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两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两点您就去世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您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朝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三毛给你来信啦！”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沉浸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只急得在门口打转。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地感动。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再哭三毛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做着种种推测。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杀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做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您的死，您是不情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而死的呀？是如同写信时一样的疼痛在折磨您吗？是一时的感情所致吗？如果说这一切仅是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基础上的刺激点，如果您的孤独苦闷在某种方面像您说的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三毛，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无法摆脱的孤独，可牵涉到我，我又该怎么对您说呢？我的那些书本能使您感动是您对我的偏爱而令我终生难忘，却更使我今生今世要怀上一份对您深深的内疚之痛啊！
三毛是死了，不死的是她的书，是她的魅力。她以她的作品和她的人生创造着一个强刺激的三毛，强刺激的三毛的自杀更丰富着一个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作家。
这些天来，我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总觉得常常看到了您，又都形象模糊不清，走到什么地方凡是见到有女性的画片，不管是什么脸型的，似乎总觉得某一处像您，呆呆看一会儿，眼前就全是您的影子。昨日晚上，却偏偏没有做到什么离奇的梦，对您的来信没有丝毫预感，但您却来信了，信来了，您来了，您到西安来了！现在，我的笔无法把我的心情写出，我把笔放下来，又关了门，不让任何人进来，让我静静地坐一坐，不，屋里不是我独坐，对着的是您和我了，虽然您在冥中，虽然一切无声，但我们在谈着话，我们在交流着文学，交流着灵魂。这一切多好啊，那么，三毛，就让我们在往后的长长久久的岁月里一直这么交流吧。三毛！
三毛死了，消息见报的当天下午，我收到了许多人给我的电话，第一句都是：“你知道吗？三毛死了！”接着就沉默不语，然后差不多要说：“她是你的一位知音，她死了……”这些人都是看到了《陕西日报》上的那篇文章而给我打电话的。以后的这些天，但凡见到熟人，都这么给我说三毛，似乎三毛真是我的什么亲戚关系而来安慰我。我真诚地感谢着这些热爱三毛的读者，我为他们来向我表达对三毛死的痛惜感到荣幸，但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就发呆，内心一片悲哀。我并没有见过三毛，几个晚上都似乎梦见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醒来思忆着梦的境界，不禁就想到了那一幅《洛神图》古画。但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或许一切都是讹传，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可是、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是的，她是真死了。我只好对着报纸上的消息思念这位天才的作家，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上天列入仙班。
附：三毛致贾平凹的信
三毛死了，死于自杀。她为什么自杀？是她完全理解了人生，是她完成了她活着要贡献的那一份艺术，是太孤独，还是别的原因，我无法了解。作为一个热爱着她的读者，我无限悲痛。我遗憾的是我们刚刚要结识，她竟死了，我们之间相识的缘分只能是在这一种神秘的境界中吗？！
平凹先生：
三毛不是美女，一个高挑着身子，披着长发，携了书和笔漫游世界的形象，年轻的坚强而又孤独的三毛对于大陆年轻人的魅力，任何局外人做任何想象来估价都是不过分的。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家。夜半的孤灯下，我常常翻开她的书，瞧着那一张似乎很苦的脸，想她毕竟是海峡那边的女子，远在天边，我是无缘等待得到相识面谈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从乡下返回西安的当天，蓦然发现了《陕西日报》上署名孙聪先生的一篇《三毛谈陕西》的文章。三毛竟然来过陕西？我却一点不知道！将那文章读下去，文章的后半部分几乎全写到了我。三毛说：“我特别喜欢读陕西作家贾平凹的书。”她还专门告诉我普通话念“凹”为“āo”，但我听北方人都念“wā”，这样亲切所以她一直也念平凹（wā）。她告诉我，“在台湾只看到了平凹的两本书，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看第一篇时就非常喜欢，连看了三遍，每个标点我都研究，太有意思了，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他写的商州人很好。这两本书我都快看烂了。你转告他，他的作品很深沉，我非常喜欢，今后有新书就寄我一本。我很崇拜他，他是当代最好的作家，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的书写得很好，看许多书都没像看他的书这样连看几遍，有空就看，有时我就看平凹的照片，研究他，他脑子里的东西太多了……大陆除了平凹的作品外，还爱读张贤亮和钟阿城的作品……”读罢这篇文章，我并不敢以三毛的评价而扬扬得意，但对于她一个台湾人，对于她一个声名远震的作家，我感动着她的真诚、直率和坦荡，为能得到她的理解而高兴。也就在第二天，孙聪先生打问到了我的住址赶来，我才知道他是省电台的记者，于一九九年的十月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开会，偶尔在那里见到了三毛，这篇文章就是那次见面的谈话记录。孙聪先生详细地给我说了三毛让他带给我的话，说三毛到西安时很想找我，但又没有找，认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但我一定要拜访他”。说是明年或者后年，她要以私人的名义来西安，问我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又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我的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我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并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不会吃醋吧？会烧菜吗？”还送我一张名片，上边用钢笔写了：“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于是，送走了孙聪，我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且复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十二月十六日寄走的。我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二十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在两天前自杀身亡了。
