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姑娘。”
“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凌晨。”我想看清他脸上的表情，可是天太黑了。“当时流行伤寒。她在一家医院工作。”
“一切都过去了。”
“是分别后不久的事吗？”
“你讲起来就像发生在今天。”他侧着头。“丁香花的香味。”
我只好对他提个问题，让他继续把话说下去。
“老人的伤感。请原谅我。”
“她死了。”
他凝视着黑夜。蝙蝠飞得很低，有一瞬间我看到它的黑色轮廓正对着天上的银河。
一只蝙蝠嘎嘎地从我们头顶飞过。
“这就是你一直不结婚的原因吗？”
“后来你再见到过她吗？”
“死去的人依然活着。”
一阵静默。
树林一片黑暗。我想听到脚步声，可是没有。悬念。
“全都讲完了。四天之后，我很难受地在利物浦港区一艘希腊货船的船舱里蹲了十二个小时。”
“他们怎么活着呢？”
他停住了。他的声音里毫无感情。但是我想起了艾莉森，想起她看我的最后一个眼神。
他又一次沉默，似乎沉默能比他自己更好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当我断定他不会回答时，他却开口说：
“我默默地同她一起往回走，在一盏街灯底下向她说再见，旁边是一座长满了丁香树的花园。我们没有互相触摸，也没有说一句话。两张年轻的脸互相面对，突然变老了。其他一切声音、一切东西、整个阴暗的街道，全都尘封湮没了，只有我们告别的那一时刻在持续着。两张白脸。丁香花的香味。无边的黑暗。”
“通过爱。”
“当然，我也像其他男人一样，想从她身上得到某种希望，对她说，她可以等我，不必太快对我作出评判等等。但是她用一个眼神打断了我的话。那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眼神几乎是仇恨的，她脸上的仇恨就像圣母马利亚脸上的幽怨，它可以扭转整个自然界的秩序。
他似乎不是在对我说话，而是对我们周围的一切说的；似乎她就站在门边的黑影里听着；似乎讲述他的过去又使他鲜明地看到了某一重大原则。我发现自己很受感动。这一次我们让沉默持续了下去。
“最后，我们都静默下来。你一定明白，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谜，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我们恰好处于人道的两极。莉莉的人道是责任型的，不能做什么选择，在社会理想的支配下受苦。这种人道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朝着十字架前进。我是自由的，我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下决心活下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仍然可以看见她的脸。她面对黑暗凝视着，想看穿另一个世界似的。我们好像被锁在一间刑讯室里，仍然相爱，但被铁链拴在相对的两面墙上，面对面直到永恒，那摸不着的永恒。
一分钟后，他向我转过脸来。
“但是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解。一个人在历史面前感到自己正确，而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却感到非常错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正常的。过了一会儿，莉莉开始说话，我发现她对我所讲的有关战争的情况一点也不理解。我还发现她对自己的看法同我的期盼不一致，她不是把自己看成宽恕的天使，而是救苦救难的天使。她求我回到前线去。她认为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除非我回到前线去。她一再使用‘复活’这个字眼。而我则一再表示想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她说，根据她的看法，赢得她的爱的代价是我应该回到前线去——不是为她，而是为我自己，重新找到我真正的自我。她还说，她对我的爱仍像她在树林里向我表示的一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非我不嫁。
“我希望你下星期再来，如果工作放得下的话。”
“有一天晚上，我再也耐不住了。我从隐藏处悄悄溜出来，跑到圣约翰树林去。我知道，那天晚上她会到一个爱国缝纫组去，该小组每周在附近的教区会堂活动一次。我在她必经的途中等她。那是五月一个温暖的黄昏。我很幸运。她是一个人来的。我突然从等候的地方跑出来拦住了她。她被吓得脸色发白。她从我的脸上和便服上看出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一见到她，立即被对她的爱所淹没，连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也忘了。现在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暮色苍茫之中和她一起走向摄政公园，因为我们俩都希望能在黑暗中单独在一起。她不争辩，也不说话，甚至好长时间都不看我一眼。昏暗的运河流过公园的北部，我们双双坐在运河旁。她开始哭起来。我没有资格去安慰她。我欺骗了她。这是不可饶恕的，不是因为我开小差，而是因为我欺骗了她。她一度避开我的目光，低头看黑色的运河。后来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叫我不要说话。最后她拥抱我，但仍然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集中了全欧洲一切丑恶的东西，但却身在集中了一切美好东西的女人怀抱之中。
