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的克雷斯和另外那位军官，这下才发觉自己松了口气。
这下，他们得知“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已经躲过英国舰队脱身了。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取得土耳其人的同意，让它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身为国防大臣，控制着布雷区的恩维尔帕夏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得玩一套复杂的把戏，才好对付那些神经更加紧张的同僚。那天下午，当他正跟德国军事代表团的一个团员在一起的时候，通报说又有一个团员冯·克雷斯（von Kress）中校紧急求见。克雷斯说，查纳克要塞司令报称“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要求准许进入海峡，并请立即指示。恩维尔回答说，不跟首相商量他无法决定。克雷斯坚持说，要塞需要立即答复。恩维尔一言不发，坐了好几分钟，然后突然说：“让要塞准许它们进来吧。”
接着，克雷斯问：“假如英国军舰跟着它们进来，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恩维尔又一次拒绝答复，借口必须和内阁商量。可是克雷斯坚决主张要塞不能没有明确的指示。
那天上午，曾经目击“格洛斯特”号与“格本”号、“布雷斯劳”号两舰战斗的那艘意大利小客轮到达君士坦丁堡。乘客中有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先生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远处几艘兵舰，炮声隆隆，白烟滚滚，龙蜿蛇行，各施方略。他们听意大利船长说，其中两艘就是鼎鼎有名的才从墨西拿逃出来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几小时后，摩根索先生因事碰到旺根海姆大使，提到他女儿讲的故事，旺根海姆听了之后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关注心情”。他吃好午饭，马上由奥地利大使陪同来到了美国大使馆。两位大使面对那位美国太太“郑重其事地在椅子上坐定下来”，“对她进行了非常仔细但却十分客气的盘问……他们连一个细节也没让她漏掉；他们想要知道打了多少发炮弹，德国船是朝哪个方向开走的，客轮上所有的人讲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他们离开使馆的时候，可说是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随后冷场了很久。最后恩维尔回答说：“要。”
弄不清这是要他炫示一下实力，以保全土耳其人的脸面，还是真的要他强行进入，苏雄就这么在拂晓时离开了提诺斯岛。一整天他以18海里的时速北上，而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整天在爱琴海出口处来回巡行，不让它出来。当天下午4时，苏雄已经看到了特内多斯（Tenedos）和特洛伊平原；5时，他在查纳克（Chanak）大要塞的炮口下到达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坚不可摧的通道入口处。全体船员进入战位，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根根神经绷得紧紧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慢悠悠地驶近前去。“派个引水员来”的信号旗飘拂着升上了桅杆顶。
在150英里外的海峡入口处，一艘土耳其驱逐舰离岸开出来，驶近“格本”号，甲板上所有的眼睛都极其担心地盯着它。一面信号旗飘扬了一会儿，经认出是“跟着我”的意思。8月10日晚上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进达达尼尔海峡，照事后很久丘吉尔凄然承认的说法，它所带来的“屠杀、痛苦和毁灭，其程度之烈，就一只船来说，是空前的”。
9日一整天苏雄等着回音。他的无线电收发报员曾经意外地收到一份含义不清的电文，但无法破译出来。夜幕来临，仍无答复。这时米尔恩已经得知有关奥地利的消息系出误传，他的舰队再次向爱琴海进发。苏雄决定，如果没有回音，必要时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8月10日凌晨3时，他收听到英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时拍发的无线电信号。他不能再事等待。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另外一阵断断续续的嗡嗡声。这是“将军”号，它终于发来了暧昧难解的讯息：“进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员。”
这一新闻立即经电报传遍全球，当晚就传到马耳他。仍然在爱琴海各岛之间搜索的米尔恩海军上将到第二天中午也得悉了。他的上司对“格本”号的任务了解得太少了，竟命令他布置一条封锁线来堵住达达尼尔海峡，“以防德国军舰出来”。
苏雄海军上将不敢和君士坦丁堡通电报，因为可以传那么远距离的强力信号有可能同时把自己的位置泄露给敌人。他命令从墨西拿沿着一条更加偏南的航线跟着他来的“将军”号，驶往士麦那（Smyrna），并从那里打电报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海军武官：“由于无法规避的军事需要，必须攻击黑海的敌人。尽一切努力替我安排，立即让我穿过海峡，如果可能则取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必要时可不经其正式同意。”
阿斯奎斯首相对这个消息的评论是：它是“令人关切的”。可是他在日记里却写道：“它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将坚持”“格本”号的船员应由土耳其人接替，而他们是没有能力驾驶这条船的。在阿斯奎斯看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坚持”而已。
“朝北”确实是苏雄的去向，可是土耳其人已经在海峡入口布了雷，不经他们准许，他的军舰不能进入。在装好煤并和君士坦丁堡联系上之前，它们是无法前进的。他的运煤船“博加迪尔”号（Bogadir）正按照命令伪装成希腊船在马莱阿角等着。由于担心会被发现，他命令它向爱琴海上更靠里面的一个岛屿提诺斯岛（Denusa）驶去。因为没觉察到英国人已经中止追逐，8月8日一整天他的军舰潜伏不动，直到9日早晨才偷偷溜向荒无人烟的提诺斯岛海岸。在那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整天加煤，同时锅炉里烧足蒸汽，以便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出发。他还在一处山顶上设了一个瞭望哨，监视英国人；其实英国人当时远在500英里外监视着奥地利人。
协约国的大使们立即怒气冲冲地一再坚持这个主张。土耳其人仍然抱住中立不放，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决定要求德国人解除“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武装。这虽“只是暂时做个样子”，可是遭到应邀前来听取这一建议的旺根海姆的断然拒绝。经过进一步激烈讨论之后，有一个大臣忽然提出：“难道德国人不可以把这两条船卖给我们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们的到来看作根据合同前来交货吗？”
这些军舰在那里集结，停留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之久，直到次日中午，米尔恩听到尴尬不堪的海军部说奥地利根本没有宣战，于是再次重新开始追捕。到这时，离8月7日下午看到“格本”号驶进爱琴海的最后踪迹，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小时。按照米尔恩海军上将后来的叙述，他在考虑朝哪个方向去找它的时候，认为“格本”号可能采取的航线有四条。他仍然认为它可能企图西去逃往大西洋，也可能南去攻打苏伊士运河，也可能找个希腊港口避一避，甚至也可能去攻打萨洛尼卡（Salonika）——后两种假想，从希腊还是个中立国这点来看，不啻海外奇谈。出于某种原因，他不信苏雄海军上将有破坏土耳其中立的意图；达达尼尔海峡这个目的地，在他脑子里跟在国内的海军部一样，连想也没有想过。他所设想的战略是，把它“朝北”困在爱琴海这只瓮中。
