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谁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吗？干吗小题大做？”
“我要问他些问题。”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大事。他纽约的电话是多少？”
“为什么？”我要知道原因。
“你不能去问他。你要问什么？”
学年快结束时，艾拉请我夏天去他的小木屋过一周。父亲说我不能去，除非艾拉先和父亲谈一谈。
“身为美国人，你不是有权购买阅读《工人报》吗？身为美国人，我也有权问任何人我想问的任何事情。他如果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权利。”
确实没有。我是记得艾拉说过《工人报》上有霍华德·法斯特的专栏，但是我自己去买的报纸，在普罗克特电影院对面市场街一个报摊上，表面上是为了读霍华德·法斯特，其实也是纯粹好奇。“你要没收吗？”我问父亲。“我不没收，如不了你的愿。我不会成全你，让你成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我只希望，你读过、研究过、思考过以后，能辨别出它是满纸谎言，然后自己收起来。”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该怎么做呢，参照《第五修正案》吗？”
有天晚上，父亲发现我在书桌前读一份《每日工人报》，他心里疑虑一并爆发。“我不想家里出现赫斯特的报纸，”父亲对我说，“也不要家里有《工人报》。这两个没什么区别。如果这人给你看《工人报》——”“什么‘人’？”“你那个演员朋友。林，自称林的那个人。”“不是他给我的。是我在城里买的。我自己买的。法律不准吗？”“谁让你买的？是不是他让你去买的？”“他没让我做任何事。”“希望是真的。”“我不说假话！就是没有！”
“不用。他可以让我去跳湖。我讲给你听：在美国，就是这么处理事情的。在苏联，有秘密警察，是不是能这么做事，就不好说了。但是在美国，如果我不想有人干涉你的政治理念，去找这人说就行。”
我父亲不像母亲，不认为艾拉能给我带来什么提升，艾拉找我，父亲一直不太理解，还很操心：一个成年人，对我孩子这么感兴趣，想做什么？他还没想得太阴暗，但觉得事情不单纯。“你跟他都去了些什么地方？”父亲问我。
“他们就没干涉你？”我尖锐问道，“戴斯议员不干涉你吗？兰金议员不干涉你？你还是讲给他们听听吧。”
在车里没敢问他的所有问题，一个人洗澡的时候，我大声问了出来：“艾拉，这些人你把他们怎么了？”
父亲让我坐着，我只能坐那儿，听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让艾拉去他办公室谈谈。到过我们祖克曼家的人里，铁林和伊芙·弗雷姆是最有分量的大人物，然而父亲的语调表明他对此完全不在意。
他开车到我家门前放下我。家里没人，我把湿了的衣服丢进洗衣篮，冲了个澡，平静一下。洗澡的时候，我又战栗起来，不是因为回想起餐桌前戈尔茨坦用枪指着艾拉额头，也不是因为回想起艾拉眼睛瞪得像是要飞出脑袋，而是因为我想到，吃饭的刀叉中间放着装满子弹的手枪？在新泽西的梅普尔伍德？为了什么？是因为加威奇！因为索拉科！因为贝克尔！
“他说了好？”父亲挂上电话后我问。
“对。打了我，好。把那浑蛋捞上来以后来打我的。”
“他说内森去的话，他就去。你得去。”
“我记得，”但他跟我讲的只是一部分，“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伏击你的吧。打了你。”
“我不去。”
“没错。确实把他扔河里了。他就是叫我犹太佬的那浑蛋。那事儿我跟你讲过。”
“去，”父亲说，“你要去。你不想让我考虑一下让你去他那儿住吗？想就要去。你怕什么，怕大家开诚布公交流思想？那不是把民主付诸实践吗？下周三，放学以后，三点半，到我办公室。儿子，准时来。”
“你把他扔河里了？”
我怕什么呢？怕父亲发火。怕艾拉的脾气。万一父亲批评他，惹得他像抓巴茨那样抓起父亲，扛到威克瓦西公园湖边丢进湖，怎么办？如果两人打起来，艾拉挥出致命一拳……
“巴茨没淹死，”艾拉突然说，“没人淹死。没人会淹死。”
霍桑道尽头有处住着三户人家的房子，一楼就是父亲的足科诊所，房子很朴素，位于我们这区破败的那边，外墙该粉刷一下了。我到得早，胃里难受极了。艾拉是三点半准点到的，神情严肃，没有一点儿生气的样子（暂时还没有）。父亲让他坐下。
“他为什么要那样？”
“林戈尔德先生，我儿子内森不是一般的孩子。他是长子、好学生，我认为，他比同龄人要超前和成熟一些。我们都很以他为骄傲。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切自由。尽量不像有的父亲那样去妨碍他。我真的认为他前途无可限量，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是我的错。整件事。让那笨蛋当着你的面，拿着枪！枪！”
父亲的声音沙哑了，一下无言。我怕艾拉要笑话父亲，像嘲笑戈尔茨坦那样嘲笑父亲。我知道父亲的哽咽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前途，还为了他两个弟弟，父亲贫困大家庭中最先有希望上大学当医生的两个，都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了。我们家餐厅边柜上摆着两个组合相框，里面是他们的画像。我想到，该给艾拉说说萨姆和悉尼的。
“走在车道上的时候我尿了裤子！”我愤愤道，“该死！他妈的！”
“林戈尔德先生，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虽然我也不想。我认为，别人的信仰，不管宗教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其他的，都与我无关。我尊重你的隐私。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这儿无论说过什么，都不会传出这房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我想让我儿子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过去。我关心当前。我跟你说，当年，在罗斯福之前，我曾经非常反感我们国家的现状，反感那些对犹太人、对黑人的偏见，还有共和党鄙视弱势的人，大企业贪得无厌地榨干人民。终于有一天，就在纽瓦克这里——我儿子听了肯定会震惊，他以为他父亲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内森，”父亲看着我说道，“他们总部，你知道罗伯特崔特酒店吧？就在这条街上。楼上。公园路三十八号。他们在那儿有办公室。有一个是共产党的办公室。我对你母亲都没说过。她知道了会杀了我。那时她还是我女朋友——那应该是一九三○年。有一次，有一天，我发火了。发生了一件事儿。我记不得是什么事儿了，我在报上读到了什么，我记得我跑到那里，没人在。门锁着。他们去吃午饭了。我把门把手晃得直响。我离共产党如此之近。我晃着门，说：‘放我进来。’儿子，你不知道吧？”
“你很勇敢。非常勇敢。很不错。”
“不知道。”我说。
“我以为他要杀了你。”
“现在你知道了。还好那扇门锁着。下次选举让罗斯福做了总统，曾刺激我跑到共产党办公室去的那种资本主义彻底革新了，美国以前没有过的。一位伟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共产主义处挽救了我这样的爱国人民。跟你说吧，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是马萨里克之死。林戈尔德先生，那件事有没有像困扰我一样困扰着你？从第一次听说捷克马萨里克的名字，听说他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很敬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罗斯福。他被谋杀，该如何解释，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我很困惑。我无法相信共产党会刺杀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们杀了……先生，我不想进行政治辩论。我只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希望你能回答，让我和儿子了解我们面临的情况。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吗？”
