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李敖，这不是语言运用问题，他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是赞成一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的理论，“文化是没有选择性的”的观点。这是他的第二个失误。
是的，李敖也难免失误。一是重蹈胡适的覆辙，一度赞成“全盘西化论”。胡适1935年3月发表《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文章，三个月后即加以修正，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说“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李敖在（20世纪）60年代坚定地主张并绝对肯定“全盘西化论”，用他的话说是“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有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胡适三个月纠正的错误认识，李敖花了几乎近三十年。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敖才声明：“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地世界化、现代化，并非百分之百，这是语言在运用时无可避免的限制。”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特别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化，更不是“完全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照旧说是儒道佛三家及其错综复杂的互相渗透。依我看，旧说中的道家，它的“始祖”及“主将”的老庄，和道家是根本不同的。老子和儒家一样，主张治世，不过方法不同。而庄子是独立的一家，主张以生命为本体和本位，“顺乎自然”，“完身养生”，既不讲治世，也不讲求长生不老的仙道。而且每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将分化，都是派别林立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韩非子已经指出“儒分为八”；荀子且指责孟子离经叛道，是孔子学说的罪人。文化的“完全的整体”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李敖认为前“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中间“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最后“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李敖又指出以上病症的四个病因：第一个是“泛祖宗主义”；第二个是“浅尝辄止的毛病”；第三个是“和经济背景脱节”；最后，第四个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而且，文化的变革、发展、移植，从来是有选择性的。儒家经典的《礼记·大传》早已指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几千年来，这一个半世纪之间，我们的度量衡、文章、正朔、服色、徽号、器械、衣服，哪一样没有变革？而且变革得层出不穷，变革得彻头彻尾。关键在于，这不过是文化的枝叶罢了。“其不可得变革者”，才是根本，儒家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这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也。“亲亲”是血统论，“孝”呀“悌”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只能用夏变夷而不可以夷变夏呀的一套。“尊尊”“长长”是一长制，在家是家长制，在国是君主制，在“天下”是帝王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男女有别”是男尊女卑，“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归根结底，无论从血统、从性别，从社会、国家，统统把人纳入严密的有上下、有大小、有贵贱的一长制体系，消灭个人独立的人格，建构人身依附，一级一级制驭着的制度、圣道、文化，必须坚持，“不可得与民变革”的文化的命根子。
义和团病中胜于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传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挟外自重病大团圆病超越前进病
文化就是这样，在事实上，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可以分析，可以选择。正像李敖，坚持穿长袍的时候，可以主张“全盘西化”，而脱下长袍改穿西服的时候，又可以坚持孔夫子的男女观，认定“唯女子与小人与热带鱼为难养也”。李敖笔下歧视、轻贱甚至侮辱女性的言论是非常惊人的。像“我有一句名言——女人的政治方向是跟着‘锤子’（男性生殖器）方向转的，没有什么正义标准”，“新女性，只能床上俯仰一世，却妄想床下一世俯仰”，等等等等，连篇累牍。“男女有别”，男女不平等，今天依然是世界性的大问题。许多国家男女在法律上平等了，在事实上却远远没有平等。这也显示，文化的优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文化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在东方西方、中国外国，而在人的生活本身，在生存方式的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有利于人的温饱，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富有人情，是否能够提高人性。
而李敖异军突起，用他罕见的博闻强识，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聚讼纷纭的论争，旗帜鲜明、生动活泼地指证死守传统、夜郎自大的儒者的病症，计十一种，如下：
三
中国历来注重文化，本世纪（编辑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又发生了一场“五四”文化革命。这受到靠文化解决问题的批判。李敖又认为“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是不是错了呢？
台湾，怎么会例外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不过是在1962年明火执仗、营垒分明地爆发了又一轮中西文化论战，不仅打笔仗，而且诉诸法律，名副其实地大打官司。李敖在这两个战场上，都是胜利者。
不，不错，文化重要，并不等于专靠文化解决问题。五四一代人倡导文化革命，不是也提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吗？提出“民主”的口号，其重要内容不正在于政治吗？就在文化论战中，也曾提出“国体论战”、“民治与独裁论战”这样的政治性题目。而且在几十年的长时间中，同时进行着“以农立国”和“以工建国”这一经济理论问题的论战。可见，在思想上，在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专靠文化解决问题的问题。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而又极富人生智慧。远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伟大的孔夫子即有教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夫子伟大的学生孟子又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千年间，从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过程来看，这又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待到鸦片战争失败，面对一时无法战胜的列强，“师夷长技以制夷”，既有深厚的顽强的民族心理作基础，又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必然应对，“中国本位”更是天经地义的祖训，保种、保国、保民、保国粹纠缠在一起，已然成为一个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的死结。尽管在“五四”以前，鲁迅已经发出觉醒的呐喊：“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充耳不闻，无所用心的人们，特别是知识者，又特别是许许多多自以为乃知识者精英的人们，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时间里，简直是有增无减。
