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在爱荷华州种满二号玉米，但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却出了问题。产品及其生产的标准化只对玉米奏效，因为即便是最没脑子的书中也有一定的智性内容。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买别无二致的畅销书，程式化的惊悚、浪漫、悬疑小说，明星传记和热门题材书籍，但他们的产品忠诚度是欠缺的。一本书需要被阅读，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你需要醒着读它。因此你会想要某种回报。忠诚的粉丝们买了《一点钟死亡》，又买了《两点钟死亡》……然而突然之间，他们不想再买《十一点钟死亡》，即便它精确复制了同一套屡试不爽的程式。读者会感到厌倦。这时候一个好的增长——资本主义出版社应该如何去做呢？他要去哪里才能安全呢？
这一体系不仅对玉米产业，甚至对遍布全美国的农业与制造业都是如此有效。正因为如此，我们越来越多地一边吃垃圾一边制造垃圾，同时奇怪为什么欧洲的番茄味道像番茄，为什么外国汽车设计那么好。
他可以通过剥削文学的社会功能而找到一些安全感。其中当然包括教育类书籍——中小学课本和大学教材，都是企业最爱的猎物——也包括虚构与非虚构的畅销书和流行读物，它们给一起工作、一起去读书俱乐部的人们提供共同的当下话题，以及一种纽带。然而在此之外，我认为企业想要在出版业中寻求安全或者可靠增长本身是愚蠢的。
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两难》一书中，以玉米为例解释了无限增长的秘密。当你种出的玉米足够满足所有合理需求时，就要创造出不合理需求，即人造需求。于是，你引导政府宣布，用玉米饲养的牛肉才是标准牛肉，于是你把玉米喂给牛，牛无法消化玉米，在饲养过程中受尽折磨和毒害。同时你用玉米副产品制成的脂肪和糖来生产无穷无尽的软饮料和快餐，让人们对高脂肪的不良饮食方案上瘾。然而你无法停止这些过程，因为一旦停止，利润就会开始“萎靡”，甚至“增长持平”。
即便在我所说的属于书籍的世纪里，即便那时候许多人阅读和享受小说与诗歌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究竟有多少人，在离开学校之后，真正花很多时间，或者能够花很多时间来读书呢？那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工作辛苦，工作时间也很长。是不是一直都有很多人从来也不读书，是不是大量读书的人从来都并不是很多呢？我们不知道确切数字，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调查来让我们操心这个问题。
何况他们要的不只是利润，更是增长。在股票市场中，持股者会要求自己的股份必须每年、每天、每小时都在增长。美联社的文章将“萎靡的”，或者说“增长持平”的图书销售归因于其有限的增长机会。然而直到企业接管图书市场之前，出版商从来都不曾期望过增长。如果供需一致，如果图书销量稳定，“增长持平”，他们就很高兴了。你怎么可能让图书销售像美国人的腰围一样永无止境地增长下去呢？
如果人们花时间读书，那是因为读书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因为其他媒体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或者他们对其他媒体不是那么感兴趣——又或者因为他们享受读书。哀叹读书人口比例会诱发一种道德腔调：我们不读书是坏事，我们应该读更多的书，我们必须读更多书。聚焦于达拉斯那个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家伙，或许会让我们忘记属于自己阵营的伙伴，那些因为想要读书而读书的快乐至上者。这样的人可曾占据过多数？
在那些部门中，CEO们所钟爱的“好书”意味着暴利，而“好作者”则意味着其下一本书能够保证比上一本卖得更好。即便没有这样的作者，对企业家们来说也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完全不理解小说，即便他们以此谋生。他们对书籍的兴趣只在于一己之私，在于他们能够从书中获得的利润——或者某些时候，对高级主管来说，对默多克们和其他莫多尔[1]式的资本家来说，在于能够从书中获得的政治力量，然而其出发点依旧是自私的，依旧是为了个人营利。
我很高兴听说一位冷面冷心的怀俄明牛仔，三十年来始终在自己的鞍囊里装着一本《艾凡赫》，或者新英格兰的纺织女工们组织了自己的布朗宁读书小组。如今依然有这样的读者。总体来说，我们的中小学已经不再为他们（或许也包括其他所有人）提供那么多书，然而依然有一些即便是来自最糟糕学校的孩子，会在心口紧紧抱着一本书。
