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因坎旦萨，虽然他此刻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小包装德芙巧克力棒之年把脑袋伸进一台特地用假领子似的东西改造过的微波炉，却很明白不是因为普通的美国快感缺乏症。哈尔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没有了那种真诚的所谓丰富的内心感情；他觉得快乐或者价值这样的词就像方程式里的变量，他能够操纵它们以满足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让他们觉得自己灵魂尚未出窍，作为一个人——但事实上他比约翰·韦恩要机械得多。他与他妈妈们的问题之一是艾薇儿·因坎旦萨以为她完全了解他作为一个人的内心和外在，还认为他是个有内在价值的人，而事实上哈尔的内在几乎什么也没有，他知道。他的妈妈们艾薇儿从他内心听到她自己的回声却以为她听到的是他，这让哈尔最近在一件事上的感觉达到了极限：他很孤独。
不管是不是被欺骗，这是种幸运的活法。哪怕只是暂时的。很可能排名更低的小小孩比排名更高的要快乐很多，因为我们（大多数不是小小孩）知道渴望一样东西比得到一样东西更让人兴奋，似乎如此。虽然这可能不过是把同一种错觉颠倒过来而已。
有意思的是美国千禧年一代活跃的文艺作品通常把快感缺乏和内心空虚当作时髦和酷的事情。这有可能是对德语Weltschmerz一词浪漫称颂的残余，这个词的意思是厌世或者时髦的空虚。可能是因为文艺作品通常是由那些厌世和更精于世故的年纪更大的人完成的，却由年轻人消费且他们不仅消费还从中研究如何变得时髦、变得酷的方法——记住，对小孩和年轻人来说，时髦和酷等同于被崇拜被接受被包括也就是说“不孤单”。忘了所谓的同辈压力。这更像是同辈饥渴。不是吗？我们到了精神发育期，很快发现最可怕的超越一切的恐怖是孤独，被排除在自身的牢笼之外。一旦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可以给出或接受任何东西，戴上任何面具，只为了融入，成为一部分，“不孤单”，我们年轻人。美国文艺作品是我们融入的指南。如何做到的指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被告知应该如何制作无聊和玩世不恭的面具，我们的脸如此具有可塑性，可以成为任何形状。而之后我们的脸僵在了那里，那种把我们从黏稠的情感和单纯的天真中拯救出来的悲观消极。在这片大陆上，（至少从版图重划开始）感伤与天真几乎是等同的。J.O.因坎旦萨的世故观众最喜欢的有关《透过一块砖看美国世纪》的一点是其很明显的观点，认为天真是千禧年美国神学中最后真正的可怕之罪。而因为罪是那种我们只能象征性讨论的东西，很自然父亲本人的小黑暗电影其实有关一个神话，那个奇怪地一直存在的美国神话，厌世与天真是不可兼容的。哈尔虽然空虚但并不笨，他私下认为对感伤的时髦厌世的超越其实是某种对成为真正的人类的恐惧，因为成为真正的人类（至少他这么想）的话也就很可能不可避免地多愁善感、天真、容易自作多情也就是总体来说非常可悲，而这些则意味着自己本质上永远是个婴儿，一个看上去有点不对头的在地图上拖着自己形状诡异的身子的婴儿，大大的湿润的眼睛，青蛙一般柔软的皮肤，巨大的脑袋，黏糊糊的口水。哈尔身上真正具有美国性的东西之一，很可能是他厌恶自己孤独真正的原因：丑陋的内在自我，无法抑制的感伤与需要，就在他时髦的空虚面具之下起伏蠕动：快感缺乏。281
