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和其他女人的艳遇结束之处，恰恰正是他和特蕾莎的艳遇开始之端。与特蕾莎的艳遇并非源自促使他追逐女性的迫切欲望。他不想在特蕾莎身上揭示什么。在他眼里，她已经毫无遮掩了。在用想象的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之躯以前，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与她做了爱。在耗费心思揣摩她做爱时是什么模样以前，他就已经爱上了她。
特蕾莎像暴君般独霸他的诗化记忆，将其他女人留下的痕迹一扫而光。这不公平，因为，比如说，在暴风雨中，跟他在地毯上做爱的年轻女子并不比特蕾莎缺乏诗意。她对他嘶喊：“闭上眼，搂紧我的髋，抱紧我！”她不能忍受托马斯做爱时睁着眼，以专注、探究的目光看她，她无法忍受他的身体稍稍抬起，在她的上方，而不贴紧她的肌肤。她不想让他研究她。她想领他进入狂喜的波涛，只有闭着眼睛才能潜入其中。她拒绝趴下身体，因为这种体位令他们的身体难于接触，而他就能从差不多五十厘米之外观察她。她厌恶这段距离，想和他融为一体。她盯着他，硬是跟他说自己没有得到享受，尽管地毯已被她的爱液浸透：“我寻求的不是快感，而是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那算不上快感。”换句话说，她敲打着他的诗化记忆之门。然而，门紧闭着。托马斯的诗化记忆中，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在地毯上。
爱情故事只发生在做爱之后：她发烧了，他不能像对其他女人那样送她回家。他跪在床头边，冒出一个念头：她是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流送到他身边的。我已经说过，隐喻是危险的。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看来，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自从托马斯认识特蕾莎之后，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在他头脑的这个区域留下印记，哪怕是最短暂的印记。
13
不爱，并不意味着托马斯对那个年轻女人厚颜无耻，像人们说的那样，只把她看作性工具。相反，他像爱女友一般爱她，欣赏她的个性和智慧，只要她有需要，他随时会帮她。待她不好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记忆，他无能为力，是记忆将她从爱情区域排除出来。
她很快又留下新的印记：像每天早上一样，她去拿牛奶。他开了门，她怀里搂着一只裹在她红围巾里的乌鸦，就像吉卜赛女人搂着他们的孩子。他永远也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边，乌鸦那张巨大的嘴仿佛在控诉。
年轻女子在讲述着暴风雨，脸上挂着梦幻般的微笑。他惊讶地看着她，几乎有些羞愧：她经历了某种美妙的东西，而他却没有和她一起经历。他们的记忆对那天夜里暴风雨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可从中看到爱与不爱的巨大区别。
她发现了这只被活埋半截的乌鸦。从前，哥萨克人就是这么对待俘虏的。“是孩子们干的。”她说。这话不仅仅是简单的陈述，还表达了对于人类突然的厌恶。他记得她最近对他说过：“你从不想要孩子，我开始为这个感谢你了。”
对于有过的风流韵事，他的回忆只记录下性征服这条崎岖而狭窄的道路：第一声挑逗，第一次触摸，他告诉她与她告诉他的第一件淫事，以及所有那些他慢慢强迫对方接受、直至遭受拒绝的反常的小小性把戏。剩下的全部被他排斥（几乎以学究般的细心）在记忆之外。他甚至记不得第一次遇上这个或那个女人是在什么地方，因为相遇的一刻还发生在纯粹意义上的性征服之前。
就在前一天，她还向他抱怨，有个家伙在她工作的酒吧侮辱她。他扯着她廉价的项链，一口咬定那是她卖淫赚来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托马斯思忖着，比事情本身要严重得多。想到两年来见她的时候如此少，他甚至不再有机会紧握她的双手让它们停止颤抖，他突然难受起来。
听着听着，托马斯很吃惊：没错，他记得他们是在地毯上做爱（朋友的单间公寓里只有一张狭窄的长沙发，躺在上面他感觉不舒服），然而他把暴风雨给彻底忘了！真奇怪：他想起跟她的几次幽会，甚至清楚地记得他们做爱的方式（她拒绝从后面进入），记得做爱时她常说的几句话（她总是要他搂紧她的髋，如果他看她，她会抗议），他甚至记得她内衣的式样——然而，他完全记不得那场暴风雨了。
早上，他满脑子里都是那些念头，来到公司办公室，一个职员在那儿给清洗工安排一天的活儿，一个私人主顾特别要求他们派托马斯去洗窗户。他心境恶劣，前往指定的地点，害怕叫他的又是个女人。他只想着特蕾莎，艳遇对他已经没有诱惑。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他还有过这样的事：跟一个年轻女子多次幽会，地点就在老朋友借给他的公寓里，那房子他每天可以一直使用到半夜。一两个月之后，她跟他提起他们有过的一次幽会：他们就在窗前的地毯上做爱，她说，外面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做爱，她说，真美，令人难忘啊！
门开了，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男人长着又长又尖的翘下巴，让他想起某个人。
12
“请进，大夫。”他微笑着说，并领他进了客厅。
念叨着这个公式，他体验到一阵灿烂的快意，仿佛又征服了世界的一角；仿佛用想象的解剖刀，从宇宙无尽的天幕上切下细薄的一条。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他站着，满脸通红，看着托马斯，试图挤出笑容。
三、两腿高举，恰如士兵面对挥舞的武器举起投降的双臂。
“你们二位，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做介绍了吧。”男人说。
二、失去平衡而跌倒的人的惶恐的脸；
“是的。”托马斯板着脸说。他把手伸向年轻人，那是他儿子。
一、笨拙伴着热情；
翘下巴男人终于介绍了自己。
离开她时，他的心情极佳。他努力回忆重要情节，将记忆压缩成一个化学公式，以定义这个女人的独一无二（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他终于得到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公式：
“明白了，您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托马斯说，“肯定的！我当然知道您！知道您的名字。”
他好不容易把她支出门外。他洗了澡，在盥洗盆里撒了尿（捷克医生的惯常做法）。他感觉她在浴室前不耐烦地来回走动，寻找进门的借口。关上水龙头时，他注意到屋子里一片沉寂，他认为她在偷窥。他几乎可以肯定，门上有个洞，她的一只美丽的眼睛正眯着贴在洞上。
他们坐在扶手椅上，中间隔着一张矮桌子。托马斯想，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他的创造物，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妻子逼他生了这个儿子，警察审讯他，逼他描绘出这个驼背高个子男人的外貌。
“您不想让我看着您洗吗？”她以乞求的腔调说。
为了扫除这些念头，他说：“好吧！从哪扇窗户开始呢？”
完事之后，他要去浴室冲洗。她跟着进去，细加解释，告诉他肥皂在哪儿，浴用毛巾手套在哪儿，怎样放热水。事情这么简单，她却不厌其详，令他好奇。他说，他都明白了，想单独待在浴室里。
对面两个男人开怀大笑起来。
笨拙伴着激情，激情伴着笨拙，托马斯感受到绝妙的刺激。他们久久地做爱。他细细察看她长满红色雀斑的脸，在上面寻找女人被绊倒在地时的惊惶神情，那无法模仿的表情刚刚将一股亢奋传入他的大脑。
是的，很明显，这跟窗户完全没有关系。请他来，不是叫他洗窗户，他被请入了一个圈套。他从没跟儿子说过话，握手也是头一回。他只清楚他的长相，也不想了解他别的方面。关于儿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知道，并希望儿子对他也抱有这种想法。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她措手不及。细高的身躯仰面倒下，布满红色雀斑的脸闪现出失去平衡的惶恐神情。他站在她面前，抓住她的膝盖，把她微微叉开的双腿举得高高的。这下子，那两条腿就像惊惶的士兵面对挥舞的武器投降时高举的双臂。
“漂亮的招贴画，不是吗？”记者指着一张大幅镶框画说。那画就挂在托马斯对面的墙上。
我已经说过，他经历过约摸两百个女人（当玻璃擦洗工之后还要多得多），即便如此，他还从未遇到一个比他高的女子，神气活现地站在面前，眯着眼，抚摸他的肛门。为了摆脱尴尬，他猛地把她推倒在床上。
进门后，托马斯第一次抬起头。墙上挂满了有趣的画，有不少照片和招贴画。记者指的那张刊登在周刊一九六九年年末的某期上，那时杂志还没被俄国人查禁。它模仿一九一八年俄国内战时号召群众加入红军的一张著名宣传画：一个头戴红五星军帽、目光极其严峻的战士直逼着你的眼睛，一手的食指指着你。俄文原文写着：“公民，你还没有参加红军？”这话被替换成下面的捷克文字：“公民，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
他对这种反应很不习惯，一时有点儿慌张。她开始解他裤子的纽扣。“把衣服脱了！”他又下达了命令，一连几次（很可笑，不奏效），于是，他只有妥协。根据上次她强制的游戏规则（“你一下，我一下”），她为他脱裤子，他为她脱裙子。接着，她脱去他的衬衫，他脱掉她的罩衫，一直到两人赤身相对。他的手放在她潮湿的私处，手指滑向肛门，女人身上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最爱。她的肛门极其突出，让人明确地联想到长长的消化管道在此处以一个微微的隆节结束。他触摸着这紧闭完整的环形，这最美的圆戒，在医学术语中被称为括约肌。突然，他在臀部同样的位置上感受到了女人的指触。她镜子般精确地重复着他的每个动作。
这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书》是布拉格之春的第一个重大宣言，要求共产党制度彻底民主化。一批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接着是普通民众，签名如此之多，数都数不清。当红军入侵波希米亚，政治清洗开始时，摆在公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便是：“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凡承认签过名的，当场被解雇。
她第二次请他去，一瓶葡萄酒、两个杯子早已摆在桌上等着。然而，这次一切都很快。他们很快就来到卧室（画中，夕阳洒落在白桦林上），面面相对，拥在一起。他习惯性地命令道：“把衣服脱了！”然而，她没有服从，而是反过来命令他：“不，您先脱。”
“漂亮的画。我还记得。”托马斯说。
这个像长颈鹿又像鹤的女人身上很不协调，令人称奇，只要一想到它，就给他以刺激：笨拙以风骚为伴；天真直白的性渴望与讥讽的微笑相随；住宅平庸俗气，女主人却奇特不凡。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模样？他试图去想象，但不容易。接连几天，他脑子里尽想着她。
记者微微一笑：“希望红军战士没在听我们说话。”
11
他以严肃的口吻补充道：“要清楚，大夫，这里不是我家。这公寓是朋友的。说不准警察这时候正在听我们说话。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您到我家里，就大可放心了。”
由于托马斯拒绝把工单交给她签，她以一种乞求帮助的语调柔声说道：“求您了，给我吧。”她眯着眼又说：“付账的不是我，是我丈夫。拿钱的不是您，是国有公司。这场交易与你我都无关。”
接着，他的口气又轻松下来：“可我认为我们也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此外，想想吧，未来的捷克历史学家从中还可以得到好处！他们能在警察的档案里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平，那全都被录在磁带上了！您知道，一个文学史家为重构伏尔泰、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性生活要费多大的力气？而捷克作家却丝毫不用担心，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叹息。”
“是我的错，”她说，接着以一种温柔、无邪的声音缓缓补充道：“我得再叫您来，好让您做完因为我都没开始做的活儿。”
接着，他转向想象中藏匿在墙里的麦克风，提高声音说道：“先生们，在这样的场合，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并谨以我个人以及所有未来历史学家的名义感谢你们。”
“可我什么也没做啊。”他不同意。
三个人都笑了，接着，记者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他的周刊被禁的始末，谈起当初构思这幅漫画的画家如今在干什么，谈起捷克其他画家、哲学家、作家如今在干什么。俄国入侵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
“我还得在您那张工单上签字呢。”她说。
记者说的一切并非没有意思。然而托马斯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他的话上。他在想他的儿子。他想起近几个月来，他常在路上遇到他。显然，那不是偶然的。让他吃惊的是，儿子愿跟受迫害的记者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自然而然地推断儿子一定是受了她的影响。他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他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当着陌生人的面提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