这诚是个高见，皆大欢喜，既打开了进退维谷的局面，又给了英国人没收两艘土耳其军舰以理想的报应。在德国的同意下，这笔买卖向外交使团宣布了。此后不久，“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经重新命名为“雅武斯”号（Jawus）和“米迪利”号（Midilli），升起了土耳其旗号，船员戴上土耳其帽，在土耳其人一片狂热声中，接受了苏丹的检阅。这两艘德国军舰真像是鬼使神差特意送来代替他们那两艘被抢走的军舰似的，既使老百姓欣喜若狂，又给德国人抹上一层深得人心的光辉。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午夜刚过，米尔恩海军上将装好煤，进行了检修，率领“不屈”、“无敌”、“不倦”和轻型巡洋舰“韦茅斯”号（Weymouth）离开马耳他向东行驶。也许因为他觉得目前这一阶段加速只是浪费煤而已，他以12海里的速度前进，从容不迫地追赶着。到第二天，8月8日下午2时，他约莫在马耳他和希腊之间的半路上，从海军部传来消息说奥地利已经对英宣战，这使他立即停了下来。很遗憾，这个消息是误传，一个文书错发了这个事前约定表示与奥地利作战的代号电报。可是这已足以使米尔恩放弃追逐，于是他占定一个位置，以便奥地利舰队一旦出现时，不致和马耳他隔绝。就在那儿，他命令特鲁布里奇的舰队和“格洛斯特”号前来和他会师。又一个机会丢失了。
德国一直催逼宣战，土耳其人则是一直拖延，不但如此，他们还为自己的中立开始向协约国索取越来越高的代价。俄国因为“格本”号来到黑海大门口，给吓坏了，愿意照付。就像处在绝境中的无赖汉发誓抛弃终身恶习那样，俄国甚至愿意不再染指君士坦丁堡。8月13日，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向法国建议，可向土耳其提出，如它保持中立，愿对它的领土完整给予庄严的保证，并且给它“巨大的财政好处，由德国人负担”。他甚至愿意加上这样一个保证：“即使我们胜利了”，俄国人也将履行诺言。
他不让“格本”号溜出视野，又追了三个小时，直到米尔恩发来信号，严令禁止他追过希腊岛顶端的马塔潘角（Cape Matapan）。下午4时30分，当“格本”号绕过马塔潘角驶进爱琴海时，“格洛斯特”号终于放弃追逐。苏雄海军上将摆脱了监视，隐没在希腊的小岛之间，去和运煤船会合了。
法国人同意，并且，用普恩加莱总统的话说，“竭尽全力”一方面使土耳其保持镇静和中立，一方面劝说英国参加对土耳其领土的联合保证。但是英国人绝不能屈尊去对一度受他们保护的国家的中立进行讨价还价或支付任何代价。丘吉尔在他“非常好斗”和“强烈反土”的情绪下，向内阁建议派一小队鱼雷艇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去击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也许是对动摇不定的土耳其人能施加影响的唯一姿态，也许是能防止最终发生的一切的唯一姿态。早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侵犯那天，法国一个最为敏锐、最有勇气的有识之士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跟着它们进去，”加利埃尼将军说，“否则土耳其会加入敌对阵营。”在英国内阁中，丘吉尔的想法被基钦纳勋爵否定了。他说英国人对土耳其采取攻势，就会疏远全体伊斯兰教徒，那是英国受不了的。应该让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
还在指望援兵的凯利海军上校，急于拖住“格本”号，已不顾一切。当“布雷斯劳”号落到后面来恫吓他时，他不考虑它是不是一支“优势兵力”，决心对它进行攻击，以迫使“格本”号掉回头来保护它。他不顾鱼雷的威胁开了火。“布雷斯劳”号回击。“格本”号不出所料果然掉过头来助战。谁也没有击中谁。一艘从威尼斯驶往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小客轮刚好路过，目击了这场战斗。凯利海军上校撤出和“布雷斯劳”号的战斗，退下阵来。苏雄海军上将经不起把珍贵的煤用在追逐上，重新上路。凯利海军上校再次开始跟踪。
土耳其政府内部各派系争吵不已，摇摆不定，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协约国时而威胁，时而磋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影响则与日俱增。到10月底，德国人打定主意不能再让他们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为了从南面封锁俄国，土耳其的实际参战已属绝对必要。
时至8月7日天全亮时，只有“格洛斯特”号不理米尔恩的信号，还在跟踪“格本”号。这时“格本”号已再次和“布雷斯劳”号会合，在向希腊海岸驶去。苏雄海军上将不便在敌人视线下和他的运煤船碰头，拼命要甩掉他的尾巴。他下令“布雷斯劳”号落向后去，在“格洛斯特”号前面来回穿梭，装成布雷的样子，同时采用其他扰乱视听的战术，想把“格洛斯特”号引开。
10月28日，原“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苏雄海军上将指挥下，带着几艘土耳其的鱼雷艇，驶进黑海，炮轰了敖德萨（Odessa）、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和费奥多西亚（Feodosia），造成一些老百姓丧生，击沉了一艘俄国炮艇。
米尔恩仍然相信“格本”号存有掉头朝西的意图，于是在早晨5时30分发信号给“格洛斯特”号，要它“逐步落向后面，免遭俘获”。他也好，海军部也好，都还不认为“格本”号是艘正在逃窜中的船只，不是在寻求战机，而是在避免战斗，是在使出浑身解数全速驶向它遥远的目的地。可以说，英国人由于菲利普维尔遭受袭击留下的印象，以及多年来对德国海军愈来愈大的恐惧，把“格本”号看作一艘横行海上袭击商船的海盗船，随时会掉头扑将过来。他们盼望无论如何总得把它围困起来，可是他们在追赶它的时候却缺乏紧急迫切之情，因为他们始终在等它掉转头来，根本没有看出它是在竭力想脱身东逃，具体地说，也就是逃往达达尼尔海峡。这与其说是海军的过错，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失算。很久以后，丘吉尔悔恨交加地承认：“我想不起英国政府在作重大决策时，还有哪次比土耳其人的消息还要闭塞。”这一情况的根子在于自由党人对土耳其根深蒂固的厌憎。
土耳其政府中的大多数人，被德国海军上将在自家门口干下的既成事实吓呆了，而想推卸责任，但被有力地阻止了。起作用的因素是，“格本”号就停在金角湾（Golden Horn）里，由它自己的军官指挥，配备着它自己的船员，而他们又是无视管束的。塔拉特贝伊指出，政府、王宫、首都、他们这些人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权力，以及哈里发，都处在德国炮口之下。赶走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他们又办不到，而这一点却是协约国一直要求土耳其作为它保持中立的证明。既然战端已经以土耳其人的名义挑起，俄国便于11月4日向土耳其宣战，英国和法国接着在11月5日也宣战了。
到凌晨4时，特鲁布里奇还没找到“格本”号，他断定自己不再有任何希望可以在有利条件下和它交战了。他相信，在大白天“格本”号即使被截住，也能躲出他的大炮射程，并把他的四艘巡洋舰一一击沉。他显然明白，一旦和它进行这场射击和厮杀的技艺较量，他的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中任何一艘用炮火或者鱼雷去击中它的机会是极少的。他断定，它就是海军部告诉他不要与之交火的“优势兵力”。于是他停止追逐，并把这情况用无线电报通知了米尔恩，然后在扎金索斯岛（Zante）外游弋到上午10时，仍然盼望着米尔恩的战列巡洋舰会有一艘出现。最后他驶进扎金索斯港，准备重新监视亚得里亚海上的奥地利人。就这样，第三次机会丢失了，而“格本”号载着命运的重负，沿着自己的航线驶去。
这下子战争的血刃便伸展到另半个世界的头上。土耳其的邻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希腊，最终也都卷了进去。此后，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被堵死，俄国只好依靠一年中有半年冰封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和远离前线8000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Vlapostok）了。黑海被封闭以后，俄国的出口降低了98%，进口降低了95%。俄国被隔绝以及隔绝造成的种种后果，加利波利（Gallipoli）的一场徒然的血腥悲剧[4]，协约国不得不分兵于美索不达米亚、苏伊士和巴勒斯坦等战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瓦解，中东往后的历史，都是“格本”号这次航程造成的结果。
