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你明白了吗？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了。”我说。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者。”
“根据这些得不出任何结论，记住我的话，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我的话引得外公微笑起来，或者也许是因为“捣蛋鬼”回来了。
“好吧。”
“理查德·费曼，”我说，“理查德·费曼博士。”
“不过是些名字、日期和地点而已。”
“他怎么了？”
“总能解释一点吧。”
“他只想找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挑战者号会爆炸？’对吧？但答案永远不会是‘因为这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或者‘挑战者号爆炸了，一些小孩会因此受到启发，长大后成为工程师，发明更安全、更耐用的航天器推进系统’，甚至‘因为人类和他们发明的东西总是倾向于失败’或者‘坏事时常发生’。常见的解释总是这样的：‘因为天气太冷，所以O形圈变脆、失效，燃料从燃料箱里泄漏出来并且起火，导致火箭加速到箭体结构难以承受的程度，所以才分崩离析。’答案总是和日期、名字和数字有关。对费曼来说，知道这些已经足够，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查和确认各种细节。”
“什么都解释不了。”
“问题出在固体火箭助推器，”我的外公说，“不是燃料箱。”
“反正能解释很多事情。”我说。
“对。”
“你觉得这解释了一切？”外公轻蔑地反问，鄙弃地吐出“解释”两个字，“我和你外婆。你母亲。我坐牢。战争。”他转过脸，眼神蒙眬——氢吗啡酮的药效，但我从中窥测到一丝闪光，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愤怒的信号。“你认为这也能解释你自己的问题？”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但眼中疑似愤怒的闪光已经不见了，一滴泪水滚过他的脸颊，他又把脸转向窗户。我站起来，从盒子里抽出一张面巾纸，想帮他擦眼泪，但他把我的手推到一边，自己拿过面巾纸。
街上有一群人正在砍树，似乎是为了让山顶的视野更开阔，整个下午都有断断续续的电锯声传来。奥克兰丘陵地区有五座桥：圣马特奥、邓巴顿、海湾、金门和里士满大桥，根据可以看到的桥梁数量，当地的景色被划分成五个等级，最高级别5分，可以看到五座桥。按照这个标准，我母亲的起居室和卧室可以得2分，然而，从我外公的卧室往外看，唯一能看到的横跨两侧、类似桥梁的东西只有一条从街角的电线杆那里探出来的同轴电缆了。
“我很惭愧。”他说。
“噢，并非如此，我不过是觉得非常无聊而已，”我说，“而且所谓的高兴也是出于礼貌表现出来的。”
“外公……”
“太感兴趣了。”
“我对自己失望。我这一辈子总是半途而废，人们喜欢对你说，要充分利用时间，然而当你老了，回头看看，却发现你做的所有事无非是浪费时间，到头来手中积攒了一大堆没有开始做或者从来没做完的事，还有你全心全意地努力去做却没能持久的事，以及你拼命想摆脱却一直困扰你的东西。我对自己感到羞愧。”
“我太高兴了？”
“我不为你羞愧，”我说，“我为你骄傲。”
“你太高兴了。”
他又做了个鬼脸。这一次是在说，我对羞愧的认知——我们那一代将自白作为一种自夸工具的人对羞愧的认知——不过只能填满半个开心果壳。
“什么？为什么？”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说，“你得承认。”
“其实我不应该这样。”
“是吗？”他抹掉那滴泪，团起面巾纸，“我走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我授权给你。你尽管可以用它解释一切，给它赋予某种意义，用上你那些花哨的比喻，理清整件事的时间顺序，不要像我这样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就从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开始，1915年3月2日，那天晚上有月食，你知道月食是什么吗？”