他站起身，解释说自己该走了。她的面颊红得像着了火。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陈述：“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
当托马斯试图把手伸向她的私处时，她终于开始挡了一下。他实在弄不清她是不是真挡，但时间已过去了很多，十分钟之后，另一个主顾还等着他呢。
“你们想干什么？”托马斯问。
多亏了她，对话一上来就变成了打趣。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和外界无关。所有的话语都只涉及他们自己。对话立即以他们二人为主题，没有比用触摸来补充词汇更简单的事了。托马斯说到她眯眼时，手也摸到了眼上。他摸一下，她反过来也碰一下。她这样做并非是本能的反应，更像是有意识地坚持，仿佛在玩“你一下，我一下”的游戏。他们相对而坐，手放在对方的身体上。
儿子这当儿插了进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儿子说话。他惊奇地发现儿子说话结巴。
“您不喜欢回答？”
“根据我们的了解，”他说，“政治犯受尽了折磨。有几个人的情况极其危急。于是，我们想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知名的、目前说话还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分子签名，这或许是件好事情。”
“眯着眼睛。还不停地提问。”
不，这不是结巴，更像是在打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无意中像是在强调。他自己也显然觉察到了，因为两颊刚恢复到正常颜色，顷刻间又变得通红。
“我是怎么看的？”
“你们是希望我向你们指出几个我行当里的人选，你们好去找？”托马斯问。
“是啊，从您看东西的模样。”
“不，”记者笑了，“我们要的不是您出主意，而是您的签名！”
“看得出来？”
他再次觉得荣幸！他再次感到幸福，人们还没忘记他是个外科大夫！他谦逊地推辞道：“听着！他们把我赶了出来，这并不就代表我是个有名的大夫啊！”
“您的好奇心真是非同寻常啊。”他说。
“我们不会忘记您发表在我们周刊上的文章。”记者微笑着对托马斯说。
“我打电话叫人来擦玻璃时，他们问我要的是不是您。听说您是个有名的外科大夫，被医院赶了出来。我对您就产生了兴趣。”
儿子低声说：“没错！”话中含着热情，托马斯可能没有觉察。
“现在还是？”托马斯惊讶地问。
“我不认为，”托马斯说，“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能帮助政治犯。应该让那些还没失宠的，对当权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影响的人来签名。您不这样看吗？”
“您的老板很为您骄傲。”鹤女人说。
“他们当然应该签名！”记者说，说罢一笑。
“还是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我过去干哪一行的？”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那是已经相当明察事理者的笑：“只是，这些人绝不会签名！”
“您不怀念过去的职业？”
记者紧接着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找他们！不让他们出丑，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心肠，”他说，“我想让您听听他们的理由，真是妙极了！”
“更多的是奶奶和姥姥。”托马斯说。
儿子笑了，以示赞同。
“到处遇到丈夫正在上班的女人。”
记者接着说：“显而易见，他们会声称赞同我们的所有行为，只是，他们说，要采用别的方式：采用一种更理智、更谨慎的策略。他们害怕签名，如果不签，又怕我们觉得他们不好。”
“是不算太糟。”托马斯回答。
儿子和记者一起笑了。
“像您这样走进别人的家里该很有意思吧？”她说。
记者递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文字简短，以相当谦恭的口吻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
“非常乐意。”托马斯坐下来，说。
托马斯试图很快理出个思绪：赦免政治犯？很好。难道某些被当局抛弃的人（潜在的政治犯）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政治犯就能获得赦免？这类请愿书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犯不会被赦免，即便当局碰巧打算释放他们。
他出来时，桌上已摆了一瓶开塞的葡萄酒和两只杯子。“辛苦之前，愿不愿提提劲儿？”她问道。
思路被儿子打断了：“主要目的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帮男女无所畏惧，要表明谁跟谁站在一起，要好麦与毒麦分清楚。”
他走进隔壁房间。那是间卧室，有一扇大窗户，两张床紧挨在一起，墙上挂着一幅秋景图，落日映照着桦树林。
托马斯在思索：是的，没错，但这和政治犯有何干系？要求大赦和分清好麦与毒麦，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您想参观一下我的公寓？”她微笑着，仿佛擦洗窗户只是托马斯一时兴起，她对这种心血来潮丝毫不感兴趣。
“您在犹豫，大夫？”记者问。
“能看看其他房间的窗户吗？”
是的，他在犹豫。但他害怕说出来。战士在对面墙上用指头威胁他，说：“你还在为加入红军而犹豫？”或是说：“你还没在《两千字书》上签名？”或者：“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或者还有：“你不愿在大赦请愿书上签名？”无论说的是什么，都是在威胁。
“由您了。”她耸了耸肩，说。
对于那些认为应该赦免政治犯，却寻求千般借口不愿签名的人，记者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理由只是托辞，后面潜藏着怯懦。那么，托马斯能说什么呢？
他接满一桶热水，回到客厅。“您想要我从哪儿开始？”
沉寂许久，这回是托马斯笑着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墙上的画，说：“瞧这家伙，他在威胁我，问我要不要签名。在他的目光下很难思考！”
“您喜欢洗澡？”她问。
三个人笑了一阵。
“在这儿洗个澡也行？”
托马斯接着说：“很好。我要考虑考虑。咱们过几天再见面？”
“浴室就归您了，大夫，”她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很乐意见您，”记者说，“但请愿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明天把它递交给总统。”
像长颈鹿又像鹤的女人笑眯眯的，边眨着眼睛，她说的每句话好像都别有用意，藏着讥讽。
“明天？”
她打开浴室的门。眼前出现了盥洗盆、浴缸和抽水马桶；浴缸、盥洗盆和抽水马桶前面铺着小块红色地毯。
托马斯想起胖警察，他曾递给他一纸文书，要他告发的恰正是个翘下巴的男人。大家都逼迫他签名，在不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上签名。
他明白这女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不露声色，问：“什么地方可以接水？”
儿子说：“既然如此，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请进，大夫。”她说道。
言词逼人，语调却近乎恳求。这一次，他们相互对视，托马斯注意到，当儿子专注地看东西时，上唇左角会微微翘起。这一翘，他很熟悉，当他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胡子有没有刮干净时，在自己的脸上常见这种表情。看到它出现在别人的脸上，一种不快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难以抑止。
她以专注、探究的目光久久地看着他，眼中还闪过讥讽的智慧光芒。
一个人要是一直和孩子在一起生活，彼此的相似之处，早已习以为常，有时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会觉得有趣。但，这是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在坐在对面的人嘴上见到这一翘，他还真的不习惯！
差不多做了将近两年的玻璃擦洗工，有一次又有新主顾雇他，是个女的。第一次在公寓门口见到她，一见就被她的怪异给迷住了。那是一种不声张，有所保留的怪诞，在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还算讨人喜欢（托马斯猎奇的品味与费里尼对怪物的兴致完全不同）：她出奇的高，比他还高。鼻子线条精美，但太长了。那张脸如此的奇特，无法说她是个美人（所有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说她没有丝毫美妙之处（至少在托马斯看来）。她下穿长裤，上着白色罩衫，那样子，像是个由细高的男孩、长颈鹿和鹤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
假设您的一只手被截下来，移植给别人。一天，某人在您对面坐下，用这只手对着您的鼻子指指划划，您大概会觉得那东西很可怖。尽管您很熟悉它，尽管那是您自己的手，您还是怕它碰到您。
在寻欢过程中，放荡型的好色之徒（托马斯显然应归于此类）离约定俗成的女性美（他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美）愈来愈远，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猎奇者。他们知道这一点，也有点儿不好意思，为了不让朋友尴尬，他们从不和情妇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
儿子紧接着说：“我希望，你站在受迫害者一边。”
由于浪漫型的情场老手总是追求同一类型女子，人们甚至觉察不到他们又换了情人；朋友们看不出这些女子之间的区别，总是用一个名字来称呼所有情人，从而不断地引起误会。
整个谈话过程中，托马斯一直在琢磨儿子会用“您”还是用“你”来称呼他。儿子也一直字斟句酌，避免选择。这次，他终于作出了选择。他用的是“你”，托马斯突然间确信，整个这场戏，跟赦免政治犯毫无关系，儿子是个赌注：如果他签了名，二者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多多少少不得不和他接近。如果他不签，他们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就像从前一样，但，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而是儿子的意思，由于父亲怯懦而不再认他。
后者的迷恋是放荡型的迷恋，女人在其中看不到丝毫感人之处：由于男人没有在女性身上寄托一个主观的理想，他们对所有女人都感兴趣，没有谁会令他们失望。的确，就是这从不失望本身带有某种可耻的成分。在世人眼中，放浪之徒的迷恋是不可宽恕的（因为从不为失望而补赎）。
他仿佛一个棋手，无法挽回败局，惟有放弃。不管怎样，签还是不签，结局都完全一样。这不会使他的命运有丝毫改变，政治犯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前者的迷恋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不断地失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理想从来都是不可能找到的。失望把他们从一个女人推向另一个女人，赋予他们的善变一种感伤的借口，因此，许多多愁善感的女人为他们顽强的纠缠所感动。
“把它给我。”他说，说着拿过了那张纸。
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于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
14
10
仿佛是为了回报他的决定，记者说：“您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棒极了。”
所以，促使托马斯追逐女性的不是感官享乐（感观享受像是额外所得的一笔奖赏），而是征服世界的这一欲念（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
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又说：“有的思想像杀人。”
只有在性上，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才显珍贵，因为不是公开就能了解的，而需要去征服。还在半个世纪以前，这种征服需要更多的时间（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被征服对象的价值与征服她们的时间成正比。甚至在今天，尽管征服的时间大大缩短，性仍旧像一个保险箱，女性之“我”的所有奥秘都藏在里头。
记者的赞美之词他很是受用，但儿子的比喻他觉得不妥，有些夸张。他说：“很不幸，这一刀，只有一个牺牲品，就是我。因为这篇文章，我再不能为病人做手术了。”
当然，这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公诸于世的，用不着去探究，也用不上解剖刀。一个女人喜欢奶酪胜于蛋糕，另外一个忍受不了花椰菜，这的确是表现其独特性的信号，然而，我们很快就看到，这种独特性完全没有意义，对其感兴趣并在其中找寻某种价值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几乎含有敌意。
人们当然有权利追问为什么他只在性方面寻找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他难道不能，比如说，从她们的步态、烹调口味或对美的偏好等方面去寻求？
为了抹去这小小的不谐之音，记者说（以致歉的神情）：“但您的文章帮了很多人。”
（或许，在这里，他对外科的激情和对女色的激情是一致的。即便和情妇在一起时，他也没有松开想象这一解剖刀。他渴望征服深藏在她们体内的某一东西，为此要撕开她们外面的包裹物。）
对托马斯而言，从他孩提时起，“帮人”这个词儿仅和一项行为相联系：行医。一篇报上的文章曾帮过什么人？这两个人想让他相信什么？他们把他的整个一生归结为对于俄狄浦斯的微不足道的思考，甚至还要少：归结为对当局发出的一个简单的“不”字。
