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明明知道他的不忠，却又不要去惩罚他，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他要把她带在身边！他到情妇家去时要带着她一起去！惟有通过这种办法，她的身体也许会重新成为所有那些女人中独一无二的，而且是头等重要的。这样她的身体将成为托马斯的另一个自我，成为他的陪衬，他的帮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幅画面原先给人们的那份冷酷渐渐消失了，开始激起她内心的欲望。多少次，在做爱的时候，她在托马斯的耳边喃喃低语，谈起这番情景。
他们拥抱在一起，她在他耳边低语：“我会替你给她们脱去衣服，帮你给她们洗澡，再把她们带到你身边……”她想把他俩都化作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成为他俩共同的玩物。
“我想在我的画室里和你做爱，就像在剧院的舞台上。周围尽是观众，他们无权靠近我们，但他们的目光却无法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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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拥有众多女人的生活中充当他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对此无意理解，但特蕾莎却怎么也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她试着去接近萨比娜，提出给她拍一些人物照。
人一摔倒，都说：“扶我起来！”托马斯耐心地一次次扶起她。
萨比娜请她去她的画室。在宽敞的画室中央，特蕾莎最终看到了那个宽大的方型沙发，高高的，就像一个看台。
她时刻感受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要摔倒的渴望，她活在一种时刻发晕的状态之中。
“你还从没有到我家来过，真不好意思！”萨比娜一边指着沿墙摆放着的画给她看，一边说。她甚至拿出大学时画的一幅旧作。上面画着一个正在建设中的高炉工地，她曾在那里干过活，因为那个时期美术要求体现最为严格的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的艺术那时被当作颠覆社会主义的企图）。萨比娜在当时那种争强好胜的精神的激励下，竭力表现得要比老师还更严格。按她当时的画风，画笔的线条几乎不露痕迹，所以她的那些画看起来就像彩色照片一般。
特蕾莎听了话，没有去看望她的母亲。但是就在同一天，她摔倒在大街上。她的脚步变得摇摇晃晃，几乎每天都要跌倒，或者撞到什么，至少也会弄丢手里拿的东西。
“可这幅画，被我弄糟了。画面淌上了一点红颜料。一开始，我简直气疯了，但渐渐地却开始让我喜欢上了，因为看起来就像是一道裂缝，仿佛画的不是一处真正的工地，而是一个裂了缝的旧背景，上面的工地只是骗人的点缀。我开始把玩起这条裂缝，把它扩大，想象着人们从它的后面能看到什么。就这样，我画了我的第一组画，称作‘背景组画’。显然，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不然非被撵出校门。那些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呢，就像是舞台背景的那块破布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某种神秘的或者抽象的东西。”
托马斯仿佛猜到了是因为发晕，才诱惑着特蕾莎回到母亲身边去，他不愿意她走这一趟。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打电话。在波希米亚，有关癌症检查的资料都是非常详尽的，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证实，特蕾莎的母亲根本没有得癌症的什么征兆，她甚至有一年都没有去看病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
她对托马斯谈了母亲的病，并宣布她要离开一个星期去看望母亲。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挑战的味道。
特蕾莎全神贯注地听着，那份专注令人惊讶，在一个大学生的脸上，老师很少有机会能看到这种神情。她注意到萨比娜所有的画，无论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实际上都在传达着某种同样的东西，是两个主题、两个世界的即时融合，就像一些经过两次曝光制作出来的照片。表面是一幅风景画，可深处却是一盏点亮的床头灯，隐隐约约。一幅画着苹果、胡桃和灯火闪烁的圣诞树，牧歌般的静物画，背后却是一只痛苦挣扎的手。
母亲给她打来电话。她说她得了癌症，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托马斯的不忠一度陷入绝望中不能自拔的特蕾莎由绝望变成了反抗。她责怪自己为了一个不爱她的男人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她准备忘记母亲给她造成的所有痛苦。眼下，她甚至已经可以谅解她。母女俩处于同样的境况：母亲爱她的丈夫，如同特蕾莎爱着托马斯，继父拈花惹草给母亲带来的痛苦，正如托马斯的不忠给她的折磨。如果说母亲曾经对她很坏，那只是因为母亲太不幸了。
突然间她对萨比娜产生了几分敬意。女画家如此友善，因此这份敬意里没有掺杂进任何恐惧和猜疑，而是渐渐地变成了情分。
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再也无法控制住女儿，就往布格拉给她写信，信写得很伤心。她抱怨自己的丈夫、老板，还有自己的身体和几个孩子，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特蕾莎了。特蕾莎以为她终于听见了充满母爱的声音，整整二十个春秋，她一直盼望着这个声音，为此，她忍不住想回到母亲的身边去。她越是感到虚弱，这渴望就越强烈。托马斯的不忠突然间让她明白了自己的虚弱无助。正是这份无助的感觉，让她感到发晕，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往下坠落的愿望。
她几乎忘了来这里是为了拍照片。萨比娜不得不提醒她。当她的目光从那些画上移开，她又看见了画室中央那张像搭起的看台似的大沙发。
特蕾莎离家出走之前，的确一直在和母亲斗，但是别忘了她对母亲同时还有一份伤心的爱。如果母亲的声音中带着爱，无论要她做什么，她都会去做的。可惜她从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最终给了她出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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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旁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有一个人头形状的东西，理发师常用它来展示假发。萨比娜家的假人头上没有安假发，却放着一顶圆礼帽。萨比娜微微一笑：“这顶礼帽是祖父传给我的。”
赤身裸体的女人绕着游泳池一个接一个走着，灵车里的那些尸体因为特蕾莎和她们一样死去而高兴。令特蕾莎害怕的是“底层”——她曾从那儿逃出来，却又神秘地诱惑着她。她之所以发晕，是因为她听见了一声十分温柔的呼唤（差不多是欣喜的），要她放弃命运和灵魂。也就是要她与那些没有灵魂的人结为一体。在她软弱的时刻，她真忍不住想回应这声呼唤，回到母亲的身边去。她忍不住想从肉体的甲板上召回灵魂的船员；想下去跟母亲的那些女友坐在一起，当有人放了个响屁时跟着她们一起哈哈大笑；想赤裸着身子和她们一起绕着游泳池一边走一边唱。