“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这么多。”我说，我就喜欢传奇般的夸张故事。
“地球的影子落在月球上。”
他做了个鬼脸，驳回了我的建议。他的意思并非说多了嗓子受不了，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多说无益，也不明智，能用三分钟的谈话来表达自己对汪克尔转子发动机怀才不遇的惋惜已经是他的极限，但我并没有太严肃地对待他的警告，或者说是他对自己的警告。老实说，我觉得他的态度有些孩子气，过于夸张。
“没错，这非常重要，我相信这是一个完美的隐喻。就从那时开始。”
“抱歉，我们可以停下来，你应该休息，休息一下嗓子。”
“听起来有点像个老掉牙的开头。”我说。
“我说得太多了。”过了一会儿，他说。
他把纸巾团朝我的头上丢来，它打在我的脸颊上弹了出去，掉到地板上，我弯腰捡起来。它里面的东西可能是我外公一生中的最后一滴眼泪。出于对他的观点——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他的人生，还是每个人的人生——的尊敬，我把它扔进了门旁的废纸篓。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似乎我看不到的喂鸟器那边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也许“捣蛋鬼”偷吃又失败了，但他没有笑。
“那么，”我说，“你去了诺德豪森。”
“想要点汤吗？妈妈给你做了一些。”
他摇摇头，但他会改口的，我俩都知道。
“很好。”
“没错，该死的，我去了诺德豪森。”他的语气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沮丧，就在那一刻，我明白——我对此一无所知——诺德豪森曾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我心里某个休眠已久的部分仿佛突然睁开了眼睛。
外公没有回答。他坐了起来，脸朝向窗户。他的呼吸看起来很稳定，但午饭时间已经过了，除了几口果冻，他一上午都没吃东西，我猜他可能感觉有点没力气。“外公？你还好吗？”
我是被一群习惯压抑自己情绪的沉默的成年人养大的，听说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大话精”“喜欢吹牛的艺术家”和“花花公子”（总之从外公谈论我父亲时的表情来看，他就是这个意思），但大部分只是听说而已，而且在我面前他显然称得上少言寡语。我也知道，外婆早年间的脾气很坏，内心既古怪疯狂也诗意浪漫，但那些日子已经消散如烟。自我记事以来，我的家人们就倾向于隐藏情绪，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感受。
“可你最后还是找到了他。”
因此，出于年少的叛逆，我喜欢诗歌，喜欢火热和疯狂的东西，追过的女孩基本上都崇拜兰波、派蒂·史密斯和席德·巴雷特之类的诗人和艺术家，然而，叛逆期过去很久之后，我也习惯于压抑自我。七十年代末，我进入青春期，那是最放荡不羁的一段时光，后来步入成年，正值“复原运动”高涨，主张救赎在于分享经历和感受，如果拒绝分享则意味着会受到诅咒。那天下午，在外公的床前，我开始忍不住怂恿他多给我讲讲诺德豪森和那个年轻金发男人的故事，因为我相信（时至今日，在多数情况下，我依然相信），沉默意味着黑暗，倾诉则会投下光亮。秘密就像肿瘤，叙述则是明亮灼热的放射线，用照射给予治愈。所以，“把心事说出来”是一件好事。
“我赶到那里时，他已经走了，早走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起诺德豪森时，外公的语气十分痛苦。
“不在？”
我不由得想起我那个喜欢说大话、甜言蜜语、巧舌如簧的父亲，因为逃税，他经常被人起诉，是进出法庭的常客，有过好几段婚姻，相比之下，外公虽然不善言辞，但他的沉默总让我觉得可以依靠。难道举国上下吵吵闹闹二十年，把心事说出来就能提高国民幸福感吗？最近我在《科学美国人》上读到，发掘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的古罗马城市赫库兰尼姆时，考古学家意识到，古城废墟的重见天日，破坏了只有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的文物古迹。至于放射疗法，一本医学教科书上说，它比病灶本身的破坏性还要大。总而言之，大多数时候，在正常的生活中，最好与人分享你的想法，向你爱的人表达爱意，请你伤害过的人原谅你，并且面对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指出他们伤害了你的事实。遇到需要说出来的事情，言辞胜于沉默，但假如你的经历是言语无法表达的，还是不要讲出来的好。
