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默里给犹太人分类，我大笑，他也大笑。
“我的工会。我的工会不是教师工会，而是愤怒犹太人工会。他们组织的。知道他们的座右铭吗？比你还愤怒。你下一本书应该写这个。《二战以后的愤怒犹太人》。当然，也有友善的犹太人——笑得不合时宜的犹太人，‘我深爱每个人’的犹太人，‘我从没这么感动过’的犹太人，‘爸爸妈妈是圣徒’的犹太人，‘我一切都为了我的天才孩子’的犹太人，‘我在听伊扎克·帕尔曼我哭了’的犹太人，总说双关俏皮话逗人乐的犹太人，不停让人笑的犹太小丑——但我想你不会为他们写书的。”
可是过了一会，他的笑声转为咳嗽，他说：“我还是平静一下吧。九十岁喽。还是言归正传吧。”
“选择斗争对象的必要性。他做不到。他必须和一切事物作斗争。在各个阵线上，每时每刻，与每个人每件事斗争。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像艾拉这样的愤怒的犹太人。全美国到处都是愤怒的犹太人，与这样那样的事斗争着。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人有个特权，就是可以用艾拉的方式在这世上愤怒着，放任自己的信仰，不放过对任何攻击的报复。可以不必耸耸肩就此罢休。不用压制什么。在美国，有和别人不同的一套不再那么难了。只要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论即可。这是美国赋予犹太人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给了他们愤怒。特别是我们这一代，艾拉和我。特别在战后。我们回到美国，这个地方没有犹太长官，真的让我们失望了。好莱坞有愤怒的犹太人。服装业有愤怒的犹太人。法庭上的律师是愤怒的犹太人。到处都是。面包生产线上。棒球场上。共产党内愤怒的犹太人，好战、充满敌意的犹太人，会出拳攻击。美国是愤怒犹太人的天堂。畏缩的犹太人也还有，但是如果你不想，就可以不成为其中的一员。
“你刚才说到帕梅拉·所罗门。”
“其他的是指什么？”
“对，”默里说道，“最后她在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吹奏长笛。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六十年代那架飞机失事时，也可能是七十年代吧——无论哪一年吧，机上有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十几个人，帕梅拉·所罗门在死亡名单里。她显然是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她初到美国的时候也有点波希米亚风格。生在伦敦一个体面沉闷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再英国化不过的医生。帕梅拉受不了家里的礼仪规矩，所以到了美国。进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刚离开拘束的英格兰，就迷上了不受拘束的西尔菲德：倾心于她的讽世、世故和美国式的粗犷。西尔菲德豪华的家和她母亲，那位明星，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美国，她没有母亲照料，被收到伊芙的庇护之下也不是不快乐的。她去看西尔菲德的那些晚上，最后总会留下来吃晚饭，并在那房子里过夜，虽然她的家就离开几个街口那么远。早上，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到处晃，给自己做咖啡和烤吐司，佯装她是没有性别的，或者是艾拉没有。
“我对这些女人感到厌恶时，多丽丝也在这点上替他辩护。你会以为，就凭多丽丝那样的生活，她该是头一个来谴责的。但是她是他的嫂子，温和地对他，理解他。对于他嗜好女人，她的看法温和得让人惊讶。多丽丝不像她看上去那么平凡。她不像伊芙·弗雷姆以为的那么平凡。多丽丝也不是圣人。伊芙对多丽丝的不屑也有些是因为她对人的宽容。多丽丝在乎什么呢？他背叛了那个自负的女人——她不觉得有什么。‘这个男人总为女人所吸引。女人也为他所吸引。这不好吗？’多丽丝问我，‘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他杀过女人吗？拿过女人的钱吗？没有。那还有什么不好的？’有些需求我弟弟很清楚如何处理。其他的他就做不到了。”
“伊芙很吃这一套，把年轻可爱的帕梅拉当作她的希伯来公主，没有别的。她的英国口音消除了她是犹太人这一点的不良影响，总之，伊芙很高兴西尔菲德有一位如此有天赋又举止得体的朋友，太为西尔菲德有了个朋友而高兴了，竟没看出帕梅拉穿着小女孩式的睡衣在楼梯上上上下下是什么用心。
默里笑了，说道：“人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一面，我想这就是你写书的主题吧。就像你小说里说的，一个男人的一切都是可信的。老天，是啊，女人。艾拉的女人。宏大的社会意识，和目标广泛的性欲。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也是个有鸡巴的共产党人。
“一天晚上，伊芙和西尔菲德去音乐会了，帕梅拉恰巧要在她们家过夜，结果就她和艾拉在家里，他们坐在客厅里，第一次单独在一起，他问起帕梅拉的家乡。他和每个人都这么起话题。帕梅拉用滑稽的口吻对他描述了她那个体面的家和他们让她去的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学校，讲得很引人入胜。他问起她在无线电城的工作。她是第三长笛和短笛手，两样都做。是她给西尔菲德找了那里的替补工作。她们女孩总是在一起聊乐团里的事——权术啊，愚蠢的指挥啊，你能受得了他穿的那套燕尾服吗，他为什么就不去剪剪头发呢，他用手和指挥棒做的那一切真是毫无意义。都是孩子那一套。
“我那时是个孩子，也不能想象有这事，”我说，“从来没把艾拉当作是喜欢向女人献殷勤的男人。与他穿着林肯礼服的样子不相称。我太执着于对他的早期印象了，就是在现在，我也觉得这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她对艾拉说：‘首席大提琴手老来调情。我都要发疯了。’‘乐团里有多少女性？’‘四个。’‘团里多少人？’‘七十四。’‘有多少男性向你献殷勤？有七十个吗？’‘唔——’她说道，笑了，‘嗯，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胆量，不过有胆量的人都来过。’她对他说。‘他们怎么对你说的？’‘哦——“这礼服真漂亮。”“你来排练时看上去总是这么美丽。”“下周我要开场音乐会，需要一个长笛手。”这一类的话。’‘那你怎么做的呢？’‘我能看好自己。’‘你有男朋友吗？’就在这里帕梅拉告诉他，她和首席双簧管手恋爱有两年了。
“从来不知道。从未发现过。”
“‘他是单身吗？’艾拉问她。‘不是，’她告诉他，‘他结婚了。’‘你从没在意过他是已婚的吗？’帕梅拉说：‘我感兴趣的不是生活中正式安排好的那些。’‘那他的妻子呢？’‘我不认识他的妻子。从来没见过。从没打算去见她。我不想知道她任何具体的事。这和他的妻子无关，和他的孩子无关。他爱妻子和孩子。’‘那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的快乐有关。我为自己的快乐做自己想做的事。别跟我说你还相信婚姻的神圣。你以为你发了誓就好了，你们两个就永远忠诚了？’‘是的，’他对她说，‘我相信这点。’‘你就从来没有——’‘没有。’‘你很忠实于伊芙。’‘当然。’‘你打算这一辈子都忠实下去吗？’‘那要看了。’‘看什么呢？’‘看你了。’艾拉说。帕梅拉笑了。两人都笑了。‘要看，’她说，‘要看我能否说服你相信这样也没关系吗？说服你相信你可以自由地去做？说服你相信你不是你妻子的资产阶级男主人而她也不是她丈夫的资产阶级女主人吗？’‘是啊。来说服我吧。’‘你真是这么没救的典型美国人，被美国中产阶级道德所奴役吗？’‘是，我就是这样——没救的被奴役的典型美国人。你呢？’‘我是什么？我是个音乐家。’‘什么意思？’‘别人给我谱子我照着吹。我演奏别人给我的乐谱。我是个演奏者。’