像这种黑色圆顶硬邦邦的帽子，特蕾莎只在电影上见过。查理·卓别林头上总是戴一顶。她也笑了起来，拿起礼帽，仔细地瞧了一阵，然后说道：“你愿意戴上它，我给你拍张照片吗？”
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发晕是怎么回事？是害怕摔下去？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我们怎么还发晕呢？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萨比娜报之以哈哈大笑。特蕾莎放下帽子，拿起相机，开始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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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将近一个小时，她突然说道：“我给你拍张裸体照，怎么样？”
她充满爱意地望着他，但是即将来临的黑夜令她恐惧，她害怕做那些梦。她的生命已经被一分为二，白昼和黑夜争夺着对她的控制。
“裸体？”萨比娜问。
当时正是大白天，理性和意志占据着主动权。一滴红葡萄酒沿着玻璃杯的内壁慢慢往下淌，特蕾莎说：“托马斯，我毫无办法，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完全知道你那些不忠的行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是的。”特蕾莎再次大胆地建议。
一天他们坐在酒吧里，他对她说：“特蕾莎，亲爱的特蕾莎，你在远离我，你要去哪里？你每天都梦见死亡，好像你真要消失似的……”
“要拍的话，先得喝点酒。”萨比娜说着，然后就去开了瓶葡萄酒。
这些梦不仅富有说服力，而且还美。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遗漏的一个方面。梦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交流（也许是一种密码信息交流），还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想象游戏，这一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梦是一种证明，想象或梦见不曾发生的东西，是人内心最深层的需求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梦里总是暗藏着阴险。如果梦不美，那人很快就会把它忘了。但是特蕾莎总是不断重温她做过的梦，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渐而渐之便把它们变作了传奇。特蕾莎的梦有一种令人心碎的美，托马斯就生活在它那迷人的魅惑里。
萨比娜端着一杯葡萄酒，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走着，边走边谈起她的祖父，特蕾莎感到有点昏昏的，她一直沉默着。他曾是外省一个小城镇的镇长，萨比娜从未见过他，从他那里留下来的全部东西就是这顶礼帽和一张照片，一帮达官显贵坐在主席台上，其中一位就是萨比娜的祖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许是参加一个典礼，也许是在为另外某个达官贵人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位贵人一定也是戴着一顶圆顶礼帽频频出现在重大场合。
在这些梦中，没有什么需要费心破解的。它们对托马斯的指责如此显而易见，他只得一声不吭，耷拉着脑袋，抚摸着特蕾莎的手。
萨比娜讲着圆顶礼帽和她的祖父，讲了很长时间。等三杯葡萄酒下肚，她说：“稍等一下！”接着就走进了盥洗室。
她始终交替做着三种梦：第一种，老鼠猖獗，暗示了她活在这个世上经受的苦难；第二种，展示的是变化多样的死法中她最终将被处决的景象；第三种，讲述的是她在彼世的生活，羞辱在那里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状态。
出来的时候，她身上披着浴衣。特蕾莎拿起相机，对准镜头。萨比娜敞开了浴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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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他把特蕾莎带到这些女人中，特蕾莎不知道如何告诉托马斯这一切，因此噩梦承担了诉说这一切的责任。她来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的肉体都是一模一样的世界。她来和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表明她的肉体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而他呢，他却在她和所有其他女人之间画了一个等号，他用同样的方式拥抱她们，对她们滥施同样的抚爱，他对待特蕾莎的身体和其他女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丝毫都没有。他重又把她扔回了她原以为已经逃离的世界，他让她光着身子和其他赤身裸体的女人一起列队行走。
照相机充当了特蕾莎的机械眼，用来观察托马斯的情妇，同时又成了面纱，遮着特蕾莎的脸。
为什么开枪的人是托马斯，他怎么也会向特蕾莎开枪？
萨比娜的确费了好一阵子才决定脱掉浴衣。这种处境比她原先设想的要难。摆了几分钟的姿势以后，她走近特蕾莎，说：“现在，轮到我为你拍了，把衣服脱了！”
那些女人为大家的身体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区别而兴高采烈，她们其实是在庆贺面临的死亡，因为死亡终使她们变得绝对相似。啪啪的枪击声于她们仅仅是死亡之舞的圆满完成。每一声枪响，都伴随着她们开心的狂笑，随着尸体慢慢沉入水下，她们的歌声愈发嘹亮。
“把衣服脱了”，这几个字，萨比娜从托马斯嘴里不知听到过多少次，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了。托马斯的这个命令，现在由他的情妇对他的妻子而发出。这句咒语，就这样把两个女人连在一起。这曾是托马斯与她寻欢作乐的方式，总是在微不足道的谈话中间，突然开始：没有亲吻抚摸，没有甜言蜜语，只是突然间不容置疑的一声命令，随心所欲，虽然声音不大，甚至还隔着一段距离，却如此有力，令人无法抗拒。凡在这一刻，不管对谁，他是从不用手碰一下的。即使对特蕾莎，他也常用同样的口吻：“把衣服脱了！”有时声音很轻，甚至是低语，但仍然是一声命令，而这总是令她激动不已，只想听命于他。刚刚听到这几个同样的字眼，让她倍加强烈地渴望服从，这是一种奇怪的疯狂，因为要服从的是一个陌生人，眼下，这份疯狂又是如此美妙，因为命令不是出自一个男人的口中，而是一个女人之口。
但是托马斯朝她们开枪，她们一个接一个跌落在游泳池里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萨比娜从特蕾莎手中拿过照相机，特蕾莎脱去了衣服。她站立着，赤身裸体，手无寸铁。之所以说手无寸铁，因为她用来遮住面部的照相机被夺走了，她曾用它像武器一样瞄准萨比娜。而现在，她任凭托马斯情妇的摆布。这份美妙的顺从，令她陶醉。但愿就这样赤身裸体地一直站在萨比娜面前！
噩梦从一开始就还有另一种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必须唱歌！她们的身体是同样的，同样的下贱，都是没有灵魂的简单发声机械，而那些女人竟以此为乐！这些没有灵魂的人团结一致，手舞足蹈。她们很高兴抛却了灵魂的重负，抛却了独一无二的幻想，抛却了滑稽可笑的自傲，为所有的人都一模一样而庆幸。特蕾莎和她们一起唱歌，但她并不开心。她歌唱，是因为她害怕如果不唱会被那些女人杀死。
