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一本又一本，把眼睛都快读瞎了。我读到非洲是怎么出卖我们的，他们为财不惜牺牲他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怎么坐了船来美国的；我们怎么被迫干活的。
你知道，几千年以前，非洲就有大城市，比米利奇维尔还要大，甚至比亚特兰大还要大吗？你知道，造金字塔、奴役以色列的埃及人原来是有色人种吗？你知道，埃及在非洲，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埃塞俄比亚指的是全非洲吗？
我从来没想到我无知到这样的地步，西丽。我对自己的了解简直是沧海一粟。可比斯利小姐说我是她教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但有一点我十分感激她，她教会我自己学习，靠读书，靠钻研，靠写一手好字，还使我多少保持求知的欲望。因此，在科琳和塞缪尔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们来，并帮他们在非洲中部建立一所学校的时候，我说愿意。不过，他们必须把他们知道的一切教给我，使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传教士，一个他们可以称之为朋友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他们答应接受这个条件，于是我开始接受真正的教育。
早上我问了不少关于非洲的问题，开始阅读塞缪尔和科琳的关于非洲的书籍。
他们恪守诺言。我日夜学习。
我想了整整一夜。塞缪尔和科琳给我讲他们听来的关于她变成市长家女用人的故事。她打了市长，后来市长和他的妻子把她从监狱里接出来，让她在他们家做工。
啊，西丽。天下竟然会有要我们掌握知识的黑人！他们希望我们成长，看到光明！他们不像爸和艾伯特那样坏，也不像妈那样被压垮了。科琳和塞缪尔的婚姻十分美满。开始时，他们唯一伤心的是他们不会生孩子。后来，他们说，“上帝”给他们送来奥莉维亚和亚当。
我跟她的侍女谈话。可她刚跟我说上两句就好像感到难堪。她好像突然使自己消失了。西丽，这真是奇怪极了。我刚向一个活人问好打招呼，这活人就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外形。
我想说，“上帝”还给你们送来孩子们的姐姐和阿姨。可我没有说出口。对的，“上帝”送给他们的孩子是你的孩子，西丽。他们是在爱抚、基督教的博爱和对上帝的信赖中成长的。现在“上帝”又派我来照看他们，保护他们，钟爱他们。把我对你的满腔热爱倾泻在他们的身上。这是奇迹，对吗？你肯定是不会相信的。
有一天我跟科琳进城去，我们看到市长夫人和她的侍女。市长夫人在买东西——不断地从商店里出出进进——她的侍女在街头等着她，替她抱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不知道你见过市长夫人没有。她像个浑身湿透的小猫。她的侍女可一点不像侍候人的女用人，尤其不像侍候湿猫的人。
不过，要是你能相信我在非洲——我真的在非洲——的话，那你就什么都可以相信的。
比斯利小姐从前说非洲那儿都是些不穿衣服的野人。连科琳和塞缪尔有时也这么想。不过他们比比斯利小姐，比我们所有的老师，都知道得要多。他们还谈到他们为这些受践踏的人们所能做的种种好事。他们来自这些人，而这些人需要耶稣和医疗方面的好建议。
你的妹妹耐蒂
我来到非洲是因为本来要跟科琳、塞缪尔一起来照看孩子。筹建学校的一个传教士突然结婚了，她的男人不肯放她走，也不肯跟她来非洲。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动身了，这样就多出一张票，没有传教士可给了。我这时候还没找到工作。我从来没想过要到非洲来！虽然塞缪尔、科琳和孩子们成天唠叨非洲，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没想过确实有这么个地方。
下一封信说：
我记得你说过，你的生活使你感到无比羞愧，你没法跟上帝谈，只好写信，虽然你认为你的信写得很不好。啊，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不管上帝是否会读这些信，我知道你还会接着写的，这对我是很大的启发。总之，我不给你写信的时候，就跟我不做祈祷一样难受，好像把自己禁闭起来，心里憋得难受。我孤单极了，西丽。