“伊芙知道吗？”
“现在艾拉搞明白了，他可能是给西尔菲德暗算了，所以那头一个晚上，他所做的不过是在帕梅拉炫耀过后要上楼休息时拉着她的手说：‘你不是孩子了，对吗？我还当你是孩子呢。’‘我比西尔菲德大一岁，’她告诉他，‘二十四岁了。流放国外。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愚蠢的国家，过它那种愚蠢的隐秘感情的生活。我喜欢待在美国。在这里，我摆脱了那套“忌讳流露感情”的废话。你无法想象那里的情形。在这里是有生活的。在这里我有自己格林尼治村的公寓。我努力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一天演出六场，一周六天。我不是孩子。哪一方面都不是，铁林。’
“艾拉爱上了帕梅拉，想要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常在她没事的那天带她去泽西州。她在曼哈顿有自己一处小公寓，在小意大利区附近，距西十一街走路十分钟远，但艾拉到她那里去是危险的。这样个头的人走在街上不能不让人注意到，那时他又在市里四处演出林肯的演讲，免费为学校演出，格林尼治村很多人都认得他是谁。他总在街上和人聊天，问他们都做什么，告诉他们他们是如何上了社会体制的当。所以，周一时他带那个女孩到锌镇去。他们一起度过白天，然后他拼命开车赶回去吃晚饭。”
“情形大致如此。煽起艾拉欲望的东西很明显。她清新、年轻，会调情，天真——又不天真，还很敏锐。她开始了她伟大的美国历险记。他欣赏这位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生活在中产阶级习俗之外的方式。她住的那个邋遢房间，可以直接从大街上走进去。她独自一人来到美国。他欣赏她扮演她各个角色的灵活机敏。对着伊芙，她是个甜蜜小女孩；对着西尔菲德，是睡衣晚会那一套；在无线电城，她是长笛演奏者，音乐家，专业人士；在他这里，她好像是在英格兰被费边社社员带大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灵魂，才智极高，不畏惧上等社会。换句话说，她是个活生生的人——对这人是这样，对那人是那样，对另一个人又是另外一个样。
“是吗？”
“这一切都好极了。有趣。给人印象深刻。可是说到恋爱呢？在艾拉这里，所有感情的事都丰盛得溢出来。艾拉一找到目标，就难抑满腔激情。他不单是爱上了她。他不是想和伊芙要那个孩子吗？现在他想和帕梅拉生了。但是他怕把帕梅拉吓跑，所以没有马上就提到这件事。
“还有什么？她必须浪漫地夸大一切。夸张洗涤了污点。如果你是位希伯来女人，想在伊芙·弗雷姆的家里受到欢迎，最好你要是个公主。艾拉和这个希伯来公主有过一段感情。”
“他们就开始了一段反中产阶级的感情。她能为她正在做的这件事给自己开脱。‘我是西尔菲德的朋友，我也是伊芙的朋友，为她们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只要不伤害到她们，我看不出为什么做她们的朋友就必然要英勇牺牲我自己的爱好。’她也是有思想的。但是艾拉那时三十六岁了，他想要。想要孩子、家庭和家。共产党也想要资本阶级心里装的所有那些东西。他想从帕梅拉身上得到他原以为会从伊芙那里得到的一切，从伊芙那里他只得到了西尔菲德这个难题。
“据伊芙·弗雷姆说，”我说，“是‘希伯来公主’。我遇见她的那晚，她这样称呼帕梅拉。”
“他们常一起在小木屋里谈到西尔菲德。‘她不满的是什么？’艾拉问帕梅拉。金钱。社会地位。特权。从小就上竖琴课。二十三岁了，有人给她洗衣服，为她准备饭菜，给她付账。‘你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吗？十五岁离开家。挖壕沟。我从来就没做过孩子。’但是帕梅拉对他解释说，西尔菲德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伊芙离开了她父亲，为了一个她能找到的最粗俗的救星，一个活力充沛、阴茎勃起、会让她发财的移民。西尔菲德的母亲如此沉迷于这个男人，这些年西尔菲德甚至都失去了她，后来他们搬到纽约，西尔菲德就失去了她在加州的朋友，她谁都不认识，她开始发胖。
“据艾拉说，是个美人。”
“这些话在艾拉看来都是心理分析那套胡言乱语。‘西尔菲德把伊芙看成是把她丢给保姆的电影明星，’帕梅拉对他说，‘为了男人和对男人的痴狂丢弃她，每次变动都辜负她。在西尔菲德看来，伊芙不停地投入男人的怀抱是为了不必自立。’‘西尔菲德是同性恋吗？’‘不是。她的座右铭是，性使你丧失力量。看看她的母亲。她跟我说不要和任何人有性关系。她恨母亲为了那些男人放弃了她。西尔菲德有种绝对自主的念头。她谁都不依赖。很坚强。’‘坚强？是吗？那么，’艾拉问道，‘如果她坚强，她为什么不离开她母亲？为什么不出去自立呢？你说的没有道理。真空状态下的坚强。真空中的自主。真空中的独立。你要知道西尔菲德问题的答案吗？西尔菲德是个虐待狂——真空中的虐待狂。每天晚上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用手指抹餐盘边上的食物残渣，一遍遍擦盘子的边沿，直到盘子吱吱作响。然后，更让她母亲发狂地把手指放进嘴巴舔干净。西尔菲德在那里就是因为她母亲怕她。伊芙永远都会怕她，因为她不想西尔菲德离开她，这就是为什么在西尔菲德找到更好的折磨她的方法之前不会离开她——西尔菲德是手执鞭子的那一个。’
“我那时十五岁。总希望碰上从没听说过的事。这让每个女孩都变得动人了。”
“听我说，艾拉就对帕梅拉说了我一开始就对他说过的那些关于西尔菲德的话，从我这里听到他就不愿当回事。他对他爱的人重复一遍，好像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人都这样。他们两个有过不少这样的交谈。帕梅拉喜欢这些谈话。让她激动。那样自由地和艾拉谈起西尔菲德和伊芙使她感到坚强。
“动人吗？”
“一天晚上，伊芙有些不寻常。她和艾拉正躺在床上，灯熄了，她开始控制不住地啜泣。艾拉问：‘怎么了？’她不肯回答。‘你哭什么呢？怎么了？’‘有时候我想……哦，我不能。’她说。她说不出话，也哭得停不下来。他打开灯。告诉她说吧，释放出来吧。说出来。‘有时候我感觉，’她说，‘帕梅拉才该是我的孩子。有时候，’她说道，‘这样似乎更自然。’‘为什么是帕梅拉呢？’‘我们那么容易相处。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他说。‘她那么优美，’伊芙说，‘那么轻盈。’她又开始哭泣。很可能出于内疚，内疚她会让自己怀着那样一个无恶意的童话愿望，愿有一个不会让她每分钟都想起自己的失败的女儿。
“我见过帕梅拉，”我说，“我认识帕梅拉。”
“伊芙说的轻盈，我想不一定只是指体态轻盈，瘦的取代了胖的。她在说另外的东西，帕梅拉身上的某种让人兴奋的东西。内在的轻盈。我想她的意思是在帕梅拉身上，她能不由自主地看到曾一度在她自己娴静外表下悸动的多情。不管帕梅拉在她面前表现得如何孩子气，举止如何像个少女，她还是看出来了。那晚以后，伊芙再也没说过这样的话。只发生过一次，当时艾拉对帕梅拉的热情正因他们不顾后果的私情是不合道德的而愈发浓烈。
“帕梅拉，”默里突然说道，要克服了一点小障碍——他的头脑上了年纪——才想起这个名字，“西尔菲德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叫帕梅拉的英国女孩。吹长笛的。我从没见过她。只听人对我形容过。看到过一次她的照片。”
“所以，每个人都把那位活泼的年轻长笛手认作是自己不曾得到的带来快乐的梦中人：伊芙不曾得到的女儿，艾拉不曾得到的妻子。
“他对女人，对政治都没有识别力，他却完全地忠诚于两者。事事都抓紧，同等地过于投入其中。为什么是伊芙呢？为什么选择伊芙？他要这世上的东西尽最大可能配得上列宁、斯大林和约翰尼·奥戴，所以他就把自己和她纠缠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响应被压迫者，而对他们所受压迫的反应恰恰是错误的。如果他不是我弟弟，我想知道我会把他的自大多么地当一回事。唔，兄弟间一定是这样的——不拘泥于怪诞的事。”