我想，当情人的妻子站在她面前，竟如此奇怪地显出顺从与胆怯，处在这一情景，萨比娜也一定体验到了一种异样的迷醉的感觉。她咔嚓咔嚓按了两三下快门，害怕真的被迷住了。为了驱走迷醉的感觉，她一阵放声大笑。
我得再次谈谈这个梦：恐怖并非始于托马斯射出第一发子弹的那一刻。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对特蕾莎来说，光着身子走在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中间，这是最基本的恐怖形象。小时候在家里，母亲禁止她洗澡时锁上浴室门。那时，母亲常对她说：你的身体和其他人的一个样；你没有权利觉得羞耻；一个东西有成千上万个和它一模一样，你没有理由去掩着藏着。在母亲的世界里，所有的身体都一模一样，一个跟着一个走。对于特蕾莎来说，打从孩提的时候起，裸体就是集中营里强制性整齐划一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
特蕾莎也跟着笑了起来，然后，两人重新穿上了衣服。
她光着身子，跟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绕着游泳池走。穹顶上悬挂着一个篮子，托马斯高高地站在上面，他吼叫着，逼她们唱歌，下跪。一旦有人哪个动作做错了，他就朝她开枪，把她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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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帝国过去所犯下的罪行都隐藏在秘密的阴影中。五十万立陶宛人被放逐，成千上万的波兰人被杀戮，对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所有这一切只留在记忆里，却没有留下任何图片作为证据，就像一件无法论证的事情，迟早会被说成是骗人的谎言。但是，一九六八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却被拍了照摄了像，被保存在世界各国的档案馆里。
唉，可惜很快就轮到她嫉妒了。对托马斯来说，她的嫉妒可不是什么诺贝尔奖，而是一种负担，直到他临死前一两年才得以摆脱。
捷克的摄影师和摄像师明白这是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做他们惟一所能做的事情：为遥远的未来保留下强暴的镜头。那七天里，特蕾莎在街头拍下了俄国军官和士兵种种不光彩的行径。俄国人有点措手不及。要是遭到射击或者有人投掷石头，他们接到过明确的指示，知道如何对待，但是没有指示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镜头应该怎么做。
她一把搂住他的腰，拉着他在房间里跳起了舞。完全不是刚才在酒馆舞池里跳的那种交谊舞，而是一种充满乡村气息的奥弗涅民间舞，一连串夸张的舞步。她不时高高地举腿，笨拙地又蹦又跳，拉着托马斯在房间四处乱转。
她拍下了数百卷胶卷的照片，要冲洗的胶卷将近一半被她送给了那些外国记者（边境一直是开放的，记者从国外来了，至少可以走个来回，他们怀着感激之情收下任何资料文件）。她拍的许多照片出现在国外各类报纸上：有坦克、吓人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被沾满鲜血的三色旗包裹着的尸体。小伙子们骑着摩托车挥舞着绑在长长的旗杆上的捷克国旗，围着坦克车飞速疾驰，姑娘们则穿着短得不可思议的迷你裙，当着俄国大兵的面，与素不相识的过路人接吻，故意刺激那些性饥渴的可怜虫。俄国的入侵，再说一遍，不仅仅是一场悲剧，也是一场仇恨的狂欢，永远没有人会理解它奇异的快感。
“我真的让你嫉妒了？”她一连问了十来遍，仿佛他宣布她荣获了诺贝尔奖，她实在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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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他俩和一些朋友去一家小酒馆一起庆贺她高升。大家在一起跳起舞来。托马斯的脸色却变得阴沉沉的。特蕾莎非要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只得向她招认，看见她和他的那个同事跳舞，他心里嫉妒。
她将五十来张照片带到瑞士，都是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精心冲洗出来的。她将照片推荐给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主编很友好地接待了她（所有捷克人的头上都戴有表明他们不幸的光环，这打动了好心的瑞士人），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一边仔细地看照片，一边称赞，然后解释说它们绝无发表的机会（“尽管这些照片都非常美！”），因为事件离现在太遥远了。
多亏了萨比娜，特蕾莎明白了摄影作品和绘画之间有着同源关系，一有什么展览，她便逼着托马斯陪她去看。不久，她就在杂志上成功地发表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后来离开了照片冲洗室，和杂志社的专业摄影师一起工作。
“但是在布拉格，一切都没有结束！”特蕾莎愤怒了，她用糟糕的德语尽可能向对方说明，在她被占领的祖国，就在此时此刻，工厂里的工人不顾一切组成工人委员会，大学生为了抗议入侵而罢课，全国上下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抗争。“情况真的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可都没有人再关心了！”
她在一家杂志社的照片冲洗室找到一份差使，但她并不因此满足。她想自己去拍摄照片。托马斯的女友萨比娜借给她几本著名摄影师的摄影作品集，一次在咖啡馆遇到她，于是指着打开的作品集，给她解释这些照片到底有趣在什么地方。特蕾莎静静地听着，那副专注的神情，是做老师的在学生脸上难得看到的。
这时，一个精干的女人走进办公室，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主编如释重负。她递给主编一份卷宗：“我带来一份关于裸体主义者海滩浴的报导。”
一个女孩子，非但没有“出人头地”，反而不得不伺候酒鬼们喝酒，星期天又得给弟妹洗脏衣服，这样一个女孩子，身上渐渐地积聚着一股巨大的生命潜能，对那些上了大学，对着书本就打哈欠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特蕾莎读的书比他们多，对生活的了解也比他们透彻，但她自己从未意识到这些。自学者和学生的区别，不在于知识的广度，而在于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差异。特蕾莎一到布拉格，就满怀激情投入到新生活之中，但这份激情既高涨又脆弱。她好像总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对她说：“这里不属于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她生活的全部渴望系于一线：托马斯的声音。正是这声音让特蕾莎那羞怯地深藏在体内的灵魂升腾起来。
主编很敏感，担心这位拍摄坦克的捷克女人对海滩上的裸体照片会嗤之以鼻，连忙将卷宗推到办公桌的尽边上，然后对刚进来的女人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布拉格的同事，她带来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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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和特蕾莎握了握手，然后拿起了照片。