值得注意的是，在年轻的恩菲尔德网球学校学生里，普遍将J.O.因坎旦萨博士把脑袋伸进微波炉的行为归因于这种快感缺乏。这可能是因为快感缺乏经常与极有目标性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完成了或者超额完成了自己所有想要的东西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中年美国人的“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危机。事实上这完全不是置因坎旦萨于死地的原因。事实上这种他达成了自己所有的目标然后觉得这些成就没有为他的存在增添意义或者快感的推断更多地阐明了学校学生自身而不是奥林和哈尔父亲的问题：他们还在德林特之类他们家乡教练那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训练哲学影响下，而没有受更自相矛盾的施蒂特/因坎旦萨/莱尔学派的影响，这些情不自禁要用自己在排行榜上的位置衡量自己全部价值的年轻运动员把实现他们的目标并发现他们内心尚存的时刻啃噬的无价值感看作某种精神妖怪，他们可以用此来证明去往早间训练途中会停下来闻闻鲜花的味道的必要性。成就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内在价值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在那个年龄，仍然是抽象的，很像他们自身死亡的可能性——“盖乌斯会死”之类。内心深处，他们仍然认为那根需要竞争的胡萝卜才是圣杯。他们在遇到快感缺乏的时候总是浑浑噩噩。他们只是小孩，你要记住。你如果听听16岁以下组在浴室或者食堂队伍里的对话：“嗨，你怎样？”“这周第八，我就这样。”他们仍然崇拜胡萝卜。可能除了内心痛不欲生的拉蒙特·朱，所有人都还有那种错觉，认为成为大陆排名第二的14岁球员会有排名第四两倍的价值感。
《透过一块砖看美国世纪》最重要也最著名的关键画面是一根钢琴弦颤动着——高音D，看上去是——颤动着，发出非常甜美的不加修饰的单音，之后一根小小的大拇指进入画面，粗壮湿润苍白但有点脏的大拇指，指甲缝里有很多让人恶心的东西，小且没有皱纹，显然是婴儿的大拇指，而当它碰到钢琴弦的时候那甜美的高音忽然消失了。之后的寂静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电影的后半部分，在很多讽刺和说教的有关砖头的全景以后，我们回到了钢琴弦，大拇指已经不在，而高亢甜美的声音重新出现，非常纯粹单一，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音量逐渐增大的时候，这声音底下似乎有什么腐烂的东西，在音量越来越大的过程中，这清脆的高音D有种甜得发腻、熟过头、可能腐烂的感觉，声音越来越纯粹越来越响越来越让人烦躁，我们最后发现自己在纯粹的未经加工的声音正中，渴望甚至祈祷那婴儿的拇指回来，让声音消失。
有些精神病人——加上另一部分依赖药物获得满足感的人，一旦失去了这些药物以后会进入的一种丧失创伤，深入灵魂核心系统——这些人有亲身体验，知道所谓的“抑郁症”并不只有一种类型。一种是轻度的有时候被叫作快感缺乏280或者一般忧郁的类型。这是种精神上的麻木，你失去了感到愉快或者对之前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喜爱的能力。孜孜不倦的保龄球员突然退出球队待在家里每天晚上在家里木讷地盯着自由搏击盒带。贪吃的人突然不吃饭。好色之徒发现自己心爱的“单元”突然变成毫无感觉的软骨，只是垂在那里。热爱家庭的妻子与母亲，忽然之间，觉得家庭这个概念就跟欧几里得定理一样感人。这是种情绪奴佛卡因，这一类的抑郁，虽然痛苦得不是很明显，但它的了无生气令人不安且……抑郁。凯特·贡佩尔总是觉得快感缺乏的状态好像把一切彻底抽象化，把曾有感情实质的东西全都掏空。那些不抑郁的人总是挂在嘴边且想当然认为有血有肉的字眼——快乐、生活乐趣、偏好、爱——被剥离到只剩骨架，简化为抽象的概念。它们有外延却没有内涵。快感缺乏者仍然可以讨论快乐和它的意义或者什么的，但她没办法感觉到它们，完全没办法理解它们，或者渴望它们，或者相信它们作为概念以外的东西存在。一切都变成了事物的轮廓。实物变成了实物的图片。世界变成了世界地图。一个快感缺乏者可以寻找方向，但没有任何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快感缺乏者变成了，按波士顿匿名戒酒会的说法，“无法感同身受”的人。