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于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他说（声音依旧冷冰冰的，而他自己却未意识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帮过什么人。但是，当医生的时候，我倒是救过不少人的命。”
在最近十年的行医活动中，托马斯专门和人类的大脑打交道，他知道没有比抓住这“我”更难的事了。希特勒和爱因斯坦，勃列日涅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之间的相似远远多于不同。如果能用数据来表示，他们之间有百万分之一的不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相同。
又静了下来。他儿子打破了沉默：“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
“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仅仅是众人身上一致、相同之处。个别的“我”，区别于普遍，因此预先猜不出，估不了，需要在他者身上揭示它，发掘它，征服它。
托马斯在儿子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思忖着：看见自己的嘴巴说话结结巴巴，倒真滑稽。
绝非如此。总有百分之几是难以想象的。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他显然能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模样（在这里，医生的经历和情人的经验相得益彰），但是在大致的意念和精确的现实之间，还存在一个无法想象的小小空白，正是这一空白令他不得安宁。然而，对于难以想象部分的追寻不会因为肉体的袒露而结束，它将走得更远：她脱衣服的时候是什么表情？跟他做爱时，她会说些什么？她的叹息是什么声调？高潮来临那一刻，她的脸会怎样扭曲？
儿子继续说，可以感觉到他说话很费力：“你的文章里有种了不起的东西：拒绝妥协。而我们却正在丧失这种明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不再知道负罪感是个什么东西。人们找到了托辞：斯大林欺骗了他们。谋杀犯竟以母亲不爱他而感到失望为借口。突然，你道出了一切：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人在灵魂和良知上比俄狄浦斯更无辜。然而，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他惩罚了自己。”
他在所有女性身上找寻什么？她们身上什么在吸引他？肉体之爱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无限重复？
托马斯看着儿子脸上自己的嘴唇，努力将目光从那张嘴唇上移开，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记者身上。他感到不快，想反驳他们。他说：“你们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我不要任何人受到惩罚，这不是我的初衷。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径。俄狄浦斯神话是很美。然而，以这种方式运用它……”他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他想起他的话有可能正被录下来。他没有丝毫野心被几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援引。他倒是害怕被警察援引。因为警察要求他的，恰恰是对这篇文章的谴责。他不乐意警察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他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于某一天被拿去广播。他闭上了嘴巴。
然而，和特蕾莎共同生活之后，他的性活动因时间安排而遇上了麻烦；他仅剩下一小段时间（从手术室到家）可以利用，紧张至极（就像山里农民勤劳地耕作自家的小块土地）。跟他突然间意外获得的十六个小时相比，这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我说十六个小时，因为甚至在擦洗玻璃的八个小时期间，他还有成千个机会结识新的女售货员、女职员或家庭主妇，跟她们约会。）
“是什么令您改变主意？”记者问。
朋友问他有过多少女人时，他闪烁其词，如果他们追问，他就说：“该有两百个左右吧。”几个心怀嫉妒的家伙断定他在吹嘘，他辩解道：“这不算多。我和女人大概打了二十五年的交道。用两百除以二十五，你们瞧瞧，每年差不多才八个新的女人。这不算多。”
“我倒是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写了这篇文章。”托马斯说。他立刻回想了起来：她就像一个被弃在篮子中的孩子，顺流漂到他的床榻之岸。是的，就因为这个，他找来了那本书，重温了罗慕洛斯、摩西和俄狄浦斯的故事。突然，她出现了，他看到她在他面前，怀里搂着被红围巾包住的乌鸦。这个形象令他为之一振。这个形象的出现，是来告诉他：特蕾莎还活着，此时此刻和他在同一个城市里，除此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9
记者打破了沉默：“我理解您，大夫。我同样不喜欢惩罚别人。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免除惩罚。”
他又回到了过单身汉的日子时代。特蕾莎几乎突然消失了，托马斯只有每天夜里才能见到她，当她从酒吧回到家，托马斯已经睡眼朦胧，而早晨，特蕾莎还沉睡时，托马斯又得早起赶去干活。所以每天他有十六个小时是自己的，简直是意外地给他送上了一片自由空间。而对托马斯来说，从他还很年轻的时候起，自由空间就意味着女人。
“我明白。”托马斯说。他知道，几秒钟之后，他可能会做出一项举动，这一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可以肯定毫无用处（因为它根本帮不了政治犯），这一举动就个人而言，还令他不快（因为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
托马斯主要是擦大百货店的玻璃，不过有时也会被老板派到别人家里。在那个时期，捷克人还是比较团结的，群情激奋，反对迫害知识分子。于是当托马斯以前的病人听说他当了玻璃擦洗工，纷纷打电话到清洗公司指名要求他擦玻璃。而托马斯一到，他们就以香槟或是烈酒招待，先在工作单上签好字，说他擦了多少多少扇窗户，然后便喝喝聊聊度过两个小时。所以托马斯无论是去私人家里还是去商场，都会感到心情舒畅。那时俄国军官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这个国家安家，内务部的官员代替了电台被解职的播音员，收音机里整日是些吓唬人的讲话，而托马斯摇摇晃晃地穿过布拉格城的街巷，由一家喝到另一家，像过不完的节，很开心。真是给他放了大假。
儿子还说（几乎以恳求的语调）：“你有责任签名！”
如今，他整天扛着长杆穿过布拉格的街巷去擦洗橱窗玻璃，吃惊地发觉自己感觉年轻了十岁。大商场的女售货员还管他叫“大夫”（布拉格的达姆达姆鼓敲得还是尽善尽美），并常常跟他咨询些感冒、背痛和经期不正常等毛病。每当看到托马斯往橱窗玻璃上喷水、用绑在长杆上的刷子开始清洗玻璃，女售货员总感到不好意思。要是能扔下店里的顾客不管，她们肯定会接过托马斯手中的长杆，替他擦洗。
责任？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他听到的最糟糕的字眼。特蕾莎双臂搂着乌鸦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起来，她告诉他，昨天晚上一个警察来酒吧纠缠她，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也老了。他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她。她，六次偶然的结果；她，是主任坐骨神经痛生成的花朵；她，是所有“es muss sein”的对立面；她，是他惟一真正在乎的东西。
做的是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从事的不是内心的“es muss sein”逼着去做的职业，一下班，就可把工作丢在脑后，托马斯终于体会到了这些人的幸福（而从前他总是对他们心存怜悯）。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不在乎带来的快乐。以往每当手术没有如他所愿，出了问题，他就会绝望，会睡不着觉，甚至对女人都提不起兴致。职业的“es muss sein”就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
为何还考虑要不要签名？他的所有决定仅依据一个标准：不做任何可能伤害特蕾莎的事情。托马斯不能拯救政治犯，但他可以令特蕾莎幸福。不，就连这个，他也做不到。但是，如果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几乎能肯定，警察骚扰她的次数还会更多，她的手会抖得更厉害。
然而，当托马斯去报到，面对和善的布拉格玻璃窗及橱窗清洗店女老板的时候，他的那个决断的后果便突然向他展现了其全部的现实，他几乎惊惶失措。在惊恐中，托马斯度过了打工的头几天。而一旦克服了（大约一周以后）新生活令人惊恐的陌生感，托马斯猛然意识到自己等于是在放长假。
他说：“挖出被活埋的乌鸦比向主席递交请愿书要重要得多。”
当外科医生，即是切开事物的表面去看看藏在里面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样的渴望推动着托马斯去看看在“es muss sein”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换句话说，要去看一看当一个人抛弃了所有他一直都以为是使命的东西时，生命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他知道这话令人费解，但自己深感满足。他感到一阵醉意向他袭来，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在向妻子宣布自己不想再看到她和儿子的那一天，他体验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在往信箱里投下那封宣布放弃行医的信件的时候，他也体会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他完全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可以肯定做了自己想做的。
显然，这是一种外在的，由社会习俗强加到他身上的“es muss sein”，而他对于医学的热爱这一“es muss sein”则是内在的必然。而恰恰这样更糟糕。因为内心的必然总是更强烈，总是更强力地刺激着我们走向反叛。
“很抱歉，”他说，“我不签名。”
我相信，托马斯在自己内心深处，早已十分恼火这一庄重、严肃、逼人的“es muss sein”，于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改变的深切渴望，渴望按照巴门尼德的精神，把重变为轻。我们还记得当初他片刻内就作了决断，永世不见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儿子，而且当他得知父母与他断绝关系，反倒松了口气。要推开那试图压到他身上的沉重责任，推开那“es muss sein”，除了采取这突然且不合常理的举动，还会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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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就这样将诙谐的灵感谱成了严肃的四重奏，将一句玩笑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由轻到重（也就是巴门尼德的正负变化之说）的例子。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并没对这样的转变表示出惊讶。如果倒过来，贝多芬将严肃的四重奏变成关于登普金还钱的无聊笑话的四重唱，想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愤怒。然而这却是符合巴门尼德精神的，因为他把重变成了轻，把负变成了正！最初（作为一支没完成的短曲）表现了伟大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最终（作为完成了的作品）却只是再无聊不过的玩笑？！我们已经再也不会像巴门尼德那样思考了。
几天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请愿书。
一年之后，在他编号为一三五的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章里，这一动机成为了核心动机。这时，贝多芬想的不再是登普金的钱袋。“es muss sein”这几个字对他来说已经具备越来越庄严的调子，仿佛是命运之神的亲口召唤。一句话，若出自于康德，哪怕是一声“早安”，要是说得到位，听起来也可能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德语是一种词语沉重的语言。“es muss sein”根本已不再是一个玩笑，而是“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细加掂量的决断。