“不是，医生，我不是。”
我很难受，尽管现在不那么怕了，只觉得丢脸、害臊。我清清嗓子，不想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说：“我尿裤子了。”
“现在我要我儿子来问你。内森，你问问林戈尔德先生，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车子开过欧文顿线，驶入纽瓦克，艾拉才回过神来，问：“你没事吧？”
向人问这样的问题，完全有悖我的政治原则。但是父亲要我问，而且父亲已经问了艾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所以，为了父亲已逝的弟弟萨姆和悉尼，我问了。
恍惚间，艾拉开车穿过梅普尔伍德寂静的街道，经过那些好看的一家一户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原来纽瓦克的犹太人。他们才买下人生第一处房子，第一片草坪，第一回入乡村俱乐部。这样的居民，这样的社区，怎会想到餐具里藏着把手枪。
“艾拉，你是吗？”我问道。
“没事儿了，内森。天黑了，不吵了。”他装作轻松的语气，带着嘲讽的意思举起双手暗示投降，我们穿过厨房门，离开屋子，沿车道走向默里的车。戈尔茨坦还是一路跟着我们，手枪距艾拉头只有几英寸。
“不是。先生，我不是。”
艾拉脑中在转什么不清醒的念头，脸都走了形。我浑身发抖，他收起了这神情。隔着桌子，他看到我牙齿打战，两手控制不住地颤，他醒过神来，缓缓起身。两臂举过头顶，就像电影里银行劫匪大喊“抢劫”时人们做的那样。
“你不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吗？”父亲问。
我说不出来他们两人谁更吓人。艾拉干吗不听戈尔茨坦的，我们干吗不离开这儿？一个是床垫厂厂主，手枪上了子弹，一个是巨人艾拉，让他放胆开枪。哪个更疯狂？这是什么情况？新泽西梅普尔伍德阳光明媚的厨房，大家好好地在喝一瓶皇冠威士忌。三个犹太人。艾拉是来见老战友。出什么问题了？
“我不参加。”
“我不走，欧文，”他说，“有枪指着我脸，我不会走。想让我走，你开枪，要不叫警察来。”
“你要内森去看你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艾拉一动没动。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如小鸟要从他脸上飞出去。抽搐，霎动着，我从没见过他那样，全身似已化成骨，紧绷，如他眼睛霎动一样骇人。
“锌镇。新泽西的锌镇。”
“我怕你，艾拉，”戈尔茨坦对艾拉说，“一直都怕。你太野了。你对巴茨下那种手，我不会坐等你对我下手的。还记得巴茨吗？小巴茨？起来，给我滚，铁人。把小马屁精带上。马屁精，铁人没跟你说过巴茨？”戈尔茨坦对我说，“他要杀巴茨，要把巴茨淹死。把巴茨从食堂拖出去——艾拉，你没告诉这小孩？你在伊朗的事儿，在伊朗发作的事儿。巴茨一百二十磅，操起一把餐刀，那可是非常危险的武器，扑向铁人，铁人一把抄起巴茨，扛出食堂，拖到码头上，头朝下吊在水面上，抓着他脚，说：‘游游水吧，乡巴佬。’巴茨哭喊：‘不要，不要，我不会游泳。’铁人又说：‘不会吗？’就把他丢进了水。头朝前飞过码头边沿，栽进了阿拉伯河。水深三十英尺。巴茨一沉到水底。艾拉转身吼我们：‘谁也别管这混蛋！都走！不许过去！’‘铁人，他要淹死了。’‘让他淹死，’艾拉说，‘别过来！我有数！让他沉底儿！’有人跳进水去救巴茨，艾拉随即也跳下去，抓住这人，抡起拳头，猛锤他脑袋，挖眼睛，压住他。你没跟这孩子说过巴茨？怎么会呢？也没跟他说过加威奇？索拉科呢？贝克尔呢？起来，起来，滚，你这个疯子，杀人犯。”
“你没有计划在那儿带内森去这一类的会议吗？”
戈尔茨坦是站着，举枪指着艾拉前额，就是站着他也不比艾拉坐着高多少。
“没有，医生，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打算带他去游泳、远足、钓鱼。”
我的心怦怦直跳，这时我看到戈尔茨坦从身后装银餐具的碗橱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我还没如此近距离见过手枪，纽瓦克警察后腰枪套里的除外。那把枪看上去极大，并不是因为戈尔茨坦个头小。枪是真大，不可思议的大，黑色，做工精良，模塑，机制，威慑力十足。
“那很好，”父亲说，“我相信你，先生。”
“铁人，在伊朗的时候你就整天胡说八道，现在还是。”然后，戈尔茨坦又对着我说——我是传声筒、搭档表演的、炸弹导火索——他说，“艾拉说的那一套没人听得进去。没人拿他当回事儿。这人太可笑了。不会思考。从来不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学。共产党拿艾拉这种笨蛋纯粹是利用。天下没人蠢得过他了，”他又转向艾拉，说，“从我家里滚出去，共产主义蠢蛋。”
“祖克曼医生，现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艾拉对父亲微笑问道，用他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时那种逗趣的侧着笑，“你怎么会认定我是赤色分子呢？”
艾拉仰靠椅背，一双大手交叉枕在脑后，毫不掩饰蔑视，为达到讽刺戈尔茨坦的极致效果，没对着戈尔茨坦，却专门对着我说：“人生一大美好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可能是顶好的，那就是没什么怕的。这房子的主人，这个唯利是图的家伙，他呢？他什么都怕。就这么回事。二战的时候，欧文·戈尔茨坦是不怕的。现在呢，二战结束了，欧文·戈尔茨坦怕他妻子，怕他岳父，怕收账的，什么都怕。你睁大眼睛往资本主义商店橱窗里瞧，要了还想要，取了再取，拿了还拿。买下了，到手了，攒起来。到这一步，信念没了，开始怕上了。我呢，我有的，没一样我放不下的。你明白吗？我不像唯利是图的人，会被什么东西拴住脱不了身。我，艾拉·林戈尔德，从工厂街我父亲那处破房子，到今天成就了铁林的角色，我就上过一年半高中，能遇上这批人，认识我认识的这些人，成了特权阶层一员，过上他们那种安逸日子，都太不可思议了，假如一夜之间我又一无所有，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奇怪。你明白吗？你懂我吗？我可以回到中西部。可以到厂里干活。一定要去的话，我会去的。但决不会当他这种胆小鬼。你现在政治上就是这个，”他说，终于看向戈尔茨坦——“不是个有骨气的男人，是个胆小鬼，毫无价值。”
“因为进步党，林戈尔德先生。”
“要不要到我的资本主义工厂，看看资本家怎么做床垫？你会见到真正的工人。艾拉他是广播明星。你跟他谈，你不是和工人谈，是和明星谈。艾拉，是吧？你是杰克·本尼那样的明星，你哪知道什么做工啊？这孩子到我厂里，会看到我们怎么生产床垫，看到我们把控生产，看到我得监视生产过程每个步骤，确保床垫质量合格。他会看到万恶的生产资料拥有者过的是什么日子。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卖命干。工人五点钟回家，我不能。在厂里待到午夜。回家后也不睡，脑子里把账过一遍。早上六点又到厂了，去开门。孩子，别让他灌你一脑子共产主义。都是骗人的。去赚钱吧。钱不骗人。钱不做假，民主。赚上钱，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想的话，你再去证明天下皆兄弟什么的。”
“那你认为亨利·华莱士也是赤色分子吗？罗斯福的副总统。你认为罗斯福先生会选一位赤色分子做美国的副总统吗？”