“‘真悲哀。真悲哀，’伊芙告诉他。‘这么，这么的悲哀。’她一整晚都紧抓着他。一直到早上，哭泣，叹气，呜咽；倾倒出她所有的痛苦、困惑、矛盾、渴望、幻想，和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想法。他从没如此为她难过——就是和帕梅拉的私情也没让他感到过距她如此遥远。‘所有的事都错了。我努力了又努力，’她说，‘但没一件事做对的。和西尔菲德父亲的事，我尽力过了。长博的事我努力过了。我尽力给她稳定、沟通和一个她能崇敬的母亲。我努力做一个好母亲。然后我还要做一个好父亲。而她有过太多父亲了。我想的都是我自己。’‘你不只想着自己。’他说。‘我是只想着我自己。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我的表演。我总是要注意我的表演。我尽力了。她去了好学校，有好导师和好保姆。不过，也许我只是该一直陪着她。无法安慰她。她吃了又吃。为了我没能给她的，这是她唯一的安慰。’‘也许，’他说，‘这就是她本来的样子。’‘可是，有很多女孩吃得太多，然后会去减肥——她们不光是吃了又吃。我什么都试过了。我带她看过医生，看过专家。她还是不停地吃。她不停地吃就是为了恨我。’‘那么也许，’他说，‘如果这是真的，她该出去自立了。’‘这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她要自己过？她在这里很快乐。这是她的家，一直是她的家，只要她愿意，永远会是她的家。没道理她还没准备好就急着离开。’‘假想一下，’他说，‘她离开是让她停止滥吃的一个途径。’‘我不明白吃东西和住在她正住着的地方，两者间有什么关系！你真没道理！我们说的是我的女儿啊！’‘好吧，好吧。可是你刚表露了相当多的失望……’‘我说了她吃是为了安慰她自己。如果她离开这里，她就得双倍地安慰自己。她得那么费力安慰自己。喔，这太不对了。我该和卡尔顿待在一起的。他是同性恋，但他是她的父亲。我该和他待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样我就不会碰见长博，也不会和你在一起，她就会有一个父亲，就不会总吃那么多了。’‘你为什么没和他待在一起呢？’‘我知道那看起来很自私，好像是为了我自己，好让我找到满足和陪伴，但其实我想让他自由。为什么他要被不吸引他、他不感兴趣的家庭生活和妻子所束缚呢？每次我们在一起，我都想他一定在想着下一位餐厅打杂工或者侍应生。我想让他不必再扯那么多谎。’‘但是他那点上没说谎啊。’‘哦，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好莱坞每个人都知道，可他还总是偷偷摸摸地安排。电话啊，失踪啊，他为什么迟到、为什么没去西尔菲德的派对的借口啊——我不能再接受另一个对不起的借口了。他不在乎，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继续说谎。我想让他解脱，想让自己解脱。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快乐，真的。更多是为了他快乐。’‘那你为什么没自己一个人走开呢？为什么和长博走了呢？’‘嗯……这样容易一些。不用独自一人。做了决定，但是不是独自一人。但是我本来可以留下来的。那西尔菲德就可以有父亲了，就不会知道他的真相了，我们也就不会和长博在一起那么多年，就不用去法国了，那些可怕的旅行就是一场噩梦。我可以留下来，她可以只不过是有个不在家的父亲，就像别人也有不在家的父亲一样。他就是娘娘腔又怎样呢？是啊，有一些是因为长博，那种激情。但更大的原因是我不能再听那些谎言了，虚妄的欺骗。是伪装的欺骗。因为卡尔顿不在乎，但为了那么一点点尊严和体面，他会假装要隐瞒这点。哦，我那么爱西尔菲德！我爱女儿。为女儿我什么都可以做。可如果她能轻盈一些、简单一些、自然一些——更像一位女儿的话。她在这里，我爱她，可是每个小决定都是一场搏斗，她的力量……她对我不像对母亲，我就很难像对女儿一样来对她。虽然我会为她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那你为什么不让她走呢？’‘你老说这个！她不想走。为什么你认为解决办法是让她走呢？解决办法是让她留在这里。她还没受够我。如果她准备好走，她早就走了。她还没准备好。她看上去成熟了，但其实并没有。我是她母亲。抚养她的人。我爱她。她需要我。我知道看上去不像是她需要我，但她是需要我的。’‘可是你这么不快乐。’他说。‘你不明白。不是我，我担心的是西尔菲德。我，我会挺过去的。我总能挺过去。’‘你担心她什么呢？’‘我希望她找一个好男人。她能去爱的一个人，他会照顾她。她约会不多。’伊芙说。‘她根本没有约会。’艾拉说。‘不是的。有过一个男孩。’‘什么时候？九年前吗？’‘很多男人都对她很感兴趣。在音乐厅。很多音乐家。她只是不急。’‘我不明白你所说的。你该睡了。闭上眼睛，想办法睡吧。’‘我睡不着。我闭上眼睛就想，她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努力……安宁却这么少。内心的安宁这么少。每一天都是新的……我知道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快乐的。我知道她看上去很快乐，我也知道我们在一起看上去很快乐，我们在一起也确实是快乐的，可是每一天就是越来越难。’‘你们在一起看上去快乐吗？’‘嗯，她爱我。她爱我。我是她的妈妈。我们在一起当然看上去快乐。她是美的。她很美。’‘谁啊？’他问她。‘西尔菲德。西尔菲德是美丽的。’他原以为她要说‘帕梅拉’。‘仔细凝视她的眼睛和脸庞。那种美丽，’伊芙说，‘和力量。不是那种“看着我”的肤浅方式让你感受到的。那里有深层的美丽。很深厚。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她是我的女儿。她很出色。她是个优秀的音乐家。美丽的女孩。她是我的女儿。’
“伊芙丝毫不知道如何反对或者如何抵抗，不知道如何处理辩论或意见不合的情况。但是，每人每天都要反对和抵抗。不必成为艾拉，但你每天都需要镇定自己。可对伊芙来说，每个冲突都被看作是一次攻击，于是她拉响了警报，空袭警报，从来没有理性的判断。这一秒钟还是勃然大怒，满怀恨意，下一秒钟就屈服了，投降了。这女人外表纤细柔和，却给事事弄得很迷惑，怀着苦涩的情绪，被生活，被她的女儿，她自己，她的不稳定，她从上一分钟到下一分钟间全然的动摇破坏了——而艾拉爱上了她。
“如果说艾拉曾经意识到事情无望的话，就是在那个晚上了。她们不可能分开，这一点他看得不能再清楚了。让美国共产主义化，在纽约华尔街掀起无产阶级革命，都比分开一对不愿被分开的母女要容易。是啊，他本来应该让自己走的。不过他没有。为什么呢？最终，内森，我没有答案。问一问为什么会有人犯悲剧性的错误吧。没有答案。”
“你一定记得夏洛克，你也一定记得《理查德三世》。你认为安妮夫人会远远避开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一百万英里。他是谋杀她丈夫的邪恶之徒。她啐他的脸。‘你为什么啐我？’他说。‘真愿它是致命的毒药。’她说。然而，接下来我们知道的是他向她求爱，并赢得了她。‘我要她，’理查德说，‘但不会留她太久。’邪恶之徒的色情魔力。
“那几个月，艾拉在家里越来越孤立。那些晚上，如果他没去参加工会行政会议或他所在党部的会议，如果他们没有一起出去，这个时候，伊芙就在客厅刺绣，听西尔菲德弹琴，艾拉就在楼上给奥戴写信。竖琴声寂静下来，他到楼下去找伊芙，她不在那里。她在西尔菲德的房间里听唱片。她们两个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听《女人心》。艾拉走上顶楼，听到轰鸣的莫扎特音乐，看到她们一起躺在床上，感觉他才是个孩子。大约一小时以后，伊芙就回来了，还带着西尔菲德床上的温暖，和他躺上床，婚姻之乐多少就到此为止了。
