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他们快乐吗？”
我们房间门外的制冰机发出痛苦的嗡嗡声，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我母亲在黑暗中轻轻抽泣的声音。
“当然。”我说。
“她总愿意给我讲些没意思的老故事，”我说，“我和他们一起住在里弗代尔的时候，我天天听它们。”
“当然？”
黑暗中，她听起来很像我外婆，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敢肯定。”
“我小的时候，她总喜欢编谎。”听我说完之后，我母亲说。“我曾经一有机会就揭穿她，她却说那是‘故事’。‘噢！’”她模仿起外婆刺耳的语调，“你说得对，我在讲故事呢。”
“她疯了，他生意失败，他们没法有自己的孩子，他坐过牢，HRT疗法让她得了癌症，我弄瞎了他弟弟的眼睛，然后和一个毁掉他事业的男人结婚了，他们什么时候快乐过？”
我把外公与梅德维德医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我母亲。当我讲到外公不想知道外婆究竟对医生说了什么时，她笑了。在黑漆漆的旅馆房间中，她的笑声听起来有些凄凉。
“在这些不好的事情之间的夹缝里快乐？”我说。
“外婆曾经告诉格雷斯通的精神病医生关于她自己的一些事，”我说，“但外公不知道是什么事。”
“在夹缝里。”
死者能否被我们原谅？原谅的本质是一种情感还是交易？我向一个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否信守了承诺的人做出了承诺，虽然我希望尊重外公的意愿，而且回避我母亲的问题并非不可能，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值得保守的秘密，守口如瓶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
“没错。”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外婆对梅德维德医生说了什么，十四年后我才在曼托洛金见到那本逃脱了飓风桑迪的笔记。在费城机场万豪酒店的那天晚上，我只知道外婆告诉了梅德维德医生二战中她在欧洲的一些往事，这些事与她告诉我外公的那套说辞有所矛盾，或者说至少会让人产生怀疑。梅德维德医生似乎认为，假如我外公知道了这些事，会感到很困扰，他好像在暗示我外公，外婆对他和我母亲说了谎。外公不希望我把梅德维德医生的暗示告诉我母亲，他担心我母亲一旦知道我外婆说谎——无论谎言的性质如何——会很难原谅她。我那时只知道这些。
第二天早上，我们不得不早起去赶各自的飞机。我母亲的闹钟比我的早响十五分钟，但我的闹钟响起时，她仍然穿着睡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外公带到加州的月球基地模型的第一个部件——月球花园。她把它举到眼睛前面，看着微缩玫瑰和胡萝卜旁边代表我们一家的小人偶。
她想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但颤抖的语调出卖了她，她似乎对答案早有预料。
“你怎么把这个带来了？”
“那么，他不让你告诉我什么？”
“我干了件疯狂的事，我把他的那些东西——书和照片什么的都装在一个包里带来了，就好像他现在刚刚结束一段开心的旅行，要回丰塔纳村去一样。”
“是啊。”
我坐起来，她把喷过漆的月球花园模型递给我，我顺着掀开的舱盖望进去，里面是我外公保护了一辈子——他也曾经失败过，但最后成功了——的家人。我四分之三英寸高的外祖父母坐在他们的重力沙发上，四分之三英寸高的我母亲坐在重力椅上，边上是半英寸高的大儿子，腿上坐着豌豆大小的小儿子。每个人都穿着舒适实用的蓝色连体服和抓地鞋，花园里的胡萝卜和玫瑰长得郁郁葱葱。这种比例下的模型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细节，人偶的面部并不精细，我外公只是把它们的脸涂成了肉色，没有明确的五官，过去我总觉得这样有些诡异——倘若不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话，我根本不会在意——但现在我已经习惯，因为你可以想象他们脸上的微笑，可以按照你的喜好，写下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上个星期，”她说，“我走进房间，你和爸爸在里面，他告诉你不要告诉我什么事？”
我外公在临死的前一天就不再说话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是这样的：我问他在可可比奇之后是否还见过冯·布劳恩，他摇了摇头。他连摇头都会感觉到疼，他不耐烦地咕哝着，想要坐起来。我帮他调整床的靠背，让他坐得直一些，但他说这样更难受，于是我放低了靠背，让角度更缓和一些，他表示比刚才还难受，我只好又调高靠背，把一只枕头垫在他的膝盖底下，减轻他脚跟的压力。他说，止疼药让他只想从自己的皮肤里面爬出来，其实它并不会让痛苦真正消失，它只是帮助你勉强地浮在水面上，不会沉下去。最后我们放弃了试图让他更舒服一点的努力。
“好吧。”我知道她想问我什么，反正她说出来的时候，我并不惊讶。从那天起我都在等着她提出这个问题。
“没有，我再也没见过冯·布劳恩，”他说，“他几年后死了，我忘了死因是什么，总之很痛苦。我听说他疼得生不如死。”
“我想问你一件事。”
我始终在等待他开口，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句话后面补充一句评论，比如“他是罪有应得”，或者“所以说，也许上帝的确存在”。
“是啊。”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躺在那里，长久地闭着眼睛，仿佛在痛苦的海面上艰难地划水，每划一下都更接近故事的结局——假如那位伟大的逃脱大师韦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冯·布劳恩男爵是正确的——接近始终等候在彼岸的那另一个故事的开端。
“迈克，你醒着吗？”
[1]1985年，雷叔叔在洛杉矶死于心脏病。他在洛杉矶为影视剧的制作担任“台球顾问”。他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有时也会赢球，也依然时不时出老千。他去世时我在巴黎，没能参加葬礼。
我们共用一个有两张大床的房间，躺在床上谈论当天的见闻，聊了一会儿，我母亲把灯关了。白天的时候，我始终感觉我母亲有些激动，虽然很容易将其归因于悲伤或者是单纯的紧张，然而，当我们躺在黑暗中，我觉得她的激动又回来了。她辗转反侧，胳膊在床单上蹭来蹭去，显然是睡不着，所以我也无法睡着。
[2]谢天谢地，这个系列再也没有续拍。
我母亲在奥克兰把她父亲的遗体送上返回费城的飞机，外公的葬礼将在费城的蒙特菲奥雷公墓举行，他会躺在我外婆、他的父母和弟弟[1]身边。我弟弟也离开了《2099太空漫游》[2]剧组，从洛杉矶赶来参加葬礼。曾经主持我外婆葬礼的拉比已经退休，新拉比比我大不了多少，总是一副匆忙的样子。一些老朋友和熟人也在葬礼上露面了，还有一些姓“蒙恩布拉特”和“纽曼”的远房亲戚，赞美感谢上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铲起一块泥土洒在棺材上，声音好像雨点打在窗上。与外公亲缘最近的那个表亲住在温尼伍德，她邀请大家葬礼结束后去她家聚聚，我们在那儿喝了不少梅子白兰地，我听着众人讲述着对往事相互矛盾的回忆，听他们说着我弟弟和我小时候令人惊异的和耍小聪明的言行。之后我弟弟坐飞机回洛杉矶去了，我母亲和我开车去了机场附近的旅馆，在那里住了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