哈尔年纪还没大到能明白这是因为麻木的空虚并不是最糟糕的那种抑郁。那种目光呆滞的快感缺乏不过是真正的捕食者——痛苦的“大白鲨”——腹侧的一条鲫鱼。权威机构把这种状况叫作临床抑郁症或者退化性抑郁症或者单相焦躁症。除了失去感觉能力、灵魂麻木，凯特·贡佩尔在她“戒断”秘密大麻时所感到的捕食者程度的抑郁本身也是一种感觉。它有很多名字——痛苦、绝望、折磨，或者借用伯顿的忧郁或者叶夫图申科更权威的说法：精神病抑郁症——但凯特·贡佩尔，掉在这玩意儿自己的战壕里，只能管它叫作它。
回到恩内特之家病人凯特·贡佩尔和她的抑郁症：
它是种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生活完全不相容的精神痛苦。它是种激烈又彻底的邪恶感，不只是一种意识存在的特征，而且是有意识的存在的本质。它是种中毒的感觉且渗透到自身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是种细胞与灵魂的呕吐感。它是种并不麻木的直觉，在这种直觉里，世界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并不像地图，也是极度痛苦的，恶性的，与自我对立，让自我消沉之后，它继续让自我翻腾使它凝结，张开它的黑色翅膀吸入它自己，从而与这个世界达成一种几乎神秘的统一性，其中每个部分都意味着对自我进行痛苦的摧毁。它的情感特征，即贡佩尔描述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最不容易形容的，除了说这是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也就是任何/所有我们与人类行为相关的选择——坐着或者站着，做事或者休息，说话或者不说，活着或者死去——都不仅让人不快而且简直恐怖。
杰弗里·戴注意到恩内特之家大多数男性病人都给自己的生殖器起了小绰号。比如“布鲁诺”、“杰克”、“尖牙”（明蒂）、“独眼僧侣”、“福里兹”、“拉塞尔爱的肌肉”。他猜想这可能是个阶级问题：他、尤厄尔和肯·埃尔德迪都没有给自己的“单元”起名字。像尤厄尔一样，戴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相当多的阶级比较数据。多尼·格灵叫自己的阴茎“可怜的理查德”；钱德勒·福斯承认自己管那玩意儿叫“棒棒”。冷斯管自己的“单元”叫“可怕的猪”。戴死都不会承认自己挺想念冷斯和他有关“猪”的独白，这经常有。冷斯的阴茎比他身上其他部位颜色要深两三个色度，有些人的阴茎就是这样。冷斯每次想要强调一个观点时，都会掏出它来朝着室友们挥舞。那玩意儿又短又粗又钝，冷斯把“猪”描述成他叫作“波兰诅咒”的最佳例子，长度不值一提但周长令人深思：“对最下面还算好但会把两边都擦破，兄弟。”这是他对“波兰诅咒”的描述。戴的康复日记中大量引用了兰迪·冷斯的语录。冷斯的出院让税务律师微小尤厄尔搬到了戴住的楼上三人间。尤厄尔是这里唯一一个你能与其进行有那么一点深度的对话的人，所以在几个漫漫长夜以后，戴发现自己居然有点想念冷斯，想念他对时间的痴迷，他喋喋不休的声音，他穿着短裤靠着墙倒立的方式，或者是挥舞着他的“猪”。
