯一需要埃德亲自签名的表格。只见他在签名处上方1英寸的地方落了笔，然后向下画了一条线，仿佛他在签字的同时正从高空坠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