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看，而且我写的时候他们都睡了。
有没有朋友、熟人会给你提供题材？比如，“韩寒你该谈谈这个。”
你的博客可以算作一个很有影响的媒体了，这个媒体的理念是什么？
像我这样写文章的人其实很多，我只是一万介书生中的一介，只是可能我是畅销书作者，所以读者相对多一些。而所谓体制的改变，我认为给我两三百字就已经能写明白了，再多写就是重复。很简单，适合人类的就是适合世界的，除非你不是人。至于从现实的角度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其实这样说太严肃了。看到一些现实事件时，即便我是一个懒人都忍不住充满了创作的欲望，你说这些事有多操蛋。
这个媒体的理念是免费阅读，但是不保证出版周期。
一切都是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而已。我小时候想当个记者，觉得记者可以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都披露出来，后来我发现报纸不是记者自己家的，决定记者命运的还有编辑、总编辑，甚至其他各色的编审。
你会不会因尖锐批评对方而感到尴尬？比如说在嘉定世博论坛发完言，你离开时，当地领导会握手送别吧？
你的杂文很有批判性，但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你自己也说：“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那么，你写这些文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否认为体制的改变是艰难和长期的，更应从一个现实的角度去促进公共生活的点滴改善？
领导都会和我握手，我们居然还一起吃了饭。我们和领导们是两个资讯系统的生物。
我觉得论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用典，以前我还喜欢说，曾经有个故事，我朋友身上发生过什么什么，某某人怎么怎么，某个国家曾经怎么怎么，但我发现当论理彻底不需要典故的时候，才是强大的。
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你和支持你了，可你以前被当作是一个反智的先锋，这矛盾吗？
至少在文字中你很擅长论理，对你来说，论理这个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冒昧地问一句，什么叫反智的先锋？我其实是今年才搞清楚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我想，我会争取做一个繁殖的先锋。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
能否列举几个你尊重的活着的中国人？
有人说“如果有一百万个韩寒就好了”，这说明了你个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渴望有影响力的、犀利的声音，你怎么对待这种期待？
中国人往往活着活着就活不明白了，所以他们在死前，随时有自我践踏的可能。我觉得还是等他们死了再评判比较好，至少死人不会性情大变。
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个体都不和我玩了，我只好玩组织。
你觉得什么最讨厌？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
从那时起到现在，你肯定有了变化，当然别人只是在你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点，觉得你更关注公共事务了。就你自己而言，你有了什么变化？
最讨厌的是那些号称数理化很好，但是在逻辑上很傻的笨蛋们。互联网多年，出现了很多聪明人，但完全没能稀释这个世界上笨蛋的浓度。
这事实在不是我能控制的，我的本意其实是要正儿八经地探讨文学，结果跑题很远。主要是主动跳进来的人跑题太远了。我觉得作为练手，都没有问题。而且以前我们表达观点的文章可能太无趣，既无趣又无煽动力，其实看的人更少，那还不如大家一起玩得开心一点。至于有些脏字，实在是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赛车的时候脏话说得更多，要撞车的时候几乎所有车手都会骂出脏话。但是我的脏话都是用于表达心情，针对的只是一种心情，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没有人身攻击，单纯地表达一下当时的心意。至于更重要的事情，我认为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乐趣是一切的推动力。可能大家理解的更重要之事的范畴不一样。
其次，我最讨厌失败。
2006年3月你跟白烨、陆川、高晓松在网上打架，游戏性、娱乐性大过了观点的表达，大家看得很乐，现在你还有可能做这种事吗？
最终你想要的是什么，一个精彩的人生，一个传奇的人生，还是什么？
就像十年前，你送人家一个杯子代表一辈子，现在你肯定不好意思送人家一个杯具一样，其实时间只是改变了时代，而很多东西本身并无变化。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不觉得我这个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很多东西并无变化，只是所有以前存在的东西都扩大化了而已。它也是在被时代推着走，但是由于重量太大，所以时代也经常推不动它，或者进三步，退两步。
一个和谐的人生。
从你写《三重门》到现在，正好十年，这也是新世纪的十年，中国、世界和你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怎么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国的十年？
编者按：本文根据2009年12月31日《南方周末》专访整理。
我觉得有一天没人关心我了，这个世界肯定更加美好。