特鲁布里奇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过驻日海军武官，因此懂得不能小看长射程炮火的效能。他既系出名门，曾祖父曾经和纳尔逊一起在尼罗河上作过战，又享有“青年时代一度是海军中最最优秀的军官”的盛名，他“对航海技术的信仰就像克伦威尔手下的士兵对《圣经》的信仰一样”。丘吉尔很器重他，于1912年任命他进入新成立的海军作战参谋部工作。但是，在面临危急的殊死一战的时刻，航海技术和参谋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干并不一定有助于一个指挥官。
别的余波即使不那么重要，也同样辛酸。特鲁布里奇海军上将遭到同僚们的指摘后，要求成立调查法庭；1914年11月，调查法庭下令把他交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是“他放过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而不加追击”。在他是否有理由把“格本”号看作“优势兵力”这个根本问题上，海军为了自身的缘故，宣判他无罪。虽然他在大战中还继续服役，但由于海军的反感，从此不再让他担任海上指挥。为了把地中海交由法国人控制，米尔恩海军上将于8月18日被召回国退休。8月30日，海军部宣布，在对付“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问题上，他的指挥和部署，业经“仔细审查”，结果是“各位大臣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赞同”。各位大臣先前看不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现在也不找替罪羊。
特鲁布里奇奉命“防止奥地利人出来、德国人进去”，早就停在亚得里亚海的口子上。从“格本”号的航向看来，它显然是在驶离亚得里亚海，但他认为，如果他立即南下，有可能截住它。然而，他能指望在真正有胜利希望的条件下和它交战吗？他的舰队是由“防卫”号、“黑王子”号、“武士”号和“爱丁堡公爵”号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各舰都是14000吨，配备的都是9.2英寸口径的大炮，射程要比“格本”号的11英寸口径大炮近得多。海军部那道最初的命令，显然是作为他的上司米尔恩海军上将的指示转发下来的，命令制止“对优势兵力”作战。此后又未接到米尔恩的任何命令，特鲁布里奇于是决定一试，希望能在凌晨6时前东方曙光初露，使能见度有利于他而足以弥补射程不足的时候去拦截敌人。一过午夜不久，他全速南下。但是四小时后，他改变了主意。
注释
这时，摆脱不了“格洛斯特”号的苏雄，要想靠他手头现有的煤开赴爱琴海，就无法再按假装的航向继续前进。不管有没有人尾随，他必须改变航向东去。到晚上10时，他掉了头，同时干扰“格洛斯特”号的波长，以免自己的转向被报告出去。但他干扰未成。凯利海军上校通知转向的无线电讯在午夜光景传到米尔恩和特鲁布里奇那儿，米尔恩就此出发去马耳他，打算在那儿加煤并“继续追逐”。既然敌人冲着特鲁布里奇开来，这下该由他来拦截了。
[1] 费希尔故意把米尔恩（Milne）读作“米恩”（Mean，意即“平庸的、下作的、小气的”），以示鄙视。B为米尔恩的名字伯克利的缩写。——译注
米尔恩海军上将得悉“格本”号已从东口离开墨西拿，就留在原地未动。据他推想，如果“格本”号按目前的航线继续前进，它会受到正在监视亚得里亚海的特鲁布里奇舰队的截击。但他又倾向于认为，它的航线是个假象，它终究会转向西行，那时他自己的战列巡洋舰舰队就可以截击。他觉得不存在别的可能，因而只派一艘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东去和特鲁布里奇的舰队会合。
[2] 坦塔罗斯（Tantalus），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译注
“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开出墨西拿海峡的东口，就立即被正在口外巡逻的“格洛斯特”号发现而跟上。“格洛斯特”号虽然和“布雷斯劳”号势均力敌，可是“格本”号的重炮在16000米远处就能揍得它无法在海上存身；因此，它只好监视住敌人以待增援，别无其他作为。凯利海军上校一面打电报给率领着所有三艘战列巡洋舰还在西西里西面巡逻的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船位和航线，一面在“格本”号外侧尾随。夜幕降临，快到8点时，他把航线转到“格本”号的内侧，因为月亮升起在他的右面，这样可以把“格本”号置于月光之下。这一移动使它进入了射程，但并没惹得“格本”号开火。在晶莹的夜色中，两舰隐隐约约的船体向北行驶，后面另一个黑影紧随。由于在墨西拿加的煤质量低劣，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污染了月光皎洁的天际，老远的地方也可以根据黑烟看到两条军舰的所在。
[3] 墨西拿海峡是南北向的，北面的出口通西地中海，南面的出口通东地中海。为了讲清楚地形，这两个出口分别称为西、东出口。
苏雄海军上将预料到要受追击，故意决定趁天还亮的时候离开，好让人看到他在朝北行驶，仿佛是在去亚得里亚海。夜晚来临时，他打算改变航向，朝东南方向开去，在夜色掩护下溜走。由于煤不够整个航程用，万事都决定于他能否不被发觉而和奉命在希腊东南角上的马莱阿角（Cape Malea）接应他的一艘运煤船会合。
[4] 指1916年英国为强渡达达尼尔海峡远征加利波利，结果伤亡惨重，战果全无。——译注
他下令生火待发，5点钟启碇。船上所有的人以及岸上的人，都知道“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正准备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去经受一场严峻考验。一整天，兴奋的西西里人挤在码头上，向“那些马上要去送死的人”兜售明信片之类的最蹩脚的纪念品，还叫卖着大标题为《在死亡的魔爪之中》、《不是耻辱就是败北》、《此行不是驶向死亡，就是驶向光荣》的号外。
Sources for all action by, and events aboard, the Goeben and Breslau,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Souchon, Kopp, and Krieg zur See, the official German naval history. Likewise, for action of the British ships, the sources are the official history, Corbett, 56–73 (with two magnificent maps, unfortunately too large to reproduce in these less expansive days), Milne, and Churchill 236–43 and 265–75. Corbett's account was published first; Milne's was written to dispute Corbett who, he felt, had done him injustice, Churchill's to compose a narrative that, while not too obviously blaming the naval commanders, would show the Admiralty to have been blameless and still claim to be history, not special pleading. This delicate feat of balancing was accomplished by placing the blame for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on accidents of fate; on “the terrible Ifs,” in his words. The account is one to be read with caution not incompatible with admiration.