现在时刻是西元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清晨两点。下雨了。
人活着是多么地不容易，人死灯灭却这样快捷吗？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喜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三毛死了。我与三毛并不相识，但在将要相识的时候，三毛死了。三毛托人带来口信嘱我寄几本我的新书给她。我刚刚将书寄去的时候，三毛死了。我邀请她来西安，陪她随心所欲地在黄土地上逛逛，信函她还未收到，三毛死了。三毛的死，对我是太突然了。我想三毛对于她的死也一定是突然，但是，就这么突然地将三毛死了，死了。
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哭三毛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一生酷爱读书，是个读书的人，只可惜很少有朋友能够讲讲这方面的心得。读您的书，内心寂寞尤甚，没有功力的人看您的书，要看走样的。
喝了半瓶酒，然后一家人在田野里尽情地玩着，一直到天黑才回去。父亲又住了几天，便带着小女儿回乡下去了。但那半瓶酒，我再没有喝，放在书桌上，常常看着它，从此再没有什么烦闷了，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在台湾，有一个女朋友，她拿了您的书去看，而且肯跟我讨论，但她看书不深入，能够抓捉一些味道，我也没有选择地只有跟这位朋友讲讲《天狗》。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在大陆，会有人搭我的话，说：“贾平凹是好呀！”我盯住人看，追问：“怎么好法？”人说不上来，我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看您书的人等闲看看，我不开心。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通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在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我没有看走眼。以后就凭那两本手边的书，一天四五个小时地读您。
从此，我下班回来，父亲就让我和小女儿多玩一玩，说再过一些日子，他和孩子就该回去了。但是，夜里来的人很多，人一来，他就又抱孩子到东边房子去了。这个星期天，一早起来，父亲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门上：“今日人不在家”，要一家人到郊外的田野里去逛逛。到了田野，他拉着小女儿跑，让她叫我们爸爸、妈妈。后来，他说去给孩子买些糖果，就到远远的商店去了。好长的时候，他回来了，腰里鼓囊囊的，先掏出一包糖来，给了小女儿一把，剩下的交给我爱人，让她们到一边去玩，又让我坐下，在怀里掏着，是一瓶酒，还有一包酱羊肉。我很纳闷：父亲早已不喝酒了，又反对我喝酒，现在却怎么买了酒来？他使劲用牙启开了瓶盖，说：“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来，你喝喝，我也要喝的。”
要不是您的赠书来了，可能一辈子没有动机写出这样的信。就算现在写出来，想这份感觉——由您书中获得的，也是经过了我个人读书历程的“再创造”，即使面对的是作者您本人，我的被封闭感仍然如旧，但有一点也许我们是可以沟通的，那就是：您的作品实在太深刻。不是背景取材问题：是您本身的灵魂。
父亲住下了，我们睡在西边房子，他睡在东边房子。小女儿慢慢和我们亲热起来，但夜里却还是要父亲搂着去睡。我叮咛爱人，什么也不要告诉父亲，一下班回来，就笑着和他说话，他也很高兴，总是说着小女儿的可爱，逗着小女儿做好多本事给我们看。一到晚上，家里来人很多，都来谈社会上的风言风语，谈报刊上连续发表批评我的文章，我就关了西边门，让他们小声点，父亲一进来，我们就住了口。可我心里毕竟是乱的，虽然总笑着脸和父亲说话，小女儿有些吵闹了，就忍不住斥责，又常常动手去打她屁股。这时候，父亲就过来抱孩子，说孩子太嫩，怎么能打，越打越会生分，哄着到东边房子去了。我独自坐一会儿，觉得自己不对，又不想给父亲解释，便过去看他们。一推门，父亲在那里悄悄流泪，赶忙装着眼花了，揉了揉，和我说话，我心里愈发难受了。
今天阅读三个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张爱玲、一位是您。深深感谢。
老人显得很瘦，那双曾患过白内障的眼睛，越发比先前呆滞。一见面，我有点恐慌，他看了看我，就放下小女儿，指着我让她叫爸爸。小女儿斜头看我，怯怯地刚走到我面前，突然转身又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就笑了，说：“你瞧瞧，她真生疏了，我能不来吗？”
没有说一句客套的话，您所赠给我的重礼，今生今世当好好保存、珍爱，是我极为看重的书籍。不寄我的书给您，原因很简单，相比之下，三毛的作品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贾平凹的著作，是写给三毛这种真正以一生的时光来阅读的人看的。我的书，不上您的书架，除非是友谊而不是文字。
但是，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之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更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被撞翻了担子。茫然中，便觉得不该让父亲来，但是，还未等我再回信，在一个雨天他却抱着孩子搭车来了。
台湾有位作家，叫作“七等生”，他的书不销，但极为独特，如果您想看他，我很乐于介绍您这些书。
我在城里工作后，父亲便没有来过，他从学校退休在家，一直照管着我的小女儿。我的作品从来没有给他寄过，姨前年来，问我是不是写过一个中篇，说父亲听别人说过，曾去县上几个书店、邮局跑了半天去买，但没有买到。我听了很伤感，以后写了东西，就寄他一份，他每每又寄还给我，上边用笔批了密密麻麻的字。给我的信上说，他很想来一趟，因为小女儿已经满地跑了，害怕离我们太久，将来会生疏。但是，一年过去了，他却未来，只是每一月寄一张小女儿的照片，叮咛好好写作，说：“你正是干事的时候，就努力干吧，农民扬场趁风也要多扬几锨呢！但听说你喝酒厉害，这毛病要不得，我知道这全是我没给你树个好样子，我现在也不喝酒了。”接到信，我十分羞愧，便发誓再也不去喝酒，回信让他和小女儿一定来城里住，好好孝顺他老人家一些日子。
想我们都是书痴，昨日翻看您的《自选集》，看到您的散文部分，一时里有些惊吓。原先看您的小说，作者是躲在幕后的，散文是生活的部分，作者没有窗帘可挡，我轻轻地翻了数页。合上了书，有些想退的感觉。散文是那么直接，更明显的真诚，令人不舍一下子进入作者的家园，那不是“黑氏”的生活告白，那是您的。今晨我再去读。以后会再读，再念，将来再将感想告诉您。先念了三遍“观察”（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二）。
按照乡间风俗，在父亲下葬之后，我们兄妹接连数天的黄昏去坟上烧纸和燃火，名曰“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漫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黄土坡离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并不远，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而我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
四月（一九九年）底在西安下了飞机，站在外面那大广场上发呆，想，贾平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心里有着一份巨大的茫然，抽了几支烟，在冷空气中看烟慢慢散去，尔后我走了，若有所失的一种举步。
