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把死鸟搁在帽子上？”
“我一直以为是真的。”
“你还整天穿着死牛的皮走来走去呢。”
“是毛绒做的小鸟装饰？还是真的鸟？”
可能是掺了酒的茶起了作用，我母亲兴致勃勃地指着相册的第二处空白，标签是法文“爸爸”。“这是我的外公，莫里斯。他很黑，块头大。好像是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小圆镜片。相片是在屋里照的，不是快照，是在照相馆拍的，照片上有摄影师的名字，就在这个位置，写着‘杜穆里埃’，跟那个作家一个姓。”
“看不到车顶，也许是吧。她身后还有一座砖头盖的大建筑，没有窗，或者窗不多，可能是她家的制革厂，我不清楚。我外婆穿着及膝羊毛裙和合身的收腰外套，大翻领，带肩饰。”她可以描述衣服；有许多年她都是自己做衣服，直到做衣服的成本远高于买衣服为止。“可能是哈里斯花呢的，英国样式，戴着宽檐帽，帽檐上有只小鸟装饰。”她在自己前额上比了比小鸟的位置。
“在里尔？”
“跑车？”我最近一直在阅读《一种运动，一种消遣》，背景是战后的法国，所以不禁联想到1952年的德拉奇，“带敞篷的吗？”
“是的。”她的手指移到空白处的右下角，“他穿着细条纹西装，领带夹上有条链子。我记得他看上去不像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他们两个都不怎么和善，有点冷冰冰的，这让我挺害怕，但我也因为产生了这种想法而惭愧，因为他们都被希特勒杀害了，这样想似乎……”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歪了歪脑袋，盯着相册上的第一处空白，指了指它的标签，上面写着法文“妈妈”。“这张是我外婆的照片，”她说，“她叫萨拉，他们叫她‘萨莉’，她站在一条街上，身后有车，照片里只出现了车的一部分，是一辆老式汽车，我不知道……挡泥板是这样的。”她在半空中比画了个波浪的形状。
“像是背叛他们一样？”
“拜托？”我说，“就告诉我上面有什么。”
“没错。”
“我不会讲，”她说，“没那种天赋。”
“我明白了。”
“讲讲它们是什么样的。”
我母亲很少回忆战争时代，很少提及她亲身经历的残酷，但只要回忆起来，她的主要感受就是愧疚。
“什么意思？”
“这样想让我觉得自己似乎不爱他们，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们，但我也会想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死和我有关，仿佛那是我的错，仿佛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是指我小时候，会影响已经发生的事情。”
茶煮好后，我母亲端着威士忌走进来，坐在餐桌边，她把威士忌倒进茶杯，又往杯子里掺了一些红茶。相册就摆在我们两人中间，我翻开第一页，露出里面的四个空框架和法语题签。“你还是可以给我看的。”我说。
我想起了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里面就过去、逝者以及生者在当下生活中的救赎所作的长篇论述，读到这些时我没怎么在意，但我母亲大概对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这个话题深有感触。
我去厨房烧水，经过客房时听到毛衣针的撞击声，晚班护士洛拉很喜欢织毛衣，她给我织过一双菲律宾国旗颜色的菱形花纹毛袜子，但后来不见了，我觉得这双袜子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我总认为他们受到了制革厂的影响。”我母亲说。“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生气、不快乐，想想吧，生活在那种可怕的环境，血水、尸体、臭气，”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能想象得出吗？”
“好吧。”她用睡衣袖子擦擦眼睛，“就来点不含咖啡因的伯爵茶吧。”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制革厂。”
“我有不含咖啡因的伯爵茶。”
“我也没有，”我母亲说，“但我能想象出来。”
“倒是不错，但我不想睡不着觉。”
“我知道你妈妈讨厌它，”我说，“我听外公说的。他说这是‘无皮马’出现在她脑子里的原因之一。”
“来点茶怎么样？”我说。
“噢，”我母亲再次闭上眼睛，这次当她睁眼的时候，记忆的蜡烛似乎已经被掐灭了，“他告诉你这个了。”