它的孤独在一种无法传达的层面之上。凯特·贡佩尔根本无法让其他人理解临床抑郁症的感觉，哪怕是一个自己也有临床抑郁症的人，因为在这种状态里的人无法对另一个活物感同身受。这种快感缺乏的“无法感同身受”的感觉也是它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身体疼痛的人顾不上除了疼痛的任何事情，282那么一个临床抑郁症患者则无法独立于正逐个细胞消化她的整体性痛苦，去感知其他人或事物。一切都是这问题的一部分，且没有解决方法。这是一个人的地狱。
穷托尼·克劳斯、洛拉姐姐和苏珊·T.芝士成为雇佣兵加入了某种博特兰·安提图瓦邀请他们参加的叫作“反北美组织前线”的组织，为了能六个人分一包掺了大量杂质的货，洛拉姐姐、苏珊·T.芝士、穷T.克劳斯、布里奇特·柔洞、埃奎斯·里斯以及已故的斯托克利·“暗星”麦克奈尔必须穿着一模一样的红色皮夹克和高跟鞋戴着褐色假发去哈佛广场的喜来登指挥宫酒店大堂和六个戴着同样假发穿着同样夹克的看上去像男人的女人一起聊天，这个时候一个胸部填得让布里奇特·柔洞嫉妒地用指甲不停抠自己手掌的雌雄同体魁北克叛乱者走过指挥官酒店的璐彩特旋转门故意大步走向满是人的埃珀莱舞厅在加拿大北美组织互依贸易大臣面前往房间里扔用迷你纪念品垃圾桶装的半液态紫色垃圾，大臣那个时候正在叶子形状的讲台上对美国媒体发表讲话。作为诱饵的他们此时必须在大堂里歇斯底里地跑来跑去，所有十二个人，然后冲向旋转门从十二个不同的方向撤离，而雌雄同体挥舞着垃圾的魁北克人快步跑出埃珀莱舞厅和大堂的时候会被戴着耳塞别着柯布雷M-11半自动枪的白西装人追逐，然而这些保安会看到一模一样的各个雌雄同体人形穿着高跟鞋往不同方向而去然后对应该追谁感到迷惑。苏珊·T.芝士和穷托尼见过安提图瓦兄弟——他们中只有一个会或者愿意说话，他负责喜来登指挥官行动的牵制注意力部分，并显然受命于一些智商要高得多的其他魁北克人——克劳斯和苏珊·T.芝士是在英曼广场的赖尔酒馆见的他们，这地方每两周会在星期三举办一次性别焦虑者之夜，吸引同是秀丽和体毛稀少的人，穷托尼现在刚走过（赖尔酒馆），就在他走过葡萄牙战舰水母餐厅之后，而现在离安提图瓦兄弟的玻璃与纪念品商店正门只有一个街区，感觉不是又病了而是累得不行，哪怕仅仅才走了五个街区——那种高烧过后必须要睡一个礼拜的身体细胞疲倦——此刻他正在想要不要对在前面几步远的两个不起眼的年轻女人的小包下手，她们的小包仅仅用最纤细的晚礼服宽度的带子挂在她们的溜肩上，这种跨种族的组合，在波士顿大都会区并不多见且让人不安，那个黑人女孩不停说话，白人女孩从不回应，她脚步的沉重疲惫及漫不经心的感觉简直在求人偷她的包，两个人都有种经常受害的表情，因此有种士气低落的倦怠感，穷托尼总觉得这意味着最低程度的抗议或者追逐——虽然白人女孩格子裙子下穿着看上去令人生畏的跑鞋。因此穷托尼专注地思考着偷那两只像是上帝派到他面前的小包的方法与后果——如果拿着现金去敲安提图瓦兄弟的门该多好，要求交易而不是赤裸裸的施舍，几乎更像是社交活动而不是令人鄙夷的流着鼻涕的“戒断”阶段的人博取同情——他如此专注以至于避开一大坨狗屎且穿过葡萄牙战舰水母餐厅大窗户的时候根本没看到他过去的同伙疯马蒂·佩木利斯，后者绝对有同情心，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打量穷托尼，被这个从他眼前飘过的人形吓呆了。
精神病抑郁症这个权威的术语让凯特·贡佩尔感到格外孤独。特别是精神病的部分。这么想。两个人痛苦地大叫。一个人正被电击。另一个没有。那个在尖叫的被电击的人不是精神病：她的尖叫在此情此景下完全合理。那个没被电击却在尖叫的人，却是精神病，因为进行诊断的外部人士看不到或者测不到任何电流。一个精神病抑郁症患者最不愉快的事情莫过于置身于一个充满了其他精神病抑郁症患者的病房却发现他们中没有一个真的有精神病，他们的尖叫都在某些情况下合理只是无法被外部人士察觉而已。因此出现了孤独：这是个闭合电路：电流既在内部发出又在内部接收。