戈尔茨坦的妻子孩子下午和他岳父母出去了，我们在他家厨房喝汽水。戈尔茨坦小个子，精瘦，态度是那种市井精明人的傲慢，艾拉说什么，他都是嗤笑嘲讽。他怎么解释自己的大转变？“以前我什么都不懂啊。哪知道我自己说的是啥？”对我，戈尔茨坦则说：“孩子，别听他的。你生在美国，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有全世界最伟大的体制。当然了，人民也有不幸。你以为在苏联就没有吗？他告诉你说资本主义残酷无情，不残酷无情那还叫生活吗？这制度和生活才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才是成功的。共产党说资本主义的那些，完全正确，资本主义说共产主义的那些，也正确。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资本主义制度成功，因为它建立在人人自私这个真理之上，他们共产主义制度不成功，因为建立在天下皆兄弟的童话之上。这个童话太荒诞，他们把人抓起来流放西伯利亚才能逼人信。为了让人相信他们那套手足情谊，他们要控制人的思想，不听话的就枪毙。在美国，在欧洲，共产党明明知道真相，还是继续编织童话。一开始你是不明白。其实有什么不明白的呢？明白了人，就什么都明白了。就明白这童话不可能成真。年轻人信这个，情有可原。二十岁，二十一，二十二，说得过去。过了这个年龄呢？有正常智力的人，怎么会轻信这种共产主义童话。‘我们的事业是美好的……’其实呢，咱们还不了解自己的兄弟吗？他就是个渣。咱们还不知道咱们的朋友吗？就是个半拉子渣。我们自己也是半拉子渣。怎么可能美好得起来呢？用不着愤世嫉俗，用不着怀疑论，单是平常观察观察，就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不是那么简单的，”父亲答道，“我倒希望能那么简单。但是这世上的事一点都不简单。”
艾拉从战场带回来的棕色小笔记本里，记录了他的观察、思考和信念，散见其间的，记着他在部队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的士兵的名字和美国地址。他已经开始找寻这些人，往全国各地发信，拜访住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人。一天，我们坐车去了梅普尔伍德郊区，就在纽瓦克西边，看望前中士欧文·戈尔茨坦。在伊朗时，他跟约翰尼·奥戴一样是极左的，艾拉称他是“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回乡后，我们发现，他和在纽瓦克开床垫厂的一个家族联姻，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追随了他一度反对的一切。谈到《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种族关系、价格管制，他一点儿都不跟艾拉争。只是笑。
“祖克曼医生，”艾拉说，换了战术，“你是不是奇怪我和内森在一块儿干什么？我羡慕他，我和他在一块儿就是这样的。我羡慕他有你这样的父亲。我羡慕他有我哥哥这样的老师。我羡慕他视力好，读书不用戴一尺厚的眼镜，不是个为了去挖沟而退学的傻子。我没隐瞒什么，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医生。只有一点，就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有一个内森这样的孩子。也许今日的世界并不简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和您的孩子交谈，带给我很大的乐趣。纽瓦克的孩子，可不是都以汤姆·潘恩为偶像的。”
“当然，当然有。有个大个子，叫厄尔还是什么的，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因为他长得像保罗·罗伯逊。没多久我就发现他是和我一样打散工的。厄尔和我一样要坐很久有轨电车，我们约好乘同一辆车，路上能聊聊天。一路直到厂门口，我和厄尔都是有说有笑，跟在上班时一样。车一进厂，上来他不认识的白人，厄尔就闭嘴不说话了，我下车的时候，他只说句‘再见’。就这样。你明白吗？”
这时，父亲站起身，向艾拉伸出手。“林戈尔德先生，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内森和他弟弟亨利，亨利也很值得我夸赞。我作为父亲有责任……怎么说呢，就是为了这责任我才找你的。”
“你有黑人朋友吗？”
艾拉大手抓着父亲普通大小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诚恳热情，力气太大，父亲似是在这一握之下，嘴角涌出了一股清亮的油或是水来。“祖克曼医生，”艾拉说，“你不想别人把儿子偷走，没人要偷走他。”
“哦，朋友，黑人中有一些丑的，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意思的话。现实中是有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头脑开放的人，坐电车穿过黑人区一趟，就会明白黑人怎么长成这样的。我体会最深的黑人特点，是热情友好。还有就是，在我们唱片厂，黑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厂到处都有喇叭，有扩音器，有人想听什么曲子，说一声就行，还都是在工作时间。他们就唱着，摇摆着，常有人拉上一个女孩就跳起舞来。员工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都是好女孩。大家抽烟，读书，煮咖啡，大声辩论，工作同时进行，没有停顿。”
此刻，我禁不住想痛哭，使出超人的力量才克制住。看到这两个男人亲切握手，我不能哭，使上毕生的精力也不能让自己哭出来。差一点儿就哭出来。他们谈成了！没吵架，没流血！没有发火，刺激人的让人扭曲的怒火。他们谈好了，叹为观止，尽管其实主要是因为艾拉没跟我们说实话。
“黑人实际是什么样？生活中。”
我接下来要在这里加一段插叙，之后就不会再回过头写到父亲脸上受伤的表情。我指望读者今后在合适的时候会记起它。
“就我判断，他们对我们白人没有猜疑。首先，他们知道，电气工会联合会派到这家厂子的白人，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党的忠诚同情者。因此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知道，我们这批白人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最没有种族歧视的人了。看到有人读报纸，十有八九读的是《工人报》。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卫报》和《赛马消息》。赫斯特报系和麦考密克报系两大阵营。
我和艾拉一起离开父亲的办公室，说是去庆祝我夏天就要去锌镇，但其实是去庆祝我们赢了父亲。去了几条街外的斯托西餐馆，吃那儿馅料满满的火腿三明治。才下午四点十五，我和艾拉就吃了一肚子，等到差五分六点回到家，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坐在餐桌自己位置上，大家都在吃母亲做的晚饭。就在那时，我看到父亲脸上受伤的表情。这伤，早在我跟艾拉一起走出父亲办公室而没有留下来陪父亲说说话、等父亲下一个病人来了再走时，就种下了。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什么样？”
起初，我觉得那伤可能是我自觉愧疚而想象出来的，因为当我和《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几乎是手挽着手离开，不说是对父亲带着藐视吧，但确实是有种高高在上的意思。父亲不想别人偷走他儿子，严格来说，也没有谁偷走谁，但父亲不傻，知道自己输了，那个六尺六寸高的外来人，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已是赢了。我在父亲脸上看到一种认命的失望神情，父亲温和的灰眼睛，由于介乎忧郁与无望之间的某种东西，软化了，黯淡了。这神情，当我独自和艾拉在一起时，或是后来，和利奥·格卢克斯曼，约翰尼·奥戴等等在一起时，我永不能忘记。听取这些人的指导，似乎就是在背叛父亲。眼前总是浮现出父亲的脸，脸上带着那神情，叠加在当时正教导我人生种种前景的人的脸庞之上。父亲的脸上带着被背叛的伤。
“那家工厂位于芝加哥黑人区中心，”他说道，“员工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种，我跟你说的那种生机，就在此处萌生。我去过的地方，那是唯一黑人与其他人绝对平等的一处。所以白人不会良心不安，黑人不会一直愤怒。你明白吗？工作晋升仅以年资为依据，不做手脚。”