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他把年老体弱的母亲留给我们，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他把家庭的重担留给了从未担过沉的长子的我。对于父亲的离去，我们悲痛欲绝。对于离去我们，父亲更是不忍。当检查得知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毫无医治可能的结论时，我为了稳住父亲的情绪，还总是接二连三地请一些医生来给他治疗，事先给医生说好一定要表现出检查认真，多说宽心话。我知道他们所开的药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父亲要服只得让他服，当然是症状不减，且一日不济一日，他说：“平呀，现在咋办呢？”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父亲。眼泪从我肚子里流走了，脸上还得安静，说：“你年纪大了，只要心放宽静养，病会好的。”说罢就不敢看他，赶忙借故别的事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抹眼泪。后来他预感到自己不行了，却还是让扶起来将那苦涩的药面一大勺一大勺地吞在口里，强行咽下，但他躺下时已泪流满面，一边用手擦着一边说：“你妈一辈子太苦，为了养活你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只说她要比我先走了，我会把她照看得好好的……往后就靠你们了。还有你两个妹妹……”母亲第一个哭起来，接着全家大哭，这是我们唯有的一次当着父亲的面痛哭。我真担心这一哭会使父亲明白一切而加重他的负担，但父亲反倒劝慰我们，他照常要服药，说他还要等着早已订好的国庆节给小妹结婚的那一天，还叮咛他来城前已给菜地的红萝卜浇了水，菜苗一定长得茂密，需要间一间。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还要求母亲去抓了两服中草药熬着喝。父亲是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他一直是在悲苦和疼痛中挣扎，我那时真希望他是个哲学家或是个基督教徒，能透悟人生，能将死自认为一种解脱，但父亲是位实实在在地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痛苦的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当得知他最后一刻终于绽出一个微笑，我的心多多少少安妥了一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母亲在悲苦中总算挺了过来，我们兄妹都一下子更加成熟，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小妹的婚事原准备推迟，但为了父亲灵魂的安息，如期举办，且办得十分圆满。这个家庭没有了父亲并没有散落，为了父亲，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吃了止痛药才写这封信的，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一时里没法出远门，没法工作起码一年，有不大好的病。
自那以后，父亲又喝开酒了，但他从没有喝过什么名酒。两年半前，我用稿费为他买了一瓶茅台，正要托人捎回去，他却来检查病了，竟发现患的是胃癌。手术后，我说：“这酒你不能喝了，我留下来，等你将来病好了再喝。”我心里知道，父亲怕是再也喝不成了，如果到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一定让他喝一口。在父亲生命将息的第十天，我妻子陪送老人回老家，我让把酒带上。但当我回去后，父亲已经去世了，酒还原封未动。妻说父亲回来后，汤水已经不能进，就是让喝酒，一定腹内烧得难受，为了减少没必要的痛苦，才没有给父亲喝。盛殓时，我流着泪把那瓶茅台放在棺内，让我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上再喝吧。如今，我的文章还在不断地发表出版，我再也享受不到那一份特殊的祝贺了。
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倒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在我小的时候，我是害怕父亲的，他对我的严厉使我产生惧怕，和他单独在一起，我说不出一句话，极力想赶快逃脱。我恋爱的那阵，我的意见与父亲不一致，那年月政治的味道很浓，他害怕女方的家庭成分影响了我，他骂我、打我、吼过我“滚”。在他的一生中，我什么都听从他，唯那件事使他伤透了心。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出身已不再影响到个人的前途，但我的妻子并未记恨他，像女儿一样孝敬他，他又反过来说我眼光比他准，逢人夸说儿媳的好处，在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喜欢来城中我的小家中住一个时期。但我在他面前，似乎一直长不大，直到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一次他来城里，见面递给我一支烟来吸，我才知道我成熟了，有什么可以直接同他商量。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又受家庭生计所累，他没有高官显禄的三朋，也没有身缠万贯的四友，对于我成为作家，社会上开始有些虚名后，他曾是得意和自豪过。他交识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贺，当然少不了向他讨酒喝，父亲在这时候是极其的慷慨，身上有多少钱就掏多少钱，喝就喝个酩酊大醉。以致后来，有人在哪里看见我发表了文章，就拿着去见父亲索酒。他的酒量很大，原因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心情不好借酒消愁；二是后来为我的创作以酒得意，喝酒喝上了瘾，在很长的日子里天天都要喝，但从不一人独喝，总是吆喝许多人聚家痛饮，又一定要母亲尽一切力量弄些好的饭菜招待。母亲曾经抱怨：家里的好吃好喝全让外人享用了！我也为此生过他的气，以我拒绝喝酒而抗议，父亲真有一段时间也不喝酒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说受到报刊的批评，压力很大，但并未透露一丝消息给他。他听人说了，专程赶三十里到县城去翻报纸，煎熬得几晚上睡不着。我母亲没文化，不懂得写文章的事。父亲给她说的时候，她困得不时打盹。父亲竟生气得骂母亲。第二天搭车到城里见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儿谈论外界的批评文章，我怕父亲听见让他在另一间房内休息。等来客一走，他竟过来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没事不要寻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他带来的一瓶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对我笑笑，就把杯子给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红了。这一次我们父子都重新开戒，差不多喝了一瓶。
用了最宝爱的毛边纸给您写信，此地信纸太白。这种纸台北不好买了，我存放着的。我地址在信封上。
在贾家族里，父亲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为小家，小家再分为小家，甚至村里别姓人家，大到红白喜丧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解决。父亲乐意去主持公道，却脾气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许多闷气。时间长了，他有了一定的权威，多少也有了以“势”来压的味道，他可以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竟还动手打过一个不孝其父的逆子的耳光，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为这事我曾埋怨他，为别人的事何必那么认真，父亲却火了，说道：“我半个眼窝也见不得那些龌龊事！”父亲忠厚而严厉，胆小却疾恶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许多苦头，受了许多难处。当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庭和这个村子的百多户人家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好处，似乎并不觉得什么，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间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灵堂里，看着多少人来放声大哭，听着他们哭诉“你走了，有什么事我给谁说呀？！”的话，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