文化之所以成为根本，正如经济关系背后乃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样，政治、军事，归根结底在于人，为了人。老子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可惜几千年来人们只注意他的“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治国的方法论，而无视他“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原则。翻（译）成现代语言，不就是说为了保障每一个人——包括“不善”的人——的权利，生命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吗？！这和中国传统的“牧民”政治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政治问题中更根本的文化思想问题。
在台湾爆发的这场中西文化论战，实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古老话题，一场纠缠不休、常战常新的论争，至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开始了。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来“体”、“用”之争，至今不绝。大体计算，真可谓七八年来一次了。虽然名目不同，但框架未变。虽然也有变化，有发展，但本末不清，病根未除。一方是国粹论，中西互补论，中国本位论，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学；一方是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充分世界化论，充分现代化论。
李敖的命运是这样，李敖的创作也是这样。当国民党当局依据恶法，用“莫须有”罪名将李敖逮捕下狱，判刑十年，就为李敖打开了研究政党、研究政治的大门，成就了《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蒋经国研究》、《国民党研究》、《民进党研究》等一系列著作。
紧跟着第二年，在台湾爆发了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再次成为论战的中心。李敖笔下堆积的史料如《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无所顾忌的笔锋如《论“处女膜整形”》，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在有悠久的发达的合纵连横、折冲樽俎的政治传统底下，阅读李敖坦承“在感情上，我无爱于国民党，却有爱于民进党”的政论，令人惊讶而且耳目一新的，是他“在理智上，两党对我都一样，它们的荒谬、错误与横行，都在我口诛笔伐之列，我只是用证据来拆穿邪恶、维护真理”的文章做法。李敖声明“我们党外的目标是自由民主，一切就是要公开，就是要讨论嘛！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正确或错误，都要从讨论得来，怎么能关着门办事”。有了这样的不同于旧的传统政治的文化思想，于是有李敖“就是打明牌，不要打暗牌”的光明亮堂、痛快淋漓的文章，于是也才能与老百姓与读者的心相通，并赢得信任与青睐。李敖是个聪明人，他真正明白：“我对蒋介石，绝不因为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为了一时的政治目的骂或不骂蒋介石，是不对的、不客观的、是非不明的，也是令人看不起的，我绝不如此。”
二
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们的。他们如果没有被暮气沉沉的文化所污染，或已经从暮气沉沉的文化中惊醒起来，天生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活力，要追求新的生活，要创造新的生存方式。1961年，一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抨击统治台湾的“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落了伍的棒子”、“不放手的棒子”，呼唤着社会的年轻化。这立刻激发青年人的躁动和老年人的愤慨，展开了一场笔仗。因为他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击中了“老年政治”的要害。这个青年就是李敖。
李敖对于国民党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揭露国民党“秘密结社”的出身和性质，以及“既不能也不愿辨别国的利益是高于党的利益的”法西斯本质。虽然国民党的“党国”专制，在它执政后即暴露于天下，受到爱国志士的严厉抨击，但李敖在几十年后再次指出这一点，对读者认清国民党的顽固性及其腐朽，对民进党的建党及其操作模式，亦步亦趋学国民党，台湾政事是什么样子，都有相当的启示。
这是事实。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之成为人，伴随着生物学意义的进化产生了心智，出现了智人，也即现代人，于是产生了文化。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又规范一种生存方式。文化即人化，也即所以化人。生产力可以发展，经济可以从游牧到畜牧、到农业、到工业、到信息时代，决定人们生存方式的根本观念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可以基本不变；政权可以嬗变，朝代可以改换，人们生存的方式即根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基本不变；也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基本不变。一部二十四史，一部世界史，充分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当文化的根本内涵出现革新，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人成为新人，政治成为新的政治，社会成为新的社会，这才是新的境界，新的人间，新的世界。
四
李敖的文字有个性、有特色，因而有读者。这是真的，他几乎将中国做老八股、新八股、假大空的好文章的范式荡涤净尽。李敖也很自负，他一再宣称“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这自然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人、论世、衡文，历史老人虽然不尽公平与公道，反反复复也常有，毕竟什么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李敖充分关注文化，活的文化，出于一种坚信，他说：“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李敖的语言，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不尽相同的。他的确属于“狂叛品”，的确像他所说明的：“狂叛品的文章最大特色是率真与痛快，有了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狂叛品的作者深知写文章的重点是在表达作者的意思，只要能达意，使读者痛痛快快地读下去，‘形式’上面的计较，是可以不必的。”因之李敖的语言口语化、情绪化，“最喜欢用俗语俗字”，乃至“最喜欢用”粗话粗字，连“且且且且且”、“也也也也也”竟至于属于文雅，“裙带关系”也要换用更直露的“大白话”。事实表明，这在“达意”上就会挑动一群青年读者的感应神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李敖名噪一时，和他的语言文字的特色是分不开的。