亲爱的西丽：
我在来非洲的船上差不多每天都给你写一封信。可等我们靠岸时，我泄气极了，我把信撕成小碎片，扔进水里。艾伯特不会让你收到我的信的，我写信又有什么用。我把信撕了，扔在水里寄给你，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不过我现在想法变了。
我们进城的时候，科琳买了两块料子给我做了两身出门穿的衣服。一件茶青色，还有一件是灰色。长长的斜裙和西服式上衣，配上白色的布衬衣和系带的靴子。她还给我买了一顶镶着方格宽布条的女式硬草帽。
亲爱的西丽：
虽然我为科琳和塞缪尔干活，替他们照看孩子，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用人。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教我学习，而我又教孩子们学习，而教与学和工作是没有开始和结尾的——它们交织在一起。
又一封信，厚厚的，日期是两个月以后。信上说：
向教友们告别真叫人难受。不过也很快乐。大家都满怀希望，相信在非洲能做很多的事情。在教堂讲坛上方挂了一条标语：埃塞俄比亚向着上帝伸出双手。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这意义多么重大啊！《圣经》里的埃塞俄比亚人都是黑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虽然《圣经》里说得很明白，你如果注意词句的话，就会看到这一点。欺骗你的是《圣经》里的图画，以及说明文字的那些插图。画里所有的人都是白人，所以你以为《圣经》里的人都是白人。不过当时真正的白人在别的地方。因此《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头发像羔羊的毛发。羔羊的毛发不是笔直的，西丽，而且也不是鬈曲的。
爱你的耐蒂
关于纽约——关于我们坐了去纽约的火车——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我们乘的是火车的座席，可是西丽，火车上真有床！还有饭店！还有厕所！床是从椅子上边的墙里拉出来的，叫卧铺。只有白人可以乘卧铺，上饭馆。他们不跟黑人用同一个厕所。
有可能的话，请给我写信。我在信里附了几张邮票。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月台上，有个白人问我们上哪儿去——当时我们下火车去呼吸新鲜空气，掸掉身上的尘土与沙子。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去非洲，他不大高兴，有点出乎意料。黑鬼去非洲，他对他妻子说，我算开了眼界。
我真不想离开他们，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一直待我像一家人。我是说，真正的一家人。
我们到纽约时又脏又累，可又兴奋极了。听着，西丽，纽约是个美丽的城市。黑人自己有一个区，叫哈莱姆。黑人开的汽车比我想象的不知要漂亮多少倍，他们住的房子要比家乡白人住的房子好得多。教堂有一百多个！我们每个都去了。我和科琳、塞缪尔及孩子们一起站在教徒前面，常常对哈莱姆人民的慷慨与热心感到吃惊。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美好与庄严，西丽。一提起“非洲”，他们便不断捐献，弯下身子摸出更多的钱来捐献。
科琳、塞缪尔和孩子都是人们所说的传教士，都属于美洲非洲传教士协会。他们以前上西部去给印第安人传过教，一直对城里的穷人传教。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去非洲传教，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天职。