您的故乡，成了我的“梦魅”。商州不存在的。
父亲当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贫贫的乡间教师，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贵，但当我在城里每次住医院，看见老干楼上的有些人长期为小病疗养而坐在铺有红地毯的活动室中玩麻将，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
三毛敬上
在那苦难的两年里，父亲耿耿于怀的是他蒙受的冤屈，几乎过三天五天就要我来写一份翻案材料寄出去。他那时手抖得厉害，小油灯下他讲他的历史，我逐字书写，寄出去的材料百分之九十泥牛入海，而父亲总是自信十足。家贫买不起纸，到任何地方一发现纸就眼开，拿回来仔细裁剪，又常常纸色不同，以至后来父子俩谈起翻案材料只说“五色纸”就心照不宣了。父亲幼年因家贫害过胃疼，后来愈过，但也在那数年间被野菜和稻糠重新伤了胃，这也便是他恶变胃癌的根因。当父亲终于冤案昭雪后，星期六的下午他总要在口袋装上学校的午餐，或许是一片烙饼，或是四个小素包子，我和弟弟便会分别拿了躲到某一处吃得最后连手也舔了，末了还要趴在泉里喝水漱口咽下去。我们不知道那是父亲饿着肚子带回来的，最最盼望每个星期六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有一次父亲看着我们吃完，问：“香不香？”弟弟说：“香，我将来也要当个教师！”父亲笑了笑，别过脸去。我那时稍大，说现在吃了父亲的馍馍，将来长大了一定买最好吃的东西孝敬父亲。父亲退休以后，孩子们都大了，我和弟弟都开始挣钱，父亲也不愁没有馍馍吃，在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买了一盒寿糕，他却直怨我太浪费了。五月初他病加重，我回去看望，带了许多吃食，他却对什么也没了食欲，临走买了数盒蜂王浆，叮咛他服完后继续买，钱我会寄给他的，但在他去世后第五天，村上一个人和我谈起来，说是父亲服完了那些蜂王浆后曾去商店打问过蜂王浆的价钱，一听说一盒八元多，他手里捏着钱却又回来了。
孙犁论
“文化大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拮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太阳落山时我赶到他任教的学校，父亲已经遭人殴打过，造反派硬不让见，我哭着求情，终于在院子拐角处见到了父亲，他黑瘦得厉害，才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监管人就在一边催时间了。父亲送我走过拐角，却将缸子交给我，说：“肉你拿回去，我把烟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栅栏门，门很高，我只能隔着栅栏缝儿看父亲，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呆呆站在那儿看我的神色。后来，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放声大哭。父亲是教了半辈子书的人，他胆小又自尊，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半年内不愿出门。但家庭从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沉沦下来。我们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自留地的苞谷还是嫩的便掰了回来。苞谷颗儿和穗儿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麦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锅炒了上磨。全家唯一的指望是那头猪，但猪总是长一身红茸。眼里出血似的盼它长大了，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将猪拉到十五里的镇上去交售，但猪瘦不够标准，收购站拒绝收。听说二十里外的邻县一个镇上标准低，我们决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来，特意给猪喂了最好的食料，使猪肚撑得滚圆。我们却饿着，父亲说：“今日把猪交了，咱父子仨一定去饭馆美美吃一顿！”这话极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脚冒雨将猪拉到了镇上。交售猪的队排得很长，眼看着轮到我们了，收购员却喊了一声：“下班了！”关门去吃饭。我们迭声叫苦，没有钱去吃饭，又不能离开，而猪却开始排泄，先是一泡没完没了的尿，再是翘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脚直踢猪屁股，但最后还是拉下来了，望着那老大的一堆猪粪，我们明白那是多少钱的分量啊。骂猪，又骂收购员，最后就不骂了，因为我和弟弟已经毫无力气了。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购员过来在猪脖子上捏捏，又在猪肚子上踹踹，头也不抬地说：“不够等级！下一个——”父亲首先急了，忙求着说：“按最低等级收了吧。”收购员翻着眼训道：“白给我也不收哩！”已经去验下一头猪了。父亲在那里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过来蹲在猪旁边，他再没有说话，手抖着在口袋里掏烟，但没有掏出来，扭头对我们说：“回吧。”父子仨默默地拉猪回来，一路上再没有说肚子饥的话。
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疾病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爨宝子》虽然也好，郑燮的六分半也好，但都好在奇与怪上，失之于清正。而世上最难得的就是清正。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
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前辈子好了后辈子坏，后辈子好了前辈子坏，可父亲的一生中却没有舒心的日月。在他的幼年，家贫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绑票，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每次都是变卖家产赎回，而年仅七岁的他，也竟在一个傍晚被人背走到几百里外。贾家受尽了屈辱，发誓要供养出一个出头的人，便一心要他读书。父亲提起那段生活，总是感激着三个大伯，说他夜里读书，三个大伯从几十里外扛木头回来，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里外的集市上卖个好价，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头的大小截面，那种“咣咣”的响声使他不敢懒散，硬是读完了中学，成为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此后的四五十年间，他们兄弟四个亲密无间，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后来虽然分家另住，但谁家做一顿好吃的，必是叫齐别的兄弟。我记得父亲在邻县的中学任教时期，一直把三个堂兄带在身边上学，他转到哪儿，就带在哪儿，堂兄在学生宿舍里搭合铺，一个堂兄尿床，父亲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块睡，一夜几次叫醒小便，但堂兄常常还是尿湿了床，害得父亲这头湿了睡那头，那头暖干了睡这头。我那时和娘住在老家，每年去父亲那儿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粮食翻山越岭走两天，我至今记得我在摇摇晃晃的箩筐里看夜空的星星，星星总是在移动，让我无法数清。当我参加工作第一次领到了工资，三十九元钱先给父亲寄去了十元，父亲买了酒便请了三个伯父痛饮，听母亲说那一次父亲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个城买了一根特大的铝盒装的雪茄，父亲拆开了闻了闻，却还要叫了三个伯父，点燃了一口一口轮流着吸。大伯年龄大，已经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亲应该照看着二伯和三伯先走，可谁也没想到，料理父亲丧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殓的那个中午，贾家大小一片哭声，二伯和三伯老泪纵横，瘫坐在椅子上不得起来。