这是因为李敖充分关注文化问题，把握着中国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这个枢纽。他不仅作《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不仅作《中国性研究》、《中国命研究》，在他笔下，无论历史、思想、法律、道德、教育、政治与人物，无不聚焦于文化，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性质与文化品位。李敖从不空谈，每一个问题都引征大量的历史文献或文字资料，有时达到“资料轰炸”的地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结论，你决不能无视他提出的证据，甚至正是这些资料将推动你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李敖又决不死守书本，埋头于故纸堆中。他把现实社会中人们现有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并给予辛辣的抨击，于是他引征的历史资料与现实的活思想相结合，显示出生动活泼的生命力。李敖的文章风行一时，能够激发青年读者的狂热，争相阅读，这是一大关键。
这也就是李敖的语言文字的技巧。
一
李敖是值得一读的：不仅台湾，而且大陆；不仅现在，而且可见的将来。
时代不同了，社会变化了，群众的心理、阅读的兴趣和口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章的写法也即“技巧”如果不变，是不会有读者的。李敖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也是一个做文章的浩瀚海洋中的幸运弄潮人。三四十年间他始终在风口浪尖上拼命冲浪，博得大众的喝彩，就因为他赶上了这“大众传播”的时代，把握住了“大众传播”的文字技巧，足以与“音”和“像”并驾齐驱。他的《从“秀嫂信箱”到“上下古今谈”》，就传达着他所心领神会并得心应手的消息。
李敖生在大陆，根在大陆，启蒙在大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才随父母“应变”去到台湾；成长在台湾，成就在台湾。姑无论李敖自信自己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根本还在文化。台湾和大陆是同根同源的文化，两岸有着同样的历史传统，近现代承受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如今同样在为现代化而挣扎、而拼搏、而奋斗。中国要争存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根底在人”。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创造人，这是新时代的血脉。这才是台湾和大陆、李敖和我们无法分离的纽带。这也是《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出大陆版的特殊意蕴。
然而，语言文字的“技巧”、“韵味”、“魅力”，永远是短命的，永远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而寿比南山的乃是建构文章的不可移异的事实和纯粹的资料。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人物、社会生活、社会风貌、独异的新颖的思想，以及将它们熔铸于其中的历史文献。
1995年，台湾荣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计二十册，这是他前半生苦斗的记录，可是李敖已然感叹：“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他认为“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家的部分，也许有相当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其实，作为文章，比起“配读”与否来，更根本的还在于人们值不值得去读。
李敖曾经诚实地表白：“我的文章里固然有许多偏见和情绪语言，可是你把这些过滤掉以后，剩下来的就是纯粹的资料。这是我学问之所在。写文章要有很多条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读完这部大全集的人一定会有同感吧？李敖掌握资料、积累资料、运用资料的本领确实令人惊佩，并且给人清新的启迪。
这也是一定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专制、酷刑从来没有阻挡志士仁人和求生存的群众前仆后继。非人间能忍受的苦楚，锻炼着坚贞者的情操。李敖出狱后，更坚定更飞扬地走自己的路：他认为“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的路，用“是非挂帅”的原则，“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的理性，“一切就是要公开”的态度，研究和批判国民党、“党外”、民进党，为台湾的现代化，为中国的统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而继续创作。
台湾和大陆，隔海相望五十年固然长久，其实，在历史的大河中也不过一瞬而已矣。两岸的人们，心还是这样息息相通。两岸共有、共享、共同致力改革的文化，还是这样血脉相连。也许，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这一百多年来就是这样：从阿Q志存革命开始，就蕴涵着“革这伙妈妈的命”的因子。鲁迅创作阿Q的时候说过：“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们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虽然，这，已经过去八十五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整整一代人过去了。然而，台湾和大陆，我们两岸毕竟心存芥蒂五十年了。旧的高墙拆除了多少姑（且）不论，新砖是又新砌上了。现在，《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在大陆出版，必定有助于拆掉“高墙”，有助于两岸读者的心，得以交流吧？
这是一定的，在像台湾那样一个禁锢得像罐头的专制制度中，知识分子要喊出独异的心声，必然遭到执政者的打击。1971年，国民党挟恨陷害，将李敖逮捕下狱，以“叛乱罪”的恶法判刑十年。待到蒋介石死亡，李敖才获得减刑出狱。李敖用生命赢得了搅醒社会的功效。代价是追不回来的青春，自然无比巨大。
这是一定的，我想。我也谨此祝福。
李敖，一个个性卓异的知识分子，一个大有学问的作家，用他狂放恣肆，百无禁忌，言必有据的文字，震动台湾，名噪一时。
1997年12月9日
《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横渡海峡，先于本人来归大陆，在这云水阻隔几近半个世纪，必将统一而尚未统一的时期，对于两岸思想、文化、心灵的交流，无疑有着特殊的意味。深情的哲人早有感慨：“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何况海峡两岸是固有的血脉，同根同源的文化，本应有更多的作者、编者、读者来走沟通的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