他们热爱非洲。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把帽子一扔起来捍卫非洲。说起帽子，我想告诉你，如果我们只用帽子募捐的话，我们的帽子盛不下他们捐给我们事业的钱。连孩子们都送来他们的零花钱。请把这些钱送给非洲的孩子们，他们说。西丽，他们穿得漂亮极了。我真希望你能看到他们。现在哈莱姆区里，男孩流行穿一种叫灯笼裤的裤子——宽宽大大的裤子，只是在膝盖下面才系得很紧。女孩流行在头上戴花环。他们真是天下最美丽的孩子，亚当和奥莉维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我问塞缪尔他能不能去拜访你和某某先生，只是去看看你好不好。可他说他不能乱管闲事引起夫妻不和，何况他并不认识你们。我因为得求他感到很懊恼，他和科琳一直待我很好。可是我的心要碎了，因为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我得上别处去。可我走以后，我们俩怎么来往？我们怎么能知道彼此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还有请我们吃的那些饭，早饭、午饭和晚饭。我激动得吃不下去。可我光是尝尝那些菜就长了五磅。
我快要急疯了。我想艾伯特跟我说的是真话，他没把我的信给你。我想到能帮助我们的只有爸爸一个人，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各家的厕所都在屋子里面，西丽。还有煤气和电灯！
最最亲爱的西丽：
我们学了两个月的奥林卡方言，这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地区的人讲的话。一位大夫（黑人）给我们做体格检查，纽约传教士协会送给我们和我们将落户的村子一些药品。传教士协会是由白人主持的，他们不谈关心非洲一类的话，只谈责任，职责。离我们的村子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白人女传教士，她已经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据说当地人十分爱戴她，尽管她认为他们跟她所谓的欧洲人是完全不同的种族。欧洲人是住在一个叫欧洲的地方的白人。老家的白人就是从欧洲来的。她说非洲雏菊和英国雏菊都是花，但完全不一样。传教士协会的人说她成绩很大是因为她不去“宠”她照看的非洲人。她还会说他们的语言。告诉我们这番话的传教士协会的人是个白人男人，他望着我们，好像不大放心，他不相信我们能像那个女人一样很好地对付非洲人。
又一封信说：
我去了协会以后情绪有些低落。那儿每块墙上都有一幅白人男人的画像。什么叫斯皮克的，叫利文斯顿的。还有个叫德雷还是斯坦利的。我想找一幅白人女人的画像，可是没有找到。塞缪尔也有点忧伤，但他很快振作起来并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大有利条件：我们不是白人，我们不是欧洲人。我们跟非洲人一样都是黑人，我们和非洲人将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振奋世界各地的黑人。
你的妹妹耐蒂
你的妹妹耐蒂
可是上帝啊，我真想你。我常想到你为我所做的牺牲。我真心爱你。
亲爱的西丽：
你在城里见到的那位太太叫科琳。小姑娘叫奥莉维亚。丈夫叫塞缪尔。小男孩叫亚当。他们很厚道，待我很好。他们住在一个教堂边上的一座挺好的房子里，塞缪尔就在那个教堂里传教，我们在教堂事务上花很多时间。我用“我们”这个词，因为他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让我参加，我不觉得我是外人，也不孤单。
塞缪尔个子高大。他除了戴牧师的白领圈外，几乎总是穿黑色的衣服。他确实很黑。你不看他的眼睛的话会觉得他很阴沉，甚至有点阴险，但他棕色的眼睛极为温柔，总是在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总叫你放心，因为他从不胡说八道，也从不打击你的情绪，从不故意刺伤你。科琳能够嫁给他，有他做丈夫，真是幸运极了。
我老想现在还不可能收到你的信。我知道你照看某某先生的孩子有多忙。可我真想念你。请尽快给我写信，一有空就写。我天天想念你，时时刻刻都想念你。
我给你谈谈我们那艘轮船吧。轮船叫马拉加号，有三层楼高！我们都有带床的房间（叫舱室）。啊，西丽，真没想到会在滔滔大洋中躺在床上。而那海洋！西丽，大得你没法想象。我们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才到岸。我们到了英国，这是个白人的国家，有的白人很好，组织了反奴隶制传教协会。英国的教会也很热心，要帮助我们。白人男女——他们跟老家的白人长得一模一样——请我们出席他们的集会，请我们上他们家去喝茶，介绍我们的工作。英国人的“茶”其实就是室内野餐会。有各种各样的夹肉面包、小点心，当然还有热茶。我们都用一样的杯子和盘子。
亲爱的西丽：