苏雄深知，他的锅炉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速度以突破敌人的重重屏障而冲向直布罗陀。可是，要自己蜷缩在普拉，依靠奥地利人，这事他也不干。他决定无视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很明确的：“迫使土耳其人，即使违反他们的意愿也要迫使土耳其把战火扩大到黑海，对抗他们的宿敌俄国。”
德国海军部给苏雄将军的电报：Krieg zur See, 2. Tirpitz's idea was that Soucho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o command the Turkish fleet.” Tirpitz to Jagow, Kautsky, No. 775.
蒂尔皮茨的第二份电报通知苏雄说，奥地利在地中海无法给德国提供海军支持，让苏雄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去路。
恩维尔贝伊主张与德国结盟：Emin, 68–69; Nogales, 26, Morgenthau, 30–34.
在墨西拿，他收到两份电报，加剧了他的危急感，迫使他面临一项紧急的决定。一份电报说，“由于政治原因，目前不宜进入君士坦丁堡”。蒂尔皮茨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一下子就被撤销了。这次变更是因土耳其人意见不一而造成的。恩维尔曾通知德国大使，准许“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通过警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布雷区；而首相和其他大臣却因两舰的通过显然违反土耳其仍然公开保持的中立，坚持必须撤回许可。
塔拉特贝伊的饮食和观点：Steed, I, 377; Morgenthau, 20–24; Nogales, 26–28.
在这两天里，直到8月6日黄昏，苏雄海军上将一直顶着重重困难在墨西拿加煤。意大利人始终坚持执行中立法，要求他在到达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而煤又只能直接从德国商船上装，只好劈开商船的甲板，拆掉栏杆，才能搬运过来，费的时间是平常的三倍。海军上将一面和港口当局争论中立法的条文，一面强令每个船员参加铲煤。尽管用了额外配给的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们的爱国演讲来打气，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污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无数具尸体。到8月6日中午，装好的1500吨煤，还不够用来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可是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一个也不剩了。苏雄海军上将“心情沉重”，下令停装，并令全体人员休息，准备5时启碇。
丘吉尔对土耳其的看法：Aftermath, 374.
8月5日和6日连续两天，米尔恩在西西里以西的海面上巡逻，一心认为“格本”号企图西逃。同样，海军部也想不出，“格本”号除了从直布罗陀突破或者躲在普拉外，还有别的什么路线好走，因此对米尔恩的安排也没表示异议。
丘吉尔拒绝土耳其结盟的信件：Churchill, 524.
米尔恩海军上将被这六英里的限度所阻，进不了墨西拿海峡，只好在两个出口处布置警戒。他相信“格本”号会再次西去，于是亲自坐镇在旗舰“不屈”号上，和“不倦”号一起警戒着通向西地中海的出口，而在通向东地中海的出口处[3]，只派了由“都柏林”号舰长的兄弟霍华德·凯利（Howard Kelly）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去那里巡逻。同时，也由于想把兵力集结在西面，米尔恩海军上将下令“无敌”号就近在比塞大（Bizerte）而不到东面的马耳他去加煤。因此，如果“格本”号东去，那么三艘“不屈”号级的军舰就没有一艘位于可以截击它的地点。
德皇的指示：These took the form of marginal notes on telegrams from Wangenheim, German ambassador in Constantinople, Kautsky, Nos. 141 and 149. The Kaiser was on his yacht at this time, mid-July, and his marginalia were telegraphed to the Foreign Office as instructions.
拂晓时候，英国人虽已处于交战状态，可以放手开火了，可是已经找不到“格本”号的影踪。根据“都柏林”号在失去联系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他们断定它在墨西拿，但在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新障碍。海军部发来了一道命令，通知米尔恩说意大利已宣布中立，并指示他“严格尊重中立，船只不得进入意大利海岸六英里以内”。这道禁令意在避免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和意大利发生麻烦。这也许小心过分了。
德国与土耳其的谈判：Emin, 66–8; Djemal, 107–1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angenheim and Jagow; Kautsky Nos. 45, 71, 117, 141, 144, 183, 285. Draft of the Treaty, signed Bethmann-Hollweg, is No. 320; final text is No. 733; further discussion of terms and implementation, Nos. 398, 411, 508, 517, 726, 836.
那天，丘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海军部整整一天“受着坦塔罗斯[2]那样的折磨”。下午5时，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说在天亮前还来得及击沉“格本”号。丘吉尔在内阁的决定牵制下，无法下达这道命令。就在英国人等待午夜信号的时候，“格本”号到了墨西拿，煤也到手了。
英国“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Churchill, Aftermath, 377–8; Djemal, 96, 104, 116; Grey, II, 165–66; Grey's “regrets”: British Blue Book, II, Nos. 1, 2, 3, and 4.
于是在夏季宁静的海面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追逐，苏雄海军上将力图把他的追踪者远远撂在后面，而英国人则竭力要在午夜之前把他保持在射程之内。苏雄竭尽军舰之所能，把时速提高到24海里。通常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情况下一班至多工作两小时的司炉，不得不以高速连续铲煤；管子开裂了，他们还受着蒸汽的炙烫。从早到晚保持这样的速度，四个人死去了。然而，可以觉察出猎物和追猎者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无敌”号和“不倦”号的锅炉也有毛病，炉前人员又不够，愈来愈难以支持。到了下午，约翰·凯利（John Kelly）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参加了这两舰的静悄悄的长途追逐。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距离愈拉愈大；到5时，“无敌”号和“不倦”号落到射程以外。只有“都柏林”号还跟着，把“格本”号保持在视线以内。7时起了一场浓雾。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就消失在西西里海面上一片愈来愈浓的烟雾朦胧中。
军舰耗费3000万美元：Allen, Whitehead and Chadwick, The Great War, Philadelphia, 1916, II, 374.
照阿斯奎斯的说法，“温斯顿已经披挂好准备上阵，渴望一场海战来击沉‘格本’号”。阿斯奎斯是乐意让他满足愿望的，可是不幸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而内阁又拒绝在最后通牒时限届满之前下令采取战争行动。这样，第二次机会又丢失了。不过，这次机会说什么也会丢掉的，因为丘吉尔的命令是以“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为前提的，而“格本”号早已放弃了这个目标。
土耳其举棋不定：On August 3 Wangenheim reported that Enver would like “to declare war immediately” but the other ministers were against it; Kautsky, No. 795.