“啊，妈妈。”我说。自从我父亲到处给家里惹乱子的那段时间过去之后，我从没见过她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也不知道她是否想要或者能够得到安慰，以前她从未把过去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表现出来。
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外公已经比既定航线航行至更远的海域。我向她承认外公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无皮马的事，尤其是山核桃树着火那次。
“你说得对，”她说，“显然我以前就没有在乎过它们，所以现在又为什么要在乎？”她放下手，坐直身体，似乎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只是非常想给你看看。”她说。她突然哭了起来。
“我早就忘记这件事了。”她说，但我知道她只是想要忘掉而已。
我尽可能地以她容易接受的方式安慰她，但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想到外婆在战前的仅有的几张照片都不见了，我很心疼，但我不会如实告诉她我的感觉。
我指向页面上的第三个空白矩形。“给我讲讲这张照片。”
“不过是些照片，丢了就丢了。”
“这个？是我的一张照片。坐在一条石凳上。在女修道院。我当时两岁，但还没有头发，只有一点胎发。有人，我猜是我妈，给我穿了一件难看的裙子，上衣是小圆领衬衫，照得很糟糕，我看上去很不高兴、很不舒服，而且很丑。”
“我很抱歉。”
“这么夸张？”
“妈妈，没关系。”
“我看起来就像这样。”
“可是，迈克，我的意思是，只有上帝知道它们怎么会不在相册里，”她说，“可能是许多年以前就被人拿出来了。噢。”她依旧捂着脸，“真是伤脑筋。”
她皱起眉头、撅着嘴唇，整张脸都因为愤怒而扭曲着，我大声笑了起来。
现在我明白我为什么没有见过这本相册了，它必定是深藏在我外祖父母的高层公寓里，后来又跟着我外公去到佛罗里达，和阁楼上的其他杂物混在一起。去丰塔纳村拿外公的东西时，我母亲才把相册带到奥克兰，不知道她为什么想要它，也不知假如我问她原因，她会不会答得出来。
“我是世界上最丑的孩子。”
“我敢肯定它们都在那里，”我说，“你可以下次去找出来。”
“不是。”
“我猜它们还在爸爸家，”她冷静地推测道，“在储藏室，相册放在一只箱子里，照片可能掉到箱底了。我应该检查一下的，我应该到处翻翻的。”
“那张照片丢了我倒不在意，可是这一张……这是……”她指着第四处空白，声音慢慢低沉下去。“……是我母亲和我的照片，上面的我年纪更小，还是个婴儿，穿着白色小睡衣，她把我抱在腿上，坐在花园里的一张木椅子上，是菜园，搭着蔬菜架，有西红柿、覆盆子、豌豆什么的。那是一张曲木椅。”她描画着椅背的曲线。“她眼睛看着镜头，手也指着它，指给我看，告诉我看镜头，表情是微笑的。”我母亲也微笑着回忆道，“她的眼睛闪着光，真的在放光。”
她蹲在衣帽间门口搜索置物架上的东西，架子上搁着她的唱片盒和戴着一顶写着“哈瓦那”字样的水果帽的“卡门·米兰达”娃娃。她也翻找了架子下面的地板、纽扣盒和针线盒，以及存放她所有“巴特里克”和“简约”时装纸样的盒子，最后她索性坐到了地板上，抱着膝盖，双手捂脸。
“她很漂亮。”
“不，”她说，“他妈的。”
“没错。”她的语调变了，似乎对我有点失望，“但外表只是她的一小部分特点而已，不应该拿来定义她这个人，可她却只喜欢自己的外表，讨厌其他方面。”
“我不知道。”她重复道，然后放下相册，从沙发上站起来，下楼去了我住的缝纫室。她把那些旧东西——纪念品——放在我睡觉的沙发床旁边的衣帽间里。她是那种喜欢扔掉热气球上的沙袋——人生中的非必需品——从而飞得更高的人。也许是在东湾的冒险与投机氛围下耳濡目染的岁月，让她摆脱过去的束缚，赋予了她不顾一切的人生态度。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假如多喝了几杯，她会给现在的男朋友或者别的什么和她同居的人讲述她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时如何“撒野”、如何学会了轻装简行地生活，这样当你需要全力冲刺的时候，才不会被沉重的负担拖累，听到这里，对方一定会感觉到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对他的某种提醒。但事实也并非如此。我母亲喜欢忘记过去的真正原因，比处事原则、熏陶教养、隐喻说教更为深远，实际上，是不断的失去让她养成了如此顽固的习惯。