打从八岁开始，她入睡时就用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想象自己就这样握着所爱的男人，她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她在熟睡中这样死死地抓住托马斯的手，因为从孩提时代起，她就这样去准备，去练习了。
“请同时看看我的照片！”
后来，叫声终于平息了，她在托马斯身边睡着了，整夜都抓着他的手。
特蕾莎欠身拿起卷宗，从里面拿出照片。
她的眼睛是紧闭着的吗？不，但它们什么也不看，只是盯着空空的天花板；时而，她猛烈地扭着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主编用几乎负罪的口吻对特蕾莎说：“这和您拍摄的完全是两码事。”
这不是喘息，也不是呻吟，是真正的喊叫。叫声太大了，托马斯不得不让头偏离她的脸远一点，仿佛这尖叫声就要震裂他的耳膜。这不是肉欲的发泄。所谓肉欲便是极度调动众感官：热切地注视对方的一举一动，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的每一丝声响。恰恰相反，特蕾莎喊叫，却是为了让感官迟钝，使它们无法去注视、去倾听。在她体内发出的喊叫，是为了表达她那幼稚的理想主义的爱情，要消除一切矛盾，消除肉体和灵魂的两重性，甚或消除时间。
“不！其实是一回事。”特蕾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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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我也很难解释为什么特蕾莎把沙滩上的裸体和俄国的入侵混为一谈。她仔细地看着底片，有一张她盯着看了很久。上面是一家四口，围成一圈：赤身裸体的母亲弯腰对着她的孩子们，硕大的乳房垂挂着，像哺乳期的母牛或者母山羊的一样。她的丈夫也弓着腰，背冲着你，露出的阴囊活像小小的乳房。
她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提着一个沉沉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她所有的衣物，她下决心再也不回那个小镇了。他请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于是她在一个低档的旅馆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把箱子寄存在火车站的行李处，在布拉格的大街上游逛了整整一天，腋下夹着本《安娜·卡列宁娜》。晚上，她按响门铃，他开了门。她一直没有放下那本书，仿佛那就是她迈进托马斯世界的门票。她明白这张可怜的门票是她惟一的通行证，为此，她真忍不住想哭。为了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不停地大声说话，一边说，一边笑着。而他还是和上次一样，几乎她刚跨进门槛，他就把她拥在怀里，然后他们就做爱。她跌落在一片浓雾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除了她的叫声。
“您不喜欢它？”主编问道。
一开始她以为他会因为这失礼的响声将她拒之门外，而他却把她一下子拥在怀中。她感激他并不介意她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泪眼朦胧，倍加狂热地亲他。没过一分钟，他们就做起爱来。做爱的时候，她一直在叫着。她已经在发烧，她感冒了。那条给肺部输送空气的管道红红的，已经堵住了。
“拍得很好。”
但是不可能有退路了。她在车站给他打了电话，门打开时，她的肚子突然传出了可怕的咕噜声。她感到羞耻，仿佛母亲就在她的肚子里，听见母亲在那里对她的约会冷嘲热讽，要让她扫兴。
“我想是题材让她不舒服了，”女摄影师说，“看您这神态，我就猜到没有去过裸泳海滩。”
偶然的命运之鸟一齐飞落在她的肩头，在它们的促动下，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没有告诉母亲就上了火车。她不时去火车的洗手间照镜子，乞求自己的灵魂在生命中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一刻也不要丢弃她肉体的甲板。就这样，她不断照着镜子，忽然害怕起来，因为她觉得咽喉发炎。莫非她会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日子里发病？
“确实没去过。”特蕾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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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笑着说：“我一眼就看出您来自什么地方，共产党国家里的人都是清教徒，真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例如，沃伦斯基、安娜、站台和死亡的巧合，贝多芬、托马斯、特蕾莎和白兰地的巧合），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女摄影师用一种母性的语气接着说道：“赤裸的身体。怎么了！这很正常！一切正常的都是美的！”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安娜可以用任何一种别的方式结束生命，但是车站、死亡这个难忘的主题和爱情的萌生结合在一起，在她绝望的一刹那，以凄凉之美诱惑着她。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特蕾莎想起了母亲赤裸着身体在房间里走动的情景。她总害怕一丝不挂的母亲被人看见，忙跑过去放下窗帘，可引来的总是一阵嘲笑，至今，她还能听到那笑声。
她到托马斯家去的那天，胳膊下夹着一本小说，在这本小说的开头，写安娜和沃伦斯基相遇的情况就很奇特，他们相遇在一个火车站的站台上，那儿，刚刚有一个人撞死在火车下。小说的结尾，则是安娜卧在一列火车下。这种对称的布局，同样的情节出现在开头和结尾，看来或许极富“小说味”。是的，我承认，但惟一的条件，就是这种小说味对你来说并不意味着“虚构”、“杜撰”，或者“与生活一点不像”。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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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确切地说，是人、事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称之为巧合。两件预料不到的事出现在同一时刻，就叫巧合。他俩的相遇，便是巧合：托马斯出现在酒吧的时刻，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贝多芬的乐曲。这些巧合绝大多数都在不经意中就过去了。如果不是托马斯，而是街角卖肉的坐在酒吧的桌子旁，特蕾莎可能不会注意到收音机在播放贝多芬的乐曲（虽然贝多芬和卖肉的相遇也是一种奇怪的巧合）。但是萌生的爱情使她对美的感觉异常敏锐，她再也忘不了那首乐曲。每次听到这首乐曲，她都激动不已。那一刻发生在她身边的一切都闪耀着这首乐曲的光环，美轮美奂。
女摄影师邀请特蕾莎去酒吧喝杯咖啡。
最后一刻他递给她的，远不止是这张名片，还有所有偶然巧合（书、贝多芬、数字六、小公园的黄色长凳等）的召唤，是这一切最终给了特蕾莎离家出走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勇气。也许还是这些偶然巧合（再说，这一切是如此平常，普通，说真的，也只配发生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镇里），唤起了她的爱情，成为了她一生汲取不尽的力量之源。