“顺带说一句，弗里德曼鼻子很大。你会以为伊芙一看到他就会逃开——黑皮肤的小个子犹太人，地产投机商，大鼻子，两腿弯着，穿着阿德勒增高鞋。说话甚至还有口音。他是那种鬈头发的波兰裔犹太人，黄里带点红的头发，说话带母语口音，有吃苦耐劳的小个子移民的活力和精力。他胃口很好，是个讲究吃喝的敦实的人。尽管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但据所有报道，他的阴茎还要大，看得见它凸出来。要知道，选择弗里德曼是她对彭宁顿的反抗，就像选择彭宁顿是她对米勒的反抗：这回你嫁给了一类夸张的人，下回就嫁给与之对立的另一类夸张的人。第三回，她嫁给了夏洛克。为什么不呢？二十年代末，默片时代几乎结束了，虽然可以发音了（或者正是因为如此，因为在那时这太做作），但她从没演过有声电影，现在是一九三八年了，她怕自己再也不能工作了，所以找了这个犹太人，为的是一般人找犹太人想要的东西，金钱、生意和纵欲。我想，一时之间他让她在性上苏醒了。这种共生并不复杂。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她输光了。
“事情爆发后，伊芙震惊了。西尔菲德一定得有自己的公寓。他说：‘帕梅拉住得离家有三千里远。西尔菲德可以住在离她的住处三条街的地方。’可是伊芙只是哭。这不公平。可怕。他要把她女儿从她生活中赶出去。不是，就在附近，他说道——她二十四岁了，不该再和妈妈一起睡下去了。‘她是我的女儿！你怎么敢！我爱我的女儿！你怎么敢！’‘好吧，’他说，‘我来住到附近去，’第二天早上他在华盛顿广场北街找到一处全层公寓，就在四条街以外。付了定金，签了租约，付好第一个月的租金，回到家，告诉她他已做好的事。‘你要离开我！你是要和我离婚！’不是，他说，只是要住到附近罢了。现在你可以整晚和她躺在床上了。如果你何时要换换花样，想要和我整晚躺在床上的话，他说道，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到这附近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你。至于晚餐，他告诉她，谁甚至会注意到我不在？你就等着吧。西尔菲德的人生观会有大的改进。‘你为什么对我这样？让我在你和我的女儿之间选择，让一个母亲选择——这是不人道的！’又多花了几个小时来解释说他是要她适应一个能避免选择的解决方法，不过可疑的是，伊芙到底明白过他说的话没有。理解不是她决定的基础——绝望才是。屈服才是。
“你一定想知道弗里德曼的事。让人讨厌的家伙，不过弗里德曼不像多丽丝是个女人。他是男人，他富有，他保护伊芙不受压迫，她身为犹太人给她带来的压迫，以及其他带来更多压迫的事情。他为她理财。他要让她富起来。
“次日晚上，伊芙照常上楼到了西尔菲德的房间，但这次是去给她说她和艾拉达成的提议，将带给他们安宁生活的提议。那天伊芙和他去看过他在华盛顿广场北街上租的公寓。法式的门，高高的房顶，装饰的壁带，木条镶花地板。壁炉上有雕刻的过梁。后面卧室的下方是一个围起来的花园，很像西十一街上的那个。那不是勒海大道，内森。那时候，华盛顿广场北街和曼哈顿的街道一样美丽。伊芙说，‘很漂亮。’‘是给西尔菲德的。’艾拉说。他仍用他的名字租，由他付租金，而伊芙呢，伊芙总能赚钱却总是怕钱的事，总把钱输给某位弗里德曼，她不用操心任何事情。‘这就是解决办法，’他说，‘有那么可怕吗？’她在阳光下坐在前厅窗下的椅子上。她的帽子上有面纱，一种她在某部影片里戴过而流行起来的，上面带小圆点的，她把它从悦人的小脸上掀开，呜咽起来。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她的斗争结束了。她跳起来，拥抱他，吻他，开始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研究该把她要从西十一街上为西尔菲德搬过来的漂亮的旧家具放在哪里。她再快乐不过了。又成了十七岁。不可思议。迷人。她是默片里诱人的女孩。
“她不喜欢自己的身份，也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所有的人中，就伊芙·弗雷姆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她的美丽正是她的丑陋，好像那个可爱的女人生来脸上就横着一大块紫色瘢痕。对生为这个种类的愤慨从没离开过她。她就像阿瑟·米勒笔下的纽曼先生，她也不是她的脸。
“那天晚上她鼓起勇气上了楼，拿着她画好的新公寓的布置图，还有家具清单，家里那些家具反正要归西尔菲德的，所以从现在起就永远属于她了。当然，不消一刻，西尔菲德就表示反对，艾拉冲上楼梯到西尔菲德的房间。他发现她们都在床上。但这次没有莫扎特音乐。这次是一片混乱。他看到伊芙仰面躺着尖叫哭泣，西尔菲德穿着睡衣跨坐在她身上，也在尖叫哭泣，她有力的弹竖琴的手把伊芙的肩膀按在床上。屋里到处都是碎纸片——是新公寓的布置图——他妻子身上坐着西尔菲德，正尖声大喊：‘你就谁都顶不住吗？你不会哪怕是一次为你自己的女儿反对他吗？你就不能做一个母亲吗，做一回吗？会吗？’”
“作为彭宁顿年轻的假贵族妻子，对她来说，可允许的过失，文明的过失，不是也不能是犹太民族；她能允许的过失是同性恋。在艾拉出现之前，她没有意识到反犹主义那一套有多么无礼，也不知道对她有多少伤害。伊芙以为，如果我恨犹太人，我怎么会是个犹太人呢？你怎么能憎恨你正是的东西呢？
“艾拉怎么做的？”我问道。
“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非犹太贵族，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装出对犹太人大为同情。狡猾点是这样的。做一名聪明成熟的贵族，就在于你不像其他人，你强迫自己去克服，或者是看上去克服了，对别人的轻蔑反应。如果需要，你仍旧可以私底下憎恨他们。但是，如果你不能心情不错轻松随意地和犹太人打交道，就会在道德上有损于真正的贵族称号。情绪良好又轻松随意——埃莉诺·罗斯福就是这么做的。纳尔逊·洛克菲勒是这么做的。埃夫里尔·哈里曼是这么做的。犹太人对这些人来说不成问题。为什么会成问题呢？可他们对卡尔顿·彭宁顿就是问题了。而那就是她采取的一条道路，由此她陷身于那些不必要的敌视态度里。
“你想艾拉做了什么？他离开家，在街上徘徊，走到哈莱姆，又走回格林尼治村，走了很多里路。然后，半夜了，他走向帕梅拉在卡迈恩街的住处。他曾经想法子永不在那里见她的，只要他还能控制得住，但他还是按响了她的门铃，快步走上五段楼梯，告诉她他和伊芙完了。他想让她和他一起去锌镇。他想和她结婚。他一直都想和她结婚，他告诉她，想和她生个孩子。你能想象这产生的冲击。
“她的事业一开始就存有瑕疵。她与她感兴趣的东西的典型代表没有自然相像之处，所以她饰演的非犹太人是错的。她又年轻，就刻板地固定在那角色里，不能即兴表演。一旦表演定下来，从A到Z，她怕去掉任何一部分，怕就此毁了整出戏。没有自我反省，因此就没有可能做小的更正。她不是角色的主人。角色控制了她。在台上，她本来可以演得更精湛。但是，在台上她有她在生活中不常展示的一种观念。
“她住在一间波希米亚风格的房间里——没有门的橱子，地板上放着垫子，莫迪利亚尼的印刷画，插着蜡烛的意大利基安蒂酒瓶，一屋子乐谱。从街上就能走进的四十平方英尺小房间，而他这个长颈鹿般的人在她四周大发雷霆，踢翻了乐谱架，撞翻了她所有的唱片，踢厨房里的浴缸，这位出身良好、带着新的格林尼治村思想的英国孩子以为他们正做的事——和一位有名的年纪大于她的人有这段热烈的、不会有后果的大历险——不会有后果。他对着她说，她就是他还没出生的后代未来的母亲，她是他一生的女人。
“在我的时代，和你的时代一样，这类让犹太人把自己非犹太化的桑赫斯特学校，训练傻子的基地——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话——通常是常春藤盟校。记得《太阳照样升起》里面的罗伯特·科恩吗？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打拳，从来没想过他身上的犹太人成分，仍是个怪人，至少对欧内斯特·海明威来说是的。伊芙的学位不是在普林斯顿，而是在好莱坞拿的，在彭宁顿指导之下。她选定彭宁顿因为他看上去很正常。就是说，彭宁顿是位如此夸张的非犹太贵族，她这个单纯的人——就是说，一个犹太人——竟不觉得他夸张，反而以为他是正常的。而一个非犹太族的女人就会嗅出来，就能知道那件事。有伊芙智力的非犹太族女人不论有没有电影厂的安排都决不会同意嫁给他，她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于犹太人这种局外人，他蔑视他们，损害他们利益，还怀有恶意地凌驾于他们之上。