“如果你邀请我，什么也阻挡不了。”
“我在他家里住了三星期，不能外出，充满了自我厌恶和恐惧，整日痛苦不堪，多次想自寻了断。最大的折磨是每当我想起莉莉的时候。我曾经答应她要每天写信。我当然做不到。别人怎么看我，我并不在乎。但我拼死也要让她相信：我是清醒的，世界是疯狂的。这可能与智力有关，但我可以肯定它与知识无关——我说的是有些人凭直觉就能做出完美的道德判断，他们能进行最复杂的伦理分析，就像印度农民有时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令人吃惊的数学运算一样。莉莉就是这样的人。我渴望得到她的赞同。
“好。我很高兴。”可是他的高兴听起来只是一种礼貌。他又恢复了盛气凌人的架势。他站起来。“天晚了。睡觉吧。”
“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帮助，我都会提供给你’。他对我暴跳如雷，用希腊语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但他还是把我藏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我说了，如果我现在回到部队去，也会因为开小差而被枪毙。第二天，他去看了我的母亲。我想他可能已经摆出两条路让她选择：是履行公民的义务还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她来看望我，没有说什么责备的话，这比爷爷的暴怒更令我难受。我知道，父亲知道实情以后，她会遭什么样的罪。她和爷爷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偷偷把我送出英国，到阿根廷去找我们家的人。所幸的是，爷爷既有钱，在航运界又有能提供帮助的朋友。一切安排停当，日期也确定下来了。
我跟他走到我的房间，他弯腰把灯点上。
“我穿上军装，让父亲、母亲和莉莉到维多利亚车站为我送行。他们认为我必须到多佛尔附近的一个军营去报到。火车上坐满了士兵。我再次感到自己被战争的巨流，即欧洲的死亡愿望卷走了。当火车在肯特郡的一个小镇停下来时，我下了车。我在当地的一家商业旅馆里住了两三天，毫无希望，毫无目标。谁也逃脱不了战争。大家看到的，听到的，全是战争。最后，我又回到伦敦，想到我爷爷家——实际上是我的伯祖父家——找个避难之所，在英国也许只有他能帮我这个忙了。我知道他是希腊人，他爱我，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孩子，而希腊人总是把家庭看成高于一切的。他仔细地听我讲，听完他站了起来，向我走过来，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劈头盖脸打了我一顿，打得很狠，直到今天还有感觉。他说：‘我想的正是如此。’
“我不喜欢你们在那边谈论我的事情。”
“我编造出来的两周假期结束了。我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说有一百个计划，但这比完全没有计划还糟。有时候我考虑要回到法国去，但此时我会看到可怕的黄色人影从浓烟之中像醉汉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我看清了战争，看清了世界，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身在其中。我试图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可是我做不到。
“当然不谈。”
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像一个行人走到了水潭边缘上。也许这只是一次艺术性的停顿，但是这一停使得星星、夜晚似乎都在等待，好像故事、叙述、历史全都潜藏在事物的本质之中。宇宙为故事而存在，而不是故事为宇宙而存在。
他直起身，面对着我。