我的母亲也很漂亮，虽然不是像她母亲的那种漂亮。她的肤色偏暗，而我外婆肤色白皙，生有雀斑；我母亲鼻子长而直，我外婆鼻子小而翘。我知道我母亲将她自己的姣好相貌和为此得到的照顾视为骗来的好处，或者喜忧参半的恩惠，虽然得来容易，却很难不惹麻烦，对她来说没什么可自豪的。
我母亲把相册扣在胸前，看得出她在回忆相册经历过的各种变动以及最后一次见到它完好无损时的样子。她看上去很沮丧，我非常惊讶，虽然任何人都会因为这样的损失感到不安，但我本以为她不会表现得如此明显。
“好吧。”我说。我从来没听过我母亲批评她的母亲，哪怕是这种委婉的批评。我知道她觉得有批评的理由，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因为她根本没告诉过我。“但我觉得重视外表并没有那么糟，因为还有人重视更肤浅的方面。”
“我不知道。”
“也许是吧。可她……她过分关注外表，而且延伸到所有东西的外观和表象，还有人们是怎么看她和怎么说她的。你知道她幻听吧，她听到的那些声音都在说她不好，说她可怕什么的。她觉得自己表面光鲜，内心丑陋，认为自己已经毁了，她非常害怕别人发现这些。”
“它们以前在相册里吗？你最后一次看到它们是什么时候？”
我有点按捺不住，很想再讨论一下无皮马的禁忌话题，所幸及时阻止了自己，我翻动着相册，找出一张雷叔叔和一个身材丰满、目光冷硬的女人的合影。“这是爱因斯坦太太？”
“我不知道。”
“没错。”
“它们丢了吗？”
照片背景像是巴尔的摩郊外的某个公园，摆着一张野餐桌，桌上有纸包的三明治、“白石”和“波西米亚”啤酒。雷叔叔跷着二郎腿坐着，穿着宽松长裤、针织马球衫和双色乐福鞋，没穿袜子。爱因斯坦太太站在他身后，穿一件无袖的夏季连衣裙，丰腴身材尽显无遗，雷叔叔在微笑，她则似笑非笑，右手手指轻轻搭在他的右肩膀上。
“好吧，算了。”我母亲说。
“嘿，他们是不是——？”
最后一页上没有照片，用胶带贴了一张纸，胶带上的胶已经凝结成了棕色的颗粒，为了符合相册的大小，纸张被横过来贴在册页上。它应该是从油印的商业通讯上撕下来的，已经变得像烟头滤嘴一样黄，上面还有生了锈的书钉印下的痕迹，仿佛被吸血鬼咬了一口，墨水也变成了深紫色。我母亲重重地合上相册之前，我看到纸面上写着“午餐菜单”“水果配菜”“诗人角”和我外婆的名字，全部用精致的12号间距的字体印刷。
我母亲撅起嘴巴，状似无辜地看着天花板。
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的，我出生之前的世界仿佛是个无边无际的灰色天地，灰色的海洋，灰色的金发，灰色的番茄酱，灰色的松树，除了我母亲骑马的照片，我此前从未见过其他的。它们记录了我所未曾听闻的那些晦暗的岁月。我想阻止她翻找下去，如同洗发水瓶子里的珍珠那样沉浸到这段灰色的史前史之中，回顾这段疯狂的日子，然而册页还是在执拗地翻动着。
“噢，我的上帝，”我说，“我就说嘛。”
她开始翻动相册，在其他册页中寻找，然而那都是些她小时候的照片，显然是用柯达布朗尼相机照的，她越翻越快，鼻孔呼着粗气，看上去既恐惧又焦躁，册页咯吱作响。我瞥见照片上有汽车旅馆的房间、箭头形状的汽车旅馆游泳池和雷鸟霓虹灯招牌；还有一个退潮时的海滩，布满了阳伞，我母亲和光膀子的救生员粘在一起；我母亲穿着小短裙，紧张地把一只热狗喂给拴着铁链的狗熊；雷叔叔穿着双排扣西装，衬衫领口敞开，系着印花领巾；我母亲穿着短裤和吊带背心，站在雪茄店门口和印第安人木雕合影；还不到开车年龄的我母亲坐在停车场里的阿尔法敞篷车驾驶位；我母亲穿着泳衣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拿着弓和箭——和我外公从佛罗里达带过来的那张照片一样；戴着宽檐帽的马术师骑着纯种马；马和赛马场的照片；我母亲或雷叔叔和一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合影；我母亲和雷叔叔在台球馆里；我母亲在林肯纪念堂前、皮姆利科赛马场大门前、某个貌似堡垒的历史建筑前；我母亲骑在炮台的大炮上，就像吉卜林笔下的吉姆。
“她是真的爱他。”
“什么？”我母亲对着相册说。她徒劳地把相册举起来，查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又重新放下。“噢，不。”她说。
“你的语气可不怎么好。”
“不用。”她打开按扣，翻到老相册的第一页，这种相册的照片是固定在四个角上的三角形黑色包角里面的。这一页有十六个干净整齐的包角，四个泛黄的矩形标签，上面用钢笔写着法语说明，我在外婆送我的生日卡片上见过这样的字体。妈妈，二十岁；爸爸；你；你和我。然而，在每一个标签上方，四个包角围着的却是一方空空如也的黑色内页，照片不见了。
“因为他伤了她的心。”她摇摇头。“该死的雷纳德。”她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他有魅力，也有趣，可惜是个骗子、无赖，和你父亲一样坏，有些方面比他好，有些地方比他还糟糕，你可不要学他。”