当你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父亲会被他人伤害，那一刻已经够难过，但当你明白伤害父亲的人是你自己，你认为已不需要父亲，父亲却还需要你，当你意识到你竟然会吓到父亲，如果你想，甚至还能压服他——这念头，太违背孝道，无法接受。父亲吃了多少苦才当上足科医生，养活全家，保护家人，我却跟另一个人跑了。另找了那些父亲角色，像漂亮女孩找情郎，这在道德上、感情上，都是个自己当时意识不到的危险游戏。我那时候做的事就是这性质。老把自己弄得特别能让人收养似的，虽然爱自己的父亲，却还要去找一位替代父亲，这样做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背叛感。我并没有为了低廉的什么好处，在艾拉或别人那儿指责过父亲，但我以自由的名义跟上别人，抛下我爱的父亲，这已经是背叛。要是我恨父亲，就好办多了。
我们第一次去云杉街后，艾拉请我在韦夸希利小饭馆吃芝士蛋糕，边吃边给我讲起他在芝加哥时一起工作的黑人。
我在芝加哥第三年，感恩节放假带了一个女孩回家。她是个温婉的女孩，文雅、聪明，我记得父母亲和她谈话多么开心。一天晚上，姨妈和我们吃晚饭，母亲留在客厅陪她，父亲和我还有那女孩出门儿到街角的杂货店，我们三人一起坐着吃冰淇淋圣代。中间我去柜台买一管剃须膏，回到桌上的时候，看到父亲倾身，握着女孩的手，我听到他对女孩说：“内森十六岁那年，我们失去了他。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我离开了他。数年后，他对我几任妻子说的都一样。“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我人生一切错误，都源自那次我未加考虑的离去。
即使面对普雷斯科特先生看似深得人心的愤世嫉俗，艾拉也仍努力在探讨中注入理性和希望。在普雷斯科特先生身上可能做不到了，但艾拉还是希望能在路边的听众心里，建立这样一种意识，即大家协同一致采取政治行动，就能推动变革。在我看来，这正如华兹华斯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极乐天堂”：“黎明时分活着多么幸福／然而年轻着才正是极乐天堂！”我们两个，白人，被十来个黑人围着，却无需担忧，无需恐惧：我们不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压迫者对敌人，我们都惧怕的这种关系，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组织运转的方式。
他说得对。若不是我的错，我应该还在家，坐在门前台阶上。
艾拉亲切问他：“你还是认为劳动阶级会继续捡帝国主义者餐桌上掉下的面包屑？”“是的！无论什么肤色，大众向来是也永远是没有头脑、迟钝、恶劣、愚蠢的。真有机会改善贫穷状况的话，也只会更加没有头脑，迟钝，恶劣，愚蠢！”“普雷斯科特先生，这个问题我认真思索过，我坚信你错了。因为没有那么多面包屑来喂饱劳动人民、让劳动人民一直听话，单这一个事实，就驳斥了你的理论。在场诸位都低估了工业衰退已近在眼前。没错，杜鲁门和马歇尔计划如果能保住咱们的工作，咱们大多数劳动人民还是会继续支持。但是，矛盾的是，把产能集中在为美国军队和傀儡政府的军队生产战争物资上，这正在让美国工人陷入贫困啊。”
∗∗∗
有一天，艾拉在理发店外发现了一位年纪很大、言辞尖刻的黑人，这人最喜欢激烈抨击人性之恶——“大家所知道的一切，并非出自暴君的暴政，而是来自人类的贪婪、愚昧、野蛮和仇恨的暴行。邪恶之源是民众自己！”我们又回去好几次，人们聚拢来，听艾拉批驳这位不满一切的人。这人一直穿着整齐，一身黑西装，打着领带，别人尊称他为“普雷斯科特先生”。艾拉挨个去改变他们的看法，一次对一名黑人，林肯对道格拉斯式辩论的新形式。
大约两周后，艾拉差不多算是讲了实情。有个周六，他来纽瓦克看望哥哥，和我在市区碰头吃午饭，在市政厅附近一处烧烤酒吧，七十五美分，艾拉说的“七毛五”，吃一份炭烧牛排三明治，配菜有烤洋葱、腌菜、薯条、卷心菜沙拉、番茄酱。甜点每人叫了一份苹果馅饼，配一片韧韧的美式奶酪，艾拉给我推荐的这种吃法，我估计男人在“烧烤酒吧”吃饼就该这么吃吧。
“多数人误以为黑人沉闷愚笨的那些特征，内森，你知道其实是什么吗？是一层保护壳。在没有种族偏见的人面前，你再看黑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不需要那层壳了。当然黑人也有不正常的，但哪个种族没有呢，你说。”
艾拉打开他带的包，取出一张唱片给我，唱片名《苏联红军合唱团及乐团精选集》，指挥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男低音阿尔图尔·埃森和亚历克西·谢尔盖耶夫，男高音尼古拉·阿布拉莫夫。封面是指挥、乐团和合唱团的合影（图片由苏联驻美新闻图片社提供），约两百人，身着俄罗斯军服，在气势恢宏的人民大会堂内演奏。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大会堂。
我们走进纽瓦克的三区，黑人住进了那里老犹太移民贫民窟的街道和房子。艾拉遇见人就聊，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问他们都做什么，过得怎么样，想不想去改变一下那种剥夺了他们的平等权利的“破体制和愚昧无情模式”。他在残破的云杉街上一家黑人理发店外长凳上坐下，那里距贝尔蒙特大道上我父亲长大的廉租公寓楼不远。他对聚在路边的人说：“我这人好插话。”然后开始跟他们讲平等权利，在我眼里，此刻的他从未如此酷肖纽瓦克埃塞克斯镇法院大楼前宽阔台阶脚下那尊修长的林肯青铜雕像，出自格曾·鲍格勒姆之手的闻名当地的林肯雕像，坐在法院大楼前大理石长凳上迎候大家，姿态友善，面庞枯瘦，一把大胡子，智慧，严肃，慈祥，贤明，善良。在云杉街那家理发店门前，当有人问艾拉，艾拉慷慨激昂答道：“黑人有权在自己愿意付账的任何地方用餐！”此时我发现我从没想过，更不要说是目睹一位白人可以与黑人如此随意自在地相处。
“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我们在纽瓦克四下走走，艾拉带我看那些我从没了解过的非犹太居民区，一区，他长大的地方，住着意大利穷人；唐内克区，住着爱尔兰和波兰贫民，艾拉就一直讲给我听，与我长大过程中听到的正相反，这些人不仅是非犹太人，还是“和全国各地劳动人民一样的劳动人民，勤劳，贫穷，无权无势，勤劳终日只为过上像样的有尊严的生活”。
“从来没听过。”我说。
“对我而言是的，”他终于答道，“对我部队的战友则毫无关系。我没听见有人说过什么。没见有人，来自美国的人，感到痛惜。我是真气愤，但束手无策。军队里没有民主。你明白吗？不能跟上面讲。多少年了都是那样。世界历史就是如此。就这种生存条件。”他爆发了，“被整得这样生存！”
“带回去听听。送给你的。”
他拍拍我的背，我们又向前走下去。
“谢谢，艾拉。太棒了。”
他又停下不说了，这次我担心极了，怕他困住，陷进去，被情绪，被无边无际的孤独感淹没，失去力量，再也做不回我崇拜的那位英雄，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随便什么，于是我试着替他说完话。我说：“真是可怕。”
可是问题来了。我怎么能把这张唱片带回家呢，又怎么可能在家听呢？
“孩子。孩子们住在那儿。从垃圾堆里拣东西吃——”
午饭后，我没搭艾拉的车回家，我跟他说我要去华盛顿街上的公立图书馆主馆写历史作业。酒吧外，我又谢了他请我吃饭送我礼物，他上了车，开车回勒海大道默里家，我沿布罗德街，朝军事公园和图书馆方向走。走过市场街，到了公园，看着就是要去图书馆，但是，我没在雷克特街左转，而是忽地右转，沿河边折回，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对他难以接受的事，他做不到平静。说到人类悲惨境遇，他整个神态会扭曲变形，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少年时的颠沛流离，对孩子的苦难遭遇他反应尤其激烈。当他问我：“那儿有谁，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是谁了，因为他开始那样喘气：“啊……啊……”似垂死的人。等他情绪平复、可以继续走路了，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问：“是谁啊，艾拉？那儿有谁？”
我请车站里一家卖报的给我兑开一美元。拿着四个二十五美分硬币，走到寄存区，找了个最小的储物柜，往投币口塞进一枚硬币，把唱片塞进柜子。关上柜门，柜门钥匙随手揣进裤子口袋，然后才去了图书馆，在图书馆什么也没做，只在阅览室坐了几小时，操心该把钥匙藏在哪里为好。