自然，没有一处指出这只是一个谦恭的请求，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张报纸引用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语。然而，见诸报端的都是些长篇大论，用含糊吓人的字眼，谈论一份为新的反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跳板的颠覆性宣言。签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点出，伴着他们名字的，是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叫登普金的先生欠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于是手头总是缺钱的贝多芬找上门来要钱。可怜的登普金叹气道：“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贝多芬乐了，笑着回答：“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后来，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几个字及其音调，并根据这个很真实的动机谱了个四重唱的短曲：其中三个人唱“es muss sein，ja,ja,ja（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第四个人接着唱：“heraus mit dem Beutel!（掏出你的钱袋！）”
当然，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为这个，托马斯为没在请愿书上签名更感到内疚。说到底，他为何没有签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
托马斯为了让特蕾莎高兴，也开始喜欢上贝多芬。不过他不太醉心于音乐，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知道贝多芬的著名动机“es muss sein？es muss sein！”的真实故事。
我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小说开端的形象。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子对面楼房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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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产生于这一形象。就像我曾说过的，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人们显然有权利担心危险，即使危险并不太可能发生。姑且先接受这一解释。我们还可以假设，也许托马斯是在生自己气，气自己太笨，假设是他想避免再与警察接触，因为那只会加剧他感到自己无能的痛苦。还可以假设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工作，因为他在小诊所开开阿司匹林的机械工作，与他想象中的医生职业天差地别。但即便有如此多的假设，我仍对他的决定之突然感到奇怪。是不是在这决定的背后，还藏着什么更深刻的、超出了他理性思考范围的东西？
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他会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摆脱警察的纠缠。说句实话，就算理论上是可能的（的确有这类事情发生），但实际上，警方发表一篇有他签名的假声明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在爱的激奋时刻听到自己的肚子一个劲地咕咕作响；背叛，且不知该如何在那条如此美丽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伟大的进军行列中举起拳头；在警察藏匿的麦克风前卖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经历过。然而，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样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绕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终结于界限的那一边）吸引着我。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托马斯身上。
可是，这如此深入的东西，为什么托马斯会如此突然、如此坚决且如此简单地割舍掉呢？
他站在窗边，望着院子对面楼房那脏兮兮的墙。他有些想念那个长着翘下巴的大个子，想念他的朋友，这些人他并不熟，自己也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动。就像是在火车站台上与一个陌生的美人交臂而过，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她就上了开往里斯本或伊斯坦布尔的列车的卧铺车厢。
外科又将医生这一职业的深刻内心需要发挥到了极限，让人类几乎触到神性。要是用木棍对着某人的脑袋一阵猛击，那人会立刻倒下并永远停止呼吸。不过呢，即使没有这事儿发生，他也迟早会停止呼吸。所以杀人不过是稍稍提前完成了上帝将亲自动手完成的事。也许可以假设上帝对杀人早有所料，但对外科则不然。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他就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吸引着他的肯定是这东西！是这种必然性，是深深扎根于托马斯的“es muss sein”而不是什么偶然，或是主任的坐骨神经痛或是任何外因外力推动着托马斯。
他又开始思考：他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即便抛开个人情感（对记者的钦佩，儿子惹起的恼怒），他仍旧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给他看的那篇文字上签名。
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每个法国人都不同。但全世界的演员都是类似的——无论在巴黎、布拉格或是乡下最不起眼的小剧院。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员。同样，医生就是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终身照料人类身体的人。正是这根本的自愿（而不是天赋或灵巧性）使得托马斯进入解剖室开始了第一年的医科学习，并于六年后成为一名医生。
当有人逼迫你沉默时，提高嗓门对不对？对。
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托马斯的生命中并没有什么“es muss sein”，并非如此不可？在我看来，还是有非如此不可的一个因素。但不是爱情，而是职业。托马斯成为医生并非偶然，也不是出于合理的筹划，而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何各种报纸运用如此多的篇幅来报道这次请愿？新闻界（完全由国家操纵）本可以对整个事件不置一词，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了，因为那是由国家的统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为发动一个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
几年前，在托马斯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他一面想着对特蕾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 muss sein！”可是一越过国界，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他明白了将自己推向特蕾莎的只是七年前的一系列可笑的偶然（由主任的坐骨神经痛开始），它们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
那么，他该怎么做？签还是不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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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也能以如下方式提出：是大声疾呼，加速自己的死亡好？还是缄口不言，以换取苟延残喘好？
在波希米亚，医生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可以剥夺其职位，但并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跟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位官员了解他的声望，也很赏识他，试图说服托马斯不要走。托马斯这时突然发现，自己还拿不准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但他已经感觉到，他已通过某种忠诚的誓言和他的这一决定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就这样，他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
这些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
于是托马斯给警方一丝希望，表示自己去写声明，以此争取时间。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写辞职信。他设想（设想得很正确）自己一旦自愿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那时已有别的学科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降到了社会最底层），警察就再也不会抓着他不放，不会再对他有什么兴趣。那样的话，他们便不会去发表所谓由他自己签名的声明，也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谁发表这种无耻的公开声明只会高升，而不是沦落。
他再次冒出那个我们已经知晓的念头：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他很快作出了推断：这样的声明除了用来灭整个民族的志气（这也正是俄国人的基本战略发展方向），警察在他的这个案子上恐怕还有更明确的目的：也许他们正准备对托马斯寄去文章的那家周刊的记者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的声明便成了他们的一项证据，他们可以用来发动新闻媒体的攻势来整那些记者。如果托马斯当场就断然拒绝，他就面临危险，警方就有可能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声明加上托马斯的假签名刊登出来。到时不会有报纸再刊登他的否认声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托马斯没有写过那篇文章，没有在声明上签过字！他已经很清楚人们的心理，他们从别人的精神耻辱中得到无比的快乐，根本不愿意有什么解释来糟蹋这份快乐。
历史如同个人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它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
警察的提议，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断然拒绝呢？
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亚贵族鼓起勇气，决定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对坐在维也纳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愤，他们把皇帝的两个代表阁下从赫拉得兹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十年战争由此而开始，它几乎令整个捷克民族毁灭。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很好，大夫，那么也可以换个方式。您先自己写，然后我们再一起看看。您刚才看到的东西，至少可以给您做个样本。”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到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会议之后，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国家牺牲给希特勒。他们是否该奋起反抗，和数量是他们八倍的敌人孤身奋战？与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为相反，较之勇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他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较之谨慎，他们是否更需要勇气？到底该怎么做？
托马斯想跟他斩钉截铁，把话挑明，绝不会写一个字，也绝不会在纸上签名。不过话临出口前，他还是改了语气，平静地说：“我又不是文盲。为什么非要在不是我写的东西上签名？”
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这样的经验，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假设的游戏。
托马斯摇摇头，仍然耐着性子伸着手，手里捏着那张纸片。内务部的人终于不再做出一副教皇祝福子民的模样，作了让步，接过纸片。