海军部因不能行动而极为沮丧。就在与特拉法尔加角同一片水域的海面上，英国军舰置敌舰于射程之内，却不能开火。丘吉尔发出电报，“好极，不要让它逃跑，战争在即”。还赶发了一份“最急件”备忘录给首相和格雷，建议说，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应授权米尔恩的舰队“立即与之交战”。不幸，米尔恩海军上将在报告船位时没有说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向何方，以致丘吉尔设想它们正在西去，打算再次在法国人身上打坏主意。
“向汤里吐唾沫”：Souchon, 33.
苏雄海军上将决心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尽可能远离英国人，因此，竭锅炉之所能拼命加速。“无敌”号和“不倦”号掉转船头追赶，决心把德舰保持在射程内，以待宣战。两舰的无线电，就像猎人发现猎物后吹起的号角那样，向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了船位。米尔恩立即转告海军部：“‘无敌’和‘不倦’在东经7.56˚、北纬37.44˚处跟踪上‘格本’和‘布雷斯劳’。”
“有多少锅炉漏气？”：Souchon gives the conversation verbatim, 37.
那天早晨9时半，通宵在向西行驶的“无敌”号和“不倦”号在波尼海面遭遇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德舰正在朝东回墨西拿去。要是前一天晚上格雷在议会发言以后立即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的话，那么英国和德国这时候就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巡洋舰的大炮也就不会沉默。事实却是，就在相隔7000多米，完全在射程之内的情况下，双方的军舰默默地交臂而过，既未宣战，也只得满足于瞄准一下大炮和免去相互致敬的例行礼节。
英国领事的电报：BD, XI, 480.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几乎在炮击发生的时刻就从无线电里得到消息。他猜测“格本”号会继续西驶，也许还会在逃往大西洋的路上炮击阿尔及尔。他加快速度，以期截住敌舰，“如果它出现的话”。他没有派遣船只去侦察“格本”号，因为据他推测，如果敌舰出现，少不了有仗给它打的；如果不出现，那么眼前就无须再去操心它了。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和协约国方面的任何人一样，是单纯从海军战略角度来考虑“格本”号的。对于它可能去执行一项政治使命，从而深刻影响并延长战争进程这一点，不仅是他，就是别人也都从未想到过。此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再也没有在法国人的航线上出现过，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也就再没有去搜索它们。就这样在8月4日早晨，丢失了第一个机会。可是又一个机会随即送上来了。
丘吉尔7月31日给米尔恩的命令：Churchill, 237–8.
在炮击菲利普维尔以及“布雷斯劳”号炮击波尼以后，德国的苏雄海军上将沿着来的路线折回墨西拿。他计划先在那儿装好从德国商船上要来的煤，然后出发去1200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
并不是禁令：ibid., 272.
8月3日下午6时，苏雄海军上将从自己的无线电中得到对法宣战的消息。他和法国人一样快速前进，但他的速度更快。8月4日半夜2时，他接到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要他“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这时他正在接近目的地，也愈来愈接近交火的高潮时刻。他不愿就此掉头，而“不品味一下我们人人热切想望的那个交火时刻”——这是他后来写下的话。他按原来航线继续前进，直到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在晨曦中出现。他升起了俄国旗号，一进入射程就开了火，“散播死亡和恐怖”。后来出版这次航程纪事的一个船员情绪激动地写道：“我们的诈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按照德国总参谋部发布的《作战守则》，“为蒙骗计，穿着敌军军装，使用敌国或中立国旗帜或徽志，现宣布均可容许”。对于这类情事，《作战守则》体现了德国官方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本手册可以抹掉海牙公约上德国的签字；该约第二十三条禁止使用敌国旗号进行伪装。
“出卖海军的行为”：Fisher, Letters, II, 451, April 22, 1912.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使法国海军摆脱陈旧过时的状态，主要是他的功劳。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无论怎样也得组织护航队，因为照他看来，英国扮演什么角色尚属“可疑”，因此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立即生火，次日凌晨4时就出发了，这时苏雄离开墨西拿也才几小时。此后二十四小时中，法国海军的三支舰队朝南开往奥兰（Oran）、阿尔及尔和菲利普维尔，而“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也正在朝西驶向同一目的地。
费希尔勋爵的易怒：ibid.; “succumbing to court influence,” 458; “Utterly useless,” ibid.; “unfitted,” 451; “backstairs cad,” 360; “serpent,” 418; “Sir B. Mean,” 447.
究竟英国人要扮演什么角色，至今还没有表态，弄得法国人毫无把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下午4时，内阁总算拼凑了一份多少还算有条理的电报，发给法国总司令布韦·德拉佩雷尔（Boué de Lapeyrère）海军上将，通知他，曾在布林迪西发现过“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舰，要他一收到敌对行动开始的信号就“拦住它们”，还要他不要使用护航队，而采取火力控制两艘敌舰的办法来保护运输舰。
丘吉尔8月2日的命令：Churchill, 239; third order to Milne, ibid.
这时，法国舰队正从土伦（Toulon）跨海驶向北非。这支舰队本该早一天出发，无奈8月2日在巴黎发生了海军部长戈捷博士不幸垮台的事件，因为发现他竟忘记把鱼雷艇派进海峡。在紧接着的吵闹中，发给地中海的命令被拖了下来。陆军部长梅西米一心要让殖民军尽快到达。处境狼狈的戈捷博士企图掩盖他在海峡的疏忽，便一下子跳到了好战的极端，建议在宣战前攻击“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普恩加莱总统这样认为。接着海军部长提出要和陆军部长决斗，但经过同僚们的竭力劝解，两个对手终于冷静下来，戈捷含泪拥抱了梅西米，并经人说服以健康为由辞职了。
戈捷要跟梅西米决斗：Poincaré, II, 279–80.
就在同一个小时，丘吉尔给米尔恩发来了第三道命令：“亚得里亚海口应继续监视，但你的目标是‘格本’号，不论它驶往何处，尾随不放。宣战看来大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做好准备，一旦宣战，随即投入战斗。”米尔恩海军上将收到这道命令时根本不知道“格本”号在哪里，因为“查塔姆”号丢失了目标。但他相信，它正在西去攻击法国运输舰；根据他收到的情报，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马略卡岛（Majorca）待命，他断定，“格本”号接着会驶往直布罗陀和公海。于是，他把“无敌”号和“不倦”号撤出对亚得里亚海的监视，派它们西去搜索“格本”号。8月3日一整天，从墨西拿西行的“格本”号一直在被它的猎者以相距一天的航程尾随着。
德拉佩雷尔收到的命令及他的行动：Capt. Voitoux, “l'Evasion du Goeben et Breslau,”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March and May, 1919. The French role in the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like the British, became a cause of extreme embarrassm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was investigated in 1916 by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Inquiry under Admiral Amadée Bienaimé. Its report, implying blame of Admiral Lapeyrère, which he refused to answer, was never published but was analyzed in Admiral Bienaimé's book, which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making Admiral Lapeyrère the scapegoat for a general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navy.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were deposited in 1919 with the Ministry of Marine.