“不在。”
“我还是来一点汤吧。”外公说。
“他还在那里吗？”
我走进厨房，拿出冰箱里的特百惠保鲜盒，倒了一碗我母亲做的鸡汤，放进微波炉中加热，同时，撑开床上餐架的支腿，用409清洁剂擦干净，叠好一张餐巾，在餐巾上放了一把勺子。我发现盐和胡椒瓶很像小猎狗，一只白色，一只黑色。有时候他喜欢往汤里面加一点黄色的以色列油煎面包块——他称其为“杏仁”——为了给他多增加点热量，于是我拿了一些放在小碟子里，搁在餐架上。汤热好之后，我把碗放上餐架，端着餐架来到卧室，鸡汤是金黄色的，胡萝卜、芹菜和洋葱像是镶嵌在黄金上的宝石，表面还有一层闪光的金色油脂，冒出的热气中有一丝柠檬的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外婆。实在是太好闻了。
因为有挎斗上的第三个车轮，这辆车行驶起来非常平稳，在急转弯时也不会打滑。引擎声音响亮，但不吵闹；车身微震，但不颠簸。油箱几乎是满的，里面可能装着土豆制成的乙醇或是蒸馏过的鞋油，又或者是其他代用汽油。的确是一辆好车，虽然它没有帮原主人保住脑袋。骑着摩托去往诺德豪森的路上，外公忍不住想要把这辆车展示给他的新朋友韦纳·冯·布劳恩，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载着像性情温顺的大熊一样坐在挎斗里的冯·布劳恩在战后德国高速路上飞驰。
我帮助外公坐直身体，把餐架架在他的身体两侧，餐巾塞到他长T恤的领口里。
刚骑了十英里他就爱上了它。此前他只骑过一次摩托车，是新泽西的一位台球玩家的BSA，只骑了一个小时，始终觉得不舒服，但尊达普的速度和扭矩让他既满意又惊喜，而且一直有股向前窜的冲劲，那种让人血液都跟着沸腾起来的震动顺着车架直接传到了他的骨骼和关节中。
他俯身过来，脸和鼻孔沉浸在热气中，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拿起勺子。我看着他把碗里的大部分东西喝完，汤的味道似乎让他放松了下来。
他骑上摩托车，一辆路过的军用吉普上的男人向他按按喇叭，我外公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朝他挥挥，他坐在车上适应了一会儿，转动点火开关，打开油门，踩上脚蹬，引擎重获生机，咔嗒咔嗒地转动起来。
“好了，”他放下勺子，“韦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帝国男爵。”说完这一长串名字，他用意第绪语骂了一句什么。
他看了一下摩托车，这是一辆尊达普，虽然肮脏，但维护得不错。机械构造很简单，引擎和齿轮箱挂在如同伸展的蝙蝠指骨般的骨架上，由同一根轴来驱动后轮和挎斗的侧轮，点火装置与变速箱连在一起，四速，挎斗上的帆布遮篷很新，说明这辆车的主人好像已经习惯了独自享受骑行的乐趣。除了橡胶手柄、座椅、轮胎和汽油罐上的钢罩是黑色的，其余部分全部涂成了沙漠棕，挎斗前方印着可爱的白色棕榈树的图案，树身上盖着一个白色的卐字标志，这辆尊达普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仿佛是八月份的中央公园里的北极熊。直到1990年的时候，我外公仍然会忍不住像1945年一样幻想一下尊达普是如何从马格里布长途跋涉回德国的，是如何一路到韦斯特林山的，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是如何节节败退的，真是一段令人遐想的神秘旅程。
“洋葱？”我问。
外公屏着呼吸，取下军官身上的步枪、弹夹和手套——带护腕的黑色皮革长手套，非常纳粹——把这些全部装备在自己身上，皮手套上溅满了血，他在军官的制服裤子上蹭了蹭。