“您拍的照片很有意思。我发现您对女性的身体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年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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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坦克前接吻的那些人？”
他坐在一条黄色的长凳上，从那儿可以看见酒吧的正门。前一天她就坐在这条凳子上，膝盖上还放着一本书！于是她明白了（偶然的命运之鸟一齐飞落在她的肩头），这个陌生人命中注定要出现在她的生命里。他叫她，请她坐在他的身旁。（特蕾莎感到她灵魂的船员冲上了她肉体的甲板。）过了一会儿，她送他到了火车站。分手时刻，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如果，您偶然有一天来布拉格……”
“对！您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时尚摄影师。当然一开始您必须和模特取得联系。如果和您一样是刚出道的姑娘，就更好了。然后您可以拍一些照片给杂志社。当然，您得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出名。在这期间，我可以帮帮您。将您介绍给一位记者，他主持《您的花园》专栏，也许他需要图片，比如仙人球、玫瑰诸如此类的一些玩意儿。”
对面，在这个脏乱的小镇中心地带，有一个小公园，那里死气沉沉，花木稀少，可对于她却一直是个美丽岛：一块草坪，四棵白杨，几条长凳，还有一棵垂柳和几丛连翘。
看着坐在对面的这个古道热肠的女人，特蕾莎由衷地说：“非常感谢您。”
她不知道再说什么，把账单递给他签了字，然后送到旅馆前台。她下班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张桌子走了。他是否领会了她含蓄的暗示？走出饭店的时候，她有点心烦意乱。
但是接下来她心想：为什么我要去拍仙人球？一想到她又要重新开始在布拉格所经历的一切，为了一份工作、一个职业，甚至一张发表的照片而打拼，她就有种恶心的感觉。她从来都不是那种因为虚荣而野心勃勃的人。她所要的一切，就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突然间，她看清楚了这一切：既然可以如此投入地干摄影这一行，她也可以同样投入地做其他任何事情，因为摄影仅仅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方式，是在托马斯身边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
“而我，坐七点钟的火车。”陌生人说。
她说：“您知道，我丈夫是医生，他可以养活我。我不需要拍照片。”
她想起她曾和父母一起住在布拉格，那时父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的房子就是六号。但她回答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只能为她的机智而赞叹）：“您住六号房间，我六点下班。”
女摄影师回答：“您拍的照片那么精彩，却要放弃摄影，我真不理解！”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问。
是的，俄国入侵期间拍的照片是另一回事。那些照片，她不是为托马斯拍摄的，它们是在激情的驱使下完成的。但不是摄影的激情，而是仇恨的激情。那样的情形不会再重现了。再说，激情驱使下拍摄的照片，如今没有人再欣赏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入时了。只有仙人球才永远都入时。但是仙人球激不起她的兴趣。
“真奇怪，您在六号。”她说。
她说：“您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是想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他拿出一把钥匙，尾部拴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红笔标着个“六”字。
女摄影师说：“您就甘心呆在家里？”
“当然可以，您的房号是多少？”
特蕾莎说：“要我去拍仙人球，我宁愿这样。”
“您能把这记在我旅馆的账上吗？”他问。
“即使您去拍仙人球，那是属于您自己的生活。如果您只是为了您的丈夫活着，那就不是您的生活了。”女摄影师说。
他喊她来结账。他合上了书（这是确认一个秘密兄弟会的暗号），她渴望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
突然间，特蕾莎感到恼怒：“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丈夫，不是仙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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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摄影师也带着有点气恼的声音说：“您想说您是幸福的吗？”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
特蕾莎说（依然是恼怒的口吻）：“我当然是幸福的！”
事后，药剂师邀请几位演奏师共进晚餐，也邀请了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听众。从此，贝多芬对她来说成为了“另一面”的世界的形象，成了她所渴望的世界的形象。此刻，她正端着给托马斯的白兰地酒从吧台往回走，她边走边努力想从这一偶然之中悟出点什么：偏偏就在她准备给一个讨她喜欢的陌生男人上白兰地的一刻，怎么会耳边传来了贝多芬的乐曲呢？
女摄影师说：“一个女人说出这种话，肯定是……”她没有说下去。
这时候，广播里正播放着音乐。特蕾莎到吧台拿了一瓶白兰地，伸手拧了拧开关，调大了收音机的音量。她听出是贝多芬的曲子。她是在布拉格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小乐队到这个小镇上巡回演出后，才知道贝多芬的。那次，特蕾莎（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她一直渴望“出人头地”）也去了音乐会。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她在那里只遇到了药剂师和他的妻子。台上是乐队四重奏，台下是听众三人团。演奏师很友好，并没有因此取消音乐会，整个晚上为他们三个人演奏了贝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曲。
特蕾莎接过话说：“您想说：肯定是太狭隘。”
托马斯出现在酒吧，这对特蕾莎来说绝对是偶然的征兆。他独自坐在桌旁，面前摊放着一本书。他一抬眼，看见了她，微微一笑，说：“来一杯白兰地！”
女摄影师克制住自己说道：“不，不是狭隘。是落伍。”
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惟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卜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作出预言。
特蕾莎若有所思地说：“您说得对。我丈夫也正是这样说我的。”
但是，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
26
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一想到他和特蕾莎的相遇是因为六次难以置信的偶然巧合，心里就不痛快。