苏雄将军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墨西拿的，正好碰上意大利宣布中立。意大利人再次拒绝供煤给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装了2000吨，是由一家德国轮船公司供应的。他征用了德国东非轮船公司的一艘商船“将军”号，在把乘客卸下，付给他们每人一张最远可到那不勒斯的火车票款后，用它作了供应船。苏雄直至此时还未接到海军部的任何命令，他决定占据一个战位，万一敌对行动开始，可以在优势兵力阻挡他之前，第一时间领略一下战斗的滋味。8月3日午夜1时，他在一片漆黑中离开墨西拿，朝西驶往阿尔及利亚的海岸，打算炮轰波尼（Bône）和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这两个法国人登轮的港口。
“交火时刻”和“散播死亡和恐怖”：Souchon, 40.
他收到丘吉尔的第一次警告以后，于8月1日，就已在马耳他集结了自己一队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以及由海军中将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Ernest Troubridge）爵士指挥的另一队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8月2日一早，他接到丘吉尔的第二道命令：“务必用两艘战列巡洋舰紧紧跟踪‘格本’号”；还说亚得里亚海“必须受到监视”，这大概是为了防范奥地利舰队的出现。派出两艘战列巡洋舰尾随“格本”号这道明确的命令，显然是因预见到战斗将临而发的，但是米尔恩并没有遵办。相反，他派了“无敌”号和“不倦”号随同特鲁布里奇的一队前去监视亚得里亚海。得悉那天早晨发现“格本”号在塔兰托海面向西南方向行驶后，他派出轻型巡洋舰“查塔姆”号（Chatham）去搜索墨西拿海峡。据他推断，“格本”号可能到了那儿，事实上也确实在那里。“查塔姆”号于下午5时离开马耳他，次日早晨7时穿过墨西拿海峡，但发回的报告说，“格本”号不在那里。这次搜索晚了六个小时，苏雄海军上将早就离开了。
“格本”号升起俄国旗号及“我们的诈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Kopp, 23–4.
1914年6月，米尔恩也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和苏丹及其大臣们一同进餐，还在自己的旗舰上款待他们；但对土耳其在地中海战略中的可能地位，他并不比别的英国人更为关心。
米尔恩报告船位：Churchill, 239.
丘吉尔一任命米尔恩为地中海司令，费希尔就认为这会使米尔恩有望得到他想留给杰利科的职务，因而勃然大怒。他痛骂丘吉尔“屈从宫廷权势”；他暴跳如雷，像火山爆发那样大发怨言，骂米尔恩是个“毫无半点用处的司令”，“根本不适合当海上的高级司令，更不适合你实际让他当上的最高司令”。他一会儿说他是个“搞阴谋的小人”，一会儿说他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乃至称他是“花一个小钱买旧《泰晤士报》看的B. ‘米恩’爵士[1]”。费希尔的书信——每一封都少不了“阅后付丙”（编按：意即焚毁）的告诫，幸而收信人都没理会——所讲的一切都显得大过实际情况十倍，因此，如果要作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那就得按比例加以缩小。米尔恩上将既不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也不是纳尔逊（Nelson）一样的人物，而是海军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毫不出众的点缀品。当费希尔发觉事实上并没有人考虑让米尔恩当总司令以后，他冒火的两眼才转到别的事情上，而让B. “米恩”爵士太太平平地去领略地中海的风光了。
“好极，不要让它逃跑”：ibid.
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是变得谨慎小心。这位五十九岁的单身汉，在社交场中仍属一表人才，原先是爱德华七世的侍从官，至今还是宫廷里的亲信。他是海军元帅的儿子，祖父和教父也都是海军高级将领。他还是个钓鱼能手，潜行捕鹿的好手，而且枪法高明。这位阿奇博尔德·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在1911年成了地中海司令的当然人选。这个职务即使不再是英国海军中的主要职务，也还是最出风头的。他是由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任命担当此职的。但这一任命却立即被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私下斥为“出卖海军的行为”。费希尔勋爵是前海军大臣，无畏舰队的创建人，同代人中最易冲动、讲话最不简洁的英国人。他一心向往的计划就是当他预言的战争在1914年10月爆发时，要确保海军炮术专家杰利科海军上将当上总司令。
丘吉尔给阿斯奎斯的紧急电报：ibid., 240.
一旦真枪实弹的时刻，也就是一个司令官的全部职业训练所指向的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一旦他部下士兵的生死、一场战斗的结局，乃至一次战役的命运，都可能取决于他在特定时刻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一个司令官的内心深处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的时刻会使有些司令官大胆勇敢，有些变得犹豫不决，有些审慎而明智，而另一些则会陷入瘫痪。
“温斯顿已经披挂好准备上阵”：Asquith, II, 21.
丘吉尔心目中的“优势兵力”，按他事后的解释，指的是奥地利舰队。奥国舰队的战舰和英国“不屈”号级的对比关系犹如法国战舰和“格本”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的装甲和火力配备都更好，但速度较慢。后来丘吉尔还解释说，他的命令本意并不是指“任何时候不管情况如何必要，都禁止英国军舰和优势兵力交战”。如果说这道命令原意并不是禁令，那么其本意势必是让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理解了，这种做法往往把事情引向战争的“熔点”——司令官的气质。
司炉员的死亡：Kopp, 28–31, 53; Souchon, 42.
8月2日，英国领事发出电报说：“紧急。德舰‘格本’号抵塔兰托。”这一发现敌踪的呼号，在海军部里激起了英国海军的强烈作战欲望：找出敌人的位置等于一场战斗完成了一半。但英国尚未宣战，猎杀还不能开始。一直跃跃欲试的丘吉尔，在7月31日就已指示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Berkeley Milne）爵士，他的第一个任务将是“把枪炮对准个别德国快速舰只，特别是‘格本’号，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迫使它应战”，以协助保护法国运兵船只。他还提醒米尔恩说：“你所辖各舰速度足可以使你从容选择战机。”但是，出于某种矛盾心理，他同时告诉米尔恩，“开始时要尽量保存你的实力”，并且“避免在现阶段卷入对优势兵力作战”。后一条命令在此后几天的事态发展中，将像浮标上抑郁的钟声那样回响着。
“受着坦塔罗斯那样的折磨”：Churchill, 242.
“格本”号在沿着意大利这块靴形地带绕行的时候，船上的无线电报机一整天都在给德国商船发命令，召集它们到墨西拿去。在塔兰托（Taranto），“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会合了。
指示米尔恩严守意大利中立和避免“无关紧要的小事”的命令：ibid., 241.
“该死！”海军上将大发雷霆，在这样的时刻，命运竟使他这条了不起的军舰瘸了腿。他决定驶往墨西拿（Messina），好和德国商船会合，向它们征煤。德国为防备战事发生，早已将全世界的海洋划分成一系列的区域，每个区域由一位德国军需官主管，这位官员有权命令本区所有的船只开赴德国军舰可能要和它们会合的任何地方，有权征用德国银行和商行的资财以应军舰之需。
蒂尔皮茨的两份电报：Krieg zur See, 13; Souchon, 47. Turkish hesitations which caused the cancellation are reported by Wangenheim, Kautsky, Nos. 852 and 854.