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希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内务部的人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张开双臂，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就像教皇站在阳台上为子民祝福时一般），说：“可是，大夫，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呢？得留下。回家去再好好考虑一下。”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他很笃定，从不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的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者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
托马斯立刻把纸片递给警察，好像害怕多留在手中一秒钟似的。他几乎已经想象着人们会在纸上发现他的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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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的人看出了托马斯眼中的惊恐。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很友善地拍了拍桌子下面托马斯的膝盖，说道：“大夫，这不过是草稿！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想换个方式什么的，也未尝不可，完全可以再商量。说到底，这是您的文字！”
过了不久，他又在思考，为进一步说明上一章的问题，我在此照录：假设在宇宙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星球，在那里人第二次来到世上，同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以前在地球上的人生和在尘世间获得的所有经历。
托马斯看了上面写的，猛吃一惊。这比两年前主任要他写的那份东西糟糕得多！纸上所写的，再不只是关于收回关于俄狄浦斯一文的声明，还有热爱苏联以及忠于共产党等等句子，上面还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谴责，说他们一心想将国家引入内战，尤其是对作家周刊编辑部和那个背有点驼的记者（托马斯从没跟他说过话，只是见过他的名字和照片）的揭发，说他有意欺骗作者，篡改作者文章的意思，把文章改成一篇反革命宣言；上面还写道，那些人都太怯懦，不敢自己站出来写那样的文章，于是就存心把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夫当挡箭牌。
也许还存在着另一个星球，在那里人可以第三次来到世上，带着前两次活过的人生经验。
内务部的人说完停了一下，盯着托马斯的眼睛。托马斯耸耸肩。那人又以安慰的口吻说：“当然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主意。无论您的责任有多大，社会都需要您待在能让您发挥才能的位置上。您以前的那个主任非常器重您。我们还找您的病人做了调查，您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专家，大夫！谁也不能非要求医生懂政治，您是被人愚弄了，大夫。必须想个办法弥补。所以我们给您草拟了个声明，我们觉得您应该把它交给媒体。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让它在适当的时候刊登。”说着，他将一张纸递给了托马斯。
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星球，在那里人类可以不断地重生，每一次重生都会提高一个层次（也就是多一次人生经验），日臻成熟。
他们面对面地，各自坐在一张椅子上，中间隔着托马斯的桌子。开始十分钟，他们只聊流感的事，说到处都在闹流感，然后，那人换了话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您的情况，大夫，如果不是您，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公众舆论。无论是您有意还是无意，您那篇文章正好为反共的歇斯底里助了力。我就不相瞒了，已经有人向我们提出，因为您那篇文章，要把您送上法庭，法律中就有那么一条，叫公开煽动暴力罪。”
这就是托马斯心目中的永恒轮回。
但这句话刺激了托马斯。内务部的人刚才的口气，就像一个棋手指出对方刚刚下了一着错招。
我们这些在地球（也就是一号星球，尚无前世经验的星球）上的人，对于其他星球上人类有可能发生的一切当然只能有个十分模糊的想法。人会更聪明一些吗？成熟之境对人来说是不是唾手可得呢？人能通过不断重生得此境界吗？
“我很理解您，大夫。”那人笑着说。
只有在这种乌托邦式的前景中，悲观和乐观的概念才具有一定意义：凡认为人类历史在五号星球上会变得不那么血腥的，为乐观主义者。凡不这样认为的，则为悲观主义者。
大约过了半个月，那个内务部的人又来了。像上次一样，他提出到对面咖啡馆去，可托马斯表示还是在他的诊室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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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碰头弄得托马斯情绪低落。他责怪自己竟然上当，被谈话的轻松语气给骗了。他竟然没有拒绝和那警察说话（对当时的情况，他毫无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他至少应该拒绝跟那人去咖啡馆，像跟老朋友似的一起去喝一杯吧！万一要是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万一要是有人认得那家伙，那他一定会认为托马斯是警方的耳目！为什么要跟这警察说他的文章被砍了呢！根本没有道理嘛，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情况？他对自己深为不满。
当托马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很喜欢儒勒·凡尔纳的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两年假期》。的确，两年是假期的极限。而他都快擦了三年的玻璃了。
6
这几个星期里，他（有些难过，却也暗自好笑）感到开始有些体力不支（他每天都要投入到一场或两场性爱大战中去），还发现性欲丝毫没有丧失，只需发挥力量的极限，就可以占有女人。（我要说明的是：这和他的性能力毫无关系，而是指他的体力；在性方面他没有困难，只是喘不过气来，这也正是让他觉得有些滑稽的地方。）
他向托马斯伸出手，友好地告退。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然后各自上了自己的车。
一天，他想给下午安排一个幽会，但像有时会发生的那样，没有一个女朋友给他回电话，这个下午有可能要独自一人度过了。他对此深为失望。于是，他打了十来个电话给一个年轻姑娘，一个很迷人的学戏剧艺术的女大学生，南斯拉夫某处裸体海滩的日光浴，给她的皮肤镀上了引以为傲的褐色，颜色均匀得就好像她被串在铁扦上，在精密的机动烧烤装置上慢慢地旋转烤过。
他喝掉杯里的酒，一锤定音：“大夫，您是某些人操纵下的牺牲品，让您和您的病人来为此付出代价，那真太遗憾了。我们非常了解您的人品，大夫。看看能为您做些什么。”
每到一个商场干活，他都给她打一个电话，但纯属徒劳。快四点的时候，他刚干完了一圈活儿要回办公室交回签过的工单，忽然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一条街上喊他。她朝他笑着说：“大夫，您都藏到哪里去了？我连您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内务部的人再次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样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些人对您太不像话了。”
托马斯竭力回想在哪儿跟她见过面。是他以前的一个病人吗？看她的样子，好像他们曾是很亲密的朋友。他支吾着跟她搭话，不让她看出他没有认出她来。可脑子里已经开始打主意，怎么才能说服她陪他到朋友的寓所去，房子的钥匙可一直都在他口袋里。突然，对方的一句话让他终于想起了这个女人是谁：就是那个有着出众的褐色皮肤、学戏剧艺术的女大学生，那个他找了一整天的女人。
这下，托马斯回答就容易多了，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笑着回答说，“他们问我是否允许他们把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但是后来他们砍了文章的三分之一。”
这件不如意的事让他觉得有趣也让他害怕：他累了，不仅仅是身体上，也是精神上；两年的假期，不能再无限延长了。
这样的回答着实让人觉得是个可笑的遁词。内务部的人又再一次对托马斯不肯说真话而表示不满：“您看，大夫！您刚跟我说过他们把您的文章砍去了三分之一，现在又说他们要您去只是探讨句子结构！这总不符合逻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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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把文中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
没有手术台的假期也是没有特蕾莎的假期：他们整日都不见面，到了星期天总算在一起了，充满了性欲却彼此疏远，比如托马斯从苏黎世回来的那个晚上，他们像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摸索着开始互相抚摸接吻。性爱带给他们快乐，却丝毫不能给他们带来安慰。特蕾莎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喊，高潮的时候，她脸部的扭曲仿佛在表达着她的痛苦和一种奇怪的失神。他们只有在晚上沉沉入睡的时候才温柔地融为一体。他们的手一直牵在一起，这时她忘记了把他们隔开的鸿沟（白日的阳光所构筑的鸿沟）。但这些夜晚既没有给托马斯保护关心她的时间，也没有给他保护关心她的方法。早晨，当他看到特蕾莎的时候，他的心常常一阵紧缩，为她而颤栗：她的脸上带着愁容和病态。
“那么他让您去做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
一个星期天，特蕾莎提出开车到乡下的一个地方去。他们到了一个温泉小城，发现那里的街道都改成了俄国的名字。在那里，他们碰到了托马斯以前的一个病人。这次碰面给了他很大震动。突然又有人像和医生谈话一样和他说话，一瞬间他觉得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那很有规律，又给人慰藉，有规定的门诊时间，还有病人信任的眼神，这一点他以前好像没怎么注意过，但事实上给他带来了他所需要的满足感。
“对。”托马斯重复道。他开始明白内务部的人已经确定了某个人。这下托马斯不仅出卖了另一个倒霉的记者，而且他的揭发还是个纯粹的谎言。
在回家的路上，托马斯一边开着车，一边不停地在想，他们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是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两眼目不转睛地直盯着路面，好不去看特蕾莎。他心里在埋怨她。在他看来，她来到他身边，纯属偶然，不能承受。为什么她会在他旁边？是谁把她放在篮子里让她顺流而下的？为什么她会停在托马斯的床榻之岸？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别人？
“那家伙背有点驼。”
他们就这样开着车，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
“对。”托马斯附和着。
一到家，他们又在沉默中吃了晚饭。
“是吗？”内务部的人说，“是不是长着又长又尖的下巴？”
沉默如不幸一般横在他们中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在加重。为了摆脱尴尬，他们很快就上床睡觉了。夜里，他把特蕾莎从啜泣声中叫醒。
当初找托马斯的记者是个小个子，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把板刷。托马斯于是就专挑相反的特征描述：“他个子挺高，黑头发，很长。”
她对他说：“我被活埋了，埋了很长时间了。你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你敲一敲墓穴，我就出来。我满眼都是土。
“那他长什么样子？”
“你说：‘你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你就帮我擦掉眼里的土。
听到内务部的人责备自己没有诚意，托马斯几乎感到是个罪过；他好不容易克服了某种道德障碍，才得以继续往下乱说：“他恐怕作过自我介绍，但是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过就忘掉了。”
“我回答你说：‘不管怎么样，我都看不见了。我的眼睛变成了两个洞。’
滑稽又可悲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所接受过的良好教育恰恰成了警察的帮凶。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扯谎。从小爸爸妈妈就喝令我们“说实话”，结果弄得我们一撒谎就自觉耻辱，即使是在审问我们的警察面前也一样。跟警察吵甚至当面骂（虽然这毫无意义）倒比撒谎（而这才是惟一该做的）要容易得多。
“然后你就离开了，很久，我知道你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很多个星期过去了，你一直都没有回来。我一点都睡不着，因为我害怕错过你回来的时候。一天，你终于回来了，你敲了敲墓穴，可是我等了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睡觉，筋疲力尽，连爬出来的力气都快没有了。当我终于爬出地面。你一副很失望的样子。你说我的脸色很不好。我知道我让你扫兴，我的两颊凹陷，动作又生硬又不连贯。