由不要脸的有钱高管和匿名会计师们把控的挣钱公司吞并了大多数此前保持独立的出版社，而前者的理念就是出售艺术品与信息来挣快钱。我对于这些人一读书就打瞌睡的事实一点也不惊讶。在那些企业巨鲸的肚子里有许多不幸的约拿，他们和自己的老出版社一起被囫囵生吞。那些编辑和落伍的老古董，读起书来十分清醒。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警觉，以至于能够嗅出富有潜力的新作者。一些人眼睛睁得如此之大，甚至可以校阅手中的书。然而这对他们来说却没有什么好处。多年以来，大多数编辑都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游戏场中浪费绝大多数时间，与销量和财务作战。
当然，如今书籍仅仅是“娱乐媒体”之一，然而要说带来真正的快乐，那么书籍与其他媒体相比并不小众。让我们看看其他竞争者吧。政府的敌意这些年来一直在持续阉割公共广播，与此同时国会允许一些企业买断私人电台，令其质量下降。电视一直在稳步降低对于“何为娱乐”的标准，以至于绝大多数节目要么无脑要么卖弄低俗。好莱坞不断重拍各种影片，试图让人反胃，只有偶尔的突破之作才会让我们想起电影被当作艺术时应该是什么样的。网络则为所有人提供了所有的一切，然而或许正是这种包罗万象，奇怪地令网络冲浪很少能带来审美满足。你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看图、听音乐、读一首诗或者一本书，然而这些制品只是通过网络让人获得的，而不是由网络创造的，也并非内在于网络。或许写博客是一种赋予互联网以创造性的努力，或许博客将会发展出某些美学形式，然而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
书籍标记出各种社会矢量，但出版商却迟迟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曾注意到读书俱乐部的存在，直到奥普拉在自己的脱口秀里狠狠嘲弄了他们。然而当代那些隶属于大企业的出版公司，其愚蠢简直深不可测：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把书籍当作商品来卖。
此外，读者也不是观众，他们所认可的快乐不同于被娱乐的快乐。一旦你按下“开启”按钮，电视就会一直、一直、一直播放，你需要做的只是坐在那里盯着看。然而读书却是积极的，是一种付出注意力的活动，一种需要警觉性的活动——实际上，这方面读书与打猎或者采集并无太大不同。一本书在其寂静无声中带来挑战：它无法用波澜壮阔的音乐吸引你，无法用尖利的大笑或枪炮声击穿你的卧室，震破你的耳膜。你只能在自己的头脑中聆听它。一本书无法像屏幕上的图像那样移动你的目光。它无法触动你的思想，除非你将思想交给它；它无法触动你的心灵，除非你将心灵放入其中。它无法替你完成一切。要读好一本书，就要跟随它，演绎它，感受它，成为它——凡此种种，除了书写它之外。读书并不像玩游戏，不是与一套规则或选项“互动”。读书实际上是与作者的头脑合作。难怪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用船将书从英国运来，人们依然会聚集在纽约码头，期盼着“哈利·波特”最终卷，叫喊着：“她杀了他没有？他死了吗？”哈利·波特热是一种真切的社会现象，就好像对摇滚巨星的追捧，或者整个流行音乐亚文化一样，它们给予青少年们一种与众不同的抱团感，和一种共享的社会经验。
书籍本身是一种奇怪的人造物，其技术并不醒目，却复杂且极其有效：它简洁小巧，方便阅读和携带，可以存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它不需要插线，不需要启动，不需要用机器播放，只需要一点光，一双人类之眼，一颗人类之心。它并非独一无二，并非转瞬即逝。它持久。它可靠。如果一本书在你十五岁的时候告诉你某些话，那么它将会在你五十岁的时候再一次告诉你，而你对这些话的理解或许会如此不同，以至于仿佛在阅读一本全新的书。
文学的社会价值依然能够在今日畅销书的流行中看到。出版商能够侥幸地仅仅通过公关而将废话连篇的作品变成畅销书，是因为人们需要畅销书。这种需要并不是文学的需要，而是社会的需要。我们想要拥有那些人人都在读（却没人读完）的书，这样我们才可以一起谈论它们。
一本书是这样一种事物，它以物质的方式存在于那里，经久不衰，可以无限期重复使用，是一件有价值的物品，这一事实至关重要。
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谈论最近热播的警匪或黑帮电视剧中谁又杀了谁而展开毫无压力的社交闲谈，同样地，1840年代那些火车上的陌生人或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可以通过讨论《老古玩店》中小耐儿的不幸命运而打成一片。由于公共学校教育注重诗歌和各种文学经典，许多人都能够辨认并欣赏对于丁尼生，或者司各特，或者莎士比亚的引用——它们是共享的财富，是社会交往的基础。那时候的人或许不那么会吹嘘自己一看狄更斯的小说就打瞌睡，而更可能会因为没读过狄更斯而感觉自己被世人排斥。