突然间，艾拉讲不下去了，说不出话。走不了路。他每次这样我都很担心。他知道，所以会轻摆手，示意我别动，等他这阵儿过去，就会没事儿的。
父亲整个周末都在家，不过星期一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周一下午母亲去欧文顿看她姐姐，于是周一放学后，我跳上学校对面的14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站宾夕法尼亚车站，从柜子里取出唱片，放入当天早上我夹在笔记本里带到学校的班贝格购物袋。回到家，我把唱片藏在地下室一个没有玻璃窗的小杂物仓里，母亲拿纸箱装了逾越节餐具搁那儿的。到了春天，逾越节那周，她要拿餐具出来用，我就得另找一处地方来藏，但眼下暂时是安全了。
“我到了伊朗，”艾拉对我讲，“当地人得什么病的都有。他们是穆斯林，大便前后会洗手，不过是在河里洗，就是我们面前的河。在同一条河里小便和洗手。他们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内森。那地方由酋长统治。不是浪漫的酋长，是部落独裁者。你明白吗？部队给他们钱，让当地土著为我们干活，我们定量配给他们米和茶。就这个。米和茶。那种生活条件，我没见过那样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我也做过苦工，我也不是在丽思酒店长大的，但伊朗那儿不是一个级别的。举个例子，我们都大便在军队发的桶里。铁桶，就是个铁桶。要去倒掉，倒在垃圾堆那儿。垃圾堆那儿有谁，你知道吗？”
到上了大学，我才有机会在唱盘机上放这张唱片听。那时我与艾拉已经疏远了，但听到苏联红军合唱团唱起《等待你们的战士》《献给军人的歌》以及《战士再见》，还有《伐木歌》时，仍唤起心中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平等公正的憧憬。在大学寝室，我自豪自己当年有胆量没把唱片扔了，虽然当年的胆量不足以让我理解，艾拉给我唱片是在告诉我：“对，我是共产党。我当然是共产党。不是坏的那种，不是会杀害马萨里克或任何其他人的那种共产党。我是一名出色至诚的共产党员，热爱人民，热爱这些歌曲！”
听着默里讲述，记忆不禁涌上心头，与艾拉在一起的记忆，自己没有意识到依旧存在的记忆，从前饥渴地汲取他的言辞与信念的那些记忆，我们两人走在威克瓦西公园，他给我讲他在伊朗见到饥饿孩子的那些深刻的记忆。
∗∗∗
“后来，他来纽瓦克，就是你们俩碰上那次，前一晚，她崩溃了，说她不能要孩子。她对艾拉说，他这么渴望的东西，她不能给他，她也很难受，可是她不能再经历那样的事了。这样连着好几个小时，艾拉又能做什么？他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有了这样的背景，对伊芙，对他自己，对小约翰尼，对谁能有好处呢？他很苦恼，那晚他们到凌晨三四点才睡，对他而言是就此结束了。他是很执着，但也不能为了要孩子把伊芙绑在床上七个月。她不想要，就是真不想要。他说会陪她去坎登看人工流产医生。不会让她一个人去的。”
“第二天早上怎么了？”我问默里，“艾拉那天为什么到纽瓦克来了？”
“但是艾拉说她现在不演电影了，她现在做广播了。是广播界重要人物。不用每天去录音室，一周就去两天。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艾拉·林戈尔德也不是卡尔顿·彭宁顿。艾拉不会丢下她和孩子。他们不需要保姆。见鬼去。如果需要，他可以自己带大他们的约翰尼·奥戴。艾拉这人一旦咬住什么，就不会放开。伊芙又架不住人不停地劝。人家盯上她，她就垮了。所以他确信已经说服她了。最后，她对艾拉说艾拉是对的，现在情况是不一样了，她说好吧，就要了这孩子吧，艾拉欣喜若狂，你该听听他说的那些。
“艾拉那天凌晨很晚才睡下。他跟伊芙谈堕胎的事谈到四点。上午十点左右，他还在睡，被楼下传来的叫嚷声吵醒。他睡在西十一街房子二楼的主卧室，声音来自楼梯脚。是西尔菲德……
“话说回来吧，那个婴儿，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伊芙对艾拉说，她在好莱坞带西尔菲德的时候，对她和对彭宁顿是不一样的。彭宁顿每天去拍电影，大家都接受；伊芙每天去拍电影，小孩交给保姆看，就成了坏母亲，不称职，自私，大家都不满意，她自己也是。她跟艾拉说她没法再经历一遍。当年对她太艰难，对西尔菲德也太苦。她说那种重负可以说是毁了她的好莱坞生涯。
“惹火艾拉的第一件事，是西尔菲德跟伊芙说她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跟你说过吗？伊芙告诉艾拉，西尔菲德在和一个长笛手练个节目，婚礼在周日，长笛手只有周日那天有空排练。西尔菲德来不来婚礼，艾拉并不在乎，但是伊芙在意，她哭了，很难过，这就让艾拉心烦了。伊芙不断给女儿伤害自己的工具和能力，然后就被女儿伤害，艾拉这是第一次目睹，气愤至极。‘母亲的婚礼啊，’艾拉说，‘母亲希望她来，她怎么能不来呢？直接跟她说要她来。别问她，命令她来！’‘我不能命令她来，’伊芙说，‘这关系到她的职业生涯呢，她的音乐——’‘好啊，那我来跟她说。’艾拉说道。
“有些晚上我睡不着，和多丽丝说：‘他为什么不走呢？怎么就不离开呢？’你知道多丽丝怎么说吗？‘因为他跟大家一样，事情过了才会明白。你为什么不离开我呢？造成人与人很难在一起的种种人性问题，我们就没有吗？我们也吵架。也有意见不合。人人都有的，我们也有——这个小问题，那个小问题，小小的憋气日积月累，小小的诱惑也累积起来。你以为我不知道有女人对你有好感吗？学校里的老师，工会的女的，被我丈夫深深吸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二战退役后有一年，不确定为什么还会和我在一起，每天都问你自己“为什么不离开她？”但是你没有。因为人一般不会那么做。每个人都有不满，但一般都不会离开。尤其是自己曾被人丢下过的，像你和你弟弟。经历过你们所经历的，会让人对安定特别珍视。有可能是过于珍视了。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舍弃与放下。再病态的行为，人都能去适应，不放弃。他这类男人，为什么感情上会与她这类女人互相吸引呢？原因很常见：他俩的缺点瑕疵很配。艾拉丢不下这个婚姻，正如他离不开共产党。’
“结果是伊芙和女儿谈了，天知道说了些什么，还是承诺了什么，或者是如何哀求，反正西尔菲德是在婚礼上露面了，穿着她那些衣服。扎着一条头巾。她是卷发，喜欢围那种希腊头巾，她以为很俏皮，她妈妈却是完全看不下去。她穿着田园风格罩衫，显得她体形庞大。薄透上衣有希腊刺绣。大圈耳环。一长串手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绣花布，一身首饰。脚上希腊式凉鞋，格林尼治村卖的那种。鞋带直绑到膝盖，勒进肉里，勒出印子，这也让伊芙看着难受。不说打扮得怎样，好歹女儿是来了，伊芙是高兴的，所以艾拉也高兴。
“艾拉能想都不想就说一句‘滚蛋’，然后再也不见你。他不调整。正开着第一挡，猛地就上到第五挡，走了。我不能住嘴不说，也不愿意住嘴。所以他跟我说滚一边儿去，然后就走了。六周后，我给他写了封信，他没回。接着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最后我去了纽约，逮住他，跟他道歉：‘你是对的，我错了。不该我管的事儿。我们想你。想让你来家看看。你想带伊芙来就带，不想带就不带。洛兰想你了。她爱你，她不知道这事儿。多丽丝想你……’等等。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你的威胁，你看错了。威胁你的不是帝国资本主义。不是你的公众行为。威胁你的是你的个人生活。从来都是，永远都是。’
“八月底，他们两人的节目都播完了，结了婚，到科德角度了个长周末。等回到伊芙家，西尔菲德不见了。没留个纸条，什么都没有。他们打电话给西尔菲德的朋友，打给法国她父亲，想着她也许是决定回去找爸爸了。打电话报警。到第四天，西尔菲德终于出现了。她在上西区，和她从前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在一起。住在老师家。西尔菲德做出一副不知道他们回来了的样子，所以她才没有费心从第九十六街打个电话来说一声。