“我们可以跳过那一页。”
“好的。”我说。我知道我不可能是那种人，哪怕我每天拿出一半的时间努力成为雷叔叔。我只想做我自己。
她点点头，慢慢地吐了一口气，灯光下，相册上的尘埃随之升腾，掀起一层转瞬即逝的白雾。
“他也伤了我的心。”她喃喃地说，仿佛自言自语。
“你发现这本相册的时候，除了第一页，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的？”
“什么？”我说。
“所以我决定带着它，亲自把它填满。”
我感觉自己跌进了月球灰色的沙发，这张沙发是我父母一起购买的最后一样东西，之后我父亲就消失了。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我看着我母亲加入了妇女解放运动，就像萨姆特堡战役或珍珠港遭袭之后踊跃参军的热血青年那样，为其效力的人认为思维的开放既是这个运动的目标，也是它的先决条件。那些年里，我对类似的观点略有听闻，起初感到震撼，随后越来越习惯，甚至开始怀念和期待那种被震撼的感觉，然而，在里根当选总统的时候，我母亲早已安定下来，我则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她瞪大眼睛坐在那里，张着嘴巴，一分钟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在学我，连忙闭上嘴。
“当然。”
“你没有……那个……和雷叔叔上床，对吧？”我说。
“起初我不明白，假如你只有四张照片，为什么要买一本相册？然后我想，好吧，也许她一开始打算把新生活的照片也填充进来，后来忘记把新照片放进去了。你见过我们家的其他相册吧，几乎都是满的。”
“他其实比我大不了多少，或者说他根本不显老。”她端起杯子，把里面的液体倒进嘴里，“而且他又不是我亲叔叔。”
假如在外婆来到美国的年纪，我只能从自己的照片中选出四张来带在身边，我会选择最有个人价值的、我最喜欢的和记录我最不想忘记的时刻的照片，可以是随机拍摄的镜头，比如我青春期生了粉刺的脸、戴牙套的样子、我父亲冲着镜头外的某样东西露出的笑容……这些对我而言都很珍贵，但如果我经历过外婆经历的那些可怕的事，恐怕不会有勇气将旧日的回忆带在身边。
“但你当时还没成年。”我说，“我的意思是，妈妈，你当时还是个孩子。”
“不，没关系，我只是……你知道吧……好久没看过这本相册了。”她又慢慢喝了一口，看上去放松了许多。“有意思的是，她的照片并不多，我是说，只有四张，都在第一页。”
“没错。”我母亲说，再次系上按扣，锁住那个承载她少女时代与其他失去之物的黑白星球。“这是一种犯罪，”她的声音里有一种苦涩的爱慕，“就凭这一点，那家伙也绝对是个罪犯。”
“要不然下次再说？”
“他有没有……？”
“好吧，”她说，“没错。”她定定地坐在那里，看着膝头的相册。
“全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老实说，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我猜当时自己并不怎么觉得高兴，因为第二天我就射伤了他的眼睛。”
“慢慢来。”
“你什么？”
“当时我们正在收拾行李，你外婆已经进了医院，我发现了这个，立刻决定带着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她的手指划过封面的烫金字，“法语单词‘纪念’含有‘回忆’的意思。”她喝了一小口威士忌，睁大眼睛，满足地叹息一声。“哇哦。”
“用弓箭。”
“在霍霍库斯的房子里？”
“就是你骑在马上拍照的那次？”
“我带着它去了巴尔的摩，”她说，“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搬家前，我在阁楼上找到了它。”
“我告诉他，我不希望那个摄影师给我拍照。”她说。
“哦，对，呃。”
“怎么会这样。”我想象着雷叔叔穿着休闲短裤和瓜亚贝拉衬衫，在酒店的草坪上跌跌撞撞，双手捂着一支戳在他脸上的箭。
“我。”
“我那时很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
“另一样是什么？”
我想象着箭头的冰冷，和我左眼中涌出来的鲜血，打了个寒战。
“好吧，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看看这个，我母亲总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这是其中之一。”
“我知道。”妈妈说。
她也有一对拱形眉，可以灵活地挑起落下，我不得不承认，外公确实告诉了我一些事。