我并不是要将电子出版的普遍运用置于一旁，不过我猜测，按需印刷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加关键。电子产品就像思想一样易逝。历史开始于书写文字。今日文明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装订成册的书籍的持久性，依赖于它以稳固的物理形式保存记忆的能力。书籍的持续存在是我们作为智慧种族得以存续的重要部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将有意损毁书籍的行为视作某种终极野蛮。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焚毁被哀叹了两千年，正如同人们会牢记并哀叹那些被亵渎和毁坏的巴格达的图书馆。
读写能力不仅曾经是通往任何一种个人经济成就与阶级地位的前门，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人们共享的书籍经验曾是一种真切的纽带。一个阅读中的人看似与周围的一切相隔绝，正如同一个人一边旁若无人地对着手机大声嚷嚷一边开车撞上你的车，阅读有其私人的一面。然而阅读中也有很大的公共因素，它存在于那些你和其他人读过的书。
然而在我看来，企业出版商和连锁书店的最可恶之处在于他们假设书籍的内在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一个被认为应该卖得不错的书在几周内没有“表现”良好，它的封面就会被撕掉，被视作垃圾。企业无法辨认出任何不是当即变现的成功。这一周的爆款必须令上一周的爆款黯然失色，就好像没有地方能让一本以上的书在同一时间共存一样。因此，绝大多数出版商（及连锁书店）才会用粗暴愚蠢的方式处理库存书。
如果看一看1890至1919年间的小学课本，可能会让人吓一跳。一位十岁儿童被期待掌握的读写能力与一般性文化知识是非常惊人的。这些课本，以及直到1960年代为止孩子在高中阶段被认为应该阅读的小说书单，会让人们相信，那个时候的美国人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能力读书，更应该去读书，并且读书的时候不会打瞌睡。
多年以来，以印刷形式保存的书籍或许为其出版商和作者挣了成千上万美元。一些销量稳定的书籍（即便被不屑一顾地归入今天所说的“非重点图书”）可以维持出版商好几年的运转，甚至允许他们冒险推出一到两位新作者。如果我是出版商，我会更愿意拥有J. R. R.托尔金而不是J. K.罗琳。
从1850至1950年间（可以称其为书的世纪），美国的阅读出现一个高峰，与之相比，灾难预言者们看到我们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在那个世纪中，公共学校逐渐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础，公共图书馆出现并走向繁荣，阅读被认为是普遍分享的东西。“英语”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成为教学重心，不仅是因为移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熟练掌握英语，更因为文学——小说、科学读物、历史、诗歌——曾是社交货币的一种主要形式。
然而资本主义计算生意是以星期而不是以年为单位的。为了挣快钱、挣大钱，出版商必须冒险掏出几亿美元，预付给有可能写出这一周最畅销书的热门作者。这些巨款（往往都打了水漂）来自那些本应该付给可靠的非重点作者的常规预付款，以及那些旧的长销书的版税提成。许多非重点作家被放弃，许多可靠的长销书被降价出售，被当作祭品喂给了摩洛神。难道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吗？
在欧洲，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缕书写文字的幽光，从中世纪开始缓慢扩大，照进文艺复兴时期，并在古腾堡时代大放异彩。于是，在你发现之前，奴隶们开始阅读，印有这种或那种“宣言”的纸片组成了一次次革命，女教师们取代枪手遍布整个蛮荒西部，人们将运送最新一批小说至纽约的轮船团团围住，叫喊着：“小耐儿死了吗？她死了吗？”
我一直希望企业能够醒悟过来，认识到出版业实际上不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健康关系的常规生意。出版业中的一些要素的确是，或者可以勉强成为成功的资本业务：教材工业正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工具参考书之类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可预测性。然而出版商所出版的书籍中，总有一些不可避免地是（或者部分是）文学，是艺术。而艺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说得委婉一些，是一对冤家。二者的婚姻关系从来都不愉快。带有几分戏谑的轻蔑，或许是二者之于对方最愉快的情绪。它们关于什么样的东西能令一个人受益的定义截然不同。