“过去四个小时内有两只漏气。”
“迫使土耳其人”：Souchon, 47.
“有多少锅炉漏气？”苏雄问随从参谋。
西西里报章的头条：Souchon, 45.
8月1日，他开到意大利这个靴形半岛鞋跟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那儿的意大利人借口海上浪大、补给船无法行驶，不给他供应用煤。显然，意料中的意大利对三国同盟的背叛即将成为事实，使苏雄无法加煤。他召集手下的军官，商量行动方针。他们想突破协约国的警戒线开往大西洋，并在一路上尽力给法国运输船以打击，但是否有此可能全在于他们的速度如何，而速度则又取决于锅炉。
“防止奥地利人出来”：Corbett, 62.
苏雄在海法（Haifa）听到萨拉热窝的消息后立即感到这是战争的一个预兆，同时也为自己的锅炉着急。一段时间来，这些锅炉一直漏气。“格本”号原定于10月份由“毛奇”号前来接替，自己开回基尔修理的。这时苏雄决定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立即出发去普拉，并事先打电报给海军部，要求运送给他一批新的锅炉管子和熟练的修理工到普拉等他。整个7月份，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船员中挥得动榔头的人个个都被征集来帮忙。在18天内，找出了4000根坏管子，并作了更换。可是修理工作还没结束，苏雄就接到报警电报，他随即离开了普拉，以免被困在亚得里亚海。
特鲁布里奇是“最最优秀的军官”、“对航海技术的信仰”：Kenworthy, 32.
苏雄是个肤色黝黑、身体结实、年已五十的机灵水兵。1913年，他在“格本”号上升起他的司令旗。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新防区内的各个内陆海和海峡上航行，往来游遍各海岸和岬角，绕行各岛，参观港口，使自己熟悉战争一旦爆发他可能要应付的那些人物和地方。他到过君士坦丁堡，会见了土耳其人；也曾和意大利人、希腊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总之除了英国人以外，和所有国家互相致敬。他向德皇禀报说，英国人绝不让他们的船只和德国人的船只同时泊在同一港口。英国人一向习惯于在德舰走后立即出现，以便消除德国人可能留下的影响，或者照德皇的文雅说法，以便“向汤里吐唾沫”。
命令“格洛斯特”号“免遭俘获”：Milne, 104.
随时准备攻击法国运输舰，确实是“格本”号及其僚舰自从1912年下水以来一直被派在地中海上游弋的一个理由。但到最后时刻，德国人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有待它们去完成。8月3日，当德国人看到有必要对不愿宣战的土耳其人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时，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便令苏雄海军上将驶向君士坦丁堡。
文书错发奥地利对英宣战的电报：Churchill, 275.
德国舰队的规模虽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地中海上只有两艘战舰。一艘是23000吨的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和无畏舰一般大，记录的试航速度为27.8海里，和英国的“不屈”号级相同，火力也相仿。另一艘是4500吨的“布雷斯劳”号，和英国的轻型巡洋舰不相上下。“格本”号由于速度比任何法国战舰或巡洋舰都快，按照英国海军大臣的可怕预测，“可以毫不费力地躲过法国的战列舰队，撇开或越过其巡洋舰而袭击其运输舰，把这些满载士兵的船只一一击沉”。如果战争爆发前英国海军的军事思想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倾向于过高估计德国海军在不利情况下甘冒风险的勇气和决心，既高于英国人自己的可能表现，也高于德国人面临考验时的实际表现。
“无法规避的军事需要”：Krieg zur See, 20.
法英两国的海军部都把眼睛盯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上，认为这两艘德舰是对法国运兵船的主要威胁。法国人拥有地中海上最大的舰队，可以用来保护运输船只的计有1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24艘驱逐舰。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虽然没有无畏级舰只，而为首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无敌”号和“不倦”号（Inflexible, Indomitable, and Indefatigable）却都是18000吨，备有8门12英寸口径大炮，时速二十七八海里。这三艘军舰都可以追击和消灭无畏级战舰以外的一切船只。此外，英国舰队还有4艘14000吨的装甲巡洋舰、4艘5000吨以下的轻型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意大利舰队是中立的。以亚得里亚海顶端的普拉（Pola）为基地的奥地利舰队，有着八艘现役主力舰，其中包括配备12英寸口径大炮的新造无畏舰两艘，还有相当数量的其他船只。但却是一只纸老虎，全无作战准备，后来表明也无活动能力。
“进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员”：ibid.
地中海上，各种灰蒙蒙的形影，都在为即将来临的战斗进行活动。无线电收发报员在紧张地倾听着耳机里的声音，记录下遥远的海军部发来的作战命令。英法舰队的当务之急是保卫法国殖民军从北非到法国的通道。该军不是正常编制的两个师而有三个师之多，连同辅助部队共有8万余人。整个军能否在战线的指定地点出现，对于法国的作战计划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作战双方都认为，法国在跟德国最初冲突中的命运如何又将决定着整个战局。
旺根海姆表现出“焦虑不安的关注心情”：Morgenthau, 70–71.
然而土耳其并不践约向俄国宣战，也没封锁黑海，也没公开采取任何违反严格中立的行动。在按照自己的条件同一个大国结盟以后，土耳其的种种表现说明它并不急于帮助新盟友。土耳其举棋不定的大臣们宁愿再观望一下，等看清战争的最初几仗趋向如何再说。德国远处天涯，而俄国人和英国人却是近在咫尺且经常存在的威胁。如今，英国参战已成定局，这就需要认真重加考虑了。德国政府就怕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下令给大使旺根海姆（Wangenhaim）男爵，“如果可能”，争取使土耳其“就在今天”对俄宣战，因为“防止奥斯曼帝国在英国行动影响下脱离我们，事属至关重要”。可是，奥斯曼帝国并未照办。除恩维尔外，人人都想推迟公开对抗俄国的行动，等到战争进程出现了某些端倪，可以看出可能的结局时再说。
恩维尔与冯·克雷斯的交涉：Kannengiesser, 25–26.
英国不屑花费任何力气来安抚土耳其人。格雷在正式通知土耳其有关泰恩河上这桩地道的海盗行径时，还蛮有把握地认为，土耳其人会理解英国出于“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需要”而没收这两艘军舰的原委的。至于土耳其的财政和其他损失——英王陛下政府“真诚感到遗憾”的事情——格雷干巴巴地说，将会受到“适当考虑”。“赔偿”两字他根本不提。在“病夫”和“错马”两种想法结合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下，英国终于认为整个奥斯曼帝国还不如两艘额外的军舰来得重要。格雷表示遗憾的电报是在8月3日发出的。同一天，土耳其和德国签署了盟约。
“屠杀、痛苦和毁灭”：Churchill, 271.