“感情强烈的艾拉，超大号的，撞翻东西，疯狂的长颈鹿般的艾拉，这个有紧迫感的人，带着他的不妥协，对她说：‘理好衣服，跟我走。’于是他知道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帕梅拉想结束，这样知道比他可能通过其他方式知道要来得快。‘结束？为什么？’她再受不了那种紧张了。‘紧张？什么紧张？’于是她告诉他：每次她和他在泽西州，他都不停地抱着她、爱抚她，一千次地告诉她他多爱她，令她厌烦不安；然后他就和她睡觉。她回到纽约，去看西尔菲德，而西尔菲德谈的全是她称之为野兽的那个人；她把母亲和艾拉联起来称作美女与野兽。帕梅拉得同意她说的，要笑话他；她也得说野兽的笑话。他怎么能如此看不到这给她带来的牺牲呢？她不能和他逃走，她不能和他结婚。她有工作，有事业，她是热爱音乐的音乐家——她不能再见他了。他坐进车，开到小木屋，就是第二天我放学后去看他的地方。
“但是伊芙错在了彭宁顿，错在把他当作她的榜样。她到了加州，改了名字，让人倾倒，进入电影界，接着，在电影厂的压力和催促之下，离开米勒，嫁给了这个默片明星，这位富有的、打马球的、真正的上层贵族，她从他那里得来了关于非犹太人的概念。他是她的导演。她就此差不多是永远毁了。把另一个局外人当作你的榜样，你在非犹太人一事上的导师，这样的扮演不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彭宁顿不只是一位贵族。他还是同性恋。他也是反犹的。她学会了他的看法。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离开她起步的地方，这没有错。不受过去的干扰，将自己投入美国——这是你的选择。甚至把一位反犹人士拉到身边也没有错。这也是你的选择。你的错在于你没能勇敢地面对面抵御他对你的攻击，还把他的看法当成是你的。在美国，依我看来，你可以享受每一种自由，可就那一种不行。
“他说，我听。他没跟我透露过帕梅拉的事；他没有说是因为他太清楚我对私情的看法了。我已经对他讲了超过他爱听的次数多少遍了：‘婚姻的刺激在于忠诚。如果这个概念不能刺激你，你就别结婚了。’没有，他没告诉我帕梅拉的事——他跟我说的是西尔菲德坐在伊芙身上。说了一晚上，内森。拂晓时分，我开车回学校，在职工浴室刮胡子，给我当班主任的班级学生上课；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我坐到车里，又开回去。我不想他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因为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他的家庭生活。那只是一部分。政治方面的也侵占过来——对他的指控，解雇，永远列入黑名单。那才是从根基处削弱他的。家庭内部危机还不算危机。当然，两方面都很危险，最终会汇合在一起，但是暂时他还能把两者分开来。
“如果她追求的是贵族气派——她可以自然而然地被归属进去的表演者的贵族气派——毕竟艺术是有这气派的。它不仅可以照顾到非反犹者，甚至也可以给犹太人以方便。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已经因为艾拉的‘亲共情绪’开始注意艾拉。他的名字已上了某本天主教杂志，在一个名单里，记为‘结交共产党’的人。他所有的演出都受到怀疑。党内也有不和。开始激化。斯大林和犹太人之间。苏维埃反犹太情绪甚至开始渗入到党内笨蛋的头脑中去。犹太党员中开始散布流言，艾拉不喜欢他的所闻。他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纯粹性的主张，连艾拉·林戈尔德都想多知道一些。隐约开始感觉到被党出卖，尽管真正精神上的冲击要等到揭露出赫鲁晓夫的内幕之后才来。然后艾拉和他的伙伴的一切都崩溃了，所有的努力和苦难都没了理由。六年后，占据他们成长历程的核心全化为乌有。但早在一九五○年，艾拉就曾因为想多了解实情给自己惹过麻烦，虽然他决不会和我说这些事，他不想牵连到我，不想听我大声叱责。他知道，如果我们争论共产党的话题，最终就会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余生不再交谈。
“你是一个不想做你父母的孩子的美国人吗？可以。你不想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吗？可以。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生来是犹太人，你想隐匿你来到这世上的出身吗？你想丢掉这问题，假装你是别的人吗？可以。你来对了国家。但是你不需要另外憎恨犹太人。你不需要通过拳打别人的脸来为自己打出一条路来。通过仇恨犹太人而轻易得来的满足是不必要的。不需要这样做，你仍旧可以做个十足的非犹太人。好导演会这样对她评说她的表演。他会告诉她，反犹情绪让她演过头了。这种缺陷不亚于她正尽力要抹去的东西。他会告诉她：‘你已经是个电影明星了——你不需要让反犹主义成为你优越信仰的一部分。’他会告诉她：‘你一旦那么做，就是画蛇添足，就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已经超过标准，你做得过多了。你的表演从逻辑上讲，是太完善、太不透气了。你服从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存在的逻辑了。丢掉它吧，你不需要，没有它会更好。’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第一次到卡柳梅特城和奥戴同住，我去看他时，我们就有过一场特别的争论，不太愉快。因为艾拉辩论起他最在意的事情时，决不会放过你。特别是在战后初期，艾拉极不愿意在政治辩论中失利。尤其是输给我。没受过教育的小弟弟教育受过教育的大哥。他就直直地盯着我，手指直戳着我，吵吵闹闹地强迫别人立即做决定，用一句‘别侮辱我的智力’，‘这在条件上有该死的矛盾’，‘我不要站在这里听这套胡言乱语’，推翻我说的每句话。他斗争起来能量惊人。‘我才他妈的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如果你对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有那么一点点概念……！’把我放到英语教师位置上，他就特别富有煽动性。‘我所痛恨的是请你阐释你所说的鬼话！’在那个年代，对艾拉来说没有小事。他思考的每件事情，因为他思考了，就是大的。
“我知道这点；不用艾拉来告诉我。反正他也觉得太伤害感情了，没法对我说出口。我的弟弟小时候会什么都跟我说，跟谁都说——自从他会讲话那天起就这样——但是在这一切都过去之前，这件事他不能告诉我。可是不用他来告诉我，我就知道这女人陷入了她自己扮演的角色。反犹主义只是她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不留意间加入了她的表演。我想，一开始几乎是无意的。更多的是没经过思考，而不是怀着恶意。如此融入了她做的其他事。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不曾被她察觉。
“我去他和奥戴住的地方看他，头一晚，他告诉我说教师工会应该推进‘人民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成为它的正式政策。为什么呢？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正式政策。要提高街上穷苦人民的文化水平，不用经典的旧式传统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有益于人民文化的那些东西。共产党的专长，我以为这在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不现实的。可是那家伙固执。我不是容易被劝服的人，我知道如何去说服人，我也是认真的。可是艾拉对我的敌对是永不疲倦的。艾拉就是不罢手。我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那晚我们离开后，她对艾拉说了针对多丽丝的一句话：‘我讨厌那些好妻子，那些门前的擦鞋垫。’但伊芙在多丽丝身上看到的不是擦鞋垫。她看到的是她无法容忍的那类犹太女人。