克劳斯背后的大砖头蛋糕医院似乎沉浸在紫色的暮光里。高跟鞋在人行道上发出清脆的声音，长围巾半挂在肩上垂到两条手臂下面，手紧抓着红色皮夹克领子一直捂到喉咙口，昂起头且自已保持这个姿势，镇定的双眼里带着厌倦的自尊心直勾勾盯着所有路人的双眼。从“戒断”的灰烬里升起的人的自尊心，而他现在斗志昂扬且有地方可去还有体贴的加拿大人要见。一个迷人的东西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出现的美丽造物，现在有了新的能力来面对那些急速躲开他身上男厕所隔间和地铁呕吐物气味的英曼广场路人的眼睛，他已从灰烬里再次被拯救，站立起来，感觉恢复了健康。一弯月亮髙悬在有四个尖顶的教堂上方。而夜空中升起的星星像溜溜球，你感觉，在癫痫发作以后：穷托尼觉得他能把它们都抛出去，然后随意提起来。
那种被叫作“精神病抑郁”患者的人尝试自杀并不是因为“绝望”或者任何抽象的人生资产与债务无法平衡的信念。而且肯定不是因为死亡忽然之间变得有了吸引力。当无形的痛苦到了某个让人无法承受的程度，身处其中的那个人就会自杀，如同一个被困的人最后会从着火的高楼窗口跳下去一样。千万别误解那些从燃烧的高楼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对从高处坠落的恐惧与你或者我站在同样的窗户前往外看时的恐惧一样，也就是说，对坠落的恐惧是常量。这里的变量是另一种恐惧，大火的火焰：当火焰离得很近的时候，坠落致死成了两种恐惧中不那么恐怖的那种。它不是在渴求坠落；而是恐惧火焰。然而没有一个站在人行道往上看并大叫“不要！”或者“坚持住！”的人可以理解他们跳下。不完全能理解。你必须亲身被困住，感觉到火焰的时候才能理解这种远远超越坠落的恐惧。
而这家静谧的坎布里奇城市医院位置甚好，只需要在坎布里奇街往东走八个街区，然后往南上前程街，穿过如薄荷般清新的秋日空气，穿过英曼广场就能一直走到“安提图瓦娱乐”商店，这也可能是一个重获新生的，癫痫发作过后，经诊断已在康复虽然还有点颤颤巍巍的年轻性别焦虑者能最后得到一点善意的地方了，能赊账弄到点药物，在吴和科普利图书馆事件以及心脏问题之后。
但因此一个受它控制的人被某个出于好意的物质滥用中途之家让她签下的“自杀合同”所束缚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因为这样的合同只会束缚这个人直到精神环境刚好出现使合同变得有必要性，无形且无法形容。好心好意的中途之家工作人员不能理解它压倒一切的恐怖只会让抑郁症患者感到更孤独。
好在你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凯特·贡佩尔两年前在牛顿韦尔斯利医院认识的另一个精神病抑郁症患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是个土木工程师，爱好是模型火车——类似于莱纳尔火车公司的那种——他在自己地下室娱乐室里设计了布满整个房间的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岔和轨道。他妻子把火车和轨道系统的照片带到隔离病房里，想让他记起来。这人说他已经被精神病抑郁症折磨了整整十七年，而凯特·贡佩尔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他。他身材结实黝黑，头发稀疏，坐着的时候双手放在腿上一动不动。二十年前他踩到一摊模型火车轨道上三合一牌的润滑油，头撞在韦尔斯利山地下室的水泥地上，在急诊室里醒来的时候他的抑郁超出了人类承受范围，且一直如此。他一次也没有尝试过自杀，虽然他承认自己十分渴望永远陷入昏迷。他的妻子十分深情，满怀爱意。她每天参加天主教弥撒。她是虔诚的教徒。这个精神病抑郁症患者，也一样，没有入院的时候每天参加天主教弥撒。他祈求解脱。他那时还有工作和爱好。