这两艘军舰花了土耳其3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的败北唤醒了国内公众，深知必须使自己的武装部队重整旗鼓之后，由民众捐款筹措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人人都捐了几文。没收这两艘军舰的消息，虽然公众尚未得悉，却引起政府“精神上极度的痛苦”——这是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Djemal Pasha）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海军部命令封锁达达尼尔海峡：Corbett, 73.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没收了他们两艘根据合同正在英国船坞里建造的军舰，这就起了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作用。这两艘都是第一流的主力舰，和英国最好的军舰不相上下，其中一艘配备有13.5英寸口径的大炮。7月28日，那位生气勃勃的海军大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其中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已于5月间完工，第一期款子也已付清。可是当土耳其人想把船接回国去的时候，英国人多方奸诈地暗示说，希腊人图谋用潜水艇攻击它，并以此劝说他们把船留在英国，等另一艘姊妹舰“列沙吉耶”号（Reshadieh）造好后一同回国。7月初，“列沙吉耶”号完工后，英国又制造借口不让离开。航速和火力的试验无缘无故推迟了。率领500名土耳其水兵在泰恩河（Tyne）一艘运输舰上待命的土耳其指挥官，一听说丘吉尔的命令，就威胁着要登上他那两艘军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海军部的发言人颇感兴味地下令，“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这种企图。
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将坚持”：Asquith, II, 26.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那天，土耳其正式要求德国缔结秘密攻守同盟，于任何一方和俄国交战时生效。就在当天，柏林收到这项建议，当即接受，并用电报发回一份由首相签署的草约。但是在最后关头，土耳其人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德国人的拴在一起。要是他们拿得准德国人会胜利……
将“格本”号“卖给”土耳其：Djemal, 119–20; Morgenthau, 76–78. The “sale” and the diplomatic furor arous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German warships is documented in the reports of the various ambassadors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ir governments, especially Giers to the Russian Foreign Office and Sir Louis Mallet to the British, contained in th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and the British Blue Book, II, respectively.
1914年7月，德国人鉴于两线作战的局面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下子急如星火起来，想争取这个可以封锁黑海出口的盟国，以切断俄国和其盟友的联系以及从盟友得到补给的线路。土耳其早先的结盟建议，过去一直挂在那里，这下子突然显得非常可取了。德皇惊恐之余坚称：“现在该做的事是要让巴尔干各国的枪炮全都做好准备对准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开始在条款上讨价还价，并且装出倒向协约国的模样，德皇更加惊慌，指示大使在答复土耳其的建议时“要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顺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发他们走”。
萨佐诺夫：“即使我们胜利了”：Paléologue, 84–85.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曾访问君士坦丁堡，跟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建立了在他看来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要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请求，也是通过丘吉尔于1911年作为中介拒绝的，他以英帝国对东方国家常用的口吻建议说，虽然英国不能同意结盟，土耳其还是不要“回到旧政权那种暴虐手法，或者尝试扰乱英国目前的现状”来疏远同英国的友谊为好。他以海军大臣的地位，从世界全局出发，提醒土耳其说，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还会有很大用处。可是，土耳其的友谊，甚至它的中立，对英国也许同样有用这一点，不论是丘吉尔还是别的大臣，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
“非常好斗”，“强烈反土”：Asquith, II, 26, 28.
土耳其有一个无价之宝——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百年来英国充当了土耳其的传统保护人，但如今英国已经不再把土耳其当作一回事了。英国为了让一个软弱无能，因而也乖乖听话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才支持苏丹抵抗一切外来者；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被温斯顿·丘吉尔客气地称为“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很久以来，对土耳其人苛政、腐败和残暴的恶名，欧洲人一直感到臭气冲鼻。格莱斯顿曾呼吁把土耳其人这个“人类社会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1906年起执政的英国自由党人则是这一著名呼吁的继承人，他们的政策是根据土耳其人半为病夫半为恶棍这一形象制定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拿赛马作譬喻说，“我们押错了马”，这话竟成了谶语。英国左右土耳其政府的权势，刚好在它可能成为无价之宝的时候，竟然任其消失了。
加利埃尼的话：Gallieni parle, 78.
此后，土耳其人不得不选边站队的日子悄然迫近，好似幽灵，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也不信任德国，弄得无所适从。年轻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维尔，双颊红润，黑胡子留得就像德皇那样朝上尖尖地翘着，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和德国结盟的人。他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一样，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而塔拉特贝伊（Talaat Bey）就不那么深信无疑。此人是“委员会”的政治领袖、实际的掌权者。他是个黎凡特冒险家，长得强壮结实，一磅鱼子酱用两杯白兰地和两瓶香槟酒一灌，就能一口气吞下去。他认为土耳其从德国人那里可以捞到的好处，要比协约国的出手为高。对于土耳其在一场列强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机会，他毫无信心。如果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一家一当就会在它们的压力下化为乌有；如果同盟国得胜，土耳其就将成为德国的仆从。至于土耳其政府中别的一些派系，只要办得到的话，则宁愿和协约国结成同盟，心存笼络俄国之望。俄国是土耳其的世仇，觊觎君士坦丁堡已达千年之久，还把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称为“沙皇格勒”。那条叫作达达尼尔（Dardanelles）的狭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长仅50英里，最宽处不过3英里，是俄国唯一的终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出口。
基钦纳说应该让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ibid., 26.
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贝伊（Enver Bey）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这一进程很不合俄、法、英三国的脾胃，它们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德国是登上这个帝国舞台的后来者，带着它自己的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梦想，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1913年德国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整编土耳其军队，激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最后只得由列强共同努力提出了保全脸面的办法，才使之没有先萨拉热窝事件一年酿成俾斯麦警告的“巴尔干地区的蠢事儿”。
苏雄驶进黑海攻击俄国：Emin, 75–76; Giers to Foreign Offic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No. 98; Roberts to Grey, British Blue Book, II, No. 178; Memorandum by Sir Louis Mallet, November 20, ibid.
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一百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视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夫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实际上，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卜杜勒”，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确实已经开始重获新生。
“他放过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而不加追击”：article on Troubridge, DNB. On the ground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ha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view courts-martial, Commander Bellairs, an M.P.,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force the Admiralty to release the report of the Court, without success. As the finding was acquittal, the Commander said he could see no reason for the Admiralty to keep the report secret, “exce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knowing the bad arrangements they made at the outset of the war.” April 15, 1919, Parliamentary Debates, 5th series, Vol. 114, 2863–71.
第9章“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早在陆战开始之前，8月4日临近拂晓时分，德国海军部给地中海德军舰队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海军上将的一份无线电报的电波掠空而过。电文说：“8月3日已与土耳其结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尽管电报预期的事情后来表明还言之过早，而且这份电报几乎随即被撤销了，苏雄海军上将仍然决定按照指示前进。归他统率的有两艘高速新战舰，一艘是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Breslau）。这两艘巡洋舰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头留下的阴影，是这场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胆行径所不及的。
“各位大臣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赞同”：article on Milne, D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