“我来告诉你他陷入了什么。肌肉酸痛。他有那个病。他们先跟他说是这么回事，后来又说是另外一回事，从来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多发性肌炎。风湿性多发性肌痛症。每个医生都另起个名称。除了斯隆擦剂和本盖肌肉酸痛药，他们给他的大约就这么多了。他的衣服开始散发出他们卖给他的各种各样黏糊糊的镇痛药的臭味。我自己带他看过一个医生，在路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是多丽丝的一位医生朋友，他听了他的病史，取了血样，给他做了彻底检查，跟我们说是多发炎症。那人有套复杂的理论，他给我们画图解释——因抑制不住连锁代谢反应而引发炎症。他说艾拉的关节易发炎症反应，并且会迅速扩大。发炎快，消炎慢。
“如果我撇开她和我弟弟的婚姻不看，如果我撇开她对我妻子的态度不谈，如果我试着不看这些，单独看她，那么，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家伙。撇开这一切，她也许还是那个十七岁去了加州当上默片女演员的聪明活泼的小家伙。她有心灵。在那些默片里看得到。在那些礼貌下面，她掩盖了不少精神——我敢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她放松下来的时候，有宽厚的一面，这不常见。她放松时，你觉到她体内有什么，要去做正确的事。她努力去注意这一点。但是这女人被束缚住了——做不到。你无法和她建立任何形式的自主关系，她对你也无法有任何自主的兴趣。你也不能长期指望她的意见，西尔菲德在她身边时，她是做不到的。
“艾拉去世后，有医生对我说——他的话很具说服力——艾拉的病他们相信正是林肯患的那种。穿了他的衣服，得了他的病。马凡氏综合征。过高。大手大脚。四肢细长。大量关节和肌肉酸痛。马凡氏综合征病人去世的情况常常和像艾拉一样。主动脉爆裂而亡。不管怎么说，艾拉未获确诊的疾病，无论是什么，至少是没找到治疗方法吧，到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多少成了顽疾。他感到来自广播网和党内两极的政治压力，他让我担忧。
“他们结婚的这三年里，我们只有一次被邀请去吃晚餐。你能从伊芙的眼睛里看出来。多丽丝的穿着言谈和样子都令她厌恶。我呢，是伊芙所惧怕的；她在意我不为了别的。我是泽西州学校的老师，在她的世界里不算什么，但她一定在我身上看到了一种潜在的敌意，因此她总是很客气。又迷人。她对你也是这个样子吧，我能肯定。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胆量：脆弱而敏感的一个人，又容易犯糊涂，走了那么远，属于全天下的女人——这需要坚韧的力量。不停努力，在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以及那些事业上的挫折之后，仍继续露面，在广播界取得成功，建了那所房子，成立沙龙，招待那些人……当然，对于艾拉她是不配的。他也不配她。他们没有共通点。但她仍然接纳了他，又找了一个丈夫，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都需要一些东西才行的。
“内森啊，在一区，我们不是工厂街上唯一的犹太家庭。很有可能是拉科瓦那和贝尔维尔边界间唯一不是意大利裔的一家。这些一区居民来自山区，大都是小个头，宽肩膀，大脑袋，来自那不勒斯东部山区，他们来到纽瓦克，有人往他们手里塞了把铲子，他们就开始挖，挖了一辈子。挖壕沟。艾拉退学后，和他们一起挖。其中一个意大利人要用铲子杀死他，我弟弟说话随便，要在那个社区生存就得打架。从他七岁起，他就要靠打架来让自己生存下来。
“伊芙不喜欢多丽丝。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位在医院实验室工作过的女人？从前的实验技师？纽瓦克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对一位大明星会有什么威胁？容忍她要花多少力气？多丽丝脊柱侧凸，年纪大了变得很疼，必须做手术放进一个支杆，又不太合用，诸如此类。事实上，在我看来，从遇到多丽丝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天，她都美得像幅画，但她脊椎是畸形的，你注意到了。她的鼻子不像拉娜·特纳的那样直。你注意到这点了。她长大一直讲的英语是她小时候在布朗克斯区讲的那种——伊芙无法忍受她在场。不能看她。我妻子太让她感到不适，她竟不能看她。
“可是突然间，他各个方面都在作斗争，我不想他做出什么愚蠢或无法补救的事来。我没有特意驱车去跟他说什么。他不是让你告诉他去做什么的人。我都没去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和伊芙以及她女儿一起生活下去是荒唐的。我和多丽丝去吃晚饭的那个晚上，不会看不出她们两个之间的怪异关系。我记得那晚和多丽丝开车回纽瓦克，我一遍遍说：‘那个组合里没有艾拉的空间。’
“我意思不是说艾拉不懈努力得越久，事情就越没有好转——或者看上去没有好转起来。为了逃掉他那些讲课，她也许至少改了一点点吧。可是要从心里改吗？必须这么做时——必须对她的社会阶层，对她的阶层里著名的犹太人隐瞒她的感受时，对艾拉自己隐瞒她的感受时——她做到了。迁就他，在他为了天主教堂里、波兰农夫中间以及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期间法国的反犹主义而四处奔忙时，耐心地倾听他。但是当她看到一张无可辩解的犹太脸庞时（像我的妻子，多丽丝的脸），她的思想就不是艾拉或阿瑟·米勒式的了。
“艾拉把他的乌托邦梦想称为共产主义，伊芙则把她的称为西尔菲德。父母要个完美孩子的乌托邦理想，女演员的‘让我们伪装’的理想，犹太人的不做犹太人的理想，但她只说出她最宏大的计划，由此生活变得可以接受，合人心意。
“知道吗，他们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了阿瑟·米勒。可能是为华莱士举行的派对吧，我不记得了。伊芙被介绍给他，她主动对阿瑟·米勒说她发现他的书如此吸引人。也许不是撒谎吧。伊芙读过很多书，理解力和鉴赏力范围比艾拉要广泛得多，艾拉倘若在书里找不到政治和社会的含意，就认为整本书都没什么好。但是，无论她从阅读或音乐或艺术或表演——或个人经验，和她经历的动荡生活——中学到过什么，都与这恨意发生作用之处是分开的。她无法逃避。并不是说她是个不能作改变的人。她改了名字，换了丈夫，职业机遇变更时，她又从银幕换到舞台，再换到广播界，但那一点是固定在她身上了。
“艾拉不该在那家里，这一点，西尔菲德马上就让他明白了。西尔菲德是对的：他不该在那里，他不属于那里。西尔菲德很明白地让他知道，她做女儿的最深切的爱好就是解除她母亲的空想——给妈妈一份她永不会忘记的生活污物。坦白讲，我认为他也不该在广播界。艾拉不是演员一类。他够胆子起身直言——这点他从不匮乏——可是说到演员呢？他每个角色演得都一样。随便懒散那一套，好像他正坐在你对面打皮纳克尔牌。简单人性的态度，只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态度。什么都不是。没有态度。艾拉知道什么是表演？他孩提时就决心要靠自己闯世界，每件推进他的事都是运气。没有计划。他想和伊芙·弗雷姆有个家吗？他想和那个英国女孩有个家吗？我认识到人身上有种原动力；特别是在艾拉身上，他迫切需要有个家，这是一次年代已非常非常久远的挫折残余下来的。可是他选了一些真正的美人，要和她们成家。艾拉在纽约城坚持自己的追求，怀着满腔热情，渴望过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从党那里，他感觉到他是历史的工具，历史召唤他到世界上的重要都市来纠正社会的不公正——我看全是可笑的。与其说艾拉是被取代了位置的，不如说他是站错了位置，总是不合他所在场所的尺寸，精神和肉体都是。但这个看法我不会让他知道。我弟弟的职业是要做伟大的人吗？正合我意。我就是不想他和别的所有人一样。
“《焦点》没什么帮助。”默里把书递还给我时我说。