“这是你外曾祖母喜欢说的，意第绪语的骂人话，意思是‘他应该被埋进土里，和洋葱一样’。”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脸扭到一边躲避腐肉的气味和蝇群的骚扰，从后面扳住尸体的上半身，而他的神经系统本能地想要松手，把尸体丢到地上，但他忍住了。他轻轻地扭了几下尸体的双手，把它们从车把上移开，将尸体从座位上搬起来上下摇晃，直到僵硬的腿部松脱，然后让尸体仰卧在草地上，好像搀扶一个醉酒的人躺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拿起那本三十年前从沃尔基尔监狱图书馆偷来的《火箭、导弹和太空旅行》，“在维利·莱的书里，你……呃，有人把冯·布劳恩的名字涂掉了，不止一处。”
“好了，”外公说，“我明白了。”
“是我，”他面无表情地说，“可是没用。”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无头军官旁边，尸体的脖颈上方密密麻麻围了一大群苍蝇，仿佛打算为它临时组成一个新头。外公对军官的喉咙和上椎骨的解剖结构与苍蝇的胃口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摩托车，但这位与我外公一样都是上尉的德国人却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坐骑，虽然没了脑袋，他依然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决定抗争到底。
他往汤里撒了几个“杏仁”，又喝了一勺，齿缝间传来面包块被咬碎的嘎嘣声。
外公从卡车后面跳下来，地上暗红色的泥浆没到了他的脚踝，散发着只有战火才能带来的汞化合物的气味和腐烂的恶臭，就像宪兵灭虱队让战俘脱掉衣服和靴子时的脚臭、腋臭和杀虫剂里的石脑油混合起来的味道。外公从卡车右侧的后视镜里看到了菲什下士困惑的面孔，朝他挥了挥手，感谢对方让他搭便车。
“还有……我记得你不愿看登月直播，还跑到外面去了，可人类登月不是你一辈子都希望看到的吗？”
在一片曾经给炮手们做“保龄球道”的草坡上，有一个德国军官和他的摩托车，“大腿女人”从旁边开过时，军官的左眼似乎紧盯着坐在卡车后面的我外公，除了左眼，他的左半个颅骨和大半张脸都被炮弹削没了，焦黑的顶骨上挂着一绺纤细的金发，好似悬崖上的一撮枯黄的干草，在微风中飘摇。他沾满泥巴的靴子稳稳地踩在一辆看上去似乎完好无损的卡其色摩托车两边，与别的年轻骑手不同，这位军官有着成年人的身量，向后张开的宽肩膀让他的姿态带着挑衅的意味，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握住摩托车的把手，他当时也许是独自驶离了车队，企图吸引火力，或者是在指挥未成年的敢死队员们迎着山坡上的炮口冲上去。几辆卡车颠簸着从他身边开了过去，其中一位美国兵或许是看德国军官的金色脑袋和挑衅的姿势不顺眼，于是拔出柯尔特手枪，对准尸体开了几枪，军官残破的脑袋顿时炸成一团血雾，失去了头部的尸体依旧直挺挺地跨骑在摩托车上。
“是啊。”
眼下我外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摩托车，即使在被大炮击中之前，它们也应该是来自废品堆放场、临时拼凑起来的玩意儿，因为上面有许多自行车零件，挎斗似乎是镀锌浴缸改造的，轮胎上净是补丁。先前有自行车、弓箭，看来敌人很快就要用砖头和石块来迎接他们了。这不，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向盟军投掷孩子们的尸体了。
“这跟你对冯·布劳恩的看法有关系吗？”
外公从卡车后面探出脑袋，发现了路况糟糕的原因：德军的一些“勇敢”的战术家派出过一支摩托车队来故布疑阵，掩护党卫军从此地撤退。车队包括二三十辆带挎斗的摩托车和几辆装甲吉普。盟军设在西边山坡上的105毫米自走炮发现了出现在山前空地上的敌人车队，将他们轰成了碎片，碎裂的机械和尸体在车道上绵延一百码，像一大片泥泞的沼泽。已经许多天没有下雨，这片沼泽并非雨水造成，而是轮胎和履带将尘土、血水、尸体和德军的载具燃料碾压到一起形成的，沼泽里还有许多头发，从尸体的特征判断，死去的士兵大多是年纪不大的孩子。
“是啊。”
外公是被卡车颠醒的，司机在驾驶室里的叫骂声传入耳中。他发现副驾驶一侧的车门上有个徽章模样的标志：一面金盾，中间有个红点。标志下方用白油漆潦草地涂着一串字母，原来，这辆卡车的名字叫“大腿女人”，1944年6月开始服役，由红球运输队的梅尔文·菲什下士从奥马哈海滩驾驶至阿登，菲什下士现在应该十分擅长应付糟糕的路况，然而目前的路况实在是出奇地糟糕。
“这么说，一定发生了什么才让你……？”