数十年的文坛，题材在决定着作品的高低，过去是，现在变个法儿仍是，以此走红过许多人。孙犁的文章从来是能发表了就好，不在乎什么报刊和报刊的什么位置，他是什么都能写的，写出来的又都是文学。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国中几个能如此？作品起码能活半个世纪的作家，才可以谈得上有创造，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
先是数年前母亲住院，父亲一个多月在医院伺候。做手术的那天，我和父亲守在手术室外。我紧张得肚子疼，父亲也紧张得肚子疼。母亲病好了，大妹出嫁，小妹高考却不中，原来依父亲的教龄可以将母亲和小妹的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因前几年一心想为小弟有个工作干，自己硬退休回来，现在小妹就只好窝在乡下了。为了小妹的前途，我写信申请，父亲四处寻人说情，他干了几十年教师工作，不愿涎着脸给人说那类话，但事情逼着他得跑动，每次都十分为难。他给我说过，他曾鼓很大勇气去找人，但当得知所找的人不在时，竟如释重负，暗自庆幸，虽然明日还得再找，而今天却免去一次受罪了。整整两年有余，小妹的工作有了着落，父亲欢喜得来人就请喝酒，他感激所有帮过忙的人，不论年龄大小皆视为贾家的恩人。但就在这时候，他患了癌病，担惊受怕的半年过去了，手术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这一年春节，父亲一定要我和妻子、女儿回老家过年，多买了烟酒，好好欢度一番，没想年前两天，我的大妹夫突然出事故亡去。病后的父亲老泪纵横，以前手颤的旧病又复发，三番五次划火柴点不着烟。大妹带着不满一岁的外甥又回住到我家，沉重的包袱又一次压在父亲的肩上。为了大妹的生活和出路，父亲又开始了比小妹当年就业更艰难的奔波，一次次的碰壁，一夜夜的辗转不眠。我不忍心看着他的劳累，甚至对他发火，他就再一次赶来给我说情况时，故意做出很轻松的样子，又总要说明他还有别的事才进城的。大妹终于可以吃商品粮了，甚至还去外乡做临时工作，父亲实想领大妹一块去乡政府报到，但癌病复发了，终未去成。父亲之所以在动了手术后延续了两年多的生命，全是要为儿女办完最后一件事，当他办完事了竟不肯多活一月就溘然长逝。
评论界素有“荷花淀派”之说，其实哪里有派而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因此，模仿他的人要么易成名而不成功，为一株未长大就结穗的麦子，麦穗只能有蝇头大；要么望洋兴叹，半途改弦。天下的好文章不是谁要怎么就可以怎么的，除了有天才，有宿命，还得有深厚的修养，佛是修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初学者都喜欢拥集孙门，学到一定水平了，就背弃其师，甚至生轻看之心，待最后有了一定成就，又不得不再来尊他。孙犁是最易让模仿者上当的作家，孙犁也是易被社会误解的作家。
父亲的病是两年前做的手术，我一直对他瞒着病情，每次从云南买药寄他，总是撕去药包上癌的字样。术后恢复得极好，他每顿能吃两碗饭，凌晨要喝一壶茶水，坐不住，喜欢快步走路。他常常到一些亲戚朋友家去，撩了衣服说：“瞧刀口多平整，不要操心，我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了。”看着父亲的豁达样，我暗自为没告诉他病情而宽慰，但偶尔发现他独坐的时候，神色甚是悲苦，竟有一次我弄来一本算卦的书，兄妹们嚷着要查各自的前途机遇，父亲走过来却说：“给我查一下，看我还能活多久？”我的心咯噔一下沉起来，父亲多半是知道了他得的什么病，他只是也不说出来罢了。卦辞的结果，意思是该操劳的都操劳了，待到一切都好。父亲叹息了一声：“我没好福。”我们都黯然无语，他就又笑了一下：“这类书怎能当真？人生谁不是这样呢！”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幸都依这卦辞来了。
孙犁不是个写史诗的人（文坛上常常把史诗作家看得过重，那怎么还有史学家呢？），但他的作品直逼心灵。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小妹告诉我，父亲饲养的那只猫也死了。父亲在水米不进的那天，猫也开始不吃，十一日中午猫悄然毙命，七个小时后父亲也倒了头。我感动着猫的忠诚，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外工作，晚年的父亲清淡寂寞，猫给过他慰藉，猫也随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面对着父亲我却无法超脱。满院的泥泞里人来往作乱，响器班在吹吹打打，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这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
我的老师
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最后离去竟这么快。以往家里出什么事，我都有感应，就在他来西安检查病的那天，清早起来我的双目无缘无故地红肿，下午他一来，我立即感到有悲苦之灾了。经检查，癌已转移，半月后送走了父亲，天天心揪成一团，却不断地为他卜卦，卜辞颇吉祥，还疑心他会创造出奇迹，所以接到病危电报，以为这是父亲的意思，要与我交代许多事情。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他再也没有以往听见我的脚步便从内屋走出来欢喜地对母亲喊：“你平回来了！”也没有我递给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而拿起水烟锅的样子，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七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祭父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你要给我再送一幅作品的话，我希望是你的草书，你善于逸笔，但我更乐于让你秃钩抹来，混沌苍茫，我挂于我的书屋。这样的作品可能不取悦俗眼，在世风浮靡的今日，这宜于寂寞冷落的我，也宜于在寂寞冷落中蓄养我的气势。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和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斟句酌字，不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你送我的那幅，形式上用力太狠，这也是我忍痛割爱于老乡的一个原因。你是有才情的人，但趣味使你常常让才情泛滥。李白自信他是大才，所以“仰天大笑出门去”，不拘小节。你见过大山上装饰盆景吗？你若有一袭长袍，或许是青布做的，你肯为了华丽，用一块丝绸去做花边吗？大方之家自然是从大方处蹈，若太重趣味，终沦为小器。我之所以看见了你悬在他人客厅的作品，敢于将送我那幅给老乡，是因为我相信你肯再送我新作，而新作比旧作成熟得多，供我长久拜读。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哄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架！”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再者，我之所以让我的老乡拿走那幅作品，那幅作品也有我不满足的地方，毕竟是前几年的东西嘛。年初，我去一位朋友家，看见过悬于他家客厅的一幅你的近作，那是十分好的，我借来观摩了数日，意欲要贪污的，却被他识破立即讨回去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要有长距离较量的韧劲，又要有图穷匕首现的爆发力，而这其中，年龄是重要的。你送我的那幅，好是好，但不耐读，如街上看美人，个个惊艳，待娶回一位做了老婆，注意的往往是她的不足。这也如我的文章，早年少作，清新优美，如今到知天命年纪，文章没了章法，胡乱涂抹，但老来的文章虽是胡说，骨子里却有道数，每字每句皆是我从生命中体验所得，少作则是从别人的作品中学习而来。艺术精神体现在于觉悟，觉悟源于生命的体验，或沉雄、或空灵，不是故意为之的。“漂亮”一词可能出自对灯笼的描写，灯笼之所以漂亮，在于透光，但透光不是灯笼的事，在于笼中的蜡烛。