他仍然去上班，只有在无形的折磨严重到让他没法信任自己，或者精神科医生有什么激进的新治疗方法想让他试一试的时候，才会请病假。他们试过三环类药物、MAOI、胰岛素昏迷、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283最新的都是副作用的四环类药物。他们扫描他的脑叶和情绪矩阵寻找大脑损伤或者伤疤。什么用也没有。连强电流休克疗法都没法缓解它。有时候就是这样。有些抑郁症病例没人能治好。这人的情况让凯特·贡佩尔极度恐惧。想到这个人日复一日去上班去做弥撒建微型铁路网，而他的感受与凯特·贡佩尔在病房里感受到的一样，简直让她不敢想象。她心里理性的部分知道这人和他的妻子一定拥有一种人类所知的勇气图表上完全不存在的勇气。然而在她中了毒的灵魂里凯特·贡佩尔只能感到一种让人瘫痪的恐怖，想到那个矮胖的目光呆滞的人蹲在他木墙板娱乐室地上在一片死寂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铺玩具火车轨道，这片死寂毫无生气，除了给轨道上润滑油或者轨道连在一起时的声音，那人脑袋里充满了毒素和虫子，他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尖叫着想摆脱火焰，但没有一个人能帮他，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感觉到。
然后还有很少有人提到的赤贫以及拥有一张过期且也根本不在你名下的医保卡的好处：医院会对你展现出一种颠倒的尊重；像坎布里奇城市医院这样的地方会对你不想住院的意愿表示屈服；他们忽然之间开始尊重你对自己病情的主观诊断：你感觉癫痫发作后的状况已经好转：他们对你堂吉诃德式的意愿表示屈服：很不幸虽然医院不免费但这是个自由国度：他们尊重你的意愿赞美你的曼波舞然后说跟着上帝走吧。
这个长期的精神病抑郁症患者最后被转去了长岛上的一个地方接受某种新的精神外科手术评估，据说医生会进去把你整个脑边缘系统全部拿掉，这部分是生成所有情绪与感觉的。这人最喜欢的梦想是快感缺乏，彻底的精神麻痹。也就是说，活着死去。这种激进精神外科手术凯特猜想是一根挂着的胡萝卜，给这个人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意义，这样他还能用指甲抓着窗框，而他的手指因为大火已经变黑且扭曲变形。这还有他的妻子：他似乎确实非常爱他的妻子，她也一样。他每天回到家抱着她睡觉，哭着求这一切结束，而她则祈祷或者拿着一串念珠做这件虔诚的事。
穷T.克劳斯：北坎布里奇：糟糕的癫痫后具有欺骗性的幸福感。神经异常放电以后那种头脑发热、命运逆转的喜悦感觉。穷托尼·克劳斯在救护车里醒来的时候没有虫子乱爬的感觉也没有失禁的感觉只觉得恢复了健康。他躺着跟身体前倾的有浓密胡茬的急救人员调情，说着些下流的双关话比如生命迹象或者瞳孔放大，直到急救人员用无线电叫坎布里奇城市医院急诊室取消急救车。他挥动着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做着自以为幽默的极简主义曼波舞动作，躺在那里。完全不理那个急救人员的警告说癫痫发作之后的幸福感众所周知地具有欺骗性和短暂。
这对夫妇拿到了凯特·贡佩尔母亲的地址，过去两年都给凯特寄圣诞卡，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山的欧内斯特·费斯特夫妇，说他们为她祈祷祝她能拥有人生所有的快乐。凯特·贡佩尔不知道欧内斯特·费斯特先生的脑边缘系统有没有被掏出来。他是不是如愿得了快感缺乏症。那些圣诞卡上有些让人痛苦的小小的水彩画火车头。她几乎不忍心想到他们，哪怕是在最好的时候，而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