外公再也没有见过迪登斯。他走出农场，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几乎立刻听到了发动机的隆隆声和卡车变速器的嘎吱声，两辆半履带车、一辆装甲车和一辆属于第65步兵师第869野战营的2.5吨卡车开了过去，他们晚间与大部队分开，前往帕德博恩，坐在2.5吨卡车上的厨子们有个任务——给那里能找到的所有美国兵提供煎饼早餐。帕德博恩位于通往诺德豪森（根据外公掌握的消息，冯·布劳恩最近出现在那里）的道路附近，于是他爬上卡车车斗，车上装着成袋的面粉、成箱的蛋粉和两桶玉米糖浆。还没来得及提醒自己不要睡，他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又一勺鸡汤进了他的嘴，他咕咚一口咽下去，警惕地直视着我的眼睛，向我的逻辑推断发出挑衅。
“噢，韦纳，你真是太冯·布劳恩了！”
“因为那天早晨，当你骑着那辆摩托车的时候，根据你的描述，在那一刻，你好像觉得自己和冯·布劳恩……”
“大概吧。”
“志趣相投？”
“是吗？如果找到他，你会怎么做，嗯？和他亲嘴儿？”他模仿着南方小妞的口音，“亲爱的韦纳宝贝儿，你的火箭让我硬得快爆了，快让我舔舔它！”
“是啊，然而后来……”我说，他放下勺子，依旧谨慎地盯着我。“你似乎又非常讨厌他。”
“我要逮住那个冯·布劳恩，”外公说，“那才是我的任务。”
“非常讨厌。”他表示同意。
“你有工作要做，”迪登斯警告他，“这是你钻进这片鬼树林的唯一原因。”
“为什么？”
外公已经告诉上级，发现火箭是迪登斯的功劳，是因为他的脚中箭，他们才会结识领他们见到V-2的神父。
小时候，当我不愿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外公视之为一种懦弱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特别的语调重复我刚刚说过的话。对我来说，那种声音就像华纳兄弟动画片里梅尔·布兰克给傻乎乎的寻血猎犬、西藏雪人和其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角色配音一样，但我外公大概觉得他的声音和语气更像小朗·钱尼扮演的《人鼠之间》里的伦尼，总之，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结结巴巴、缓慢低沉又故作幼稚。
“我会回来的，”外公说谎道，“我只是想去周围转转，你在这里等着，会有人来运走火箭，需要你帮他们装车。”
“一定发生了什么。”他装痴卖傻地说。
“搞什么鬼？”迪登斯说，“你要去哪里？”他从宿醉中醒来，脸色难看，跑进猪圈呕吐了几次，晃晃悠悠地跟着我外公钻进树林，见到了那个传说中的野兽，这才似乎恢复了过来，像往常一样发起牢骚。
我等待着。他拿起勺子，端起碗来，似乎打算把碗底刮干净，我决定在母亲下班后立刻向她邀功：他喜欢汤！我让他喝掉了一整碗。
他轮流和两位老人握手，把两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和一包不知名的雪茄塞进老神父手中，神父亲吻了我外公的脸颊，用拉丁语祝福他旅途平安。尤迪特小姐得到的礼物是两罐甜炼乳、一盒盐、1944年2月7日的《生活》杂志——和奥根博尔跟随第104步兵师进入科隆的第二天，它神秘地出现在外公的背包里，那一期的杂志封面是萧伯纳，作为老太太的还礼，外公得到一个冰冷的凝视、用力的握手和一小块落满灰尘的奶酪。
他“当啷”一下把勺子扔进碗里，对一个如此虚弱、用了麻醉性药物的病人来说，这个动作可不是一般的剧烈。他把碗推开，后来我在碗沿上发现了一片没有吃干净的碎屑。
外公带着迪登斯看了林中空地中的火箭，详细上报了它的位置和状况，他告诉上级，他打算对V-2研发人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没有提到冯·布劳恩的名字，他决定让迪登斯留在此处，负责把火箭运往西部。他尽可能不让迪登斯知晓他真正的计划。他以为自己单独行动更灵活、速度也更快，但他忘记了一个事实：自己正沉浸在对奥根博尔之死的悲恸之中，而许多悲伤的人总是认为孤独才是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你想知道诺德豪森发生了什么？”他用一贯的急躁刺耳的语气说道，“自己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