“艾拉就是这么好斗，问题是他没抓住要点。他的思维推进不是靠逻辑清晰，他靠的是蛮力。我跟他说：‘你在舞台上怎么大展身手，怎么教人家写剧本，我都无所谓。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讲的不是传统不传统，中产阶级还是波希米亚。我讲的是一个家庭里母亲在感情上被女儿任意践踏。你在我们家长大，有我们那样一个父亲，却认识不到家庭气氛有多大影响力，对人有多大伤害，实在荒唐。吵架吵得人疲惫不堪。日复一日的绝望。一小时一小时的拉锯。她们那个家庭完全是不正常的——’
“那晚，三人一起吃晚饭，席间安静得可怕。女儿的吃相，伊芙看不下去。平时好日子的时候，西尔菲德的体重都让伊芙抓狂，何况那晚还不是个好日子。
“就在这时，艾拉骂了起来。‘我不住在勒海大道，’他对我说，‘多丽丝我喜欢，她是贤妻良母。不过，中产阶级犹太人家里两套餐具那种婚姻生活，我个人不感兴趣。我就没守过那套习俗，以后也不打算守。你是要我放弃我爱的女人，那么有才华、那么好的一个人，她的路也并不一直那么顺，你要我放弃她，就因为她那弹竖琴的女儿？你认为那是我人生的最大问题？我的问题是我所在的这个工会，默里，是改造演员工会的困境。我的问题是给我写剧本的作家。我的问题不是我妨碍了伊芙的孩子，我妨碍的是阿蒂·索科洛(1)，这才是我的问题。他交剧本前我要跟他过一遍，我的台词如果有我不喜欢的，我要直接告诉他。我不喜欢的台词我是不会接受的。我坐下来跟他争，最终修改成有社会意义的台词——’
“西尔菲德每吃完一道菜，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扫光盘子里的东西。艾拉在军队食堂和邋遢小餐馆都吃过，失礼对他倒没有什么。可伊芙是优雅的化身，她看着西尔菲德那样子吃光东西，西尔菲德很明白，对母亲是种折磨。
“‘艾拉，母女之间，母子之间的关系没什么复杂的。我有女儿，’我告诉艾拉，‘我了解跟女儿的事。喜欢女儿，爱女儿，和她在一起，那是一种状态；怕女儿，和女儿在一起，那是另外一种状态。艾拉，伊芙女儿对妈妈再婚有意见，这注定了你的家庭生活不会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就是给你描述一下那个家庭的不幸是什么样。’
“西尔菲德侧起食指，这样子，贴着空盘子的边儿抹，所有汤汁和残渣都蘸到手指上。把手指上的东西舔个干净，接着再来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在盘子上擦得吱吱作响。西尔菲德失踪后决定回家那晚，晚饭时又老样子抹盘子，伊芙平时见了都受不了，那晚更控制不住了。脸上再也挂不住完美母亲的安详微笑。‘别舔了！你都二十三了！住手！’
“我话说得很重。当年我性子挺烈。看到不理性的事就按捺不住，特别是来自我弟弟的。我说得是有点儿过了，但没夸大事实。去伊芙家吃饭那晚，刚出那门儿，我就看出来了。我以为没人会看不出来，艾拉恼了。‘你怎么就知道？怎么就你知道？因为你聪明，’他说，‘还是因为我太傻了？’‘艾拉，’我对他说，‘那房子里住着一户两口之家，不是三口之家，这两口人除了彼此外，没有任何其他实在的人际关系。那家人没有一件事情是有分寸的。妈妈被女儿情感勒索。你去守护一个被情感勒索的人，不会幸福。那个家，长幼颠倒，太明显了。耍威风、教训人的是西尔菲德。一看就知道，女儿对母亲怨恨难消。一看就知道，女儿对母亲这种积怨，是认为母亲犯下了某项不可宽恕的罪过。两人相互牵缠不清的情感是失控的。她们之间绝无快乐可言。母亲诚惶诚恐，女儿永远断不了奶还如此过分，两人间永远不会有像样踏实的和谐状态。
“西尔菲德猛然立起身，对准母亲的头狠打，用拳头。艾拉跳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听见西尔菲德对伊芙大喊：‘你这个犹太泼妇！’艾拉又重重坐回椅子。‘不行。这可不行。现在我住这儿。我是你母亲的丈夫，你不能当着我的面打她。不能打她，记住。我不准你打她。你不能说那个词儿，别让我听见。永远不能。永远不能让我听见。永远不许再说那个肮脏的字眼！’
“我和多丽丝去伊芙那儿吃过晚餐。见识了生活中的彭宁顿-弗雷姆一家，于是我一并都说了，一吐为快。‘伊芙女儿是枚定时炸弹，艾拉。满腹怨气，阴沉沉的，又恶毒。只关注展示自己，别的都进不了她的眼。固执，习惯了要什么有什么。而你，艾拉·林戈尔德，妨碍了她。当然，你也意志强大，比她强大，比她年长，又是男人。可是你没法施加你的意志。对于伊芙女儿，你没法凭你更强大、年长、是男性而获得任何道德权威。对你这样的教育权威，挫折一定不会小。在你身上，伊芙女儿会学到她在她妈妈那里永远学不到的一个词：抵抗。你是个六尺六寸高的障碍，威胁到了她对她明星妈妈的专制。’
“艾拉起身出了门，走走路，平静心情。从格林尼治村一直走到哈莱姆，再走回来。想尽办法按捺怒气。为那女儿的发作找了各种原因。想起了我们的继母和父亲。记起他们是怎么对他的。记起他恨他们的点点滴滴。他发过誓他自己决不会去做的种种不堪。可是他能怎么办呢？那孩子对她自己的母亲挥拳，骂母亲是犹太佬，犹太母狗——艾拉能怎么办？
“他跟我说了伊芙的第三次婚姻，彭宁顿之后那次，和弗里德曼的。我对他说：‘听着像是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你又要做什么呢，消除这些灾难？不仅在台上，在台下你也要做个伟大的解放者吗？你找上她原来就是因为这个？你想给她看看，你比那好莱坞巨星更伟大、更好？你是要给她看看，犹太人不是弗里德曼那样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而是你这样创造正义的机器吗？’
“午夜时分他回到家，什么也没做。上床，和新婚妻子睡下。让人惊奇吧，就这样。早上，与新婚妻子新任继女吃早餐，跟她们说，大家要一起和谐生活，为此大家必须相互尊重。他尽量用理性的方式来说，小时候没人这样对他讲过事情。对于他在这家里见到的、听到的，他余怒未消，还是尽量让自己相信，西尔菲德不是真正的反犹，不是反诽谤联盟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反犹。西尔菲德还真不是，因为她执着于实现自我公正，各个方面都要保证，成了下意识的，乃至于那些宏大的、有历史传统的偏见或仇恨，哪怕是最简单的、要求最低的，比如反犹主义，在她身上也无法生根，她根本没有空间来容纳。反犹主义本来对她来说也太理论化。西尔菲德她受不了谁，都是为了很具体、很实在的理由。跟个人相关的：这人挡了她的路和视线，冒犯了她的王者统治，她做女儿享有的权利。艾拉推测正确，整件事情，与仇恨犹太人无关。犹太人，黑人，任何产生复杂社会问题的群体——比起引发她当下私人问题的某个人——她才不关心。那一刻她只盯着他。因此，她公然吐出了那个骂人的恶毒的词，她本能地知道，这词让人极度反感，粗俗恶心，出格。一旦骂出口，艾拉一定会当即离场，再不会踏进她家一步。说‘犹太母狗’，她针对的不是犹太人，不是她自己的犹太母亲，她针对的是艾拉。
“我对艾拉说：‘你把你无法忍受的所有事情列成一栏，下面划道横线，加一加，总和是“完全无法忍受”吗？如果是，那么即使你才结婚不过两三天，即使还在新婚中，也必须离开。因为你犯了错的时候，你的脾气是怎么都不会走。你会拿出我们家族修正事情的激烈态度去修正。眼下我觉得这样要出问题。’
“艾拉一夜间就理清了原委，作为他自觉是狡猾的一招，他没让西尔菲德向他道歉，更没有按西尔菲德暗示的意思就此消失，反倒向西尔菲德道歉。他精明，用这个方法收服她，为他闯入她们的生活致歉。他是个陌生人，外来的人，不是她亲生父亲，是个她不了解的人，她没有理由喜欢他、信任他。他对她说，既然他是另外一个人，人类基本上是不喜欢别的人的，所以她太有理由不喜欢他和不信任他了。他说：‘我知道上个人不怎么样。为什么不试试我呢？我不是长博·弗里德曼。我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机构的，序列号也不一样。西尔菲德，不如给我个机会吧？给我九十天，怎么样？’
“但是一旦你热烈渴求的东西不是你所能控制的，就准备好受挫吧，预备屈服吧。
“他给西尔菲德讲长博·弗里德曼的贪婪，这种贪婪来自美国的腐败。‘美国商业是肮脏的游戏。圈内人才玩得转，’他告诉西尔菲德，‘长博就是典型的圈内人。长博都算不上是地产投机商，投机商才是真恶劣的。他是投机商的掩护。交易里他分一小块儿，一分钱不用投。现在，在美国，大钱基本都是通过秘密赚来的。你明白吗？地下交易。当然了，大家应该是按同一规则办事。当然了，也假装正大光明，公平公正。西尔菲德，你知道投机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区别吗？投资者持有地产，承担所涉风险，收益损失都会有。投机商进行交易。买卖土地像买卖沙丁鱼。暴富。经济大崩溃发生前，人们用抵押地产所得的钱，从银行分批提取现金，进行投机。贷款要收回的时候，抵押的土地就丢了。被银行收走了。这时，长博·弗里德曼这些人出场了。银行要凭手头这些一文不值的文件筹措现金，就得大削价出售，一美元只卖一便士……’