“第二晚，我带了些三明治给大家吃，我们吃着，他说，我听。一定是到了早上三点，小木屋门前停下一辆纽约黄色出租车。是伊芙。艾拉把电话听筒取下机座已经有两天了，她再也受不了拨电话却只听到忙音，就叫了辆出租车，半夜赶了六十英里，来到乡镇。她敲了门，我站起身打开门，她擦过我身边冲进屋里，他就在那里。接下来的事很可能是她一路上在出租车里就已计划好的，或者，也可能是随意即兴的发作。正是她过去演过的默片里的场景。全然发狂的演出，纯粹夸张的捏造，然而非常适合她，她会在仅仅几周后差不多是一点不差地重来一遍。她最爱的角色。一个哀求者。
“她应艾拉的要求读了这本书。读了他给她划出来的部分。她听他讲课。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正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犹太人的脸。不过呢，正像艾拉常说的：很难知道她听进去多少。这是无论她听到什么，听了多少，都不能放弃的偏见。”
“她在地板中央跪下来，忘了有我在场——或者并没有完全忘了——她喊道：‘求求你了！我恳求你！别离开我！’貂皮大衣下两只手臂向上伸着。手在空中颤抖。还有眼泪，好像濒临危险的不是婚姻，而是人类的救赎。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她绝对拒绝做个理性的人。我记得我当时想到，哦，这次她可完了。
我从前的老师翻阅《焦点》，看我在一九四九年划下的词句。看到四分之一处，他停下来，又对我大声朗读，这次他读的是印刷的一页。“‘他的脸，’”默里读道，“‘他不是他的脸啊。没人有权因为他的脸而如此打发他。没人可以！他是他，有某个明确过去的人，他不是这张脸，这脸看上去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肮脏的过去。’
“可是我不了解我弟弟，不了解他所抵挡不住的是什么。他一生都反对人屈膝下跪，但我应该想到那时他已能区分迫于社会条件而下跪和只是在做戏的人。他看到她那样，他的体内有种感情无法平息。在我想来大约如此。他身上容易为痛苦所骗的那个人又站出来了——在我想来大约如此吧——因此我走出去坐进出租车，和司机一起抽了一支烟，直到他们又恢复和睦。
艾拉，一九四九年四月
“事事都渗透了愚蠢的政治。我坐在出租车里这样想。充斥人的头脑，损坏他们对生活的观念。但是只有在那晚开车回纽瓦克时，我才开始理解这些话是如何应验在我弟弟和他妻子所处的困境上的。艾拉不只是受不了她的痛苦。无疑，他可能难以抑制那种看到身边亲密的人垮下来时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冲动；当然，对于该去做什么他可能得出错误的想法。但是发生的不是这个。只有在开车回家时，我才意识到发生的根本不是这个。
内森——仅有少数几次，我能找到可以与之进行有灵性的对话的人。我读了不少书，我相信我从中获得的益处应得到激励并和其他人进行交流。你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认识你这样一位年轻人，对未来，我稍许少带了些悲观。
“记得吧，艾拉全身心归属于共产党。艾拉遵守每次政策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变。艾拉轻信为斯大林的恶行开脱的言词。白劳德是他们的美国解放者时，艾拉支持白劳德。莫斯科揭露白劳德、开除他以后，一夜之间，白劳德成了阶级勾结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艾拉也全都信——他支持福斯特和他对美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采取的方针。他设法压下怀疑，说服自己，他服从党的每次意外曲折的变化是协助在美国建设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他对自己的定义是做个有品德的人。总的说来，我相信他是的——他是另一个被拉进了自己不了解的体系的幼稚的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如此看重自由的人会让这种教条控制了他的思维。但是我弟弟在智力上贬低自己的方法和他们都是一样的。政治上易受欺骗。精神上易受欺骗。不愿面对这点。艾拉这类人对他们所推销和称颂的东西的来源不作思考。这个人最大的力量就是会说不。不怕说不，而且当着你的面说。然而他对党能说的只有‘好’。
我走进屋子，回来时拿着那本《焦点》，从艾拉那里拿到这本书后我一晚上就读了一遍，后来又读过两遍，然后就把它摆在藏着我的圣书的卧室书桌上的书立之间。扉页上有艾拉给我的赠言。我把书递给默里，他摸着书（这是他弟弟的遗物），过了一会，才翻到赠言，大声朗读道：
“他已经为了她调整了自己，因为只要艾拉还是电波中的莎拉·伯恩哈特的丈夫，就没有节目赞助商、广播网或是广告代理敢来碰他。这是他所赌的，赌一赌只要他身边还有广播之王，他们就不能揭露他，不会丢掉他。她会保护她的丈夫，并延伸至保护上演艾拉节目的那个共产党集团。她跪倒在地上，她求他回家，艾拉意识到他还是照她的要求做吧，因为没有了她，他就要沉没了。伊芙是他的掩护者。支柱的支柱。”
《焦点》出版于一九四五年，那年艾拉从海外归来，行李袋里装满了书籍和他在运兵船上掷双骰赢来的一千美元，那是在阿瑟·米勒因百老汇出品的《推销员之死》而成为名剧作家的三年前。书里说的是一位纽曼先生苦涩而具讽刺意味的命运。他是一家纽约大公司的人事高级职员，四十多岁，小心谨慎，备受焦虑折磨，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他太小心了，不能真正成为他内心里隐秘的那位种族和宗教顽固分子。纽曼先生配好第一副眼镜后，发现凸显出了“他犹太式突出的鼻子”，很有让他看上去像个犹太人的危险。不只是他自己这么认为。他跛脚的老母亲看到儿子戴着新眼镜就笑了，说道：“怎么了，你看上去几乎就像个犹太人。”他戴着眼镜去上班时，对他的改变，同事的反应就没这么温和了：他一下子从人事部显眼的位置被降级到一个低下的职位，成了个普通职员。纽曼先生不堪羞辱，辞了职。自那时起，他走到哪里都被认作是犹太人，而他自己也是鄙视犹太人的，鄙视他们的外表、气味、吝啬、贪财、不雅的举止，甚至鄙视“他们对女人的感官贪恋”。他激起的仇恨之社会范围如此之广，读者——或是对年轻的我来说——会觉得一定不只是因为纽曼的脸，他受到的迫害来自于他自己太过温顺而无法扮演的那种大规模反犹主义的幽灵般的化身。“他一生都怀着对犹太人的憎恨”，而现在这憎恨具体到了他住的皇后区街道和纽约各处，就像一场充满恐惧的噩梦，无情地——最终，暴力地——把他摈弃，从他过去以安分守己赢得的邻居对他的容纳，到他们对他的无情仇恨中去。
“就在那时，解围的人出现了，她有一颗金牙。是伊芙发现的她。从一个演员那里听说她，那个演员又是从一个跳舞的那里听说她。一位女按摩师。可能比艾拉大十岁、十二岁吧，那时快五十岁了。看上去憔悴得像是进了暮年，丰满性感的女子在走下坡路，不过她的工作使她保持了身材，使那个巨大温暖的躯体够结实。赫尔吉·帕恩。爱沙尼亚女人，嫁了一位爱沙尼亚工厂工人。结实的劳动阶级女人，喜欢喝伏特加，几分妓女，几分小偷。庞大健康的女人，第一次出现时少了一颗牙齿。然后她回来了，换了一颗牙——一颗金牙，她按摩的一个牙医送的礼物。接着她又回来了，穿着一件礼服，是她按摩的礼服生产商送的礼物。这一年里，她来时戴着人造珠宝，有了毛皮大衣，有了手表，不久她买了股票，等等，等等。赫尔吉不停地在改进。她取笑自己所有的改进。只是感激而已，她对艾拉说。艾拉第一次给她钱的时候，她说：‘我不收钱，我收礼物。’他说：‘我不能去逛商店。给你这些钱。给自己买你想要的东西吧。’
我记得很清楚。艾拉也送给过我一本，为我的十六岁生日，也像奥戴一样给我解说过。在我读中学的最后几年，《焦点》和《胜利手记》以及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还有他给我的两部战争小说，《裸者和死者》和《幼狮》）一起成为确定我政治观点的书籍，同时成为我所崇敬的可从中为我的广播剧本撷取字句的源泉。