人人都说我太年轻，当不了传教士，可塞缪尔说我一心要去非洲，而我的首要任务是照看好孩子，再教一两班幼儿园。
第二封信说:
在英国，我们的工作好像明确一些，因为一百多年来英国一直在派传教士去非洲、印度、中国，天知道有多少地方。他们带回来的东西真多！我们在一家博物馆参观了整整一上午，里面都是珍珠宝贝、家具、皮毛制的地毯、刀剑、衣服，甚至还有从他们去过的世界各国带回来的坟墓。他们从非洲带回来成千上万只花瓶、坛子、面具、碗、篮子、雕像——它们漂亮极了，叫人难以想象造它们的人已经不活在世上。可英国人一再说明他们不再存在了。虽然非洲人当年的文明要比欧洲人发达（当然英国人是不会这么说的，我是从一个叫J.A.罗吉斯的人写的书里读到的），但他们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一直过着艰苦的日子。“艰苦的日子”是英国人谈起非洲时爱用的词句。人们也很容易忘记是英国人使非洲的“艰难日子”变得更为艰难的。千百万非洲人被捕捉，被出卖当奴隶——你和我都是这样的非洲人，西丽！抓奴隶引起的战争摧毁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今天的非洲人民——他们中间最强壮的人被谋杀或者被出卖当了奴隶——疾病缠身，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一蹶不振。他们信仰魔鬼，崇拜死者。他们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爱你的耐蒂
他们为什么要出卖我们？他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仍然爱着他们？我在伦敦冰凉的街头徘徊时一直思索着这些问题。我在地图上寻找英国，它的形状小巧而又平静。我情不自禁充满信心，只要努力工作，思想正确，非洲还是大有希望的。终于，我们坐船去非洲了。我们在七月二十四日离开英国的南安普敦，在九月十二日抵达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一路上，我们只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和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稍事停留。
我总算搭上大车进城来。让我搭车的人指点我去某某牧师先生家的路。一个小女孩开的门，她的眼睛长得跟你像极了，我当时大吃一惊。
对蒙罗维亚人我们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因为这个非洲国家是由回到非洲来生活的从前美国的奴隶“建立”的。我暗自纳闷，他们的父母或爷爷辈里有没有人是从蒙罗维亚卖出去的？这些从前被出卖当奴隶、现在又回来当统治者的人和买他们的国家关系密切，他们回来的时候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我气得浑身发抖。
西丽，我必须停笔了。太阳晒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得为下午的课和晚祷做准备。
哼，我跟他打了起来。上帝保佑，我把他打得好疼，他放开了我。不过他有点生气。他说，我这么对待他，我别想收到你的信，你也不会收到我的信的。
我希望你在我的身边，或者我在你的身边。
我离开你家走在路上，他骑马跟在我后边。我们走到看不见你家的时候，他赶上来跟我没话找话说。你知道他那一套，你气色真好，耐蒂小姐之类的话。我不理他，加快了步伐，可我的包袱太重，太阳晒得真厉害。走了一阵子我只好坐下休息。这时候他下马想来亲我，把我拖进树林里。
我爱你。
你得斗争，离开艾伯特。他不是个好东西。
你的妹妹耐蒂
亲爱的西丽，第一封信写道：
最最亲爱的西丽：
这些是最早的几封信，莎格说，这儿有邮戳。