读写能力非常缓慢地向下渗透，变得不那么神秘的同时也不那么神圣，变得更流行的同时也不那么直接与权力相关。罗马人最终让奴隶、妇女和下等草民们掌握了读和写，但接替他们的宗教社会则让他们遭到报应。在黑暗时代，一位基督教神父至少还会读一点，大多数普通信徒则不会阅读，而许多妇女则不能阅读——不是不会而是不能，因为阅读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活动，正如在今天一些穆斯林社会中一样。
所以，为什么企业不干脆带着戏谑的轻蔑，放弃文学出版社，或者至少放弃他们所收购出版社中的文学部门，将它们当作无法盈利的呢？为什么它们不放任文学出版回到得过且过挣够就算的状态，为什么不把钱付给装订工人和编辑，付掉那点微不足道的预付款和版税提成，并将挣到的利润主要投资在给新作家机会方面？既然如今学校已很少教孩子们为了快乐而读书，而孩子们的注意力无论如何都会被电子产品吸引去，读书人的相对数量似乎已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有用的增长，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大幅缩减。这幅悲惨场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公司高管先生？为什么你不干脆甩掉它，甩掉那些指望不上的穷酸鬼，放手去做真正的生意，去统治世界？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法阅读。读写能力不仅仅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分界线，更是权力本身。读书不是为了快乐。能够掌握和理解商业记录，能够远距离交流和用代码交流，能够为你自己保存一份上帝之言，能够仅仅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在你自己的时间里传达上帝之言——所有这些都是控制他人以及强化自我的可怕工具。每一个能够读写的社会，都始于（男性）统治阶级将读写能力当作根本性的特权使用。
或许你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一旦拥有了出版业，你就可以控制被印刷、被书写、被阅读的一切？好吧，祝你好运，先生。你的想法正是暴君的常见错觉。而作家和读者，即便他们深受其苦，依然会带着戏谑的轻蔑面对它。
面对印刷品时无法保持清醒，对这一现象的自我满足态度看上去颇有问题。但我也想对“书籍正在走向没落”这一前提假设（无论是对此沮丧不已还是略微幸灾乐祸）本身表示质疑。我认为书籍依旧待在原地。问题在于过去其实就并没有那么多人读书，为什么现在我们就觉得人人都应该读书呢？
首发于《哈泼斯》，2008年2月，重发于《野女孩》（ The Wild Girls，PM出版社，2011年）
一些人哀叹斑点猫头鹰从森林中绝迹，另一些人则四处张贴保险杠贴纸，宣称他们吃油炸斑点猫头鹰。书籍看上去也像是一种濒危物种，而对待这一新闻的反应也同样各自不同。2002年，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一项调查忧心忡忡地宣称，接受调查的成年美国人中，只有不到一半人一年中读过一本文学著作。（奇怪的是，基金会将非虚构写作排除在“文学”之外，这样一来，即便你读过《罗马帝国衰亡史》《“小猎犬号”航海记》，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写的夏洛特·勃朗特传记，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全部书信与日记，依然会被算作没有读过任何具有文学价值的读物。）2004年基金会的一次调查显示，受访的美国人中有43%一年都没读过一本书。去年十一月，在一份名为“读书还是不读书”的报告中，基金会哀叹阅读的衰落，并警告说，不读书的人普遍在职场中表现更差，作为公民也更不称职。这促使《纽约时报》的莫托克·里奇撰写了一篇周日特稿，在文中询问了各位书虫，为什么人应该读书。美联社则进行了另一项调查，并于去年九月公布说，有27%的受访者有一整年没有读书，这个数据比艺术基金会的调查数据好一些。但美联社文章明显带有一种颇为自满的语气。文中引述了达拉斯一家电信公司项目经理的话：“我一读书就想睡觉。”对此美联社记者艾伦·弗拉姆评论道：“这是一种几百万美国人无疑都会认同的习惯。”
[1]Merdles，《小杜丽》中的“天才”金融家，其操作的基金最终因扩张过度而全盘崩溃。
在一个充满超加速技术变革的时代，索引那么快便过时，而普遍的假设那么快就变得荒谬！我也曾产生过更新这篇文章的想法，却并没有这么做。一篇文章对话于其被写作的年代，却也可能有效地对话其之后的年代，通过揭示变化、连续性，以及预测的不可能性，正如本雅明所说，除了死亡与税务之外，我们无法预测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