“那天下午，莉莉说她要和我结婚，以特别许可的方式结婚，必要时不经她父母同意也可以，好赶在我再次离家之前实现肉体上的结合，不管怎样，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合二为一，能说精神上也如此吗？我渴望能和她在一起睡觉，渴望和她合为一体。但是我心中可怕的秘密总是把我们阻隔开来，就像崔斯坦和伊索尔德之间的那把剑。因此我只能设想，在百花丛中，清白的鸟和树是一种更加虚伪的高尚。除了说我随时有可能死，我不能让她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之外，我怎么能拒绝她呢？她不听我的话，她哭了。我的拒绝本来是摇摆不定，极为痛苦的，她却把它看得十分纯洁。下午快过去的时候，我们离开树林之前，她庄重而又真挚地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我。我不能给你描绘当时的情形，因为这种无条件的允诺已经成了又一个破灭的谜……她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非你不嫁。’”
“这样，下星期六我就能再见到你了？”
“我们躺在地上接吻。也许你会笑我们，只是躺在地上接吻。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拿出来玩，献给对方，可是当时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你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你们失去了一个充满神秘和微妙感情的世界。不仅仅是动物品种会灭亡，整个感情也会灭亡。如果你是明智的，你永远不必因为过去的人有所不知而可怜他们，你应该因为他们有所知而可怜你自己。
我微笑：“你知道会见到我。我永远忘不了这两天。即使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入选，或者说被选中。”
“有一天，我们到伦敦北面的树林里去散步，那地方靠近巴尼特，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当时一处非常美丽而又人迹罕至的树林，距伦敦很近。
“也许答案就是你的不知情。”
“再说莉莉。也许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使她更加清楚地看到她对我的真实感情。不管怎样，我不能再抱怨她只把我当兄弟，而没有把我当恋人了。你知道，尼古拉斯，尽管大战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它消除了两性之间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一个世纪以来女人第一次发现，男人所需要的是比修女般的贞洁更富人情味的东西，不是深思熟虑的理想主义。我的意思不是说莉莉突然失去了一切矜持，或者以身相许。但是她尽可能多地给我温柔。我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使我又有了继续行骗的勇气。与此同时，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在自己受到正义的惩罚之前把一切都告诉她。我每次回家，都担心有警察在等着我，我的父亲大发雷霆。最糟糕的是，莉莉的双眼老是盯着我的眼睛。但是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闭口不谈战争的事。她误解了我的不安情绪，结果深受感动，对我温存有加。我像一只水蛭，紧紧吸在她的爱上，一只十分贪图感官享受的水蛭。她早已出落成一个非常美丽的大姑娘了。
“能被你选中可谓三生有幸。”
“起初我的运气不错。我回家两天以后，正式通知来了，说我失踪，很可能已经阵亡。这种差错在当时司空见惯，没有引起父母什么疑心。大家高高兴兴地把通知信撕了。
他探询着我的目光，接下来的举动有点奇怪：伸出手来，像在小船上一样，父亲般拍拍我的肩膀。好像我真的通过了一次考验。
“一九一五年四月。我没费多少周折就回到了英国。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觉得应该以某种方式为自己正名分。十九岁的青年是不会满足于只埋头做事的。他们还必须有名分。我母亲一见到我，立即昏倒。我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见到父母亲的那一刻之前，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他们说实话，我不能欺骗他们。可是一到了他们面前……也许纯粹是出于胆怯，这不应该由我来说。本来我是应该在他们面前讲实话的，但是有些事实太残酷了，不能讲。于是我说，我很幸运，抓阄抓到了休假，现在蒙塔古死了，我要重新回到我原来那个营。我变得疯也似的想欺骗，不是畏畏缩缩地骗，而是堂而皇之地大骗特骗。我编造了新沙佩勒村战斗的一套新故事，好像原来的故事还不够惨烈。我甚至对他们说，我已被推荐担任军官职务。
“好。玛丽亚会为你准备早餐。下星期见。”
夜幕降临，繁星满天。房子、树林、大海全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晚餐撤走了，灯也熄了。我躺在长椅上。他让黑夜静悄悄地包围我们，占有我们，让时间流逝。后来，他开始把我带回到几十年前。
他走了。我洗了澡，关上门，熄了灯。但我没有脱衣服。我站在窗口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