“您看您看，大夫！”那人觉得托马斯缺乏真诚，极为不满地说，“他当时总作了自我介绍吧！”
“为了请求你的原谅，我对你说：‘原谅我吧，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睡觉。’
托马斯这才明白他是在接受盘问。他于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给别人造成危险。当然他很清楚那个记者的名字，但是他说：“我不知道。”
“你用一种让人宽心的声音说：‘瞧，你应该休息。你应该休一个月的假。’但听起来却不那么真实。
“他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你说到假期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你想要整整一个月不见我，因为你要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你走了，我又掉进坟墓的底层，我知道为了不要错过你，我还是会一个月不睡，一个月后你回来的时候，我会变得更丑，你会更加地失望。”
“一个记者。”
他再没有听过比这更令人心碎的话了。他把特蕾莎紧紧地拥在怀里，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抖，他觉得自己再没有力量来承担对她的爱了。
“那么您当时是跟谁谈的？”
地球可能因炸弹的爆炸而晃动，祖国每天都可能被新的入侵者洗劫，小区的居民都可能被一个个给行刑队带走。要他承受这一切，也许还更容易，只是他自己不敢承认罢了。但仅仅是特蕾莎的一个梦所带来的悲哀，他就已经难以忍受了。
“就为这篇文章。”
他回到了她刚才向他讲述的梦境里去。他看到自己在她的面前：他抚摸着她的面颊，小心翼翼的，她几乎都没有觉察到，他为她拂去眼眶里的泥土。然后他听到她说出这句最让人心碎的话：“不管怎么样，我都看不见了。我的眼睛变成了两个洞。”
“为什么事？”
他的心一阵紧缩；他觉得自己简直要心肌梗死了。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我去编辑部一趟。”
特蕾莎又睡着了，可他却难以入眠。他想象着她已经死了。她死了，在做着可怕的梦，可因为她死了，他不能把她叫醒。是的，这就是死亡：特蕾莎睡着了，她做着残酷的梦，他却不能叫醒她。
“您从没跟他们说过话？”
19
“不认识。”
自俄军占领托马斯的国家五年来，布拉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他一半的朋友都移民走了，留下的人当中也有一半都死了。这个事实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记录下来的：俄军占领后的几年是葬礼的年代，死亡从未如此频繁过。我不仅仅是指像扬·普罗恰兹卡那样被追逼而死的人（这种情况的总数是很少的）。广播每天都在播放扬·普罗恰兹卡的私人谈话录音，十五天后他就住了院。在他身体里无疑已小心潜伏了一段时间的癌细胞，像玫瑰开放一样地扩散了开来。手术在警方的监视下进行，当他们确认这个小说家已经没救了，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了妻子的怀里。但死亡也降临到了那些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身上。绝望攫住了整个国家，控制并压垮了一个个肉体，一直渗透到了灵魂。一些人拼命地在逃避当权者的宠幸，当权者想以荣誉困住他们，强迫他们在公开场合露面，不离新当权者的左右。诗人弗朗齐歇克·赫鲁宾就是这样，为了逃避党的关爱而死的。他竭尽全力一直在躲避的文化部部长，还是在他的棺材里抓住了他。他在墓地上发表了关于诗人如何热爱苏联的一番演讲。也许他这样大放厥词是为了唤醒诗人。然而世界是如此丑陋，没有人会愿意起死回生。
“那些登出您文章的人。”
托马斯到火化馆去参加一个被逐出大学和科学院的著名生物学家的葬礼。为了防止葬礼变成集会，讣告上禁止写明时间。直到最后一分钟，亲属才被告知死者将在早晨六点半火化。
“哪些？”
进入火化馆，托马斯简直不能理解所看到的事情：大厅被照得好像电影拍摄场一样。他惊奇地看了看周围，发现大厅的三个角都装上了摄像机。不，这不是电视台在录像，而是警方在拍葬礼的情况，以确认参加葬礼的都是什么人。过世的学者的一个老同事，现在还是科学院的院士，斗胆在棺木前讲了几句话。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就这样成了电影明星。
“您认识那些人吗？”
仪式结束后，大家与死者家属一一握手，托马斯看到在大厅的一角有一小队人，其中他认出了那个体形高大的驼背记者。这些人个个无所畏惧，当然，他们之间被一种伟大的友情相互维系着，对他们，他不禁又感到了一股思念之情。他走近那个记者，对他微微一笑，想向他问个好，可是这个高大的驼背男人对他说：“小心，大夫，最好不要靠过来。”
“没有，”托马斯说，“是我主动寄去的。”
这句话很奇怪。他可以从中体会到这是个真诚而友善的警告（“当心，都被拍下来了，要是您跟我们说话，肯定会受到又一次审讯。”）。但还有一层讽刺的意味是不能抹去的（“您没有勇气在请愿书上签名，理智点吧，不要和我们沾上边！”）。不管是什么样的解释，托马斯都认，于是悄悄走开了。他感觉像是在火车站台上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美人，她正要登上一辆快车的卧铺车厢，当他想要对她表达爱慕之情的时候，那个美人伸出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不让他说话。
“您可别这样说，大夫！我本人和很多人讨论过您的文章，他们对您会这样写都感到吃惊。不过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我就明白多了，登出来的，并非完全是您写的那篇文章。那么是不是有人暗示您写的呢？”
20
“算了吧！我那篇文章也就是杂志后面读者来信中的一篇。没人会在意的。当然除了苏联大使馆，因为这篇东西显然对他们有用处。”
下午，他又有一次有趣的相遇。他正在擦一个鞋店的橱窗玻璃，一个还算年轻的人在他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男人侧下身子去看橱窗里的价格标签。
“但是为什么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夫会希望别人变成瞎子？”
“全都涨价。”托马斯说，手里仍然拿海绵擦着滴水的玻璃。
“那又能怎么样呢？文章发表后不久俄国人就到了，谁都有别的事要烦。”托马斯回答说。
这个男人转过头来。原来是托马斯在医院的一个同事，我称之为S，一想到托马斯曾写过自我批评，他就感到气愤，但却始终带着微笑。碰到他让托马斯很高兴（不期而遇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是天真的快乐），但他在他同事的眼神中抓住了（在第一秒的时候，这时S还没来得及控制自己的反应）一种不舒服的惊诧表情。
“您得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啊！应该立即要求他们更正！”
“最近怎么样？”S问道。
托马斯耸耸肩。
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托马斯就意识到S对自己的提问很难为情。一个仍在从事原来职业的医生却去问一个如今在擦玻璃的医生“最近怎么样？”，这显然是愚蠢的。
内务部人看上去真的愤怒了：“他们这样做实在太不道德了！”
“好得不能再好了。”托马斯用世上最开心的语气回答说，以减轻S的尴尬，但他马上意识到虽然他这样说（恰是因为他强作轻松），可这句“好得不能再好了”，却可能被解释为一种苦涩的讽刺。
“差不多三分之一。”
因此，他又马上补了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吗？”
“多吗？”
“什么也没有，一切正常。”S回答说。
“他们把它砍了。”
即使这个尽量想做到完全中性的回答，也极不恰当。每个人都知道，也都知道别人也知道：当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擦玻璃了，一切又怎么可能正常呢？
“什么？”内务部的人竖直了耳朵，“他们登出的文章不是您原来的那样？”
“主任怎么样了？”托马斯询问道。
“如果您读过我当初写的全文，您就根本不会这样想的。我那篇文章被砍掉了一些。”
“你没有看到他吗？”S问道。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内务部人回答道，声调越来越悲哀了。
“没。”托马斯说。
“那我是不是说要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呢？”
这是真的。自从他离开医院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主任，尽管他们以前曾是优秀的合作伙伴，几乎都把对方当作朋友看待。不管他怎么说，刚才他那个“没”字都有着几许悲哀。托马斯猜想S一定怪他不该提这个问题，因为S自己就像主任一样，从未打探过托马斯的消息，关心他需要些什么。
“我读过。”内务部的人说，那声音想显出悲哀来。
这两个旧同事之间的谈话变得无法进行下去，即使这两个人，尤其是托马斯，对此感到很懊恼。他并没有因为他的同事们忘记了他而心存怨恨。他原本很想马上向这位年轻的医生解释清楚。他想对他说：“不要一副尴尬的样子。你们没有设法和我联系，这很正常，完全在理！不要把这放在心上！我很高兴见到你！”但即使是这些话，他也不敢说出来，因为到此为止，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反映了他本来的意思，如果他说出来了，他的老同事也可能怀疑这句原本真诚的话后面隐藏着讥讽。
“我那没什么别的意思，”托马斯反驳，“您好好读读我的文章吧。”
“不好意思，”S终于开口了，“我有急事，”他向托马斯伸出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内务部的人又继续以一种难过的声调说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真的认为应该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吗？难道您不觉得这话出自您的嘴巴很奇怪吗？您可是给众多患者带去健康的！”
以前，他的同事因猜想他是个懦夫而瞧不起他，那时，一个个反倒对着他微笑。如今他们不能再瞧不起他，他们甚至不得不尊敬他，可一个个却躲着他。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托马斯说。
他以前的病人也不再请他一起畅饮香槟酒了。失去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境况无一例外，情况永远都是这样，让人看了不舒服。
内务部的人接着说：“大夫，我们都知道，您在苏黎世情况很好，但您回国来，我们非常欣赏，您这可是做对了，因为您知道您的位置是在这里。”然后他又好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了句：“可是您的位置应该是在手术室啊！”
21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因为他太没经验。面对一位友善、礼貌又对自己十分恭敬的人，很难时刻提醒自己对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诚的。要想做到不去相信（而且是持续地、执拗地、毫不犹豫地），不仅要作巨大的努力，还得经过特别训练，比如经常接受警察审讯什么的。但托马斯正缺这样的训练。
他回到家，上床睡觉，比平常睡着得要快。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因为一阵胃疼醒了。这是他的老毛病，在心情抑郁的时候就会发作。他打开药柜找药，骂了一句。药没了。他忘买了。他想靠自己的意志来止住疼痛，多少也有点效，但他还是不能入睡。快凌晨一点半的时候，特蕾莎回来了，他想和她聊聊天。他和她讲了葬礼的事，记者不让他说话的事，还有他碰到了同事S。
托马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夸他了，于是非常专心地听着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说话，很吃惊地发现矮个子对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连细节都清清楚楚。面对奉承，谁也挡不住！托马斯也一样，禁不住把内务部的人所说的也当真了。
“布拉格变得很丑陋。”特蕾莎说。
接着，他开始向托马斯细加解释说他一直非常敬重他，说像托马斯这样一位能干的外科大夫却委屈在乡下诊所开阿司匹林，部里的人都感到惋惜。他甚至，尽管没敢大声说出来，委婉地向托马斯暗示，把一些专家无情地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连警察部门也表示遗憾。
“确实如此。”托马斯说。
他要了一瓶葡萄酒，托马斯不肯喝：“我还要开车，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扣驾照了。”这位内务部官员微微一笑，说：“如果您遇到麻烦，就跟他们提我的名字。”说着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肯定是假名）和部里的电话号码。
过了一小会儿，特蕾莎压低声音说：“最好的办法是离开这里。”
一天，门诊结束后，他接待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男人的来访，此人体态肥胖，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国家内务部某办公室主任，请托马斯到对面咖啡馆里坐一坐。
“没错，”托马斯说，“可我们哪儿也去不了。”
托马斯先是在布拉格八十公里外的一家乡村诊所找了份工作。每天乘火车来回赶，下班回到家，都快累瘫了。一年以后，他好不容易又在郊区一家诊所找到了个差使，虽说省了点劲，但位置很低。他再不能专攻外科，只能做点普通内科大夫的事。候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三五分钟，就得处理一个病人，给他们开点阿司匹林，开张病假条，再不就是打发他们去专业诊所。在他看来，自己简直已经成了办公室的小职员，再也不是什么医生。