我见到的第一片非洲国土是塞内加尔。到过塞内加尔却在蒙罗维亚居留，真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塞内加尔的首都是达喀尔，那儿的人讲他们自己的语言，我猜那叫塞内加尔文，他们还讲法文。他们是我见到过的皮肤最黑的人，西丽。我们平时不是常常说“某某人黑得没法再黑，黑得发蓝”。这里的人就是黑得不能再黑了。他们黑极了，西丽，黑得发亮。老家的人们谈起真正的黑人时总说他们黑得发亮，可是西丽，要是满城都是这些黑得发亮、黑得发蓝的人，他们穿着蓝色的长袍，长袍上是稀奇古怪的图案，跟用各种布料缝成的被子的花样差不多，你能想象是一番什么情景吗？他们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脖子挺长，腰板笔直。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西丽？我简直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到黑颜色。西丽，整个场面有点神奇。这些黑人黑得耀眼，他们的光泽好像来自月光，真是熠熠生辉，不过他们的皮肤在阳光下也闪闪发亮。
她站起身，我们走进他们的小房间。莎格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里，把耐蒂的信都摊在她身边。我靠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背后。
可是我不太喜欢我在市场上遇到的塞内加尔人。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推销他们的产品。如果我们不买的话，他们立刻看透我们，就像他们很快看透住在那里的法国白人一样。我没有想到会在非洲看到白人，可是这里白人多极了。而且并不都是传教士。
好吧，我说，可别在这儿干，咱俩进你和格雷迪的屋子吧。
蒙罗维亚的白人也多得很。姓塔布曼的总统的内阁里都有几个白人。他的内阁里还有不少长得像白人的黑人。到达蒙罗维亚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出席总统府的茶会。塞缪尔说，总统府就像美国的白宫（我们的总统住的地方）。总统大谈他对开发这个国家的打算和土人的问题，说他们不想干活，不想齐心协力建设国家。我第一次听见黑人用“土人”这个词。我知道对白人来说，黑人都是土人。但他清了下嗓子说他指的是利比里亚的“本地人”，但是我在他的内阁里看不到这种本地人。连内阁成员的妻子们都没一个能算得上是本地人。她们浑身上下绫罗绸缎、珠光宝气，相形之下，科琳和我简直就是衣不遮体，更说不上是什么大场合穿的礼服了。不过，我想我们见到的总统府里的女人大概把一多半的时间都花在穿衣打扮上了。但是她们好像并不满足。一点都不像我们碰巧遇到的、正赶着班上学生去海边游泳的学校老师那么兴高采烈。
我来给你整理出个头绪，莎格说。
我们离开塞内加尔以前参观了他们的一个大可可种植园。一眼望去看不完的可可树。村子就建在地中央。我们望着一家一户疲惫的人群从地里收工归来，手里还拿着装可可豆的小桶（第二天这些小桶又当午餐饭盒），有时候——如果是妇女的话——身上还背着孩子。他们虽然精疲力竭，可是他们还唱歌！西丽，就跟我们在家里一样。累坏了的人为什么还要唱歌？我问科琳。太累了，干不了别的事情，她说。而且这些可可园不是他们的，西丽，连塔布曼总统都不是可可园的主人。住在一个叫荷兰的地方的人才是可可园的主人，那些做荷兰巧克力的人。这里有监工，他们住在田边石头砌的房子里，他们迫使人们卖力干活。
我生起炉子，放上茶壶。我们用热气熏开信封，把信纸抽出来都放在桌上。我们把信封放回箱子里。
我又得收笔了。大家都睡了，只有我在灯下写信。灯光招来很多虫子，都快把我咬死了。我身上到处都是虫咬的包，连头皮和脚心都给叮了。
她说，好办。我们把信纸抽出来，把信封照原样放好。我看他不大会注意箱子的这个角落的，她说。
可是——
我们该怎么办？我问莎格。
我说起过第一次看到非洲海岸的情景吗？西丽，我的内心，我心灵深处大受震动，好像有个大钟敲了起来，震撼我全部身心，我浑身战栗。科琳和塞缪尔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就在码头跪了下来，感谢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母——活着的和死去的——哭泣着一心希望能重新看上一眼的土地。
一天晚上，某某先生和格雷迪出去了，我们把箱子打开。我们发现好多莎格的内衣和内裤，几张下流的画片，在他的烟草下面是耐蒂的信。一捆又一捆的信。有的很厚，有的很薄。有的拆开了，有的没有拆。
啊，西丽！我有说不完的话要对你讲！
我知道艾伯特把耐蒂的信藏起来了，我马上就知道他放在哪儿。它们都在他的箱子里。凡是艾伯特的宝贝都收在他的箱子里。他把箱子锁了起来，可是莎格找得到钥匙。
我不敢祈求，我知道的。但我把一切交给上帝来决定。
亲爱的上帝：
永远爱你的妹妹耐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