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哧哧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做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只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拿走了也罢，我想，李珖还可能会再送我一幅吧。李珖是不大看重钱的，即使看重，钱也是宜散不宜聚啊。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你送我的那幅作品，三月二十五日被一位老乡强行索去。在当今存款利息下降，他有钱又不会投资别的实业，又要以钱生钱，就收藏了相当多的字画。我翻看了他的收藏柜，竟无一张像样的东西，劝他一把火快烧了去吧，这些玩意儿虫子也瞧不上蚀的，别以为什么字画都可以赚钱的。他问我该收藏谁的好，我说李珖呀，他却不知李珖是古人还是今人，向我问了半日。我告诉他：李珖不是名家——鬼知道许多名家是怎么就成了名的——但李珖实力可畏，他是性情中人，天生地对毛笔有一种感觉，瞧着吧，他日后会成大气候的。我于是拿出你送我的那幅作品，讲解李珖不属于沉雄，但乱石铺街，秋叶落地，萧野里有英气，飘逸中有苍茫。当今书坛，兴江南之风，重于形式，过于柔弱，虽北人多有反对，却作品江湖气浓烈，乏于清正。李珖北人南相，两者合而为一，难得不染匪气，也不美人晨起，钗斜发散，正是有大造之人。我为你宣传，那幅书法就这样被他强行拿走了。
读张爱玲
我们——你搞书法，我弄文学——有幸或不幸地成为艺术家了，我们的尊严从此是什么呢？恐怕唯一只有“创造”二字。冬日里的渭河滩上，又是细狗撵兔的季节，兔子就拼命地跑吧。
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多，细细密密的碎步儿如戏台上的旦角，性急的人看不得，喜欢的又有一班只看颜色的看客，嗷儿嗷儿叫好，且不论了那些油头粉面，单是正经的角儿，秦香莲、白素贞、七仙女……哪一个又能比得崔莺莺？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当一门技艺成为艺术的时候，技艺人就陷入了尴尬，这如同有了雷锋，大家就希望雷锋永远地去做好事，如同看足球赛，踢赢了观众就发狂，踢输了观众就骂街。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渺，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的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的。
致李珖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要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入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常读的。
回城的路上我想，青泥散人日月清贫，这是必然的，不出名也属必然，他全然不在乎，也是必然，他的艺术会长久也一定会必然。但这样的字即使再发展到极致，只能是大家却不能成宗师，这是因为这一路还不是书法的主流，苦涩仅为一味。但是，但是，话说回来，人的一生又能弄出几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呢？
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是指所描述的内容，而是那种才分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一收破烂人正从走廊里抱了一大捆废纸要过秤，这是青泥散人练习过的字纸。我忙喝住，从那废品里挑出了四幅要收藏，收破烂的人疑惑：“我每一星期来收这么二三捆的。”收破烂的人并不识艺术，否则他全部留下来，他的后人就要发大财了！之所以说后人发财，是因为青泥散人的字并不为世所重，目下世风靡丽，没有多少人能欣赏他的字，他的字只供搞书法的人去看，趣味太高，感应人寡。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翌日，我赶到青泥散人的家去，赏读了他积存的全部作品，又目睹了他伏案实际操作，度过一个受活的下午。末了，我笑着说：“字写成这样，人是不能发达的。”他点了头，说：“我是青泥散人。”
小说孔明
今年冬天，忽几日奇冷，窗外树上的几只鸟也瑟缩如拳、如石，呼喊也不惊起，我与人在屋下棋，正为悔一棋子而厮夺，青泥散人敲门进来。他两颊通红，戴了耳套，胳肘后夹了一卷纸，是来要我看他的字的。他能主动让我看字，一定是字能耐看了，我偏不急着看，只问他乘的几路公共车，转了几站才到我这里的。他显示未遂，很快就平淡了，和我谈棋说茶，问到我的病。他说：“肝病是淤血，要气血通畅，宜于读《石门铭》的。”我说：“是呀，我每日用气功治病哩。”他说：“你做气功？”我说：“看好的书法、好的画，读好书，听好的音乐、好的演说，凡是真心身投入了的东西都有气功效果的。”他笑了，说：“你是要我挂出我的字了？！”就把那卷纸一张一张挂了四壁。这是我第一次全面地看到了他的书法，我说了四个字：“苍老苦涩。”他问：“有酒没？”我说：“没酒。”他在茶里又添了茶叶，和我碰了一下喝了。
孔明碎嘴，见什么都说，去年一本《说爱》，今年又是本《谈情》。
青泥是蓝田的古地名，李相虎是兰田人，自号青泥散人，既不忘故土，又十分贴合本性。青泥散人早年做油画，声名昭著，拿过一次全国美展的奖，但随之就十数年泥牛入海，没了消息。他在陕南的小县里待了许久，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才调入西安，又在半坡博物馆伏下来。他在乡下的时候，我去过他的住处，窝酸菜、吃杂面，门口篱笆上有牵牛花，屋后矮院墙根狗在吠。而半坡博物馆的工作室更是幽静，几乎要掩门藏明月，开窗放野云。在这永远有青泥相伴的日子里，他兴趣了书法，除了工作就没完没了地钻研碑帖。搞艺术要沉寂，但沉寂如龟者，我见过的只有青泥散人，他不急不躁，不事张扬，整日言语不多，笑眯眯的，以至于周围的人也不知他在练字，以至于连朋友们也骂他懒虫。我大约半年出城去看他一次，每次他在写字，立即卷了笔纸，他不愿我看他的字，我也不说着字的话，吃茶聊天，直聊得月上柳梢，才兴尽回城。回来，朋友又问他的状况，又恨他懒得没了出息。我说，懒虫一般说的是老虎吧，老虎平日总是卧在那里的，鸟叫虫鸣它是不理的，风吹草动它也是不理的，但真有猎物出现，老虎是一跃而起，任何猎物都不可逃脱，青泥散人是有虚怀的，虚怀者是初若无能。
孔明似乎还谦虚：小人说的都是小事，一孔之明。
李相虎
大说是史家的事，大人物又有几个？小事构成了我们芸芸众生的生命；小说是文人的本事；再者，孔明也是大明，字典里仍写着这层解释呢。
中国历来是有着官本位的习气的，以至于在民间里，存在着有人当面谄官背后骂官的现象，尤其对于文艺人当官或官人爱好文艺是不屑的。其实，这是缺乏对官场的了解，或是一种偏见。诚然，我也认为时下社会改革最大的改革是官人思想的改革，反对腐败而最大的腐败是干部任用上的腐败，但官场毕竟较多地集中了精英人物，即便以书法而论，历史上相当多的大书法家都是官人。李广瑞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官，他的书法最后能进入何等境界，我也无法料就，而他为官为艺的品格令我对人说起来气壮。那年我去海南见到一个石碑上的话，回来书写了送他，这碑刻是四个字：“灵雨广瑞”。
小事要说得很明，得要世事洞明；小事要说得通达，得要人情练达。饭后茶余，睡觉前，如厕时，翻几页看看，有多少事我们整日经历着，经孔明一说，还有这么多意义和趣味！书原本都是写闲话，现在的文人写着写着都就把自己写成上帝了。孔明的书是闲书，闲书不伟大，闲读却有益。
作为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尽心尽力，需要的就是一种成就感，但各有各的烦恼。人生就是享受这种欢乐与烦恼的。他在仕途上久了，对官场十分清醒，他越是明白，越是提上劲把自己所干的政务做好。业余闲暇他把精力转换到他一直嗜好的书法艺术上，尤其在知天命的前后数年。字是人的精神的绝好证明，他人在官场，作风肃正，书法也刚健苍劲，且十分有势。一般书法求势，多用侧锋，但他中锋运笔，其势内含，有清冽君子之气。严格地讲，他不是才华横溢之人，涉笔成趣；也不是社会浪人，出入堂会，染沾匪媚之味。他的作品继承传统的东西更多，笔意和对字的间架结构又有自己的审美，他的作品与自己的心性、爱好、学养、经历和职业是极其和谐的，所以，骨而不枯，势而不悍，威严清正又有静气。现在，他未举办过展出，也未出版过集子，但他的书法作品却在民间流布，堂而皇之地悬挂于相当多人的厅堂里。
我喜欢听孔明说。