他坐在床上，穿着睡衣，她过来坐在他身边，一只膀子围住了他。
5
“去乡下吧。”特蕾莎说。
可是，谁也没想到拿自己的辞职来抗议，于是不久后，托马斯丢了位置，不得不离开医院（这一次主任跟他握手比上次还更用劲，握得他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去乡下？”托马斯有些吃惊。
托马斯说：“老板，我想即使我不写声明，您也能把我留下的吧。”他是想借此暗示，万一非逼他走，只要全体同事以辞职相威胁，事情也就可以解决了。
“在那儿，就我们俩。你既碰不到记者，也碰不到老同事。那里，有别样的人，还有保持着原样的大自然。”
主任跟他握了握手，握得比平时用劲多了，说他早料到了这一决定。
这时，托马斯又感到胃里一阵隐隐的疼痛。他感到自己老了，觉得除了一点清净和安宁之外，别无所求。
他终于去找了主任，告诉主任他一个字也不会写。
“也许你说得对。”他说话有些费力，每当胃疼发作，呼吸都很困难。
一个医生（完全不同于一位政治家或是一位演员），只受他的病人和他身边的同事评价，所处的是一个封闭的个人之间的天地。一旦遇到评价他的目光，他可以马上作出反应，进行一番解释，或者为自己辩护。可是托马斯现在（这是他这一生头一次）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仿佛怎么也抓不住那些对他紧逼的目光，他既不能还之以自己的目光，也不能用言语解释。竟然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医院里有人议论他，在医院外也有人议论（在布拉格这个地方，大家都极其敏感，那些关于某人告密啊、揭发啊、勾结啊什么的新闻，传得比咚咚直敲的非洲鼓都快），他对这些心里完全有数，但却无能为力。甚至连自己也感到吃惊，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原来是这样的不可忍受，而且将他带入如此这般的惊恐之中！大家都对他这么感兴趣，这叫他十分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面对人群的挤压，又像是在噩梦中遇到一帮家伙要剥我们的衣衫。
特蕾莎接着说：“我们会有一个简陋的小屋和一小块花园，卡列宁一定会开心死的。”
对他人的不信任，在托马斯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总怀疑别人怎么可能有权利决定他的命运、有权对他说三道四），这在当初选择职业时也许就已经起了作用，它对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职业是排斥的。一个人一旦选择投身政界，必然十分乐意把公众视作自己的判官，并一相情愿而又天真地认为可以以此获得人心。而民众要是抱有敌对情绪，那反而会刺激他们更加投入，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托马斯也一样，疑难杂症，常给他类似的刺激。
“对。”托马斯说。
托马斯简直不能再忍受这些笑脸，觉得到处都是，甚至觉得连街头的陌生人的脸上也都挂着同样的笑容。他开始睡不着。什么？他竟然会如此在乎这帮人？才不是呢。他可不在乎他们，而是自己居然因为那些人的看法而不得安宁。这太不合逻辑了。像他这样的人，对别人的看法向来都不当一回事，怎么会被别人的说三道四牵制到这种份上？
他试着想象将要发生的事，想象他们会不会真的到乡下去生活。在村子里，很难每周就找到一个新的女人。这将是他艳史的终结。
托马斯明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耀看作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
“只不过，在乡下你一个人和我在一起会感到厌烦的。”特蕾莎猜测着他的想法，说道。
这位同事耸耸肩，脸上仍挂着那微笑。
疼痛加剧了。他说不出话来。他想他对女人的追逐也是一种“es muss sein”，一种使他沦为奴隶的势所必然。他想要休假，摆脱一切的势所必然，摆脱所有的“es muss sein”。然而，如果他可以永远告别医院手术台，他为什么就不能告别这个世界的手术台呢？在这个世界里，他用想象的解剖刀打开女性之“我”的宝囊，去探求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不同。
“的确，这是很客气的手段，”托马斯说，“我倒是很好奇，想知道谁跟你说我写了的。”
“你胃疼？”特蕾莎最终发现了。
“接着，这份声明会被小心地归档，不过声明者很清楚它随时可能公开登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再也不能说什么，再也不能去批判、去抗议什么了，否则声明被公开，他的名誉也就毁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手段还算是客气的。还有更糟糕的呢。”
他点点头。
托马斯耸耸肩，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你打针了吗？”
S还是带着他那洋洋得意的微笑说：“哎哟，谁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声明通常都以信的形式写给局长、部长或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承诺不将信的内容公开，以免声明者感到羞辱。是这样吧，对吗？”
他摇摇头：“我忘了买药。”
“那你还乱说些什么。”托马斯说。
她怪他太粗心，抚摸着他满是汗的额头。
“没有。”S答道。
“好一些了。”他说。
“你可听好了，”托马斯回答，“关于我的声明，你都知道什么？你读过了吗？”
“躺下。”她说着给他盖好了被子。她去了浴室，过了一会儿回来躺在他旁边。
“反悔的声明呀。”S答道。他的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还面带微笑。在托马斯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微笑中，他的这一个是十分特别的：微笑中带着洋洋得意的精神优越感。
他从枕头上把脑袋转向特蕾莎，他惊讶极了：特蕾莎眼里流出一股让人不可承受的悲哀神色。
“抱歉，你想说的是什么？”
他说：“特蕾莎，你听着！你怎么了？你这阵子很奇怪。我感觉得到。我看得出来。”
S大夫就是后一类中的一员，他年轻且天赋极高。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那玩意儿了？”
她摇了摇头：“没什么，什么都没有。”
第二类反应来自受到过迫害的那些人（本人或者亲朋），他们曾经拒绝向占领当局做任何妥协，或者虽然还没有人要求他们妥协或是发表声明（比如也许因为他们还太年轻，没有任何危险举动），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也决不会让步。
“不要否认！”
又因为托马斯从来不被认为是个因循守旧的人，所以他们就更乐意对他笑。人们以为托马斯定会接受主任的恩赐，这种猜测于是又成了一个证据，证明懦弱将慢慢地、必然地成为其行为准则，且懦弱的含义也将不再同于从前。这些人从来就不是托马斯的朋友。他心里明白，也很恐惧，一旦按要求真的发表了声明，这些人就会邀请他去他们家做客，并想方设法，从此频繁往来。
“和以前一样。”她说。
这些人朝托马斯投来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古怪的微笑：那是一种秘密同谋之间不好意思的笑。就好像两个男人碰巧在妓院相遇，微微一笑，双方都有点难为情，但同时也暗暗感到一丝快慰，因为这种不好意思是双方的。于是在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友好的关系。
“和以前一样”，这意思是说她一直在嫉妒，而他一直都不忠实。
第一类反应出自于（本人或者亲朋）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本人或亲朋），他们曾经被迫公开表示支持占领当局，或者准备这么做（当然是违心的，谁也不会打心底里乐意做这种事）。
但托马斯追问道：“不，特蕾莎。这次不一样。我从没看见你这样过。”
另外令他吃惊的，是人们认为他会缺德之后对他的反应。总的说来，我可以把他们的这种反应分成两类：
特蕾莎回了一句：“好吧！既然你想让我告诉你，那么去把你的头洗干净！”
让托马斯吃惊的，首先是他虽然从没做什么事让人有理由这样看他，但谁都打赌，说他肯定会缺德，而不是正直为人。
他不明白。
托马斯是医院公认的最好的外科医生。私下有人已经传言，主任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他不久就会把位置让给托马斯。所以当有传闻说当局要求他写份自我批评的声明时，谁都不怀疑他会从命。
她带着悲哀，却没有攻击的意思，几乎是温柔地说：“好几个月来你头发的味道特别重，是一种难闻的下体味。我本不想跟你说的。我真不知道你的一个情妇的下体味让我闻了多少个夜晚。”
4
听到这番话，他又开始胃痉挛了。这真令人绝望。他洗得那么仔细！为了不留下一丝陌生女人味道的痕迹，他细心地擦遍了手、脸和整个身体。在别的女人的浴室里，他从不用她们的香皂。他总带着他自己的马赛牌香皂。可他却忘了头发。不，头发，他从未想到过！
“给我一个星期考虑一下吧。”托马斯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
他记起了那个骑在他脸上，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做爱的女人。此刻，他是多么厌恶那个女人！多蠢的主意！他知道没有办法否认，能做的只有傻笑，然后去浴室洗头。
“再说了，”主任又补充道，“他们向我保证您的声明不会被公开。那些人是官僚。他们不过是希望能有点什么材料，来证明您并不反对当局，这样万一有人指责他们让您继续留任，他们就有话可说了。他们向我许诺，您的声明将只有您和当局知道，他们不打算公开发表。”
她又开始抚摸他的前额。“躺在床上别动。不碍事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不，”托马斯说，“我并不看重他们。”
他的胃疼了起来，他渴望的，仅仅是平静和安宁。
“对谁感到羞愧？难道您这么看重身边的人，会担心他们说三道四？”
他说：“我马上给我们在温泉小城碰到的以前的那个病人写信。你知道他那个村子在什么地区？”
“我担心自己会感到羞愧。”
“不知道。”特蕾莎回答。
“可是？”主任追问道，一边努力猜测托马斯在想什么。
托马斯说话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挤出了几个字：“森林……山丘……”
“老板，您说得肯定在理。”托马斯一脸不幸地说。
“对，是这样的。让我们离开这里吧。不过现在不要谈了。”她一直抚摸着他的前额。他们就这样靠在一起躺着，什么也没有再说。疼痛慢慢退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都睡着了。
主任继续说道：“非叫人收回已经写下的东西，这种做法差不多是中世纪的手段。什么叫‘收回’？在现代，根本不可能收回某种想法，最多只能驳斥它。我亲爱的同事，因为收回一个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只是说法而已，是形式上的，是虚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就不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作出的声明。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也完全有必要不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别去理会它们。我跟您说，我亲爱的同事，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您的病人好，您都得留在您这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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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很明白：天平的两边是两种东西：一边是他的名誉（这就要求他不能反悔以前写下的东西），一边是他已经习惯于称作自己生活的意义的东西（即他作为医生和科学家的这份工作）。
他半夜醒来，惊奇地发现自己做了好几个春梦。他只能清楚地记得最后一个梦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赤身裸体在游泳池里游泳，比他足足高大五倍。她的小腹上长满了厚密的毛，从腿间一直到肚脐。他在岸边观察着她，非常兴奋。
“您知道它造成的后果吗？”主任问。
他因胃痉挛而虚弱的身体怎么会兴奋起来呢？他怎么会因为看到这样一个女人就兴奋呢？如果他醒着，这个女人只会叫他倒胃口。
托马斯想起那篇被人砍掉了几乎三分之一内容的文章，说：“老板，那篇东西，我是最不当回事了。”
他心里想：大脑的时钟结构应该有两个转向相反的齿轮。一个负责视觉，另一个负责身体反映。一个齿轮上刻着裸体女人的影像，卡在相反的那个齿轮上，而这个齿轮上记录着勃起的命令。如果一个齿轮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跳了一个槽口，让负责兴奋的那个齿和记着正在飞翔的燕子的影像的齿发生了关系，这样在看到燕子的时候，阴茎就会勃起。
“说到底，亲爱的同事，”他对托马斯说道，“您既不是作家，又不是记者，更不是什么人民的救星，您是一位医生，是个科学家。我可不愿意失去您，我会尽一切可能把您留下。不过，您必须收回您写的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您真的那么看重那篇东西吗？”
另外，他对睡眠这门学科也有所了解，他的一个同事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个同事证实说，一个男人在做梦时，总是处于勃起状态，不管做的是怎样的梦。勃起和裸体女人的联系只不过是造物主在千万种可能性中选择的一种调节方式，以校正人的大脑的时钟结构。
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仍在以前的那家医院任职。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主任找了去。
所有这一切与爱情有什么共同点吗？没有。如果托马斯脑子里的一个齿轮跳了一个槽口，如果他只会在看到燕子的时候兴奋，那么这就一点都没有改变他对特蕾莎的爱情。