“她和艾拉就阶级意识进行了不可避免的讨论，他告诉她马克思如何激励帕恩这样的劳动人民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控制生产力，赫尔吉却概不接受。她是爱沙尼亚人，俄罗斯占领了爱沙尼亚，把它变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此她是本能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她来说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移民农场女怎样怎样。她的改进在艾拉看来很滑稽。通常他不太具有幽默感，可是赫尔吉也不太在乎。也许他该娶她的。也许这位身躯庞大、本性敦厚、面对现实不退缩的笨人，才是他的灵魂伴侣，对他而言和唐娜·琼斯同类的灵魂伴侣：因为她身上有未经驯服的东西。因为她的任性。
“他给她买了他那时最喜爱的一本小说，阿瑟·米勒的一本书。艾拉一定送过别人几十本了。书名是《焦点》。他给伊芙一本，然后给她到处都作了标记，这样她就不会错过重要的段落。他给她解说，就像奥戴在伊朗的基地图书馆解说书本一样。记得《焦点》吗，阿瑟的小说？”
“她贪的那一面自然给他不少乐趣。‘赫尔吉，这周是什么？’在她看来，这并不是做妓女，不邪恶——这是改进自我。实现赫尔吉的美国梦。美国是机会之地，她的顾客欣赏她，女子也要生存，于是她每周三次在晚餐后来，穿得跟护士似的——上浆的白色外衣，白色长袜，白鞋子——带来一张对半折叠起来的按摩床。在他书房里，书桌跟前支好床，他虽然比床长出半英尺，还是摊手摊脚躺在上面，她给他按摩整整一个小时，非常专业。她给他按摩，这是艾拉从那种疼痛中唯一能得到的安慰。
“他怎么能忍受五分钟那样的胡话呢？他不能。可这不是在部队，伊芙·弗雷姆也不是南方乡巴佬，他也不打算挥拳打她。相反，他对她不断地进行成人的教育。艾拉尽力去做伊芙的奥戴，但她可不是艾拉。反犹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上的是这门课。让她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她大声朗读他书籍里的段落。朗读他在战争期间随身携带的记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的小本子。‘做一名犹太人没有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等，或是有什么丢脸。你是犹太人，就是如此。实情如此。’
“接着，她仍穿着白色制服，全然是出于职业性，最后来一招更能让他放松的招数。他阴茎中涌出一股美妙的液体，暂时解除了禁锢。那股迸发中有艾拉失去的一切自由。他要充分运用政治、公民和人的权利，一生为之奋斗，此刻化为付钱射精在五十岁的爱沙尼亚女人的金牙齿上。同时，楼下的客厅里，伊芙在听西尔菲德弹奏竖琴。
“我想是他第一次遇到伊芙·弗雷姆时被她，被一切事情，完全迷惑了——新到纽约，新加入《自由勇敢者》，手挽着‘美国广播剧场’的明星到处走——我想他从来就没注意过她是不是犹太人这回事。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可是反犹主义呢？那就大为不同了。多年以后，他告诉我，每回他在公众场合说到‘犹太’这个词，她就会多么努力地要他安静不说。一次，他们在某处拜访过某人后乘坐公寓楼的电梯，有个女人抱着个婴儿，或是推车里推着的吧，艾拉根本不会注意到，但他们走到街上之后，伊芙说道：‘真是个丑陋的孩子。’艾拉不明白她在烦什么，后来意识到她所说的丑陋的孩子总是那种她一眼就能认出是犹太人的女人的孩子。
“赫尔吉本可以是漂亮的，但是她的浅薄太明显。她的英文不太好，我说过，她的血管里总流动着一小股伏特加，这一切使她有股笨拙的味道。伊芙给她起了绰号。土包子。西十一街上的人这么叫她。不过赫尔吉不是土包子。可能是浅薄，但她不笨。赫尔吉知道伊芙把她当作一头干活的牲口。伊芙不去费劲掩饰，认为不必为一个低下的女按摩师如此，可那低下的女按摩师却是为了这点很鄙夷她的。赫尔吉给艾拉口交而伊芙就在楼下客厅听竖琴的时候，赫尔吉常喜欢模仿她想象中伊芙屈尊给他口交的雅致温文的样子。在模糊的波罗的海地区人面具后面，这个粗鲁的人知道何时出击以及如何打击轻视她的上层人士。她对伊芙一出手就是整个地击败了她。伏特加起作用之时，赫尔吉是不受约束的。
“她是犹太人吗？是，”默里说，“是一个病态困窘的犹太人。她的困窘并不肤浅。她因为她外表像犹太人而困窘——伊芙·弗雷姆的脸型很像犹太人，所有面相上的细微之处都像司各特小说《艾凡赫》里的丽贝卡——她因为她女儿像犹太人而困窘。她听说我会讲西班牙语，就对我说：‘人人都以为西尔菲德是西班牙人。我们去西班牙时，人人都当她是当地人。’太可悲了，不值得去就此争论。再说谁在乎呢？艾拉不在乎。这对艾拉来说没什么用处。他政治上是反对的。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宗教。逾越节时，多丽丝常会准备一份家宴，艾拉就不往前凑。部落迷信罢了。
“即使对最平常的人而言，”默里声称，“也没有像复仇如此重大，如此不值一提，如此无畏而富创造力的。即使是最文雅之文雅的人，他背叛起人来，也是没有如此无情而富创造力的。”
我在烤架上烘烤鸡肉，我们在露台上吃晚餐。吃完饭早过了八点，不过还只是七月的第二周，虽然那天早上取邮件时女邮差告诉我当月会少掉四十九分钟的日照——如果近期还不下雨，我们就都得到店里去买黑莓和覆盆子的蜜饯了；当地公路上撞死的动物是去年同时期的四倍；在树林边缘某家喂鸟的地方附近，有人看到我们住在这里的一只六英尺高的黑熊——当天一直看得见。明朗的天空一心宣告它的永恒不变，夜晚被隐藏在它身后。生命无限，也没有大的变动。
听到这个，我又被带回了默里·林戈尔德的英语课堂：老师来给一课作总结，在一小时接近尾声时，林戈尔德先生专心简要地总结了一遍他的主题，林戈尔德先生以强调的语气和精心的措词暗示“复仇和背叛”可能正是他这周的“二十个问题”中一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我们第二轮交谈。晚餐前，我们坐在露台上眺望池塘，喝着马丁尼，默里跟我说起白天大学里上的课。我不该惊讶于他的脑力，甚至还有他对三百字的作文作业的热情——从一生的角度讨论哈姆雷特独白中的任意一行——是教授布置给高年级的学生的。可是这样接近被遗忘状态的人会为第二天准备作业，为几乎已近终了的生命教育自我——费解的事物继续困惑他，仍旧极其需要澄清——不只是让我惊讶：而我却自己过日子，把一切都排斥得远远的，我开始有种做错事的感觉，近乎羞愧。但后来错误感消失了。我不想再制造难题。
“记得在部队时我拿到一本伯顿的《忧郁解析》，每天晚上都读，这辈子头一回读到，那时我们在英格兰为进攻法国接受培训。内森，我喜欢那本书，可是它让我困惑了。你记得伯顿是怎么说忧郁的吗？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忧郁的倾向，但只有部分人会养成忧郁的习惯。怎么会有这个习惯的呢？伯顿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那本书里没说，于是我在整个进攻期间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通过个人经历发现了答案。
“憎恨犹太人，鄙视犹太人，”我对默里说，“然而她嫁给了艾拉，在他之前还和弗里德曼结过婚……”
“你被背叛了，就会得上这个习惯。是背叛在作祟。想想那些悲剧吧。是什么带来忧郁、谵语、流血？奥赛罗——被背叛。哈姆雷特——被背叛。李尔王——被背叛。甚至可以说麦克白也是被背叛的——被他自己——虽然这不是同一回事。这些将精力投入教授名著的专家，我们这些仍专注于文学之类细察事物的少数人，无法解释历史之精髓为何竟是背叛。历史从头到尾都是背叛。世界史，家庭史，个人史。背叛是个大课题。只要想想《圣经》吧。那本书是写的是什么呢？圣经的主要故事场景就是背叛。亚当——被背叛。以扫——被背叛。示剑人——被背叛。犹大——被背叛。约瑟夫——被背叛。摩西——被背叛。参孙——被背叛。撒母耳——被背叛。大卫——被背叛。乌利亚——被背叛。约伯——被背叛。约伯给谁背叛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自己。别忘了上帝的背叛。上帝被背叛。处处被我们的祖先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