“但是艾拉就是为了改变而活着的。这是他生活的理由。他全力投入生活的理由。每件事他都看作是对他意志的挑战，这是他的精髓。他必须不懈努力。必须改变一切。这是他存活于世上的目的和意义。而这个婚姻，有他想要改变的一切。
“艾拉这个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尼·奥戴的好学生。伊芙欢喜得很，得了新生，世间又美好起来。这是属于她的真正的男人，她女儿真正的父亲。终于有了位尽职的父亲！
“接着我问：‘你说，除了这事儿，别的方面你也受不了吗？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你想插手改变的？如果真有，也别想了。你什么都改变不了。’
“‘西尔菲德，这其中呢，非法的地方在于，那是固定交易，’艾拉解释道，‘其间的共谋行为……’
“我跟他说：‘艾拉，彭宁顿这事儿修正不了。唯一修正的方法就是离开。’我跟他讲的，大致就是当年他和唐娜在一起的时候奥戴跟他说的那些。‘这不是政治，这是个人生活。不能把你对外部世界的理念带到个人生活里。你改变不了她。摊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如果无法忍受，就离开。这个女人嫁过同性恋，同性恋丈夫对她一碰不碰的日子过了十二年，她知道前夫在女儿面前的行为有损女儿幸福，却还与他纠缠不清。她肯定认为如果西尔菲德见不到父亲会更不好。她左右为难，很可能是怎么做都不对——所以算了吧，别为这事儿去为难她了，放手吧。’
“艾拉讲课终于结束了，伊芙站起身，走过去握住西尔菲德的手，说：‘我爱你。’不是说一次。嗯。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边紧抓孩子的手不放，边说着‘我爱你’。每重复一次都比上一句更真切。她是做表演的，真切的东西，她能让自己信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艾拉有没有自己想到：我该走了吧？艾拉有没有自己想过：这女人身陷困境，她的困扰我略有所知：她这个家庭矛盾重重，我对此无能为力。
“也许是吧，也不尽然。他身上的矛盾之处是毋庸置疑的。自我的开放与共产党人的缜密。家庭生活与党。想要个孩子，渴望有个家——他这样有追求的党员应不应该如此在意有个孩子？就算是这样的矛盾之处，也要设个限吧。无根无底的人娶个女明星？三十多岁的男人娶个四十多岁带着已成年大孩子的女人？不般配的地方太多了。挑战也就在这儿。在艾拉这儿，一件事情，不对的地方越多，需要修正的就越多。
“他并没有。他以为，铁人击退种种不利成就了今天，是不会被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击败的。他被情感软化了：疯狂爱上伊芙·弗雷姆，没见过这样的女人，想和她要个孩子。想有个家，有家庭，有未来。想和大家一样吃晚餐，不再在快餐店一个人吃，从满是污垢的糖罐往咖啡里加糖，而要和自己家人一起，在像样的餐桌上吃饭。就因为有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发了通脾气，他就会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吗？要跟坏家伙作斗争。教育他们。改变他们。能推动事情、理顺他人的，也就是艾拉和他的执着不懈了。
“艾拉的葬礼，来了不到二十人。多丽丝本来很怕当众发言，但她竟然起身就此做了一段演说。她说艾拉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共产党人，是满怀激情的共产党人，不适合封闭的党内小团体生活，正是这点毁了他。从共产党的视角看来，艾拉不完美，感谢上帝。对于自我，艾拉是无法抛弃的。它不断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压抑不住，虽然艾拉要自己做赤诚的战士。忠诚于党是没错，忠于自我，无法克制自我也是很自然的。艾拉身上的任何一面，都不是他能压制得了的。艾拉生命中的每件事都是自我的，多丽丝说，彻彻底底的，包括他的矛盾之处。
“形势确是缓和了。不再挥拳相向。没有怒气冲天。西尔菲德似是领会了。有时候，艾拉在晚餐桌上讲话，她也能听上那么两分钟。艾拉以为这是他的震撼作用。完全是。因为他是艾拉，因为他不让步，不放弃，每件事他耐心对每个人讲解多遍，他认为已经搞定。艾拉要求西尔菲德尊重母亲，相信自己能让西尔菲德做到。西尔菲德恰恰不能接受这要求。她只要能把母亲支得团团转，就要什么有什么，艾拉碍了她的事。艾拉也喊也吼，但在伊芙生命里，艾拉是第一个尊敬她的男人。西尔菲德受不了。
“多丽丝总是谅解他，为他开脱。每回我开始说他，多丽丝都为他辩解。‘是啊，’她说，‘艾拉是共产党，大革命者，一腔热忱的党员，一下子爱上了一位没有头脑的女演员，她穿的是时兴的细腰上衣与长裙，她是明星，光彩照人，浸淫的是贵族那套矫饰，与艾拉所有的道德标准正相对立——可这就是爱情。’‘是吗？’，我就问多丽丝，‘我看他就是容易受骗和犯糊涂。艾拉对感情问题没有判断力。像他这种不妥协的激进分子都这样。他们这种人心理上不太协调。’多丽丝反驳我的理由则是，爱情的摧毁力他抗拒不了。多丽丝说：‘爱情是没有道理的。自负虚荣是没有道理的。艾拉也是没有道理的。世上的人各有各的虚荣，因此各有各的盲点。伊芙·弗雷姆就是艾拉的盲点。’
“西尔菲德开始专业演奏，为无线电城音乐厅管弦乐团作第二竖琴替补。常被召去演出，一周一两次，周五晚上还在东六十区一家高级餐馆演奏。艾拉开车送她，带着琴，从格林尼治村到餐馆。等她结束了，再去接她和琴。他那辆商务车开到房子前，他进屋，把竖琴扛下楼。竖琴套着毡套，艾拉一只手扶着琴柱，一只手插进琴背部音洞里，搬起琴，搁在车里软垫上，开车把西尔菲德和琴送到市里餐馆。到了餐馆，把竖琴从车里搬出来，以他这样的大广播明星，扛进餐馆。十点半，餐馆晚餐服务结束，西尔菲德可以回格林尼治村了，他回来接她，把整个操作过程再来一遍。每个星期五。他也恨这个体力活儿，琴重八十磅呢，他还是干了。我记得他崩溃住院后对我说：‘她和我结婚是为了让我给她女儿扛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搬那破琴！’
“那是头一次，我把自己一直以来想说的试着跟他提，哪怕只是暗示。和她来段私情，没什么嘛。跟电影明星，干吗不呢。可是婚姻？彻头彻尾的错。那女人，与政治，特别是共产主义，从无接触。她能把握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错综复杂的情节，特罗洛普笔下的人物名字她可以娓娓道来，对社会对日常的种种事务却毫无概念。她穿的是迪奥。锦衣华服。上千顶小面纱帽。蛇皮的鞋子手袋。置装不知花多少钱。艾拉呢，四十九块钱买一双鞋。他看到她有张账单是八百美元买了条裙子。搞不懂。就去她衣橱看，看看这什么衣服怎么会这么贵。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应该一开始就看不惯她才对。他没娶革命同志，却娶了伊芙，怎么回事？难道在党内就找不到支持他、和他并肩战斗的人吗？
“周五晚上的接送途中，艾拉发现，他可以和西尔菲德谈一些有伊芙在的时候不能谈的内容。他问西尔菲德，作为电影明星的孩子，生活是什么样。他对她说：‘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不一样的，发现一般人不是你这样过的？’西尔菲德告诉他，是观光车在贝弗利山庄他们那条街上来来去去的时候她意识到的。她说十多岁前她没看过父母演的电影。父母尽量让她过普通的生活，在家里提到那些电影都是淡化处理。在贝弗利山庄，与其他明星的孩子过着富家孩子的日子，似是很普通了，直到观光车在她家房前停下，她听见导游讲：‘这是卡尔顿·彭宁顿的房子，他和妻子伊芙·弗雷姆住在这里。’
“我了解我弟弟，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说的是我不许你们再去。我跟他说：‘你不是西尔菲德的父亲，不能禁止伊芙的孩子做这个做那个。’我说，‘你如果为了这个要脱离这段婚姻，就明白说。不然的话，就留下，受着吧。’