初识的时候，我们家境都很贫寒，以至于谁有一包好烟，也忘不了分给对方一半，现在不愁吃喝了，分烟的习惯却还保持着。他是O型血，交人真诚，处事果断，走向了仕途；我属A型，优柔寡断，从事了写作。我们走了两条路，但并不妨碍做人的平等，我到他家去，我并不是所谓的“名人”，他来我家，也不是什么官人，我们下棋为悔一步，两人倒在沙发上争夺棋子儿，为争执对某件事的看法，脸红脖子粗以致有粗野话骂出。他曾在许多部门任职，政绩声名很好。他所在的任何部门我都去过，在周至时，他领我一块钻山串村去发动和检查杂果林带的经营；在民委时，又领我去过众多的寺院道观；直到教委，我也就结识了一大批城乡的教师。而我出版的各类书籍，他都有存留。我在他那里了解了中国的官场，虽然官场各色人等，虽然他一直是小小的官，但我知道了群众对一个清正有为的官人是如何拥戴的，也知道了官做到清正有为才能为群众办些切实之事。他也在我的书中看我对社会的思考，了解更基层的民心民情，以警示自己。他总是忙碌的，逢年过节才能闲下来，这当儿，有些人却又别一样地忙碌了，他从未趁机走动上级人家，而一直坚持着去乡下的父母坟头祭祀，再就去看望有老人的朋友，提一盒点心或一袋水果。我是吃过他的水果的，那是他当年在周至经营果林，他调走了，已经挂果的农家忘不了他，进城来给他带的。吃这样的水果，我觉得非常甜。
我不喜欢孔明说得太顺溜。
二十年前我们是朋友，二十年后我们还是朋友，朋友这么长久，真是不容易。
朋友
李广瑞
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现在，街上的小青年有江湖义气，喜欢把朋友的关系叫“铁哥们”，第一次听到这么说，以为似铁焊了那种牢不可破，但一想，磁石吸的就是关于铁的东西呀。这些东西，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有的怎么也甩不掉，可你没了磁性它们就全没有喽！昨天夜里，端了盆热水在阳台上洗脚，天上一个月亮，盆水里也有一个月亮，突然想到这就是朋友嘛。
一个朋友死去了，但朋友常常让我们想到他的好处，可以说这个朋友并没有真正死去。
我在乡下的时候，有过许多朋友，至今二十年过去，来往的还有一二，八九皆已记不起姓名，却时常怀念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我个子低，打篮球时他肯传球给我，我们就成了朋友，数年间形影不离。后来分手，是为着从树上摘下一堆桑葚，说好一人吃一半的，我去洗手时他吃了他的一半，又吃了我的一半的一半。那时人穷，吃是第一重要的。现在是过城里人的日子，人与人见面再不问“吃过了吗”的话。在名与利的奋斗中，我又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也在奋斗名与利的过程中，我的朋友交换如四季……走的走，来的来，你面前总有几张板凳，板凳总没空过。我做过大概的统计，有危难时护伤过我的朋友，有贫困时周济过我的朋友，有帮我处理过鸡零狗碎事的朋友，有利用过我又反过来踹我一脚的朋友，有诬陷过我的朋友，有加盐加醋传播过我不该传播的隐私而给我制造了巨大的麻烦的朋友。成我事的是我的朋友，坏我事的也是我的朋友。有的人认为我没有用了不再前来，有些人我看着恶心了主动与他断交，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我忙越帮越乱的人，是那些对我有过恩却又没完没了地向我讨人情的人。地球上人类最多，但你一生的交往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你的为名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有人说，我是最能交朋友的，殊不知我的相当多的时间却是被铁朋友占有，常常感觉里我是一条端上饭桌的鱼，你来捣一筷子，他来挖一勺子，我被他们吃剩下一副骨架。当我一个人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独自享受清静的时候，我想象坐监狱是美好的，当然是坐单人号子。但有一次我独自化名去住了医院，只和戴了口罩的大夫、护士见面，病床的号码就是我的一切，我却再也熬不下一个月，第二十七天里翻院墙回家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也就有人说啦：“你最大的不幸就是不会交友。”这我便不同意了，我的朋友中是有相当一些人令我吃尽了苦头，但更多的朋友是让我欣慰和自豪的。过去的一个故事讲，有人得了病去看医生，正好两个医生一条街住着，他看见一家医生门前鬼特别多，认为这医生必是医术不高，把那么多人医死了，就去门前只有两个鬼的另一位医生家看病，结果病没有治好。
金铮要离开西安的时候，跟我说过他的去向，我不主张他走，他说：“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嘛。”但没想到他是树命，再大的树也是不能挪的。他走时我不在西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北京，我才知道他已经走了。他在电话里还在问我的病情，叮咛我要注意身体，但如今常年有病的我还不自在地活着，他却截截快快死了！他是大刚的人，又是工作狂，又喜欢喝酒放浪形骸，这个世界岂能过久地容纳他呢？
旁边人推荐他去鬼多的那医生家看病，他说那家门口鬼多这家门口鬼少，旁边人说，那家医生看过万人病，死鬼五十个，这家医生在你之前就只看过两个病人呀！我想，我恐怕是门前鬼多的那个医生。根据我的性情、职业、地位和环境，我的朋友可以归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人家给我办过事，比如买了煤，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介绍孩子入托。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写一幅字让他去巴结他的领导，画一张画让他去银行打通贷款的关节，出席他岳父的寿宴。或许人家帮我的多，或许我帮人家的多，但只要相互诚实，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我们就是长朋友、久朋友。一类是精神交流型。具体事都干不来，只有一张八哥嘴，或是我慕他才，或是他慕我才，在一块谈文道艺，吃茶聊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把我的朋友看得非常重要，为此冷落了我的亲戚，甚至我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可我渐渐发现，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身上的每一个痣，不一定了解我的心；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的心，却又常常拂我的意。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许多人也是怕金铮的，因为金铮见不得伪人和小人，他会当众刺你，使你下不了台。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说，因有一件事金铮以为他做得不当，其实金铮是误解了，金铮指着他鼻子大骂，他搭坐了金铮的车，金铮竟能把他推出车门。那一年，我因写了一本书，遭到一些人以想当然的理由诽谤，谣言四起，我又无法诉说，尤其有人先是盗印我的书赚钱，再是写骂我的书又赚钱，金铮非常气愤，时不时打来电话问我的近况。冬天里我们偶尔在北京的街头碰上，他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吃什么饭，要吃回西安吃羊肉泡馍去！”他说：“你听我的，这饭要吃，我请几个北京的名人陪你吃，我要解释一些问题，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席间，他澄清了许多是非，又大讲他的文学观，说：“你接着写吧，作品的价值要经过时空检验的，不是某一个人两个人说了算的。你想写什么就在我们刊物上发吧。”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我没有写什么，我只写过一个条子给他：“默雷止谤，转毁为缘。”
然而我还是交朋友，朋友多多益善，孤独的灵魂在空荡的天空中游弋，但人之所以是人，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
我的一位同乡从小县到西安谋生，人是极聪明的，却生活无着，十分狼狈。他寻到我帮忙，我无力帮他，就给金铮写了一封信，没想金铮就收留他在喜剧世界杂志社打工。几年过去，在金铮的关怀下，他进步极大，后来独立为一家杂志的主编，也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位同乡现在很风光，一提起金铮就说：“没有老金就不会有我今天！”金铮当年搞创作，是写过许多优秀剧的，后来编刊物，自己不写了，却十分爱才，只要有才，别人不敢用的他用，别人不敢发的作品他发，为了人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说。仅我知道，在陕西，就有三四个在他的关心培养下都成了气候的。