托马斯一连几天都在诊所，而她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幸好她还有卡列宁！她可以和它一起到外面多走一会儿！一回到家，她就坐下，捧一本德语课本或者法语课本，但是她情绪抑郁，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她经常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返回时发表的广播演说。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但是耳畔依然回响着他那结结巴巴的声音。她想到他，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竟在自己的国家被外国士兵逮捕，抓走，连续四天被非法囚禁在乌克兰山区的某个地方。他们要他明白，他们会把他杀了，就像十二年前他们杀了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后来，他们把他转移到莫斯科，令他洗澡、刮脸、穿衣服、打领带，向他宣布不再把他交给行刑队处决，命令他把自己再当作国家元首，拉他在一张桌子旁坐下，面对勃列日涅夫，逼他谈判。
9
他受尽耻辱回到了国内，向受尽耻辱的民众发表演说。他羞辱难当，连话也说不出来。特蕾莎永远也忘不了他讲话时一停再停，让人痛心。他是心力交瘁？还是病了？他们是否给他服了毒品？或只是绝望？如果说杜布切克没留下什么，可至少忘不了他那令人痛心的长时间的停顿，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在一次次地喘气。在那残酷的停顿中，是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恐惧。
而那个刚刚叫唤她的男人虽然陌生，却是一个秘密兄弟会的成员。他说话的语气谦和有礼，特蕾莎感到她的灵魂从每一根血管，从每一根毛细血管和毛孔中飞冲到表面，要让他看一看。
是入侵的第七天，她在一家日报的编辑部里收听演说。那些日子里，这家报纸已经成了抵抗运动的喉舌。那一刻，编辑部里所有的人，所有在听杜布切克讲话的人，都仇恨他。他们恨他接受妥协。他们为他的耻辱而耻辱，他的软弱激怒了他们。
（将书与花花公子的漂亮手杖相比较，并不完全确切。手杖不仅仅是花花公子有别于他人的标志，还使他们成为新潮、时髦的人物。然而书虽然让特蕾莎有别于其他的女孩，但是却让她过于陈腐。当然，她太年轻了，在她身上不可能看到任何陈腐之气。当那些年轻人带着震天响的收音机在她周围溜达，她觉得他们实在是傻。她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赶时髦。）
而现在，在苏黎世，当她想到那一刻，她对杜布切克不再有丝毫的蔑视。“软弱”一词也不再像判词一样响起。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这份软弱曾令她憎恶，让她作呕，把她赶离了祖国，可此时突然间吸引着她。她明白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
当然，也有点别的什么使他与众不同：一本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在这个酒吧里，还从来没有人在桌子上打开过书。对特蕾莎来说，书是确认一个秘密兄弟会的暗号。事实上，那些从镇上图书馆借来的书，也是她反抗那个围困着她的粗俗世界的惟一武器。尤其是小说，她读了许多，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这些书为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虚幻中逃避，摆脱那种毫无快乐可言的生活。作为一种物品，这些书对于她还有一种意义：她喜欢抱着书在大街上行走。它们对她来说，就像上个世纪花花公子的漂亮手杖，使她显得与众不同。
她被软弱所吸引，如同被眩晕感所吸引。她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她感到自己软弱。当她又一次变得嫉妒的时候，她的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发现了，习惯性地伸出手：他用力地握着她的手，想使她平静下来。但是她挣脱了。
她第一次与托马斯相遇时，情况就是这样。那天，她手托盘子，盘子里放着几大杯啤酒，在酒吧那些酒鬼中间忙碌穿行，盘里的啤酒压得她身体弯曲，她的灵魂蜷缩在胃里或胰腺中。这时，她听见托马斯在唤她，这声叫唤太重要了，因为它来自一位陌生人，他既不认识她母亲也不认识这些酒鬼，每天，她耳朵里充斥的都是这些酒鬼一说再说的粗话和脏话。就凭他是个陌生人，便超越于所有其他人之上。
“你怎么了？”
现在，对特蕾莎那个隐秘恶癖的意义，对她经常站在镜子前长时间地注视自己，我们终于可以比较理解了。这是一场和母亲的战斗。这是一种要有别于其他肉体的渴望，渴望在自己的脸上看见从船肚子里出来的船员重见天日时闪现的灵魂。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悲伤、惶恐、愤怒的灵魂深藏在特蕾莎的身体里，一直耻于袒露。
“没什么。”
母亲要为自己伸张正义，她要罪犯受到惩罚。她坚持要女儿和她都活在一个没有羞耻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青春和美貌了无意义，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肉体集中营，一具具肉体彼此相像，而灵魂是根本看不见的。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8
“我要你变老，比现在老上十岁，二十岁！”
（如果特蕾莎本人也有一些神经质的举动，如果她的举止缺少优雅娴静的气质，那实在不必感到奇怪，因为她母亲最重要的举止，那一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体现的就是她，就是特蕾莎。）
那一刹那，她是想说：“我要你变得软弱。要你跟我一样软弱。”
在我看来，特蕾莎好像是她母亲那个粗俗动作的延续，她母亲要通过这个动作，将一个漂亮女人的过去抛得远远的。
27
她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是一种粗俗的表示，她要藉此抛却她的青春和美丽。当九个求爱者跪倒在她四周的时候，她曾那样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自己的胴体，那时候羞耻心是衡量她身体价值的标准。如果说现在的她寡廉鲜耻，那的确是因为她已经彻头彻尾成了一个不知羞耻的人，仿佛要通过自己的厚颜无耻，以庄严的一笔勾销过去的生活，高声宣告，她曾过于看重的青春和美貌实在是一钱不值。
卡列宁才不乐意去瑞士呢。卡列宁讨厌变动。对于一只狗来说，时间运动不是直线式完成的，它的流逝并不是一种不断向前的运动，不是一步一步向远方推进，而是循环运动，就像手表的指针，因为指针非但不是疯一样地只顾往前走，而是在表盘上日复一日，沿着同样的轨迹转圈。在布拉格，他们买张新沙发椅，或者给花盆挪个地方，卡列宁都会生气，因为它的时间感被搅乱了。要是有人在表盘上不断变动数字，指针也会乱了阵脚。
母亲还大声地擤鼻涕，一五一十地跟别人细讲她如何做爱，还给别人看她的假牙。她会用舌头异常灵巧地一抵，抵出假牙后，上颌往下一拉，包住下面的牙齿，咧着大嘴笑，那模样让人顿时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过，卡列宁很快就在苏黎世的屋子里恢复了老时间表和老习惯。早晨，和在布拉格时一样，它都跳上床去和他们相聚，开始新的一天，然后跟特蕾莎一早出门去跑步。和在布拉格时一样，它非要每天都出去遛遛。
7
卡列宁是他们的生活之钟。在沮丧绝望的时刻，特蕾莎想，为了这只狗也必须坚持住，因为它比她还要软弱，也许比杜布切克、比她那被抛弃的祖国还要软弱。
