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这个当了一年班主任的老家伙第二年就死了，否则他还真的要去找柿子。
小时候和杨大伟说话，不用考虑要埋什么伏笔或者赋予话什么深刻的含义，该是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出去，你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他还能明白，你说我爱北京最有名的一个门那就没门了。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点东西。我回想起这厮原先在我们学校对面摆一个水果摊，做生意因为老少皆欺，又没有执照，加上一次卖出去一些柿子，买的人比他聪明不了多少，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掺着一块吃，一口柿子一口螃蟹，结果吃进医院。倒霉的事情是那进医院的没有死掉，他爹是工商局一个大人物，于是第二天，杨大伟的摊子就消失不见了。后来杨大伟去了北京，我们当时班主任的意见是，杨大伟将来不饿死那算是上帝怜悯他有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了，如果杨大伟以后混出来了，我就买个柿子撞死。
这年冬天站我面前的杨大伟生机勃勃。我们在文化广场下面吃了些东西，他就说，这地方没有情调，去三里屯吧。我当时对三里屯没有什么了解，在上海因为吃河豚中毒过一次，所以想象中三里屯该是个类似海鲜市场之类的。我到图书大厦边的小路上刚要打车，杨大伟说不需要了，然后拿出一个大得像鸡腿似的钥匙晃悠几下，说，我的车就停在几十米外。
我在北京西单那里碰到原来的同学，这厮原先是初中的时候最笨的学生，看名字就知道这还是他们家族遗传的笨。他爹本来给他取的名字叫杨伟，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阳痿是个什么东西，杨伟他爹后来觉得叫杨伟的人太多了，不方便称呼，就改了个名字。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但问题就是，改什么不好，偏只会沿袭以往风格，走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修正主义，还以为改得很气派，叫杨大伟。
我跟随他的鸡腿走到民航总局那儿，那本来是停机场巴士的，现在停着一辆白色富康。车能停到这地方，说明车主不是吃饱了撑的。我坐上杨大伟的车，在北京市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