3
如果兴奋是造物主用以取乐的一种机制，相反，爱情则是只属于我们的，我们凭借着它逃脱造物主的控制。爱情，就是我们的自由。爱情超越了“es muss sein”。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地盘不得有言论自由，他们的军队于一夜之间占领了托马斯的祖国。
但也不是这样，这也不全是真的。即使爱情不是产生性欲的时钟结构，不是造物主想象的用来消遣的东西，它仍然和它们两者有着联系，正如巨钟的钟摆上坐着个赤身裸体的娇嫩的女人。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春季的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正当权，在他周围结集着那些自觉有罪并准备着做些什么来弥补错误的人。但另外一些还高叫着自己无辜的人，他们害怕愤怒的群众会将自己推上法庭，每天都要去俄国大使面前抱怨以企求他的支持。正好这时，托马斯的信发表了，这些人立即叫嚷起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有人竟敢公开写信要求剜去我们的眼睛！
托马斯想：把爱和性联系在一起，这真是造物主一个奇怪极了的主意。
但托马斯非常不满。当初他们把他叫到编辑部，说是要求改一个句子的结构，可是之后根本没跟他商量，就对文章大加删削，弄得他的整个思考差不多只剩下个简单化的基本论点（且过于简要，过于激烈），托马斯一点也不高兴。
他又想：把爱情从愚蠢的性欲中解救出来的惟一方法，应该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调节我们大脑里的时钟，让我们在看到燕子的时候兴奋。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反复涉及同一问题：那些人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托马斯一直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次要的，有一天他终于写下了关于俄狄浦斯的思考，并寄到杂志编辑部。一个月以后他收到了回复。信上请他到编辑部去一趟。接待他的是一位矮小的编辑，身材直挺挺的，像个法文字母i，他建议托马斯把文中的某句话的结构稍作改动。其后不久，此文便刊登在了杂志倒数第二页的“读者来信”栏目中。
带着这一美妙的想法，他昏昏入睡。在入睡的边缘，在因模糊的视觉而变得魔幻的空间里，他突然肯定自己刚刚揭开了所有的谜底，发现了奥秘所在，找到了新的乌托邦，找到了天堂：一个人们在看到燕子时才会勃起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爱着特蕾莎而不被性欲的愚蠢冲动所纠缠。
那个时期，托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读一份由捷克作家联盟发行的周刊，其发行量大约为三十万，在所处的制度下，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常发表一些其他杂志不能公开发表的言论。这份作家杂志甚至还刊登了一些有关党执政初期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文章，追究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
他又睡着了。
托马斯很乐意作这种比较，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常常提起，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了。
23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他置身于一群半裸的女人中间，她们围着他旋转，他感到很疲倦。为了躲开她们，他打开了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他看到面前有一个年轻姑娘躺在长沙发上。她也是半裸着，只穿了条三角裤；她侧躺着，上身由臂肘撑着。她微笑着看着他，就好像知道他会来。
于是托马斯又想起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跟自己同床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当他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绝没有感到自己是无辜的。他无法面对因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不幸，戳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底比斯！
他走过去。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在他身上蔓延开来，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她，他终于可以和她在一起了。他在她旁边坐下，和她说了些话，她也和他说了些话。她的身上透出一种娴静。她手部的动作舒缓柔软。他一生都在渴望这样恬静的姿势。他一生都在寻找的，就是这份女性的娴静。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人明明清白，可检察官却强烈要求判处他死刑，姑且承认这个检察官当初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欺骗了。那么现在路人皆知当初的指控是完全荒谬的，被处死的人也都是无辜的，难道这位检察官还可以强调他的灵魂之纯洁，拍着胸脯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难道不正是在“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的表白中铸成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错误吗？
但就在这时，他从熟睡中滑落到半清醒的状态。他进入了这个no man's land，睡不着却仍没清醒过来。他绝望地发现这个女人消失了，心里想：天哪！我不能失去她！他竭尽全力去回想是在何处碰到她的，和她一起经历过什么。既然这么熟悉，怎么会想不起来呢？他暗暗决定，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但他马上颤抖了起来，他不能给她打电话，因为他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他怎么会把一个他如此熟悉的人的名字给忘了呢？紧接着，他差不多全醒了过来，睁开了双眼，心里想：我在哪儿？对了，我在布拉格，这个女人是布拉格的吗？难道不是我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也许是在瑞士认识她的？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明白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既不是苏黎世的也不是布拉格的，她只在梦中，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托马斯心里想，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如果王位上坐的是个蠢蛋，那么是否只因为他是个蠢蛋就可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
他迷惑不解，起身坐到了床边。特蕾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着。他想，梦中的那个年轻女人不像他生活里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这个年轻女人对他来说是那么熟悉，但实际上却完全不认识。但她正是他一直所渴望的。如果有一天他找到了他个人的天堂，假设这个天堂存在的话，他要和这个女人一起在那儿生活。他梦中的那个年轻女人，是他爱情的“es muss sein”。
托马斯也关注着这场舌战（正如同上千万的其他捷克人一样），他认为在这些共产党人中间，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当时并非一无所知（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曾经发生并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各种惨事，他们至少应该听说过吧）。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是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他想起了柏拉图《会饮篇》中那个著名传说：以前人类是两性同体的，上帝把他们分成了两半，从那时起，这两半就开始在世界上游荡，相互寻找。爱情，是对我们自己失去的另一半的渴望。
于是争论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现在他们装出一副当初一无所知的样子？
假定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着另一半，以前它和我们组成的是同一个身体。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那个年轻女人。但没有人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代替这一半的，是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流漂送给他的特蕾莎。可如果以后他真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遇到了他自己的另一半呢？他会选谁呢？是在篮子里捡到的女人，还是柏拉图传说中的女人呢？
而被控诉的人这样回答：都不知道啊！都被欺骗了！当时都以为是呢！其实在心灵深处，都是无辜的！
他想象着他和梦中的女人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特蕾莎在他们别墅打开的窗子下路过。她孤独一人，停在人行道上，远远地，向他投去无限悲哀的目光。而他，则不能承受这样的目光。又一次，他在自己的内心感到了特蕾莎的痛苦！又一次，他成了同情的俘虏，堕入了特蕾莎的灵魂。他从窗口跳下去。但特蕾莎苦涩地对他说，他只需呆在他觉得幸福的地方，她的一举一动又生硬又不连贯，总是让他讨厌，总让他扫兴。他一把抓住她紧张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让它们平静下来。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随时离开他幸福的家，准备随时离开与他梦中的年轻姑娘一起生活的天堂，他要背叛爱情的“es muss sein”跟着特蕾莎，跟着这个缘于六次滑稽的偶然的女人走。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共产党人：你们要为祖国的灾难负责（如今她贫穷，破败），要为祖国丧失独立负责（她已被俄国人所控制），要为那些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行为负责！
坐在床上，他看着睡在他身旁的这个女人，她在睡梦中还紧握着他的手。他感到对她怀有一种难以表达的爱。这时候，她可能睡得很浅，因为她睁开眼睛，目光落到了他身上，一脸惊恐。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你在看什么？”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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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不应该把她惊醒，而应该引她继续睡。他试图跟她说一些中听的话，以使她脑子里闪现出新的梦境。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一位牧羊人发现了被遗弃的婴儿，将他交给波里布斯王，把孩子抚养成人。俄狄浦斯长大之后，一次在山中小路上遇到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那位陌生君王正在巡游。后来他们发生争执，俄狄浦斯杀掉了君王。之后，他又娶了王后伊俄卡斯达为妻，并成为底比斯国王。但他万万没能料到，被他杀死在山中的那个君王正是他的父亲，而现在与他同床共枕的就是他的母亲。其间，命运迁怒于其臣民，让他们备受病魔折磨。俄狄浦斯明白了他是造成民众苦难的罪魁祸首，于是用针戳瞎双眼，离开底比斯，终身不见光明。
“我在看星星。”他说。
从那时起，托马斯就很珍惜被遗弃的孩子的形象。他还常常想到同样出现这一形象的古老传说。也许应该看到，促使他去寻找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意义的动机，正是隐藏在其间。
“别骗人，你没在看星星，你在看地下。”
当初特蕾莎心血来潮来到布拉格托马斯家，我在本书第一部已经说过，当天当时，他便和她做爱，之后她发烧了。她躺在床上，而他则守在她的床头，深信这个孩子是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送给他的。
“因为我们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们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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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对。”特蕾莎说。她把托马斯的手抓得更紧了，又睡着了。托马斯知道，此时，特蕾莎正在一架飞得高高的、飞在星星上面的飞机里，透过舷窗往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