一个冬日，母亲赤身裸体，在点着灯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特蕾莎怕对面楼里的人看见，跑过去拉上窗帘，然而她却听见身后母亲在笑。第二天，母亲的几个朋友来看她。有一个邻居，一个商店的同事，一个本区的小学教师和另外两三个经常见面的女人。特蕾莎过来和她们待了一会儿，有一个女人的儿子也在一旁陪着，那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母亲乘机谈起特蕾莎如何护着自己，生怕丢脸。她边说边笑，其他女人也哈哈大笑。接着，母亲又说：“特蕾莎连人要撒尿放屁的都不愿承认。”特蕾莎满脸通红，母亲依然不依不饶：“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她说着便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回答——一连放了几个响屁。女人们笑作一团。
散完步回到家，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问是哪位。
（这种状况显然表明母亲对女儿的仇恨远超过丈夫带给她的嫉妒。一切都是女儿的过错，甚至包括她丈夫的不忠。女儿居然也要自由，敢争什么权利——比如洗澡时插上门之类的权利，对母亲来说，这远比丈夫想占特蕾莎的便宜更不可接受。）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讲德语，找托马斯。声音很不耐烦，特蕾莎相信那声音中透出股轻蔑的意味。她说托马斯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女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哈的一声笑，然后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在这个家里，不存在什么廉耻心。母亲穿着内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候连胸罩也不穿，夏天有时甚至一丝不挂。继父倒不光着身子乱走，但他总是等特蕾莎洗澡的时候往浴室里闯。有一天她在里面把门锁上了，母亲大发脾气：“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自己怎么样？你美，他不会把你的美吃了的！”
特蕾莎知道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能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位秘书，管她是谁。但她的心乱了，她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她明白她连在布拉格拥有的那一点点力量也失去了，即使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她也绝对无法承受。
当然，特蕾莎对那个晚上的情景一无所知，不知道母亲曾低声叮嘱那个最有男子气的男人要小心。她体验的犯罪感就像原罪一样说不清。为了弥补这个罪过，她什么事都做。母亲让她辍学，十五岁就开始端盘子，挣来的一切都上交给了母亲。为了回报母亲的爱，她随时准备奉献一切。她操持家务，照顾弟妹，每个星期天都在洗洗涮涮中度过。真可惜，她读中学时是班里最有天分的学生。她一直想“出人头地”，可对她来说，在这个小镇上能到哪里去出头？每次她洗衣服，盆边总放着一本书。她边洗边翻书，手上的水把书也弄湿了。
一个人生活在异国，就像在空中行走，脚下没有任何保护，而在自己的国家，不管什么人，都有祖国这张保护网，一切都颇具人情味，因为，在祖国，有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可以用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言毫不费力地让人理解。在布拉格，她依靠托马斯，的确如此，但那只是在心里。在这里，她的一切都得依靠他。如果他把她抛弃了，她在这里会怎样？难道她必须在生怕失去他的恐惧中度过一生？
6
她想他们的相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那天她夹着本《安娜·卡列宁娜》，那只是她用来欺骗托马斯的假身份证。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的确，他们彼此相爱，这足以证明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因为他强大，而她却是软弱的。她就像杜布切克，一句话有半分钟的停顿，就像她的祖国，结结巴巴，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
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特蕾莎，做母亲就是牺牲一切。她的话很有说服力，因为她说的是她的亲身经历，她就是一个为了孩子而失去了一切的女人。特蕾莎听着，她相信生命的最高价值就是母性，母性意味着伟大的牺牲。如果母性是一种大写的牺牲，那么做女儿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大写的过错。
正因为弱才应该知道要强，才应该在强者也弱得不能伤害弱者的时刻离开。
特蕾莎也许确实应该为母亲的命运负责：她，是一个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一个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荒诞的结合的产物。正是从这一被叫作特蕾莎的命定的一刻起，开始了母亲马拉松式的不幸人生。
这就是她所想的。然后，她把脸紧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不要怪我，卡列宁，还得再搬一次家。”
发现自己一切都失去了，她于是寻找罪魁祸首。要说有罪，人人有罪。她的第一个丈夫有罪，这个徒有男子汉气概、却不为她所爱的男人，她悄悄叮嘱他一定要小心，可他硬是不听她的话；她的第二个丈夫也有罪，是这个毫无男子气却让她深爱着的男人，把她拖离布拉格，来到这个外省小镇，可他见到女人就追，弄得她没完没了地吃醋。遇到这两个男人，她实在没有办法。惟一属于她、不会从她手里溜走、可以补偿所有这一切的人质，就是特蕾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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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蜷缩在车厢的一角，那只沉重的行李箱放在头顶上方，卡列宁蹲在她的脚旁。她想起跟母亲住在一起时曾工作过的那家小酒店的厨师。那家伙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机会，动不动就在她屁股上打一下，还不止一次地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要和她睡觉。真奇怪，她想到的竟是他。对她来说，他代表着她所厌恶的一切。但是现在，她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他，然后对他说：“你说想和我睡觉，好！我来了。”
过了没有多久，最伤心的男人死在狱中，母亲拖着特蕾莎和那个骗子在一个山脚下的镇子安顿下来。继父在一个办公室做职员，母亲在商店做营业员。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再后来，有一天她又一次照镜子，她看到自己老了，丑了。
她渴望做点什么，以免再走回头路。她恨不得猛然抹去过去的这七个年头。这就是眩晕，一种让人头晕眼花的感觉，一种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