“她讲给他听，那些电影明星孩子的生日派对是怎样的排场，有小丑，魔术师，小马驹，木偶戏，每个孩子都有保姆照看，保姆穿着白色护士制服。餐桌上，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位保姆。彭宁顿家有自己的放映室，播放电影。孩子们都来看。十五个，二十个孩子。保姆也都来了，坐在后排。放电影的时候，西尔菲德必须打扮得非常漂亮。
“伊芙送女儿去看彭宁顿这事儿，一开始艾拉气得不行。我想艾拉是觉得这不只是让西尔菲德见彭宁顿，怕是彭宁顿还有吸引伊芙的地方。也许她真的还恋着彭宁顿。可能是为着他的怪癖，可能是恋着他的家世。彭宁顿家族是加州名门望族。他在法国生活靠的就是家族财富。西尔菲德戴的一些首饰就是她父亲家族收藏的西班牙珠宝。艾拉对我说：‘他女儿住在他家，女儿住一个房间，他就这么跟个水手睡另一个房间。伊芙应该保护女儿。不该把女儿拖到法国去看这种事儿。她怎么就不保护女儿呢？’
“她对他说起她母亲的衣服，在她这样小孩子的眼里，母亲的衣服实在惊人。各式各样的紧身褡、胸衣、紧身衣、束腰带、长袜，还有难以置信的鞋子，那个时代女人的繁复穿戴。西尔菲德想着，自己怎么可能应付得来呢。永远做不到。那些发型。吊带裙。浓烈的香水。她记得当年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也要这样。
“在彭宁顿之后，伊芙嫁了一位房地产投机商，弗里德曼。据她说这人花光了她所有的钱，差点儿要她签字转让房子。因此，当艾拉出现在纽约广播界，她自然迷上了他。高贵的伐木工林肯总统，爽朗，纯净，伟大的巨人，高尚，高谈阔论正义与万物平等。艾拉和艾拉的理想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从唐娜·琼斯到伊芙·弗雷姆，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各种有问题的人。困扰情绪下的女人为他痴狂。那种朝气。活力。参孙式的革命巨人。他那种懒洋洋的体贴。而且艾拉身上的气味好闻。你记得吗？他那股自然的气息。洛兰常说：‘艾拉叔叔闻起来是枫糖浆的味道。’确实。他有树汁的气息。
“她还跟艾拉聊起了父亲，只讲了几件事，艾拉听得出来，小时候她父亲是很喜爱她的。她父亲有一艘船叫作西尔菲德，停靠在圣莫尼卡。周日的时候，把船开到圣卡塔利娜岛，父亲掌舵。两人一起骑马。那时候，有条马道沿罗迪欧大道直通向日落大道。她父亲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后面打马球，然后单独去和西尔菲德在这条马道上骑马。有年圣诞，父亲找了电影厂一个特技替身，把送她的礼物从单翼飞机上投下。在后草坪上低空俯冲，空投礼物。她说，父亲的衬衫是在伦敦定制的。西服和鞋也在伦敦做。那个年代，贝弗利山庄没有人不穿着西服、戴着领带的，她父亲是穿着最得体的一个。对于西尔菲德，全好莱坞的父亲都比不上她父亲那样英俊迷人。后来，十二岁那年，母亲和父亲离了婚，西尔菲德发现了父亲的越轨行为。
“和艾拉结婚以后，她还是常带西尔菲德去欧洲看彭宁顿。如今彭宁顿是死了，但战后他住在法国蔚蓝海岸。他在圣托佩山顶有座宅子。每晚喝个烂醉，四处闲逛，过气了，大骂好莱坞被犹太人控制，毁了他的前程。她带西尔菲德去法国看彭宁顿，三人在圣托佩吃顿晚餐，彭宁顿会喝上几瓶葡萄酒，饭席间盯着一位男侍应生看，然后打发西尔菲德和伊芙回酒店。次日清晨，她俩到彭宁顿家吃早饭，那男侍应就穿着浴袍坐在餐桌旁。大家一起吃新鲜无花果。伊芙于是回到艾拉那儿，哭诉那人如何胖了，如何醉醺醺，还总招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睡在家里，有侍应生，有海边醉汉，有扫大街的，她是再也不去法国了。然而她又回去了，是好是坏，都一年两三次带西尔菲德去圣托佩看父亲。对孩子而言一定是不好过。
“那些周五的晚上，西尔菲德对艾拉讲了这些，艾拉又在纽瓦克转述给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自己是判断错了，艾拉会和西尔菲德成为朋友的。他们才刚开始同住，艾拉与她聊这么多是要建立联系，和她好好相处什么的。似乎是奏效了，两人有点熟悉亲近了。西尔菲德晚上练琴的时候，艾拉会走进去问她：‘你怎么会弹这玩意儿的？我跟你说，每回看见有人弹竖琴啊——’西尔菲德接话道：‘你就想到了哈普·马克斯是吗？’两人笑了，因为确实如此。‘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问她，‘琴弦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你怎么记得住哪个踏板是哪个呢？手指头不疼吗？’他问了一百个问题，表示他极感兴趣。她呢，都解答了，解释竖琴的原理，给他看手上的老茧，情况在好转，绝对在转好。
“要嫁彭宁顿，先得甩掉第一任丈夫。彭宁顿是第二任丈夫。第一任叫米勒，她十六岁和他私奔，是个没文化的粗人，海军服役五年刚回来，大块头，德裔美国男孩，纽瓦克附近卡尼一位酒保的儿子。出身低俗，人也粗鲁。有点像艾拉，只是没有艾拉的理想主义。她是在社区戏剧小组认识的他。他想当演员，她也想当演员。他住宿舍，她上高中，还住在家里，两人一道去了好莱坞。伊芙就是这样到的加州，中学时候和酒保儿子私奔过来的。来的当年就成了名，为了甩掉什么都不是的米勒，制片厂给了他一笔钱了事。也让米勒在几部默片里露过脸，还在最早的有声电影里扮演了几个硬汉角色，但他与伊芙的关系基本已查不到记录。一直到很后面都是。我们会再说到米勒的。总之她嫁给了彭宁顿，皆大欢喜。电影厂主办婚礼，有了小孩，然后呢，和彭宁顿过了十二年修女般的日子。
“可是那天早上，伊芙说她不能要孩子，哭了又哭。艾拉想，好吧，就这样吧，同意带伊芙去看坎登的医生。那天早上，他听到西尔菲德在楼梯下，和母亲吵，痛骂母亲。艾拉跳下床，打开卧室门，听到了西尔菲德说的话。这次她不是叫伊芙犹太母狗。比那还恶劣。恶劣得让艾拉回了纽瓦克。就是这样你才遇到艾拉的。艾拉在我家沙发上睡了两夜。
“婚礼是电影厂安排的。她与彭宁顿的搭档广受欢迎，她又那么倾慕他，电影厂认定他们应该结婚。还认定结了婚就该要个孩子。都是为了消除彭宁顿是同性恋的传言。当然了，他是同性恋。
“那个早上，那一刻，艾拉明白了，伊芙不是觉得年纪大才不能跟他要孩子。他明白了，伊芙并不是担心要小孩会影响她的事业发展。他才意识到，伊芙跟他一样，也想要孩子的，决定流掉跟自己爱的男人的孩子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四十一岁的年纪。这个女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体会到自己不够宽厚，不够强大，不够自由来要这孩子，这才是她哭得那么厉害的原因。
“他以为已经说服她了，但结果又出了新问题，工作。头胎生西尔菲德时，兼顾事业和孩子，已经够不容易了。生西尔菲德时伊芙只有十八岁，那时她是好莱坞新星。嫁给男演员彭宁顿。我年轻那时候，彭宁顿名气极大。卡尔顿·彭宁顿，默片男星，外形堪称古典风格的典范。颀长，风度翩翩，黑润油亮的头发，一把黑黑的小胡子。风雅到了骨子里。地道的社交场与情场贵族，两者相互作用，为他的表演提供资源。童话王子，调情高手，合二为一，开皮尔斯镀银车送女人直达幸福彼岸。
“那个早上，他明白了堕胎不是伊芙的决定，而是西尔菲德的。他醒悟到，要决定如何去处理的，不是他的孩子，是西尔菲德的。伊芙借堕胎逃避女儿的怒火。警钟响了，但仍不足以使艾拉就此离去。
“不是。前一天晚上她已经说过了，跟他说要去坎登堕胎。坎登有位医生，早年人工流产手术风险较大，不少有钱人去找他。她这个决定其实也不意外。有好几周了，她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她四十一岁了，比艾拉大。脸上虽看不出，但伊芙·弗雷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这个年纪怀上孩子，顾虑不少。艾拉理解，但是接受不了，不愿承认她的年纪会成为障碍。你知道，他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他有一种毫无保留、一往无前的劲儿，所以他一遍遍地劝她，说他们没什么可顾虑的。
“西尔菲德身上这些本性上的东西与竖琴无关。艾拉听到西尔菲德对她母亲说：‘你再敢，再敢试图生个孩子，我就把那个小白痴掐死在婴儿床里！’”
“她跟他说要堕胎。”
(1)阿蒂是阿瑟的昵称。
“艾拉来看我，”默里接着讲道，“就是你们俩碰到那次的前一天，他来我家过夜，是为了当天早上他听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