“好吧。”我的语气平静了一些。刚才的震惊已经过去，我反复琢磨着她的报复举动，也不再觉得惊讶了。大家都觉得雷叔叔精明，可惜他当初一定不太了解我母亲，要不然他绝不会让她碰弓箭。“看来你真的气坏了。”
“是的，他告诉过我。”
“这是第一次，”我母亲说，“你父亲是第二个敢这么惹我的人。”
“他坐牢时，我和雷叔叔一起住。”
“差不多。”我举起手，母亲犹豫了一下，和我轻轻地击了个掌。
“嗯，是的。”
“但我没法对你外公那么生气，”她说，“我也许应该把我和雷的事告诉他，可我从来没那么做。”
“我听见他给你讲我母亲的事。”
“也许你不需要。”
“他没打算告诉我什么。”
“你觉得他知道吗？”
我能听出她的语气有点不高兴，不知道是因为外公还是因为我，但或许两者都不是。
“他从佛罗里达带来了五件东西，你骑马的那张照片是其中之一？”
“我不知道他都告诉了你什么。”我母亲说。
“我觉得这有点怪异，我猜雷可能对他承认了。”
相册封面上的烫金字“纪念”的金色早就剥落了，相册拦腰捆着一道仿皮带子，上面有个按扣，就像不带锁的日记本，我很确定，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也许这会让外公感觉好一点，他的原话是，他把你扔给了雷叔叔，自己去坐牢。”
“这是你外婆的。”
“这么说也对。”
她坐在我旁边，头发湿湿的，有股普雷尔洗发水味，她身上总有这种清爽的薄荷味。普雷尔洗发水的味道实际上并不是薄荷味的，只是颜色像，从前有段广告片：一颗珍珠极为缓慢地沉入薄荷绿色的普雷尔洗发水中，我始终没想明白，为什么珍珠沉得慢就说明普雷尔的洗发能力强，但珍珠下沉的那一幕像我母亲的性格一样，总是安静得令人印象深刻。她把那本旧相册拿给我看，发脆的纸屑簌簌掉落。
“我猜这件事或多或少地教会了你该如何控制自己。”
“嘿，我想给你看看这个。”她说。
“嗯，”她说，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你别告诉他，好吗？也许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打包。”
我母亲端着一杯加冰块的苏格兰威士忌走进来，粉红色的旧睡衣外面披了一件棕色的雪尼尔长浴袍，天色已晚，夜班护士已经值了几个小时的班，我母亲刚才一直在帮外公整理他那些杂乱的税单，并且发现了其中的一处错误，从而为他节省了将近一千美元，所以她打算喝杯好酒。她的左胳膊底下夹着一本黑色仿皮面的旧相册，脊背顶部和底部的外皮已经磨损了。
“好吧。”我说，“我不会告诉他——我知道你知道他也知道的那件没人愿意谈论的事。”
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我母亲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正在阅读九个故事中的哪一个，但我最喜欢的一直是《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高中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这个故事及其主人公就让我想起了外公。二战时他去到欧洲战场，先在伦敦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法国，承担各种他称之为“只是文书性质”“没什么大不了”的隐秘情报工作，与塞林格笔下的自传体人物“军士X”的经历类似[1]。没有人觉得我外公“精神崩溃”或者认为他在经历了战争后没有“身心都健康如初”——这是小说里埃斯米的用词。我从来没觉得外公像调查报告中描述的他这一代人那样患有“战争疲劳症”，对此塞林格的小说或许为我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而且根本没有谈论的意义，”我母亲说，“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我躺在我母亲客厅里的沙发上读《九故事》，这个沙发是七十年代的，覆盖着月球灰色的合成羊毛，有些旧但很结实。离我的光脚不远的地方是两扇通往红木露台的玻璃拉门，房子后面有一座陡峭的小山，树木仿佛受神话世界里的守财奴派遣而安插在山顶，永远守护着两座桥的风景，似乎在看守家传的秘密宝藏。西侧是奥克兰的边界，州际公路上来回穿梭的汽车车灯像一条闪光的金属拉链，旧金山好似一团琥珀色的迷雾。
[1]外公与塞林格在外貌上也有相似之处：浓密的黑发、脸上有痘印、长鼻子、怀疑一切的拱形眉。每当听到别人说他长得像演员罗伯特·阿尔达的时候，外公总是很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