最具男子气概的男人变成了最伤心的男人。过度悲伤使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不分场合到处乱说，想什么就说什么。警察对他的胡言乱语非常恼火，赶紧传讯他，判了他的刑，他被投进监狱。家里被贴上封条，特蕾莎被撵了出来，只好投奔她的母亲。
我可以说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和她女儿一样，特蕾莎母亲也特别爱照镜子。有一天，她发现眼角上有了皱纹，心里直嘀咕，当初的婚姻真是荒唐透顶。这时，她又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人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还犯过几次诈骗罪并有两次离婚史。她厌恶那些膝盖上跪出了泡的求婚者。这一回，她疯了似的想自己跪下来向别人求爱。于是，她跪倒在骗子跟前，抛下特蕾莎和丈夫走了。
她说服自己，不要留在布拉格，不要再干摄影这一行。她要回到那个小镇，当初，是托马斯的声音把她从小镇里夺走的。
最终她选择了第九个，倒不是因为这个人最有男子气概，而是因为做爱的时候，她悄声叮嘱他：“小心！一定要小心！”但他故意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也没有及时找大夫给她做人流，弄得她不得不赶紧嫁给他。就这样特蕾莎降生了。数不清的亲友从全国各地赶来，依偎在摇篮边，逗着特蕾莎。母亲却没有去逗。她一句话也不说。她心里在想着另外八个求婚的，觉得每个都比第九个强。
但是回到布拉格后，不得不费些时间来处理一些实际琐事。为此她的行程一推再推。
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九个男人向她求婚。一个个跪倒在她的身边，围成一圈。她像公主一样，站在中间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第一个求婚者最英俊，第二个最机智，第三个最富有，第四个最健康，第五个出身最高贵，第六个最会背诗，第七个曾周游世界，第八个会拉小提琴，第九个最具男子气概。九个人都一样跪着向她求婚，九个人的膝盖都磨出了泡。
直到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房间里，卡列宁冲他扑了上去，久久一阵，免去了他俩不得不开口说话的尴尬。
也许就产生于那位布拉格商人第一次当面夸女儿美丽的那一刻。这个女孩就是特蕾莎的母亲，当时她才三四岁，父亲说她长得像拉斐尔画中的圣母，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后来上了中学，课堂上她没有听老师讲课，却在琢磨与她像的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
他俩面对面，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
那么，这个动作最初产生于何时何地，后来又如何变为特蕾莎的生命的？
接着，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
她不仅外表像她的母亲，有时我觉得她的生命也只是她母亲生命的延续，有点像台球的移动，不过是台球手的胳膊所做的某个动作的延续。
“一切都好吗？”他问。
4
“是的。”
她久久地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偶尔令她不快的是，她在自己的脸上发现了母亲的轮廓。于是她更固执地看着自己，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以虚化母亲的影子，然后将之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留在脸上。每次成功，于她都是令人陶醉的一刻，灵魂又一次浮现在肉体的表面，如同船员们冲出底舱，奔上甲板，向着天空挥臂高歌。
“你去过报社了？”
吸引她走到镜子前的并不是虚荣心，而是在镜中能看到自我令她震惊。她忘记了眼前看见的是个传达身体机能的仪表盘。她相信，透过脸部的线条，呈现给她的是自己的灵魂。她也忘记了鼻子不过是给肺输送氧气的一个管道口。她从中看到的，是她本质的忠实表露。
“我打了电话。”
她试图透过肉体看到自己。于是她经常照镜子。因为害怕被母亲撞见，每次照镜子都仿佛是一桩秘密的罪恶。
“怎么样？”
3
“没什么。我在等着。”
但是，疯狂地爱和听到肚子咕咕叫，这两者足以使灵魂和肉体的统一性——科学时代的激情幻想——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等什么？”
自从人能够说出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肉体带来的担忧便减少了。任何人也都知道灵魂不过是大脑灰质的活力。灵魂和肉体的两重性曾一度为科学术语所遮蔽，而今天，也不过是一种陈旧、片面的观念，必然招来嘲笑。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他。
当然，肉体在今天已不再神秘莫测。人们知道，胸膛中不停敲打的是心脏，鼻子仅仅是为肺输送氧气、突出在体外的一个管道口，脸部不过是标志身体各种机能的仪表盘，标着吃、看、听、呼吸和思考。
29
从前，人们总是惊恐地听自己胸膛深处传出有节奏的咚咚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当然不会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像肉体那样奇异、陌生的东西。肉体是囚笼，里面有个东西在看、在听，在害怕，在思索，在惊奇；这东西在肉体消失之后还在，还残存，它就是灵魂。
再回到我们所了解的那一刻。托马斯感到绝望，胃疼。他很晚才入睡。
产生特蕾莎的这一情景，粗暴地显示了肉体和灵魂之间不可调和的两重性——这一人类根本的体验。
过了一会儿，特蕾莎醒了。（俄国飞机总是在布拉格的上空盘旋，隆隆的声音令人无法入眠。）她首先想到的是：他来这里是因为她。因为她，他的命运改变了。从现在起，不再是他对她负有责任；从今往后，该她对他负责了。
2
这份责任在她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
她第一次迈进托马斯寓所门槛的时候，肚子一阵咕噜咕噜叫。这不用奇怪，她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只是中午上火车之前，在站台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她脑子里只有那个斗胆的出游计划，连吃饭也忘了。但是对自己的身体越是毫不关心，越容易遭到它的惩罚。就在她和托马斯面对面的时候，她受到了折磨，听到肚子在咕噜噜叫唤！她难受得几乎要哭了。好在十秒钟之后，托马斯就将她拥在怀中，她终于忘记了肚子的叫声。
然后，她回想起：是在昨天，他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她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他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听见了六点的钟声。
作者要想让读者相信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存在，无疑是愚蠢的。这些人物并非脱胎于母体，而是源于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句子或者某个关键情景。托马斯就产生于einmal ist keinmal这句话，特蕾莎则产生于肚子咕噜咕噜叫的那一刻。
不，这绝不是迷信，这是把她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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