西班牙有个毕加索，一生才大名大，朋友是很多的，有许多朋友似乎天生就是来扶助他的，但他经常换女人也换朋友。这样的人我们效法不来，而他说过一句话：朋友是走了的好。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一国之众，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这么想想，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
从此我们熟起来，常常聚会，相聚他就是主角，又要喝酒，又要高谈阔论。许多需要交涉的事都是他出头的，他有一头白发，可以充老者，于是他很得意自己的白发。有人呼他是伍子胥，我知道他的一生曾蒙过大难，但我不知道那头发是从小就白的，还是蒙难时一夜白的。
今天上午，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向我诉苦说他老婆的工作在城郊外县，家人十多年不能团聚，让我写几幅字，他去贡献给人事部门的掌权人。我立即写了，他留下一罐清茶、一条特级烟。待他一走，我就拨电话邀三四位旧的朋友来有福同享。
我没有给他写。因为后来我觉得我是醒者，醒着却卑微、窝囊，我有病不能得酒中趣，写那对联就更无趣。
这时候，我的朋友正骑了车子向我这儿赶来，我等待着他们，却小小私心勃动，先自己沏一杯喝起，燃一支吸起，便忽然体会了真朋友是无言的牺牲，如这茶这烟，于是站在门口迎接喧哗到来的朋友而仰天哈哈大笑。
我认识金铮的时候，是一次会上，那天我和路遥在一起，我穿了一件大红T恤衫，路遥穿了一件深黑的T恤衫，金铮则一头如雪的白发，我们三人都跑到会场外吸烟，金铮就左右搂了我们说：“颜色多好！”要摄影师拍照。现在，我保留着这张照片，每每看到三人者两人已逝，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那次会后，我们没有在会上用餐，金铮一定要请我和路遥喝酒，我因病只是象征性碰杯，路遥也喝得少，他却是一杯接一杯，很快就有些醉了。他不喝酒的时候样子很威风，一醉就十分可爱，说某某的是，也说某某的非，爱憎分明，毫不忌讳，又直恨我心善，太软弱，接着拍着腔子说要保护我。但那晚他没有保护我，倒是我和路遥得搀扶他，劝他以后少喝些，他却说：“喝酒有喝酒的好处。”我说：“什么好处？”他说：“但得酒中趣，勿与醒者传。你回去就给我写这样一副对联吧！”
孙存蝶
金铮是在北京去世的，而调在北京的时间又特别短。我当时想，西安一直是成文人而不养文人的地方，许多人到了北京都成了气候，但金铮却宜于在西安。他是豪人爽人，喜欢自在，北京官宦深如海，他一生最大的失策是不该由边沿移向中心。
中国戏曲说雅很雅，说俗也俗，是平民大众的艺术，这就造就了演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本事。孙存蝶是一位天才的秦腔艺人，他的丑角想象奇特，又极其放松，若能剔除一些不洁的俚语与动作，风格有卓别林的味。他的表演如水决堤，随物赋形，以至汤汤汪汪、不可收拾，使台下台上两者皆醉。这使他有了酣畅淋漓的长处，同时也有了泛滥为灾的短处。他有许多精彩的折子，令人过目难忘，即使在一些并不成功的表演里，也依然在某一处显现了他的绚烂之光。西北民众是酷爱秦腔的，酷爱秦腔的没有不喜欢孙存蝶，喜欢他模拟生活的真实，喜欢他艺术上的抽象。他是浪漫型的，如梁祝之蝶，如炭火之焰。他比秦腔前几代的名丑少些控制和节奏，但自在和灵动最具才情。人的天分有时如空气一般，你把它装在气球里，气球就能升飞；你把它装在轮胎里，轮胎就能负重车辆行驶。孙存蝶的艺术表演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幸于他的是秦腔在民间的根基很深且广，没有使舞台只局限于庙堂，不幸于他的是没有更好的适应于他的剧本供其表演。秦腔需要一代名丑，但产生大艺术家却得呼吁大的环境。
金铮有个习惯，常常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这曾经令我很恼火，我在电话里说他：“你又在喝酒了？”但金铮去世后，我总觉得他没有死，说不定哪个半夜就会打来电话。然而，我再也接不到这样的电话了，甚至生活中也难见到那么可爱地喝酒，那样让你又恨又爱的朋友了。
乡党王盛华
怀念金铮
因为是乡党，那年我回商州采风时盛华陪着去寺耳。寺耳是深山僻地，一连吃罢四天十二顿的老陈浆水面，肚子都呼噜呼噜打雷。我骂盛华弄不来好吃的。他跑三里路去上湾村的小饭馆里买了四个蒸馍，又要去河边的一块辣子地里偷摘几个辣子，没想一只狗就撵上了他。山里的狗声巨如豹，一个咬起，遂即惹来四个也咬着扑来，盛华从辣子地边的篱笆上拔出一根木棍，旋转着边打边退，狗仍是穷追不舍。
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我瞧见路旁有家木材站，从铁栅栏门的缝隙中钻进去，他钻不过来，他的鼻子太高，情急中把怀里的蒸馍当石头用，狗叼着蒸馍才跑远了。他站在栅栏门外给我耸肩，说：“蒸馍吃到狗肚里去了！”
您就站在我的面前，
从寺耳返回到洛南县城，盛华供职在县文化馆，一定要招待我吃豆腐。洛南的豆腐是浆水点的，压得很瓷，可以用秤钩子钩着称。豆腐是烫热后切成小方块，蘸着辣子水儿吃的。我俩吃了五斤。他见我高兴，就拿出笔墨纸砚，要我写一个条幅给他。我那时的毛笔字虽没现在可以卖钱，但酷爱汉罐瓦当，不带几个来也是不肯动笔的。我说：“嗨，一顿豆腐就想得一幅书法呀？！”盛华嘿嘿地笑，头一晃一晃的，而且揉起鼻子，说鼻子在钻铁栅栏门时撞坏了。我当时却也有些写字的瘾，提笔就在纸上写起寺耳的一路感受，写毕了，竟还是一篇短散文，后来盛华抄了一份拿去发表，这便是如今收进我文集中的那篇《游寺耳记》。
我感觉到是您来了，
数年后，盛华从洛南县到西安上大学，毕业后又调入省内一家报社当编辑。他寻到我家，很遗憾地说，他最近去安康出差，特意在茶农家给我买了几斤富硒茶，没想下火车时被人偷了。我安慰他，依他的要求给报纸写了稿。又一次，他又来约稿，说他去了韩城，买了四斤大红袍花椒，一人二斤的，来时搭出租车遗在车上了。
清醒了过来，
他一走，我想，不对呀，怎么他总是丢东西？！等他再一次来我家，我不等他说话，便去抓他的头发，他的头发进城后已经很稀薄了，我就拉住一条大红的领带说：“盛华，今日给我拿的什么东西又丢了？！”盛华说：“给你领了个人，在门外哩！”我这才看清门口还站着一个娇小羞涩的姑娘。
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
这姑娘半年后就成了盛华的太太。盛华领她来的目的是要我为他说好话的，我立即后悔我的行为，邀请那姑娘进来，进来后说了盛华一大堆优点。我说，盛华是嘻嘻哈哈惯了的人，口里没个正经，但本质是非常忠厚可爱的。说盛华年龄是大了些，他是苦出身，因为志向高远，一直在奋斗，才耽误了婚姻，他现在出人头地，若娶了你，必会加倍爱惜哩。最后我说，鼻子吗，是大些，大鼻子好哇。西方先进，西方人不全是大鼻子吗？
当我亲手捧着您的信，
盛华结婚后，又得了一子。商州的乡党们一片哗然。在西安的商州籍的很多，仅文学艺术界就二十人，而盛华来西安较晚，却第一个最快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调动、转干、当编辑、评职称、买房子、娶老婆、生孩子。孩子满月的那天，他拿来几个染红的鸡蛋，问我送孩子什么礼物。我说送孩子一句话：“长大了像他爹一样能折腾！”他哈哈大笑突然说：“你知道不知道文坛发生了大事？”我摇着头，不知道什么事。他又说：“出现了一个后起之秀……”后起之秀？谁？！他拿出一本杂志来，杂志上发表着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我大声叫骂起来，但我还是认真地拜读了他的小说，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我惊讶他什么时候研究起了小说，结构如此奇特，文笔如此老到？盛华说：“你要觉得还可以，那我以后就折腾小说呀！”
可是，
他现在已经是很有名气的编辑、记者和作家。他常打电话说要来我家吃家乡的糊汤饭，糊汤做了一锅他却不来。当得知我头一天晚上与几个乡党玩牌输了钱，第二天一早他就打来传呼：“王先生对你昨晚的经济损失深表同情。”但我逛八仙庵喜欢同他去，他西服领带，腆着肚子，那些算卦的就认他是老板，苍蝇一样只纠缠着他算卦。买东西我喜欢让他帮忙，他会拍着卖主的肩叽叽咕咕讨价还价，价能杀下去三分之一甚或一半。我一直约他一块去商州再采采风，他说没问题的，现在不比当年，就是不找当地政府关照，我也会让你不再吃老陈浆水面了。我说：“你会装大，是不是要我只叫你主任呀什么的？”盛华说：“我也可以叫你主任的。可你瞧瞧你长得像不像个主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